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精选六篇）

原因自由行为 篇1

事实上相较于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 实践上更具重要性的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理问题, 所以原因自由行为的成立与可罚性理论的适用, 对过失犯而言的重要性, 不应比故意犯小。

只是一般的过失归责?究竟像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罪有没有通过原因自由行为说理的必要?包括学者Hor n在内, 德国学界对这个问题发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他们认为相较于故意原因自由行为, 这里并不会因为同时存在原则而出现太多说理上的困难, 理由在于:

1. 由于过失犯中无着手的概念, 因此不须去处理自陷精神障碍的行为是否已经符合未遂品质之问题。

2. 在先行行为与结果行为间的因果关联确定上, 也不会像故意原因自由行为中存有这么多的问题。

3. 尤为重要者是, 在纯粹的结果犯中, 任何一个制造出不

容许风险的行为, 都可以作为归责的对象, 而不须去顾虑其与结果发生间的时空上的差距。所以Eser即认为, 在纯粹结果犯的部分, 既便不采用原因自由行为做为依据, 也有可能对行为人依一般过失归责原则加以处罚。

总之, 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过失的纯粹结果犯类型里遭到最强烈的怀疑, 也跟过失犯的成立检验要件及架构有关。需通过诸如结果原因、行为不法、结果不法等要件的检验后, 方可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有构成要件该当性, 而行为不法是否能够成立, 一个不可少的因素便是行为人行为的客观注意违反性。

二、可罚性的质疑

和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一样, Hettinger仍认为构成要件模式无法建立对行为犯的归责, 因为「这里的行为不法, 明显地被压缩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落内」, 喝酒当然不可能等于驾驶, 而法律要求的当然是驾驶时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仍须存在。

总之, Hettinger与Paeff gen连贯他们认定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基础欠缺之主张, 认为这里构成要件模式无法成为值得信赖的理论基础, 更不用说另一个根本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模式了。

三、本文见解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四庭作成的判决中, 在过失的纯粹结果犯中, 接受了学界中多数的看法, 因而倾向认为原因自由行为于此是个多余的概念, 另外其又在交通危险罪的部分, 表示不论故意或过失基本上都不可依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处罚行为人。这样的看法无异宣告了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概念的死亡, 因为要不然可用一般过失原则加以处理, 要不然即便采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也无法对特定行为加以归责, 它某程度正代表了对学说看法的一种共鸣。

在过失犯中, 由于一般认为确认着手时点的意义不大, 故而学说将重心摆在何时一个行为可被评价为违背注意义务的行为, 而可以接受罪责的非难, 就这一点而言是正确的, 只要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行为, 只要此时行为人仍具责任能力, 当然可以加以归责。

Hor n的见解本文认为是正确的, 如果刑法在故意犯中不处罚预备行为, 那么行为人的相同举止在过失犯中当然也不能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违背注意义务行为, 故而在论断行为是否违背义务时, 这个限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Hettinger的基本看法即在强调这一点, 认为对待故意过失之基本态度应无不同 (虽然他最后仍旧坚持只有结果行为才称得上刑法的重要行为) , Horn的看法如今亦已趋向一贯, 只有仍抓着Hor n旧见解不放的其他学者仍在作无意义的争论。另外更可清楚发现的是, 在对所谓的过失原因行为进行归责说理当中, Roxin尽管提及构成要件模式于此不会受到太多的刁难, 然而他并没有将之与间接正犯的原理作连结, 一来本即无此必要, 因为这里本可通过客观义务违反性拉拢喝酒行为和构成要件实现的关系, 再者也无此可能, 毕竟Roxin也知道, 若拘泥于间接正犯概念, 最多只能对故意的型态作归责的理解而已 (不会因过失行为成立间接正犯) , 也就是说如此一来构成要件模式最多只能成为一个残缺不全的可罚性基础。不过既然如此, 为什么Roxin自己在故意犯问题上, 又如此钟情于间接正犯的概念, 并愿意为此放弃对己手犯类型的归责, 如果能早点发现问题的症结即在着手, 或许早可避免Roxin这种一方面大声地说构成要件模式在此适用绝无问题, 另方面又闭口不谈间接正犯精神流向何处, 所出现的自我矛盾现象。

这样看来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 其实不然, 如果最后关键又回到了故意犯的着手问题上, 那么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便是重新去认识着手了, 这个似乎在过失犯中并无讨论实益的概念, 事实上反而是最后的焦点所在, 如果我们能对着手问题进行全新的认识, 那么先行行为为什么不能当作着手, 如果可以当作着手, 当然可以达成理论一贯的目标, 至于究竟适用对象是结果犯或行为犯, 似乎也不是这么重要了, 所以故而本文最后认为, 既然我们已有一套基本的规则可以运用 (对着手概念所为符合刑法一致性的理解) , 又何必另辟蹊径呢?

摘要：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在历史上严格说来, 并不如预期般受到重视, 更有甚者, 从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学说上便已出现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不具特殊性的看法, 直到今天亦然, 这类型的想法便是认为过失原因自由行为只要通过由一般的归责方法 (一般过失犯的处理模式) 便可应付, 无需借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建构它的可罚性基础。

关键词：原因自由行为,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过失归责

参考文献

[1]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1]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2]林山田.刑法通论[M].三民书局, 1984.[2]林山田.刑法通论[M].三民书局, 1984.

原因自由行为的处断规则分析 篇2

关键词原因自由行为罪责原则无责任能力

一、案情简介

2005年5月5日凌晨，被告人彭崧因服食摇头丸药性发作，在其暂住处，持刀捅刺同室居住的被害人阮某某胸部，致阮抢救无效死亡。当晚彭崧投案自首。经精神病医学司法鉴定认为，彭崧系吸食摇头丸和K粉后出现精神病症状，在精神病状态下作案，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福建省福州市以被告人彭崧犯故意杀人罪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彭崧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彭崧是在一种病理性动机的支配下作案，其对自身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已丧失，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应负刑事责任。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彭菘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决被告人彭崧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彭崧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意见认为彭崧作案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即使构成犯罪，也只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争议的焦点

本案被告对于所发生的事实供认不讳，不存在事实上的争议，唯对于事实的定性认识不一。焦点在于被告人吸食毒品后影响其控制、辨别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尽管被告人在作出危害行为，杀害被害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是造成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原因在于被告人故意吸毒看，且对于吸毒后造成的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存在故意，因此，结合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的规定，以“举轻以明重”的法理，认为被告人故意吸毒造成吸毒后出现精神病症状而致人死亡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实质上是涉及原因自由行为是否可罚以及如果处罚以何种方式处罚的问题。

三、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及其处断规则

（一）原因自由行为基本理论

原因自由行为，也称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下，且在此状态下实施了危害行为的情况。如在吸食毒品后驾驶汽车在公路上连续肇事，造成多人死亡等。使自己陷于丧失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为原因行为，在该种状态下实施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为结果行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并不具有自由决定的责任能力，但就先前的原因行为却是处于得自由决定的状态，故称为原因自由行为。

之所以讨论原因自由行为，乃在于两难处境。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之时已经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在此前提下，根据罪责原则，无责任能力不处罚；但是，这种行为却侵害法益，刑法又不应容忍。因而，关于原因自由行為是否可罚，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间正犯构造说、正犯行为说、相当原因行为说、原因行为时支配可能性说、意思决定行为时责任说和例外说。现今而言，以处罚为主流，但是诸种理论根据皆有不足，且仍然含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处罚原因自由行为可行的办法是在立法上规定排除责任能力的适用。故而，多数学者主张原因自由行为应予以处罚且应加以明文规定。

（二）原因自由行为域外立法借鉴

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肇始于针对当时酗酒的规定。时至今日，不少国家或地区都在法律中对此明文规定，对原因自由行为处以刑罚成为主流。

从现今各国立法来看，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规定遍布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之中，尤其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

总体来看，大陆法系国家可分为总则规定、分则规定和总则分则兼而有之三类。具体而言如下：

1、总则

将原因自由行为规定于总则之中，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代表性的国家有瑞士、俄罗斯等。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3条规定，在使用酒精饮料、麻醉药品或其他迷幻药物而导致的不清醒状态中实施犯罪的人，应承担刑事责任。俄罗斯刑法虽未使用“原因自由行为”文字，但是，其条文所规定之行为可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立法。从该法条来看，意在说明，被告人的“我当时醉得厉害，现在什么也记不得，我并不想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的辩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然而其法条之“不清醒状态”有不明确之嫌，就此而言，不仅包括陷入无责任能力与限定责任能力，还包括还未达到限定责任能力的情形，由此导致刑法惩戒范围不当扩大。当然这也反映出刑法对于酒精饮料、麻醉药品或其他迷幻药物的预防和教育。

2、分则

典型的如德国现行《刑法典》第323条a第1款规定，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地饮酒或使用其他麻醉品使自己处于无责任状态能力或不能排除无责任能力的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处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罚金刑。第2款则规定，所处刑罚不得重于对在醉酒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的刑罚。此条是德国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作出的解决方案。不难看出，此条规定乃针对醉酒行为，而非针对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作出的处罚规定。亦即其并非直接解决原因自由行为，而是通过处罚原因行为——醉酒，将原因自由行为划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来分别定罪量刑，以此来规避原因自由行为的争议。

3、总则和分则

构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的设想 篇3

原因自由行为又称“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或“原因上的自由行为”, 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且在此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行为人的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是基于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陷入的, 故而在理论上, 原因自由行为又称“自陷行为”。其中, 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行为, 理论上一般称为“结果行为”;相对于“结果行为”, 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则称为“原因行为”或“原因设定行为”。

虽然在实施结果行为时没有完全责任能力, 但原因行为是在自由的意思状态下所实施的, 所以, 被称为原因自由行为。

二、关于用罪过理论构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的设想

(一) 设想的根据

1.从责任的内涵分析

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的理论困境显然而见, 笔者认为, 从责任的核心内涵分析, 责任是指行为的非难可能性。在大陆法系刑法中, 责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责任, 是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 (或者非难可能性) , 即在法律层面对某种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只是对行为的一种判断而已;狭义的责任指的是构成要件中的“有责性”, 实质上指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因此, 即使原因自由行为中的结果行为处于不完全的责任能力状态, 但是基于此结果行为取决于行为人在有责任能力时的意思态度, 而刑法谴责行为人的主观根据, 正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所以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具有非难可能性的, 那么当行为的客观方面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 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是有理论根据的。

2.从罪过的内涵分析

从罪过的内涵分析, 罪过是行为非难可能性的推断依据, 是行为人对最后造成的危害结果的态度。只要行为人在其行为之时对危害结果持肯定的态度, 即可认定其可罚。既然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原则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 那么从罪过角度切入, 评价原因自由行为, 能够尽可能减少因适用它们而产生冲突的场合。

一般认为, 犯罪结果只有在具有责任能力状态下的意思决定所引起的场合, 才有可能受到谴责。因此, 存在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原因行为, 和作为该意思决定的实现的结果行为时, 该结果行为就是责任能力状态下的意思决定的实现过程。因此, 即使行为人在结果行为时处于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 也能追究全部责任。这个贯穿于整个行为的意思决定就是罪过, 就是行为人的心理态度。

意思决定对行为的控制,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相对性体现在对它的认定虽然是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 但是根本上并不是事实评价的结论, 而是价值评价的结论。也就是说, 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并不是要求法官对于作为其评价对象的行为的各个现实的时间点进行分别的评价, 然后再通过这些分别的评价得出一个综合的结论, 而是需要法官以整个行为过程为观察对象, 通过对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和意思决定对于这一时空段内的外界因果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评价, 得出最终判断。

那么, 不妨把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建立在整个行为过程中, 从这个角度来对行为人适用原因自由行为。

(二) 设想的前提

1.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是一个整体的行为

对于原因自由行为, 应当将其作为是一个行为整体看待, 因为一个刑法规范并不可能同时将两个行为都作为其内容。之所以我们在论述时将原因自由行为划分为前面的原因行为和后面的结果行为, 一方面是因为最先作为理论被提出的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说是工具理论即间接正犯类似说, 此说沿用间接正犯理论的思维模式———共犯理论的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实行行为总是处在责任能力欠缺之时, 且刑法分则对于这一实行行为规定了类型性的行为模式即构成要件, 这样我们就容易将符合分则具体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单独拿出来考虑。

但是, 行为概念始终是以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成立理论体系的基石概念, 所以从规范的意义上说, 原因自由行为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行为, 是单一的刑法评价对象。我们可以从工具理论当中看到其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的论证是多么的蹩脚, 相反, 统一一个整体行为, 有助于我们看到更实在的本质。

2.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是故意行为

从本质上看, 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是实在地贯穿原因自由整个行为的。原因自由行为既然作为整体被抽象出来看, 对于其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评价, 就应当都以这一行为整体为对象, 这样才能保持法律评价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再者, 从逻辑上讲, 危害结果虽非必然发生, 但是行为人积极追求, 那么危险状态就客观存在, 此时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成立故意犯罪是符合刑法评价的。

最后, 从刑法的机能看, 刑法是一部“法益保护法”, 如果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 刑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刑法理论, 是为了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而提出的, 旨在为故意招致精神障碍而实施刑法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寻求给予刑罚处罚的合理依据, 以便严厉打击酗酒滋事的犯罪行为,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满足防卫社会的需要。笔者并不赞成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是过失犯罪的观点。

因此, 笔者认为, 以统一原因自由行为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 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成立故意犯罪, 在原因设定行为阶段故意使自己陷入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以便犯罪受到理应的惩罚。至于那些过失陷入精神丧失或者精神耗弱状态的人的行为, 在设定原因行为时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完全可以适用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处罚, 过失犯罪的刑罚本来就比刑法中相应的故意犯罪的低, 不会导致罪刑罚不适当, 也是一种关于刑法价值选择分析的结果所在。

(三) 设想的运用

1.与意识决定说结合

在上述所叙述的各种学说当中, 比较符合从行为人心理态度角度评价原因自由行为的是意识决定说, 笔者认为, 根据上述设想的两个前提, 以意识决定学说为基础, 以罪过理论构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根据, 可以有效地避免意识决定说的不足。

一方面, 意识决定说放弃了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 却维持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 也可称“同时存在原则”实质化说。而正是原因自由行为本质上就是一个行为存在, 只要行为之时有责任能力便可罚, 是坚持了同时存在原则。在笔者的设想中, 在行为之时有罪过心理, 进而可以客观推断其罪过心理贯穿于整个行为, 从而认定原因自由行为可罚, 也是坚持了同时存在原则。

另一方面, 依据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是故意自陷行为, 那么关于行为人在没有犯意的情况下犯罪, 就可以按照刑法分则定过失犯罪, 没有必要适用原因自由行为。

2.与我国立法结合

“理论本应该是指导立法的, 但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方面, 立法的步伐似乎走在了理论前面”, 我国刑法中没有原因自由行为这个概念, 但有相关规定。现行《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规定, 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贯彻, 属于原因自由的一种情况。

本条款规定显得粗疏, 首先, 关于行为人故意设定原因行为的方式绝对不局限于醉酒这一种方式, 醉酒只是原因自由行为中的一个特例, 吸食毒品、服用麻醉药品及其他任何可能使行为人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都可以设定原因行为, 至于过失自陷的行为则不在本条款处罚范围内了。

其次, 这种“一刀切”式地规定醉酒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明显不严谨, 无法针对行为人醉酒的状态是否出于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而加以区别对待。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以原因行为的可责性为条件, 如果行为人对导致精神障碍状态没有主观过错, 是由于不可抗拒或无法预见的原因而陷于醉酒状态, 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 这类案例也不少见, 如铁道扳道工被他人强行灌醉而无法履行扳道职责, 致使列车出轨倾覆, 又或者被迫大量喝酒致陷入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状态, 就应作为限制责任能力或无责任能力者, 依法减免刑罚, 并非适用第18条第4款。

最后, 在认定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上, 采用上述设想的观点, 在行为人原因设定行为阶段存在故意, 如果行为人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 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应复合成一个刑罚意义上的行为, 而且该行为也导致了法益侵害的后果, 当然要对该行为进行处罚;如果行为人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 其结果行为本身就可以成为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 可以独立地对该行为评价, 只要在结果行为时存在主观罪过, 可以对其进行处罚。

参考文献

[1]齐文远, 刘代华.论原因上自由行为[J].法学家, 1998, (四) .

[2]姜伟.论原因自由行为[N].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五) .

原因自由行为 篇4

关键词：爱；自由；良好行为习惯

父母的爱是把双刃剑，适度的关爱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而过度溺爱只能害了孩子。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走进自然，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嬉笑打闹，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参加各种艺术班，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和技能上。针对幼儿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巧妙运用爱和自由来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幼儿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现在的幼儿普遍存在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的问题。幼儿生长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幼儿园里，教师时常会发现一些幼儿不会自己穿衣服、系鞋带，有的幼儿穿好衣服后，却发现衣服是穿反的，扣子是系错的，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差是现在幼儿身上存在的普遍问题。其实有很多孩子渴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家长总是不放心，为孩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做好，这样会导致孩子自信心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

2.不良的饮食习惯

现在不少幼儿的身体素质比较差，总是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这些都跟幼儿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很多孩子小时候有挑食的毛病，为了不吃饭动辄哭闹、绝食，家长不忍心见孩子受苦，总是迁就孩子、娇惯孩子，造成孩子生活习惯因得不到家长正确的引导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如成成是个小班的幼儿，与其他同龄的幼儿相比，个子偏矮，身体偏瘦。成成第一天来幼儿园吃饭时就把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偷偷地扔在桌子底下。我们发现后，与其家长沟通得知，成成在家也不愿意吃蔬菜，看到蔬菜就挑出来。通过多次与家长沟通，在幼儿园与家庭统一后，成成慢慢开始接受蔬菜了。

3.以自我为中心

现在的幼儿在家被父母长辈宠爱着，在幼儿园里有好东西总是想自己独享，不懂得与小伙伴分享。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考虑自己，别人说不得、碰不得。以自我为中心造成幼儿从小就没有团队意识，这些陋习对幼儿的成长百害而无益。这类幼儿需要学会多多替别人考虑问题，在发生事情后，可以让他们想想如果换做别人会是怎么样的感受。

二、爱和自由在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上的应用

1.正确运用爱和自由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爱在幼儿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父母和教师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善于运用爱的作用，时常向幼儿表达爱，让幼儿体会到爱，运用爱带给孩子力量和自信，让孩子有勇气面对困难、迎接挑战，不断地去尝试。在生活中如果幼儿出现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犯错误、做不好，教师和家长不要动辄批评，要善于发现幼儿的闪光点，给予经常性的表扬和鼓励，这样有助于幼儿及时改正错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生活中要给幼儿足够的自由空间，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幼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使思维不被禁锢在一个框架里，对幼儿的成长作用巨大。在自由的空间里，幼儿可以尝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发现问题、改正问题。生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父母和教师不应该急于求成，要对幼儿的不良行为给予细心的引导。

2.正确运用爱和自由培养幼儿的集体主义意识

造成幼儿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原因并不在幼儿自身，而在于幼儿成长的大环境。父母对幼儿过分溺爱，对教师工作的不理解，都造成了幼儿不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教育。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幼儿聪明，从小就会玩电脑、打电话，其实这跟幼儿聪不聪明没有关系。很多父母为了保护幼儿总是让幼儿一个人在家里玩，不给幼儿创造和其他小伙伴沟通交流的机会，这就导致了孩子性格孤僻、没有团队意识。

3.正确运用爱和自由挖掘幼儿自身潜能

每个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的特长，经过正确的引导都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不尊重幼儿的选择，而是自己看什么有前途就硬要幼儿去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不仅收不到有效的结果，还可能造成幼儿的逆反心理，阻碍其他潜能的开发。很多教师在幼儿园只喜欢乖的学生，对一些活泼好动的幼儿疏于观察，阻碍其潜能的开发。家长和教师应该悉心观察、引导，给幼儿自由发展的空间，找到幼儿自身存在的潜能并进行教育和发展，避免造成幼儿成为一个模板刻出来的样子。

幼儿教育是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幼儿的可塑性强，同时也没有是非观念，不懂得做出正确选择，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共同合作，多给幼儿一些爱的鼓励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多一些耐心的引导，在爱和自由里成长起来的幼儿，身心才会是完整健康的。爱和自由在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方面有重要作用，应该被应用于幼儿的教育中去。

参考文献：

[1]余桂梅.幼儿教育从习惯抓起[J].湖北教育（综合资讯），2014（9）：21-25.

[2]张艳玲.如何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J].今日南国（中旬刊），2014（10）：36-42.

原因自由的不作为 篇5

德国学说把这个近似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律概念, 记作─omissio libera in Causa, 中文可译成「原因自由的不作为」, 学说上对这个问题最常举的案例:铁轨转辙员某甲, 故意服用药物使自己陷于昏睡状态之中, 且于服用药物之时已清楚的预见到火车进站之际, 其将无法转醒起身转辙, 事后意外果真发生, 而酿成火车出轨的悲剧;又或者某甲虽未因服药的关系而导致昏睡不醒的状态, 却仍然由于药性作用让他于火车将进站之际手足无力, 难以支撑身体外出转辙, 终致火车出轨, 酿成死伤。原因自由的不作为这个法律概念所代表的意义: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 透过作为或不作为 (学说对此另取名为「放弃自由的不作为 (omissio libera in omittendo) 」) 方式使自己的作为可能性或行为能力遭到排除, 因而使自己无法于其后履行其作为义务的状况。

二、作为还是不作为

在原因自由的不作为的标准案例里, 我们最先会碰到的问题便是这里究竟进行的是作为犯, 或不作为犯的检验顺序, 因为在整个事实流程中作为与不作为皆可被观察到, 尤其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 我们还必须确认诸如保证人地位、作为可能性、等价性等条件的存在, 故而先行确定这时行为人的行为究为作为或不作为自有其实益。

学者Bertel即基于规范的角度, 认为此处之关键在于法律对一个负有作为义务的保证人, 所作出的规范要求内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他认为「基本上刑法的规范内容约有两种:以杀人罪为例的话, 一种是禁止人们不要去杀人;一种是命令人们去救助他人的生命, 而后者展现出的规范性基本上有其独立性, 而非仅仅是禁止规范的附属物 (Ausfluß) 」。Bertel继续分析主张, 今天若是一个不具保证人地位的人未去防止火车出轨结果的发生, 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任何刑法上之的意义。不过若此人系通过作为 (譬如一样藉由饮酒的行为) 使自己陷于无作为能力的状态, 在想像上我们又可以说如果他帮忙转辙, 火车便不会出事, 似乎看来其陷于酒醉的作为正是结果发生的条件, 最后要让他免于遭受处罚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去证明:「禁止规范 (于此指的自然是禁止杀人、伤害他人的规范, 因为火车出轨多会导致死伤的结果) 的目的不是要去禁止这样使自己陷于无作为能力的行为。

因此, 如果杀人罪的禁止规范, 不会管到一个行为人饮酒陷于无作为能力的作为的话, 同样的, 今天即便遇到的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 其所为的相同作为应该也不会是禁止规范要加以干涉的对象, 因为一个身为刑法上的禁止规范, 它要规范的对象应该是一般性的, 因此当它决定不去干涉一个作为的行为时, 当然不会因为这个作为的实施者是否具有保证人地位而出现差别对待, 因此在前述案例中并不存有成立作为犯的可能。

在原因自由的不作为案例里,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重行为的状态, 是一种以作为违犯不作为之态样 (虽然如上所述, 严格说来, 连双重行为都称不上, 因为若单纯观看后行为, 则它根本称不上是一个行为) , 然而刑法评价之重点应在行为人的不作为身上, 而非前面的作为, 所以原因自由不作为即如其名, 是一个不作为的问题, 进行的是不作为犯是否能成立的检验程序, 决定的是行为人是否应对其不作为加以负责的结论。

三、从原因自由不作为重新回到原因自由行为

从前述定义中可知就某种程度而言, 原因自由行为与原因自由的不作为两者的确有所不同, 一个是行为人自陷精神障碍状态而作为, 一个是自陷无作为能力状态而不作为, 然而尽管如此, 除了评价重点一个在作为, 一个在不作为外, 事实上二者的区分也不是如此绝对, 今天铁轨转辙员如果已醉到无作为甚至行为能力时, 他的责任能力大概也不存在了, 再者, 更可以想像的是行为人虽因饮酒过量, 然却未到行为能力与作为能力丧失的地步, 不过由于责任能力受到影响, 因此不为应为的行为;总之, 想要单纯以个案中牵涉的问题, 究竟是罪责层次、行为层次或构成要件层次, 来作为它们的区别标准, 事实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因此前述二者的唯一差距真的就只剩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了, 一个被评价为作为, 一个是不作为。

最后, 本文赞同Welp的说法, 认为行为人于原因自由不作为中所实行的作为, 只不过是一个由行为人于最后行为时点所为的操纵手段而已。

摘要：在此要先简单介绍一个法律概念, 在德国学说中它被设计来专门处理不作为犯所会碰到的特殊问题, 这类型的问题有些近似于原因自由行为, 通常也可在事实结构上分成前后两阶段的先行行为及结果行为, 不过此处的结果行为相较于原因自由之结果行为又有不同, 前者通常于此阶段根本已失去了行为能力, 或者因为不具作为可能性而无构成要件该当性;而后者的结果行为通常都已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及违法性, 只是精神状态存有障碍。

关键词：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不作为,放弃自由的不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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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伟.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之论证[J].政法论丛, 2005, (6) :60-62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105-107

[4]熊选国.刑法中的行为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235

[5]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351, 350

周代民间自由婚恋及其原因探析 篇6

通过约会, 联络感情。《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庸风·桑中》:“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通过相互赠送爱情信物, 传递感情。《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邶风·静女》:“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

通过载歌载舞, 缔结感情。《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 宛丘之栩。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穀旦于差, 南方之原。不绩其麻, 市也婆娑。穀旦于逝, 越以鬷迈。视而如荍, 贻我握椒。”

通过不期而会, 一见钟情。《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 零露兮。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野有蔓草, 零露。有美一人, 婉如清扬。邂逅相遇, 与子偕臧。”

通过共同劳作, 产生感情。《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彼留子嗟, 将其来施施。……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彼留之子, 贻我佩玖。”

通过一唱一和, 确定感情。《郑风·东门之》:“东门之, 茹在阪。其室则迩, 其人甚远。东门之栗, 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通过集体聚会, 建立感情。《郑风·溱洧》:“溱与洧, 方涣涣兮。士与女, 方秉兮。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将谑, 赠之以芍药。”

令人吃惊的是, 许多自由恋爱诗中, 都是女方大胆、主动地向男子求爱, 在情场上扮演主角。《邶风·静女》描写了女子主动约心上人幽会, 并主动送男方定情信物。“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

《邶风·简兮》描写一位女子看舞师表演舞蹈, 产生爱慕之情。诗中不仅赞美舞师帅气强健、舞技高超, 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舞师的爱慕之情。“山有榛, 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王风·大车》是一篇爱情宣言书。“大车槛槛, 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哼哼, 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奔。谷则异室, 死则同穴。谓予不信, 有如日。”描述了一位女子很想和情人同居, 但又不知道对方心里怎么想, 所以有所畏惧而不敢找他私奔。最后, 她对情人发誓, 表白她生死不渝的爱情。

《郑风·子衿》是一位女子思念情人的诗。“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纵我不往, 子宁不来?”描写了女子对情人的朝思暮想, 以至于心神不宁, 责怪恋人不能捎个音信, 或主动来看她。“挑兮达兮, 在城阙兮。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描写了她在城阙等待情人, 希望能见到他, 心急如焚, 来回走着, 觉得虽然只有一天没有见面, 但感觉好像三个月没有见面一样。

《唐风·有杕之杜》是女子向对方表示好感的诗。女子情有所属, 但不知对方内心的想法, 于是发出“彼君子兮, 噬肯适我?”, “彼君子兮, 噬肯来游?”我心中的人啊, 可否到我这里来, 可否和我一起游玩?

《郑风·褰裳》是一首泼辣、率直女子大胆戏情人的诗。“子惠思我, 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不想我,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想我吗?你以为你谁啊!这是女子大胆追求和试探对方, 并希望对方当机立断, 表明态度。

西周自由婚恋在民间十分普遍。究其原因, 有以下几点。

第一, 自由恋爱婚中的男女青年能够相见, 自由选择, 情投意合后就能达成婚约, 这比“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具有更多的便利。一方面, 缩减了成婚的繁琐步骤;其次, 减轻了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负担。

第二, 当时政府为自由恋爱婚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周礼·媒氏》:“仲春之月, 令会男女;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贾疏:“仲春, 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 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时间定在仲春, 是为了和自然界的变化相一致。周人认为, 仲春之月, 是万物孕育与萌芽的季节, 农耕开始, 种子下地。婚姻也一样, 仲春之月是男女青年幽会, 结婚怀孕的最佳时节。《郑风·萚兮》就是一篇男女青年在仲春时节聚会集体歌舞的诗。“萚兮萚兮, 风吹其女。叔兮伯兮, 倡予和女。萚兮萚兮, 风其漂女。叔兮伯兮, 倡予要女。”诗人把风比作男子, 把萚比作女子, 姑娘们希望男子能够像风一样吹到他们身上, 能跟她们一起唱歌, 并希望男子能邀请和她们相会。“叔兮伯兮”的热情而又亲切的呼唤, 展现了一群青年男女欢乐唱和、轻歌曼舞的场面。同样, 《郑风·溱洧》描写了仲春之月, 正值兰花吐香, 一群青年男女相聚溱与洧两水之滨, 手持香草, 互邀共游、互赠芍药、互表钟情的热闹、戏嬉场面。

第三, 农业生产的需要。西周社会, 继续秉承先祖开创的“事农”的优良传统,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而自由婚恋可以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加之, 周初之后即公元前十世纪左右,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东亚季风格局发生突变, 西北季风势力大增, 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 气候的变化必然对靠天吃饭的周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即便他们如《诗经·豳风·七月》所反映的那样,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劳作, 也不能生产更多粮食, 满足统治阶级需要。因此, 在民间实行自由婚恋, 不仅符合大自然时节的变化, 而且可以为更多粮食的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第四, 战争的需要。“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频繁的战争, 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实现, 由于当时的医学不发达, 大多疾病仍然依靠占卜等巫术方式去解决, 因此死亡及提前进入老龄化成为一种必然。统治者规定男女还未结婚的, 可以在仲春之时相会, 自由同居, 以此来达到繁育人口的目的。

第五, 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发展, 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当时劳动人民既要维持自己的生存, 又要满足统治者的生活需求, 因此只有男女共同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为粮食生产提供更多劳动力。这样, 男女间频繁接触, 容易产生感情。

当然, 民间普遍流行自由婚恋的习俗, 还与原始的遗风有关。这是因为周代一直就与夏商有着文化和经济的传承。周朝建立以后, 民间的婚姻虽然已经受到上层贵族的影响, 但民俗很难改变。同时, 周统治下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 要达到和平统治天下的目的, 也就不得不从俗而治。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