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精选十篇）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1

关键词：慈善,慈善事业,慈善思想

0 引言

慈善, 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最早出自《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 不许於物, 进退沉浮, 自得而已。”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注“慈”只二字:“爱也。”而《韩非子·内储》有曰:“王曰, 慈惠, 行善也。”用通俗易通的话说就是:以慈行善。日本学者吉田久一把“慈善”规定为以仁义为特征的儒家慈善、以爱善或禁欲为特征的基督教慈善和以慈悲为特征的佛教慈善, 三者既相通又有差异[1]。而西方学者认为:“慈善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慈善事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非常的迅速, 仔细研究其思想, 你会发现中国的慈善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如佛教的“慈悲为怀”、道教的“禁恶行善”思想与儒家的“仁者爱人”学说影响都非常广泛。但是传统的中国慈善思想只具有宽泛的原则而没有具体的措施, 或者说只具有世界观而没有方法论[2]。纵观中国慈善思想的发展,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传统慈善思想、近代慈善思想和现代慈善理念。

1 慈善思想的转变

1.1 古代传统的慈善思想

尽管“慈善”一词是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但是我国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慈善的理念和行为。所以, 关于我国慈善的渊源, 不仅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寻找, 也可以到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宝库里去探索[3]。先秦时期, 孔孟、老庄等诸子学说体系里蕴含了丰富的慈善思想, 到了两汉以后, 佛教的慈悲观、业报说和功德观也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的思想渊源。周秋光在早期研究慈善思想渊源曾提出:儒家文化中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以及儒家礼俗都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源头;同时他也认为道家文化的“赏善罚恶, 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 是古代中国传统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4]。严雄飞在其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 慈善救助思想主要分为人性和理性两方面。人性救助慈善思想是从人的同情心即仁义出发;理性社会救助思想是为维护统治地位而实施的“仁政”[5]。这两个方面都渗透着儒、佛、道三家主要思想。除此之外, 王卫平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包括儒家仁义学说在内的爱民、助民思想与慈善的含义基本相通。他这个时期中国慈善思想的基础归纳为以下四点:民本思想;儒家“仁义”学说;佛教“慈悲为怀”学说;民间善书所反映的道教思想[6], 由于这四个方面相互融合与发展, 推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日趋成熟。笔者认为古代传统的慈善思想离不开儒家仁义学说、道家文化, 正是这些精髓文化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思想的形成, 保证了慈善事业的顺利发展

1.2 近代慈善思想

近代以来,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 西方文化思想开始逐渐向中国社会渗透, 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同样受到西方慈善理念的冲击。不少先进思想家通过接触西方文化, 进行中西慈善事业的比较分析, 认识到西方国家“教养并重”慈善理念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一改抗拒心态, 主张向西方学习。尤其是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当时中国慈善思想的转变。这个时期我国慈善福利观体现出古今贯通、中外汇聚的特点, 影响和促使了我国慈善事业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 当时出现了“富国养民说”、“兴业济民说”、“以教代养说”、“慈善公益说”等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7]。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使当时中国慈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作为当时先进认识的王韬、郑观应、薛福为传统的慈善思想向近代工商为基础的慈善思想转变提供了坚实基础。

清末民初时期, 中国佛教在革命浪潮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认识到必须要振兴衰落中的佛教文化, 积极的继承和发展佛教历史上的优良传统, 来适应社会变革的新需要。在当时积极兴办服务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因此在民初成立了佛教会, 明确地将救济、劝善和化恶作为服务社会的三大事业[8]。

同时期的辛亥革命的出现更是中国慈善思想转变的催化剂。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洋务运动开始, 先进的国人学会了睁眼看世界, 积极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典型的代表人物洪仁玕、康有为、孙中山等。在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的慈善福利观, 尤以民生主义最具特色。孙中山从民生问题出发, 阐述了他的基本慈善福利观:“家给人足, 四海之内, 无一夫不获其所”[9]他对民生思想的表达, 也暗含着为国民之福利进行慈善活动的意味, 这一思想在中国慈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是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向制度化、法制化转型的思想先导[10]。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变动思想使得当时中国慈善思想有了第二波的发展高潮。

周秋光, 徐美辉在《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 中国原有的慈善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最终形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慈善思想。教会在华兴办了大量慈善机构, 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最直接的途径;西学报刊的传播, 使国人对西方各国慈善福利事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加之中国人海外的亲身见闻促使人们对于慈善的认识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以洪仁王干、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也学习了他们的慈善与社会福利思想, 形成了各自的慈善福利观[11]。

1.3 现代慈善理念

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是个体自愿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或公众福利的无偿捐赠行为, 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特征[12]。现代慈善的发展要求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在体制和文化建设方面。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处于高速转型的历史时期, 许多学者对现代慈善理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王振耀在研究现代慈善中提出了十个基本的慈善理念:施者感恩受者;对捐赠者宽容;高调慈善;来自民间的慈善压力;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保护尊严, 杜绝揭人隐私;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13]。

郭祖炎在《试论中国现代慈善基本理念》一文中提出:现代慈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慈善而言的, 符合现代社会开放性特点的新型慈善组织方式与模式, 它由现代慈善理念、现代慈善行为、现代慈善制度三方面构成[14]。他具体阐述了“资本精神”理念的财富观、超越性“大爱”、“契约精神”、“责任与权利并重”的四种慈善理念。

而孙忠名认为现代的慈善理念应该重视慈善文化建设与慈善政策法规建设中的政府职能[15]。就慈善文化建设而言, 政府要加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宣传, 同时要促进传统慈善文化与国际慈善文化的结合;对于慈善政策法规建设来说, 政府要加快慈善事业基本法的立法进程, 并且对慈善事业进行监督、约束, 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宁夏“黄河善谷”战略构想的实施更是慈善产业理念在现代产业中的延伸和拓展, 它以创造良好的全民慈善环境为基础, 坚持瞄准现代慈善前沿, 顺应慈善发展趋势, 打破了传统的慈善发展模式, 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现代慈善理念更为具体和形象的诠释[16]。

2 总结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研究综述 篇2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我国学界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 —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当前慈善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慈善和社会捐赠工作中的问题及法规政策、政府部门如何承担慈善工作政府职能等进行缕析。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研究的发展 ,同时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与归纳 ,也有助于我们看出其中的不足乃至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规划出中国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

慈善事业 矛盾和问题 政府角色 研究综述

【正文】

慈善救助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慈善事业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重要成果，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产生了大量有关该领域研究的论著 ,堪称硕果累累。然而 ,分析这些研究 ,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 ,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 ,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一、慈善和慈善事业的内涵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慈善指的是一种基于发自内心的爱而对他人进行的无偿救助 ,它以“仁”为核心 ,具体表现为“人性本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互助。慈善事业则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化保 障事业。

2根据郑远长在《国内外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和法规政策解读》中的观点，慈善：慈+善。慈，即长辈对晚辈的关爱，通指，关爱、关怀；善，即对他人的友爱、宽厚、帮助，也就是行善道。行善之人被称为“善人”、民间的善举被称为“义举”。慈善，即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3郑远长的意思就是说它（慈善）是一项古老的社会活动，包括扶危济困、安老助残、帮教助学、抚幼救孤等各项活动。

将“慈”与“善”整合为一个名词，而且大量使用，是晚清乃至民国初年始。当前，人们一谈到慈善，往往是指慈善活动或慈善事业。对于热心慈善的人物，则称为慈善家、善人、爱心人士等等。

常烨把慈善事业定义为将各类慈善活动通过专门的机构（慈善组织），以系统、规范的方式（慈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运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就使慈善从传统的民间互助，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

关于江西省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研究 篇3

关键词：江西省；慈善事业；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10-0177-02

一、江西省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江西的慈善机构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大小慈善机构纷纷成立，慈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起步晚和经济等因素限制，江西省慈善事业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影响江西省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

（一）慈善事业发展先天不足

从意识角度上来说，目前江西省大多数人依然保有一种传统观念，即将慈善与个人的道德品质相联系，认为慈善是一种个人行为；对于慈善的认识与了解仅仅限于捐款捐物。本小组就江西省各地区市民慈善意识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九成被调查者参与过捐款捐物活动，但大多数的慈善行为是被动的，主动进行的慈善活动比较少并且只是出于同情；超过一半的市民不知道我国最先成立的省级慈善组织以及江西省有多少慈善组织。然而现代社会的慈善是一种全民性、自发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在江西省，慈善意识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江西省整体经济实力较弱，2009年江西省GDP总量为6954.12亿元，2010年为9435亿元2011年为8350亿元，排名全国各省市中后。其中以人均GDP为例，2011年仅南昌市进入全国前50。经济上的差距使得江西在筹措慈善资金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中大约七成市民表示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而不愿进行捐款等慈善活动。从企业方面看，与江西慈善总会主动交流并长期合作的企业也多为外省企业。

（二）慈善机构数量不足，动员能力差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8年之后，江西慈善机构代表——江西慈善总会才成立，比之于1993年成立的北京市慈善协会、1994年成立的浙江省慈善总会，江西省慈善机构建立时间很晚。而且江西省慈善机构整体发展慢，相比于我国慈善活动相对成熟与活跃的地区，慈善机构数量不多。比如在江西100多个县市区中，只有不到50%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数量少，相应的，对于慈善活动以及慈善理念的宣传力度就比较差，如江西慈善总会和江西民政厅的官网建设不到位，公布信息不及时且不全面。宣传动员能力差，使得人们不能从慈善机构那里了解更多关于现代慈善的理念以及相关慈善活动的信息，从而阻碍了普通大众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因而也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发展壮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三）慈善资源的行政性垄断

在国外，大多数的慈善组织、慈善团体都具有民间性质，即民间自发组织并进行慈善公益活动，其慈善资源也大多来源于民间动员与民间筹款并由负责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投入使用。但在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慈善组织以及团体都有一定的政府性质，如中国红十字会等，亦官亦民，官办色彩过于浓厚。目前，江西省全部民间慈善机构都隶属于江西省民政厅及其下属民政局，作为本应是非政府机构的慈善组织，在筹集、使用善款时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一定的行政干预。政府以行政手段对慈善资源进行分配，这种做法，难以很好地发挥作为慈善机构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不仅没做到合理公平分配和落实，同时影响了慈善机构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

（四）税收减免制度滞后，执行效果差，存在差别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也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虽然有相应的税收减免制度，但与国外相比，免税比例还是比较低。同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减免退税渠道不畅也是一大问题。缺乏有关捐赠税收减免的具体实施细则，手续繁琐，过程漫长，严重影响了人们捐赠的热情。除此之外，向不同的慈善机构获得的市场权利也不相同，有的全国性慈善机构可以享受“税前全额抵扣”，有的则不能；又如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的发票可以成为捐赠方免税的凭证，而另外的则不能免税。譬如，除财政部、民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特定的全国性慈善组织，江西省仅有江西省慈善总会、南昌市慈善总会、鹰潭市慈善救济会、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景德镇陶瓷学院教育基金会等15家单位可享受税前扣除。与省内慈善机构的数量相比，是非常少的。

（五）慈善机构监管力度低，信息不透明

在慈善事业已经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监管体系已经臻于完善，各个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关联，为保障慈善组织的正常运作，慈善事业的规范运行以及参与人员的自身利益提供了法律支持，也从法律角度保障了慈善活动的透明性。但是在我国，包括江西省在内，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涉及面窄，法律位阶较低而且制定时间较早，再加上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和审计监督，善款挪用滥用的情况屡屡发生。2011年出现的“郭美美”以及上海红会高额餐饮费等事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定性，但却严重打击了公众对我国慈善组织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信任度。缺乏法律的约束，慈善组织是否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仅仅取决于组织机构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负责人的道德水平。因此，公众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捐款积极性下降。就全国来看，郭美美事件发生后，2011年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在江西，还引发了公众对无偿献血产生了质疑，使得街头采血和临床用血陷入了困境。同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税收减免制度的不能有效实施。

（六）职业化程度比较低

慈善工作既需要一颗爱心，又需要专业知识。某些慈善工作，如照顾伤残、法律援助等，仅仅凭借满腔爱心是无法完成的。但是慈善事业非盈利性质使得职业人员的工资报酬相对较低，而且省政府和地区政府的相关补助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很多专业人士愿意成为职业慈善事业工作人员的热情。因此在人员方面，江西省的慈善组织内部，专业人员较为缺乏，有很多属于临时兼职或义工性质。这就造成了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流动性大，工作上的连贯性差，工作效果不显著。

二、江西省慈善事业完善措施

（一）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

目前，在江西省慈善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因此我们要积极营造慈善文化，提高公众参与度，将社会的慈善变为公众的慈善。首先，公众应该树立现代慈善意识。不能简单地将慈善等同于道德上的怜悯赠予，应该意识到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责任与正义，是公众的慈善，充满人性和人文关怀精神。其次，加强慈善意识的宣传。政府和慈善组织应当推动慈善文化走进乡村、社区、政府单位、校园，开展慈善专题宣传活动，比如江西省慈善总会联合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推出的爱心午餐等慈善栏目应多多举办。媒体要报道慈善榜样，带动社会的慈善参与热情，扩大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比如在江南都市报或江西日报等其它江西省的重要报刊上和强势媒体上进行宣传，改变大多数民众认为捐助他人是一种额外负担或是摊派的观念。此外，也要注重网络资源的建设，丰富江西民政厅和江西慈善总会等相关网站的内容。

（二）加快江西发展，扩展慈善组织规模

经济发展是加快江西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整个中国来看，江西省是相对较落后的，这也是江西慈善事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关键原因。慈善事业作为一种对他人的爱，它的产生和发展要求行为人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已有研究表明，经济的增长会导致有更多的资源转移到慈善事业中去，基金会这类规范的慈善组织数量也会更多。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加快发展，江西的企业和人民才能富起来，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人和奉献爱心，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江西的经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便是这个道理。

经济的迟缓发展也影响了江西省慈善组织的规模和业务范围。当前的江西省慈善组织规模较小。首先，我们应该加大基础慈善组织建设，将大量慈善组织建到基层去，积极扩大数量，形成有效的慈善组织网络。再次，我们应该注重形式多样化建设，扩大慈善事业涵盖的范围，囊括扶贫、救灾、助老、助残、助孤、助学、助医等各个领域。所以慈善组织可以是专门化的服务机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服务机构。同时，慈善组织在社会中的分布应该是呈网络状的，具体的形式可以是社会捐助接收站、慈善超市、爱心超市等。但在扩展慈善组织规模的同时，要加强整个系统的协调统一，制定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最大化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

（三）合理定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慈善事业的产生或者发展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慈善事业公益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力补充。目前，在江西省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的干预极大地限制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步伐。因此我们要准确定位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政府首先应当实现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从领导者走向导航者，逐步退出劝募市场；二是从组织者走向调控者，培育一批高质量的慈善机构，相应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的空间；三是从管理者走向监督者。指引慈善机构逐渐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为广大的民众参与慈善事业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自由。总之，政府部门应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

（四）制定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美国的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其中很重要原因是美国公众进行慈善捐款享受税前全额扣除，因此他们很愿意做善事。由此可见，政府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形成对慈善活动的一种激励。在西方国家，富豪捐助医院、大学等都会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是这些国家慈善事业高度发达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在我国税收政策的大方向上进行调整，其次应该针对经济发展落后和慈善事业发展需要鼓励的省份加大税收优惠尺度。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第一，可以适当提高企业和个人慈善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第二，进一步简化捐赠人办理税收优惠的手续或程序，并为捐赠人提供尽可能多的便捷服务；第三，实行普惠制，增大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数量，使慈善组织，享受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待遇。

（五）完善慈善机构的内外部监督机制

首先，建立慈善组织监督评价体系。慈善组织内部管理应该加强，明确各部门职责，要定期发布慈善信息，使慈善工作全面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制定统一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形成自律机制，培养和发展独立的专业团体，如聘用第三方评价机构来督促自身，从而保障了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诚信。

其次，相关监管机构应该加大法律法规建设，对于出现挪用捐款和贪污亏损善款的违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杜绝类似“郭美美”、“玉树地震捐款缩水”、“潘锴红疯狂吸金”等事件的再次发生。

（六）提高省内慈善机构职业化程度

对江西省慈善事业来说，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慈善队伍是迫切需要的。首先要探索建立慈善公益机构的用工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切实解决慈善公益机构的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投身非营利事业；二要推动慈善公益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减少行政依附，提高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三要优化团队结构，开展绩效考评，强化激励机制，培育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骨干队伍，形成专业员工和义工相结合的人才队伍。

三、结束语

在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所有成员徐婷、赵丽洁、黄臻颖、李笑菲、赵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另外，江西省多个慈善机构为本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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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芳.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西南财经大学,2009

[7]刘植荣.国外慈善事业的管理[J].中国中小企业,2011,11:76-77

[8]饶锦兴.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印象[J].社团管理研究,2011,23:25-28

[9]孙瑾玉.我国慈善事业的困顿现状及解决建议[J].群文天地,2012,3268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4

关键词：慈善事业,经济增长,基金会发展,浙江省,实证分析

慈善事业是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目前贫富分化严重, 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超过总人口的10%, 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 (白津夫, 2009) , 而2008年及2010年频发的自然灾害更引发了社会对慈善救助的极大关注。在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 680美元的经济基础下, 《2009年慈善捐赠报告》反映当年国内慈善资金占同期GDP的0.237%。Lili Wang等 (2008) 利用2000年美国社会资本团体标尺研究的数据分析后认为, 社会信任、社会中介网络、时间和金钱资源及志愿活动会增加个人对宗教和非宗教慈善机构的捐赠;Rene (2010) 考察了2000年爱尔兰1 248户家庭数据后认为, 捐赠途径越方便人们的捐赠意愿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和越容易被感动的个人捐赠意愿越高。

(二) 国内慈善事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在慈善事业性质与慈善捐赠动机研究方面, 郑功成 (1997) 首先提出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 郑风田 (2009) 对国外学者的捐赠动机理论和捐赠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对慈善机制的具体运作进行探讨自2000年以后开始, 由于政府在慈善机制中的强势干预和我国不成熟的慈善社会氛围, 企业捐赠中的公益摊派和捐赠资金的低效率使用是普遍现象。卢汉龙 (2002) 发现在上海335家捐赠企业中有128家的捐赠全部出自税后利润, 反映这38%的企业完全没有享受到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政策;徐麟 (2005) 对1982-1998年美国慈善事业发展与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相关与回归分析, 反映美国慈善机构数量占所有组织的比重稳定在4%-4.5%之间, 慈善事业收入占GDP比重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大约稳定在5%左右;杨团 (2006) 介绍了国外“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社会投资家、社会企业家的差异与作用;钟宏武 (2007) 对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捐赠数据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表明, 短期来看捐赠会侵蚀利润但不影响企业价值, 长期来看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和价值绩效都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点基本与国外研究结论是一致的;田雪莹 (2009) 对上海87家捐赠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反映, 中外资企业在捐赠理念上有差异, 现行捐赠方式趋向多样化和捐赠领域更有针对性;Jun Su (2010) 针对2006年全国工商联和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所组织的对31个省3837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 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捐赠是为了建立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以获得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

针对我国不同地区慈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中, 罗公利 (2009) 根据山东省3 994份个人问卷调查数据认为, 月收入、文化程度和亲友鼓动与私人捐赠正相关, 财税政策及山东省慈善机构的知名度与捐赠负相关;王锐 (2009) 比较了2006年我国各省份的公益慈善资金来源, 发现浙江省慈善筹资机制具有明显的非博彩逐利性和当地政府的良性主导特色;郑远长 (2009) 在对2009年浙江省和广东省发放的2 288份企业及个人调查问卷分析基础上, 总结了目前在浙粤这两个慈善发展领先的地区慈善组织运作成本的观念仍未被多数个人接受和慈善组织运作透明度仍然较低的主要问题;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07-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则较全面地反映了各年我国国内的慈善捐赠规模、来源和投向领域数据。

二、浙江省基金会的总体发展状况

近年来浙江省经济增长很快, 尤其民营经济更在全国名列前茅, 与此相应, 浙商近年也屡获中华慈善奖及在胡润慈善排行榜上频繁出现。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7-2009年的慈善捐赠报告中, 浙江省一直排名前四位。在慈善募捐主体中, 民政部门、慈善会、红十字会和基金会是最重要的主体, 所募集的资金占全部捐赠额的90%以上。③鉴于前三者或为政府机构或带有官方与半官方色彩, 而基金会属于独立的民间非盈利组织, 本文重点研究浙江省基金会的发展情况及其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截止2009年12月, 浙江省已有基金会167家, 其设立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自2000年始到2003年底浙江省每年新设立的基金会只有两到三家, 增长缓慢;从2004年开始到2009年, 这六年间平均每年新设立基金会16.17家, 呈现稳定的快速增长。2004年成为基金会发展的爆发点, 一方面是因为国务院在2004年6月1日开始实行《基金会管理条例》, 为基金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而规范的氛围, 另一方面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为本省基金会设立提供了较宽裕的资金来源。

浙江省基金会1981年至2009年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7年是起始阶段, 发展较为缓慢;1988-2000年开始了一个快速增长期, 1989年达到一个高峰值, 然后缓缓下滑;2001年开始止跌回升, 至2004年进入高速增长通道, 一直持续到2007年, 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明显下降, 2009年又快速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

数据来源: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浙江省基金会的发展趋势大体与该省的经济增长同步, 浙江省基金会数量与GDP均随时间增长快速增加, 但基金会数量在1988年和2004年的两次爆发式增长与同期GDP的走势仍有明显区别, 原因是国务院分别在1988年9月27日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2004年6月1日实施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这两部法规在实施后对基金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实施后的几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GDP增速, 基金会数量在各该时期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图2反映了自1992年以来浙江省各年新设基金会的原始基金额合计值的变化趋势, 由于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最低要求仅十万元并对政府拨款的基金会不适用该条, 以及当时民政部门此项统计数据的缺失, 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后才有较为准确的原始基金额数据。图2中数据反映在2004年与2005年两年间,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重新规范登记的基金会有相当数量的补充原始基金到位情况, 使得这两年的数据暴增到高峰值, 其后自2006年始呈较稳定的增长, 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为只有2007年的一半左右, 2009年即迅速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

三、浙江省基金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慈善事业的发展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些方面可以通过定量化的指标进行描述, 如前文介绍的GDP增长速度等, 有些方面则很难加以定量的描述和考察, 如社会慈善氛围和意识等。笔者根据浙江省基金会与经济增长情况, 选取一些定量指标, 先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变量的关系, 再通过回归分析更清晰地探讨各经济变量对基金会发展的影响程度。

(一) 基金会发展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

1.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为了定量考察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必须先确定所选取的量化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由于没有浙江省各年度的捐赠总收入金额数据, 我们选择用各年新设基金会数量、各年末基金会数量和各年新设基金的原始基金额3个指标来反映基金会发展情况;至于浙江省经济发展情况, 则选取了各年GDP、人均GDP、年末总人口数、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业人员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等7项指标来予以反映。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两部分, 有关基金会的部分来自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有关经济增长的部分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网站。基于数据来源的限制, 本研究针对经济发展情况的6项指标的考察期间为1981-2009年, 其中从业人员数的考察期间为1981-2007年, 2008年与2009年浙江省统计公报不再提供此数据;反映基金会发展数据的前2个指标考察期间为1981-2009年, 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的数据期为1992-2009年。

本研究的统计分析均采用统计软件SPSS14.0进行。

2.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如图3所示, 反映基金会发展的3项指标与反映经济增长的4项指标在图中均较为明显地显示出随时间的流逝而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做全部10项指标间的相关分析发现, 与每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呈正相关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基金会自身发展的, 每年新设基金会数量与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22, 每年新设立基金会原始基金额与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516;另一类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按照相关系数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每年人均GDP、每年年末总人口数、每年GDP、每年末储蓄存款余额、每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和每年末从业人员数。上述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与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呈正相关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基金会自身发展的, 每年新设立基金会数量与新设基金原始基金额的相关系数为0.877, 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与新设基金原始基金额的相关系数为0.722;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中, 按照相关系数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每年末从业人员数、每年人均GDP、每年GDP、每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每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上述指标相关系数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二) 基金会发展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具体数量关系, 我们对二者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回归模型中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体现了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相对显著程度, 因此, 通过对回归系数的研究可以得出两者的内在数量关系。

1.1981-2009年各年末基金会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结果。

相对各年末基金会数量的指标值, GDP总量、人均GDP、总人口数、储蓄存款额、人均储蓄额和从业人员数的绝对值都较大, 故笔者对后六项指标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先以每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 (家数, Y) 为因变量, 以ln各年GDP (X1) 、ln人均GDP (X2) 、ln年末总人口数 (X3) 、ln年末储蓄存款余额 (X4) 、ln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X5) 、ln从业人员数 (X6) 城镇登记失业率 (X7) 等经济指标为自变量, 建立回归方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方程为Y=-10787.9+616.254X3。

该回归方程的R2=0.945, F值为425.989, 显著性水平为0.000, 表明该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根据回归方程结果可知, 对年末基金会数量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是年末总人口数, 且与年末现有基金会数量同方向增长。标准化系数表明, Ln (年末总人口数) 增加一个单位, 年末基金会数量增加0.972家。

2.1992-2009年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由于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自1992年才开始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 针对1992-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中, 我们将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取自然对数后设为因变量, 而自变量中的从业人员数自2007年后缺失, 因此自变量为前述分析中剩下的6个, 得到回归方程为Y=-8.174+0.34X2。

该回归方程的R2=0.342, F值为7.284, 显著性水平为0.017,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不过R2较小, 表明该方程的拟合效果不是非常好, 这与数据的准确性有关。由于各年新设基金会的原始基金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才有较严格的管理规范, 之前的数据准确度不高, 而2004和2005年又因为已有基金会的重新规范登记而产生了奇异值, 因此回归分析的拟合度不高也就不奇怪了。根据回归方程结果可知, 对各年新设基金会的原始基金额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是各年GDP。标准化系数表明, Ln (各年GDP) 增加一个单位, Ln (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 增加0.585个单位。

四、结论及局限性分析

(一) 研究结论

根据前文对浙江省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浙江省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浙江省各年末基金会数量与本省当年人均GDP、年末总人口数、GDP、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年末从业人员数呈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均在0.93以上。可见, 一个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息息相关, 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会导致有更多的资源转移到慈善事业中去, 基金会这类规范的慈善组织数量也会更多。

2.浙江省基金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针对1981-2009年基金会数量与经济增长各指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反映, 对年末基金会数量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是各年年末总人口数, 两者呈正相关。Ln (年末总人口数) 增加一个单位, 年末基金会数量增加0.972家。

针对1992-2009年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与经济增长各指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反映, 对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是各年GDP, 两者呈正相关。Ln (各年GDP) 增加一个单位, Ln (各年新设基金会原始基金额) 增加0.585个单位。

(二) 研究的局限性分析

1.本研究在分析基金会发展的影响因素时, 只考虑了容易量化的经济指标, 忽略了难以量化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如社会慈善氛围、个人慈善意识、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和政府管理部门效率问题等, 因此在研究结果中, 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其他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而影响到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2.本研究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由于基金会的各年捐赠收入数据难以获得, 仅进行了基金会数量、各年新设基金会的原始基金额与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因此忽略了基金会发展的某些重要指标与经济增长类指标的数量关系, 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弥补该缺陷。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 篇5

巨大的善款，对灾区重建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不足之处，重点表现为：一是社会民众参与度不高，让慈善成为富人的事情；二是慈善机构运作缺乏公开透明，信息不公开，捐助者普遍对善款用途缺乏了解；三是举办慈善事业力量单一，没有充分动员民间力量。

中国的慈善事业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在原有基础上创新管理方式和运作方式，积极吸纳民间各界力量。

第一，扩大对慈善事业的宣传，科学定义慈善。尤其注意要增加对普通百姓的宣传力度，真正的慈善并不是少数富人的游戏，而是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真正的慈善也并不是由捐款数量来衡量，而是注重爱心的奉献。普通民众才是慈善事业的主体。

第二，改革和创新慈善事业的管理制度，重点是做好慈善事业的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接受社会各界尤其是捐助者的监督，主动将捐款用途公布出来，并将这种工作制度和流程长效化、制度化。

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典范 篇6

浙江省的慈善事业，已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市之一。从其发展看，我个人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第一：

1、慈善机构发展之快，覆盖面之大居全国的省份第一。

全省11个市已有10个建立了慈善会。90个县(市、区)已有49个成立和20个将要成立慈善机构。可见慈善工作网络在全省正在形成。

2、善款善物筹募捐赠总量居第一。

到2003年10月底全省筹募的善款超过8亿元(连同物品已超过10亿元)，从而为慈善救助打下了物质基础。

3、开展经验交流与专业培训效率居第一。

这次在温州召开的经验交流与培训已是第三次了。慈善事业也需要搞专题研究、经验交流、工作研讨、专业培训；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浙江慈善会带了个好头。

4、总结积累的经验之多，且有示范性居第一。

浙江慈善的思路、方法确实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也展示了慈善事业广阔的前景，许多好的经验具有推广价值。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形势下这一优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今，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慈善机构，市、区、县慈善机构已达300多个。这些机构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积极为弱势群体开展各项救助工作，受到了各界的好评。为弱势群体献爱心，积极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已逐渐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保障制度已不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许多需要救助的个人和群体，可能会遇到各种自然灾害。因此，通过慈善事业对不同贫困者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已成为国家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

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对慈善事业给予重视。1999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益慈善捐赠行为。2000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完善城镇保障体系建设的试点方案》中，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慈善机构”的要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第一次将“发展慈善事业”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2003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等五家单位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其中中华慈善总会是这五家中的一家。在今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中华慈善总会是国务院确定的4个接收捐助单位之一，抗“非典”期间总会共接收近1个亿的款物。以上政策的出台说明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和关注。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7

(一)浙商慈善资金的供给状况

1、浙商用于慈善捐赠的资金规模居于国内前列。

在《2008胡润浙商慈善榜》中的30位浙商慈善家,从03年至08年共捐赠14.4亿元,成为慈善界最耀眼的区域性商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浙江省通过各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历年筹募的善款累计已达90亿元,其中近80%的款物来自民营企业家的捐赠。并且,从上述数据不包括实物捐赠和浙商向慈善执行机构和受助人的直接捐赠金额。

2、浙商慈善资金供给的较快增幅。

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浙江省每年新筹集的非政府慈善资金平均增长达87%,与同期浙江省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23.9%相比,慈善捐赠规模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王锐、李刚,2008)。由于浙江省的非政府慈善资金主要源于民营企业家的捐赠,因此民间慈善资金的较快增长折射出的是浙商不断加强的慈善意识和行善能力。

3、浙商慈善资金供给是浙江省慈善资金的主体来源。

根据对全国各省市2006年统计公报的分析显示,和国内其他省份主要靠彩票公益金募集慈善资金不同,浙江省慈善资金的70%款项是来自民间直接捐赠,仅有30%是来自发行彩票的公益金收入(王锐、李刚,2008)。这表明浙江的民间慈善不是利益诱导的博彩性质捐赠,而是单纯的公益捐赠为主。而且,浙江80%以上的民间捐赠是源自民营企业的捐赠。因此,浙商在浙江慈善资金的供给上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4、浙商慈善资金的供给得到浙商的民营企业广泛的支持和参与。

仅以温州市工商联对1218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为证,截至2008年已进行各种慈善捐赠的企业占76.1%。近3年,有927家企业共向社会捐赠2 8.4亿元,平均每家3 0 6万元。不少企业已开始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捐赠。乐清县已有5家企业率先在厂内成立了“慈善部”。

(二)浙商慈善活动的中间运营环节状况

1、浙商积极参与的浙江省慈善捐赠网络建设。

慈善捐赠网络是吸纳分散在各地区的慈善资金的重要组织架构。浙江省的慈善捐赠网络的建设是由政府牵头、浙商积极参与而搭建起来的。很多企业直接出资组建了各地的慈善分会。诸如萧山慈善总会道远分会就是由杭州道远集团裘德道捐资1亿元成立的。据浙江省慈善总会的统计,截至2008年全省建立慈善组织的乡镇、街道已超过4 0%。这样的慈善组织建设的基层化程度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2、多元化的浙商慈善资金运营机构。

具有高度自主和创新意识的浙商,在涉足慈善领域之后,对浙江慈善资金的运营方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大胆探索,创办了多种资金来源和管理模式不同的慈善资金运营机构。

(1)由政府组织、浙商出资设立的官办民助基金会。由政府设立的基金会的筹资规模和影响力在浙江省的慈善活动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是浙江的慈善总会及其分支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得到了浙江经济培育出的规模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支持。浙商参与创办的官办民助基金会主要有创始基金、项目基金和冠名基金三种形式。

(2)区域性商人团体创设的慈善运营机构。浙商区域性商人抱团行善的典型代表是2003年由162名温州乐清家民营企业家发起设立、认捐总额高达2.59亿元的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总会。这个区域性商人团体创设的慈善机构在运营中,企业家既是慈善资金的提供者也是慈善资金使用的管理和决策者,同时企业家会员在捐赠时还可以采用留本付息等有助于减少企业家行善负担的方式,从而有助于激发企业家从事慈善活动的积极性、保障慈善资金长期稳定地供给。

(3)企业家自己创办的基金会。除了上述慈善机构之外,部分浙商开始尝试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独立进行慈善活动。根据对浙江省民政厅民间组织局的了解,目前登记在案的由浙商单独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共有15家左右。社会知名度较高的有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周庆治南都集团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东盛印染有限公司等。

二、浙商慈善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体而言,浙商的慈善活动具有较好的外部环境和经济基础,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居于国内前列。但是,浙商和慈善组织进行访谈之后,我们对浙商慈善活动重新进行了审视,认为下列问题阻碍了浙商慈善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慈善资金供给的税收激励机制不健全

目前,有很多浙商行善却不为人知,浙商从事慈善活动主要是受到道德观或是社会责任感的驱使,较多地表现为非功利的单纯慈善行为。但是,从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宗教和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动因外,推动富人理性地选择做慈善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税制的影响。和慈善行为相关的税收制度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所得税的减免,有利于当期新增财富向慈善机构转移;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是有益于存量财富投向慈善。因此,对于已经具备较高财富积累水平的浙商群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税制中对遗产税和赠与税征收的空白,不仅不利于全面发挥税收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作用,而且对于慈善资金供给,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激励手段。

(二)慈善机构的运作水平不高

目前,虽然由浙商私人或群体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逐渐开始增多,但是浙江慈善机构整体的运作水平还需要提高。

首先从慈善机构专业化分工来看,还没有形成分别负责慈善资金运营和慈善项目实施的社会服务组织两类分工明确的慈善机构。浙江慈善机构整体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较低。其次,从慈善机构社会化程度来看,在浙江省目前的慈善事业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各级“官办民助”的慈善总会,真正由民间创办的慈善机构的数量和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并且,慈善机构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欠佳。很多慈善机构对慈善资金保值增值、慈善机构运营费用控制以及慈善信息公布等方面的工作开展都不够完善,从而对慈善资金的运营效率和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都造成了损害。

(三)索捐现象的存在

在部分浙商做慈善事业出名后,往往会有众多的索捐者、求助者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这样一种索捐现象的存在,不仅会干扰捐赠人的正常生活、破坏捐赠自愿的原则,而且还会把慈善异化为一种针对富人的强迫性道德义务,滋生受助者的不健康心态,甚至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捐赠。

三、对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

浙商的慈善虽然看似区域性商帮的自发活动,但实际上可以视为我国民间慈善事业起步的体现。因为从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史来看,浙江区域经济较高的发展水平、较大的贫富差异以及发达自律的地方商会组织和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发展初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是较为相似的(胡祖光,2005)。因此,对浙商慈善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也即为我国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综合考虑了影响浙商慈善活动的各种因素之后,笔者认为需要对下列三个方面加以建设,才能保障浙商活动和我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完善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职能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汲取先行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要减少政府对慈善活动的直接参与,逐步实现民间自律发展的模式。因此,政府对慈善活动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对慈善事业法规的健全和对慈善活动合法性的监督上。

(1)健全慈善事业的相关法规。首先,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其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环境。捐赠人、慈善组织以及受助者在慈善活动中的权益的根本性保障必须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因此,加快《慈善法》或《慈善事业促进法》等基本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其次,税收作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强制性手段,对社会慈善资金的供给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企业家具有慈善激励效应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税种,一类是对当期新增财富分配调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另一类则是对存量财富转移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因此,完善对企业和个人公益性捐赠所得税减免政策以及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会激励企业家更多地参与的民间慈善。

(2)履行对慈善活动合法性的监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在慈善活动中所肩负的职能是对慈善组织运营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执法。政府的监督可以对慈善事业有序发展提供法规制度的实施保障。

(二)提高慈善组织的运营能力

慈善组织的运营能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建立有激励效果的人事管理制度吸引高素质人员加入慈善从业队伍;第二,健全和有效实施慈善资金在募集、运营以及投放等环节的管理制度,以确保捐赠人意愿的实现、优化投资流向;第三,搭建和外部公众以及捐赠人之间信息沟通的平台,从而塑造慈善组织的公益形象,帮助捐赠人合理选择捐赠对象并且及时了解各捐赠项目的进展情况。

(三)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浙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浙商感受到行善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慈善文化氛围。

首先,借助于媒体的宣传报道,可以除恶扬善,弘扬正确的慈善精神。诸如对典型的浙商慈善个体和群体的慈善活动的褒扬,或是对于破坏捐赠自愿原则的“索捐”或“仇富”现象的抨击,都有利于保障浙商从事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其次,通过媒体对各种慈善活动和慈善机构的广泛宣传,既可广纳慈善资金又能扩大慈善机构的“品牌”影响。最后,媒体宣传引致的舆论压力可以有效地将各类慈善活动的真实情况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遏制虚假捐赠或是慈善组织违规运营等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行为。

摘要：在2004-2008年胡润百富榜和慈善榜上,生于浙江的商人不仅在百富榜上历年位居创富能力的首位,并且已连续5年成为慈善榜上榜人数最多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创富与行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缘何在浙商集团中能够得以共存?而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对浙商的慈善活动有无影响?本文从浙商慈善基金的供应和运营环节分析了浙商慈善活动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为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浙商,慈善

参考文献

[1]、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在2006年12月12日浙江慈善大会上的讲话。

[2]、王锐、李刚,浙江民间慈善劝募机制面临的新挑战[J],慈善,2008年第1期.

[3]、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中央党校《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理论前沿》　2006年第22期.

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篇8

慈善是造福社会, 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公益事业。是在政府牵头组织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由民间和个人自愿开展的组织活动, 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支撑的事业。

一、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

1、慈善事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深, 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稳定因素增加,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帮助这些特殊群体, 缓解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仅靠现有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慈善事业有利于实现自我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慈善事业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人们在做慈善活动的过程中, 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愉悦了自己,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同时, 受助者在得到帮助时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社会的关爱, 会心存感恩, 与人为善。慈善事业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关爱、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3、慈善事业有利于发展慈善组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组织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募集资金和物质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优势, 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提供更广阔的物质资金来源, 拓宽社会保障渠道。近年来,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 它在助残、助学、救灾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些捐赠项目和重大捐赠活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相辅作用, 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也进一步加强, 但是, 慈善事业在实际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发展慈善事业的观念还比较落后

1) 把慈善事业看成政府的职能许多人对慈善事业不够了解, 也不关心, 总觉得这是政府职能,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即便许多人参与过单位或社会组织的募捐活动, 但主要是被动接受, 不是发自内心的。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捐助意识, 对慈善事业知之甚少。这是宣传不到位, 人们的主动意识不够, 造成了慈善理念和慈善行动也很难深入人心。

2) 认为慈善事业是富人之善举“做慈善的都是有钱人”, 这是很多人的认识,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慈善事业最需要的是资金, 贫困的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有怎么会有意识为慈善事业做贡献呢! 2015 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慈善老人吴锦泉的事迹相信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所触动。由于我们的现代慈善事业起步晚, 人人关心、参与慈善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

2、慈善组织发育不健全

1) 慈善活动的公信力不够

由于我国慈善事业属于后发国家, 起步晚, 经验少, 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不高、以及运作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导致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再加上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需要, 因此问题比较多。如:善款的使用和去向不明, 导致捐赠者对捐款有知情权和干预权的缺失, 等等。

2) 民间慈善组织机构松散

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持一种矛盾心态, 同时, 对民间组织实行较为严格地登记和管理制度, 限制民间形成的机构前进步伐, 同样作为民间发展起来的慈善机构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加上慈善机构内部由于制度落后, 无法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离, 也没有设立公开监督的财务制度及捐款追踪反馈机制, 导致整个慈善组织制度脱节, 无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去向及是否有效解决了实际问题等。

3、慈善事业的政策法律相对滞后

慈善事业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 是用公众的资源做公益的事情, 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必然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然而我国在慈善立法上缺位, 慈善法刚通过不久, 如何更好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还有待检验。

三、关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对策

1、加强对慈善事业的舆论宣传

公众的深刻认识和广泛参与是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培育良好的慈善意识, 凝聚全社会公益的力量, 才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在新形势下, 我们要大力宣传扶危济困、诚信友爱、互帮互助、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 宣传慈善事业的重大意义和政策法规, 宣传慈善事业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 普及慈善教育, 传播慈善文化, 弘扬慈善精神, 营造一种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 使慈善意识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2、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

慈善组织是善款的筹集者和管理者, 慈善组织运作好坏直接影响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力度, 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必须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一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实行财务公开和透明管理。对于捐赠者来说, 他们所捐赠的善款和物资能否真正到达受助者手中是他们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问题。

3、完善慈善事业法律制度

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尤其是法制环境, 近几年我国慈善事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公益道德的事件, 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法律制度为其保驾护航。我国慈善法于今年3 月16 日通过, 自9 月1 日起开始施行, 它规定了基本的慈善法律制度, 包括慈善概念、慈善机构、慈善政策等。慈善法的出台, 必将积极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当然, 我们还要加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 使其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为发展慈善事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9

慈善事业是一种民间志愿性质的社会救助事业。现代慈善事业具有救弱济困、赈灾安危、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 因此它具有社会保障的作用, 故而可以把慈善事业看成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主体, 通过法律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对于那些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帮助, 保证其基本生活的制度。

慈善事业是指众多的社会成员建立在一种志愿基础上所从事的无偿的、对不幸无助需要帮助的人群给予救助的一种行为。通过合法的社会中介组织, 以社会捐献的方式, 按特定的需要, 把筹集的善款通过合法途径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群。根据其定义可知, 慈善事业不同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它的实施主体是一些合法的社会中介组织, 它必须是非营利性质的, 合法性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同时它也不具备向社会保障制度那样的强制性。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一定的安全保障的制度, 而慈善事业则是民间社会团体自发组织的社会行动, 是一种志愿性的公益性事业。社会收入的分配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社会保障属于再次分配, 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而慈善事业则属于第三次分配。作为再次分配的社会保障和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 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在很多领域的职责是一样的, 有着交叉重叠的部分, 但是单单靠社会救助是不够的, 毕竟社会救助的范围小, 救助水平也相对较低, 仍然无法满足一些社会成员的需求, 慈善事业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此, 慈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的弥补。

二、慈善事业的发展背景及其作用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 因而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 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保障范围小, 水平低, 项目单一。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弱势群体不断增加, 社会救助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慈善事业的产生如同雪中送炭般的不仅适度解决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使更多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扩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 而且通过自愿捐赠筹集善款的形式, 使一部分财富从富人手里转移到贫困者的手中, 减缓了贫富差距。慈善事业正是本着扶困济贫的理念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 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 慈善事业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慈善事业的目的是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救助。通过对社会群体中的弱者和不幸者的救助, 改善其生活状况, 尽可能地缩小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公平。因为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来源是社会成员的个人捐献, 是社会成员从通过社会产品的两次分配后获得的收入中自愿付出的份额, 属于社会产品的第三次分配。通过这种分配方式, 可以将富人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 从而进一步的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这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达到地的目的之一。

其次, 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充分利用民间财力资源, 减轻政府压力, 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慈善事业正是基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和不完善日益暴露。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政府在这方面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它迫切需要慈善性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来分担其部分职能, 减轻政府的压力。慈善事业是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将民间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中起来, 重新进行分配, 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予以救助, 从而达到救弱济贫的目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 充当捐赠者和被救助者之间的桥梁, 最大限度的挖掘、利用社会的慈善资源, 极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同时又有效的弥补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再次, 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无数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 许多自然灾难的发生, 例如地震、泥石流、洪涝、干旱等, 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与不安。这些灾难的发生会让许许多多的人民流离失所, 饥寒交迫;让无数的百姓民不聊生, 饿殍遍野。当他们没有办法再生存下的时候, 就只能被迫铤而走险, 揭竿而起, 引起社会暴动。社会的动荡不仅会造成人民流浪漂泊, 居无定所;更会造成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倒退, 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及时有力的救济不仅能够稳定民心, 保障那些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基本生活, 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更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 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慈善事业的发展更是对国家社会保障的有效补充, 对于那些迫切需要救济而又处于社会保障边缘之外的人们给予及时而有效的救助,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同时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措施

我国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的民营性的社会救助性事业, 它已经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稳定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自其产生发展以来,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现今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制约性因素。

(一) 存在的问题

1.信息不透明导致公信力缺失。过去, 中国慈善已经习惯了“闭门操作”。据民政部调查, 国内75%的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 接受调查的近90%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不透明”已成为“伪慈善”的帮凶, 令民众对慈善的积极性在“迷惑”“质疑”和“愤怒”中荡涤殆尽。亦因如此, 陈光标式的“暴力慈善”才会高调出现、曹德旺式的“苛刻慈善”才会破土而立。种种这些行为都严重挫伤了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心度, 严重降低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从而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2.慈善组织的活动缺乏法律规范。目前, 中国还没有颁布《慈善法》, 并且也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虽然我国现行法制对慈善组织的发展相应提供了一些法规性文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慈善机构已经具备有利的法制环境。就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法制化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 现有的法制规范还存在很大的缺陷, 单靠我国目前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这几部法规难以保证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以及对公益组织进行培育、扶持、规范、监督等完善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由于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方面的法律制度, 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及规范运作, 缺乏完善的监督追惩措施, 直接制约了慈善事业的生存和发展, 导致慈善机构的管理容易出现漏洞。

3.慈善组织自身能力不足。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组织长期以来存在能力低下的问题, 组织整体上缺乏对资源的管理能力, 造成资源的浪费、使用效率低下。大部分的组织缺乏民主的决策机制, 在制定方案和实施方案上缺乏相应的能力, 而且组织缺乏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措施, 不能够有效的吸收志愿者资源。与此同时在资金的筹措上, 融资渠道狭窄, 不能吸引足足够的资金, 造成组织在运作中经费不足。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导致了组织整体上的发展能力不足, 从而无法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 降低了社会公信力。

(二) 解决措施

1.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加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公开性和透明度是保障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宝。正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一样, 慈善组织也应该坚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履行社会职责。慈善组织不仅应该使其所募集款物数量、来源、用途及管理程序等都公开透明, 还应当公开其资产运作、善款使用, 从而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信息不披露, 社会公众就会对组织的行为产生质疑, 失掉对组织的信任, 减少捐助。因此慈善组织要想提升公信力, 摆脱“筹资困境”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透明度, 通过信息披露让公众对组织有更多的了解, 获得公众的信任。

2.完善慈善组织法律法规, 加强政府的监管。中国慈善制度的完善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目前中国慈善业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慈善组织的捐赠行为, 而即使是对目前不健全的法规, 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监督。因此, 必须尽早出台《慈善法》, 以此来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 保证其活动的合法性, 其行为的合理性, 真正做到有利于人民, 有利于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法律法规还不够, 还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管。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行为的“慈善监督委员会”, 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3.慈善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一个公益慈善组织能否高效运转, 真正承担起对公共问责机制主体进行履责交待的责任, 需要与此责任相适应的科学、合理、有效的组织架构。组织自身必须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组织的领导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对资金的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是一个组织发展最重要的资本。公益慈善组织公共问责机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落实到公益慈善组织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行动上来, 因此必须加强对慈善组织员工的管理和培训, 提高员工素质, 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合理有效的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

四、总结

总之, 作为社会架构中的重要因素, 慈善事业所发挥的作用是多重也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 可以弥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我们应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黎昕.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若干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10) .

[3].孙铭浩, 蔡永江, 刘志毅, 刘明军, 苏春江.慈善事业:中国社会保障的配套工程—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问题的战略思考[J].新东方, 1998 (3) .

[4].杨守金.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J].理论探讨, 2006 (4) .

[5].杨辉.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未来发展的另一支撑点[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3) .

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篇10

近些年,以服务弱势群体为主体的NGO的出现,大大地缓解了政府救助工作的压力,而且各种NGO有细分的服务救助对象,比如服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服务软骨病儿童的“瓷娃娃协会”,等等。这些救助机构同时拥有健全的工作体系和专业的工作人员,相对于政府而言,他们对特定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效,更到位。

因此,如何把政府开展的救助工作和NGO进行的救助活动相结合,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效果,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社会救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中国NGO发展现状实证分析

NGO,英文全称为“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意为“非政府组织”,通常是指以非营利为目的,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具有一定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的民间的社会组织[1]。目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包含三种类型,分别是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NGO的存在,对于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另外,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NGO涵盖了“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本文着重探讨的“救助弱势群体”等类别。

近些年,NGO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无论是救助的范围还是救助的水平,都有显著的进步,并且一部分NGO因其作出的突出性贡献,已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认可。比如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主要救助对象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从2003年成立至今,先后代养过30多位服刑人员的子女,因其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目前已获大连市委批示,在大连市民政局注册成为正式的民间救助机构[2]。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目前,NGO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缺乏社会公信力、获取资助的途径单一等一系列困扰NGO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虽然自身特质决定NGO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为便捷、更为专业,但从目前已获救助人数占需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上看,NGO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因此,中国的NGO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种种限制因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斯蒂格列茨的“政府经济学”思想

在现阶段国内的大背景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开展,慈善事业和慈善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负责。然而,活动于中国慈善救助事业最前沿的NGO不但在规模上与这些组织无法比拟,而且应该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也难以落实到位。比如,特殊教育用地政府应该无偿划拨却难以落实。

不仅如此,我国现行的捐赠法律还规定,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五家公益组织享有公益捐赠减免税的特殊待遇,企业只有向这五家公益组织捐赠时才能享受减免税政策。这就制造了一种新的特权,造成少数公益组织通过特权垄断了捐赠资源,而不是通过良好的信用和服务去竞争,大量的NGO公益组织公平竞争捐赠资源的机会被剥夺。

NGO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群特殊的主体,在行动灵活性、服务专业性、救助广泛性及工作高效性等方面有着政府难以匹敌的优势,政府不应该忽视这一力量的存在,应该从对待新兴产业和支柱行业的角度去规范与引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提出的“政府经济”新命题,为研究政府与NGO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该命题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经济学原理,政府属于非营利性组织,而将非营利性组织与营利性组织作比较,最显著的差别是成本效率不一样。政府由于其特定的职能和性质,可以作为“公共物品”的购买者来体现其职能,从而摆脱直接生产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让非营利民间组织去生产“公共物品”,同时,政府可以依靠市场的规律,选择价格低且质量高的“公共物品”提供给社会。

政府向NGO购买服务,既帮助NGO解决社会公信力缺乏、筹资渠道单一等发展障碍,又能使政府从各个具体的社会救助服务项目中抽身,避免“全管型政府”,节约人力和行政成本,专职做好社会公众整体的公共服务。

三、有关政府向NGO购买服务的规划设想

(一)制定工作准则,建立行业规范

中国民政部应作为主管单位,颁布《政府采购NGO服务管理条例》,中华慈善总会作为召集人,颁布《NGO行业基本准则》,各地区根据基本准则和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具体准则,准则规定的内容应包括申请政府采购NGO资质要求、资质认定、申请流程、工作计划、财务预算、成效评估等项目。

(二)纳入政府的采购范围,通过招投标的形式进行购买

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需要的NGO服务,将其纳入政府的采购范围,使用财政的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资质优良的NGO进行资助。其中,对于申请数量较多的NGO服务领域,政府作为采购一方应该按照标准的项目招投标方式对NGO进行选拔,以实现“优中选优”,保障救助工作高效有序;对于申请数量较少的NGO服务领域,当地政府应该从外地引进,或根据国内外先进的NGO运作模式,扶持多个NGO团体,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直到其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

(三)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定期进行财务审核

获得资助的NGO每一个工作年度都应该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比如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状况和款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报告提交当地人大全体会议,向政府和人民进行汇报。

四、结论

政府、NGO各有所长,但都属于经济学中“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因此,运作起来都存在高成本低效率,但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对政府来说,利益是用最少的行政成本和财政资源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对NGO来说,利益是如何持续的获取外部的支持,将救助活动不间断地开展下去。而通过“政府采购NGO服务”这一模式,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把双方的利益联系到一起,通过市场自发的调节,毕然会形成政府降低社会救助服务的行政成本、同时优秀的NGO在政府的资助下不断壮大的新局面。

摘要：NGO的存在,对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NGO自身的特质也决定其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便捷、更专业。因此,在NGO行业中引入“竞争”的经济学概念,改变原先由政府全方位提供社会救助的模式,形成由政府主导、NGO参与、政府择优购买NGO提供服务这样的自由竞争市场,使得政府由原先“制定者”、“实施者”逐渐转变为“主导者”、“购买者”的角色,可以极大地调动NGO的积极性,激活市场动力,并且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形成对有限行政资源配置的最佳效果,同时推动中国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使社会救助事业取得跨越式进步。

关键词：政府采购,NGO服务,慈善事业

参考文献

[1]唐咏.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J].社会工作,2010,(3):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