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回报（精选八篇）
资本回报 篇1
我国资本市场日益健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手段日趋成熟,为进一步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业绩关系问题提供了现实土壤。上市公司正经历着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过程,单单依靠董事会的职能并优化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等内部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已不能满足提升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效应的需求。突破单一内部治理范式,实现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是促进公司可持续成长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实证分析,为公司在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方面提供指导建议,使其得以更加合理设计,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防御驱动下债权人治理机制通过抑制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可以实现债权人权益保护。债权人作为重要的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也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主体,其所提供的债务资本是公司获得稳定现金流量,实现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融资渠道。企业发挥财务杠杆效应, 协调公司调整并优化资本结构,帮助股东提升权益资本的增值。Wu和Wang(2005)通过构建模型发现:如果管理层得以激励的强度过低,管理层可能进行更多的投资以获得较高的私人收益。Angie(2009)认为:基于期权的激励措施是一种有效的缓和高管风险厌恶的机制,有利于将股东利益与高管风险行为捆绑在一起。张学陶、李豪杰(2009)研究发现,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的因素; 高管持股对信用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建议联系银行治理的特点制定降低风险承担的政策。王旭(2012)发现:在不同控股环境中,商业信用债权人的防御型治理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刺激效应。在民营上市公司中,防御型治理对民营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而在国有上市公司,其抑制效应略显乏力。马希原(2012)发现经营业绩与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实际活动盈余管理显著加重了现金流项目的错误定价,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实际活动盈余管理均加剧了应计项目错误定价的程度。赵宇恒、金世辉、邢丽慧(2013)从财务政策角度探究高管激励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机理,考察高管激励对公司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可以主动应对风险。管理层持股激励会加剧高管的风险厌恶,导致高管采取风险性较低的财务政策。债权人为上市公司带来引致的偿债压力,促使管理层提升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减缓其滥用自由现金流的动机,进而保障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的均衡安排。股权激励这一高管激励方式有助于维持管理层人员队伍稳定并吸纳优秀的人才,增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趋于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司价值增值相一致,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管持股与资本回报呈正相关关系,即通过对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有效提升公司资产回报率
假设2:在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情形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管理层将有效提升公司运营水平与收益质量,促进经营现金净流量水平增加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深股市2010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自CSMAR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并进行了严格数据筛选:(1) 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予以剔除;(2)出现部分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予以剔除;(3)ST、PT公司样本剔除。最终得到734组有效样本观测值,并使用Stata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本文以资产回报率(ROA) 作为公司资本运营回报水平的替代指标,以综合反映公司对资本 运营的回 报水平 。 同时选取 经营现金 流占比 (CASH)即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当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公司运营活动现金净流入的替代指标。解释变量为高管持股数量(EXCUHLDN),以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数量与年末公司全部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高管持股数量的指标。考虑到公司价值除受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外,还与公司风险因素密切关联。许多公司经营失败并不是未创造价值或业绩不佳,而是由于对风险的控制出现了各种问题。控制变量涉及现金营运指数(OPERINDEX) 等。现金营运指数是指经营现金流量与经营所得现金的比值。经营所得现金等于经营净收益加上各项折旧、减值准备等非付现费用,经营现金流量等于经营所得现金减去应收账款、存货等经营性营运资产净增加。现金营运指数是反映公司现金回收质量,衡量风险的指标,小于1的现金营运指数反映了公司部分收益没有取得现金,而是停留在实物或债权形态,而实物或债权资产的风险远大于现金。现金营运指数越小,以实物或债权形式存在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越大,收益质量越差,理想的现金营运指数应为1。 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为检验前述研究假设,在已有关于股权激励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模型1用于检验高管持股以及高管持股与公司收益增长情况的共同作用对公司资本回报的影响, 即前文所述假设1。模型2用于检验前文假设2,即高管持股对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占总资产比例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本文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衡量公司资产回报水平的指标资产报酬率(ROA)从2010年至2012年无论是均值亦或是中位数都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年末总资产项目比值在连续三个会计期间呈现先下降后递增趋势,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出现波动,表明公司收益质量未呈现出平稳向好趋势。而解释变量高管持股数量与年末公司全部资产的比值(EXCUHLDN)均值基本不变,变化幅度不大,由此暗示出我国公司对内部高层管理人员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同时,也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激励政策。控制变量现金营运指数(OPERINDEX)均值亦从2010年的0.856027下降为2012年的0.3297617,收益质量出现下滑趋势,以实物或债权形式存在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较大。出现以上现象不免引起公司利害关系人对管理层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运营效果的堪忧,抑或暗示出在股权激励背景下加强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已成为公司治理层将其列入议事日程再度审慎考虑的问题之一。
(二)回归分析本文研究采用分年度进行回归分析。 2010-2012年度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
注:*** 、 ** 、 * 表示参数在1% 、 5% 、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显著 。
注:*** 、 ** 、 * 表示参数在1% 、 5% 、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显著 。
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管持股数量 (EXCUHLDN) 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与资产报酬率 (ROA)呈正相关变化趋势,但只有2011年度高管持股数量 (EXCUHLDN)与资产报酬率(ROA)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与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交乘项(EXCUHLDN *ROE) 的系数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与资产报酬率(ROA)呈正相关变化趋势。该回归结果表明, 强化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在客观上促进了管理人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加强资本运作,提升资产回报水平。在对净资产收益状况有良好预期的情况下,更便于通过股权激励以提升公司资本回报效果,前文假设1得以验证。 但限于现阶段股权激励措施或其力度有限,通过实施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对深度提升公司资本回报水平的强化作用是有限的,也许更进一步暗示了有必要在对高级管理人员在股权激励的同时实施更有效的监督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话题。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在三个会计年度均与资产报酬率(ROA)显著正相关,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可以明显促进公司资本回报水平得以提升。固定支出偿付倍数 (EBIT)与资产报酬率(ROA)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两个会计年度中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公司若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与偿债声誉,可以为公司资本的筹集与运作带来良好支持效应。资产总计(ASSET)与资产报酬率(ROA)在后两个会计年度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高管股权激励背景下,高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在提升在净资产收益的同时,提高资本的整体运营回报水平。审计师意见类型与审计费用总额与资产报酬率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4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管持股数量(EXCUHLDN)仅在2011年度与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 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而且为负相关关系。另外两个年度均未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前文假设2未得以验证。该回归结果意味着公司即使公司强化股权激励措施, 但仍未能显著提升公司运营的收益质量,以获取更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很可能总收益中较大比例的部分是以实物或债权形式存在。现金营运指数(OPERINDEX)在2010年度与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状况(ROE)在2011年度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现金营运指数越大,同时净资产若呈现良好收益状况,以实物或债权形式存在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越小,收益质量越好, 公司获取 的经营现 金净流量 水平越高 。 应计项目 (ACCRUALS) 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与经营现金流占比 (CASH)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财务杠杆系数(DFL)在2010年度与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公司应计项目越多,短期偿债压力与财务风险越大,相应带来较低的经营现金净流量水平。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在2012年度与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可在某种程度上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以改善收益质量。公司资产总量(ASSET)与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未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分析由DW检验结果显示DW值均在2附近,残差项不存在序列一次相关性。深入分析前文回归结果,高管持股数量(EXCUHLDN)并未带来明显向好的股权激励效应,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比如,曹建安、聂磊、李珊(2013)以公告股权激励方案的20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统计模型分析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间效应、板块效应和行业效应,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詹雷、王瑶瑶(2013)以2005-201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层激励不足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价值减损更为显著。张敏、吴联生、王亚平(2010)分析了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差异。在国有与民营公司都存在过度投资倾向, 过度投资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存在于盈利国有公司和亏损民营公司。鲁永峰(2013)以A股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业绩的改善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罗春华、王宇生(2013)以2009-2010年我国创业板180家公司样本,对管理层持股、公司短期绩效和长期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为了尽快在资本市场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管理层不惜以公司长期价值的牺牲来提升短期业绩。唐清泉、易翠(2010)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高管持股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持股对公司研发投入有激励作用,当高管持股达到0.1% 时,研发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股东和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等与公司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具有更为强烈的创新动机。总体而言,学者们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了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当管理层激励不足时,管理层会出于自利性动机进行过度投资,增加自己直接控制的资源,获取更大的权力、更高的薪酬、更高的成就感。而管理层激励合理时,会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级管理人员在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有良好预期时,才能真正发挥股权用对管理人员的有效激励效用,才可能使其真正成为运营公司的利益共同体
为验证假设3,通过将2010年至2012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数据按照经营现金流占比(CASH)的中位数重新进行分组,将各个年度的数据分为两个子样本,采用模型2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股权激励均未对经营现金流占比 (CASH) 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并验证了前文表4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暗示出在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的同时,加强对公司运营监管的必要性。
五、结论与建议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两权分离带来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而缓解决股东与管理层冲突的方法是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层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可以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强化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促进了管理人员强化资本运作,提升资本回报水平。在对净资产收益状况有良好预期的情况下,更便于通过股权激励以提升公司资本回报效果。但是,公司强化股权激励措施,却未能显著提升公司运营的收益质量,以获取更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收益质量风险是公司在治理过程中不得不予以充分关注的问题。为有效提升公司收益质量,通过实施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的同时,有必要在对管理人员实施更有效的监督,以提升资本回报水平和收益质量并降低收益风险。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财务监管。从公司治理的核心环节———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入手,强化财务控制,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外部审计监督的作用,审计外部监督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使社会审计及政府审计作为第三方监督成为必不或缺的手段。(2)完善经理人市场,激发经营者效益意识和危机观念。经理人市场作为发挥市场约束力的平台,通过完善经理人市场的竞争与退出机制,发挥激励本身的约束导向作用,并与约束监督机制相辅相成,促使激励与约束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确保公司资产运营的效率与效果。(3)完善董事会及监事会制度。董事会与经理层各司其职;独立董事和外派监事须代表利害关系人利益,且董事与监事须具备应有的执业素质和专业水准;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对监事行权给予保护与奖励,提高管理层错误与舞弊的风险代价。总之,合理的管理层激励与监督机制可促使管理层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趋向一致,强化公司治理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浅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篇2
浅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摘 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人才教育培训，立足开发企业内部人才资源，是现阶段各大企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举措。本文浅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如何在企业中实现以及企业如何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大。
投资回报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已经日渐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虽然在不同的行业和历史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都会有着不同的特质，而且在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每家企业的做法不一，但是企业家的共性力图达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高收益率。
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概述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作用于人的身上，提供未来的收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虽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与管理者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力资本代表组织在员工身上所做的投资与随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关系。企业对人的知识、才能、工作经验、自身身体状况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收益率大大超出一切其他形态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100多个月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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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力资本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如人力资本的能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连续性、人力资本的不可转让性及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使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大，投资的回收期增长，这都预示着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增大。一旦人力资本投资失败，企业所损失的除了投资的成本(物质与时间成本)，而且还有人力资本所能创造价值的机会成本。尤其对于企业价值来源于员工的纯服务性行业，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防范是尤为重要的。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途径
了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路径有利于企业在日常管理中推动人力资本的生成，从而完善激励机制，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企业追求利润增长必须储备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人力资源，其主要途经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目前，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人已经逐渐成为企业支出的最大部分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力资本支出占企业业务总收入的29%左右。企业为培养各种高管人才和技术人才付出了庞大的人工成本，但同时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总体来说，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路径是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投人劳动而后取得薪酬等收人。
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大量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同时个人的劳动贡献又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壮大。激励机制是人力资本取得投资回报的重要路径，其具体形式包括:薪酬方式、福利方式、工作待遇与环境、提供学习机会、提供股权方式等内容。
三、实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大的策略
(一)完善企业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技能、能力、如识、任务、责任和职责的系统过程，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工作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与工作本身的要求有关的信息，而工作要求又是编写工作说明书和工作规范的基础。企业将工作分析规范化、系统化有利于避免因聘用不合适员工而造成人职不匹配的无效人力资本投资。
(二)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
企业培训涉及两个培训主体一企业和员工。由这两者的性质决定了其参加培训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要想提高培训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制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责任，理顺双方的利益关系使双方的目标和利益尽量相容。培训制度主要包括：培训服务制度、人职培训制度、培训激励制度、培训考核评估制度、培训奖惩制度、培训风险管理制度以及培训实施管理制度、培训档案管理制度、培训资金管理制度等等。由于培训制度是由企业制定的所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员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员工队伍的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使培训真正满足企业生产发展需要并为企业创造未来效益。
(三)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测评体系
目前，人力资本投资的定量分析还没有完全确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可靠的方法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其中四个重要因素包括:
1、系统性的评估体系。确定评估的不同程度、数据类型、获取数据的方法。
2、精准的流程模型。提供计算投资回报率的步骤，包括如何将人力资源项目为业务带来的经济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
3、规范性的操作标准。作为指导原则，这些标准可以确保评估过程的一致性，同时可以建立公司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对评估的信任度。
4、为评估的实施准备足够的资源，确保计算项目投资回报率方法的可操作性，并使评估成为企业的例行工作。实施项目涉及的工作包括确定工作职责、政策、目标和技能培养等。
资本回报率在中国 篇3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中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极不匹配。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匮乏的资本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作为 “物以稀为贵”的资本，长期得以保持较高的回报率。据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资本回报率在1993年达到了28%的最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也在不断积累，资本要素变得不再如以前那般稀缺，回报率不但已逐步回落，而且回落的速度也在加快。
决定资本回报率升降有三个主要因素：资本与GDP总量之比，资本价格相对涨幅，资本（资产）折旧率。这些因素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如下：当资本与GDP总量之比或资本（资产）折旧率上升时，资本回报率通常会下降；而当资本价格相对涨幅上升时，资本回报率通常会上升。
中国资本与GDP总量之比持续稳定上升，从1978年的1.4：1上扬到2012年的1.9：1，不利于资本回报。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中国的资本积累也不落后。一方面，多年来外部资本源源流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1990年的35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12年的1117亿美元；另一方面，在“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着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内生资本规模可观。
中国资本的价格涨幅高于其他生产要素，有利于资本回报。生产过程需要资本、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的投入，如果某要素的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其他要素，那么这个要素的回报率也会更高。研究发现，2000年之后，资本在中国的价格涨幅高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涨幅。
中国资本（资产）折旧率缓慢回落，有利于资本回报。生产过程中，资产的耗损程度取决于资产形成过程中的技术和使用效率。在过去30多年中国资产折旧率持续下降到目前的10%至11%的水平，共计下降了大约2%。尽管下降速度不快，但这一下降趋势还是有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预计上述三个因素的未来走势将导致中国资本回报率下降。首先，在中国资本继续积累和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资本与GDP总量之比将呈上升趋势，资本不再是经济中稀缺的要素，其回报率也自然会随之下降。其次，中国资本价格的涨幅可能会低于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涨幅。尽管中国经济已进入减速期，但是劳动力成本却在逐年攀升，这种补涨的势头还将持续。最后，中国目前10%至11%的资产折旧率已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一较为稳定的资本折旧率，对中国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大。
综上所述，中国资本回报率未来将以下降为主要趋势。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经济已从资本极端匮乏型成长为资本丰富型。中国的发展已开始从之前的资本单极驱动的旧模式转变为全要素均衡驱动的新模式。换言之，在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企业家能力等生产要素中，资本所起的作用和对经济的贡献将会降低，而技术进步、资源优化、人才培养、产业升级等因素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这也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再测算 篇4
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资更是与消费以及净出口一道,被称作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却并不是越高越好。这一点在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定律”中提及。[1]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科技水平低、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以及制度环境恶劣等困境,很难获得足够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有当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才能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占GDP投资比重长期处于30%以上水平,近10年来更是超过了40%。很少有国家的投资占比超过40%,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投资占比在20%左右,其他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很少超过30%。这种高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长期居高不下,并仍然继续上升的投资率,已引起中国政府以及学术界高度关注与担忧,学术界也对这一争议性话题展开了重要的讨论。但遗憾的是,对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学术界至今未达成一个共识。
要衡量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是否达到动态最优,资本回报率无疑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标准。资本回报率作为一个用来衡量一国资本收益情况的指标,在衡量一国是否投资过度时,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标准。虽然我国的投资率远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能拥有足够高的资本回报率与之相匹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一个健康水平。
二、文献回顾
关于资本回报率,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布的中国经济报告中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工业企业2005年的平均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了15%。其中,国有企业从1998年的2%增长到了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则从7.4%上升到16%”。[2]但是,对世界银行得出的结论,理论界和业界都存在较为普遍的疑问。对资本回报率的测算,现阶段的研究多是根据Hall-Jorgenson 1967年提出的资本租金公式:
其中,it表示资本回报率,Rt表示资本收入,Ki表示资本存量,δ表示资本折旧率。[3]
Bai等(2006)在式(1)基础上,将资产价格的变化因素以及通货膨胀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对资本租金公式进行了改进。[4]按照Bai等的方法估算,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在1979-1992年间保持在25%左右,在1993-1998年间降到了20%,自此之后保持在20%左右。
方文全(2012)借鉴年份资本理论,从改进资本折旧率的估计入手估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5]年份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品的异质性使其折旧变得复杂,维护投资使资本的折旧率低于物质资本自然折旧率的平均值。此时按自然折旧率加权的单一参数资本折旧率存在高估,导致资本存量累计低估,从而高估资本回报率。
对待估的内生资本折旧率:
基于折旧率对资本存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性影响,贾润崧和张四灿(2014) 按Dadkhah和Zahedi(1986)方法,利用永续盘存公式,结合Leontief生产函数,给出了折旧率,资本存量的求解过程[6,7]。按贾和张估算,全国折旧率在7.5%,经济越发达地区资本折旧率越高。最后,根据Bai等的资本回报率计算公式,计算出我国1993年到2012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我国资本回报率在5.99%~12.55%之间,低于方文全和Bai等估计结果。
张勋和徐建国(2014)从统计口径的角度核算,结果显示“我国总体资本回报率从1998年开始上升,到2009年出现下降,但工业资本回报率依然呈现上升态势,2012年工业固定资产回报率达到27.8%”。[8]
以往的文献估算结果显示,在投资率极高的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并不低,似乎佐证了我国高效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但我们注意到,以往研究往往由于难以寻找到足够可靠的数据,不能很准确地估算出资本回报率的值。并且,折旧率估算存在相当大误差。折旧率作为资本回报率估算中的关键变量,会极大地影响最终测算结果(李宾2011)。[9]为此,本文运用D-Z方法进行折旧率估算,并使用大量官方数据, 以此提高折旧率估算精度。在精确估算折旧率基础上,本文运用资本租金公式,估算出我国1978-2013年的资本回报率。
三、理论方法
1. 基本模型
本文对资本回报率的估测,采用Bai (2006)方法,在Hall-Jorgenson资本租金公式上进行了改进:
2. 模型中数据的测算
(1)资本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 即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收入法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收入包含营业盈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由于本文所考虑的资本收入为含税资本收入,所以选取国民总收入剔除劳动者报酬作为资本收入的指标。遗憾的是,统计局未提供全国劳动者报酬数据,只有各省劳动者报酬。对2005年之前的数据,选取Bai等的计算结果。对2006-2013年的劳动者报酬,参照白重恩等的方法Bai等的方法,将每个省份的劳动者报酬按该省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全国劳动者报酬。
(2)资本折旧率。对资本折旧率, Dadkhah和Zahedi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数据并不完整的事实,提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和永续盘存公式相结合方法测算资本折旧率,得到较为准确的资本折旧率测算结果。在D-Z方法中,他们将折旧率作为一个随机变量来考虑。
列昂惕夫生产函数:
其中,Qt表示t期的总产出,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Lt表示t期所投入的劳动的量,a,b分别表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与劳动量。
基于近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然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况,劳动力要素并不能在生产函数中显性地存在,所以t期的产出由该年的资本存量所决定,故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可以改写成:
其中,ut代表随机误差项。
永续盘存公式:
其中,It表示t期的净投资。
将改写之后的公式(5)代入永续盘存公式(6)即可以得到:
从式(7)中,我们可以得到资本折旧率 δ 。
需要指出的是,对t期的净投资,不能找到直接相关数据。目前大多数文献都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替代净投资额。本文延续了这一惯例,选取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当期的净投资额。
在样本容量的选取上,Dadkhah和Za-hedi的模拟显示,如果样本区间太小,极有可能导致有偏估计。我们尽可能选取较大样本区间。我们选取1952年作为区间估计的基年,选取2013年作为其终止年份。最终估计结果显示,全国资本折旧率为10.2%。
(3)资本产出比。在资本租金公式中,即为资本产出比。在资本折旧率的估算中,已经得到了基期资本产出比a的值为0.477。通过(5)式进行改写得到基期资本存量:
结合已经求得资本折旧率以及永续盘存公式(6)可以得到整个资本存量序列,进而可以求得资本产出比。
(4)价格指数。1978年至2013年的GDP价格指数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局获取。
投资品价格指数数据无法直接获得。1990年至2013年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1978年至1989年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代替。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四、结果分析
通过资本租金公式,我们对中国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从图1中给出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984-1994年之间,中国资本回报率波动较大,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1983年达到峰值为41.12%。资本回报率的波动主要表现在1990年和1994年的大幅下挫。1989年和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相近的年份。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速的下降,导致GDP价格指数不变,投资品价格指数大大降低,最终导致资本回报率大幅降低。1994年是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历史高峰,商品零售物价指数高达27.1%,居民消费指数涨幅高达24.1%。当时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关键时刻。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1994年资本回报率大幅降低。由于缺少1978年至1989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数据,采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代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1989年之前资本回报率与之后年份的差异性。 1995年后,我国资本回报率趋于平稳下降,主要依赖于我国的资本产出比的不断提高。但2009年,我国资本回报率跌破10%,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资本回报率。此后几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淡化,我国资本回报率渐渐回到正常水平。从估算结果看,我国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13%,绝大部分年份也高于20%。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靠前水平。
五、结论
资本回报 篇5
从IT圈到影视圈，凭家庭剧见长的工科男
相比仝敬明这个名字，他的作品更为人熟知，从早期的《亲情树》《搭错车》《新上海滩》《真情年代》《纸醉金迷》，到近几年的《我的糟糠之妻》《当婆婆遇上妈》《妯娌的三国时代》《我为儿孙当北漂》等精品剧都是出自他手。其中不乏有高收视、好口碑以及斩获各大奖项的佳作，每一部剧都为在扬影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仝敬明也因此在行业内有了“影视精算师”之称。
仝敬明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相继进入三家外企工作，从技术到销售再到管理。实现财务自由后，仝敬明开始思考投资、创业，“电视行业的回报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精神的需求一定是下一个增长点”。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关注电视剧行业，并相继投资了《亲情树》《搭错车》《新上海滩》等经典优秀作品。
2007年，仝敬明正式进军影视剧行业，并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第一部作品便是与高希希合作的《纸醉金迷》，这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播出后口碑载道，在国内外斩获了多个奖项，为在扬影视在业界打下来良好的根基。与先前单纯的投资行为不同，这部戏从剧本到发行仝敬明全程参与，于他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如果用商品和作品作为界定，那么这次更像作品，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品。
首战告捷为仝敬明助长了不少信心，之后，他又相继投资制作了《糟糠之妻》《婆婆遇上妈》《妯娌的三国时代》等多部优秀家庭剧。虽然在扬影视出品的多为婆婆妈妈的家庭情感剧，但仝敬明却是正宗理工思维的老板，在决定是否投资一部剧时，他会将收视率最好的电视剧进行分解，从题材、导演、编剧、演员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统计，“如果满分是100 ，理论上做到60 分以上就能赚钱，但需要按照75 分的目标去做，留一定的空间作为市场变化和风险的缓冲。而这75分则是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首先请客户给策划案打分，通常是一南一北两个电视台的采购负责人，各自赋予20%的权重；其次，自己打分，因为是主投资人，所以占到权重的30%；最后是公司内部的策划、发行人员，各自给予15% 的权重。这样的加权平均综合考虑了电视剧从策划、发行到播出各个环节的意见，如果总成绩超过75 分就进行实际操作。当然，这种方式主要是控制风险，不是创作的方式，出不了爆款或者现象级的剧。”也正是有着这样的谨慎，在扬出品的电视剧实现了100%的发行成功率。
“30岁之前我很急躁，想快点从别人那里得到认可。30岁之后，改变了很多，一步一步走来，反倒是一年一个台阶往上走，社会很公平，你付出一定是有回报的，但是记住，方向一定要对。”回忆一路走来仝敬明说道。
从内容到资源整合，与时俱进才是通途
在面对当下多屏混战的时代，越来越年轻化的市场，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脱离市场时，仝敬明表现得很轻松：“一个公司能否跟上形式，有没有好的学习心态去做事情，这个很重要。新鲜事物出现时不用担心，用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市场的变化，比如，时下只要热播的剧我都会看，当大家都说好而我觉得不好时，我就会想到可能我不太适合做这种东西，需要放手给下面的年轻人做，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和心态，不要自欺欺人。” 面对当下资本过度介入而导致影视行业的部分乱象，仝敬明认为，作为影视公司的从业人员，更要看清泡沫背后的本质的东西——内容。
相比之前，在扬影视今年出品的剧有所减少，这也源于仝敬明对公司内容的整体把握与规划。从去年起，在扬影视就开始整合资源跟资本接轨。他认为，合并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要走的必然之路，他也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据仝敬明透露，在扬将与国内著名文学网站、出版公司联合启动IP孵化，从单纯的影视剧制作走向多元化发展，并开发打造属于自己的IP库。“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项目储备和编剧人才，今年正在开发的题材会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挖掘好的当代都市题材，我们也正在筹备军旅、抗战、古装等好故事，不管什么题材，都秉承立一剧之本的理念，在更多题材领域开拓出新的市场。”
今年上海在扬与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宣传中心联合出品，由刘猛执导，杨烁、牟星、吴京安等主演的武警特战题材电视剧《利刃出击》将于明年跟观众见面，该剧剧情跌宕起伏，故事环环相扣，各种新式罕见的武警装备也将一一展现。另，在扬影视和公安部门合作的首部网台联动刑侦剧《我本神探》目前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据悉，该剧除了结合观众喜爱的网络元素，还将延续卫视级别的精良制作，邀请身份神秘的大牌演员，是一部具有网络元素的“根正苗红”的刑侦剧。虽是初涉网络，但其以自身扎实的制作经验、丰富的业内资源、精准的分析把控，将挑战更多样化的题材、更新颖的创作模式，为网络影视创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在网络影视精品化的路上，上海在扬影视已然走在了行业前端。
据仝敬明透露，除了网剧外，院线电影和网大也正在计划中，“视频网站相对于电视台在创作空间上会更大一些，但我们不会以打擦边球、软色情、博眼球这样的角度去做，更多的是看重故事本身，然后做成网大IP。另外，现在大家觉得网大市场乱，但是我更多看到的是网大积极的方面，它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可能最后变成优秀的导演、制片人的很少，但这是一个机会。”仝敬明对人才培养十分注重，“不管是高科技的公司，还是文化创意类的公司，人才都是最重要的，有人就有了一切。”
在扬影视一直以来对创作者极为重视，与国内一线大咖导演及编剧，如高希希、刘猛、景旭枫等人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优质的演员资源如吴秀波、孙俪、陈好等明星更是其作品口碑和收视率双重保证的金字招牌。仝敬明表示，上市之后将继续加强与实力导演、演员的合作，同时，还将注重优秀的青年导演、演员的培养和扶持，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将优秀的青年才俊输送到影视业，回馈行业，回馈社会。
从最初的单纯投资到影视制作、项目运营，再到如今的新三板上市，上海在扬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始，仝敬明亦然。
资本回报 篇6
工作转换对人力资本回报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这取决于专用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通用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冲减程度[1]:工作转换可能导致专用人力资本投资无法在新工作中发挥作用,也就难以取得与原岗位等同的报酬及福利待遇,从而对收入产生负效应[2,3,4];不过通用人力资本并没有因工作转换而消失,可能会提升转换后的工资收入[5,6]。可见,工作转换的人力资本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工作之间专用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迁移性,人力资本可迁移性越强,工作转换带来的工资损失就越小[7]。
在实证检验中,国际移民研究证实,迁移者在输入地初期可能会遭遇一个收入损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输出国和输入国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可转移性,在输出国获得的教育、培训技能并不能在输入国获得相同的回报,使得移民虽然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迁移,但这些技能却无法随之有效迁移[8]。这种人力资本的不完全转移会导致移民在母国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经验积累在输入地只能得到一个较低的回报,最终导致移民与当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9]。
而国内工作转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流动性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关联,大多认为具有更多工作经验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通过迁移型工作转换可以提升其人力资本回报。如黄乾[10]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在行业内持续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由此累积的资历在农民工市场中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吕晓兰[11]利用2008年实施的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城市移民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工作转换、城市流动及其收入增长,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当地工作转换者更重要,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高增长收入;而具有经验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通过迁移型工作转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增长。叶方方[12]利用2012年在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对职业转换与收入流动的研究,阐明了行业间职业转换对低教育群体农民工收入向上流动更加显著,而行业内流动可以显著促使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的收入向上流动。
部分研究也指出,高流动性并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如田明[13]研究指出,农民工高流动性是在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等愿望的促使下,通过自身不断“试错”的方式,以期获得匹配质量更高的工作,但大范围、高频率的流动不利于形成企业和工人的博弈与协商机制,对良性劳资关系的建立造成障碍,最终导致人力和经济效率的损失。而石智雷和朱明宝[14]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时,指出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进入的职业门槛低,竞争压力较大,他们的职业选择能力有限。只有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高或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他们的职业流动才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工作;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也没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变动多是同等水平的,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的恶化,职业只能向下流动。
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估计工作转换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效应,也没有区分专用人力资本投资和通用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探讨这两种影响效应的差异。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积累是工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而工作转换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专用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转移性问题,工作转换会导致部分专用人力资本无法转移,跨企业工作转换往往会导致转换者专用人力资本投资流失,对其工资提升反而产生负效应。因此,在农民工频繁地更换工作的背景下,讨论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必须首先厘清工作转换对人力资本回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专用人力资本回报和通用人力资本回报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文章采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RUMIC)数据,利用内生转置模型,分析农民工工作转换与人力资本积累特征,探讨工作转换对农民工专用人力资本投资和通用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差异,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估计方法
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影响,首先考虑到工作转换大多是选择性的行为,从工作转换的原因可以看出,以工作为目的的主动工作转换占大多数(约71.65%),直接采用OLS估计必然会产生估计偏差,得到有偏估计参数。而处理组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内生转置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来解决:
regime1:
regime2:
式中:Ii为农民工组别(regime)决定方程(即是否进行了工作转换),regime1为处理组,regime2为控制组,Zi为影响工作转换的因素,y1i和y2i分别代表转换工作者和未转换工作者的工资收入。工资方程选择使用Mincer方程来估计,其中X1i、X2i分别为影响转换工作者和未转换工作者收入的关键变量,选入的人力资本变量为受教育程度、培训情况、外出时间(表示工作经验),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年龄、性别、婚姻)、就业特征(就业行业、就业地区、就业企业规模)以及年度虚拟变量。ui、ε1i、ε2i为均值为0的方差。方程协方差矩阵表示为:
式中:σu2为选择方程误差项的方差,σ12和σ22分别为regime1和regime2的方程。σ1u为ui和ε1i的协方差,σ2u为ui和ε2i的协方差,而ρ1=σ21u/(σu·σ1)为ui和ε1i的相关系数,ρ2=σ22u/(σu·σ2)为ui和ε2i的相关系数。在估计结果中,如果ρ1(或ρ2)显著,说明regime1(或者regime2)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采用内生转置矫正是合理的。
利用内生转置模型估计的优势在于: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矫正处理组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就可以获得一个处理组对工资影响的一致估计,因而可得到一个工作转换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差异的无偏估计。而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首先要识别工作转换决策方程,最好能够使用一个工具变量来控制处理组选择的内生性。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与处理组选择相关,但是与农民工收入结果变量无关。工具变量的选择,参考Pérez和Sanz(2005)[15]的思路,把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作为排除工具变量来解决外出务工的选择性问题。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是影响农民工工作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越多,农民工实现持久性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其工作的稳定性可能更强,同时也可能承担更多的家庭负担,转换工作会更加慎重,这会降低他们转换工作的可能性;二是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与农民工的工作行为分属两个层面,一般认为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不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即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与农民工收入正交。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下文简称RUMIC)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问卷,该调查在劳动力流入和流出数量最大的典型城市进行,包括广州、东莞、深圳、郑州、洛阳、合肥、蚌埠、重庆、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武汉、成都15个城市进行。
1.3 变量说明
探讨工作转换与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首先要对研究变量进行定义。一是对于农民工定义为16-64岁目前正从事工资性工作或者自我经营的农村户籍人口。二是对于工作转换进行定义,国外文献通常使用“两个连续调查期内是否从事同一份工作”来衡量,主要强调调查时点之间是否进行了工作转换。而本文主要使用面板数据来探讨工作转换的影响,调查问卷设计了“您哪年开始从事当前这份主要工作的”和“您外出经商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是不是您现在的工作”两个选项,结合Pérez和Sanz(2005)[15]的定义,把工作转换定义为在调查期当年内是否变换过工作,具体的设定为:调查年份为t年,如果被调查者开始从事当前这份工作的时间大于或等于t或者外出经商以来的第一份工作不是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定义为进行了工作转换,否则界定为未进行工作转换。与国内的定义相比,本文的定义更加强调最近一次转换工作经历,或者说更加强调最近一次换工作前的工作状态与换工作后从事的当前这份工作的差异性。
根据定义,同时考虑到追踪效果(面板数据为2008-2010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在数据清理时仅保留2个或者2个以上时点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 502个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其中工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外出时间直接取自问卷,就业行业分为三类,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以服务业为基准组,就业企业按照规模分为三类,50人以下企业、50-100人企业和100人以上企业,其中以100人以上企业为基准组;就业区域划为三类,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以其他地区为基准;时间虚拟变量,有三年数据,以2008年为基准。最后,对于离校时成绩,取自问卷“您最后离开学校时在班上的成绩如何?”,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按照很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很差分别从高到低赋值,很好为5,很差为1。
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基本特征,农民工换工作现象较为普遍,34.5%的农民工有换工作的经历。这与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结果吻合: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而且“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
其他特征来看,农民工平均收入约1 600元,与同期《201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1 690元基本相仿。而农民工样本以青年已婚男性为主,平均年龄约为31岁,大多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经历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不高,不到总样本的三分之一,不过大部分农民工有较长的外出经验,农民工初次外出年龄大概在21岁左右,平均外出时间达到9.5年。从就业行业和就业企业规模来看,农民工大部分在小企业工作,64.6%的农民工在1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而追踪样本中大部分农民工集中在服务业就业,占总数70%左右,这可能与调查以工作场所为主,而制造业农民工流动性较大有关。同时,从地区分布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占总量的47.1%,两个地区仍是农民工的主要集聚地。
为了分析工作转换对人力资本各要素的影响,进一步比较转换者与未转换者在受教育年限、培训经历和外出时间(工作经验)的均值差异(表2)。从均值检验结果来看,转换工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情况都要好于未转换工作者,说明受教育程度高和有培训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转换工作,而转换工作者的外出时间要显著低于未转换者,外出时间对农民工的工作转换产生负影响,外出时间越长,农民工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越低。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2.2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
使用内生转置模型来估计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并比较工作转换者和未转换者的差异,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在工作转换决策方程中,可以看到工具变量“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与工作转换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越多,农民工进行工作转换的概率越低。而ρ1(ui和ε1i的相关系数)和ρ2(ui和ε2i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处理组(regime1)和控制组(regime2)并不是一个随机选择,而lns1和lns2(最大似然估计辅助识别参数)均拒绝了零假设,LR test也拒绝了方程独立估计假设,进一步说明采用OLS估计会产生估计偏误,而把“在务工地的家庭成员总数”作为排除变量进行的修正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而修正选择性偏差估计结果显示(表3),转换工作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3.18%,略高于未进行工作转换者的回报(2.25%),说明工作转换有利于提升转换者的教育投资回报。不过,对于培训则发现,工作转换者中有培训经历的农民工比没有培训经历农民工的收入要高出8.36%,而未转换者中有培训经历的农民工比没有培训经历农民工的收入要高出10.11%,表明工作转换反而降低了培训的回报。工作经验(外出时间)的回报,估计结果同样显示,工作转换会降低工作经验的回报,未转换者外出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增加1.09%,而工作转换者外出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仅增加0.93%。由此可以看出,工作转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正规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但是降低了培训及工作经验的投资回报率,这与专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相吻合,即专用人力资本的迁移性较差,农民工工作转换后难以在新岗位上发挥前期积累的专用人力资本优势,仅仅发挥了通用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正规受教育程度)。
再看其他解释变量对收入影响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对于转换工作者和未转换工作者,年龄均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年龄越高,农民工工资收入越低,而已婚者工资收入显著高于未婚者,男性的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农民工收入决定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从就业特征来看,规模大的企业工资水平略高于小规模企业,但差异并不显著。而从地区差异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008-2010年农民工工资有逐年上涨趋势。而就影响差异来看,年龄对转换工作者和未转换工作者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但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工作转换显著降低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工资优势,同时也会降低已婚者相对于未婚者的工资优势。工作转换并不利于男性或已婚者就业质量的提升。
注:行业以其他行业为参照组,地区以中西部地区为参照组,企业规模以100人以上企业为参照组;*,**,***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3.1 结论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普遍存在换工作现象,不过工作转换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存在较大异质性。工作转换有利于通用人力资本回报,转换工作农民工教育回报率要高于未转换者,同时工作转换会削弱专用人力资本回报,转换工作农民工培训回报和工作经验回报都明显低于未转换工作者。这进一步说明,工作转换并不利于农民工收入增加及就业质量提升,因此在关注农民工就业质量时,一定要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适度流动,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加速农民工融入务工地经济社会,进而实现农民工由循环流动向持久性迁移转变,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3.2 政策含义
在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农民工城乡迁移政策及其相应的政策配套机制:
1)打破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释放就业空间。消除劳动力市场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在就业准入上,不得以户籍、性别、年龄等内容限制劳动者,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公平,而在就业报酬上,严格执行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工同城镇劳动力同等的分配公平。
2)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工收入稳步增长。以最低工资标准为着力点,通过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的底线工资,同时完善劳资集体协商和谈判机制,通过集体谈判的形式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增幅。
资本回报 篇7
中国近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对这一进程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其规划、投资与建设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回报率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用于衡量资本投入的效率并为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的指标,其高低及影响因素对项目投资的分析和持续改进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投资效率的了解是对项目投资做出合理判断的必要条件。 因此,对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显现出重要之处。
对于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资本深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不同,短期可提高资本回报率,长期则会降低( 黄先海等,2012) 。 但资本深化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同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使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着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而是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 黄先海等,2011;杨君,2013) 。中国各省的生产总值对资本回报率有很大的影响,劳动力素质、对外贸易等因素也对工业的资本回报率有推动作用( 黄先海和杨君,2012) 。 陈培欣( 2013) 也发现中国资本回报率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各省的资本回报率均值差异很大,并用包含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讨论分析了人力资本因素、资本深化和生产率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影响。 此外,Bai和Qian( 2010) 采用永续盘存法和核算的方法计算了中国1978- 2005 年电力、公路和铁路部门的资本回报率。 Shi and Huang( 2014) 则利用非参的估计方法估算了中国基础设施全国及分省的的投资回报率。 白重恩和张琼( 2014) 则对中国资本回报率从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五个方面进行了分解分析,并得出产出资本比对资本回报率影响最大等结论。
本文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和数据分析皆参考引用李杰伟和张国庆( 2015) ,以其数据为基础,先估算资本存量,然后计算资本回报率,再对资本回报率进行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
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1978—2013 年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作为估算资本存量的方法,其计算的基本公式是:
其中,Kt是第t年的资本存量;Kt- 1是第t- 1 年的资本存量;It是第t年的投资;资本存量和投资都以不变价格计;δt是第t年的经济折旧率。 根据上述方法,1978—2013 年的全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按1978 年不变价格计的资本存量估算结果从1978 年的296.08 亿元,到2013年的25740.36 亿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省际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与计算公式与全国相同。
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估算:1986—2013 年
在估算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账户统计体系中的数据,用Bai等( 2006) 中的计算方法估算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回报率,最终计算公式为:
其中,r( t) 为t期的实际的资本回报率;β 为总产出的资本份额;PY( t) Y( t) 为t期的总产出;PK( t) 为t期资本品的投资价格指数;K( t) 为t期的资本存量;δ 为资本品的折旧率;为资本品和产出品的价格变化率。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全国的资本回报率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从1979 年的26.05%到2013 年的1.01%。
分省层面,本文计算出1986—2008 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产出品价格的变化率,由于缺失了2009 年及以后的数据,利用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1993—2014 年各省区总产值增加值缩减指数和1993—201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缩减指数计算出两种价格变化率, 以此来替代1994—2014 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产出品价格的变化率。 本文通过这三种产出品价格比率分别计算了三种各省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回报率。 如浙江在1994 年采用三种方法测算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0.48%、0.38%、0.34%。
四、全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分解:1978—2013 年
( 3) 式表明,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 产出与资本存量均以现价计) ,资本价格变动、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是影响资本回报率的5 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上式r( t) 进行全微分,测算出1986- 2013 中国各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第t年相对于其上一年( t- 1) 年的变动△r( t) 。其表达式为:
其中,△β、和△δ( t) 分别表示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第t年相对于第t- 1 年的变化。( 3) 式对于第t年相对于第t- 1 年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可视为对资本回报率各个因素的边际影响( 相应因素的偏导数)乘以相应因素变动的乘积和。 根据1978~2013 年全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等数据,近似给出各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影响。
本文采用1978 年作为基年进行计算, 将1978—2013各年全国的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按其影响比重如图1 所示。
在图1 中,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 产出价格变动以及折旧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汇总为上述五因素之和, 由于数据计算皆为近似, 所以汇总为近似于100%。 由于本文在测算时采用折旧率恒定为8.76%进行计算,因而折旧率的变动恒为0,其对资本回报率变动的解释贡献也随之为0。
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和产出价格变动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平均解释贡献为0.21%、100.59%、5.05%、- 5.81%。 由此可以看出, 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最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没有影响。 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在不同的年份波动较大, 而产出资本比各年份波动程度都相对较小,但在统计口径调整的年份,各个指标均未出现波动。 产出资本比代表着投入一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出,即投资的效率。 投资效率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回报率变动有主导型的影响, 说明各时期的资本回报率大小主要取决于该时期的生产效率变动。 资本价格变动越大, 投入资本的变动越大, 资本回报率变动也就越大, 从结果看资本价格变动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有微弱的正向的贡献;产出价格变动越大,资本回报率变动反而越小, 所以从结果看资本价格变动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有微弱的负向的贡献。 资本收入份额代表着资本深化程度,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有极小的正向的贡献。
对其中异常的年份进行分析。 1989 年, 资本价格变动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解释贡献偏大,为26.18%,而产出价格变动偏小,为- 26.37%。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1988 年9 月开始进入了以消除通货膨胀,降低物价上升幅度为中心的价格改革第三阶段,使得以国有投资为主的交通运输行业及相关行业价格下调剧烈,产出价格偏低。 在1991 年,资本价格变动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解释贡献偏大,为32.77%,而产出价格变动偏小,为- 25.55%。 产出资本比偏小,为86.53%。 我们推测1991 年异常是受价格改革余波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资本品需求增加推高了价格。 1990 年铁路调整运价,运输收入比上年增长29.7%, 但效率提高不快, 铁路货运机车平均日产量85.9 万吨公里,比上年仅提高0.7%。 地方公路和水运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局面仍然存在,所以产出资本比小。 而波动最大的2011 年, 资本价格变动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解释贡献大为120.46%,产出价格变动为- 160.63%。 产出资本比为140.17%。 2011 年交通运输部门最大的事件就是下半年来不少高铁建设项目停工或缓建。 有人认为高铁项目的停滞是因为刘志军事件和温州动车事故等原因使媒体公众对高铁项目的质疑达到顶峰所致, 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高铁项目发展操之过急应该稳中求进。 作为交通部门的中心项目,高铁项目停滞缓建一个原因可能是2011 年投资过热,资本价格快速上升;而相应的运输需求并未相应增加,导致产出价格下滑。 可能是投资减少,效率提高,因而产出资本比偏高。
对比白重恩和张琼( 2014) 对中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资本收入份额、产出资本比、资本价格变动、 产出价格变动及折旧率对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平均解释贡献为12%、57%、129%、- 93%和- 5%。 他们得出了最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 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影响最小的结论,这与本文结论大致相同,但因为交通运输行业主要是国家投资为主,除了特殊年份,产出和价格也不容易出现重要波动,使得产出和资本价格变动、 资本收入份额对资本回报率的解释也都较全国资本回报率小很多。 这也更加佐证了本文的分析结论有理可靠。
五、结论
本文估计了交通运输行业全国和分省层面的资本回报率, 并对全国层面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分解, 结果发现, 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最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 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以及资本收入份额, 折旧率因为选取固定的数值可视为没有影响。 提升资本回报率离不开对产出资本比的调整与提高,为此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应用水平等对于产出资本比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并从这些角度入手,改善资本回报率。 只有将投资率高低与投资效率结合分析,才能对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否过高或不足做出判断,对造成投资回报率增减的因素进行分析。
摘要：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关键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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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先海、杨君、肖明月: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1).
[3]杨君: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大学,2013.
[4]陈培钦:中国高投资下的资本回报率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5]Bai C.E、Qian Y: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casesof electricity,highways and railway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0,38(1).
资本回报 篇8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及社会变迁提供了契机。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再分配经济)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强调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这引发了一个新秩序的形成。基于此,倪志伟提出一个基本假定: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市场经济是由平等的买卖关系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而再分配经济中,则是通过中央计划体制进行整合。因而,再分配经济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是权力,市场经济则是人力资本。倪志伟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市场的”分配原则将取代或瓦解“政治的”分配原则,从而导致政治行动者(干部)的地位下降,经济行动者(生产者、企业家和经理)的地位上升。
倪志伟认为,集体化时期学校教育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致富或个人社会流动的途径。尽管学校教育提供有用知识,但并非必须。在农业生产中,工分记录几乎完全基于劳力输出,学校教育因此并不导致高工分。而农村干部职位更多地取决于在以村为基础的政治资本而不是文凭。按照他的设想,走向市场经济后,市场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因此家庭不再单纯积累工分,从而转向个体经营等活动(以知识技能为基础)。而学习和获取产业(更加有利可图的)所需技术的能力,取决于一定程度的正式教育。此外,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时代之后,中国农村也处于大规模制度变革中,那些有文化的、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农民更能够察觉传媒中所蕴含的微妙的政策变化和政治潮流,理解这些变化对于地方政治经济的意义,从而抓住发展和致富的机遇。
为验证其设想,倪志伟使用了1985年福建省624户样本调查得来的数据。因变量是家庭收入,指的是所有家庭现金来源,包括农副业生产、非农收入、以及村外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汇款等收入。自变量中,一个重要变量是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户主与其配偶教育年限之和。“传媒使用”也作为一个与教育相关的自变量包含在调查之中,这个变量用来测量家庭文化资本。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倪志伟提出并分别证实了三个主要命题。(1)市场权力命题(market power)。他认为市场转型会导致资源控制权力向市场交易转移,即更多地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转移。(2)市场刺激命题(market incentives)。市场经济将对直接生产者的刺激增强,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提升,对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下降。(3)市场机会命题(market opportunities)。他认为市场化改革将创造出以市场为核心的流动渠道和机会结构,企业家将成为新精英。这三个命题构成了当时“市场转型论”的主要论点。
统计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市场改革后人力资本(学校教育量)收益的变化。市场化改革之前,虽然丈夫和妻子合计教育的作用不显著,但其符号为负。而改革之后,合计教育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为正向,且在统计上也显著。而作为一个独立计算出的变量,村教育水平(1)对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也由改革前显著的负面作用,变为改革后显著的正向作用。不过,倪志伟发现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农村儿童辍学率的急剧下降。他认为,由于短期收支计算的存在,导致农民让其子女辍学以满足市场改革后家庭经济中劳力的短缺。不过,在倪志伟看来,这不足为虑。
作为表达家庭教育背景的文化资本自变量,传媒的使用量也预期发挥作用。倪志伟认为,改革后,多元化的传媒代替了集体化时代有限的官方报纸和广播,这也会预期影响到农民创收能力。研究显示,夫妻合计教育和1975年家庭收入两个变量均是使用传媒(文化资本)的有力且显著的决定因素。这一发现支持了使用传媒文化资本受改革前教育水平和家庭社会经济成就影响的观点。
转型是否果真会造就倪志伟所言的平等化的效应,也就是说,是否像发达国家那样政治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回报提升,企业家会成为和官僚一样的新精英?这些都成为后续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研究者因提出不同的解释而产生争论。
二
实际上早在倪志伟之前,美国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白威廉(William L.Parish)等对改革前中国社会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有颇具创意的发现。[2]倪志伟假定转型虽然会强化社会主义国家中原本刻意消除的阶层分化,但社会将更加公平。教育将获得应有的回报,政治权力风光不再,而凭借个体人力资本成长起来的企业经营者将成为新精英。正是这一点招致
(1)该变量是一个结合1974~1984年间小学和初中毕业的学龄儿童百分比的因子系数分,是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来。
了后来研究者对“市场转型论”的批评。在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理论之后,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其假设相左。这些研究发现,改革的推进并未导致干部的经济地位下降,相反,干部是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Oi,1989;Shirk,1989;Stark,1990)。
鉴于不断有新的实证研究与其偏离,倪志伟本人也在1985年数据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并修正自己的研究发现。1991年,他提出了局部改革的观点,对市场转型论做了修正(Nee,1991)。他对福建农村调查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权力因素对收入上升流动的作用并没有像他最初预言的那样弱化,相反,有干部背景的农户向上收入流动非常明显,因为许多这类农户成为了企业主。针对这一发现,倪志伟修正了原先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局部的市场改革时期,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同时获得经济回报。倪志伟认为,只有当全面改革到来,特别是完成之际,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的分层模式才会出现。
这种解释不能令批评者满意。研究者们对其有关假设进行经验验证,发现干部经济地位及政治资本作用力并没有如市场转型论所预言的那样衰退,甚至完全相反。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左的理论观点来进行解释,比如权力转换论(Aros Rona-Tas 1994)、权力维续论(Bian Yanjie&John Logan,1996;Lin Nan,1995)、政治市场论(William L.Parish&Ethan Michelson1996)、政府即厂商论(Andrew Walder,1995)和地方社会主义论(Lin Nan,1995)。这些研究更加注意路径依赖的影响,原有制度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延续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批评者认为,倪志伟过于注重经济领域,忽略了政治方面的延续性。
有鉴于中国变化之重要,学界观点彼此冲突如此之甚,1996年《美国社会学刊》特别开设专题论坛,集中发表了一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文章。倪志伟发表了题为《一个市场社会的崛起: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Nee 1996)的论文,对批评作出回应,并提出相对变化的观点。他认为,批评者采取的国家中心分析模式过于强调国家和政治精英的权力影响,没有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层次的变化。虑及此前所使用数据仅限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福建一省,而以中国幅员之大,地方市场化程度不一,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彼此有差,倪志伟此次采用了全国性样本。他将市场化、工业化等变量组成的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根据农村工业化等指标将样本地区区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分区,在此基础上又将沿海分为自由经济省份、沿海合作主义省份、再分配省份。藉此,他欲继续做大1991年提出的局部改革论点,当然文章的结果也证实了他的判断。基于对此次数据分析的结果,他指出批评者们发现的是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干部收入上升的事实,与市场转型理论没有冲突。市场转型理论所说的干部经济地位下降是指其相对地位下降,即相对于其他阶层,干部收入上升的速度较慢。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收入不上升。此次他用全国数据证实,虽然干部经济回报不似此前其所认识的受损甚多,但也不能支持如批评者们所言干部权力的如此强势。总体上看,企业主经济回报比干部的经济回报高,这表明了干部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市场环境越是强化,地方干部收益越低,人力资本回报越高。尤其是在相对自由主义的沿海省份,没有发现干部职位的直接优势,再分配权力对于家庭收入的重要性的削弱更为明显。
不过,发达的自由经济省份人力资本及其回报还是令倪志伟所大惑不解。早在1989年,倪志伟就发现福建农村儿童辍学率急剧下降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显然这与市场转型论有相左之处。此次全国性的样本突出了沿海和欠发达的内地的比较,更是让这个问题显得突出。数据显示了沿海比较发达自由经济省份的独特性。在这些省份,户主并不因教育程度高而取得任何优势,教育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为负,尽管只有初中以上教育程度才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特征。在控制非农工作因素后,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均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特征,并为负。为何如此?是否因为早期资本的无序性导致了教育在追求权力和财富中无足轻重?或是在极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下,发展机会如此丰富,以至于学校教育不再起到选择机制的作用?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和倪志伟所预见的完全相反的事实,沿海自由经济省份人力资本的回报与市场转型论的预测不相符。
随后的几年里,倪志伟持续发表文章进行回应。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Yang and Nee 2000),倪志伟等对市场转型论做进一步修正,他们试图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制度变迁概念结合起来,从而把批评者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等都整合到市场转型理论框架中。他们认为,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是支持市场转型论的,特别有关人力资本回报持续上升的事实证明市场分层机制正在瓦解再分配分层机制。而有关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市场转型论提出的“政治优势的重要性必然下降”的结论。他们指出,以前存在的制度安排的确为政治权力转换和持续提供了结构基础,但这种机制的总体作用力不足以压倒市场经济带来的效应。市场改革推进过程中,由市场提供的新机会结构,使企业家、经理和专业人员能够依据于个人主动性和人力资本而获得经济地位大幅度的提升。虽然政治精英(干部)与最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拉大,但是新的机会结构使干部不再能够保持对精英地位的垄断。而且,干部对应于普通工人的优势,主要反映的是他们具有人力资本而不是再分配权力(Yang and Nee,2000)。
在这篇文章中,倪志伟等显然力图发展出更具综合性的理论,用来应对甚至涵括批评者的理论挑战。这种努力启发了研究者去发展新的综合性的理论,甚或这种理论能够弥合市场和再分配制度的区分。于是,关注现有制度嵌入的“背后的制度”成为后续研究的趋势(泽林尼、科斯泰罗,2002;Walder,2002;周雪光,2003)。倪志伟本人也在调整既有的一些观点。在近期的有关研究中,他开始关注国家在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在2007年的文章中,倪志伟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定义为“中国政府引导的经济奇迹”。在市场的问题上,政府的直接干预更倾向于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他推断,应该用市场之外的政府干预的某种形式解释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3]另外的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在建设市场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他还是坚持,国家中心的做法忽略政治领域之外的新经济增长,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国家连续性是不合时宜的。正确的做法仍然是需要回归新制度主义。[4]
三
时至今日,海外汉学关注的“中国社会转型”刚刚经过它的30周年,而倪志伟开启的关于市场转型论的争鸣与论战,于今也刚好跨过20个年头。在这20年的时间内,围绕中国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林林总总,比较经典的研究应该也不下百篇。客观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大多对中国转型时期传统政治权力的延续、保持优势等表示了担忧,但总体上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回报持续增强以及其社会领域的变化等表现了积极的关注和赞赏。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基本都基于在中国的实地调研数据上,采取了严格的数量统计方法,并经过相互间十分严谨的切磋、修正、磨砺与评判。在谈及人力资本和教育回报问题时,习惯上国内学界研究者更关注经济学家或曰教育经济学家的成就,于今来看,这种思维定式需要重新审视,虽然这些成果目前来看仍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倪志伟最早的研究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使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成为诸多海内外社会学家的关注焦点。不过,针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实际上有误解的成分。倪志伟使用的是1985年的福建的数据。福建省作为开放程度较高的“自由经济省份”,市场发达程度的确很高,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新生成诸多机会。这使得福建省数据自然反映了市场转型论所观察到的变化。对倪志伟的批评也都承认了教育回报的提高,这也实际上承认了市场转型论的部分正确性。不过,批评者显然还忽略了另一因素。从数据收集到分析再到文章发表,倪志伟的研究经历了4年的周期。虽然这4年的时间并不漫长,但1985年数据所反映的还是改革初期的情况,4年之后,文章表达的观点显然已和当时诸多基本社会事实(最出名的就是“脑体倒挂”)形成反差。这也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乎引起诸多非议和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倪志伟的首篇文章,显然是在用中国材料讨论“转型国家”的社会变迁。这些与其假设相左的社会事实虽然在中国广泛存在,但是在其他“转型国家”中却并非典型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东南沿海省份与这些“转型国家”的回报方式有更多共同之处。批评者们虽然似乎同样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但还是聚焦于中国。这个误差使得双方纠结于各自观点对错、材料有效性与否之上,但其交锋却有失之交臂之感。以至于现在看来,基于市场转型论的批评而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或理论概念显得过于零散,相互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它们只是从某一角度或针对某一局部现象提出解释,以证实或证伪市场转型论提出的假设。但这些理论解释都未能形成或整合成为一种像市场转型论那样中观层次的理论,以提供某种思路来把握整个转型过程。[5]
当然,包括倪志伟在内的这些研究都力求在理论上提取简洁的经验模型,追求统一模式。实际上这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毕竟以中国疆域、人口与经济规模之大,相左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真实的数据作为佐证。试图通过不甚全面的数据对全中国的情况做出经验概括,显然只会令自己的理论建构在不甚坚实的沙滩之上,缺乏稳固的根基。不仅如此,中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迥然,即便得到全局性的数据,区域差异背后仍然涵盖了更多的制度性的、非制度性的因素,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与心理的具体情境中,教育回报问题愈加充满变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国内教育学界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鲜有人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客观地说,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实际的教育公共政策。对于处在急剧变迁背景下的教育来说,其所发生发展的社会结构性背景,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以倪志伟为首的学者围绕社会转型论展开研究和争辩,无论在方法还是在理论角度,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及学科经验积累、理论构筑等,都是具有标杆意义的挑战。也许教育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大的社会变迁、时代背景与教育演进之间的联系,把教育现象和问题放到社会结构与变迁的框架中去解释。只有这样,教育学研究才能够更加积极稳妥地应对现实挑战,才能够立足于社会现实,指导社会现实在社会变迁的时代潮流中找到更积极有效的价值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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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rtin King Whyte,William L.Parish,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3]Victor Nee,Sonja Opper and Sonia Wong,DevelopmentalStat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Management andOrganization Review,2007,3(1):19~53.
[4]Victor Nee,with Yang(Cao),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China,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Review 1,1(2004):2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