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慈善（精选四篇）
传统慈善 篇1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带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事业互有联系,又互有冲突。中国慈善历史悠久,但是慈善制度不完善,发展缓慢且极大的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可持续性的发展,需要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因此,推动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事业转型,是当前阶段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事业
1.1传统慈善
中国佛教倡导“慈悲为怀”和“行善积德”,佛教徒讲究施舍。由此可见,中国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传统慈善讲究行善积德,“达则兼济天下”,它要求在自身盈余的情况下对穷困之人加以施舍,这样就能积累善行,保佑后世子孙。
1.2现代公益事业
“公益”是一个外来词汇,它表示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日本传入中国。现代公益事业,指的是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非盈利性的事业。现代公益事业依托于公民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它的本质是社会的自我调剂,是社会资源的持续性应用。
1.3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经历了从原始慈善到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时期,慈善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原始慈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协助,在物质条件和生产力条件低下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为了增强生存能力,出现了部落和氏族,部族内部优势互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传统慈善。富者接济穷困者的现象掩盖过了穷困者之间的互助,为传统慈善打上了特殊的标志。近代中国,由于遭受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政府慈善救济能力减弱,民间慈善组织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慈善事业逐步走向现代慈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思想观念解放,慈善事业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借鉴西方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经验,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公益事业。
2.现代公益事业和传统慈善之间的关系
2.1传统慈善是现代公益事业的源头
无论是传统慈善还是现代公益事业,他们的本质都是自愿的帮助他人,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现代公益事业起源于传统工艺。首先,现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的活动领域基本一致,主要是救助贫困残疾人员、安老扶幼、维持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第二,现代公益和传统慈善的服务对象基本一致,都是老、弱、病、残和灾、难民等困难群众。第三,现代公益和传统慈善都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不谋求社会回报。第四,现代公益和传统慈善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都对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2.2现代公益和传统慈善的区别
第一,现代公益更加大众化。传统慈善多是社会高收入人群或者政府对社会困难群众的救助。现代公益则解除了这种禁忌,强调人民之间平等互利,强调人权,提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公益活动。第二,现代公益事业管理更加合理。传统慈善的善款控制权多掌握在富商巨贾手里,受到救助的贫民很难直接接触到。现代公益事业提倡公开透明化,在行政管理方面保障了善款利用方面的公开公正。第三,现代公益事业的资源利用更加合理。传统慈善只考虑到救助穷困群体,不关注救助对象的成长。现代公益事业坚持从贫困的源头解决起,对善款的利用上,更加注重可持续性。
3.推动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事业的转型
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事业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相对于传统慈善,现代公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更加追求资源的合理利用。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存在传统慈善理念,因此,必须积极推进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事业转型,促进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
3.1提升公民的文化层次
公民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他的公益意识。国家必须加大义务教育投入,特别是提高农村村民文化程度,改善文盲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公益意识。
3.1倡导公益理念
公益理念是一个公民是否进行公益活动的标准。现阶段,必须加强公益宣传力度,转化公民的思想观念,让公益活动基于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不再是“行善积德”的封建观念。
3.2建立完善的现代公益事业管理制度
现代公益事业要区别于传统慈善存在,就必须进行常规化和制度化改造。为了提升公民的公益参与度,政府必须改变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政策,降低公益事业起步标准。现代公益事业内部也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益事业制度,让公益事业制度化、规范化。
结语
慈善事业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次分配,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慈善事业进程缓慢。因此,必须通过提升公民的文化层次、倡导公益理念、建立完善的现代公益事业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事业的转型,提升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1]玉苗.论现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的关系[J].学会,2014(8):15-21.
[2]孔雪琳.论现代公益事业组织与政府之间权责利对等关系的重构[J].商业时代,2014(30):94-95.
士绅社会的慈善传统 篇2
对于这一问题，过去已有不少学者都做过相关的研究，而近期翻译出版的韩德林所著的《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一书，则将视野聚焦在即将面临朝代鼎革的晚明士绅上，探讨他们的具体慈善行为，并由此而引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慈善传统。
在作者看来，晚明的慈善事业，并没有西方所谓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绝对区隔，而是在公与私、政府与地方之间自由穿行。其中，维持和沟通上（政府）与下（地方）之间慈善事业的力量，乃是不同层次的士绅。在一个由科举功名所主导的社会中，那些在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显露头角的读书人，身居庙堂之上则为帝国官僚系统中的士大夫，克尽为官之责，而在此后退处江湖之远则为地方士绅，于地方事务中尽一己之责。在本书中，作者就主要围绕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和祁彪佳等五位地方士绅对于慈善事业的不同介入，探讨晚明慈善事业所呈现出的别样景象。
本书中，作者所探讨的晚明慈善事业，并没有局限在具体的冷冰冰的捐赠款项、额度和实践规则上，而是从内在视角上窥视到活生生的慈善事业的捐助者、组织者的心灵世界，并进而探讨这种内心的信仰与彼时人所面临的慈善事业的具体事务之间的复杂关系。
的确，慈善事业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更重要的善心。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说在西方慈善事业的背后，有着西方的宗教传统，那么本书介绍的晚明的五位士绅身上，则混杂了佛教、儒教和道教的传统，甚至在慈善事业的具体实践环节中，还隐约可以见到赏罚并重的法家传统。这些在后世人看来不乏冲突的价值，在晚明士绅的思维和实践中完美结合，最终目的都指向整体社会的道德提升。
不过，“人心风俗”的改善，仅仅有士绅的善心，也是不够的。这些晚明士绅所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和平康乐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斥着饥馑、灾害、盗贼和饿殍遍地的王朝末年。他们虽然有着沟通政府与地方的能力，但在局势日渐惨淡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具体盘算着慈善事业的运行，谨小慎微，容不得半点怠惰。当灾荒在多个地区同时爆发、当灾民从各地涌来之际，士绅们往往要在不同的慈善组织、捐助者之间来回穿梭，既诉诸于地方所具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也援引官方在安民、安保上的权威。
传统慈善 篇3
一、传统慈善理念与现代公益理念的摩擦与碰撞
我国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理念存在观念冲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施舍、等级恩赐观与现代公民平等权利观发生冲突。
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家慈善理论认为,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是一种与生俱来、自发的情感和行为,都源自人们内心深处的“仁”和“善”。总体而言,传统的慈善行为多是发自人的本性,源自人的善心,是人性与生俱来的自发的、 情感的、非理性的、非职业化、非专业化、非常规化且不稳定的情感;
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公民的平等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公民从事公益活动的内在动力。现代慈善理论认为,慈善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对资源和财富合理的、有效的重新配置和再开发。而且,现代公益很少以“面对面”的方式直接捐赠给受助者,它是由专门的公益机构组织策划和实施的有组织、大规模、规范性和经常性的社会事业。这种以公益组织为中介的现代公益理念,使捐赠与受赠分离, 超越了“恩被于物”、“施舍”的尊卑等级观念,避免了因受“恩赐”而带来的诸如自卑之类的心理自尊伤害,具有了人格平等的意义。
(二)“差序格局”形成的宗族观、家族观、地域观与现代公益的公共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形成冲突。
所谓“差序”就是有轻重、有远近、有亲疏、有高低, 各个层次存在不同,地位非平等。在血缘、族缘、乡缘、地缘的慈善伦理文化圈的影响下,宗族、家族内部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以及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的原则来确定和实施慈善的对象,带有浓厚的邻里情结和家族情结, 具有狭隘性。宗族、家族成员之间互助较多,但对超出宗族、 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救助力度和救助热情明显减弱,对己无关的陌生人缺乏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关爱。这种有层次的、 有先后顺序的、有主次的、有限制的慈善观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难以形成普世主义的人文关怀。现代公益则跨越了“差序格局”和宗族界限,追求普遍、普世、大众、济世、平等原则,在开放的陌生人群中进行,突破了地域和宗族范围, 更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大众性,更具有普世情怀,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
(三)传统的财富观与现代财富观之间形成冲突。
观察和调查发现,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藏富”、“炫富”及仇富现象和心理。受“杀富济贫”和仇富等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富豪唯恐因为财产太多因为财产太暴露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往往把财富隐藏起来哭穷装穷;另一方面, 不少富人则在挥霍浪费中显示和炫耀自己的财富,出现“炫富”、畸形消费和奢靡之风行为。再者,中国是一个重亲情、 亲伦理的宗法社会。在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社会背景下,光宗耀祖、福荫子孙,“子承父业”,把财产留给子孙, 为子孙留下一份家业成为中国公民根深蒂固的思想。而现代财富观认为,财富来源于社会,理所当然应该回馈给社会; 拥有更多的财富,就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要让更多的人更平均地享有财富。
二、传统慈善理念向现代公益理念的转型与重构
实现传统慈善理念向现代公益理念的转型与重构须处理好传统慈善观与现代公益观之间关系:
(一)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识、仁义思想、慈悲观念和大同思想都是传统慈善思想孕育的坚实土壤。政府和媒体要大力倡导中国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助人为乐、 扶贫济困等优秀慈善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仁爱、博爱的传统美德,引导更多的人参与感恩、关爱、爱心和慈善之举,为公民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奠定坚实基础。
( 一) 宣传和普及现代慈善思想,建立和培育现代公益理念
西方自愿、平等、尊重、责任精神,理性财富观、“公共精神”、公民社会等思想都是现代公益理念的核心思想。 宣传和普及现代慈善思想,可利用报刊媒体播放慈善公益类广告,宣传和介绍国内外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普及与慈善相关知识等。
(二)培育公共精神,发展现代公民社会
传统慈善 篇4
自汉武帝始，中国的教育和治国采用儒家学说。汉明帝时，佛教传到中国。由于佛陀教育跟孔孟教育是立足于同一个基础——孝道，所以得到中国朝野的普遍欢迎。帝王亲自主持佛陀教育，同宰相主管的孔孟教育并行不悖。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说：“我认为释迦牟尼佛乃世上最伟大的圣哲。”宋明时期，出现了“理学”，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时期。理学家“援佛入儒”和“援道入佛”，进行了儒学的创新，中华文化在精神上实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汇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汇通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儒释道的经典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命脉的大学问，它穿透历史，是融合到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的普遍性价值观。它的超越时空的魅力历久弥新。
儒释道的教育是圣贤教育。什么是圣贤？明了宇宙人生真相，通达因缘果报的事理，可称圣贤。什么是圣贤教育？圣贤教我们，着重在“开悟”，求觉悟。觉悟就是以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认识启发人的正智。儒释道所理解的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儒家和道家讲，万物与我是一体。佛家讲得更深入。佛教讲“生佛不二”，宇宙众生跟佛是一体，宇宙众生跟我不二，我跟众生是一生命共同体，不但跟有情众生是一体，而且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佛家的第一经《华严经》常用“因陀罗网”来比喻宇宙万物的相互包容、相互印证、相互依存的关系。《阿含经》讲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相互依存关系。“万物一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认识这真相，是一种心灵的自觉，让我们想的深，想的远，拒绝虚伪，低劣和粗俗。佛经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宇宙是一，活活泼泼的，是自己，自己对自己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因为是同一生命共同体，自然有大悲心，自然大慈是无条件的。《观无量寿经》讲，“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南传佛教版本《涅槃经》卷十四讲，“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所有善根，慈为根本。”《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讲，“慈悲是佛道的根本，……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祗世生死中，心无厌没。”慈悲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但儒家和佛家为什么不说爱，而说仁爱、慈悲呢？原因是世间人的爱是生于情，仁爱、慈悲也是爱，但是生于智。凡是情爱，容易变化，靠不住，自己也难控制。仁爱、博爱是理性的，永恒不变。总之，慈悲、仁爱是万善之基本，众德之伏藏。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是以慈善文化为根本。
儒释道的经典真的不容易读懂。为什么读不懂？古汉语不是难学的。难的是缺少对经典的真诚心和恭敬心，缺少“为往圣继绝学”的志愿。《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的本性就是真诚。“思诚者”，常常想诚，学诚，人道就沟通了天道。《荀子·不苟第三》也讲“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夫诚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对话录》中也讲“孔孟仁义、恭敬、存心，忠恕为用。大乘真诚为本，慈悲妙用。”汤因比对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的两句评语就把儒家和佛家的义理讲清楚了。他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啊！汤因比深信中华圣贤教育和圣贤文化能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回头是岸。读经典若能真诚、恭敬，自然精神专注，心清净，少杂念，如千江有水千江月。若水波动，则不见月。读经典的人心水亦然。心水清净则闻儒释道的法音，心水浮动则不闻说法。
慈善大学问，只有儒释道讲得彻底，究竟圆满。儒释道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帮我们觉悟宇宙人生真相，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转凡为圣。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事业，第一等的殊胜的善事。这世间哪一桩事情最好？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学做明白人，有智慧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利害、得失、美丑、善恶。让我们“学而时习（实践）之，不亦悦乎。”
谈圣贤教育，第一，要明白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化”。在《说文解字》中，“教”的意思是“上所施，下所教”，即上行下效，即以身作则，也就是佛经中讲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育”是以做人为根本，让人心善、语善、行善。国家的领导人、父母、师长要做出善人的榜样，要指导国民、儿女、弟子立志做圣贤的道理。“教化”的意思比“教育”要深。“化”是接受圣贤教诲后，要变化气质，提升人格，要断恶修善，转迷为悟。受教育者变化了，转化了，带动社会公德、社会风气的转换。圣贤教育不只是向弟子传授知识，比方传授仁义礼智信“五常”，不能只作为知识储存在头脑里。圣贤教化中，解、行是并重的。唐朝清凉大师说：“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愚痴）。”学圣贤要修行。修行用“中道”，不偏在任何一边，解、行相应，“解”帮助“行”，“行”帮助“解”。这是“中道”。随着学圣贤经典，孔孟、老庄、佛陀的思想见解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圣贤教育是教人生“慧”。诸葛亮讲“宁静致远，淡迫明志”，学习的重点是宁静和淡泊，才会得到智慧。不是耍聪明，玩儿学问，玩儿政治。智慧的“慧”字是下面一个心灵的“心”，上面是加个扫帚反向清扫，清扫心灵里的垃圾，将会在生活、事业上双丰收。可是现代人谁会主动清扫自己心灵里的垃圾呢？现代人遇事总是找别人的毛病。工作上出错了，总是推诿于别人。所以智慧难得，因为反观自照的人太少了。圣贤教育会教导你，怎样眼睛不要总向外看，怎么学会眼睛向内观。教育首先是“长善”，儒家讲“性本善”，教育是用圣贤之道把你的“本善”引导出来。儒家的《大学》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儒释道讲“性”是最宝贵的，它纯净纯善，体现了宇宙人生的本质；“心”是存理载道，“身”是行道。“性存天理，心存道理，身存情理。”天理是人我一体，人与万物一体，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人性与天性是合一的。它是道理和情理的源头和统帅。我们明白了，要为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懂得了圣贤教育的道理，就会警惕，我们的心不要为身欲所奴役，乃至迷失自己的道心，遮蔽了人性。教育其次是“救失”。儒家讲“性相近，习相远。”人人的“人性”都存天理，但习性大有差别。人们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容易养成坏习性、坏习惯。“救失”就恢复人们的“本善”。这样“教”就产生了“化”的果实。
谈圣贤教育，第二要明白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文化若无人弘扬，如何能兴盛呢？弘道不只是口头讲，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倘若传而不习，学了，不实践，圣贤文化和圣贤慈善文化只会衰灭。为师之道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儒家、佛家、道家都是师道，不是宗教。儒家讲“只闻来学，未闻往教。”“来学”是来求学。你到老师那里求学，不是老师到你家里招生。老师非常谦虚，绝对不敢招你，愈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愈谦虚，佛家也是如此。寺院有高僧讲经，就在寺院门前的旗杆上悬挂圆形的幡幢，通知大家。
圣贤教育需要师道尊严。老师，如儒家所言，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从事于圣贤教育，讲的是圣贤之道。一个人倘若不接受圣贤教育，他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学生对老师恭敬。恭敬什么？敬老师的圣贤之学。老师善于开示，学生善于悟入。老师教《论语》，自己的思想、举止多多少少得像孔子，表现出“温、良、恭、俭、让”，把圣贤之学融会于身心生活中。学问即生活，生活即学问，是知行合一的教学，师理事圆融的修学。老师通达事理，有修有证，学生服膺老师，会以老师为榜样，认真学，会得到智慧。慧命比生命更重要。
当一位好老师是不容易的。倘若道德学问都欠缺的人当老师就害人不浅了。《孟子·滕文公下》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万章上》讲“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行，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行。倘若不端正自己，就无法端正别人，更不用说去匡正整个天下了。这种人是不少的。他们讲圣贤经典也能滔滔不绝，但他们对圣贤存有轻慢心，对他们在课堂上、媒体上、电视上所讲的，不愿意去践履，起心动念离不开名闻利养。这种讲学不如法，不如理，实在是一种罪过。古人讲“为不善于显明之中，人得以诛之；为不善于幽暗之中，鬼得以诛之。”佛经《楞严经》讲“邪师说法如恒沙河。”邪师讲的当然不是正法。判断讲学的正邪的标准是圣贤的经典。随顺经典的教诲是正法，否则是邪法。这是我们需要十分警惕的。孟子讲人生精神中的“浩然之气”跟“仁义”是直接关联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修身养性就是养浩然之气。“其为气（浩然之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浩然之气是同义和道相配合；缺少它们，气便不够盈满。这种气，是聚集了正义才产生，不是凭偶尔的正义之举所能获得。参见《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尽心下》讲“养心莫善于寡欲。”（修养心性最好办法莫过于减少欲望。）一位老师进入对外物不动心的境界，就会有浩然之气，就能以榜样引领社会道德风气，传递人间大爱，释放社会正能量。
学生尊师重道，对儒释道经典“专信不犯”。一心不疑，叫专信；不违教诲，叫不犯。这是最好的修学方法。古人讲“观其师而知其徒，观其徒儿知其师。”这是有道理的。
古人讲“师承”。师承是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和尊敬。老师是过来人，借重老师的学识、经验和成就作基础，继承他的良好学风，学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以后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圣贤教育要求学生抱怎样的学习目的呢？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是孔子倡导的学习目的。“为己”的“己”是指“自我”，“为己”是为了自己觉悟，自我道德的完善和自我人格的不断提升，抛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傲慢），以慈悲心态待人接物。而“为人”是迎合他人需要，或照他人的样子，追求名利和时尚生活。学圣贤经典为什么不能深入，不能透彻？自私自利是最大障碍。慈悲心是根本。《荀子·劝学》也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以为禽犊”。“禽犊”指的是礼物，用现代的话讲，是“敲门砖”的意思，而不是首先学做人。古人讲，人生在世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根基。《后汉书》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你没有德，你决定不能立功，你也决定不能立言。一个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有机缘就立功，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做贡献；没有机缘，他可以走“立言”的路，教化众生。前者有周公，后者有孔子。其次，学生对圣贤文化要有恭敬心。《礼记》讲 “曲礼曰，毋不敬”。世，出世间学问，从哪里做起？从恭敬做起，乃至日常生活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孔子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就是以恭敬心求学，容易开悟，就离生智慧不远了。他又说“力行近乎仁”。能把学到的东西诉诸实践，知道众生跟我是一体，就会无条件地服务众生。学而优者，心态至少占百分之九十，而方法顶多占百分之十。求学是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真正诚敬的学生才会愿解经典的真实义理。圣贤讲“学”的整个过程包括“信、解、行、证”。“信”是信圣贤经典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是大学问；“解”是对圣贤所讲的理论、方法明白通达；“行”是落实；“证”是能契入圣贤所讲的境界，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圣贤的理论、方法确实合情、合理、合法。“信、解、行、证”中贯穿有圣贤的学风和道风。“学风”是圣贤学说的研习和探讨；“道风”是修行，就是圣贤学说的理论、方法和境界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
谈圣贤教育，第三，无论教，抑或学，都需要逐渐地“消归自性”或称“回归自性”。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就是纯净纯善的。为什么“性相近，习相远”？人染上贪、瞋、痴，就身心不干净了，原本的纯净纯善的本性被遮盖了。人因为有不良习性，不能断烦恼，读圣贤经典不能收心，不能定心。普遍的毛病是“只尚言通，不求实悟”，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搞不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孔孟、老庄、佛陀要求大家泯灭私心，祛除烦恼。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收回来？“都摄六根”就收回来了。换言之，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受外面“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影响，做一个宁静的人，能安贫乐道，“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做到《黄帝内经》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儒释道都主张修定，即“禅定”的修行。“禅”的意思是不著相，用现代话说，是不受外境的诱惑。“定”是不动心，心理保持清净，不起烦恼。所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行住坐卧所有一切活动，只要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就是禅定。禅定，说起来不容易，修起来更不容易。儒家的《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讲的就是修禅定。这是说，人去其旧染，而达到善的极致，成新人。止于至善的前提和基础是明“明德”。如何才能明“明德”呢？《大学》又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要明“明德”，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里的关键是“格物”（格除物欲）。从格物到致知是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知止而后有定”到“虑而后能得”是修禅定经历的不同层次。“虑而后能得”，得什么？得到“明德”，就是恢复人的本性本具的纯净纯善，感悟“万物一体”的宇宙人生真相。明“明德”就是“回归自性”。
道家同样重视禅定。《庄子·大宗师》讲“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只有格除嗜欲，才能进入恬淡虚无的清净境界。《大宗师》是专门论道和修道的，并以修道为中心，先后阐述了修道的程序、功夫、障碍和悟道境界。不过只是简略的提纲。有趣的事是《庄子》一书中谈到孔子的弟子颜回修禅定的方法——“坐忘”，何谓坐忘？颜回说，“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忘却肢体，泯灭世俗聪明，摆脱形体和知识的束缚，与大道混同融通，这叫坐忘。）坐忘是道家的禅定方法。颜回明道了。
大乘佛教讲究“六度”：布施（慈善捐献和服务）、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都是格物致知的功夫的具体修学方法。“般若”是“致知”的极致。“诚意”在佛法上是直心和平等心；“正心”之极是深心、清净心；大慈大悲是家齐之极，国治之极，天下公平之极。佛经对禅定的论说相当精详。比如佛家天台宗创始人（隋）顗著有《止观坐禅法要》《摩诃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六妙法门》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禅定指南》收入了智顗的部分天台宗禅法。佛教净土宗以念佛方法修禅定是最究竟、圆满的。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文钞》中讲得非常契机、契理，人人可以依教奉行，人人可以自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印光法师言念佛600问》汇集了印光祖师的有关论述，而且有详细注解。在禅定修炼中，消泯功利主义，抖落浮躁尘埃，清新淡泊名利，远离喧嚣的心灵追求，感悟天人合一。我与宇宙万物为一生命共同体，从而能推己及人，心怀万物，悲悯苍生，广济众生，以尽天理之极。
谈圣贤教育。第四，教育是要有次第的，要以伦理做基础。儒释道都主张“孝亲尊师”，把孝亲放在第一位，尊师摆在第二位。儒释道都是师道。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圣贤所讲的都是合乎天理人性。孝亲，把孝敬扩大。孝敬一切众生。《孝经》讲“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圣贤教育都是由孝开始。大孝是孝天下的老人，对长辈、年长者有一种尊敬的心，要把老一辈的优良道风、学风、家风传承下来。从孝亲引导出伦常，长幼有序。儒家讲“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佛家讲“五戒”“十善”。儒释道都倡导“五常”：仁、义、礼、智、信。仁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是为社会，为别人服务，能尽义务；礼是待人接物有分寸，有节制，自谦而尊人；智是理性处事，不感情用事；信是人无信不立。《左传》讲“人弃常（五常）则妖兴”。佛家的《楞严经》讲“破根本戒则妖邪魔鬼兴世”。弃离“五常”，破根本戒，就是不顺人伦大道。《论语》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亲尊师，长幼有序和“忠臣生于孝门”告诉我们，人能知本分，尽本分，则近道矣。什么是尽本分？《论语》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的学问概括说就是岂有“忠恕”两字。忠是心摆在中道，不偏不倚，做人竭心尽力，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恕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人能知道自己的本分职责，就能努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两全，自然爱国，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当责任，自然也为大慈善事业担当责任。佛家将仁孝扩展到动物、植物、山河大地以及不同维次的空间的生物。这是仁孝之极致，慈善之极致。
跟“仁孝”同样重要的是圣贤的“因果报应”教育。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事相不出因果。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报。这是事实真相。《孔子家语》讲“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释（不任用）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之不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讲“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说实在的，中国的一部二十五史就是一部最大最完整的因果报应纪实。细读深思，必能悟出因果感应之理。中国古代的小说、平话一类或者戏剧，有一个中心理念，就是因果报应，决定是善人到后来有好报；恶人到后来有恶报，表扬的是忠孝节义。这是民间的因果报应教育。古代圣贤经典揭示了因果报应教育的义理：“信因果者，其心常畏，畏则不敢为恶；不信因果者，其心常荡（放荡），荡则无所忌惮。一人畏而行一善，万人即增万善；一人荡而造一恶，万人即增万恶。故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乱之道也。”这种教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是最有成效的教育。古时候，政治清明，风俗醇厚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都守礼，人人都守法，因为人人知道因果报应。懂得因果报应，他所思所行，要考虑后果，因此需要大力弘扬圣贤文化和圣贤慈善文化。一个人倘若觉悟了，会尊圣敬善，仁慈博爱，闲邪（防止邪念、邪行）存诚，自净其意，这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