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治理

公司法人治理（精选十篇）

公司法人治理 篇1

教育部颁发的教技发[2005]2号文, 要求全国高校企业限期完成改制工作, 并要求在高校企业中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公司法》已开始实施, 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目前, 各高校企业规范化工作在有条不稳地进行。高校企业改制后,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一般都设立了股东 (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但是, 这些机构的设立并不意味着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已经完成, 高校改制企业和新创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还存在着诸多共同障碍, 对企业的有效治理还任重道远。

一、高校企业建立有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障碍

1. 高校企业改制不彻底, 用人制度不统一, 影响了企业内部公平和运行效率。

高校企业完成改制, 使得企业产权明晰, 股权多元化, 为企业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奠定了基础。但是, 在人员处理上, 高校企业执行“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的人事政策, 改制企业的原有职工保留学校职工的身份不变, 适当时可以回学校。也就说, 企业对这部分职工无权进行处置, 这就大大降低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决策的权威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 学校为了维护这部份职工的利益, 稳定企业原有职工队伍, 在企业改制时, 也要求企业对老职工的岗位和薪酬给予一定的保障。这使高校企业进入“一企两制或同工不同酬”的窘境。经常挫伤企业另一部分职工的积极性, 既影响企业的公平, 又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效率, 给企业的正常管理增加了难度。

2. 我国风险投资体系不发达和高校科技企业发展模式不成熟, 影响了公司治理的稳定性。

高校办企业主要目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通过兴办科技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无论是改制企业, 还是新办企业, 高校科技企业发展主要模式都是以学校技术、科研人才与社会资本的结合, 这种“珠联璧合”式的资本组合和人员组合促进很多高校科技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这种模式也奠定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 但是,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和这种模式自身不成熟, 削弱了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首先, 出资者出资形式不同, 各方所承担的风险不一致, 经常带来合作上的困难。技术资本属于高风险资产, 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技术资本消耗不确定, 合作不成功, 技术出资者仍然拥有所出资的技术, 而货币出资者可能损失惨重。在欧美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中, 有大量用于创业股权投资的风险资本, 投资失败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体系不发达, 用于投资高科技企业的资金非常珍贵, 从事风险投资管理的人才也非常缺乏, 风险投资家承受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 面对合作过程中高校技术资本带来的高风险, 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 合作难度大。其次, 学校科技人员与企业营销人员结合不当, 容易产生企业治理问题。在新创办企业中, 学校科技人员, 既是企业的股东, 也是企业的技术支持者和操作者, 一方面他们是企业的职工, 担负着企业技术执行和技术发展的重任,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学校的职工, 要完成正常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的技术发展工作, 企业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这也形成了学校人员与企业其他职工在“责、权、利”上的不一致。学校人员在企业业绩比较好的时候, 愿意承担较多的任务, 但在企业遇到困难, 经营形势不明朗的时候, 更愿意与企业中断关系, 继续从事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以规避风险。在实践中, 这种形式的人员组合如果缺乏沟通机制或沟通不够, 容易在科技人员与营销人员之间产生障碍, 造成相互歧视, 不利于企业运营过程中问题的解决。

3. 有的高校企业股权设置很不合理, 影响企业有效决策和正常经营。

有的企业股权设置过于分散平均, 没有控股股东, 造成股东对企业要么全部关心, 要么全不关心, 董事会成员团结还好, 不讲团结则不利于重大决策的通过, 不利于对经理层的监督活动, 让企业无所适从。有的企业为了提高职工的积极性, 在设置股权时, 让职工人人持股, 当经理层与员工利益不一致时, 易造成企业内部的对立, 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有的企业中学校持股比例过高, 这常常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学校股东在管理、决策过程中缺位, 尽管委派了董事、监事, 其实不能完全代表学校的利益;二是企业决策机制不易发生根本性变化, 有可能又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 股东会、董事会成为学校行政决定的发布会。

4. 多数高校企业规模不大, 决策、监督层与经营层人员重叠, 削弱了企业机构间的监督制衡作用。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全国普通高校4311个企业资产总额1737.47亿元, 所有者权益751.84亿元, 注册资金409.57亿元, 除去30家上市公司, 平均每个企业资产只有4018万元。较小的企业规模, 使得高校改制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主要来源于原企业的经营层, 与经理层人员高度重合, 出现了自己监督自己的现象, 监督制衡功能失效。

5. 高校企业经营者的观念有待改变, 素质有待提高。

高校企业经过改制, 体制发生了改变, 企业改制前后经营内部环境和经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但企业为了发展和经营的延续性, 经营骨干得以保留, 经营层基本没有发生改变。按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目标, 对于决策者的指导思想要求也应不同, 然而, 人的思维很难因为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有根本性变化, 其结果往往会形成“穿新鞋, 走老路”的局面。

6. 没有很好地建立财务审计监督体系。

审计是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信性的有效手段。大多数高校企业目前尚未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企业内部控制存在制度上的缺陷, 公司股东也很少利用审计的手段对企业的经营层实施监督, 很可能导致企业信息失真和舞弊的存在, 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和员工队伍的培养。

7. 学校股东委派董事、监事制度有待完善。

经过企业改制, 学校对企业的管理由行政管理变为股权管理, 建立了董事、监事委派制度。但是, 高校改制企业经营层一般都持有企业股份, 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 而学校股东一般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 学校股东和其他股东在信息掌握上明显处于不对称地位, 削弱了学校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力, 阻碍了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威性, 这些因素容易积累矛盾, 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二、高校企业建设有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对策

1. 高校企业中学校人员实现社会化, 使高校企业走向完全独立。

为减少企业改制执行的人事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 对于符合条件的学校职工, 可以实行企业内部退养政策, 而且, 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 可以选择留在企业或回学校人才交流中心。然而, 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还是让这部分人员从学校剥离, 使他们社会化, 使得企业用人有完全的自主权。

2. 健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完善高校科技企业发展模式, 为企业有效治理奠定基础。

建立技术保护制度。及时将股东出资的专有技术和企业开发的新技术申请专利保护, 防止技术扩散,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降低企业风险, 为创业合作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要求企业职工与企业签订保密协议, 防止企业的利益受到侵犯。防止股东委派人员间因从事岗位不同, 而相互贬低, 影响合作。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使得科技人员和营销人员之间得到充分的了解, 便于更好地合作。建立目标任务体系, 以利于对不同部门进行考核控制。

3. 设置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 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根本保障。

在高校科技企业中, 企业应有多少股东, 学校应持有多少比例的股份, 各股东持股比例应如何设置, 这没有统一的标准, 视企业的情况而定。但是, 在企业成长过程中, 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学校对企业持股应保持适当比例。学校持股比例太高, 一股独大, 原有的国有企业弊端可能很难剔除, 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 容易出现监督缺失, 不利于科学决策。相反, 如果学校持股比例太低, 不利于凸现科技企业的学校背景, 不利于校企间的长期合作和科技企业的后续发展。作为处于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 其自身的研发能力非常脆弱, 依赖高校后续技术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一旦离开学校的影响和支持, 其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从成功的科技企业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 企业的主导产品往往并非为原先创建企业时拥有的产品, 而后续开发的产品, 或者产品虽未发生变化, 但是, 其生产工艺和性能得到很大改善, 成本大大降低, 而这一系列的改变都得益于背后强大的高校科研体系的支撑。企业规模不太大的情况下, 自然人股东不宜太多。高校企业, 不管是改制企业, 还是新设企业, 处于成长阶段企业规模一般都不大, 企业的创始人既是股东又是员工, 还没有完全发展到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 在经营过程中, 如果自然人股东过多, 因商业信息需要保密而形成各股东间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容易形成内耗, 导致决策成本增加, 不确定性增加, 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高校企业中, 类似的教训比较普遍。例如, 某高校技术服务咨询公司, 注册资金100万元, 学校持股占27%, 经理层持股33%, 其他23名职工持股40%。经理层和普通职工虽都是企业股东, 但因其所处位置不同, 所掌握信息的程度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每次召开股东会, 成为经理层股东与普通职工股东的斗争会, 使得原本是公司的决策问题变为企业的人事问题, 加剧了经理层和普通员工间的矛盾, 割裂了企业团队, 使得经理人员处理问题的难度加大, 痛苦不堪, 最后只有通过设立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分权形式来缓和矛盾, 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4. 增强高校企业盈利能力, 积极发展高校企业规模,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供动力。

高校企业与社会其他企业一样, 其目标也是生存、发展和盈利。建设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促进企业持久地生存和发展。多数高校企业规模比较小, 在完成改制后,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发展生产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企业在经历快速发展阶段之后, 企业融资需求增大, 增资扩股成为企业的必然;当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便会对分权制衡提出要求, 将促使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5. 理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 确立董事会的核心地位, 为分权制衡创造条件。

股东 (大) 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作为公司财产的最终所有者, 不可能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通过股东 (大) 会行使自己的审议权和投票权, 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 是公司的法定代表。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使决策权。董事会实行集体负责制, 在董事会成员中, 各个董事 (包括董事长) 是平等的, 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他们共同对股东 (大) 会负责, 不存在董事长的个人绝对权利。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是公司的执行机构, 具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执行机构是公司业务活动的最高指挥中心。它执行董事会的决策。总经理同执行机构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关系, 其成员必须服从总经理的指挥。监事会由股东 (大) 会选举产生, 规模较大的企业监事会还应有职工代表参加, 监事会是公司专职监督机构, 股东选出的监事对股东 (大) 会负责, 职工选出的监事对职工负责, 监督董事会制定决策和经理人员执行决策。公司的股东 (大) 会、董事会、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层和监事会就共同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领导机构, 董事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四个机构既相互独立, 同时又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在治理结构中, 既要防止所有权侵犯经营决策权、经营管理权;也要防止经营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架空所有权、排斥监督权。只有各机构都恪尽职守, 相互独立, 又不越位, 才能保证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失灵”。

6.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为企业规范运营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储备。

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对企业的经理层人员素质要求提高, 引进职业经理人成为建立有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 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方面, 高校企业有很多成功的典范。某高校企业从事节能设备的研究开发, 改制后, 主要经营层人员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 经营层与决策层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重叠, 因为决策者决策时充分掌握企业信息和市场信息, 决策果断并且准确性高, 企业发展迅猛, 很快成为海外上市企业。成为公众企业后, 企业经营层主要人员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股东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通过证券市场形成的股东绝大多数并不能参与企业经营和决策, 如果持有股份的企业主要经营人员仍不发生变化, 不仅会引起经营层的分裂, 而且还会侵害没有参与经营的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 果断决定, “所有股东退出经营层, 引进职业经理人”。引进职业经理人后, 公司很快又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

7. 设置符合高校企业特点的组织机构,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高校科技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可以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因此, 在设置企业机构时, 应适当考虑这些优势, 充分利用好这部分资源, 处理好企业与学科及科研院所的关系, 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践中, 很多高校企业聘请学校相关学科和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 在企业重大工程或重大项目的接洽、施工过程中, 由专家们审核把关。同时, 科技企业与相关学科和科研院所建立互动良性的相互依托关系, 学科的最新成果优先有偿转让给科技企业, 科技企业每年从其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支持学科, 并用于相关产品的后续开发。这样的组织结构有利于学校产学研相结合, 有利于企业利用学校资源, 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高校企业在进行治理结构建设时, 还应当考虑到工会、党支部等党群组织的作用。

8. 加强对高校企业的审计监督工作, 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一般情况下, 高校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后, 造成学校股东与企业经营层的彻底分离, 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企业经营层手中, 学校对企业的影响力降低, 学校和部分股东甚至被贬到仅是资金提供者的地位。有效地行使学校股东的权力, 防止学校股东被边缘化, 审计监督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之一。当然, 内部审计能够发挥作用, 又不被经营层所控制, 确实也是比较难实现的举措。在实践中, 可以借助于学校的内审人员强化对企业的审计监督。

三、结论

总之, 高校科技企业有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要求并不一致, 在高校企业建设中, 应当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不断完善, 使得企业治理结构既能够维护股东利益, 平衡各方面矛盾, 又能有利于企业的自身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高校产业改革改制指南[Z].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10)

[2].国企改革.如何完成法人治理结构[J].中国经济动态 (京) , 2000

[3].公司法[Z].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6

[4].国企改革.如何做到产权清晰[J].中国经济动态 (京) , 2000

[5].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2005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R].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7

公司法人治理 篇2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形成根源

目录

内容摘要„„„„„„„„„„„„„„„„„„„„„„„„„„„1 英文摘要„„„„„„„„„„„„„„„„„„„„„„„„„„„1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界定„„„„„„„„„„„„„„„„2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模式概览„„„„„„„„„„„„„„3

（一）美国式治理模式„„„„„„„„„„„„„„„„„„„„„4

（二）德国式治理模式„„„„„„„„„„„„„„„„„„„„„4

（三）日本式治理模式„„„„„„„„„„„„„„„„„„„„„4

三、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模式„„„„„„„„„„„„„„„„„5

四、我国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的形成根„„5

（一）法哲学根源——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5

（二）经济根源——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相分离的公司本质„„„„„6

（三）价值根源——制衡理念„„„„„„„„„„„„„„„„„„7

（四）历史根源——靠近大陆法系„„„„„„„„„„„„„„„„8

（五）现实根源„„„„„„„„„„„„„„„„„„„„„„„„9

（六）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10

五、对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几点改进建议„„„„„„„„„10

（一）股东会„„„„„„„„„„„„„„„„„„„„„„„„10

（二）董事会„„„„„„„„„„„„„„„„„„„„„„„„11

（三）监事会„„„„„„„„„„„„„„„„„„„„„„„„11

六、不是结论的结论——从更广泛的层面深思„„„„„„„„„„„11 参考文献„„„„„„„„„„„„„„„„„„„„„„„„„„13 后 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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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其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本文从明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入手，试图对我国公司立法采用“三权分立——制衡”式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形成根源予以分析，以论证我国采此模式的合理性。同时，针对我国目前该模式的不合时宜之处，综合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趋同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权分立——制衡”、独立董事。

【Abstract】These year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rises more attention of the theories.It’s a hot point in the corporate law, and also a hard point.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confine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n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 of why our corporate legislation uses the model of separate legislation of three power with checks and balances.In order to certify that we use the model is reasonable.In the meantime, it gives some advices to perfect this model.【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eparate Legislation of Three Power with Checks and Balances、Independent Director。

“近年来，很难找到一个词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那样，既引起人们极

①大的关注，又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讨论，围绕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问题已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论阶段。随着证监会2001年《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发布，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大规模地登堂入室。翻阅近期文献，理论界对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赞誉和热情，也明显多于对该制度的检讨。甚至有人主张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监事会②。近而完全引进美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文旨在反驳以上观点，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合理性、优越性进行理性、冷静和深层次地抗辩。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界定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近现代公司为之困绕了近半个世纪的一个问题，③但公司法人治理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称“公司治理结构”，是从美国公司法中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翻译而来的，日本称为“统治结构”，香港称为“督导结构”，我国学者更多地称其为“组织机构”、“机关构造”或“管理体制” 等④。也有称之为“企业督导制衡机制⑤”、公司管制、公司治理机制⑥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因而关于其的内涵，莫衷一是。即使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内部，也众说纷纭，尚未达成统一界定。

在经济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组织安排说。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把法人治理结构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包括从董事会到计划的所有内容。”⑦

第二，相互作用说。库克伦（PhlipL Cochran）和华延科（StevenL Wartick）指出：“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的有关利益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1）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不一致时，一个公司治理问题就会出现。”⑧

蒋大兴：《独立董事：在传统框架中行动——超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异向思维》，载《中国法学文丛：民商法经济法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转引L.Rout：《Corporate Governance》,《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0月27日。

②《独立董事谁来当》，中国证券网2001年10月9日。③ [日]酒井卷雄：《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论与公司法的修改》，见李黎明主编：《中日企业法律制度比较》，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 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⑤ 谭安杰主编：《改革中的企业督导机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⑥ 辛亨复：《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与选择》，见《上市公司》1999年第4期。⑦ [英] 柯林·梅耶：《市场经济和过度经济的企业督导机制》，见谭安杰主编：《改革中的企业督导机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⑧ 许凌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的立法选择》，载《襄樊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① 第三，组织结构说。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高级执行人员及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机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①

第四，决策机制说。奥利弗·哈特提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更准确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如何使用。”②

第五，指有关如何制约被委以重任的公司经营者对股东即公司所有者可靠责任，以及公司的组织机构是否有利于强化这种可靠性③。

在法学界，人们以不同的角度认识和理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认为：

其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又称公司机关权利构造，从法学角度言之，“公司治理”的宗旨是重构现代公众公司的权利分配与行使关系④。

其二，“从公司法意义上讲，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包括公司法对公司机构的设置、权限以及组成公司机构的自然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一系列规定。”⑤

其三，指公司的管理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⑥。

其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公司组织结构现代化、法制化问题。从法学的角度讲，它是指为维护股东、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证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营，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组织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衡的制度体系。作为一个法律制度体系，它主要包括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内部机构分权制衡机制和法律规定的公司外部环境影响制衡机制两部分⑦。

其五，有的学者则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广、狭义之分，前者指一切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机关（组织机构）制度、股东‘用脚投票’（抛售其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等。后者仅指公司机关制度。”⑧

综合经济学界的学说，结合法学的特色，通过对以上观点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关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界定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基于公司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的利益与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所有者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设计并实施的各种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总称。这些机制在公司法学上则表现为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包括经理层）等公司内部各机关之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关系⑨。

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英]奥利弗.哈特：《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载《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6期。③ 辛亨复：《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与选择》，见《上市公司》1999年第4期。④ 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⑤ 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⑥ 成晓霞：《新法人治理结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⑦ 崔勤之：《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法理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2期。⑧ 刘股东：《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度改革的法学思考》，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⑨ 因为设立监事会并不是各国公司立法的普遍做法，其仅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为增加概念的科学性，故此处并未将之列入。但此概念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时，“等”则应包括监事会。②① 3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模式概览

（一）美国式治理模式

美国式治理模式，又称外部人模式（outsider system）、单一形态组织机构、“一会制”，是指公司除股东会外仅有董事会作为必设机关。其特点是: 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合二为一，董事会集业务执行职能与对此的监督职能于一身。即董事会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的同时，下设监督性的委员会，以监督执行业务的董事。该监督性的委员会由外部董事组成。

（二）德国式治理模式

德国式治理模式，又称双层形态组织机构、双重委员会制度（double-board system）、“两会制”,是指公司的监事会和董事会呈垂直的双层形态。该模式在西欧国家中最具代表性,故又称西欧模式。其特点如下: 1.监事会和董事会有上下位之别。监事会属于上位机关,而董事会则是下位机关①。此外，监督职责与经营职责分离。监事会除了选举管理董事（Management Board）外,对管理董事会及其成员的行为实施监督。但监事会成员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管理。而管理董事会则在监事会的监督下,专司公司经营之责。

2.职工参与制.德国公司治理的另一特色是强调职工的民主参与。在监事会中,职工代表可占1/3到2/3的席位。从而使得原先作为资本的“仆人”的职工,现在变成了经济“公民”,资本家已不再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一家之长”②。

(三)日本式治理模式

日本式治理模式,又称并列形态的组织机构,指公司的董事会——公司业务执行、经营决策机关和公司的监事会——监督机关并列存在，无上下位之别。其典型的特点是：

相机的治理机制。相机治理（Contingent Governance）作为日本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特征，它是指作为控股公司的两个集团即股东和从业员，对公司的控制权是随公司财务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在公司处于正常的财务状况时，从业员是公司的主权者，以银行为主体的法人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表现得不十分明显；反之，当公司陷于财务困境时，以银行为主体的法人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将变得明晰起来，此时，③从业员组织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除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外，此外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如东欧转轨经济下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东亚家族式治理模式等。但因其不具有典型性，此处不一一赘述。

王保树：《是采用经营集中理念,还是采用制衡理念_____完善中国公司法人治理的课题》,载日本《法律时报》2001年第7期。

② 聂德宗：《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模式与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③ 同上。①我们在对以上三种模式比较分析的同时，能否从类型学的角度抽象出两种更具典型意义的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式治理模式，其贯彻的理念是经营集中理念。所谓经营集中理念，①强调集中管理的重要性，将“经营”理解为“除对事业的意思决定和执行以外，还包括监督的概念”。以此为前提，认定单一的管理组织，将经营集中于董事会②。因而，是一种集中式的治理模式。

德国式的治理模式，其贯彻的理念是制衡理念。将公司的最高意思决定、经营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监督的权限分配给各个机关，机关之间基于相互制衡的理念运作。因而，是一种制衡式的治理模式。

日本式的治理模式，其贯彻的理念是折中理念。即在制衡理念基础上吸收经营集中理念的有益之处，形成自己新的理念，具有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双重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抽象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集中式模式和制衡式模式。

三、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模式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③。因此，我国公司立法采用了“三权分立——制衡”式的结构模式。

四、我国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的形成根源

(一)法哲学根源——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

我国公司法中“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的确立，是对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的成功借鉴。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转引[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133页。

② [日]酒卷俊雄：《日本对企业治理问题所作的探索》，见《商事法论集》第4卷（2000年）。③ 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①如何才能使公司内部的各种机关协调运作，从而使小社会有条不紊地运行并逐渐发展壮大，是摆在公司立法者面前的一个难题。然而，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制度在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大社会”中的成功运行，使公司立法者的眼前为之一亮。

“三权分立”制度，源于洛克的“分权”理论。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其实，对外权实际上也是执行权，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洛克的分权理论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两权分立）。在提及分权的原因时，洛克认为，担任立法的人和执行立法的人不一样，前者可在短期内完成其工作，而后者的工作是长期的，这两种权力要分开，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如果立法者也是法律的执行者，就会产生弊端，可以自己不服从法律，立法时使法律服从私意，这样个人与社会对立，违背建国的目的。后经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之发展成为完整的“三权分立”理论，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理论。关于三权分立的理由，孟德斯鸠将之简单地概括为，保障政治自由，防止国家权力腐败。具体即：“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啦。”①最后由汉密尔顿继承该理论并光大之，将其首次写入美国宪法，创立了美国的宪政制度。汉密尔顿的三权分立理论，较前人的进步之处在于其除注重权力分立外，更强调权力制衡。其认为只采取权力分工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牵制。“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某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员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②

综上所述，三权分立与制衡，简言之，即由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总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三权彼此独立，同时要相互制约，彼此制衡。如：行政要服从法律，但君主可以行使对立法的否决权；立法不能干涉行政，但同时可以审查、监督君主对法律的执行，议会享有弹劾权；司法必须以立法为依据，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对立法的审查权。

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组织，也存在内部权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权问题。“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公司法面临一个宪法问题：将某种宪法意义的形式加于公司经济之上的问题”③。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机关的分权形式，经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证明了其生命强劲力与制度合理性。于是，公司便仿之分别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其股东大会便相当于议会，享有立法权；董事会就是政治局，享有行政权；监事会好比法院，享有司法权。从而三权分立，监督制衡。西方宪政中的“三权分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转引自[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②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转引自[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40-41页。

③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①立”制度便被成功的引入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经济根源——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相分离的公司本质

古典家族式经济体的经营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既然所有权属于自己，那么经营权也当归自己享有。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确属天经地义之事。然而，随着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外部竞争的日益剧烈，社会对经营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者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对经济体的经营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公司这一“投资工具①”便应运而生。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将自己的公司交给具有专业经营素质的管理层经营。公司这一投资工具的出现，成功地实现了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相分离，满足了股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

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投资者将其财产出资公司后，即丧失了对其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丧失其原由财产的对价，公司给予其股权，实现了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伴而②生，又相互分离。这一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是公司权力机关分离的前提和基础③。

现代公司运行是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实现各自主体利益的过程。在公司发展中，内部分散的各要素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争斗，最终形成股东、管理层、员工三大“利益集团”④。我国公司据此分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关，拥有决策权；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具体执行股东会的决策，握有经营管理权；而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监督机关，监督董事会对股东会决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行使监督权。此即公司法上的“三权分立”。然而如此一来，管理层实际经营公司，大权独揽，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原本集权力于一身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与监督进一步弱化，较管理层处于劣势地位；员工对公司投入劳动，其命运与公司息息相关，但其既无决策权，也无经营权，处于最劣势地位。只有资本、管理和生产这三种要素很好地结合，公司这台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为防止大权逐渐集中于董事会，于是，同处于劣势的股东便很自然地与员工走到一起，共同行使对管理层的监督权，以制约董事会经营管理权的行使，从而成功避免了经理层上对股东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下对员工熟视无睹，飞扬跋扈的情形。至此，形成了股权、经营控制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制衡产权状态。确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并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机关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最终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三）价值根源——制衡理念

世界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所以各具特色，其各自所贯彻的理念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集中式模式贯彻的是经营集中理念，而我国采用“三 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③ 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④ 殷武：《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根因》，法律论文资料库。②① 7 权分立——制衡”式模式则贯彻的是制衡理念。所谓制衡，简言之，即通过制约以达到平衡。其强调各权力在分离的基础上要彼此牵制，相互制约，从而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其理论前提是权力之间如果不相互制约，便会出现权力逐渐向一个拥有较大权力的机关恶性集中的现象，导致垄断，最终丧失民主，出现顾此失彼甚至一切只为一己私利的后果。制衡，从实质上讲是一种预防性机制。同“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样的道理，为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只有赋予分权的各机关以对抗、抵制其他机关不正当行使权力的权力，以达到各权力之间的一种平衡，一种动态的平衡。之所以说其是一种动态平衡，是因为其是通过积极的相互对抗，主动的彼此牵制而维持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平衡。

我们采用制衡理念，是有深刻的文化、实践根源的。文化方面，“如果说美国的文化贯穿一种自由主义精神，文化个体存在着对集中权利的反感和不信任，那么在中国恰恰相反。文化个体习惯于被某种权力氛围所包围，习惯于被领导、被管制。”①美国有浓厚的民主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使美国对私人经济权力的集中感到十分不安。因此，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化，而此必然导致经营权力集中于管理层。然而我国，深受传统影响，股权则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在此，采用制衡理念，可谓“正中下怀”。制衡理念的引入，期望对这种“奴性”有所改观，也算是民主思想对“奴性思想”的一种强行“输血”吧。

至于实践方面，下文的（五）点有详细论述，故此处不再赘述。

（四）历史根源——靠近大陆法系

中华法系，虽可独树一帜，但其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却不谋而合。所以当中华法系在近代步履唯坚时，便不自觉地向大陆法系靠近。中华法系在“易帜”时，之所以将炽热的目光瞄准首扛大陆法系大旗的德国，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中华法系具有成文法的传统，而我们靠近同样以成文法为典型特征的大陆法系，这样便于法律的移植，也便于当时的学者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有所取舍地选择适合我们的法律。其次，借鉴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便于迅速实现外来法的本土化。将德国的商事法翻译过来，结合我们的实际予以适当改动，编撰出我们的法典，并颁布施行，实现了以最短的时间把外来法成功地移植在我们的土壤中的梦想。我们的国民对法典并不陌生，因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新旧法的更替，从而使“嫁接的枝”顺利“发芽”并“开花结果”。这也顺应了当时举国上下齐呼强国富民的迫切愿望。最后，德国民商事立法在当时大陆法系最具典型。此外，德国人谨慎的思维所创造出的严密的商事法概念，这与我国当时将移植的目标锁定其也不无关联。

中国近代商事立法始于清末变法修律②。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商律》，包括《商法通例》九条和《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条。《钦定商律》乃沈家本、伍廷芳等奉旨仓促而作。由于都具有成文法的传统，于是当时的学者便把目光瞄准大陆法系的德国，这样便于法律的移植。此间时局动荡，蒋大兴：《独立董事：在传统框架中行动——超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异向思维》，载《中国法学文丛：民商法经济法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② 张家镇、秦瑞玠、汤鹗、孟森、邵义、孟昭常编撰，王志华编校：《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①商法虽几经修废，从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起草《大清商律》到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召开第二届全国商法讨论大会草拟的《公司律草案》，但都保留了德国的制衡式模式——即股东总会、董事局和监查员。民国时，伍廷芳主持修律，该模式仍未改变。至新中国成立约半个世纪时间，该模式在我国已有了深刻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公司，大多沿用了该模式。因而我国九十年代起草《公司法》时，依旧借鉴德国制衡式模式，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

（五）现实根源

1.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不发达

美国之所以采用集中式治理模式，笔者以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这与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分不开的。其次，美国拥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后，美国采用集中式模式是与其股权结构分散所要求的经营集中理念相适应的。在美国，机构投资者虽占股东主体地位，但其持股比例很低①，使得美国大型公司的股权都比较分散，故难以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股权分散化必然导致经营权集中于公司管理层，出现“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现象，以弱化股东的发言权。“董事会中心主义”及“经理中心主义”便是其集中体现。

同理，德国未采用集中式模式，是与其资本市场不发达紧密相关的。所以德国以其全能银行为基础，建立起了制衡式模式。当然，这也与德国股权高度集中在内部人集团手中不无关联。

而我国呢？我国的证券市场尚不发达，资本流通性较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更弱，机构投资者发展不充分，依靠证券市场激励、监督公司经营者较难实现。此外，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经理人这一阶层虽有发展，但尚未壮大。所以股东“用脚投票”，经理人迫于竞争压力而勤勉工作等机制都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移植集中式模式，难免因“水土不服”而出现“南橘北枳”的悲哀。

2.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资产掏空”等问题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程度相当高，仅国家股、法人股的比例就高达60%以上。董事会成员的50%以上来自第一大股东②。高度集中化的股权结构，衍生了我国所特有的国企“一股独大”问题，进而导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掏空”等一系列恶性循环问题。

在国企“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则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的利 例如：199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两个最大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都地于1%。见[美]马克.J.洛，郑文通等译：《强管理者，弱所有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证券网2001年8月28日 ①益。比如，我国不少国企的情况①。在此情况下，若我们引用集中式模式，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更加严重。而采用制衡式模式，则可使以上问题有所改观。

通过以上两点的论述，不难看出，采用制衡式模式是适合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不发达、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不成熟的国情的。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国国企“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和“资产空心化”等经济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严重困难的。

（六）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对我国立法极具借鉴意义。集中式模式的优点是公司机关层级较少，决策效率较高。缺点是董事会大权独揽。美国集中式模式虽可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式，但近年来却连续发生了“安然”、“世通”等恶性事件。德国制衡式模式的优点是加大了对经营权的监督力度，最大可能地避免发生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的问题。缺点是公司机关多了一个权利层级，决策效率相对较低。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德国公司历史上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安然”、“世通”等的重大恶性事件，也没有明显察觉出德国公司相对于美国公司在决策效率上的差异。其原因是在集中式模式董事会内部也有一个制衡机制。其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治理模式。我国《公司法》在借鉴上述两大模式经验基础上，以制衡式模式为蓝本，独创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综合上述六点论述，笔者以为，我国公司立法采用“三权分立——制衡”式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其并非像某些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落后，那样褴褛以至“千疮百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来理解，公司立法者以制衡式模式为框架，独创“三权分立——制衡”式结构模式，可谓匠心别具，实属明智之举。即使在今天看来，该模式亦不失其优越性。

五、对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几点改进建议

行文至此，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我国现在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模式是何等先进，可是为什么实践中却又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呢？诚然，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例如：“大股东操纵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不监事”等问题。而且有的问题已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该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十分到位，三会不分立，三权难制衡。二是该模式在具体设计上仍存在一些小瑕疵。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一）股东会：股东会的问题主要在于决议规则不够科学、合理，① 何家成，《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中华财会网，2004年3月16日。可针对大股东操纵股东会的三种手法①做出改进。（1）改公司董事长主持股东会议为公司董事会主持股东会议，即公司所有董事都有股东会议主持权，这既体现董事会中心主义，又赋予各董事会成员尤其是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以平等的主持股东会议的权力。（2）设定召开股东会议的最低门槛——参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最低限额，可借鉴1994年《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53、55条的规定：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20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20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在5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3）对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数量做出明确规定。

（二）董事会：董事会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形同虚设，致使决策、执行不能科学分离；对此，其解决方法是效仿欧美公司，引入CEO（首席执行官）制度，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专职CEO，代表董事会主要是董事长行使职权，并与经理层相分离。

（三）监事会：监事会不能发挥作用，其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员组成不够科学合理，内部监事、大股东监事统治监事会，使之丧失独立性；二是缺乏必要的职权，依附于董事会、经理层或大股东，与被监督对象存在利益关系。因此，要改变现有局面必须在这两方面做出改进：（1）调整监事会的组成，由外部监事、职工监事、其他监事调整为外部监事、中小股东监事，消除公司内部和大股东对监事会的控制和影响；（2）将监事会的权力落到实处。比如，监事会提议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未获董事会通过，如何救济监事会该权力。同时，可以借鉴德国监事会制度，赋予监事会更多的权力。

六、不是结论的结论——从更广泛的层面深思

没有一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是十全十美的。各模式各有利弊，也各自有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问题在于适用各个模式的国家如何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趋利避害，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拾漏补缺，做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盲目照搬别人所谓的先进制度。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应不断地发展变化。即随着经济水平和企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或者重构。否则，过去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今天也有可能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绊脚石。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模式，就成为成功的典范，做得不好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股东操纵股东会的事项和手法主要3种：（1）大股东一般情况下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长单位，拥有股东会议的主持权，藉此引导或安排股东会向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进行；（2）由于中国《公司法》没有规定召开股东会议的最低门槛——参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最低限额，使得股东会的召开、决议的通过非常容易，大股东可以藉此大做文章；（3）由于中国《公司法》对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产生、数量等规定得不够科学、严密，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的候选人在现实操作中基本为大股东所提名和掌控。①模式，就成为失败的案例。

目前，三种代表性模式也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趋势。集中式模式为了加强监督而创设独立董事制度，制衡式模式为了提高效率而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日本折中式模式为了完善提高而实行董事会内部、监事会的双重监督。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固然重要，但每一种模式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如果离开发达的证券市场背景去评价集中式模式，将无法的出科学的结论。结构模式与经济背景相比，是流与源的关系。我们在关注治理模式的同时，更不应忽视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否则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即使我们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也将因“搭便车”心理而诱发监控惰性，难以产生独立董事和监事会“1+1>2”的效果，且很有可能产生“1+1<1”的负面效应。“任何一个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都需要有两个市场，即

①资本市场和劳动（人才）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都应该是竞争性的。”无疑，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都是缺少的②。在此情况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将遇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难以遇到的困难。没有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则无法解决公司控制权争夺的问题；同样，没有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职经理人便不可能有丢掉“饭碗”的危机感。因此，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必须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

在此仅凭绵薄之力，以抒管窥之见，期能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日]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②① 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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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编：《东吴法学文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后 记

记忆的箭划过时光的穹，不经意间，四年的光阴已从我的身畔悄悄滑过，又不得不发出那句老土的感慨——“时光飞逝”啊。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大学生涯之中极具盛典的一件事。论文落成，欣喜之余，更多感悟。所以就照例，写几句想说的话吧！

首先，本文得以顺利完成，我应该向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任俊琳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本文从选题到最终定稿，任老师所付出的辛苦，自不待言。每一次的悉心指导，她都给出了妥切的修改建议，然我生性驽钝，难明其意，故经三次修改，才终以成此文。任老师自始至终的严谨，耐心以及对我的关爱有加，此时，恐仅尊敬、感谢二词，已是略显苍白。

其次，我的同学，尤其是我的舍友，在我查找资料、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我许多帮助和鼓励。每每深夜之际的讨论、争辩，使得“江郎才尽”的我茅塞顿开，从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感谢我的老师们四年来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事如愿。愿我的同学，朋友们最终都能有一份好的工作，大展鸿图，一帆风顺。也愿学弟学妹们学有所成，更上一层楼。再次感谢大家。

上市公司实控人治理报告 篇3

公司治理涉及股东、董事和经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任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体治理机制的健全，究竟哪方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有没有理解公司治理的最佳切入点？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在股权结构中，控股股东的地位举足轻重，能左右公司的重大决策，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些公司股权分散，没有控股股东，但通常也有实际控制人，要么是创始人，要么是某几个一致行动人。因此，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有什么样的实际控制人，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特征，并对公司的绩效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之一在于新兴产业，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当中未来有望涌现出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企业。以其为样本，聚焦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特征对公司治理和业绩有何影响，存在哪些问题，不仅对其他中小企业有借鉴价值，也对中国公司治理整体水平如何改进有所启示。

自然人控制治理更优

按股权性质，实际控制人可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种，非国有又可分为自然人和普通企业法人两种。哪种公司的治理水平较高呢？

我们构建了一套中小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见右图），评估这两个群体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该体系包括20个指标，涵盖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信息披露与合规、激励机制等四个方面，指标设计遵循国内外通行的法律法规，评估所依据的信息源是被评价上市公司的所有正式和公开的信息。该评价体系已经过连续四年的检验，具有一定稳健性，受到了众多公司的认可。该体系不包含实际控制人方面的指标，但数据显示，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的公司，其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而为自然人属性的公司，其治理水平相对较高。

截至2014年年底，上市时间超过一年的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共有1056家。具体而言，36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治理平均分为47.9，其他公司的治理平均分为51.2。560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只有自然人，治理平均分为53.5；74家公司实际控制人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治理平均分为52.2；110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普通企业法人，治理平均分为47.1。年度信息披露水平被深交所考核为A的公司中，137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有自然人身影，105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没有自然人。鉴于中小上市公司大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这表明，国有属性会给这些公司带来更多约束，不利于治理水平的提高。自然人作为实际控制人，完善治理机制的积极性将更高，各种治理机制也将更有针对性。

权控、激励差异明显

实际控制人通过哪些方式影响公司治理的总体水平，并对公司运营产生影响？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可看出端倪。

首先，担任公司重要职务。我们发现，757家公司的自然人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这757家公司的治理平均分为51.98，其他公司的治理平均分为48.93。401家公司的自然人实际控制人既担任董事长，也担任总经理，治理平均分为51.63，而其他公司的治理平均分仅为50.81。这说明两点，一是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重要职务，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提升作用；二是担任两个职务可能形成大包大揽的印象，不如只担任一个职务。除了上述401家公司，353家公司的自然人实际控制人只担任董事长，而非总经理。3家公司的自然人实际控制人只担任总经理，而非董事长。这表明，董事长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更明显，大多数自然人实际控制人通过控制董事会，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另外，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公司中，只有四家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其他公司均为两职分离。这表明国有实际控制人更注重权力制衡，以实现互相监督。

其次，设置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公司一旦上市，股权结构可能受二级市场买卖产生变化，但股权结构的重要变更和资本结构的重要调整，无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影子。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公司的财务杠杆更小，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32.8%。实际控制人不是自然人，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为38.5%。从董监高持股上看，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董监高持股比例更高，平均值为36.2%，其他公司董监高持股比例平均值为7.35%。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董监高持股比例较低，平均值为2.47%，其他公司董监高持股比例平均值为25.48%。

再次，吸收外来资本。公司要发展，必须吸收外来资本。在对外来资本的选择上，不同公司的偏好不同。总体来说，中国机构投资者队伍正在成熟和壮大，从对机构投资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公司对市场化资本的态度。我们发现，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值为10.7%，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机构持股比例平均值为9.9%。这表明，自然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相对更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这些公司也更欢迎外来资本。

此外，构建激励机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激励方面的平均分为42分，实际控制人不是自然人，激励方面的平均分为26.57分。187家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中，133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另5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自然人。我们的评价体系中，激励方面即包括短期薪酬激励，也包括长期股权激励，自然人为实际控制人，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为255家，其他公司只有125家实施了股权激励。并且，119家核心技术人员持股的公司中，9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这总体上表明，自然人实际控制人更注重激励机制，并且激励机制考虑到了多种因素，考虑到了多个层面的重要员工。

从津贴方面也可以看出不同公司的差别。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不同公司董监高津贴的差异较大，最大值为115万元。实际控制人不是自然人，不同公司董监高津贴的差异较小，最大值78.8万元。但是，前者的平均值为4529元，后者的平均值为7780元。这表明，自然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公司，虽然个别公司津贴方面的激励力度较大，但总体上津贴不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激励的平均力度较小。反观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董监高津贴的最大值仅为20万元，但平均值高达9722元，表明此类公司一方面限制过度激励，另一方面力求均衡激励，津贴是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有控股绩效受抑制

在1056家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纯自然人的净资产报酬率平均为8.4%；实际控制人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的公司，净资产报酬率平均值为7.8%；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法人的，净资产报酬率平均为6.7%；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净资产报酬率平均值为5.1%。从净利润增长率来看，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平均值为2.7%，实际控制人不是自然人的平均值为-15.2%。

这表明，自然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时，公司业绩更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不是自然人比法人更关注公司业绩，而是自然人直接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没有层层控股，其控制直接、结构简单，利益链条短，通过关联交易和转移定价手段等实现控制人收益的机会少。

在法人控制、交叉持股和层层控股等复杂股权结构下，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往往隐藏在一个复杂网络中的多个节点或某一暗处，实际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公司业绩最大化之间会不一致，这是法人控制的公司业绩要比自然人控制的公司业绩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国有股为实际控制人的公司业绩最差，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在国有控股的公司体系中，所有人都是任期制的代理人，业绩太好可能导致作为实际控制人代理人的经理人代理地位不稳，因为会有更多的人争夺这种代理权。

制度、文化驱动成长

理论上说，每家公司都有实际控制人，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较明显，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变更，可能由一人变为多人，但无论怎样，只要公司在运转，则都有实际控制人。中国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的发出点也在于此，目的是加强问责，督促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规范发展。现实中，一些公司未披露实际控制人，或认为本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要么是有意为之，要么是在逃避责任。我们认为，上市公司公布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治理透明化的一种表现，有利于外部投资者了解公司，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当然，强调实际控制人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向主要管理人员特别是一位核心人物集中，使股权集中度非常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股权分散化的进程，不利于公司民主化管理，以至于一些公司出现一言堂现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上是实际控制人一人决策。如果实际控制人唐突冒进，会给公司带来不良后果。样本公司中，有71家受证监会处罚、受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中，40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表明自然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时，更易出现违规行为，自然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是一把双刃剑。

从更大意义上说，实际控制人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上管控理念在公司管理的一种体现，即强调关键人的意见和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实现各个层面稳定发展。历史究竟是精英创造的，还是大众推动的？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大众的进步，就没有孕育精英的土壤，精英也无法引领大众。一个公司大可以像苹果那样，有明显的乔布斯色彩，但是乔布斯只有一个，精力也有限，对于公司的众多日常的管理事务，仍然要靠有效的制度，靠成千上万的普通员工，制度才是一个公司长远发展的持久保障，民众的分散智慧是精英智慧的有益补充。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意味着在优秀的实际控制人带领下，构建一套完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在这方面，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仍任重道远。

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标之策与治本之道 篇4

公司是由众多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公司在众多股东个体意志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活动。我国公司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确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成立后,其所有经营管理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公司法人治理的所有策略与手段,均是为公司利益所服务。因此,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标之策”就是充分发挥三大机关的职能作用,使得三大机关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保证公司内部健康运行,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与手段。而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本之道”则为三大机关立足现在、准确定位、谋划长远,团结协作,制定公司战略并围绕公司战略实施治理活动,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1 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标之策

1.1 严格公司高管进入机制

首先,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选举董事、监事,组成董事会、监事会,尽量避免董事会成员与公司经理层交叉任职现象,强化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监督关系。其次,为了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保管、利用好公司资产,防止公司高管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的现象,必须对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等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严格把关,任用忠实、诚信、勤勉、管理经验丰富、个人素质高的专业人士作为公司高管,确保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不被公司内部人侵害。

1.2 有效发挥董事会的管理作用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经营决策关系着公司的前途与命运。因此,董事会必须提升自身素质,树立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创新观念、效益观念、法律观念等观念在内的现代企业经营观念,尤其应树立依法治企的观念。我国已建立了具备一定规模的商法体系,特别是《公司法》的出台,明确了公司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公司行为,为公司法人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公司法》是公司运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所以执行《公司法》可以避免董事会行为的随意性,有利于公司建设和发展。

1.3 强化监事会职能,加强财务管理

监事会是公司的专门监督机构,受股东会委托对公司董事会及高层管理人员履行职权情况进行监督。为了切实发挥监事会的职能作用,避免监事会形同虚设的情况,首先,应在公司章程或其他制度中规定监事会的监督制度或条例,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次,保证监事会对公司运营状况的知情权,施行监事(长)参加董事长或总经理召开的工作会议的旁听制度;再次,保证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知情权,财务部门要定期向监事会报送有关财务报表;最后,优化监事会的成员结构,要控制监事会成员中内部成员的数量,适当增加外部监事,减少兼职监事,增加专职监事,保证监督工作不受公司内外复杂因素的干扰。

1.4 规范经理层运作

经理层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指挥者,其工作水准与经营业绩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利益。因此,公司应规范经理层运作,保证经理层为实现公司利益全身心地投入。首先,确保经理层正常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在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指导下独立工作;其次,完善薪酬制度与激励制度,公司与经理层签订生产经营责任状,使其收入与绩效挂钩;再次,完善经理层的聘用制度,建立竞争机制,使经理层意识到人才竞争压力,迫使其以最高水准开展日常活动。

1.5 施行股权多元化,鼓励职工持股

职工持股不仅可增强职工的敬业精神,而且赋予了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等形式进一步参与企业管理、监督企业高管的权利,对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2 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本之道”

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标之策仅能保证公司在短期内相对健康运行,治标不治本,无法保证公司的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公司要较长时期地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在充分了解市场环境和分析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对公司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进行总体性谋划,即制定公司战略。公司战略是全体职工的行动纲领,为公司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全体员工的一切工作都要随战略走,保证战略的实现。

2.1 经理层———准确构建、把握、维护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行业内其它公司所不具备或者一时具备不了的独特的优势和能力,是公司的价值核心。公司经营层应进行公司外部环境分析和内部条件分析,明确公司的优势和劣势,构建核心竞争力,并在经营工作中准确把握和精心维护。

2.2 董事会———进行科学的战略规划

董事会应在确立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确立包括市场思想、竞争思想、系统思想、信息思想、时效思想、创新思想等在内的战略指导思想,进行战略环境分析,确立战略宗旨,最终确定公司战略。

2.3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战略的实现

2.3.1 组织机构

公司战略制定后,应立即建立以股东会为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工作核心、总经理负责、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的战略实施组织机构。

2.3.2 战略控制

所谓战略控制是指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预定的目标或标准与实际成效进行比较,以检查偏差的程度,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战略控制首先是检查与监督,这需要发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力量;其次是修正与补救,要求经理层分析与评价战略实施效果,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保证战略实施过程少走弯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成功。

2.3.3 落实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是保证战略实现的综合性管理,它以责、权、利相结合的方式把各项管理工作围绕战略目标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整体。落实经济责任制,第一,要将战略目标层层分解,上至董事会,下至基层员工都应落实相应责任。第二,要检查战略实施效果,据以进行奖励或惩罚,形成奖惩系统。把责任、权利、考核、奖罚进行平衡与协调,就形成了以战略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保证体系,从而使战略的实施有可靠的保证。

公司法人治理的治标之策与治本之道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公司法人治理既不能只强调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却忽视了公司战略的实现,亦不能空谈公司战略却不懂得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我们相信,只要公司各级机构都以实现公司战略为目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落实经济责任制,科学治理,就能保证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云漫.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及控制措施[J].现代商业,2010(33):242.

[2]刘振环,胡强,马松,等.浅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J].云南农业科技,2006(z1):45-46.

专业治理公司甲醛治理方案 篇5

在选择适合的甲醛治理方法前我们必需要明白一个事实：

甲醛的释放期长达3~15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改变结合态甲醛的释放期，甲醛是合成多种材质的原材料，甲醛不是这些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的残留，而是甲醛是合成这些胶粘剂的化工原料。室内甲醛的产生过程是：由结合态甲醛→吸附态甲醛→游离态甲醛，对我们健康造成伤害的是吸收的游离态甲醛，普通一个100平米的室内，装修原材料含有300~500斤甲醛，我们不能处理结合态的甲醛，它是合成我们装修原材料的化工原料，我们只能处理其它两种形态的甲醛，所以所有的甲醛治理方法都是处理已经释放出来的甲醛，也就是所有甲醛治理方法都是为了处理掉游离态或吸附态的甲醛。

下面虎普工程师为大家简述两种常见的甲醛治理方案，以及这些甲醛治理方案的适用范围，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甲醛治理方法。

一、化学产品处理法

用装修除味剂、甲醛清除剂等化学方法对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进行处理。这种甲醛治理方法的好处是成本相对较低，对甲醛及对应污染物的去除率高，对异味的清除效果也比较明显。但不足之处是处理不够彻底，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使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对另外其它有害气体，几乎无效果，如甲醛清除剂对苯及苯系物、及TVOC就不能发挥作用。目前市场上多数除甲醛及其它的产品都属这种反应类型的产品，用化学反应品除甲醛及其它有害气体，主要受限于其短期性，喷洒在物体表面的除甲醛及其它特定气体的反应品，有效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年，因为这类除醛产品暴露在空气中，自身也会失效，过了其有效期，室内的甲醛因为释放期太长会再次明显反弹，而除其它有害气体因其释放期较短，一般只需要施工一次，选择化学反应品除甲醛等有害气体，需要在半年内对甲醛和个别种类未达标的气体进行重复施工治理，化学反应品除甲醛，这不免为一种快而有效的低成本甲醛治理方法。

二、用光催化技术对室内进行综合处理法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信息披露 篇6

摘 要 作为公司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信息披露，其披露内容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经营信息、审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等。其中，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提高上市公司自觉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还可以满足投资者广泛的信息需求，这一方面，可以对企业形成一种外部约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得知影响他们投资收益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便正确的认识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关键词 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 外部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根源于委托代理关系，解决代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内部治理则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失真的可能性，因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治理状况良好的公司为了区别于其他公司，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披露公司治理信息。

一、健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1．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解决目前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时间前松后紧，披露内容流于形式的状况。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鼓励一线监管力量从制度上加强对公司治理信息的约束；第二，适当缩短年报披露期限，细化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内容。

2．加强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监管

为保证上市公司高质高量的进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除了要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还要加强监管，注重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核查和监督。从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来看，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信息的监管有待加强，尤其是对公司治理充分性问题的监管；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分配机制有待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为此，本文建议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强化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

第一，加强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充分性的监管；第二，加大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问题的惩处力度；第三，适当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大的监管权。

3．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首先从机构投资者转变投资观念抓起。转变机构投资者投资理念，一方面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防止其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要改革目前的机构投资者评级标准，为机构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三，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的微观环境。

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1．继续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它决定了股东大会的权力核心，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构成及权力归属。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之所以存在各种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导致权利失去制衡，引起内部人控制。在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和将近半数股票不流通，导致市场监控乏力，公众投资者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发展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缺乏有效的直接控制力。由此导致了公司治理信息的需求和供给都不足。为此我国要继续深化股权分置改革，解决国有股权过于集中的问题，发挥多元持股制的优越性。

第一，鼓励国有股东适当减持股份；第二，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2．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继续推行网络投票制度、累计投票制度，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健全中小股东利益诉求机制。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了限制大股东的侵权行为和保障中小股东的发言权，根据股权分置现状制定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制度，这一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出现了多起由流通股股东否决大股东提出的分配方案和再融资方案的案例。在后股权分置时代，可以继续实施并且进一步完善分类表决制度，有效发挥中小股东监督作用。

其次，要重构董事会，其组成人员除一定数额的大股东代表外，应主要由独立董事担任；要严格按标准选聘、考核独立董事，保证其独立性；还要避免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这样才能通过层层监督和相互制衡，保障公司治理的高效。

第三，要繼续推进上市公司成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如公司治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等。各委员会成员应主要由独立董事担任，防止其受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操纵；要编制各专业委员会职责手册，明确其权力义务，规范专业委员会运作。

第四，可以创立监事会新机制，引入有监督愿望和监督实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监事会，比如可以构建主要由银行代表、重要债权人代表、企业员工代表、股东代表、机构投资者代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当局派出的代表等组成的监事会，并赋予其更大的监督权和表决权，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管作用。

最后，要将上市公司各方利益统一考虑，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形成对董事、监事、经理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管的有效激励。比如，可以在上市公司中继续推行股票期权计划，使经理人员获得企业股权的一部分，建立经理人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利益联系，保证经理人利益和股东利益一致，减少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梁衍强,王禧扬.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山东纺织经济.2009(1):92-93.

[2]杨美丽,韩伟伟.我国公司治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企业论坛.

[3]屈明霞.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分析.理论探讨.2010:70-72.

公司法人治理 篇7

一、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

（一）股权高度集中

在我国，盈余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严重而引起的。由于股权过度集中，某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完全支配着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通过关联交易或担保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资产掏空从而侵蚀公司利益、疯狂攫取中小股东利益，降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经理层为了掩饰大股东的行为就要不断地进行盈余管理，使得会计信息泡沫成分极高甚至成为数字游戏。

（二）董事会管理参与度低，实质作用未发挥

当公司治理不完善无法对管理层进行监控时，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局面，它会造成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使企业缺乏创新动机，并且在控制权交易上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管理者可以利用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来为自身利益服务。大多数公司虽设立独立董事制度，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较低，难以形成对执行董事和大股东代表的有效制衡。

（三）经理报酬差距大，有效激励机制欠缺

有效激励机制欠缺主要表现为人才引进机制不科学，培训激励机制不足，薪酬激励机制欠缺等，企业为抢占先机，都渴求招到高素质、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但在招聘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招聘要求，后期的培训中没有明确的目标，最重要的是经理报酬差距大而无法留住人才。经理报酬分为三大部分：基本工资、奖金、股票与期权收入。基本工资为经理人员的收入提供可靠保证但缺乏灵活性，起不到激励作用;奖金制度使经理报酬与企业经营绩效直接相关，可最大限度地激励经理人员却容易导致短期行为;股票与期权收入使得经理报酬长期化可克服奖金的短期行为却又存在较高风险。

另外，在证券市场中，企业价值总处在波动中，不易被测量，所以企业盈余成为衡量企业价值进而衡量经理人业绩的恰当指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影响企业会计盈余，进行盈余管理以使自身收益最大化。

（四）公司为取得上市资格

在我国，上市公司仍属于稀缺品，拥有上市资格可以获得超额收益。业绩可观的公司能够通过证监会的审查，获得股票发行资格，因此，为了取得上市资格，公司往往通过盈余管理进行包装以达到上市标准。另外，有的公司在申请上市时会刻意通过盈余管理提高每股收益以获得较高的股票发行价格从而募集到理想的资金。还有当上市公司出现经营不力，产生亏损，被列入ST板块甚至暂停上市时，公司就会想方设法维持其上市资格，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只能寄托于盈余管理。

除此之外，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不但无法发挥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作用，还限制了股票期权之类的激励机制的功用;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使得大部分企业经理人都由行政任命产生，有足够的权力进行盈余管理而不用担心外界的约束和监管;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失效等问题，都促使了盈余管理的产生。

二、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措施

（一）健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解决盈余管理问题的前提在于解决公司内部治理中存在的弊病，加强内部治理的监督性、制衡性和激励性。其主要措施有：

1. 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首先，加大国有股配售力度。在不影响国有成分的情况下，将国家持股部分配售转化为流通股。其次，积极培养法人股持股或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因为法人股或机构持股一般会以长期投资的形式参与到企业管理中，避免了资本的短视等不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行为;并且它们从根本上想获得企业利益，不像国有股那样缺乏监督主体，有利益就会有动力去监督其他契约主体。除此之外，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行股权激励制度。通过股票奖励、股票期权和业绩股份等各种股权激励形式，使管理层的个人收益和公司效益紧密相连，来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盈余管理。

2. 优化董事会结构。

优化董事会结构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高效的董事会，积极参与指导公司经营运作，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激励，降低盈余管理行为，这就需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在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提高治理水平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健全，在独立董事的法律保障、产生方式以及激励与约束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要规范独立董事的产生方式。独立董事应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并采取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中小股东与大股东有同等表决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独立董事被大股东操纵;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对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激励机制主要有两种：声誉机制和报酬机制。由于独立董事大部分是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比较珍视自己的声誉。因此，声誉机制有比较好的效果激励他们更好地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但是，独立董事也是现实的“经济人”，一套合理的报酬机制对激励独立董事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当然，在进行报酬安排时应考虑他们的自身利益与独立性之间的平衡。

3.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监事会担负着监督董事会和经理人的职责，并直接向股东会负责。要强化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保证监事会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受制于任何人，保证监事会可以对公司财务以及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对发现的盈余管理行为加以控制。其次，在监事的任职能力要求上，应选任具有经营、财务和法律等知识的专业人士。因为监事必须具有足够的专业素质才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董事及经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失误和盈余管理行为。最后，要制定一套严格的监督程序，避免监事会的监督因过于空泛而流于形式。

4. 建立积极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

经理人之所以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因为经理人与所有者的目标不一致，只有通过特殊的方法使得经理人与所有者的目标趋于一致，才能规范其盈余管理行为。由于会计信息的滞后性和可操纵性，单纯以会计信息作为评判经理人报酬的依据，那么经理人就会有较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改变经理人的激励方式，实行经理期权计划(ESO)，建立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短期激励与以股票市场价值为基础的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使委托人与经理人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使经理人成为未来股东从而可以享受剩余收益。这样，经理人为了获得收益会努力工作，而不再是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短期利益。

（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结构

充分而公平的外部市场竞争体系为监督和约束经营者行为提供了评判依据，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机制和适宜的环境，从而在公司外部形成强有力的治理。

1. 产品市场的治理。

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对经营者有很强的激励和约束，它可以提供企业经营效绩和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委托人可以据此实施对代理人的评价和奖惩。通过竞争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继而对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较小。但要注意竞争适度，在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中，不易大量增加流通股持股量，因为激烈的竞争已经能够替代流通股抑制盈余管理。

2. 资本市场的治理。

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成果充分体现在股票价格上，资本市场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办法对管理层施加压力，以保证公司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剩余资产所有者。同时，潜在的并购和敌意接管也构成了对经理行为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若收购成功，新的股东大会将更换现有管理层，原控股股东可能会转化为一般投资者。另外，要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加强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还要鼓励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进入资本市场，增加持股比例以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从而达到在资本市场对管理当局的约束。

3. 经理人市场的治理。

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可以甄别有能力和尽职的经理与没有能力和不尽职的经理，他们的竞争可以约束在职经理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激励他们为股东利益服务。并且市场的优胜劣汰能对现有经理人形成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盈余管理的发生。加快经理人的职业化，建立全国统一的经理人才市场。一方面要彻底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地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经理人才流动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专业化的经理人职业介绍网络和中介机构，为经理人市场的供需双方提供服务。

笔者认为，通过完善内外部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从而使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能够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摘要：在我国, 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本文分析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入手来构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治理体系, 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措施。

关键词：公司治理,盈余管理,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吴藏姝.基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盈余管理研究[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2, (11) .

公司法人治理 篇8

一、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政治体制及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演化出多样化的融资制度、结构资本与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主要有下列四种公司治理模式：

1. 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证券融资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以外部监控为主。其特点有：资本市场极为发达，股权分散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股份分布广泛;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保障信息披露;设计恰当的薪酬制度或激励机制和控制权市场，使经营者的利益尽可能和股东利益结合起来。

2. 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下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和外部融资来源，从而决定了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模式都以内部监控为主，主要有以下特点：股权高度集中在内部人集团中;通过公司内部的直接控制机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企业融资模式侧重于间接融资，银行与企业客户保持较为复杂和长期的联系，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一般逊于外部治理模式国家，内部人可通过持有多数有投票权的股份或其他安排来控制公司，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直接监控，管理层可以逃避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压力而不受小投资者约束。

3. 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家族监控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在东南亚国家，创业初期融资以家族内部成员的集资为主，即使引入外部资金，家族仍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形成了家族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由家族成员控制;企业决策家长化、员工管理家庭化;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企业的发展受到政府较大制约;受到银行的监督较弱。

4. 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转轨经济国家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

在计划经济以及转型国家，由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特点，政府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成为市场中的主体，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其职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过渡期的、不完善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缺乏股东的内部控制，又缺乏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及有关法规的监控，导致公司的经理层和职工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现象，经理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

二、海外公司治理模式差异对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中国企业选择海外上市的地点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属于上面分析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模式，这些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普遍比较发达，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较强，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也较为完善，而我们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还处在第四种不成熟的治理模式阶段，因此，中国企业选择到英、美、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上市，面临的是比国内更强的治理约束环境，这将会对中国企业的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 海外证券市场融资机制的约束。

证券市场是资金配置的场所，融资是其重要功能之一。而到海外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成功得到其所需要的资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在英美以保护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对海外上市公司要求尤为严格。海外证券市场融资机制对公司治理的约束主要通过对融资对象的筛选起作用，那些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投资者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的、信息披露不完全的，企业就难以在投资者那里融得资金，相反，那些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则由于其在投资者中的良好声誉和健全的治理结构比较容易得到投资外部的资金支持。同海外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相比，国内到海外上市的公司治理的低效，会影响到这些公司的初次融资(IPO)和再融资能力(增加、配股、发行债券等等)，这是证券市场融资机制促进国内公司改善治理的压力和动力之一。

2. 海外证券市场股价机制的约束。

由于海外证券市场较为发达、信息披露要求较严，再加上信息的生产、传递较快，证券市场的专业中介机构分析技术也较为先进，股票价格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密切相关。这样，海外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营运能力和公司治理状况，是公司和公司经理层声誉的反映，这会对公司经理层产生一定的约束力量。另外，对于海外上市、股权较为分散的民营企业而言，股价下降，还会引致潜在并购者的并购兴趣，由此产生原控制性股东失去控制权的风险，这对控股股东、经理层产生激励作用。

3. 海外证券市场控制权机制的约束。

由于在海外证券市场，尤其是在英美证券市场，股份流动性高，股权较为分散，如果管理层不能使公司价值最大化，那么就可能面临善意或敌意的接管实现控制权的转移，并通过任免经理、改组公司来实现对公司经营的控制。因此，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对管理者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潜在压力，如果其不为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公司的控制权就可能发生转移，他们就有被降职、减薪甚至是被其他经理人替代的可能。目前，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受到海外市场控制权的约束作用主要在于全流通的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将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可能也将会面临这个问题。

4. 海外机构投资者的约束。

在中国企业选择海外发售股份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寻求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这样有助于增加海外投资者投资的信心。通常海外战略投资者会要求公司改革内部治理结构，并向公司派驻代表或者在公司管理层任职。并且，海外投资者的参与优化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寻求建立不同投资者之间进行利益制衡的机制。中国企业在海外成功上市之后，同样要接受机构投资者的监督，这样还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投资者监督的成本。因此，机构投资者关于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评价对公司股票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这又会通过价格机制和融资机构对海外上市公司的治理产生约束作用。机构投资者还会直接就上市公司的治理发表意见，或者在上市公司董事会派遣代表，协助公司进行治理改革。对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建议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5. 海外证券市场经理人机制的激励与约束。

就上市公司来说，经理人市场是证券市场外部治理的方式之一。对于海外上市企业，尤其是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其经理人选择、聘用、薪酬、激励计划等比较透明，而且已经几乎纳入了经理人市场，因此，经理人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努力改善工作效率，提高经营水平、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为了能有效调动经理人的积极性，海外证券市场一般都允许给予经理人一定期权，让经理人自我监督和市场监督相结合，通过公司经营绩效、股票价格波动会对他们产生更大的压力和激励作用。

三、结论

公司法人治理 篇9

虽然绝大多数关注小区业主事务的人士都知道,每个小区都是少数人积极参与、绝大多数不关注甚至拒绝关注,但是具体这个少数的比例大致是多少呢?没有系统的统计分析,这里给出3个笔者实地考查的南京案例数据:2013年J小区业主大会临时会议,敞开征集业主报名参与“会务组”,报名人数约40户,占全小区2400户的1.67%;2014年T小区业主大会临时会议,敞开征集业主报名参与“会务组”,报名人数达到84户,占全小区5800户的1.45%;2014年Q小区业主大会临时会议,敞开征集业主报名参与“会务组”,报名人数达到26户,占全小区600户的4.3%。

在矛盾长期复杂的小区,一般都有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业主群体,两边积极参与的人数占全小区的比例也不大。以上述三个小区为例,两边积极参与的人数之和,大致都在15～30人;所占比例在0.8%至3%之间。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小区合作治理成功与否,究竟主要取决于积极对抗的少数,还是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取决于少数与大多数这两部分人的条件是什么?

为了探讨该问题,下面先回顾奥斯特罗姆对治理机制是否能成功判断的“八项原则”,定性对照以后,尝试分析少数积极参与者与大多数互动达成合作的可能。

奥斯特罗姆给出的八项原则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治理机制的八项原则中并未涉及讨论少数积极参与者的冲突与沉默大多数的关系,而奥尔森则直接针对“少数与多数”提出了少数人决定局面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是,前者给出的是实现合作治理的机制,而后者所指的仅仅是CPRs的供给(公共池塘资源,为了区别于政府对应的“公共”一词,本文称为“共享”)。从小区实际只有少数人积极参与的状况来看,似乎奥尔森的解释更有力——通常会出现少数人在谋私利的激励下贡献集体物品,接着人数较少的小群体就能令人吃惊地“剥削”大部分人。

不过,这就不是合作治理的状态了。为了回到群体的全体成员自主治理,而不仅仅是操办保安保洁维修绿化的“共享服务”,那就仍须考查经典的八项原则。围绕小区共有设施设备场地等客体的使用、维护,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可以按“主体客体范围一使用维护规则一维护使用实施一比对规则处理”的逻辑。例如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赢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治理机制的八项原则:

①“客体一主体边界”清晰要求:能清晰划分小区共有共用范围的物理边界(与私人专有、与其他小区、与市政公共);划分本小区业主与非本小区业主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特别是行政辖区的政府部门、辖区居民与商品房住宅小区业主群体的权责边界。

②“使用一维护付出方式的规则”与当地传统习惯相适应:第一,如何使用小区场地、绿地、停车位、楼宇的过道及外立面等等,应有避免“过度使用”影响他人正常使用的规则,该规则符合当地传统习惯;第二,维护共享客体正常功能的保安保洁维修绿化,如何出钱,也应有规则——业主间分摊协议和对外购买服务的合同。

③“使用一维护付出规则”由“所有者一使用者一出钱人”共同参与拟定。

④“使用维护过程的实施”设置有效监督,最好监督者本人就是资源使用者群体的成员或者是对使用者负有责任的人。

⑤“对违背多边约定规则的行为”有分级惩罚。所谓分级惩罚,是指违背使用一付出规则的人,受到群体内其他用户的、有关行政或司法的,或两者组合的制裁。

⑥“利益有冲突,规则不清有争议”时,有协调机制。“使用一付出”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由利益争执往往升级为规则争议。冲突可能是使用者之间的,也可能是用户与官员之间的,调解的平台可以是当地民间的形式。冲突解决机制要花费不多,且易于启动进入程序。

⑦“业主组织”被合法认可:共有人、使用者们自己设置制度,自己组织的权利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认可,例如不会被定性为非法取缔等。

⑧多层级分权:在规模大的CPRs范围里,要有嵌套的多层级分权制的组织,其基础是各个小规模的当地的CPRs的组织。以协调大范围的使用、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等治理活动。

实现合作治理的条件分析——大多数选择信任的基础

小区少数积极参与者的活动,能否实现自主治理,可以对照八项原则进行判断。显然,在奥尔森预见的大多数漠不关心、少数人分为对立两边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的现实是:大部分小区,八项原则中几乎每一项都不满足。

第一项,“客体一主体边界”不清。就客体而言,小区共有共享与专有分不清,而且还存在既非共有也非专有的模糊部分(开发商既保留又受限的权利)、小学幼儿园社区办公用房等不知道属于主管部门还是小区共有的部分;自来水公司对每户抄表收费却不管变频增压供水系统的部分。就主体而言,没有明确业主们整体作为共有财产、共同做主、共同支付的主体,其他各方,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商、社区街道、住建部门,似乎都是与此有关的责任主体。

第二项,“使用—维护付出规则”不清。因为在很多小区,业主作为“所有者一使用者一出资者一共同决定者”的主体不明确,业主主体与维修养护操作者(物业公司及专业维保单位)权责混淆不清,所以,出钱规则性质不清。许多业主把使用维护与出钱规则,理解为政府决定、政府负责安排的事。这种理解的确符合依赖政府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却完全不符合更为基本的传统——财产共有、共用的成员,应该共同做主并付费。在少数人积极操办并运转业委会的小区,变成了自诩为无私奉献、具有远见卓识、领导能力强的主任及少数强人,担当了基层好政府的角色,“使用一维护付出规则”成了强势业委会或社区的领导指令。至于大部分业主是否共同参与拟定“使用维护付出规则”,在上述两方面的现实状况下,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少数业主处于两方争执的小区,是否就一定无法实现合作治理呢?按照上述八项原则,除非争议引发了大多数业主关注,大多数业主一致趋于认同其中的一方,通过对具体利益事项的投票表决,参与了共同决定,就可能比较符合上述各项原则。

而大多数业主一致趋于认同哪一方,这是八项原则中没有仔细说明的。奥斯特罗姆在其他文献中曾指出,合作治理(自主治理的合作成功),关键在于是否“信任”!虽然平时沉默,但肯定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硬件设施完好、出钱不被蒙骗的小区里,他们作为大多数,会以什么作为“信任”的基础呢?或者说,在相互争执的两部分少数积极分子之间,会依什么更信任其中一方呢?社会学、心理学对此有许多研究成果,就中国城镇小区的合作困境,也许还需要大量细致严谨的田野研究。目前就若干个案,可以大致报告如下现象:

●沉默的大多数在匿名群体中缺乏可信赖的亲友或权威

当小区业主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面对推荐意见相左的双方少数积极业主,例如一方主张换掉物业公司来实现小区改善,另一方指出保留原物业公司提高付费并督促改善才是上策,他们应该选择相信谁呢?理论和常识都指向,应该会选择此前熟悉友善的亲友,或不熟悉的专业权威人士的建议。因为少数积极参与者与自己非亲非故,随机聚合的陌生人之间,无法辨认谁的推荐更真实可靠;是否会选择专业权威人士的建议呢?如果大多数业主认为,打扫卫生、值班看门、找维修工修水泵这些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琐事,不值得多花精力,不认为自己对合作治理机制及其风险损失无知,那么,剩下的就是简单的利益代言了,于是,对专业建议,往往以利益串谋的疑虑看待。

于是,小区里沉默的大多数不相信专业建议,也没有可信赖的亲友,信任基点不在这里。

●可感知的收益与可感知的风险损失

理论研究报道称,决策者在自己不熟悉不专业的领域,面对不同的建议,宁愿选择信任一个自己感觉可能获利的建议,而不愿意信任有一点风险的建议,别人没操办过,让自己先做的事情,不能信任。这种因素对信任的影响程度甚至比下面价值相似性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

以酬金制物业服务合同为例,某一城市如果未曾采用过,那么,一旦向业主们提及,当物价工资有可能上涨时,业主们要出的钱就要增加;当小区出现未曾预料的事件时,受聘方尽责即可,业主组织是责任主体,业主大会应对此购买商业保险,一听到这样的表述,将会遇到复杂的法律责任关系时,立刻选择信任对象是包干制的建议。

●价值相似性(value similarity)因素

已成为经典理论的发现是:当一群听众或观众面对两种建议,一种建议所透露的价值倾向(社会规范含义)与自己很相似甚至是完全重合,而另一种建议与自己的价值评价取向相左的话,那么,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一定选择信任与自己价值倾向相似的建议。将此理论用于分析群体间、群体内的冲突时,特别是针对不同建议方,将对方解读为敌意威胁的程度,取决于识别出(感知到)的价值取向差异和力量的不对等,当然,异己者的建议,即使在旁观者看来是对自己有利时,局中人仍会极不信任。

就目前业主自主治理本身所携带的权利义务正当性认定而论,只有当绝大多数业主们把自己的共有共享财产的权利义务,确认为每一个共有人平等参与缔约履约正当,而托付给能人、善人不应该时,沉默大多数的价值取向才能与合作治理本身携带的价值基点吻合,惟此,业主自主治理的机制建议才能得到沉默大多数的信任,舍此,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八项原则将无法获得大多数成员认同并参与。

公司治理之职工治理研究 篇10

一、职工参与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玛格丽特·M·布莱尔在《所有权与控制》这部著作中, 就改善公司治理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突破意义的理论观点, 因而她被学界认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提出并强调以下两点:

(1) 企业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由于企业其他参与人 (包括企业职工、经理人员、债权人、供应商以及用户等) 同股东一样, 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 都承担了风险, 都是企业运营的利益相关者。所不同的是股东投入了物质资本;而员工和经营者投人了人力资本, 他们应该得到各自的利益和回报。因此, 这些利益相关者应该共同治理企业。布莱尔指出, “股东, 特别是分散和被动的股东在一个大型公司里通常总是处于劣势地位来行使他们的全部所有权职责。与此同时, 其他相关利益者, 特别是职工却可能会处于一个优势地位来行使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利和职责”。

(2) 职工是利益更重要和条件更有利的企业监督者。“在那些技能高度专业化显得十分重要的公司里, 职工将可能像股东一样拥有极强的动机来监督公司资源的有效使用。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的内部经验和存在于企业成功中他们的利益, 将使得他们与那些遥远和匿名的股东行使经理监督者的职能相比, 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所有这些意味着, 对于许多类型的公司来说, 职工 (以及有时为其他主要的相关利益者) 比股东拥有更多的索取权来充任公司的所有者。”布莱尔还指出, “所有者的涵义意味着他拥有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权。”而在很多公司里职工获得高于其他企业的工资和奖金, 他们事实上分享着企业剩余。总之, 布莱尔基于职工的利益相关和经验信息两大原因, 说明了职工参与共同治理的必要性;阐明了职工应成为企业监督主导力量之一的原因。她的观点为我们改善企业治理、强化职工监督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2. 经济民主理论。

经济民主理论源于人们对传统企业治理中的股东独裁导致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批判。在股东本位的公司体制里盛行的是“一股一票”的资本民主, 公司治理只是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专利, 即只有那些投入物质资本的人才有权利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而企业中直接从事财富和价值创造的雇员, 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可以享有各项政治权利, 却被排除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在高度细化的分工环境下, 雇员不得不从事简单、枯燥的重复劳动, 甚至被有些雇主视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它不利于调动职工劳动生产积极性, 容易使职工对工作产生厌倦情绪, 容易激化劳资矛盾, 增加公司的管理成本, 最终损害企业效率。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职工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经济活动中赋予职工更多的自由处置权和话语权, 更强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更高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些都需要通过职工对企业治理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二、西方国家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及其成功经验

日本的公司实际运作是倾向于雇员管理的形式。传统上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流于形式。因日本文化和日本公司内部完善的管理使得日本公司形成了务实能干的出身于员工的管理阶层, 他们是职业的管理家群体。企业内部有一套有效的考核晋级制度, 所形成的管理层具有民意和能力。企业的管理层采用日本文化所独有的集体决策模式。美国著名公司治理结构学者Robert A.G.Monks在分析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后指出, 日本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非常信任。董事会传统上只起向股东报告企业经营状况的中间媒介, 董事会只是管理层的“影子”。可见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扎根于雇员的群体的。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 日本经济问题的出现, 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美国机构投资者的界入, 要求日本市场透明化并要求建立英美式的股东参与选举监督董事会的制度, 迫使日本正在进行这样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基础当然还是其雇员治理结构的框架。日本公司雇员为主体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日本的经济奇迹, 产生了丰田, 日立等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

德国法律规定, 雇用50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应有1/3到1/2监事会成员由雇员选举产生, 监事会再选举并监督董事会。雇员参与企业经营会议, 雇员在经营会议保有1/3-2/3的议席, 和其他股东共同任命、监督经营人员, 并提供商业方面的建议, 参与重要战略性事项的决策。德国在其经济制度下尚利用雇员来产生一半或近一半的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雇员参与企业监事会董事会选举和企业经营会议, 参与决策决定和管理, 并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实现了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并管理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企业。这着实值得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们来思考和借鉴。

三、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在保障职工利益上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冲突。但是, 无论在过去, 还是现在, 股东的利益不等于企业利益。企业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体现在股东利益上。在拥有一定资产的条件下, 员工也是企业的重要财富, 企业的实力如何, 不仅取决于资产质量, 而且也取决于员工质量, 取决于优秀员工在本企业工作的长期稳定性。相对于员工的特殊技能, 资产的更换相对要容易多了, 换而言之, 更换股东比更换员工要简单得多,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几乎每天都在更新, 总有人在不断地置换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员工若想脱离企业另谋出路, 却是谈何容易啊!所以, 现在不是单纯资本统治的时代了, 员工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任何忽视员工作用及利益存在的企业都不能搞好经营, 不可能迅速发展。企业只有善待员工, 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要求, 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具有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1.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可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劳动者参与治理不仅有利于自身权益的实现, 而且有助于解决传统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 从而更大程度实现股东的利益。传统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以使公司经营的受托者即公司经理人员更好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备性, 现实中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 即经理人员因拥有信息优势且不易被外部股东监督, 经常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损害股东利益。如让职工参与治理, 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职工处于公司内部, 分布在不同的岗位, 拥有大量的内部信息, 且很容易观察经理人员的行为。因此, 职工参与治理, 能较好地改善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对经理人员监督不力的问题, 抑制内部人对企业的过度控制, 更好地实现股东资产包括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缓解劳资冲突、构建和谐社会。

公司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 仅靠投资者、经营者是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 必须劳资合作、劳资和谐。这就有必要通过建立职工参与管理制度, 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的广大工人的集体智慧, 作出符合市场和社会需求的科学、正确的经营决策, 才能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地发展。劳资冲突不但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劳动者和物资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冲突是存在的, 关键在于要将这种冲突控制在社会经济秩序所能容忍的范围内。职工参与制度在公司的推行有利于增进劳资双方的相互理解, 预防、缓解劳资冲突。有关职工参与制度的立法并不是要消灭劳动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冲突, 而是要将这种冲突纳入秩序的轨道, 促成劳资双方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冲突。积极探索以合作取代对抗;用协商消除争议;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 使劳资双方彼此都能接受, 达到劳资两利, 实现双赢。这样才能真正奠定和谐社会的微观经济基础。

四、实现职工治理的途径

1. 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 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 要搞好民主管理工作, 就必须彻底克服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 支持职代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一是改革职工代表管理制度, 要把那些真正讲政治、有文化技术素质和管理经验的职工选上去。其次提高职代会质量, 对厂长 (经理) 的报告和主要决策方案, 应当提前下发, 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 在会议期间要给代表充分的发言和讨论时间, 广开言路, 畅所欲言。最后改革职工提案管理制度, 可以就会议专题, 征集生产经营管理难题和技术攻关项目, 也可以围绕生产经营、产品创优、技术改造、职工福利等方面选出课题下发让职工解答, 使提案征集活动变成合理化建议活动。

2. 扩大职工董事的设置范围。

规定凡国有股权达到一定比例的 (应以控股为宜) 的股份有限公司, 都应在董事会中有职工代表。进而言之, 为顺应国际上的公司治理潮流, 在条件成熟时, 法律甚至可以规定, 各类公司中都必须设有职工董事,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在1/3左右为宜, 股份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则可定在1/4。这样既可留出足够的职位给那些精通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 又可使公司的经营决策有着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可靠的信息基础。另外, 由公司章程事先规定职工董事任职资格, 最后由职工 (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 并由其罢免。这样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职工董事与其他经营董事互相勾结, 损害职工利益。

3. 完善职工监事的产生, 确保监督效力。

职工监事要能代表职工利益, 并且有一定业务水平。具体选举可以参照职工代表的选举上, 并且要经过职代会通过。应明确在不设监事会的公司中至少设一名职工监事。新《公司法》第52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设1~2名监事, 不设立监事会”。在这种规定下, 监事的职位基本上会由在公司中占优势的股东所把持, 职工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因此, 笔者建议《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即使规模、人数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在不设监事会的情况下, 至少应设2名监事, 其中一名须由公司职工担任。在履行监督职能上, 应赋予监事会更多的权力。如将部份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召开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解聘;财务报告由董事会编制后交监事会审核并由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代表公司起诉违法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

4. 完善集体谈判制度, 加强工会的作用。

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的关键时期, 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 包括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以及思想转型等, 都对当前我国现有的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或劳动关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工会组织的职能得到重新定义, 集体谈判制度再次受到重视。作为市场经济下“劳动三权”之一的集体谈判权, 是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集体谈判权并非由劳动者个人所享有, 而是由劳动者集体所享有, 并由劳动者的代表—工会来行使的权利。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维护者, 在现阶段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当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发生摩擦时, 要想把不平衡化为平衡, 这时工会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工会在协调经济、劳动关系矛盾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只有工会的职能完全实现, 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到保证。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资方与劳动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他们也是利益相关者, 也是伴随着企业共衰共荣的。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 由于一个企业往往有几个工会, 而我国实行工会一元化的体制, 工会谈判, 一般毋需再由劳动者授权, 而是直接由法律规定。今后我们要在立法中加强劳动者对于工会集体谈判的授权、参与和监督规定, 更进一步强调工会应对劳动者负责。

综上所述, 我国企业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改革政策,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以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 加速企业体制的革新。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的统一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现行制度中的缺陷必须通过制度完善来解决。□

摘要：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 片面强调保障股东利益, 所以造成股东与职工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因此,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完善、变革或创新, 加大职工参与治理的力度。企业只有善待职工, 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要求, 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才能确保企业利益并由此保障股东利益。

关键词：治理结构,股东利益,职工利益,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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