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精选十篇）
参与 篇1
一、坚持公平公正是根本
浙江省在组织选送工作中一贯坚持公平公正原则。首先,成立了由省教育厅体卫艺处领导、省教育学会中小学体育教学分会有关人员组成的评选推荐领导小组和专家评审小组。其次,明确规定各市选送到省级评审对象的标准,即自选内容的优秀课原则上从2012年和2013年省级课堂教学评比获奖课、省级以上观摩展示课中选送,其中农村体育课不受以上条件限制;指定内容优秀课各市择优推荐,也可以由自定内容优秀课教师兼报。第三评审程序规范,各市根据省选送标准推荐优秀课;省里由专家评审小组对上报的优秀课进行初选,做到每节课有两位专家意见;领导小组会同专家对初选结果进行最终审定;对拟推荐的优秀课提出修改意见;集中上报。
二、统一课的要求是基础
多年来浙江省在体育课堂教学改革中,一直在坚持规范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总结提炼了一堂体育课的七个基本要求,即“开始有队列、准备兼体能、教材三个一、复习呈环形、放松内容化、少讲需多练、安全组织妥”。在本次省级选送评审中作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评价标准,所有选送的课以这个作为基础标准,然后结合其他教学评价因素最后确定选送名单。
(一)强调课的七个基本要求
只有在满足“七个基本要求”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通过初审,进入下一轮的评审。以下是浙江省对于一堂体育课“七个基本要求”的具体评价标准(见下表):
以上七个标准中的“开始有队列、准备兼体能、少讲需多练、安全组织妥”应该从字面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含义,下面就其他三个标准简单介绍如下:
1.“教材三个一”在课的基本部分的体现。从选上参加现场展示的3位教师的课来看,都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基本要求, 特别是课的基本部分“教材三个一”的落实,3节课都非常好地落实了单一动作技术的学练、以该动作技术为核心的组合练习的设计和以该动作技术为核心的游戏(比赛),有效地落实了“用教材教”的理念。 例如,在孙阳老师的《足球踢墙式“二过一”》一课中,围绕“二过一”战术中关键的传球技术设置了侧向移动+传球、传球+射门与防守+传球+射门等组合练习和比赛。 因此,在教学中呈现了因为“教材三个一” 的落实,很好地达成了设置这个基本要求的预期目标,即丰富(创新)练习方法、改善学练兴趣、促进体能增量等。
2.“复习呈环形”是为了使日常教学中占课时比例最大的复习环节能够有效落实和提升教学质量,提出必须首先规范复习的过程完整性,即练习、纠错、再练习、反馈的过程明显呈现,只要长期坚持这个过程,就会提高教师观察能力和纠错能力, 从而提高复习的效率。例如,在孙阳老师的 《足球踢墙式“二过一”》一课中,基本部分的开始就安排了学生两人一组的脚内侧传接球练习,接着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提示和要求,学生再一次按教师提出的要求进行练习,最后给予小结反馈,这个复习的过程是符合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的。
3.“放松内容化”是针对长期以来,体育课结束部分的放松活动设置基本处于形式化的现状而提出的。为了真正能够让学生在今后从事体育锻炼时有较为丰富的放松内容,有必要让体育课中的放松活动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呈现,即每个学期能够固定2~3个放松活动的内容,使得每个内容能够有较长时间的反复练习时间,从而成为学生学习的一项内容而储存在记忆中。
(二)其他教学因素
上述七个标准只是课的合格标准,除了上表所列的在合格基础上可以转化为优良课的标准之外,一堂优秀体育课的标准或影响因素远不止这七个。一堂优秀体育课不仅需要基本规范作保证,同时需要教师具备调控课堂、评价引导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例如,孙阳老师在其课堂上,讲解战术的时机选择在学生练习之后,这样的处理方式比先示范讲解效果要好,因为学生练习以后再讲,这时候学生已经有了感性认识,容易理解教师所讲解的内容。
参与 篇2
为保障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刑事诉讼必须确保当事人和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并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是，我国刑诉法关于参与原则的规定也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参与、当事人、公民、依靠群众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参与原则由此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本文从考察参与性原则的理论基石出发，分析了参与原则的内涵，并阐述了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
一、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制度性优势和结构特征。它根源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自由权利的扩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控制或限制，哪怕这种控制或限制对其本人来说是有利的，而是希望能够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公众从未如此迫切地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而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政治参与权已经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而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从本源上考察，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国民主权观念的勃发。在封建专制时期，政治上崇尚“君主主权”，因此，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来管理，国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非管理的主体，国民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自身权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话，确认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由此实现了由“君主主权”向“国民主权”过渡的国家主权原理的转换。根据“国民主权”的政治原理，必然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那么国民就应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就有权参与决定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权理念由此而得以兴起。
诉讼从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状况的反光镜，政治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变迁必然映射于诉讼程序之上，“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1]近代以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相适应，在诉讼领域也兴起了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司法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这被视为是司法民主的底限要求。保障当事人参与权的观念基础是诉讼主体性理念，间接来源于国民主权观念。根据诉讼主体性理念，当事人不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客体，而是被视为积极参与诉讼程序的、享有各种程序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empirenews.page--] 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法院作出关系其自身利益的判决。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参与过程之中，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才能真正得到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即他受到了重视”。[1]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从更为开放的意义上来说，司法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而且意味着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诉讼的参与。普通公众参与诉讼，一方面，是与诉讼作为一项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因为司法权本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实际上是公众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参与和控制，而这正是国民行使主权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国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说，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吸纳公众参与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机关司法能力的局限，从而保证正确的司法决策；同时，普通公众参与诉讼，有利于形成司法监督机制，克服因职业司法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原则应当从当事人参与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当事人的参与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当事人被视为是诉讼的主体，因此，参与原则首先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
（一）知情权：参与的前提
由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因此，他首先应当知晓相关案件情况包括被控罪名以及案件处理的信息，因为决策的作出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而信息只能通过对话交流而知晓，因此，知情权与参与权紧密相联，是当事人行使参与权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偏在”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信息交流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天然的不足，因此，刑事诉讼尤其注重的是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知情被视为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将作出最后决定的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其基本要求是合理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即将开始的诉讼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2]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被迅速告知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因为除非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否则它是很难进行自我辩白的，相反的，并且恰恰是很重要的，他倒很容易进行自我归罪。除非某人知道对它的控诉内容，它才能够作出一个真实的回答，当然，如果被捕者确有辩白的话，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他就必须被赋予此种辩白的机会。同样的，如果某人有罪，但不知道控诉它的是何种罪名，他很可能就对自以为是的控诉的内容进行辩白，这样作的结果，只会导致成功的自我归罪，很可能比警察所控诉的罪名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公正和公平游戏的一个基本条件，被捕者应被告知被捕之原因。另外，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规定，一旦起诉罪名明确，被告应毫不迟疑的被告知。[3][!--empirenews.page--]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获得信息权被视为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案件处理程序的信息，首先必须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本人，“这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理由，不单是为了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不安，而且也意味着让他以主体地位参与自己的案件的处理”，“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参加程序的权利”。[4]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被疑人有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在被疑人请求时，检察官应将不起诉处分的结果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也就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义务：一方面，承担控诉职能（包括作为控诉准备的侦查职能）的警察机关、检察院应当向当事人开示或者告知控方所掌握的关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从各国的规定来看，都赋予警察机关、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信息的义务。在这方面，罪典型的是，控诉方承担的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应当向当事人及时通报案件的相关信息。
从知情权的客观范围来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当知悉的情况包括两方面：（1）案件事[1][2][3][4]下一页 实。包括为何被逮捕或羁押，公诉机关是否提起公诉，被控何罪名，对方有那些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法律专家，对自己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也许并不熟稔，因此，在进行诉讼中，应当及时被告知拥有哪些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提示权利的义务，例如在德国，法院以及警察机关、检察院等刑事追究机关承担着“诉讼关照义务”，即它们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根据德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刑事追究机关对被告人和其他参加刑事程序人员负有告诉、提示的义务。[1]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规则，实际上也是赋予了警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提示义务。
从知情权的主观范围来看，哪些人在诉讼中有权知情，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均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至于被害人，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虽然未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但在讨论知情权的时候，往往也将被害人包括在内，赋予被害人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的权利。如日本在理论上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因为“不向被害人提供审判信息，不单是剥夺了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而且还会让被害人对刑事司法产生隔膜情感。”[2]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被害人可以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员参与公诉。根据有关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应当向他通知程序终结情况。这说明被害人在诉讼中也享有知情权。
（二）形式的参与：在场权
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在场见证诉讼的过程。这一原则也被表述为直接在场原则。在场原则要求庭审必须在有当事人（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不在场时，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审判活动将归于无效。[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检察院应当出席各个刑事法庭。检察院应当参加审判法庭的审讯，任何裁判的宣布应有检察院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在场情形下进行。”同法第230条第一项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也规定：“公审庭应当有审判官及法院书记官到庭，并由检察官出席的情形下开庭。”第286条规定：除了法定情形外，被告人在公审期日不到场时，不得开庭。[!--empirenews.page--]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场原则并不排除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不在场时举行审判。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从各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包括：（1）缺席判决。各国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允许法官在控诉方（自诉人）或者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4]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不活，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检察官依其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2）当事人是法人的。当事人是法人时，不便于出庭，因此，可以不出庭或由其代理人出庭。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被告人是法人的场合，可以使其代理人到场。”美国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法人可以有全权代理的律师代表出庭，而被告人无需继续到庭。
（三）实质的参与：诉权
当事人在场见证仅仅表明当事人在形式上参与了诉讼，因为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影响法院判决的作出，那么他实际上仍然被排斥于司法对话机制之外，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指实质上参与。所谓实质的参与，是指当事人应当能够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当事人对诉讼的实质参与是通过诉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按照现代诉讼的一般理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虽然由于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不同、在诉讼中的作用各异，以致双方的诉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检察院行使的是控诉权，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应诉权。[1]但是，从本质上看，检察院的控诉权与被告人的应诉权都是一种诉权，即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裁判的权利。控辩双方享有诉权，才能在法庭上陈述、向对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发问、才有权举证及质证等，才能最终影响到法院判决的作出。
三、公民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公民参与诉讼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参与诉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参与诉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证人等；另一种是作为决策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陪审员。两种参与形式的内涵及所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综合起来看，公民参与诉讼有以下途径和形式：
1、协助司法。从国家司法机关的角度说，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有守法的义务，也有积极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义务，因此，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义务。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表现在：
（1）充当控告人，检举犯罪。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一方面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对犯罪的控告、检举犯罪表达了社会希望追究犯罪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源。因为犯罪具有高度隐秘性，国家司法机关有时难以察觉，但是犯罪活动却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公众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这就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在“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中，[2]公民的控告、检举对于打击、惩罚犯罪至为关键；[!--empirenews.page--]（2）充当证人，出庭作证。公民具有作证的义务，公民如果知道案情，必须出庭作证，不出庭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美国家对此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设立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但是作为例外，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3）配合侦查、打击犯罪。如配合侦查机关抓获现行犯或通缉犯，进行“诱捕”侦查等。需注意的是，配合侦查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一方面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直接威胁或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益，因此，公民有反抗、打击犯罪的权利。各国均规定普通公民在面对现行犯等紧急情况下有无证逮捕权；另一方面，配合侦查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若无合法、合理的原因而拒不与司法机关合作的，将可能被控犯罪，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18条规定：“任何人无合理原因于公务员或安全官逮捕人犯或维持治安之际，经合理通知应予协助而不为协助者，为公诉罪，处2年有期徒刑。”《法国刑法典》第R642-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配合侦查的义务是有限度的，因为普通公民毕竟不是司法官员，不可能对其科以司法官员同等的司法义务。例如侦查机关可以采用诱捕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实施诱捕侦查需要选择“诱饵”，以引诱罪犯实施犯罪，这个诱饵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是侦查人员，也可以是普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要求公民充当诱饵，公民不得拒绝，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让公民充当黑社会“卧底”，公民拒绝合作则是合理的，因为该义务已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协助司法，不再是法律义上一页[1][2][3][4]下一页 务调整的对象，而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身的意愿。
2、见证司法。为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公民作为见证人参与司法过程。在侦查阶段，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时，往往需要有公民作为见证人在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二项规定：搜查住房、办公地点或者有圈围的产业时，如果无法官、检擦官在场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请搜查区的一名市镇官员或者两名市镇官员作在场见证人。另外，在审判阶段允许群众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见证司法活动。[1]
3、决策司法。决策司法是指普通公民作为直接作为裁判者审理、判决案件。这主要是指陪审制度。近代以来，陪审制逐渐发展为两种历史类型：一是陪审团制。即由公民和职业法官分工而进行审判的一种制度。陪审团审理事实，而法官适用法律；陪审团只决定“罪的问题”，即可罚性，法庭单独决定“罚的问题”，即刑罚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陪审团制度。二是参审制度。即公民与职业法官结为一体，以合作方式进行审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公民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限。在陪审团制度下所具有的陪审团和法庭在罪与罚之间的分工特点在参审制下并不存在。具体做法是从公民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混合庭”），共同负责审判活动。在法庭上，陪审员与法官权限相同，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决定对证据的认定和取舍，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参审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采用。不管是参审制，还是陪审团制，作为参与审判的公民，都具有作出判决权，是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的突出表现。[!--empirenews.page--]
4、监督司法。这里的监督，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监督，而是指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对司法进行的一种法律监督。在这方面，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最为典型。在日本，设立有公民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根据日本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检察审查会设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实施是否公正。检察审查会成员从拥有众议院选举权的人中通过抽签产生，共有11人。检察审查会的功能主要是对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并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与劝告。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犯罪被害人提出申请或者根据职权，审查开始。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并没有法定约束力，但检察长认为应予起诉的决议正确时，检察官必须起诉。对此，日本诉讼理论上认为：“对于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公民经过审查，其中一定数量的案件被起诉，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这是公民参加公诉程序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可贵的。”[2]
四、参与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发现实体真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考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吸纳公民参与诉讼，依靠群众（普通公民）办案被视为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原则之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程序公正的理 念被引入，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参与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有保障。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享有知情权。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同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的表现。与国外不同，我国刑诉法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这就赋予了被害人以知情权。
（2）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在场权。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来看，除简易程序外，原则上检察官和被告人不在场不能举行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不派员出庭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第246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移送审查起诉。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则不能移送审查起诉，更不能举行审判。[!--empirenews.page--] 即使被告人是法人的，也必须由代表人出庭，而不能缺席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第209条、第210条的规定，代表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
3、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诉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并有权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即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这些都是检察院享有控诉权的表现。同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应诉的权利，主要是辩护权。这就使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和作出，从而实质性的参与庭审过程。
（二）公民的诉讼参与权受重视
我国尤其注重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依靠群众办案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原则实际上是参与原则中的公民参与诉讼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依靠群众原则主要体现在：（1）协助司法。我国刑诉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同法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由作证的义务。另外，为了便于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后被发觉的人、通缉在案的人、越狱逃跑的人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些都是公民协助司法的表现；（2）见证司法。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12条、115条的规定，搜查、扣押，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这些都是公民见证司法的表现。（3）决策司法。根据刑诉法第14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公民决策司法的表现。（4）监督司法。根据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公民控告、检举犯罪后，司法机关不立案的，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是公民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表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对当事人以及公民诉讼参与权的保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参与原则的规定中仍然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不充分。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行审判时，检察院或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难以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
（二）被告人诉权不当受限。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的诉权不得以消极方式行使，即被告人不得享有沉默权；同时，被告人积极行使诉权即辩护权，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突出表现在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重受限，侦查询问时律师在场权未能确立，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难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一是阅卷权受限。虽然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却对其具体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此为借口，限制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同时，刑诉法对辩护律师到何处阅卷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致使检察院和法院相互推诿、“踢皮球”。二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调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这一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致使实践中辩护律师取证难，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也影响到被告人对参与庭审的实质性效果。
（三）证人拒不出庭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进行的，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司法机关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这里面既有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上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缺乏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在证人出庭补贴等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 篇3
一、巧设情境，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当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时，学生的心理活动就会处于激活状态。激发学习兴趣这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和前提。教师要在语文教学中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其方法有：
1 利用多媒体等新教学方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网络环境下新的教学方式，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教学过程中，巧用多媒体手段，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把学生带入课文特定的情境，唤起学生相应的情感体验，达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如《与朱元思书》《苏州园林》《济南的冬天》等课，现代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能增强教材的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改善教学效果。
2 利用图画、音乐、舞蹈、朗诵。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引导其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换一种艺术形式来理解课文。《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如把柳宗元的《江雪》画成一幅画，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谱曲，并配以声情并茂的朗诵、咏唱。把古诗写成书法作品，利用古诗的内容和意境录制电脑动画等。
3 利用课本剧，将合适表演的文本或文本片段编为课本剧，使学生在排演看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受到教育。如语文教材中的《桃花源记》《我的叔叔于勒》《皇帝的新装》等，都是很好的情景剧文本。
二、巧用方法，变换学生参与的途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教师首先要为学生创设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调动一切激发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积极因素，把紧张的学习过程变为愉快的学习活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尽可能带领学生在学习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学习语文。这就要求教师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找准“聚焦点”。如教授《我的叔叔于勒》时，对此文的主人公问题，我实行了“开放政策”，让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有的学生认为，其他人的出现和活动，都是以于勒为中心、围绕于勒展开的；有的学生认为作品的主人公应该是菲利浦夫妇，理由是作者在他们身上着墨最多，又是正面描写人物，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等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菲利普夫妇的内心世界。总之各有各的观点和依据，而且兴致很高。这时，作为主导作用的教师要时刻想着教学目的，对学生的思维作必要的调控。这样既水到渠成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巧设问题，诱导学生主动参与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告诉我们：“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应当让学生自主地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这就需要教师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领学生自主学习、自悟自得。如何设计问题呢？
1 问题有趣味性，吸引力要强。设计问题要抓住学生的心理，通过问题把学生引入创造性思维的王国。这就要求问题要有趣味性、吸引力。
2 问题有探讨性，难易要适度。提问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所以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对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设计的问题不但要与学生的智能水平相统一，还要有争论性、冲突性，这样才会达到提问的目的。
3 问题有指向性，表达要准确。教师提出的问题一般会规定学生思考的范围，所以教师提问对学生思考和回答问题往往有潜在的指向性。这就要求教师用准确恰当的语言表达问题。讲授《孔乙己》时，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学生掌握作品如何通过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来刻画形象。如果我们在分析课文时把问题设计为“孔乙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找出文中有关孔乙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方面的描写”，就显得呆板、枯燥无味。但是，如果问题为：“你认为孔乙己有学问吗？他为什么总舍不得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他为什么站着喝酒？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穷？”这样就抓住了学生的兴趣，使其带着问题认真研读、仔细思考、积极发言，教师再作点拨，学生必会印象深刻。
四、巧妙评价，促进学生持久参与
教学实践中，随着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合作交流、学生互动的增强，评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评价应着重于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尤其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评价学生学习时，应把着力点放在过程上，评价时宜粗不宜细，应多鼓励、少批评、多启发、少包办。具体方法有：
1 师生评价。教师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进步，及时加以肯定、表扬，对优点讲足，对缺点和不足讲准，评价语气诚恳，对出现的毛病予以纠正，教给学生评价的方法，引导学生如何评价。
2 生生互评。学生之间互相评价，可以促进他们更认真地倾听别人发言，并判断正误优劣，欣赏别人的优点，对别人提出建议和批评，并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理由，畅所欲言。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评价：首先，看资源的利用是否是最优秀的；其次，看学生的学习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第三，看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否有全员参与；最后，看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否有深刻性。
参与 篇4
首先, 从城市规划编制的角度看, 城市规划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方面, 规划师或其他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市民利益有完整、精确的认识, 而对自己生活环境最熟悉的也莫过于居住在其中的居民, 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提出改进方案。只有在规划初期就让市民们参与到规划中来, 才能充分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其次, 从城市规划的实施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各个利益群体的一致赞同, 规划就很难实施, 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使城市规划更好的实施, 满足市民自治的要求, 进而促进民主的思想;鼓励市民去支持政府, 以维持社会安定;确保政府维护“公共利益”, 不受“特别利益”的影响, 可以避免精英的绝对统治;再次, 公众参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重要途径, 公众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城市拆迁中出现的“钉子户”和暴力拆迁问题, 没有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必然导致大量的上访和暴力抗争, 强拆是造成城市居民与政府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有事先的公众参与, 就不容易有事后的暴力抗争。最后, 公众通过参与涉及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 也可以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从而增加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合法性, 减少矛盾的发生, 防止矛盾的激化。
二、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
根据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通过对宪法这一条的解读, 我们可以得出, 公民具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 而且在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下,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具体工作中来。《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通过这一条款我们可以得出, 国家工作人员应该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 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人民也有权对规划及政府的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利。
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 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此条更加明确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方式、程序和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 也标志着在中国公众参与被纳入了正常的法制轨道。
《城乡规划法》同时也规定了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 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将城乡规划实施管理的各个环节予以公开, 接受社会的监督。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和随意侵犯其基本权利的行为,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具体办法, 保障公民的监督权。
三、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 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开始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历时十余年的发展, 规划工作过程中已有一定程度上的公众参与, 在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和规划实施阶段的工作中都提倡公众参与, 但在具体工作中少有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作用, 大都仍停留在形式化的表象运作阶段, 如采用一些规划展览会、一般的问卷式民意调查或听证会等形式上, 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具体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 公众参与的方式太过形式化, 多数公众参与仅仅是规划方案到了最后评审阶段, 有的甚至在批准后才公示一下, 搜集到的公众意见很难反映到成果中, 似乎只是让公众了解到“以后城市会建成什么样子”, 而不是让公众参与到其中, 公众参与成了一种宣传方式, 规划的制定、决策和实施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第二, 公众的主观意识和积极性不高, 缺乏对公众规划意识、规划知识的教育, 全凭公众的兴趣去参与而不是凭责任感去参与;第三, 公众的范围界定不清, 相关专家或非政府研究机构专家的参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或自己代表的一类人的意见, 而且他们提供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支持, 而不是社会各方利益的代表;第四, 法律的强制性保障欠缺, 中国的《城乡规划法》虽然规定了一些城市规划编制中所要进行的公众参与。
四、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
第一, 要加强宣传和教育, 增强公民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要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认识到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不仅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一项义务。为更好的贯彻《城乡规划法》, 使城市规划更加合理, 就需要使公众了解到自身在城市规划中的权利和义务, 加强法制宣传, 使公众了解到城市的建设是每个市民的事, 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应积极的投入到工作中。
第二, 平时要做足功课。《城市规划法》已经规定规划草案必须要有公开展示, 但实际上一些地方目前最多是在规划大厅搞一个公告、展示。公众看不到也看不懂那些规划图纸, 没有动员、激发和用公众可达性的方法, 做公众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众参与, 而是“公众听证”。笔者认为, 应该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诸如借助广播、电视、网络及社区宣传栏普及城市规划的相关知识, 使市民对这一行业不再很“陌生”, 不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这样在遇到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时不会有“临时抱佛脚”的感觉, 在具体的工作中再开展听证会、展览、收集意见等形式时, 公众不会有想参与, 但很难参与的感觉。而是一种积极维权的意识, 这样一些具体的参与形式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第三, 公众参与的意见采纳情况应该公开, 使公众了解到他们的参与有什么作用, 适当的对一些采纳了意见的公众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 这样会更加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只有公众参与的热情高了, 才能做到广泛的公众参与, 才能使公众参与的作用有实质性的突破, 才能由“量变”达到“质变”。维护私权的公众参与活动是“自下而上”发展的, 对城市规划具体行政行为的参与是各利益相对人自发产生的, 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发展的, 中国目前出现的“钉子户”、“暴力拆迁”等一系列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情绪化的“公众参与”浪潮, 这是市民“不满现状”、“忽视市民利益”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下放规划权利, 满足市民自治的要求, 以增加市民的信任, 去对抗市民的离心倾向, 公众参与也被用作解决这些不满的一种手段。
第四, 公众参与不是政府部门的施舍, 而应当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城市规划中的征地拆迁问题将促使公众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因此, 对于涉及到征用农村土地、城市旧城改建的规划项目, 应建立利害关系人参与听证制度, 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对有关城市规划举行听证会的要求。这样, 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农民和市民的公众参与积极性肯定大大提高。这点在《城乡规划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第五十条规定“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五、结语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许多论文中研究者都试图在寻求一种让公众参与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也指出了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诸如在规划编制阶段的听证会、规划志愿者、问卷调查等, 在规划编制结束的公布、公告、展览、网络媒体手段的借助等, 在规划实施阶段的公众举报监督等手段。但要想这些途径和办法有效的实施, 其决定权还是在“公众”, 公众参与的热情是否高涨, 积极性是否大, 都决定着参与的成败和效果。当然, “公众参与问题并非是规划工作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 建立和实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 并不是规划师一相情愿就能实现的, 需要社会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背景为基础, 随着社会政治的进步, 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 我们相信公众参与不会是规划师找着公众去参与, 而是公众主动的反应自己的意见, 使参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参与”。
摘要：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许多论文中研究者都试图在寻找一些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途径和方法, 但这些方法和手段我们都是站在规划师的角度在替公众想办法, 试图使市民更多的参与, 但在具体的参与中市民的主动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 探讨怎样增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制意识, 加强法制宣传, 增强公众的维权意识, 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
关键词：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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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篇5
台风口上，猪也能飞。这是雷军对顺势而为形象的调侃，也是我对于今后在新东方职业生涯无比肯定的期望，在新东方这个教培业中无可争议，大势所趋的团队里，我也一定能够借势高翔。做好一个电子产品的品牌需要用户的参与感和口碑效应，做好一名老师，同样也需要这两件法宝。小米成功的运营理念和模式值得我们思考和模仿。《参与感》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小米的面纱,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米” 的许多面，也因为如此, 我们有机会看见小米经营模式的全貌。原来小米不是卖手机！让米粉为之疯狂的也不是小米手机！可以说MIUI真正卖的是参与感。而这种参与感的实现是通过“参与感三三法则”即三个战略和三个战术层面完成对其的构建和论证的。小米总裁说，通过创业的第一年，已经充分验证了：第一，通过用户参与能够做出好产品；第二，一个好产品通过用户的口碑，是能够被传递的。这也就构成了整个小米的核心理念“把用户当朋友。”雷军所强调的参与感和口碑，对于我们教培业也同样重要，我们作为教育行业，直接面对的是学生和家长，教学便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应该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紧密和信任的关系来，将学生融入到新东方，让学生产生真实的参与感，而不是单纯只是接受辅导，接受一个产品，这是我们每一个新东方的老师都应该深思的。同时口碑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点，只有提供好的教学，服务好学生，才能赢得口碑。雷军所提出的互联网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专注和极致是产品目标；快是行动准则；而口碑，则是整个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其实，这七字诀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教培业，专注于教育教学，将其做到极致，赢得口碑，行动要快，有效率。就像之前陶大大讲的那样，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名利人生，即：口碑、钱、名师、学生。四个要素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口碑的铁三角:产品是发动机，好产品是所有基础的基础，是1，品牌营销都是它背后的0。对于我们教培业来说，我们提供的是教学，是让学生成绩提高，做好教学是对一名老师最基本的要求，提供好的教学是一切的基础，是我们能够存在的基点。没有教学一切都是0。一个不能提升学生学习的教培机构，无论多么好的营销手段和宣传策略也赢不来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都不可能够在当今社会立足。这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位老师，想要求得长久发展，根基必须牢固，自己的教学必须是坚实的基础，搞好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是一切的根本。就像我们新东方的校训说的一样，好学精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自己教学的精益求精。而在小米与用户的关系上我们同样也有可借鉴之处，小米的用户关系指导思想是和用户做朋友。因为今天不是单纯卖产品的时代，而是卖参与感。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口碑为王，口碑的本质是用户思维，就是让用户有参与感。它能够满足年轻人“在场介入”的心理需求，抒发“影响世界”的热情。同样，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也要和学生做朋友，和学生家长做朋友，真正了解学生的心理，真到他们想要什么，才能更好的因材施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教学。要树立口碑，也需要学生对我们产生认同感以及对于新东方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口碑继续传扬下去。参与感的三三法则是 3个战略：做爆品，做粉丝，做自媒体。3个战术是：开放参与节点，设计互动方式，扩散口碑事件。在战略上，做爆品，很明显就是要做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教学服务；做粉丝，即珍惜每一个学生，要和学生做朋友，让学生认可我们，成为我们真诚的粉丝，愿意为我们做口碑宣传，真正的把教学和服务的美誉做到学生和家长的心里去。而在战术上，我认为值得我们借鉴的事情一样有很多，我们也同样需要设计参与开放节点，设计互动方式，扩散口碑事件。让学生和家长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同我们的教学，我们需要向他们展示更多的内涵，比如说我们运营体系的其他方面，像是严格的教师选聘，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严谨的教材编写等等，让学生和家长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进而产生更加深刻的认可。作为教培业的一名老师，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教学，就像是小米强调做好的产品一样，教学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同样需要做爆品，提供最好的教学。“过去，专业者与业余者之间永远存在一道界限，但在将来将这两者分开也许会越来越难。身为一名英语专业者，必须不断提升我们的英语能力，提升教学能力，从人材到人材是要做到独一无二，教学若是能够独一无为，相信我们将会永远领跑其他机构。同时，在授课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要不断反思，不断发现自己的问题，注重学生的听课感受。就像小米所重视的，用户体验的核心是为谁设计，我们也需要时刻问自己，我们的课程为谁而设计，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设计课程，在班级教学中要实行分层教学，照顾到不同学生的学习程度。
为了达到树立口碑的效果，我们必须将教学服务做到极致。“极致就是先把自己逼疯”。“极致产品的背后都是极大的投入，都是千锤百炼改出来的。牛逼的背后都是苦逼！就是要敢于改！改！改！再改改！”做任何事都要精益求精，要想拿出好的产品，好的课程，就必须要不要怕修改，不断地修改才能做出好的作品。只有先把自己逼疯，不断地改改改，再改，才能做到极致。作为一名新老师，我必须要做好经历千锤百炼的准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
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参与 篇6
关键词：行政决策；网络民意；法律基础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5-02
行政决策作为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已然成为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的复杂行政行为，他直接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也就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现代公共政策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过程必然会引起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广泛参与，其中普通社会民众便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由于其愈加认识到行政决策的内容与其利益息息相关，其在行政决策参与的过程中利益诉求越来越独立和明确。他们已经意识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应当强化自己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主体地位，尤其是提高行政决策制定的参与程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行政政策、执行行政政策。
一、行政决策参与和网络民意
（一）利益视角下的网络民意
民意是民众的意愿，那么网络民意则可以简单理解为网络中民众的意愿。但作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则更带有一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参与政治与网络民主的色彩。首先，对于公民参与而言，则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三大要素，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的参与主体为不同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参与内容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过程，参与方式即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其次，网络民主则意味着“在网络社会中，原本广为分散的个体，会因共同的兴趣，而迅即发出‘群体的声音，并使他们的声音被政府和政治家听到。政治家们和各政党在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方面也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为全球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1]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是指原本分散在社会中的民众个体（不同的阶层、群体、职业、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行政决策内容关系到其所代表的利益而通过网络向行政机关表达其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的“群体”意愿，即网络民意。
（二）网络民意的法律基础
网络民意的法律基础，就是网络参与获得合法性的法律依据。“所谓合法性，是指事物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并取得其合法地位的属性，获得法律规范认可只是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形式之一，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法理型认同。对于网络民意来说，合法性获得就是网络民意的存在合理性取得社会普遍认可并获得其合法性社会地位的过程。而且只有‘合法性存在，才能推导出网络民意存在的‘正当性。”[2]
1.网络民意合法性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权利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公民在网络中自由表达其意愿，参与行政决策，是对其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只要公民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违反《宪法》第51条的规定，网络民意即具有合法性。
2.网络民意合法性的法律法规基础
2008年5月1日开始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也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主要表达的就是广大民众的自身利益诉求，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因此，广大民众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政决策内容享有知情权，并可以参与其中。
3.网络民意合法性的地方性法规基础
根据《苏州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6条第6项规定，公民可以向政府提出重大决策建议；《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第13条第2项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应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政府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由此可看出，公民有权参与行政决策，并且有权通过网络对行政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行政机关也有义务听取公民的意见，采纳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
二、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
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亦包括对行政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对行政决策制定内容的监督，后者则体现为对决策机关执行过程的监督。
（一）网络民意促进行政决策内容合法化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5条第6项、《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第5条第16项规定，政府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其内容都会与社会民众利益相关，社会民众对于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监督实际就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有监督权利。而网络民意正是民众行使这种监督权利的重要方式之一。厦门的PX（一种化工原料，学名“对二甲苯”）项目，因为其高污染以及选址不当而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厦门市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行使其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最终在网络民意的压力下，厦门市政府被迫改变其决策内容，赢得多方共赢的结局。厦门民众通过网络参与行政决策，在行政决策内容存在危害公共安全危险的情况下，利用网络民意监督政府，有效地保障了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强大功能对政府政策的透明性、科学性以及是否符合民意提出了挑战，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二）网络民意促进行政决策执行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决策的目的在于期待通过决策内容的执行，以民主化、法制化的形式，来切实有效地完成对社会各方利益的调节和分配，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行政决策的执行反映的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过程，是行政决策参与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行政决策参与效果的重要环节。因为在现实中，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行政政策未必能达到决策制定时的目的。原因在于，“客观条件的复杂性及决策者主观能力的有限导致决策方案未必完善合理，政策执行的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影响政策的执行，加之各级政策执行者自身主观意志和利益倾向的影响。”[3]因此，在此环节中必须保障公民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与传统行政决策执行相比，网络的出现为普通民众一条有效的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的途径，行政决策的执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公开的过程。新华网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超过90%的人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2.2%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网络的出现与发展，民众监督意识的加强，使对行政决策机关的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正是这种监督意识的觉醒，才保证了决策执行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三、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消极作用
（一）非理性网络民意误导行政决策
“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这句流传于网络的语言形象揭示出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正是因为网络具有这些特点，导致网民在网络中言论自由权容易行使过“度”。从我国近几年网络领域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非理性网络民意在行政决策参与中占据很大部分，但也在不断改善，整体趋势仍向理性化发展。由于网上言论的广泛性和匿名性，导致谣传、道听途说、发泄愤怒的非理性化言论充斥网络民意，并且误导行政决策。如某互联网站经营者，为提高网站点击率，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于2012年2月19日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保定252医院确认一例非典”的虚假信息，导致“保定再现非典病毒”的传言在微博、论坛和贴吧上传开，扰乱了社会治安。后经中国卫生部2月25日证实，此为网络谣言，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网站公布称，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区分局2月26日经调查，依法查处一起散布非典谣言案件，涉案人员被依法劳动教养两年。此非理性的网络言论，虽未影响行政决策内容，但其非理性的言论在网络中的传播，导致决策机关进行辟谣。
（二）虚假网络民意误导行政决策
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导致网络民意的表达者身份难以控制——而这正是判断民意真实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控制，网络民意对于实际民意的可推断性就无法成立。现阶段，出现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可以部分地反映民意，但不能排除虚假的网络民意存在其中。卢梭曾说过：“公益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4]正是因为这种“私人的利益”，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利用非法手段将其“私利”表达为民意。如近几年出现的“网络水军”，就是制造虚假民意的代表，所谓“网络水军”，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随着网络水军的不断庞大，行政决策机关为达到其目的，也存在雇佣水军营造虚假民意的现象。央视“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遭遇网络水军密集刷票，而此次的“网络水军”是江西省宜春市委所“雇佣”，江西省宜春市委宣传部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学校组织员工和师生为本省入选的三名候选人集中投票。有媒体因此指出，除了商业资本操纵下的水军，目前还存在着另一支庞大军团，即由某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组织、控制并且随时应用自如的“权力水军”。网络民意本应是普通民众针对行政决策内容进行的个人真实意愿表达，实现行政决策参与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导致虚假网络民意比比皆是，一方面本应通过网络民意倾听民声、体察民情的行政决策机关，反而容易被虚假民意误导。另一方面行政决策机关利用虚假民意，做出违背真实民意的决策，与网络民意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目的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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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篇7
1、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益处
1.1 生理上的作用
1.1.1 参与羽毛球运动对大脑的积极影响
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 大脑一直处于紧张思考的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促进大脑中的血液循环, 增加脑部供血量, 使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 保持脑部活力。在日本, 著名的“铃木小提琴练习法”创始人铃木叶就把打羽毛球作为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手段, 广泛地应用于工厂企业中, 医生也把打羽毛球作为治疗一些偏瘫患者的方法。在我国, 少儿羽毛球运动员的智力水平、操作能力均优于同龄人, 可见,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可以使人“变聪明”的运动。
1.1.2 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对视力的益处
羽毛球运动对视力的益处是由羽毛球运动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 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 眼睛总是以羽毛球为目标在不停地上下、左右、远近运动, 不断地使睫状肌和眼球外肌交替收缩和舒张, 大大促进了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和代谢, 起到保护视力和预防近视的作用。其次, 羽毛球本身是白色的, 而场地主要以绿色为主, 场馆内周围环境则以黑色、棕色等深色为主, 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 视线内颜色时刻发生着变化, 使眼部感受各种颜色的神经交替抑制和兴奋, 延缓了眼部的疲劳。
1.1.3 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对心肺功能的影响
研究表明, 羽毛球运动的场地虽然只有网球场地的1/4, 但运动的平均强度是网球的4倍, 甚至高于足球运动。这种高强度运动, 可以改善心肌供血功能, 增加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供能效率和心室容量心肌质量, 达到促进新陈代谢, 增加人体活力的作用。
1.2 心理上的作用
经常从事羽毛球锻炼, 对大学生的心理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进行锻炼的过程中, 能使锻炼者产生兴奋、愉悦、热情等多种积极情绪, 让消极、沉闷等情绪在运动中得到宣泄, 起到变消极情绪为积极情绪的作用。
1.2.1 情绪体验的多样性
羽毛球运动中情绪体验的多样性来源于自身的多样性和运动环境的多样性。大学生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过程中, 从开始学习动作时的新鲜、好奇甚至胆怯, 到掌握动作后的惊喜和自信;从把运动技术拿到比赛场上展示到与同伴配合默契的快感;从比赛紧张激烈的戏剧性变化, 到比赛胜利后的狂欢与失败后的懊丧, 都在体验惊、喜、怒、哀、乐这些作为人之常情的最基本的情绪, 并在这些情绪的变化中, 学习如何控制情绪, 调整情绪, 使之更好地投入下一次的运动。
1.2.2 意志品质要求的特殊性
羽毛球运动是一种身体活动, 身体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承受能力。人承受运动之前首先要克服生理惰性, 克服生理惰性的过程需要意志品质的支撑。羽毛球运动是一种全身运动, 都要在场上不停地进行脚步移动、跳跃、转体、挥拍、合理地运用各种击球技术和步法将球在场上往返对击, 对上肢、下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要求强, 而且运动量较大。因此, 必须要依靠意志品质的支撑才能掌握好羽毛球技术。因此, 大学生坚持参加羽毛球运动, 对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形成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1.2.3 人际交往的协作性
现在的社会化进程不断的加快, 每个人进入社会, 首先要求与人协作。羽毛球运动的形式多以集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参加运动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他人紧密协作和配合的过程。大学生参加羽毛球运动将有效促进与他人协作能力的养成, 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提高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2、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的途径
2.1 体育课
体育课上进行羽毛球教学是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最基本的形式, 大多数学生在大学里接触羽毛球运动是从体育课上开始的。在体育课上学习羽毛球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 有专业的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 可以学习到比较正规的羽毛球技术动作, 更好的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其次, 有相对充足的场地、器材条件, 学生只需要专注于学习之中, 不必考虑费用、场地等其他因素。但是, 只在体育课上学习羽毛球, 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学习的时间较短, 很难完全掌握所有技术动作。第二, 班容量太大, 教师很难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只能针对大部分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 造成有些优秀学生“吃不饱”的现象。
2.2 大学生羽毛球社团
羽毛球社团是大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发组织、以交流学习为目的组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在大学中爱好羽毛球运动的同学, 对体育课羽毛球教学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首先, 参与社团的同学都对羽毛球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对某件事情有兴趣, 才会认真研究、主动学习, 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其次, 羽毛球社团不是校羽毛球队, 水平的高低不是决定你能否参加羽毛球社团的决定因素, 在社团中, 无论你水平高低, 大家以球会友, 相互切磋, 提高技艺, 增进了解, 达到锻炼身体, 交流情感的目的。
2.3 其他途径
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的其他途径还包括在俱乐部打球、参加社会上组织的羽毛球比赛, 同学之间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里练球, 参加校队训练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达到提高球技, 锻炼身体的效果。
小结
参与羽毛球运动不仅可以提高神经系统兴奋性、保持脑部活力, 还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增强人体心肺功能、塑造健康、优美的身型。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 还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体验各种情感、磨炼意志品质、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主要是通过体育课教学、参加羽毛球社团活动、参加羽毛球俱乐部等途径实现的。
摘要：本文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阐述了大学生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益处, 并指出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羽毛球运动当中来, 以达到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生,羽毛球,益处,参与途径
参考文献
[1]、周威.高校大学生羽毛球运动现状调查与分析[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7, (7) :33-34.
[2]、王文楷.试述羽毛球运动对培养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1, (34) :244.
参与 篇8
献给参与教师
回忆心路历程,筛选典型事例,反思行为效果,感叹教育神奇;确定表述思路,寻找参考案例,推敲撰写过程、研究教育规律;评估自己实力,全国能排第几,下定决心报名,勇敢参与评比;稿件发走心急,期待评委奖励,2月姗姗来迟,终于等到预期;获奖快乐欢喜,无奖沮丧一地,其实你的勇敢,已获一路经历!
献给各位评委
为了一份信任,更为一份担当,投入众多时间,全为教师考虑;祖国地域宽广,案例百态千姿,不仅需要仔细,还需眼光独特;层层比较推敲,选优百里挑一,虽说不是“选婿”,也是小心翼翼;评后颇多感想,篇篇文章引领,甘为众人扶梯,获得一份“美丽”!
献给杂志阅读者
没有胆量参与,只好先看后议,他人写的案例,到底好在哪里?
教育案例框架,表述如此简易,背景先来铺垫,故事慢慢回忆,触发一点思考,理成点点头绪。
教学案例框架,背景不可缺的,教学过程细说,效果对比分析,方法优劣对比,总结教学规律。
已经发生事件,可以写成案例,事前教学设计,那是教案预期,案例、教案混淆,那是不可取的。理清概念界定,再看获奖案例,激起所思所想,收获一份兴趣!
献给主办单位
强化体育教学,专业素养引领,领导挥臂一呼,二十九省响应。各类鲜活案例,被我一网打尽,虽说品种不一,各个都显灵气。精心组织评委,发现骨干一批,通过实践检验,知晓各位功底。发动一场评比,优质稿源一批,强化点评互动,无疑提升人气;精心组织比赛,大家看在眼里,公正准时守信,必获一份美誉!
有感而发之二:评委吕卫东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武汉市体育教研员、A类案例大组评委组长吕卫东(邮编:430030)
此次全国学校体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评比,从广大一线教师投稿的笔墨行间里,仍显露着初入实施《课程标准》阶段时的激情,更不乏成熟的理性,特别在一些案例中,运用了哲学观点,提高了体育教师的素养“档次”,如:变坏事为好事,变不利为有利;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磨斧不误砍柴工”;将错就“错”,借机析“过”等。
另在大批教学案例中,老生常谈地强化了“细心观察、耐心施教”,“师生沟通,真心关爱”,针对中、小学生心理特点,巧妙采用教育策略。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使师生逐步形成对未来生活的积极心态的建立,在学校体育的历练中,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日渐明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真谛。
本次评比中,少有的“洋为中用”借鉴案例,会开启我们对国外教育理念、经验持全盘吸收的盲从现象的重新认识,将唤醒学校体育人对局限性经验的批评意识与深度透解,如“快乐体育”等于“即时高兴”,再如“人多学习”等同“团队合作”……类似盲区,制约着体育课程的深化改革,因为提倡的创新并非仿制、复制,必须符合国情和教学实际。
评委寄语:
真实的教学案例有头有绪;教育的教学案例见情见意;典型的教学案例如法如规;学科的教学案例限道显理。
有感而发之三：评委宋文钦
广东省体育名师、深圳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B类案例大组评委组长宋文钦(邮编:518055)
各地投稿不均衡,教研培训要前行。案例规范需加强,文字功夫要提升。事件选择不典型,案例教案要分清。过程描写过平淡,跌宕起伏无剧情。反思提升缺高度,启发思考要创新。读书学习勤思考,争做教育智慧人。
评委寄语:
用心审视教学行为,善于表达心中故事,反思创新教育智慧,勤于研究,不断提升。
参与 篇9
在服务生产和传递的过程中, 消费者承担和扮演着愈来愈多的功能和角色, 成为服务的共同生产者 (范秀成和杜琰琰2012) 。例如, 理发时, 消费者和服务人员共同探讨、设计自己喜欢的发型。在拍摄像片时, 消费者和摄影师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将自己的观念融入到摄影中。在理财规划时, 消费者向理财师表达自己的理财规划和风险偏好, 深度介入、参与财务资源的配置和投资。
顾客参与 (customer participation) 是指, 在服务的创造和传递过程中, 顾客提供和分享信息、给出建议、参与服务决策的程度 (Auh et al.2007;Bolton and Saxena-Iyer 2009) 。一方面, 顾客参与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反映了传统的“以物为中心”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营销理念的转变 (Vargo and Lusch 2004) 。并且, 这种以服务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将顾客视为主动的价值共创者而非被动的价值接受者, 将公司视为价值共创的推动者而非标准化价值的生产者 (Payne, Storbacka and Frow 2008) 。另一方面, 服务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割性, 消费者参与服务生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尤其是定制化、高接触、高信任属性的服务 (如理财投资服务) 。顾客参与能够提高服务质量、定制化程度和感知控制 (Dabholkar 1990;Xie, Bagozzi and Troye 2008) , 在提高顾客满意的同时, 也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 顾客参与成为学界和业界非常关心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于顾客参与, 以往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Auh et al. (2007) 研究了顾客参与的前置影响因素 (沟通质量、雇员专业性、情感承诺、互动公正) 。黄敏学和周学春 (2012) 探索了前置变量 (如顾客教育等) 影响顾客参与的内在机制, 即消费者的参与动机、能力和角色清晰性影响个体参与服务生产的意向。在后置影响结果上, Auh et al. (2007) 考察了顾客参与对个体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的影响。Chan, Yim and Lam (2010) 从价值的视角, 分析了顾客参与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关系价值。此外, 还有一些文献探讨了调节变量, 如Chan, Yim and Lam (2010) 发现文化特征 (如权力距离和个人-集体主义) 会影响和调节参与以及顾客满意之间的关系。Bendapudi and Leone (2003) 顾客参与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关系受结果-预期一致性的调节。
也就是说, 在结果变量上, 以往文献大多持有相同的观点, 即顾客参与能够提高控制感和服务质量, 从而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但是, 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顾客在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参与, 反而提高了顾客的工作负荷、认知模糊、角色冲突, 消耗顾客的精力资源, 从而导致顾客消极情绪的产生, 降低顾客的满意程度 (Chan, Yim and Lam 2010) 。这也就暗示着, 顾客参与并非是“无往不利”的神器, 它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存在潜在不利的影响和效应。但是既有文献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也就是说, 顾客参与和影响顾客满意之间的深层机制并没有得到透彻的揭示。
基于此, 本文尝试着分析顾客参与可能存在的潜在负面效应及其内在逻辑机制。创新之处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以往文献认为顾客参与具有正面效应和价值, 本文认为顾客参与是一把双刃剑, 存在其潜在不利的一面。第二, 首次基于角色视角, 探索了顾客参与负向影响顾客满意的内在机制。第三, 以往有关角色感知的研究多数以员工为研究对象, 本文将其拓展到顾客的视角, 对角色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第四, 首次从角色感知的视角, 探讨顾客满意的影响要素。希望本研究结论能够为服务型企业带来一些启示和借鉴。
二、文献回溯
1、顾客参与
顾客参与服务生产 (customer participation) , 具体而言, 它是指在服务的创造和传递过程中, 顾客提供和分享信息、给出建议、参与服务决策的程度 (Auh et al.2007;Bolton and Saxena-Iyer 2009;Hsieh, Yen, and Chin 2004) 。顾客参与是消费者与员工互动的联合性价值共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顾客作为共同生产者, 扮演着“部分员工” (partial employees) 的角色, 贡献着自己的时间、精力、努力和其他资源等 (Dong, Evans and Zou 2008;Claycomb et al.2001) , 因此区别于公司生产 (firm production) 和顾客生产 (Chan, Yim and Lam 2010) 。例如, 顾客在与理财师交流之前会提前准备相关的材料和问题, 在理财师的财务规划决策中积极地参与讨论, 及时和准确地响应理财规划师的询问, 与理财师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等 (Dong, Evans and Zou 2008) 。
以往顾客参与文献的研究主题包含三种研究视角, 即企业、组织和顾客视角。第一类研究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企业为何要实施顾客参与战略, 让顾客参与到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提高, 通过顾客的参与让顾客承担部分的劳动 (Mills and Morris1986;Dong, Evans and Zou 2008) 。第二类文献从组织的视角研究顾客的管理。这类文献将顾客当做“部分员工”, 应用传统的员工管理模型进行管理 (Bendapudi and Leone 2003) 。例如, Claycomb et al. (2001) 认为, 当顾客主动参与到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时, 组织社会化过程会对顾客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顾客较好的服务质量感知和满意。Kelley et al. (1990) 研究也发现, 参与服务生产和传递的顾客会受到组织社会化的影响, 从而导致个体积极的情绪和认知。
第三类研究主要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 考察和研究顾客参与的前置因素、内在传递机制、结果变量和调节因素 (如图1所示) 。Auh et al. (2007) 研究了前置因素, 发现互动沟通质量 (communication) 、雇员专业性 (expertise) 、顾客的情感承诺 (affective commitment) 、互动公正 (interaction justice) 感知正向影响个体参与服务生产的意向。国内学者黄敏学和周学春 (2012) 对前置变量 (如沟通质量、顾客教育等) 影响顾客参与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挖掘。研究发现, 顾客就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用户参与的原因, 即前置要素 (如顾客教育) 通过影响用户参与的动机 (motivation) 、能力 (ability) 和角色清晰性 (role clarity) , 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参与行为。Chan, Yim and Lam (2010) 研究了顾客参与的后置因素, 即给顾客和员工带来的影响和效应。作者发现, 顾客参与会提升顾客的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 和关系价值 (relational value) 、但是同时也会给员工带来工作上的压力 (job stress) 。在顾客参与的调节影响要素上, Chan, Yim and Lam (2010) 发现一些文化特征 (如权力距离和个人-集体主义) 会影响、调节参与和顾客满意之间的关系。同时Bendapudi and Leone (2003) 基于自我服务偏见的视角 (selfserving bias) 研究也发现, 结果与预期的一致性与否会对顾客参与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和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 以往的大多研究发现顾客参与具有正面的作用和影响, 例如提高顾客的关系价值和经济价值感知 (Chan, Yim and Lam 2010) 、顾客的满意 (Dong, Evans and Zou 2008) 、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 (Auh et al.2007) 。但是, 在很多实际情形下, 顾客在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并没有带来满意, 相反提高了顾客的角色负担、消耗了顾客的精力、疲倦了顾客的情绪, 从而导致顾客消极的反应和不满意 (Chan, Yim and Lam 2010) 。但是, 以往鲜有文献对这种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我们认为顾客参与并非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尚方宝剑”, 它存在潜在的不利影响和负面作用, 本文尝试着从顾客角色压力 (role stressor) 的视角探讨顾客参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2、顾客角色感知
角色理论 (Heide and Wathne 2006) 认为, 个体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例如对于一位大学教授而言, 在家庭中扮演的是父亲角色, 在工作场合扮演的是教师角色, 在学术研讨环境中则扮演着某领域专家的角色。与角色紧密关联的概念就是角色压力源, 一般来说, 角色压力感知包含三个维度, 即角色模糊性 (role ambiguity) 、角色冲突 (role conflict) 、角色超荷 (role overload) 。角色模糊性是指, 个体缺少相关信息, 对如何准确地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存在不确定性的感知 (Chan, Yim and Lam 2010) 。例如, 缺少行为和绩效之间关系的信息, 或缺少来自相关人员的清晰的指令和行动要求 (Rizzo, House and Lirtzman 1970) 。角色冲突是指, 来自不同角色伙伴 (例如主管、同事和消费者) 的不一致的角色期望和需求所导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来源于价值观的不匹配, 或是来源于角色的不匹配, 还有可能是来源于资源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Christen, Iyer, &Soberman 2006) 。角色超荷是指, 外部累积的角色需求超出了个体完成相关任务的能力和动机 (Singh 1998;Chan, Yim and Lam 2010) 。
既往关于角色感知的研究,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前置要素、结果绩效和影响机制。第一, 角色压力感知所带来的影响结果。例如, Speier&Venkatesh (2002) 研究发现, 销售边界人员的角色压力感知 (例如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 负向的影响个体对创新产品的技术感知和采用, 从而导致技术拒绝。Singh (2000) 和Chan, Yim and Lam (2010) 研究发现, 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会提供员工压力、削弱个体的工作绩效 (如工作承诺、工作绩效、员工-组织匹配等) , 并且这种关系会受到任务控制和上级支持的调节作用。第二, 一些文献也探讨了角色压力感知的前置影响要素。例如, 个体的角色模糊程度受到消费者的信息缺失程度、工作胜任能力、角色伙伴的期望这些方面的影响 (Singh 2000;Christen, Iyer, &Soberman2006) 。角色冲突感知主要来源于角色内冲突 (如个体持有不认同的观点) 和角色外冲突 (不同角色伙伴的不一致的角色要求) 。当个体的工作量较大, 或缺少充足的时间、仪器设备, 或面临着较高的角色伙伴的期望, 或服务较为复杂多样时, 个体较容易体验到角色超荷的感知 (Christen, Iyer, &Soberman 2006) 。第三, 一些文献关注了角色感知影响工作绩效的内在机制和逻辑。例如Christen, Iyer, &Soberman (2006) 基于能力 (ability) 和努力 (effort) 的视角, 研究发现, 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荷会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和能力水平, 从而削弱个体的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等。Singh (2000) 引入了精力枯竭的概念 (burnout) , 作者认为角色模糊 (来自组织内部或来自顾客互动) 、角色冲突 (来自多角色需求或来自资源和需要之间的冲突) 会导致员工应对顾客的精神枯竭和应对内部管理工作的精神枯竭, 从而削弱个体的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
尽管顾客参与能够给顾客带来经济价值和关系价值 (Chan, Yim and Lam 2010) , 从而有效提升顾客的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 (Auh et al.2007) 。但是, 从角色压力的视角来看, 顾客参与还存在其潜在的负面效应。例如当顾客参与服务的生产时, 自身扮演两种角色 (顾客角色和“部分员工”的角色) , 可能会带来角色的模糊感知;来自自身需求的信息和来自员工的指令、建议之间的矛盾, 也可能会带来角色冲突的感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因参与服务生产而导致的服务工作量和劳动量转移, 也会给顾客带来角色超负荷的感知。因此, 降低了顾客的满意和感知。
三、研究命题演绎
顾客参与的既有研究大多秉持一个观点, 即顾客参与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否认, 顾客参与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效应, 能够影响顾客满意。但是深入分析会发现, 顾客参与存在潜在的不利一面, 即参与的顾客可能会面临着精力负荷、情绪疲劳等, 从而削弱顾客的满意。因此,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顾客参与是一把双刃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和分析顾客参与潜在负面效应的成因和机制。首次基于角色的视角, 我们认为顾客参与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 并且从顾客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荷, 探讨了其内在逻辑机制。理论模型如下。
图2顾客参与的负面影响逻辑和机制
命题P1: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的角色模糊感知。
顾客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模糊则是指, 顾客因缺少相关的信息对其参与角色所持有的不确定性感知 (Singh 1998;Chan, Yim and Lam 2010) 。我们认为顾客参与会提高顾客的角色模糊程度, 理由如下。第一, 从角色转变的角度来看。顾客参与意味着顾客角色的转变, 顾客需要承担一部分服务设计和决策内容, 从而由之前的单纯的“消费者”角色向“部分员工”的角色转变 (Auh et al.2007) 。由于缺少充足的信息, 消费者对新角色缺少相关的认知和了解, 这种角色的转换自然会引发顾客对新角色的模糊性。第二, 从互动的角度来看。在参与之前, 消费者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 在参与之后, 消费者是主动的服务联合创造者 (Dong, Evans and Zou 2008) 。在联合创造的过程中, 消费者需要与雇员进行互动沟通, 但是消费者可能对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如何恰当的配合雇员, 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技巧, 从而导致角色的模糊。第三, 从输入的不确定性来看, 顾客参与服务生产时, 会接受到两方面的信息, 即自身内在需求和员工的指令、建议。这种异质的和多样的信息输入, 会带来不确定性和完成任务的困难程度, 从而导致顾客的角色模糊感知 (Chan, Yim and Lam 2010) 。
命题P2: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的角色冲突感知。
顾客参与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是指, 来自不同角色伙伴 (例如员工和其他消费者) 的不一致的角色期望和需求所导致的冲突, 包括角色内冲突和角色间冲突。本文认为顾客参与会提高顾客的角色冲突感知, 理由如下。第一, 因顾客“分饰二角”所导致的冲突。我们知道顾客的参与导致部分服务职能向顾客转移, 导致顾客同时扮演着“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角色 (Chan, Yim and Lam 2010) 。但是, 这两种角色在角色目的、角色职责和要求、角色权利等方面存在差异, 较容易引发角色冲突。第二, 来自外部角色伙伴的冲突。顾客参与的过程中, 包含多个群体, 例如雇员、其他消费者或管理者, 而来自雇
员、相关主管或其他消费者的不一致的需求或指定会导致个体在角色扮演上的冲突感知 (Singh 1998) 。第三, 资源和需要导致的角色冲突。即在服务参与过程中, 顾客想要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 但是缺少必要的资源和权限, 即角色需求和角色资源之间的冲突 (Singh2000) 。
命题P3: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的角色超荷感知。
顾客参与过程中的角色超荷是指, 来自雇员或其他角色伙伴的角色需求超出了消费者完成任务的资源、能力和动机等 (Chan, Yim and Lam 2010) 。我们认为顾客参与会提高消费者角色超负荷的感知, 理由如下。第一, 从产品的复杂性角度来看, 消费者缺少必要的产品知识和经验, 对服务的流程和脚本较为不熟悉, 因此对参与过程中的服务人员所提出的要求、期望或相关的任务, 较难胜任和完成, 从而导致角色超负荷的感知。第二, 从消费者的参与动机来看, 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觉得服务过程的参与会耽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打乱自己现有的安排 (Dong, Evans and Zou 2008) , 因此参与动机较弱, 在参与的过程中, 较容易产生角色负荷过重的感知。第三, 从工作负荷的角度来看, 顾客参与必然会导致部分工作量从员工向顾客的转移, 顾客作为“部分的生产者”, 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精力和体力资源参与服务的设计、生产和传递, 从而导致较高的工作负荷感知和角色超荷 (Dong&Evans&Zou2008) 。
命题P4:角色模糊会削弱顾客满意。
顾客参与进程中的顾客满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是指, 基于与公司或雇员的互动和体验所形成的对公司或雇员的整体性的、累积性的评价 (Chan, Yim and Lam 2010) 。本文认为角色模糊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度, 理由如下。第一, 从自我效能和自我感知的角度来看, 当顾客角色较为模糊时, 顾客对于参与服务过程的脚本和步骤较为不清晰, 不了解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如何有效的配合雇员等 (Dong, Evans and Zou 2008) 。从而会影响顾客-雇员之间的沟通质量和效率, 导致顾客较低的自我效能感知和自我评价, 从而降低对服务评价和满意程度。第二, 从资源消耗的视角来看, 角色模糊作为角色压力源的一种, 会导致个体内部稳定状态的失衡。为了恢复内部稳定态, 消费者需要消耗一定的精力体力资源, 从而导致个体的疲劳和倦怠, 降低了顾客的正面积极的情绪评价, 削弱了满意。第三, 从关系构建的角度来看, 角色模糊不利于顾客理解对自身的定位, 不利于顾客对顾客-员工之间关系的理解, 从而有碍顾客-雇员之间的关系建立, 减少了来自雇员的社交接受感、认同感和支持, 导致顾客满意程度的降低 (Chan, Yim and Lam 2010) 。
命题P5:角色冲突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
同样, 角色冲突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第一, 不论是角色内冲突还是角色外冲突, 它会导致顾客的紧张和压力, 从而削弱顾客对企业的正面积极的情绪和评价, 降低满意度。第二, 消费者为了应对角色冲突, 同样也需要消耗和动用自我调节资源 (selfregulation resource) , 当角色冲突较为严重, 所消耗的资源来不及恢复时, 个体就会疲倦, 从而导致较为负面的评价和体验。第三, 从感知控制的角度来看, 来自不同角色伙伴的不一致的需求和期望, 会让顾客产生茫然、不知所措感, 容易导致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削弱顾客对服务生产、传递中的控制感认知, 降低顾客的愉悦和满意度 (Chan, Yim and Lam 2010) 。
命题P6:角色超荷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
角色超负荷也会负向影响顾客满意度, 理由如下。第一, 从自我效能的角度来看, 当顾客因能力不足而产生角色超负荷感知时, 会诱导个体的挫败感, 降低个体的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 从而导致较为负面的情绪和评价的产生。第二, 从倦怠的角度来看, 因外部角色伙伴的需求超过个体的资源和能力储备时, 较容易导致个体的倦怠和精疲力竭的感觉, 从而降低顾客对企业或员工的评价 (Singh2000) 。第三, 从归因的角度来看, 当顾客的角色超荷时, 服务的结果和绩效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尤其当消费者参与的任务较为复杂和专业时。此时, 消费者会把较差的服务质量归结于公司或员工的懒惰, 从而降低对服务的满意程度 (Bendapudi and Leone 2003) 。
四、研究小结
顾客参与不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万能药”。现实情形表明, 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参与, 有时会让消费者感知到角色的模糊、冲突和超荷, 从而导致精力枯竭和疲倦, 从而降低对服务的满意程度。也就是说, 顾客参与和满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关系, 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 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揭示。
基于此, 本文从理论上演绎了顾客参与削弱顾客满意的潜在影响路径, 研究的基本结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我们认为顾客参与是一把“双刃剑”, 其存在负面和不利的一面, 即顾客参与存在削弱和降低顾客满意度的可能性。第二, 顾客参与对顾客满意的负面影响是通过顾客的角色压力感知中介的。即随着顾客参与和服务过程介入水平的加深、顾客角色的转变, 顾客会产生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负荷的感知, 这三种角色压力源感知会削弱顾客满意度的形成。
相对于既有研究, 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 以往文献仅仅探讨了顾客参与和满意之间的直接关系, 并且研究视角仅仅集中于顾客参与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和效应。本文基于角色的视角, 研究发现顾客参与存在潜在的不利影响。并且顾客参与对满意的负面影响来源于顾客的角色感知。即顾客参与通过角色压力感知 (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荷) 负向地影响顾客的满意, 从而丰富了现有研究对顾客参与的认知。第二, 本研究从角色压力源的视角研究了顾客满意的前置因素, 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顾客满意的研究视角。第三, 以往有关角色压力的文献, 其研究对象多为组织中雇员。本文对现有视角进行了拓展, 从顾客的角度考察顾客的角色压力感知, 从而对角色理论有所深化。
对企业而言, 本文存在以下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一, 尽管顾客参与能够带来一些积极正面的影响和结果, 例如提高服务质量感知、忠诚等, 但是管理者们还是需要密切关注顾客在服务参与过程中所感受的角色模糊、工作超荷或者角色冲突等状况, 避免顾客参与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第二, 服务型企业应该思考通过哪些管理策略能够有效地削弱顾客参与和角色压力感知之间的关系。例如, 通过顾客教育, 可以提高顾客的产品知识, 对服务流程和脚本的熟悉程度, 从而削弱顾客参与所导致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负荷感知等。第三, 本文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构建顾客满意的思路。即从顾客角色压力感知的视角, 管理者们需要思考通过改善哪些因素可以有效地降低顾客的角色模糊感 (例如顾客培训、感知角色权利责任义务等) 、角色冲突感 (例如减少多头指挥、强化沟通效果等) 和角色超负荷感 (例如改善顾客动机、提升顾客能力等) , 从而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摘要：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顾客在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参与, 并且顾客参与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 参与的顾客并没有得到积极的体验和情绪, 相反甚至引发了消费者的角色压力、精力倦怠等。基于角色感知理论, 本文讨论了顾客参与的潜在负面效应, 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具体而言, 顾客参与过程中的角色转换、胜任力不足、精力和资源投入, 会提高消费者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荷, 从而导致负面的感知和评价, 降低满意度。
参与 篇10
一、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内涵及意义
(一)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内涵。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者, 以及在劳动力市场和生活机会分配上竞争力较弱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社会群体, 如失业女性、农民工、低收入者、智障与残疾者、下岗工人、农村贫困人口等。在社会生活中, 弱势群体缺乏职业竞争力, 社会适应能力差, 缺乏创造财富能力, 是社会上无权势、无地位、无人脉关系的特殊群体, 常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朱镕基首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汇, 此后弱势群体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是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合法权益, 弱势群体通过选举、投票、组织社团、参与社团组织、与领导人接触等方式对政府决策、公共政策等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在政治民主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 弱势群体的民主意识、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等不断增强, 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等, 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制定。[1]
(二)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意义。
第一,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是提升社会活力的现实需要。所谓充满活力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妥善处理, 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得以充分发挥。要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利益诉求, 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让弱势群体有序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 以激发弱势群体的创造活力。第二,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求。现实生活中, 弱势群体在资源、机会、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的边缘, 其利益需要、政治诉求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关注。在告状无门、上访无路时, 弱势群体就可能采用极端、甚至暴力的手段发泄情绪, 这导致干群矛盾、官民冲突、群体性事件等屡屡发生。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拓展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 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 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 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许多渠道, 但是这些制度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弱势群体仍面临着政治参与渠道较窄、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 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不能实现政治参与的愿望。
(一) 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 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当前, 我国公民主要通过人大、政协、工会、妇联等参与政治, 但公民政治参与中面临着参与制度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比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不合理, 人大代表不能完全代表选民的利益, 等等。以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例, 按照选举法规定农民代表为815人, 但事实上农民代表仅有252人, 农民代表进入人大参政议政人数的减少, 导致了农民政治参与的边缘化, 使农民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以信访制度为例, 信访制度是公民或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政府、社团、司法、人大等部门反映情况,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呼吁解决问题的利益表达机制。但是, 许多省市将群众上访情况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直接与党政领导的升迁挂钩, 这导致地方政府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截访”, 甚至通过雇佣“黑保安”、私设“黑监狱”等方式迫害上访者, 以“围追堵截”的方式对待上访人员。这些说明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存在种种弊端, 比如, 机构设置不合理, 部门之间职能交叉,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考核机制不健全, 等等。
(二) 政治参与中间环节多, 信息传递失真严重。
我国有着庞大的政府机构, 机构纷繁复杂, 管理层次过多, 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到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 很容易出现信息传递失真的问题, 导致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此外, 在社会管理和信息反馈上, 下级政府会有意迎合上级政府的意图, 甚至从本地或本部门的利益出发汇报工作, 常常是报喜不报忧, 这些导致政府内部的信息反馈严重失真, 上级政府很难了解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 无法制定出符合弱势群体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
(三) 政治参与渠道狭窄, 信息堵塞情况严重。
当前, 弱势群体可以通过人大、政协、妇联、工会、上访等参与政治, 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 但是由于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 这些政治参与方式的门槛过高、办事程序复杂、参与成本过高, 令弱势群体望而生畏, 只好通过越级上访、暴力抗法、非法集聚等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此外, 政治参与渠道窄化导致政治沟通不畅, 社会矛盾集聚, 也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日渐紧张。
(四)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多, 政治参与行为极端。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是衡量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也是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由于自身局限性与外部环境复杂性, 弱势群体多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 而不用符合宪法、法律、政策、条例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 越级上访、暴力抗法、非法聚集、围攻政府机关与行政人员等是弱势群体常用的政治参与方式。比如, 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问题上, 弱势群体常以越级上访的方式向高层领导反映问题, 想通过行政命令、领导批示等方式解决问题。此外, 在利益受损、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 弱势群体会将原因与责任归咎于政府和领导干部, 并将不满情绪发泄到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身上, 用“打”、“砸”、“抢”的方式进行暴力攻击。比如, 有些失地农民、拆迁户、利益受损者会通过游行示威、广场静坐等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 以迫使政府解决问题。[2]
三、解决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方法措施
当前,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较为明显, 社会阶层分化、弱势群体增加成了不争的事实。为此, 应拓展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渠道, 提高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一) 通过民主制度建设拓展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
民主是按照平等原则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 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制度特征。要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权利, 就必须不断完善民主制度, 使社会管理、公共决策等能充分地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一是应摒弃“官本位”、“官商勾结”、“权力本位”等腐朽的专制思想, 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政治文化, 为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应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合理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 扩展人大代表的覆盖面, 使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三是应完善参与沟通机制, 完善政治沟通程序, 健全公示制度、听证制度、抽样调查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与全面性。应完善党务与政务公开制度, 贯彻落实信访条例, 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以更好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推进社会公正建设。比如, 干部任用之前, 必须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进行基层调研时, 应充分听取弱势群体的愿望与呼声, 以准确把握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3]
(二) 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
现代社会中, 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开展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 国家权力、社会关系等都要在法律秩序中运行, 人们要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矛盾冲突、解决社会纠纷。因而, 应将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为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创造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同时, 应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立法工作, 制定与出台《公民参政法》《公民举报法》《舆论监督法》《社团法》等法律法规, 使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有法可依。应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等机构的作用, 使弱势群体能够充分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可以发挥工会、行业协会、社区等社会团体的作用, 通过这些社会团体引导弱势群体参政议政, 帮助弱势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 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收入分配调节, 不断拓宽弱势群体的就业渠道, 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 为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4]
(三) 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为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开辟新渠道。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 网络政治参与成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 公民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博客、BBS、新闻网站等自由发表政治言论, 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此外, 在网络空间中, 公民政治参与有着平等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 这打破了现实政治生活中社会精英对话语权和政治议程的垄断, 极大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民主性与社会性, 推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就弱势群体而言, 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行现实政治参与, 导致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 而网络则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平台、新渠道, 提高了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中的地位。因而, 政府应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积极推进网络信息公开, 调动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 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加强官方微博、官方网站等建设, 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互动, 以更好地推进公民政治参与。[5]
(四)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参与是推进政治民主的必要途径, 而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与公民素质密切相关。在政治生活中, 要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就必须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比如, 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 不断加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 提高弱势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应大力推进普法教育,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法律知识, 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律素质和权利意识, 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不仅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 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因而, 应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所面临的问题出发, 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政治、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素质等途径, 提高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彭向刚, 袁明旭.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
[2]赵晖.我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障碍及其消解[J].理论学刊, 2006, 4
[3]周胜龙.论和谐社会视域中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5
[4]李金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学习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体会[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