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与幸福指数

参赛与幸福指数（精选九篇）

参赛与幸福指数 篇1

关键词：幸福感,幸福指数,民生,新指标,经济发展,幸福基础

幸福指数,作为一个全新的指标概念,它涵盖了满足感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等一系列城市的经济和人文内涵。但是幸福指数并不能够脱离经济发展而独立存在。

1 幸福指数的起源和内涵

30多年前,“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首次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于实践。虽然不丹是一个南亚内陆国,总面积仅为38394hm2,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地理的障碍也局限了不丹经济的发展,加上诸多原因,不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发展中国家,却创造了国民总体生活幸福感极高的一种先河。在2006年发布的“全球快乐国度排行榜”中,不丹名列第八位,居亚洲第一。于是,全世界开始聚焦“不丹模式”。

幸福指数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城市民生的新指标,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体系的评价标准,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指标,恰恰又可以反映很多经济指标无法覆盖的区域。

因此,幸福感的指标概念对于研究国家和城市的民生具有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GDP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一直被我们用来引用研究民生问题,但幸福指数作为重要的非经济成分,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并且逐年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态势。一方面来说,它可以反映国家经济社会的运行趋势;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更为人性合理的程度体现出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它不仅是社会运行状态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根据2013年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显示,挪威、丹麦、瑞士、荷兰和瑞典的幸福感指数位列世界前茅,可以说,北欧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感的冠军位次。而其他相关的国家排名如下,英国和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排名状况较为良好,分别位列22位和26位,而后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位列17位,亚洲经济的领头羊日本的排名却只达到43位,俄罗斯位列第68位,而中国位列第93位。

可是,国家幸福感排名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能完全吻合,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在可支配收入、工作情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方面都位于世界发达水平,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

由此可见,一个更加清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考虑,今天幸福指数跟我们的经济发展之间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关联。

2 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多种研究现象可得幸福和收入不一定成正比,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要通过改善收入的途径。这个结论有它客观的一面,即提高一个人群的幸福感可以有很多方式,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应该把幸福和收入对立起来。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后,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如果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就不会想要通过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来提高幸福感。因此,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改善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当物质生活的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后,人们对于基层的需求的满足感会达到饱和程度。换言之,未到达平均小康的水平之前,通过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来增加国民收入,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现在将幸福感与经济发展之间做一个简单的三级阶梯模型。

在第一级阶梯上,经济不发达但人们也可以感到幸福。这种幸福大多是依托于宗教信仰和生活理念,比如马达加斯加,它的生活理念就拥有很多幸福;又比如尼泊尔,宗教信仰文化极为浓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宗教,精神上的追求可以让他们感到幸福。要强调的是,跨越物质依赖,直接通过精神追求这一途径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的效用是很有限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需求被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至第五层次分别是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按通俗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感、爱和尊重,这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获取食物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当人先满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才可能对自我产生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换言之,当经济不够发达,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幸福的长久性就是天方夜谭,经济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在第二阶梯上,也就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基础和家国建设打拼,有较长的工作时长,有不同的工作要求,机械化和信息化程度还不是那么的高,这个时候的人民幸福感会下降,但是在它发展的后期,幸福感又会慢慢的回暖。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要获得较高的幸福指数的程度是比较难的,因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居民的生活压力往往会比较大,而城市还未开始注重环境绿化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点在中国社会尤为突出。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城市病出现的前提基础,物价攀升与收入的矛盾会使得城市居民有一种压抑感,也是对居民心理问题的一大挑战。

在这个阶梯的建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其实幸福指数的发展和经济程度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因为有时候经济发展会阻碍人民去思考幸福,我们会为了金钱对幸福作出一定的割舍和让步。

在第三阶梯上,当今世界以北欧、加拿大等国家为例,他们的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人均收入高,那里的人民生活节奏慢,安全舒适。最基本的需要全被满足了,人们才会有精力去追求超越物质保障之上的幸福,而基于基本需要被满足的幸福才是可持续的。北欧的福利模式在人们的眼中是协调、高福利、牢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是,特殊的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普世的社会福利国家。而剩余性社会福利与普世的社会福利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北欧的社会福利从出生开始直到死亡。北欧国家普遍保障公民的生活权利,并在共同劳动合理分派的引导下,普遍的富裕达到一定水平。

北欧的高福利让人心驰神往,它包括了网络运行的安全、公共服务与设施的完备、社会保障健全、市场机制自由完善,同时它还拥有高执政能力和清廉的政府。据统计,瑞典、丹麦、芬兰的公共支出分别占GDP的56.6%、51.7%、48.6%。很有多公共支出都依赖于国家的高财政及高税收,同时,这些国家还拥有一套失业补助制度,国家雇佣大量下岗人员,从事教育、医疗、公益等福利性事业。丹麦政府提供的岗位可以供养超过38%的劳动者。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个经济发展与城市幸福感的三级阶梯模式之中,虽然有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当今的社会是在发展的,经济发展是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必不可少的必修课,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后期,第三种模式是我们每个国家和城市的向往。所以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指标是衡量幸福感的基础指标,具有合理的科学根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选取幸福感城市中看中经济发展的比重。

现在我们中国大致处于第二阶段之中,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是一个经济总量巨大的国家,伴随着这种经济程度的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开始注重医疗、福利、环境、教育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而这些发展正是为我们国家过渡到第三阶段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然,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并不是代表东部发达城市的建设好了,整个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建设也达到了可以过渡的程度。但是在这种幸福感的建设上,近年来中国从来都没有少下功夫,这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一定的成就。

因此,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幸福指标依托于经济指标,但是又涵盖了一些经济指标无法到达和衡量的领域,是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的风向标。

3 从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看待民生幸福

在以“老百姓说了算”的推选活动的宗旨之下,幸福感不仅反映了社会主流民意,更加从心理上表达了对客观生活和所处状态的真实判断和对于生活的幸福意义的追求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在幸福感考量的项目中,占比重较大的为市民的医疗设施便利程度、交通出行状况、购物的方便程度、社会综合治安情况和生活成本及压力等。而在关于物价方面的比较中,杭州、成都和宁波位居前三;南京、长春、天津和无锡则相对稳定,紧随其后。从范围更小的县级城市入手,江苏太仓、浙江余姚和辽宁海城包揽前三,浙江富阳和江苏张家港位第四、第五位。这些榜上有名的城市往往处于中心城市的边缘地区,居民房价的压力并不像中心城区那样紧张,从中获得了较高的幸福感。从中也可以看出,大城市在幸福感竞争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在于物价偏高、竞争压力大。

另外,关于城市治安稳定的问题对于居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它的治安程度就相对较高,而人口流动性则会越低。在这一指标内容中,拔得头筹的是天津,其余较为出色的城市大多位于长三角地区。其中,杭州市政府在早些年中着力打造“平安杭州”的城市形象,努力建设浙江“首善之区”,因此非常致力于城市治安工作的推进。在社会养老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于大都市的追求,转而将目光转移到经济相对发达的二三线城市,那里气候宜人、物价低廉,养老舒适度更高。

作为一线城市,能提供更多二、三线城市接触不到的资源和机会,提供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相比较小的城市而言,大的城市社会规则更加明确,更加没有“人情”的牵绊。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执法规范方面,北京要更注重表率作用,执法规范化水平更高。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流的教育、广阔的市民个人发展空间、高执法规范化水平是北京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有利条件,但近四成的外来人口也加重了这座城市的物价、环境、交通和就业压力。在北京,尤其是房价,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北京的土地成本高导致房地产成本高,又加上房子的刚性需要、改善客户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最终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并持续上涨。北京的雾霾是近几年最受人关注的问题,大量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是造成北京雾霾严重的根本原因。北京政府同时考虑通过交通收费问题来缓解目前的环境雾霾问题。

杭州是一座年轻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中有四次位居榜首。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杭州以风景秀丽和人文情怀深厚著称,并且一直备受全国瞩目。杭州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其中不但流传了很多具代表性的独特文化有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等,而且还创造了很多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

如今的杭州正在大力发展包括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十大产业,还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提到日程上来,努力将此打造成为杭州的产业品牌效应。通过在英、美、法、德、日、韩等国家投放广告,宣传杭州的良好旅游形象,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全球投放户外旅游营销广告的城市。

但是没有一个城市是完美的,就拿杭州这种冠军城市来说,杭州也存在着很多现代城市病的问题。虽然杭州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错,但是近几年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同时更致命的是还面临着经济的短暂停滞,以至于浙江的其他城市大有迎头赶上之势。

4 结语

幸福感是什么?是一种我们从内心出发体会到的生活理念。这种理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金钱至上的观念并不是唯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的程度就不重要,因为经济发展往往为我们幸福生活提供了一种基础,有合理的经济程度的时候才会有便利的交通设施,才会有健全的养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和幸福感之间又是存在一定矛盾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国家唯一且终极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得安逸、快乐、幸福。

参考文献

[1]曹莉.城市幸福指数之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2]王逾婷.30多年中国人幸福感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不同步[J].中国经济周刊,2011(01).

低碳经济与幸福指数 篇2

1、简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重要内容和意义。

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体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原则。

2、简述《京都议定书》中三个主要机制的内涵。

答：三个主要机制分别是：联合履约（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并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

3、简述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含义和价值。

答：企业一定要从碳资产管理的高度来认识低碳发展，而绝不仅仅是为了减少能耗而节约成本，或者是适应国际气候谈判的压力而体现出的一种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然而，当碳排放权交易成为一种有可能超过石油的大宗商品，那些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就不能不重新审视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新型碳资产的价值。

4、“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增进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在具体的行动上，中国要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不断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全社会提高应对期货变化的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在国际上，中国仍将本着“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

4、试比较现代低碳生活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不同。

答：低碳生活方式强调节约使用能源，特别是碳基能源，还有要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而传统生活方式通常是高能耗，高污染、造成了能源以及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5、简述欧盟国家发展新能源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答：欧盟国家的新能源开发利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利用并呈现出多样性，首先太阳能的利用已经很普遍，太阳能热水、太阳能光伏发电已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风力发电、秸秆发电、生物制造乙醇、城市垃圾提取氢气和甲烷也非常普遍。由于国民环保意识很强，开发利用新能源在大多数欧盟国家早已是一种自觉行动。

二、论述题

1、简述新节俭主义在低碳社会建设转型中的作用。

2、结合实际，论述强化全民低碳责任意识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并谈谈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人和义务。

答：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每个工厂的每一道工序，都伴随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只有我们每个人从自我做起，树立一个很好的低碳责任意识，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开支，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很好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轻温室效应。

3、结合实际，试阐述发展低碳经济与提高幸福生活指数的关系。

答：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有效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促进和保持全球生态平衡。幸福指数，是衡量幸福感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优势对于生活水平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人们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这应该是每个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幸福研究的落脚点应该放在提高人类的综合幸福

4、结合实际、试论述甘肃在低碳环保新形势下，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基本要求中还指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甘肃省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5、为什么说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6、简述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原则立场，该会议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浅谈“幸福指数”与企业离退休工作 篇3

一、增强生活保障, 提升离退休人员幸福指数

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来保障。增强离退休人员幸福感, 是社会、企业和家庭共同的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医疗保险体系, 努力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待遇, 用政策平等来换取心态平衡, 逐步缩小社会养老方面的差距。

家庭容纳与关爱是增强离退休人员幸福感的基础要素。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和社会竞争压力, 更多的子女难以照顾离退休人员。许多“空巢”老人孤独相伴暮年。作为子女应当经常看望照料老人, 及时了解和关心老人的生活、精神状况以及身体变化。在鼓励提倡“居家养老”的同时, 积极发展社会化养老模式, 让老人摆脱孤独之苦, 安享幸福晚年。

增强幸福感, 企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加大落实离退休工作政策力度, 以满腔的热情和深厚的感情, 关心老同志的生活, 为离退休人员养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让老同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离退休人员幸福指数

文化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常常抱有什么情绪具有很大影响。文化是提高幸福指数的重要手段, 是民生福祉的具体体现。一个企业何谓幸福?除了经济的发展、生活的便利, 还要有文化的自豪感与凝聚力。一个人何以幸福?除了衣食无忧、居有其所, 还应有精神追求和文化熏陶。作为企业应该让离退休人员过得更有自尊, 更有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就要避免出现经济增长与文化需求的“负相关”效应。

提升幸福指数, 正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企业在发展生产、积极推进文化阵地建设的基础上, 应努力打响特色文化品牌, 形成“和谐文明、健康快乐”的文化理念, 切实用文化提升离退休人员的“幸福指数”。充分发挥老年文化社团的作用, 抓载体, 搭平台, 积极组织和引导离退休老同志参加各类活动, 丰富离退休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 让老同志从中陶冶情操, 自我展现风采。

三、导入健康理念, 提升离退休人员幸福指数

身心健康是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重要内容, 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健康和幸福感的相关性在直觉上非常明显, 往往是幸福感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作为企业要关心员工并积极倡导健康观念, 一方面, 从未老之前做起, 为自己储蓄健康和精力, 把锻炼身体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 树立疾病并不是无法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保持精神生活愉快的心理条件。一是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 推动全民健身普及。围绕“组织、场地、运动”三要素, 努力建好群众活动场所, 健全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方便群众就地就近开展经常性健身体育运动。二是建立完善医疗保障措施, 为退休老同志身心健康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坚持做好老同志年度健康体检, 心理咨询和体质测试。建立健全综合信息档案, 加强老同志的医疗保健服务, 要特别关心照顾好“双高期”等有特殊困难的老同志, 采取各种方式“送温暖”、“献爱心”, 让老同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三是积极开展社区生活环境整治, 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生活模式, 努力创建宜居环境, 保障职工群众身心健康。

四、融洽人际关系, 提升离退休人员幸福指数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温情、信任、社会支持对于幸福指数的重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益友、合群和集体意识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相关, 就多数退休老职工的现状来看, 退休意味着从以往最依赖的集体中脱离出来, 许多人希望能再找到能接纳自己的集体。随着增龄带来的身体老化, 老人有可能产生以下矛盾心理:一方面担心生病后自己生活难以自理, 给家人和晚辈带来麻烦;另一方面, 从心理上又期待着家人的关心。由此可见, 对老年人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慰籍和精神上的关心, 住在一起的儿女们要尽量抽时间与老人聊聊天, 不住在一起的, 要多回家看看, 常打打电话, 加强情感上的交流和沟通才是孝顺的根本。

在人际交往关系中, 邻里关系始终影响着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 显示出他们对邻居交往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 如何理解退休职工的感情需要, 恢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是企业离退休管理部门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因此, 经常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开展一些文体活动、社会交往活动, 让老同志常在一起聊聊天、下下棋, 娱乐娱乐, 增进相互间的交流, 这些都有益于促进老年人心胸开阔、精神愉快, 自我幸福感程度提高。

五、保持人格魅力, 提升离退休人员幸福指数

大量研究表明, 幸福感是一种与多种人格特征有关的变量。乐观、自尊和外向的性格是幸福者拥有的个性特征。因此企业离退休管理人员应根据性格差异, 培育出有利于幸福生活的人格特征, 从而促进离退休职工幸福感的提高。

幸福来自个人魅力, 幸福来自阳光心态。作为离退休职工, 首先要树立“积极老年观”, 营造生活积极而有情趣的氛围。要学会抓住生活点滴, 从生活常态中寻找幸福, 享受美好瞬间。幸福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 要通过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来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 充足“精神食粮”, 获取幸福的能力。

《低碳经济与幸福指数》心得体会 篇4

蒋菊红

假期我参加了和平中学暑期培训。经过一段学习认识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恶化，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与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有关。极端恶劣的天气把人们推到绝望的边缘。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刻不容缓。随着人类科技突发猛进，废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臭氧层变暖，好多动物濒临灭绝，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都和人类自生不保护环境、浪费资源、破坏生态有关。倡导低碳联盟,环保生活已经迫在眉睫了。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虽然是个新概念，提出的却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下面，我就低碳生活谈一下几点学习心得。

一、低碳生活的几点认识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毫不保留地为人类提供各种赖以生存的资源，而我们却不知道珍惜，比如森林砍伐、废气排放，导致洪涝旱灾，破坏性风暴等恶劣天气的多发频发。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选择“低碳生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使用节能电灯泡，一只11W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的上60W的普通灯泡，而且每分钟都比普通灯泡节电80%，如果全国使用12亿只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选择节能空调，温度不要开的过高或过低，这样不但耗能，而且让人不舒适，削弱了人体自动调节体温的能力；电视机屏幕不要太亮，调成中等亮度，则既节能又保护视力，3亿台电视机，仅调暗亮度这个小动作，每年就可以省电50亿度。

我们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即将枯竭的各种资源，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等等，但其实我们只要举手之劳就能让世界变的更美好。节约能源是我们是基本国策，倡导低碳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二、低碳生活的几点思考

1、实现低碳生活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实现低碳可能会降低人们好不容易提升起来的生活水平。但我个人认为，全面实现低碳生活与保持或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之间并不冲突，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其中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结合点，探索一种低碳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在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同时尽量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比如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等。

2、实现低碳生活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有人认为低碳生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犹如“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有人认为低碳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在短时期内确实难以改变。在这种惯性生活模式下，推行低碳生活也可能会带来不便。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市民拒绝低碳生活的理由，只要人们从细节入手，有改变的决心和愿望，低碳生活完全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减少个人碳足迹，在生活中培养低碳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当前社会的潮流，更是个人社会责任的体现。

3、实现低碳生活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有人认为低碳生活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事，政府各部门可以当“甩手掌柜”。但要知道，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更是百姓生活的服务者。低碳生活不仅仅是市民的自觉行为，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营造一个低碳生活环境。比如建设低碳小区、扶持垃圾回收利用等“静脉”产业，以及给自觉实行低碳生活方式的市民给予一定的奖励等，这都对形成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低碳生活的倡导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仅不能当“甩手掌柜”，还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整个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低碳生活的几点体会

低碳生活被认为是一种时尚生活逐渐被人们认同，但是实施的人群相对较少。就是说，人们都有了低碳生活的意识，但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因此，我们一学生的名义，向大家倡议低碳生活，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注意以下细节：

1.改变用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的习惯，改用手洗衣服，既节约又环保。倡导每周用手洗衣服一次。

2.尽量拒绝一次性餐巾纸、一次性筷子和一次性纸杯，因为这些制造离不开树木，破坏森林资源。建议改用手帕、竹筷子和玻璃杯，既保护森林，又少消耗能源。

3.买菜尽量骑自行车到郊区买菜，减少蔬菜用汽车运输，从而减少碳排量。

4.没有用节能灯泡的家庭，建议尽量把家里的灯泡都换成了节能灯，以节约能源。

5.尽量吃自己做的饭菜，不要吃成品食品和小食品，以减少制造这些食品过程中浪费能源。

6.去超市或菜市场，尽量自己带现成的或自制的购物袋。

7.尽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或不开车，步行或骑自行车，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8.写过字的纸也要利用，把背面用做算草，减少笔记本和纸张的使用，以保护森林。

9.尽量不去游乐场玩电动玩具，减少电能消耗。

10.尽量喝白开水，不喝饮料和瓶装水，以减少制造和运输这些产品所耗费的能源。

参赛与幸福指数 篇5

一、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关系

(一) 薪酬福利是提高管理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员工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充足的保障, 能够在社会上生存, 才能产生幸福感。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这些需求层层递进, 只有低一层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才有可能产生高层次的需求。而企业首先能够提供给员工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保障就是工资和福利。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看, 引起人们工作动机主要由“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因素所决定。如果员工的保健因素不能得到满足, 则会使员工产生消极情绪、消极怠工、甚至辞职。一方面, 薪酬福利的总量是否能够达到保障基本生活的要求, 是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多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随着金融危机以来CPI的涨幅, 许多企业员工对工资与福利需求的被满足程度较低。另一方面, 薪酬的分配制度是否公平也是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从企业薪酬福利管理看, 能否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实现“按劳分配”, 收入能否与员工的价值成正比, 成为决定员工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二) 薪酬福利管理并非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必要条件

薪酬福利管理是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充分条件, 但并非必要条件。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看, 当人类的生理、安全等需求被满足后, 则会产生情感、归属、被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的需求。对于企业来讲, 当薪酬福利使员工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后, 高级需求就成为影响其工作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2011年, 美国博利思职业咨询公司对美国数百万家企业职工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发现, 薪酬福利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决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主要指标, 在美国, 工作幸福指数排名前三位的“谷歌、3M、DTE能源公司”并不是工资最高的, 而甲骨文、太阳、房利美、思科系统等薪酬福利最高的4家公司, 却均不在前工作幸福指数前十位之列。

二、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薪酬管理措施

(一) 建立基本薪酬保障与分配制度, 满足员工的“保健因素”

一方面, 新时期的企业要通过提高薪酬, 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要树立起人力资本管理理念, 把员工当做企业资本的一部分,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 尽量使员工得到物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建立薪酬福利的合理分配制度, 建立薪金绩效机制, 用统一、公平的标度对员工的工作进行评价, 把工作表现、对企业的贡献与薪酬挂钩, 真正实现分配公平、按劳分配, 彻底改变“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使员工的工作与绩效工资相结合, 要把工作目标落到实处, 将其细化、量化, 把责任落实到企业每位普通员工。对于完成责任目标的员工, 给予薪酬和福利奖励, 对于完不成责任目标的员工, 要实施处罚, 充分调动广大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增强员工的“公平感”。

(二) 完善薪酬福利奖励机制, 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在员工的“保健因素”满足后, 就要努力满足员工的“激励因素”, 从而通过薪酬福利提高员工工作的幸福指数。必须使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的情感相结合。例如:活尔玛公司的薪酬激励通过“合伙人政策”、“利润分享计划”等手段实现。在日常企业管理中, 公司员工不被称为职员, 而被称为“合伙人”。通过“利润分享”、“雇员购股”、“损耗奖励”等方式, 进行薪酬分配。沃尔玛规定, 只要员工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 且平均每年在1000小时以上, 都可以参与分享当年的公司利润。从而拉近企业与员工的距离, 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被尊重感, 实现了较好的激励。当前我国一些企业的规模小、资金有限, 使许多企业难以以提供高工资和福利来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员工。因此就必须从情感上入手, 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使之愿意为企业奋斗终身。企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表扬、奖励、经验介绍等情感激励的手段来满足员工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企业要掌握员工的基本情况, 通过薪酬体系的合理设置, 从工作、生活中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 培养良好的工作心态。在实施中, 企业可以实施层次化与、多样化的薪酬与福利管理方法。例如:同一数额的工资和福利, 不是采取一次发放, 而是多次发放, 每次少发, 增强员工领取的心理体验;也可从员工的生活出发, 把薪酬和福利变向为员工的继续教育投入、生活条件帮扶、聘请专家帮助员工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对员工子女的教育支持等。

总之, 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关系的关系为: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 但非必要条件。企业必须同时从“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两个角度出发, 建立基本薪酬保障与分配制度, 完善薪酬福利奖励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摘要：工作幸福指数是员工对自身工作生活质量变化的心理感应, 是评价员工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结合双因素激励理论与需求理论, 对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并提出了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薪酬福利管理,员工,幸福指数,关系

参考文献

[1]孙静, 张林, 傅晓明.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相关性研究[J].学理论, 2010, (26) .[1]孙静, 张林, 傅晓明.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相关性研究[J].学理论, 2010, (26) .

影响宜春市居民幸福指数因素与建议 篇6

1. 幸福指数的起源与定义。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 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三十多年来, 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 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 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指标, 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指数的数量化结果。然而, 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 那么, 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 并且避免各种误读, 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2. 研究幸福指数意义。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个主观指标。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 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 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1) 幸福指数作为反映老百姓主观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指标, 弥补了GDP指标的不足, 可以用于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2) 幸福指数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平衡关系, 越来越被广泛地认为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 (3) 在中国, 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是党和政府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

二、影响宜春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1. 收入状况。

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 但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首要因素。2010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799元, 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以下, 比新余市少1 678元, 比萍乡市少1 42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333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 148元, 比新余市少3 025元, 比萍乡市少2 048元,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还有不少空间。这充分说明, 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 仍然是目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去年以来, 多地连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被媒体曝光。我市一些地方也发生过不法经营者为保持食品鲜活度或营养成分添加各类禁用添加剂, 出售过期食品, 出现群体性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问题。这些事件让居民对食品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也加剧了居民对社会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担忧。

3. 住房条件。

近年来, 一批批居住困难的居民享受到了住房保障政策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说起自家现在的房子, 住进保障房的老百姓无不竖起了大拇指。城乡居民整体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近年来宜春各地的房价涨幅大, 如中心城区地段稍微好一点的房价1平米已达到5 000多元, 居民购房资金压力大, 低收入群体和无保障群体买不起房, 即使是已经在城市拥有产权房的人, 想要改善居住条件也难, 也是望房价叹气。

4. 物价。

物价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盘升, 到第四季度后呈现上涨较快的态势。2011年, 我市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幅度一直在3.0%以上高位盘整, 1—11月, CPI同比上涨4.9%,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一年多来在食品类价格中, “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油你去”、“苹什么”、“糖高宗”、“猪上串”……“菜篮子”里蹦出一连串“涨”系列, 蔬菜、水果、猪肉等价格轮番上涨, 一头牵动着政府官员的心, 一头刺激着城乡居民的神经。

5. 交通状况。

交通状况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今年7月, 市统计局开展了以“国民主观幸福感”为主题的民意调查, 样本为8 257位18~70岁的市民, 包括外地来京者。调查显示, 31.6%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幸福感在90分以上, 认为幸福感在60~89分的被访者有61.1%, 60分以下的仅有7.3%。在得分上, 远郊区县市民的幸福感为80.5分, 比城市中心区市民高4.5分。原因是虽然城市中心区远比郊区县繁华, 但生存环境相对狭窄和拥挤, 其中交通状况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6. 受教育程度。

在市统计局开展了以“国民主观幸福感”为主题的民意调查中, 本科及以上群体的幸福指数满意率为89.24%;大专群体的幸福指数满意率为80.15%;高中 (中专、高职) 群体的幸福指数满意率为70.5%;初中及以下群体的幸福指数满意率为62.16%。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 不同群体的幸福指数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关系, 幸福指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升高。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幸福指数越高;反之, 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 幸福指数相应就越低 (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指数比较关系 (见图1) 。

三、提高宜春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1. 加快经济的发展, 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保证全社会居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我们通过分析宜春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总分和经济收入的分值的对应关系得出:个人收入越高的居民, 其主观幸福指数总分越高、越幸福。为此要加快宜春经济发展的步伐, 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的社会现状来分析, 居民收入对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心态平衡等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 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以及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对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非常重要。为此, 应该继续加强宏观调控, 采取各种手段, 继续限制过高收入, 消除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之间非效率性的分配差距。

3. 采取有效措施, 不断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

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居民的幸福指数水平总体上呈现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因此, 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首先, 抓好国民教育, 切实保证适龄儿童享受到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 同时还要不断降低高等教育的门槛, 为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和条件。其次, 要继续完善各种成人中高等教育以及终生教育途径, 提高不同层次群众的受教育水平。

4. 共建生态宜居环境提升生活品位。

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宜居城市”和“全国环保模范城市”为契机, 加大绿色宜春、生态宜春建设力度。为此在“十二五”期间, 一要进一步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 在农村全面开展清洁家园、美化环境活动。二要进一步实施“城市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和城市内河的生态修复工程, 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加强节能减排, 改善城市水环境, 保护城市水源。三要进一步加大城市绿化, 推进林业绿化工作, 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 做到城市建设和绿化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推进, 注重提升绿化品位。四要进一步打造生态宜居环境。要综合整治, 积极推进绿色宜春、生态宜春建设, 注重发展节能环保的生态产业, 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行业, 坚决杜绝有毒有害项目。

5. 改善民生着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在建设幸福宜春进程中, 居民最关注的是收入, 最害怕的是自身利益受损, 最担心的是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因此, 在加快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 要把富民优先始终作为建设幸福宜春的核心要求, 放在发展全局的优先位置, 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让居民真正感受建设幸福宜春的成果, 增强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指数。一要全力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要加强住房保障。四要严格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五要遏制物价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搞好价格信息服务, 规范各环节经营行为, 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严肃查处哄抬价格行为, 消除居民对涨价的担心和恐慌心理。六要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参考文献

[1]王国银, 王伦光.和谐社会的财富价值追求[J].求实, 2008, (9) .

[2]蒋艳, 李洪波.杭州市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征研究[J].经济导刊, 2011, (12) .

[3]朱珍勇.寻找幸福有学问[J].现代养生, 2009, (6) .

参赛与幸福指数 篇7

一、调查的组织实施

为了反映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主导趋势, 我们采取了典型调查的方式, 在郑州、新乡、洛阳、许昌、安阳等5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地区选取了1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 本次调查涉及16家企业, 发出问卷304份, 回收问卷240份, 问卷回收率为78.9%, 调查采取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二、员工工作幸福指数与员工流失率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道题目来了解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问题3:您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 (见表1) ?

从表1可以看出:有33%的员工对工作不满意, 也就是工作幸福指数比较低。

那么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对员工的流失会不会产生很大的或者直接的影响呢, 为此我们又设计了一道了解员工流失率的题目:

问题11:您是否有在本企业长期工作的打算 (见表2) ?

从表2可以看出:有30.4%的员工没有在企业长期工作的打算, 虽然他们目前仍在企业内部, 没有造成人员流失, 但其流动的可能性极大。因此, 可将这30.4%视为企业的潜在人员流失率。他们目前可能留恋于企业较好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工资待遇, 但总体来说, 工作满意度差, 随时可能离开企业。

然后我们又分析了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和员工流失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以员工流失率为因变量, 而以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为自变量, 通过对16家公司的调查, 得出了以上运行结果。在对16家企业的员工满意度 (见表3) 与员工流失率 (见表4) 的调查中, 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相关性分析:

Predictors: (Constant) , 员工满意度

DependentVariable:员工流失率

DependentVariable:员工流失率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用员工满意度来表示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B=0:员工流失率和员工满意度不存在相关关系

B≠0:员工流失率和员工满意度存在相关关系

从相关系数的表中可以看出, t值为-5.992, 查表得临界值为2.415, 而-5.992得绝对值远远大于临界值, 所以我们拒绝原假设, 所以员工流失率与员工满意度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员工满意度越高, 员工流失率越低, 而员工满意度越低则员工流失率越高。所以, 员工幸福指数的高低可以直接导致员工的流失。

在调查中, 我们也发现, 有些效益较好、正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高新技术企业, 每年的显性人员流失率很低, 但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却表明它们的潜在人员流失率令人担忧。

这些潜在流失的人力资源说明了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隐患。它很难被发现, 极易被企业目前良好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较低的显性人员流失率所掩盖, 一旦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 外资企业的进入所造成的对本地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能提供的高薪待遇等, 必然会使这一长期被掩盖的问题显性化, 如果企业没有及早地采取措施, 则势必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居于劣势, 这将对企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那么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的题目:

问题12:您认为目前的工作最吸引您的是 (见表5) :

注:对此问题, 我们要求答题者在八项因素中选取三项, 并按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 以上为排在第一位的各因素所占比重

另外, 调查数据说明36.4%的人认为工资分配制度最应该改进, 远远超过问题12中对工资不满意的人员比例。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 为什么在这些效益较好的先进企业里, 员工一方面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 一方面又对分配制度感到不满呢?

从表5还可以看出, 员工的工作幸福除了依赖于工资收入以外, 很多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提高还应该通过改善企业的奖励制度、培训开发、考核方法、工作职责和权限的划分和人力资源的战略规等提高, 为此,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我们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来分析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因素。

三、人力资本投资 (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 与工作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在访谈中, 我们也了解到, 企业往往将发挥人的积极性作为最高目标, 也作为评价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根本标准。而高新技术企业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 仅仅用好人是不够的, 企业需要的是日益高涨的人才素质, 而这一需求仅靠外部招聘也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 使员工的素质水平随时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才是长久之计。通过访谈, 我们了解到, 企业对高层次人才, 特别是技术人才的需求常通过高薪外聘来满足, 而且聘用条件中, 一般都要求有2-3年以上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 这对于招聘的企业来讲有着潜在的危机。首先, 大量的外部招聘容易使企业人员膨胀, 随着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 新的冗员不断产生, 使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加大, 面临更多的问题。其次, 新聘用的人员, 由于受旧的企业文化的影响, 往往会与现在的企业文化不融合, 从而不适应目前企业的工作理念与行为方式, 这又成为其下次跳槽的动机;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企业由于人才流失率高而减少培训开发, 通过直接外聘来满足人员需求, 而外聘人员又因为企业文化的冲突而更容易跳槽, 从而使人才流失率居高不下, 培训开发也难以实施。因为流失率高, 有的企业甚至已不再招收需要上岗培训的应届毕业生, 而仅招收那些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的应聘者, 以减少培训开支。这就人为地筑就了阻碍优秀毕业生加盟企业的壁垒, 这一举措与我国一些先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量招聘优秀应届毕业生, 走人才自主开发道路的做法正好相反,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摘要：企业的目标除了提高竞争力, 提高员工绩效外, 还应该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 但据调查显示, 现在很多企业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很低, 而员工幸福指数的高低又直接导致了企业流失率的高低。文章从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进行了分析, 并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来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关键词：工作幸福指数,员工流失率,薪酬福利管理,人力资本投资,绩效考核

参考文献

[1]、张再生.职业生涯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2]、Greenhaus, J.H.&Parasuraman, S.Re-searchonwork, familyandgender:Currentstatu sandfu-turedirections[M].InG.N.Powell (Ed.) , Handbookofgender&work, Thousand Oaks, CA:SagePublications, 1999.

[3]、UllaKinnunenandSaijaMauno, Antec-edentsandOutcomesofWorkFamilyConflict-AmongEmployed[J].WomenandMeninFinl-and, HumanRelations, 1998 (51) .

老年人幸福指数与社会保障回归分析 篇8

一、社会保障方面的数据分析

(一) 最近一年是否去过医院就医。

关于最近一年是否去过医院就医这一问题, 我们对460份调查问卷进行整理, 所得数据显示, 最近一年去过医院的老年人有202位, 占总人数的44%;最近一年没有去过医院就医的老年人有258位, 占总人数的56%。调查发现, 到了一定的年纪, 人们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些慢性病, 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去医院就医, 除非病情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才会选择去医院。所以我们并不能依靠以上数据就说明没去过医院的老年人身体就非常健康, 去过医院的老年人身体就不健康, 这样分析的结果是片面的。单独这一项也不能作为衡量老年人幸福感的水平, 只有将其与去医院的繁琐程度、医疗费用的高低、医院服务质量、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等几项结合起来, 才能反映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二) 医院就医程序繁琐程度。

对去医院就医的繁琐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被调查者中, 有38%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就医程序繁琐, 37%的老年人认为就医程序一般, 只有16%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就医程序不繁琐。通过研究发现, 长春市老年人认为去医院就医程序繁琐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得到这样的结论有很多方面原因的:首先, 可能是老人年纪大了, 行走不便, 面对医院复杂的就医程序无能为力;其次, 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子女少或是子女不在身边, 没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最后, 可能是因为去医院的老年人身体都不好, 而繁琐的程序可能会加重他们的病情。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家庭、社会等应该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另外, 最重要的是长春市的医疗程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同时也可以对老年人展开更加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三) 医院医疗费用。

我们将最近一年去过医院的老年人以医院医疗费高低程度来划分, 用最近一年去过医院就医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样更能够充分的说明老年人对如今医院医疗费用的承受力, 所得结果比较准确, 从而有更强的说服力。调查结果显示, 最近一年去过医院的老年人中, 有127位老年人认为去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较高, 只有14位老年人认为去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低。老年人对医疗费用的接受程度和收入应该有很大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 我们用SPSS软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医疗费用的高低和老年人收入水平的t值都通过检验, 因此我们认为二者是相关的。

为了更加清楚地知道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我们对医疗费用的高低和收入水平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 收入在1, 000元 (包括1, 000元) 以下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26.5%。其中, 16.4%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高, 只有1.3%的老年人认为医疗费用低;收入在1, 001~2, 000元 (包括2, 000元) 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36.8%。其中, 20.5%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高, 只有0.2%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低;收入在2, 001~3, 000元 (包括3, 000元) 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18.1%。其中, 有7.8%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高, 只有1.3%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低;收入在3, 000元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18.6%。其中, 9.0%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高, 只有0.7%的老年人认为医院医疗费用较低。综上可知, 长春市有63.3%的老年人收入在2, 000元以下, 他们认为医疗费用高的在多数, 这样的结果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而收入稍高的老年人群中, 仍有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医疗费用高。可见, 无论收入高低, 长春市老年人总体上对医院医疗费用不太满意, 存在收入低、看病贵的社会问题。

(四) 医院服务质量。

通过整理调查问卷我们发现, 有28%的老年人认为医院服务质量好, 57%的老年人认为医院服务质量一般, 6%的老年人不太了解, 只有9%的老年人认为医院服务质量差。总体而言, 长春市老年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还是基本满意的。这也充分说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医疗服务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五)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类型及医保覆盖范围。

在调查的460位老年人中, 有404位老年人拥有医疗保险;其中, 有223位老年人属于公费医疗, 有181位老年人属于合作医疗。只有56位老年人无医疗保险。这也充分说明长春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障还是比较健全的。

我们以有医疗保险的404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分析医保覆盖范围是否完整, 28%的老年人认为医保覆盖范围较完整, 39%的老年人认为医保覆盖范围一般, 21%的老年人认为医保覆盖范围不完整, 12%的老年人对此不太了解。将拥有公费医疗的老年人和拥有合作医疗的老年人进行对比,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比合作医疗的覆盖范围要广, 公费医疗的老年人对医保覆盖范围比较满意, 而合作医疗的老年人对医保覆盖范围总体上不太满意。

我们认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类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 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打分分为四个区间:0~2分定义为不幸福, 3~5分定义为不太幸福, 6~8分为比较幸福, 9~10分为非常幸福。将老年人按公费医疗保险、合作医疗保险、无医疗保险分为三部分, 利用SPSS软件做幸福感打分与医疗保险有无及类型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信息的卡方检验以及原假设系数都为零, 备择假设系数都不为零, 且概率小于0.05, 所以拒绝原假设, 认为系数不都为零, 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显著性概率比较大, 所以拟合度较好, 模型通过拟合度检验。

通过平行性检验可知, 零假设规定位置参数在各响应类别中都是相同的, 且显著性大于0.05, 即接受原假设, 所以可以用有序回归对模型进行分析。在对参数估计检验表中的数据结果进行优势比分析, 由分析结果显示可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公费医疗的优势比为4.014, 合作医疗的优势比为1.526, 无医疗保险的为参照值1。从以上结果可以得知, 公费医疗、合作医疗、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幸福感依次降低。

二、结论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老年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慢性病, 大多数老年人对待自己疾病的方式是在家靠药物维持, 只有当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医院就医。他们不愿意去医院就医, 一是由于去医院程序繁琐;二是去医院就医医疗费用高。

在医疗费用方面, 长春市老年人普遍存在看病贵的问题。看病贵和老年人的收入有很大关系, 收入高的老年人医疗费用接受程度高于收入低的老年人。在医疗保险方面, 老年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类型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打分有很大的关系。老年人按公费医疗、合作医疗、无医疗保险的分类幸福感依次明显降低。

以上分析结果充分说明, 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社会保障满意度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也较高;反之, 社会保障满意度低的老年人, 其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这也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幸福感,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否有效、范围是否广泛、制度是否完善都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建议

社会保障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 怎样才能构建一个能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我们研究的关键所在。针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简化老年人去医院的就医程序。给老年人提供尽量多的人性化的服务, 有条件的医院可以提供老年人服务专线, 让老年人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也可以接受更加便捷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2、适当降低老年人去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 扩大老年人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 重点扩大合作医疗人群的医疗覆盖范围。无论是公费医疗还是合作医疗, 一定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医。

3、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 包括老年人退休金、社会救济金等。对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 国家和社会应给他们提供特殊的医疗照顾。加快建立服务导向型养老保障机制, 构建养老保障新观念。致力于通过新的观念, 指导养老保障机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鲍谧清, 阮海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19.

参赛与幸福指数 篇9

一、幸福指数及其构成

正如《辞海》所解释的,“幸福”是种体验,一种主观感受。为能客观测度主观幸福感并予比较,首先需要构建指标体系,编制“幸福指数”并依据所建指标体系开展相关调查。

根据国内外现有文献,对于“幸福”这样一种主观体验,测度居民“幸福指数”主要采用主观指标,并就所选指标开展调查获取信息。关于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一般认为主要包括5个方面:身心健康、物质充裕、社会交际、家庭生活以及自我价值实现③。为凸显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政府可作为方面与环节这一研究主旨,我们广泛参考相关文献以及有关部门意见,依据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和简洁性原则,筛选指标,最终确定了测算幸福指数的三级共47项具体指标。如图1所示,对幸福指数的测度主要依据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获得的信息赋值逐级加权测算,其中主观幸福感包括上述5个方面,而每一主要方面又分别由3～4项具体指标构成,后者根据需要还进行了适当扩展。

关于幸福指数值H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逐级合成法:一是对依据具体指标设计的问卷调查所获取信息进行赋值,“满意”为5分,“比较满意”4分,“基本满意”3分,“不清楚”2分,“不太满意”1分,“不满意”0分;二是建立结构方程,对问卷调查中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可能因素主观判断所反馈信息进行路径回归,测算每项指标的强度系数,作为权重给每项指标赋权;三是根据指数合成公式由扩展指标逐级往上合成各级指标值,最终合成指数值。其中,一级指标间相对独立,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合成;二级指标及其扩展指标彼此互动关系较明显,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合成:

二、主观幸福感调查要点

由于上述指数指标体系各指标值非常规统计所能查取,为获取基础数据,笔者对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开展主观幸福感调查,即依据所编制“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设计问卷,通过对问卷调查反馈的信息赋值逐级汇总计算,测得指数值。

1.调查对象。

本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是绍兴市中心城区居民的幸福感,调查范围为绍兴市区的全体居民。

2.调查方法。

为节省人力物力并提高调查效率,本项调查采用抽样调查法。为提高数据采集率、可信度和信息量,具体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结合电话随机调查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一并取数。其中根据以往相关调研有效调查经验,要求入户访问调查200人,电话随机访问800人。

3.问卷设计。

鉴于入户调查信息量较大但效率较低而电话访问效率较高但提问不能过多、过于复杂等特点和局限,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分别设计了入户访问和随机电话访问两套调查问卷。其中,入户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6题、对应26项三级指标的主体问答26题和对各指标影响力判断的答问1题共计33个问题;随机电话访问问卷考虑到有效受访时长仅设个人基本信息6题(其中后4题不作完全要求)和对应16项二级指标的主体问答16题、5大指标影响力判断答问1题共计23题。

无论入户调查还是随机电话调查,问卷的主体问题均设计了相当于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清楚、不太满意、不满意6种程度的选项。由于两类问卷主体问题分别对应二、三两级指标,且三级指标系对部分二级指标的扩展,因此,可对入户问卷各题分值加权平均汇至二级指标值,与电话问卷结果一并计算一级指标值并最终合成主观幸福感指数值。

4.抽样方法。

样本的选取关乎所采集数据对整体的代表性。为保证抽样调查的随机性从而抽样推算的科学性,对入户访问调查对象的选取,我们采用按行政区划所分绍兴市区68个社区,按照统计上的PPS①抽样调查法,结合家庭、就业、收入等辅助信息随机等距抽选调查社区,在抽中社区内随机等距抽选调查住户,电话访问调查采用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所拥有的绍兴市区固定电话号码库随机抽取用户问答。

三、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情况

根据随机抽访并有效收回的绍兴市区1000名居民调查问卷6信息反馈:本项调查对象中城镇居民759人,农村居民241人,分别约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75.9%和24.1%;根据完整填答个人信息题的983份问卷反馈,男性478人,女性505人,分别约占48.6%和51.4%;被调查对象所处年龄段、学历、所从事职业以及收入状况分布总体呈正态分布或较均匀,与市区人口结构类似,符合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要求。调查结果主要如下:

1. 身心健康最重要。

根据问卷中受访者对所列出影响幸福感主要因素的主观判断信息反馈,按照汇至上级指标的次级指标权重之和等于1原则,逐级统计测算,如表1所示,5项一级指标中,身心健康比重最高,强度系数达0.514。受访居民认为身心健康是影响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对幸福感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次是物质充裕(0.206)、环境舒畅(0.108)、自我价值实现(0.105),相比于其他四项,生活便利(0.066)对幸福感影响较为次要。

2. 指数值总体较高。

据对有效收回的市区1000名居民调查问卷信息反馈,对26项指标(电话访问16项)选项赋值,根据上述测定的权数逐级加权平均综合测算,当前绍兴市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数H值为3.06分①,总体基本满意(3分)偏上。从样本单位的指数值分布情况看,大致呈正太分布,最高值5分(满意)和最低值0分(不满意),主要集中在4～2之间。比较满意及以上的约占1000个样本单位总数的2.1%,基本满意以上的约占21.3%,介于基本满意和不清楚之间的约占35.5%,介于不清楚和不太满意之间的约占25.4%,约有11.7%的样本反映不太满意。

3. 身心健康与自我价值实现显朝气。

就构成主观幸福感指数的各主要方面看,根据对样本单位各项指标均值按统计测定的强度系数加权平均,分值由高到低依次为:身心健康、自我价值实现、生活便利、环境舒畅和物质充裕。换言之,从一级指标看:(1)对幸福感最具影响力的“身心健康”基本满意且分值较高,决定了该市居民幸福指数总体较高;(2)“自我价值实现”分值也较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市氛围较好,朝气盎然;(3)权重较“身心健康”次之,居5项指标第二的“物质充裕”分值最低且低于基本满意分值,显示了经济发展仍将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最重要任务;环境舒畅和生活便利方面也不尽如人意,表明公众对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较高期待。

(二)不同组别的数据比较

1. 幸福指数大致随年龄增长提升。

据对1000个样本单位指数值和其所属年龄阶段的回归分析,所处年龄阶段与指数值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Pearson相关性系数0.010)。从按年龄段统计的样本单位指数值均值看,大致也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但趋势不太明显:60～65岁年龄段最高,平均3.27分,其次是40～49岁年龄段,平均3.11分;再次是18～29岁年龄段,平均3.08分;30～39岁年龄段平均指数值较低,显示了该年龄段人群的社会角色压力。65岁以上年龄段最低,一定程度上与样本量较少有关,该年龄段样本量仅占总样本量的1.4%,代表性相对不足。

2.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从1000个样本单位指数值与其学历之间的回归分析看,两者之间负相关,且在95%的置信率下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性系数-0.066)。从各组均值看,大致呈随学历程度提高指数值下降趋势:小学及以下学历组指数值最高,平均3.68分,其次是初中学历组3.08分,再次是高中/中专和大学(包括大专)学历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组最低,且低于基本满意分,仅约2.97分。分析原因,随着学历程度的提升,个人对各种因素比如经济收入、自我价值实现等的要求或期望值也相应提高,从而幸福感相对较低。

3. 农民和失业/无业人员幸福指数较低。

从按职业分组的各组样本单位指数值均值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指数值达3.35分,其次是学生3.15分,再次自由职业者3.12分,企业从业人员3.05分,这四类人员指数值均值均在基本满意(3分)以上,最低的是失业/无业人员,均值仅约2.22分,农民2.78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就业保障以及职业带来的经济预期与社会地位感受对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离退休人员指数值偏低,与前述年龄段分组结果相对应,可能与样本量偏少有关。

4. 收入越高幸福指数越高。

从样本单位指数值与其所属收入段之间的回归分析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指数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性系数0.078)。从各组均值看,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的人员幸福指数最低,平均约为2.97分,低于基本满意分,其次是家庭月均收入在3000～6000元之间的人员,3.02分,略高于基本满意分,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0元及以上人员主观幸福感指数值最高,平均约为3.34分,介于比较满意和基本满意之间。

此外,从被调查对象所属区域和男女性别分类情况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别不大。从样本单位指数值的均值看,农村居民略高于城镇居民,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离市中心近的人们工作压力大、生态环境不好、交通拥堵影响幸福感。①从调查过程看,城区中城镇居民较多,农村居民较少,我们的样本分布中农村居民样本量较少,可能代表性不足。从男女性别来看,样本分布基本均匀,两类人员指数值均值差别也不大,女性指数值略高于男性。

(三)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分析

综合信息量较丰富的200份入户访问调查问卷(对应26项指标)和800份电话访问问卷(对应16项指标)的调查结果,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力判断反馈信息赋值测算出各项指标强度系数,再用此系数逐级赋权测算各级指标值,结果是:5项一级指标对样本指数值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依次是:身心健康(0.901)、物质充裕(0.752)、自我价值实现(0.645)、生活便利(0.634)和环境舒畅(0.577)②。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最主要是身心健康,其次是物质充裕,环境舒畅相对次要。

1. 身心健康最重要也最满意,但公共健身娱乐设施有待完善。

从二级指标样本单位指数值均值看,影响身心健康感的三大二级指标中:“自身目前的身心健康状况良好”、“工作学习之外中的自由支配时间充足”、“休闲娱乐活动丰富”中,第1项指标强度系数、分值均很高,排在16项指标的前两位;第2项指标相对不重要,强度系数排在中间偏后第11位,但分值也较高。拉低身心健康指标值的因素主要是第3项“休闲娱乐活动丰富性”,指标值刚到基本满意,从200份入户访问卷反馈的三级指标值看,比较有关休闲娱乐活动的两个扩展项,主要是公共健身娱乐设施完善程度满意度较低,约2.92分,低于基本满意分。

2. 物质充裕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满足感偏低。

如前所述,物质充裕感强度系数仅次于身心健康第二高但指标值最低。其中从二级指标看,影响物质充裕感的三大指标,“对自己目前的经济收入满意”、“对自己目前的住房条件满意”和“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满意”的强度系数分别排在16项二级指标中的第3、第1和第4位,非常重要,但指标值除了社会保障外另两项均低于基本满意分,位列16项二级指标的倒数第1、3项。从对200份入户卷反馈信息统计的三级指标值看,由住房条件扩展的“对现有住房面积满意”和“对物业管理状况满意”以及“对自己目前的经济收入满意”3项指标指标值分别位列全部26项三级指标的倒数第2、1、3位,“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满意”2.95分,近乎比较满意。换言之,影响城市居民的物质充裕感较低的因素,目前主要是对自己目前的经济收入、对物业管理状况和现有居住面积的满意度较低。

3. 生活便利虽相对影响不大,但满足感有待提升。

从给出的5项可能的一级指标看,生活便利虽然强度系数最弱,但指标值尚可,居于中间。影响生活便利感的三大指标中,医疗、教育、生活服务均在基本满意分以上,其中对教育状况的满意度最高3.35分,其次是水、电、煤、银行、电信等的生活服务3.28分,对医疗状况略高于基本满意分3.02分。从200份入户卷的信息反馈,比较有关医疗状况的两个扩展指标,医生护士的水平和本地就医方便对医疗状况不太满意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前者。

4. 环境舒畅很重要,各个方面都亟待提升。

如上文所述,环境舒畅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第3大因素(强度系数0.108)但指标均值未达到基本满意。其中,影响环境舒畅感的3大因素中,对所在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最低,列16项二级指标倒数第2位,从扩展指标看,更多的体现在对环境治理不太满意2.86分;对社会秩序的满意度3.10分,基本满意偏上,扩展指标值显示对公共交通的便捷性满意度较高,对城市管理基本满意,但对日常交通秩序不甚满意;对所在地公共安全基本满意偏上,但对社会治安2.68分和餐饮、食品安全2.75分,低于基本满意分,位列26项三级指标的倒数第5、第7。

5. 自我价值实现较满意,但对获得发展机会缺乏信心。

自我价值实现是5大一级指标中分值第二高的项,也被认为是影响主观幸福感高于生活便利的第4大因素。其中,影响自我价值实现感的4大因素中有较高程度的被认同感和良好未来发展预期,但从扩展指标看,对获得发展机会不太有信心。

四、小结

根据对全部1000份有效回收问卷反馈的信息,用5～0分6档分值赋值统计测算并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绍兴市区居民总体感到幸福。

全部样本综合测算的幸福指数值3.06分,总体比较幸福。其中,一级指标中除物质充裕感略低2.62分,未达到基本满意档以外,其他4项均接近或达到基本满意档以上;二级指标中达到基本满意档及以上的13项,约占全部16项指标的81.3%,其余3项也接近基本满意档分值,最低的“对自己目前经济收入满意”2.77分。

2.物质充裕感很重要,但当前居民的满意度仍偏低。

无论从两套问卷调查综合测算的指标值看,还是只有200份入户调查的问卷测算的三级指标值看,居民对物质充裕感的满意度均相比于给出的各项指标偏低。与此对照,无论电话调查还是入户调查,无论是对样本单位指数值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还是对受访者就给出的指标所作主观判断进行频度分析,均显示受访者认为物质充裕感是最影响幸福感或对在本市生活工作感受好坏最为关注的因素之一,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住房条件及社会保障。由此可见,“仓廪实而知礼节”,政府改善民生最主要着力点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是改善民生之本,以活跃的地方经济为在本市居民提供广泛的创业、就业机会和环境,提升城市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关键。

3.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本次调查既是为了了解和判断可能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反映了居民对相关政府公共服务现状的满意度。从后者看,就政府可作为范畴而言,居民对公共健身娱乐设施完善度、社会公共治安、餐饮和食品安全、日常交通秩序、其他受教育机会、生态环境治理、医生护士水平、教育机会均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总体推断均未达到基本满意档分值。这些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改善。

摘要：为了解当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依据,我们在浙江省绍兴市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绍兴城市居民总体感到幸福;关于影响幸福感的几大因素,身心健康最重要;尽管人均GDP较高,但对物质充裕的满意度仍相对较低。文章据此提出了一些对策思考。

关键词：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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