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价值

侦查价值（精选九篇）

侦查价值 篇1

一、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客观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 决定了法律也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更趋成熟、完善的过程。当前, 我们正处于新的世纪, 随着经济的发展, 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在发生重大变化, 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提高、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这些变化也促使刑事诉讼法适时作出变化, 以适应发展的实践需要。对于刑事技术侦查措施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其未作规定, 只是《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对之作出了规定, 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 有关机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对其运用及使用由此获得的材料作出规定。可以说, 这种状况是与刑事诉讼实务的需要不相适应的, 侦查人员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时, 经常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并且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司法实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呼声, 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享有侦查权, 但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运用技术侦查措施, 理论界对此也颇为争议。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职务犯罪越来越隐蔽, 社会危害性也更大, 检察机关迫切需要强化侦查措施, 提高收集证据能力, 加大打击这类犯罪的力度。

二、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实现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和隐秘, 并且信息量大、转换变化极快;智能型、有组织型、跨国型刑事犯罪日益突出, 犯罪的干扰因素增多, 反侦查能力日渐增强。常规的侦查手段在许多新型犯罪和智能型犯罪面前有些无所适从, 案件侦破率从世界范围来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除了侦查机制本身的障碍和警力不足、侦查人员素质不高等客观原因外, 侦查技术的科技含量低、信息不灵也是一重要原因, 而技术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 能弥补传统侦查技术的不足, 对许多疑难案件的侦破都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 因此司法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因犯罪形势的严峻而大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通过立法来对这些手段加以明确规范就很必要, 否则就会出现执法的无据和混乱。同时, 实践中对于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材料, 通常不能直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而需要“转化”为相关证据才能使用, 这也给侦查机关诉讼证据的运用增添了困难。为了避免这些情况愈演愈烈, 可借鉴国外的经验, 尽快将其纳入立法日程, 这样一来, 既可使技术侦查行为在法律上明确化, 使公检法机关有法可依, 保证侦查权力依法行使, 同时还能解决这些侦查行为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的问题, 使其可以在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三、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对现代侦查权司法控制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中, 国家侦查权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 而且也可能侵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并不构成刑事诉讼的基础问题, 这是因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大都处于协助追诉机构证明案件事实的地位, 其权利遭到非法侵犯的可能性很小, 而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由于处于被追诉的地位, 其最容易受到侦查机构基于打击犯罪心切而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侵害。正是基于上述观念的认识, 西方各国都强调法院或法官侦查程序的介入, 使侦查机构对公民的侦查活动纳入司法权的控制领域, 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侦查主体被法律赋予了广泛的权利, 但是如果只给予行使权力的自由, 而不进行必要的规范, 再加上对权利无限追求的欲望, 侦查权则必然会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 这样一来, 就会危及到法律保护的其他正当的利益。

四、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在一个国家的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最为紧密, 因为侦查程序中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剥夺, 隐私权的侵犯及财产的扣押等等。这种关系在我国尤为明显。不仅体现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共47个条文规定了侦查程序, 占全部条文的1/5左右, 还表现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侦查中心主义。如今, 保障人权已成为现代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合法性标尺, 技术侦查涉及多项公民基本权利, 如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秘密通信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等, 一些主要的国际人权宣言和条约中都有保护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内容, 如1948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个人之私生活、住所或通讯, 不容侵犯, 其荣誉及信用亦不受侵害, 人人为防止此种侵害, 有权受法律保护”。而1966年制定的当前两个比较权威的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书》《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如《国际公约》第19条第1, 2款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 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对于上述两条约, 我国已批准加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确认, 只通过《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对其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五、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需要

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 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 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宪政精神, 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 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和司法审查等方式予以纠正, 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尊严、自由。法治的精神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进行理解, 法治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权利保障措施, 而不仅仅是指一种治理手段;二是从权力运作的规范角度进行理解, 法治是指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 而限制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丰富但不繁琐的程序设定客观标准, 以评价国家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从本质上而言, 刑事司法是国家运作权力的领域, 因此, 刑事司法法治化是法治的应有之意, 即意味着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对国家权力予以规范。作为刑事司法权的一种, 侦查权, 包括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侦查的权力当然属于被规范的范围之内。因而, 从依法治国的精神出发, 设定严密的程序对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进行规范, 以防技术侦查措施被滥用, 从而在规范权力中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摘要：构建技术侦查制度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需要, 是实现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 是对现代侦查权司法控制的需要, 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侦查价值 篇2

关键词：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内涵；法律价值

侦查与起诉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主要是代表国家起诉犯罪，公诉人在起诉前需要全面地整理侦查机关所集到的所有材料，然后再将其作为证据移送法庭。侦查不仅在收集证据并惩治犯罪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也是进行公诉和审判的重要前提，这是由于侦查过程中收集整理到的证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指控质量，并且对刑事诉讼发展及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能够使检察机关在参与公安机关案件的过程中，对收集和提取证据提出建议和意见，从而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1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内涵

检察机关的引导取证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的质量，从而及时且全面地获得证据，检察机关在采取诉讼手段的基础上，应该加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确保侦查机关能够准确且全面地收集证据，从而促进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检察引导侦查主要是指检察机关介入侦查活动，收集和提取证据中提出建议和意见，并且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①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并固定证据；②确定侦查方向；③监督侦查机关的活动以及取得证据是否合法有效。

2 法律价值

2.1法律赋予职责

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均对检察机关的职责予以了相关规定，检察机关依据法律可以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引导侦查则能有效地弥补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监督的缺陷，从而能够促进侦查向着程序化发展。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进行了规定，要求三个机关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及制约，但检察机关制约侦查机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地体现出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并且此种制约是对侦查过程的制约。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依法对侦查主体进行引导、建议以及制约等活动，并且通过检视侦查权运作的过程来积极地引导侦查机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确保侦查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2.2 刑侦体制改革发展

我国公安机关在1997年6月开始实行侦查改革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立案、破案、办案质量及纪律作风等内容的考核指标和评比程序，此种方式能够让侦查办案的任务及目标与每位侦查员息息相关，从而能有效地提高侦查员办案的积极性。为了提高办案质量，降低不捕且不起诉的比例，需要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共同解决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才能让检察机关不仅能参与到侦查活动中，更能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及时有效的引导及建议。

2.3 新庭审方式要求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改革了庭审方式，从而确立了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兼具模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对检察官的法庭举证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但在另一方面对案件侦查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指检察机关在庭审的过程中必须围绕起诉书的指控进行举证，并且要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庭审中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辩论，所提出的证据需要经过当庭质证，且被合议庭采信后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因此，这说明侦查活动应该严格根据庭审公诉的标准来收集相关的证据，从而能够在指控犯罪的过程中提出准确有效的证据。

2.4 加强侦查监督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在监督侦查活动的过程中主要审查证据材料，然后根据审查结果来决定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并且能进行立案监督及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但随着社会环境和司法环境的变化，此传统监督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改革及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为了进一步提高批捕、起诉的质量，需要办案过程中适当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引导侦查取证，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地纠正在侦查活动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行为，从而确保侦查案件的质量。

2.5 符合法治建设要求和发展

传统考核下，侦查活动以案件能够提起公诉为标准，但新形势下，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已全面开展，因此，公、检两家联合构建刑事“大控方”格局，提升侦查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避免冤假错案，共同提升法治现代化进程。对于个案来说，侦查工作质量的高低对案件能否提起公诉起关键作用。因此，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检察机关都应该加大引导侦查取证的力度。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庭审方式所进行的尝试，此种机制能夠加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确保案件质量。因此，我国要不断地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建立合理的检、警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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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侦查监督阶段的检察引导侦查 篇3

检察引导侦查, 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 通过适时提前介入侦查、审查案件材料等途径, 对证据的搜集、提取、固定及侦查取证的方向, 提出意见和建议, 确保刑事控诉顺利进行的一项工作。在刑事诉讼中, 公安人员在侦查技术和技巧方面具有优势, 检察官在分析现有证据方面具有优势。而通过检察引导侦查, 使得两者优势互补, 既能保证尽最大可能追究犯罪、又能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一、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必要性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 但是该项工作的滞后性、被动性等特点无法有效遏制侦查过种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 也不能保证侦查行为的有效性、合法性, 使预防和纠正违法侦查的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 书面审查方式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发现侦查违法行为的途径仅限于对侦察机关移送的书面材料审查, 而侦查违法的情况一般不可能在案卷中得以反映, 如侦察机关在提请逮捕时将其违法取证所得的证据材料不移送即可, 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侦查人员在侦查中有刑讯逼供、诱供或其他违法行为, 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 实际上多数难以查实。

其次, 侦查监督具有事后性、被动性。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多是事后监督, 即通常都是在出现违法情形之后, 或是在侦查机关该立案而不立案时由检察机关通知其立案, 或是检察机关在审查侦察机关移送的有关提请批捕的书面材料中发现有违法情形时要求侦察机关纠正, 监督的作用局限于对违法情形的事后补救、纠正错误, 但此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为事实, 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挽回。

再次, 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缺乏保障措施。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时, 只能提出一些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这些意见和通知不具有任何强制性, 检察人员对侦查违法行为者本人也不具有直接处分权或提请惩戒权。这使得检察对侦查的监督只能是软性的监督, 难以有效制止侦查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发生。侦察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反向制约也无谓, 这增加了两机关之间的“扯皮”和“内耗”, 进而导致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丧失权威。

二、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途径

鉴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目的的一致性, 双方应该在共同追诉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加强证据收集上的配合, 形成合力, 从而在审查逮捕环节中广泛开展检察引导侦查工作, 以在刑事追诉方面取得成效。在当前的工作实践中, 其主要作法是:

(一) 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机制, 做好工作程序方面的引导

公检双方定期与不定期地通过召开联席会议, 提高办案水平和证据意识, 协调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问题。即与公安机关的各个办案具体部门如刑警大队、经侦大队、派出所及法制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 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 交流意见和看法, 妥善解决分歧, 统一思想认识, 达成共识, 从而建立与侦察机关的良好、合理关系。另外, 通过联席会议, 可以对公安机关的办案机制, 办案流程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了解, 打破以往侦查监督部门只与法制部门交流, 与侦查一线缺乏沟通的问题。对于相互推委, 责任不明的问题向公安的领导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 要求有关的部门明确责任, 责任到人。

(二) 建立和完善提前介入侦查制度, 抓好捕前引导侦查活动

侦查监督部门要充分运用检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提前介入的有关规定, 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领导和群众较为关注的案件, 特别是近期开展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活动”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专项活动”, 检察机关派员适时提前介入, 进行必要的指导, 通过审阅有关的案件材料、参加案件的讨论、参加案件的提讯, 对具体案件的查办方向重点给予提示、引导, 要将证明嫌疑人是否有罪、犯有何罪的证据及时收集, 同时还可监督证据取得的真实可靠性, 尽可能收集到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 为案件到审查批捕阶段做好证据准备, 使案件的批准逮捕率上升。从而形成工作合力, 为保障以后公诉活动的有效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三) 完善“两书”的制作, 进一步引导其侦查取证工作

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侦察机关犯罪证据收集不及时、准确、完整, 将难以达到指控犯罪的目的。因此, 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有进行具体指导的必要。实践中, 除了通过提前介入, 及时审查案件材料, 分析判断证据以外, 就必需加强与改进《补充侦查提纲》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两书”) 的制作, 即立足于起诉和审判对证据的要求, 详细罗列并阐释侦察机关在侦查中必须继续查证的犯罪事实及证据, 同时就补侦的每一个项目分析论证其侦查目的、侦查方向、证据的规格及其标准, 以利于侦察机关及时补充、完善证据体系, 引导侦察机关完成侦查阶段的查证工作。强化“两书”的针对性、说理性, 不仅将引导侦查落实在了实处, 并有利于个案的刑事追诉, 而且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进一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 使检警真正从根本上形成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合力, 从而彰显出检察引导侦查的目标与价值, 突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

(四) 类案引导与个案引导相结合, 做好日常引导侦查工作

类案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从其侦查监督职能出发, 根据本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刑事案件发案特点, 对于侦查机关所侦查的同类案件中的共性问题或侦查活动中出现的普遍问题, 通过整体提前介入等方法加以解决的侦查监督活动。它具有对象普遍性、内容宏观性的特点。个案引导是检察人员就某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与公安机关及时沟通引导取证工作, 相对于类案引导个案引导具有对象特定、内容具体的特点。在实践工作中, 我们要坚持个案介入与类案引导相结合。类案引导通过检警联席会议、个案专题经验交流、不捕案件反馈等方式, 对同类案件在证据收集和规范侦查活动方面的共性问题进行整理剖析, 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个案的提前介入中, 通过听取案情介绍、参加案件讨论、参与勘查现场、阅读卷宗等方式, 介入刑事侦查活动, 把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以及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前置, 既整合了办案资源, 形成打击合力, 又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侦查监督阶段检察引导侦查的作用

(一) 调整侦检关系, 提高诉讼效率

侦察机关所有的工作均是为检察机关有效指控犯罪输送依据, 故侦检两家应当相互配合, 而检察引导侦查就是一种很好的配合方式。检察发挥其对证据标准把握和审查运用证据能力的优势, 从侦察机关侦查开始就对证据把关, 对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建议, 侦察机关则发挥侦查谋略、侦查技能的优势,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 做到有的放矢, 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侦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果得到保证, 检察机关也能得到侦察机关有力的证据支持, 而且有效调整了侦检关系。这既有利于检察人员及时熟悉、了解案情, 掌握证据的获取情况, 又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有利于对证据的及时收集、固定和保全, 防止证据毁损灭失, 进而降低诉讼成本, 缩短诉讼周期, 提高诉讼效率。

(二) 侦检资源互补, 促进司法公正

传统的侦查思维以破案为中心, 而不是以控诉为中心, 因而容易忽视证据收集的全面、合法、有效, 检察思维以公诉为中心而开展一系列审证、核证工作, 容易忽略侦查的隐蔽性、艰巨性, 而一味追求证据的理想化。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维系的结果是:侦察机关拥有优秀的侦查人员、丰富的侦查经验、先进的侦查设备和技术, 而检察人员有较高的法律水平, 更能够较好地处理诉讼中的法律问题。检察引导侦查为两者结合创造了条件, 用检察人员扎实的法律功底、熟悉庭审证据要求的优势和侦察机关成熟的侦查技术、侦查手段强强联合, 从案件公诉、批捕角度引导侦查, 使侦查取证少走弯路, 确保侦查活动符合庭审的要求, 从案件源头上保证案件质量, 有力打击犯罪, 保证国家刑事追诉权有效行使, 促进司法公正。

(三) 强化法律监督, 树立司法权威

目前,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主要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来体现。但这些监督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 影响了监督效果。只有检察引导侦查, 检察官才能对案件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察机关通过适时引导侦查, 不但可以为收集、固定证据出谋策划, 而且可以有效地预防非法证据的产生。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 及时发现非法证据, 将之排除在提起公诉之前, 引导侦察机关重新依法取证, 形成新的证据锁链, 以避免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处于尴尬境地, 同时也缩小了非法取证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有益探索, 增强了侦察机关的证据意识, 提高了刑事案件的侦查质量, 稳固了检察机关的执法权威。

侦查价值 篇4

一、特殊侦查措施概说

《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候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措施，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从此条文可以看出，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控制下交付、监视(电子监视和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等。

所谓控制下交付，是国际社会在打击国际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的一种侦查协作手段。该手段始于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的第七次特别会议。是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毒品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毒品犯罪的人。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将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适用案件范围拓展到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行为、腐败行为、妨害司法行为。《公约》在2003年将控制下交付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范围正大逐步扩大，并开始在国际侦查协作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广阔应用前景和空间。

电子监视、监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通过使用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材，秘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与犯罪有牵连关系之人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并记录有关信息的侦查行为。

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国内的法律赋予的特殊侦查权，运用秘密的侦查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特工行动一般包括卧底、侦查圈套卧底等。卧底侦查是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委派的其他人员，虚构或以某种特殊身份为掩护，获取侦查对象的信任，打人其内部以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侦查圈套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

二、特殊侦查措施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对侦查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八种。关于电子监听等特殊侦查措施，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目前涉及到特殊侦查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警察法》。《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有关解释，上述法律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看，我国目前仅就危害国家的严重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可以采用技术侦察等手段，对腐败犯罪侦查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的手段。这就使对腐败犯罪的侦控能力大大降低。此外，《公约》规定的控制下交付和特工行动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空白点，特殊侦查措施的缺失已经制约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当前查处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利益

腐败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是滥用权力以换取利益，当这种犯罪被以系统和跨国的形式实施时，则会变得非常危险。腐败已严重影响到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公正公平原则相背离。当前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寄予厚望，可是现在拘传、传唤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这并不足以挖出黑暗中的腐败，这一限制性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必须将侦查重点放到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接触前的侦查上来，否则很难在12小时内突破案件。为此，必须展开外围调查，腐败犯罪通常都是秘密进行，并具有对合性。一般只有涉案当事人双方知道，一旦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一般侦查手段很难破获。如果检察机关能在被侦查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监听、监视则能很好地击破谎言。又如很多涉嫌犯罪的人拒不承认自己有贪污受贿行为，或者借口自己不知道自己亲属收受贿赂。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实行控制下交付，对相关犯罪证据进行全方位的流向监控，就可以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控制下交付不仅仅限于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还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这样一旦发现资金应当的流向和实际流向不一致时，如应当进行投资的资金却购买了不动产、应当进行机构运作的资金被存入个人账户等，就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可以得到定性和确认。所以要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唯有侦查方式不断更新、扩展，才能弥补传统侦查措施的不足，特殊侦查措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有效打击腐败。

(二)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世界反贪侦查大格局

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又如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2005年2月。美国在破获的涉及3名市长8名政府官员的新泽西近年来最大腐败丑闻案件，进行行贿的承包商就是FBI的线人。而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其在腐败犯罪中实行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与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律上应一视同仁。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掌握着调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主持制定并维护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同时也就难免要享有种种能够以权谋私的“职务之便”，在他们身上便近乎天然地存在着招权纳贿、腐化堕落的可能性，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大卫休谟很早提出了“无赖假定”原则，即假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为无赖，因此在进行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他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从实践看，和普通公民相比，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更多的荣誉尊宠，足以使他们忘乎所以，同时拥有更多的变坏的机会，足以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欲令智昏者”忍无可忍走向腐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来源渠道的隐秘性及其历时性和多源性，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牺牲他们的某些权利如隐私，这是基于保护公共职务纯洁性的特殊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也必须抵住腐败犯罪的诱惑。其实在国外，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测试是比较常见的，廉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公职人员行贿，以测试他的廉洁度。

四、我国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的具体制度设计

公权机关拥有的资源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执法能力的强弱，要加大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是必要的，但要尽力避免公民的合法遭受损害。关键是如何规范使用。一方面要使特殊侦查措施能够高效、准确地打击腐败犯罪，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司法控制机制，对特殊侦查措施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不致膨胀到对个人自由权利形成威胁。

(一)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应遵循的原则

各种特殊侦查措施在程序规制上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应遵循以下共同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又称为相应性原则，该原则源于1215英国自由大宪章“人民不因轻罪而受到重罚”的思想，根据该原则，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所以对轻微的腐败犯罪，不能适用造成公民重大侵害的特殊侦查措施。

二是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后手段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具有易侵权性。适用监听、卧底等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以恶治恶的两难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就决定了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上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原则要求在有多种侦查手段能达到侦控犯罪目的时，应当优先考虑相对人自愿配合或不侵害相对人实质权益的手段。即只有在其他侦查方式已经穷尽，对一些重大案件，通过普通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特殊侦查措施。

三是强制性侦查审批原则。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大都实行令状主义。要使用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只能在符合法定要件，经法官批准后才可实行。具体表现为程序法定和法官令状主义。

四是相关性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关公民的重要权利。因此其适用应当具有特定性，不能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为防止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随意性，一般要有相当或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来证明侦查对象与案件有关。所以，腐败案件必须限于与贪污贿赂犯罪有关的人员。

(二)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法条件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腐败犯罪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腐败案件必须是被处于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特大案件。或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对人民群众有重大危害的案件：

2特殊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对象。只能针对腐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以及其它与嫌疑罪行有关联的人使用。且这些人在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前必须具有合理的犯罪嫌疑，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其不能逃脱罪责、不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必要条件；

3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在采用传统手段难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

4特殊侦查措施必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严格履行有关手续。要经过申请和批准两个程序。申请使用特殊侦查措施时，除了提交其他一般侦查措施必备的法定条件外，还必须出具采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如侦查人员通过初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巨额财产，而根据其合法收入。是不可能拥有这些巨额财产的，侦查人员经过布控，均未获得有价值的证据，而多种迹象或各种材料表明此人受贿的可能性极大，这就存在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信息必须限制使用范围和适用期限。对于适用范围，特殊侦查措施应当在批准决定书载明的范围内进行，该范围包括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该犯罪行为有牵连关系的其它犯罪。对于适用期限，经批准采用特殊侦查之日起。30日内有效，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经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至60日。

(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特殊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法院排除予采纳的权利。

侦查价值 篇5

关键词：侦查主体,侦查主体一元化,检警一体化,警察一体化模式,纪委

侦查主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依据国家法律规定享有对刑事案件展开侦查的国家机构, 也就是指行使侦查行为的权力主体;侦查权即在刑事案件中, 侦查主体采用各种法律手段进行侦查的一种权力。侦查主体与侦查权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对于国家司法体制来说, 侦查主体和侦查权缺一不可。

一、我国侦查主体与侦查权的设置与配置

在当今社会, 依法享有侦查权的权利主体除了有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外, 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监狱侦查部门和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在这六个侦查机关中属公安机关工作最重, 其对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实施侦查行为, 相比之下, 检察机关只是承担着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任务。

在我国现实实践中,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六大侦查机关外, 在某种程度上,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能行使一定的司法侦查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等同于“准侦查主体”。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其性质界定来看, 属于党的内部纪律约束与监督机构, 其职责权限是对党员特别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监督, 监督其是否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然而, 依法理角度来看, 与司法侦查权的职责权限、性质和概念相比, 政党组织对其党员干部员的内部调查权具有不同的确定性。总而言之, 司法侦查权的实施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 其利用法定授权和程序对犯罪证据材料进行搜集、审查和核实, 从而查证案件的事实真相;而党内调查权仅限于党内, 其既没有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 也不能完全采用司法侦查所使用的所有法律手段。两者之间权限是有所区别的, 其主要体现在有无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权力, 以及能否有通过合理、有效的法律手段获得侦查证据材料的权力, 是否能行使秘密侦查权。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能行使以上两种法定调查权。司法侦查权是国家授予的一项特权, 而纪律委员会隶属于党内监督机关, 它不属于国家机构范畴, 所以对于国家专属的司法侦查权来说, 它不享有行使权, 另外法律从未规定其能享受上述两种权力。当前在我国, 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结构尚不健全, 社会法制化进程缓慢, 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基于以上种种现实情况, 纪律检查委员会肩负的反腐败任务将越来越重。

总而言之, 在我国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和负责侦查刑事犯罪的侦查主体是相分开的, 也就是说对职务犯罪负责侦查的机关是检察机关, 而其他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的刑事警察负责侦查。侦查主体与侦查权设置与配置的“二元化”特征完全可通过以上所讲述的这种侦查主体设置与侦查权配置体现出来。

二、对我国侦查主体与侦查权重新设置与配置的几点建议

当前在我国, 侦查主体设置的“二元化”模式是有缺陷的, 特别是纪律检查委员, 其中有的享有“准司法权”模式, 这既拉开了与社会法治化的差距, 从微观角度看也存在着党的执政权侵犯了国家司法权的问题。所以, 为确保司法经侦权的高效行使, 我国非常有必要重新设置侦查主体, 并以“警察一体化”模式为参照标准, 同时重新配置侦查权。

1.“侦查主体一元化”的模式选择——“警察一体化”侦查模式

从具体实践来看, 我国在进行划分侦查主体的具体职能时是以犯罪形式为基点进行划分的, 其中, 职务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 而公安机关承担对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这足以表明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的“二元化”特征。近年来, 在国内掀起了针对这种二元化模式的热议。从总体上讲, 与“侦查主体一元化”模式相比, 这种侦查主体二元化模式自愧不如。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 纵观世界各国侦查主体设置模式, 很明显“侦查主体二元化”模式与之不符。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 其实行的是侦查主体“一元化”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警察一体化”侦查模式, 由警察机关行使侦查权, 而检察机关并不直接参与侦查活动。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是“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 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 而警察机关只有受检察机关的委托才可行使侦查权, 它只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

其次, 从具体现实来看, 在侦查主体“二元化”模式下, 侦查机关重复设置, 侦查资源严重浪费,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侦查权的行使。比如,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公安机关配备了侦查员、侦查设备等资源, 而人民检察院也同样做了此项工作, 这样就造成了资源浪费。而在侦查主体“一元化”模式下, 侦查活动由单一的侦查机关负责, 侦查资源可实现共享;特别是我国目前司法投入匮乏, 合理利用资源更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侦查主体二元化”模式存在着削弱检察机关专项职能的趋势。提起公诉和进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专属职能。依据目前资源比较匮乏的现状, 这种侦查模式除了会占用检察机关众多人员、设备资源外, 还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行使专门职能时资源更加匮乏, 从而导致检察机关的专门职能越来越被弱化。作为侦查主体, 检察机关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 又能行使特定侦查权, 从而必然产生自我监督行为。这种监督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并不相适应。

在实行“侦查主体一元化”模式的问题上, 国内学者的看法趋于一致, 而在“检警一体化”和“警察一体化”的选择问题上却大相径庭、各执己见。关于“检警一体化”模式, 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为“检警一体化, 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检察官为了方便其行使诉讼权, 其有权指挥刑事警察参与侦查活动, 而从理论层面上, 警察机构无权对案件做出实质性处理, 它只是检察机构的辅助机关。”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按照“警察一体化”的思路进行改革, 他们觉得“检警一体化与他国检警关系的设置模式不相符, 其会影响检警之间的合作张力, 将导致国家刑事侦查能力越来越弱, 且缺乏可行性和实践性。”本人也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 即“警察一体化”的改革思路, 具体原因为:

第一, 长久以来在我国, 警察机关都是最重要的犯罪侦查机构, 不管是其专业人员素质、侦查技术手段, 还是其资源配置、经验积累等, 不管是其侦查能力、侦查权的行使, 还是其对职务犯罪行为的侦查能力都是不容置疑的。在此基础上, 如果把投资检察机关的侦查资源转投入警察机关, 则警察机关将更加高效地行使侦查权, 严厉打击各类犯罪行为, 既能节省诉讼资源, 又能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 从实质上看检察权又可称为公诉权, 其有权向审判机关提起追诉请求, 也有权支持追诉请求。虽然公诉权与侦查权都属于追诉权, 可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侦查权赋予警察机关, 起诉和法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 以充分发挥二者的诉讼职能, 真正地体现了分工负责的原则。

2.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并与归一——独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目前, “侦查主体一元化”的改革思路已基本确立, 那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侦查来说, 非常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和纪委的侦查权和“准侦查权”合二为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贪污贿赂, 发展趋势由点到面越来越泛滥, 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涉案公职人员的职务也呈现由中低层向高层领导延伸的趋势。依当时情境来看, 如果不严加控制腐败犯罪行为, 那么既会影响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 也会从整体上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无可厚非, 一直以来党员干部都十分敬佩、信服我党的政治权威, 特别是那些违法违纪或犯有罪案的党员干部, 其尤对党的政治权威深具畏惧之心, 基于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 在腐败案件调查中纪委能够比较容易地查明原因并最终结案。所以在查处腐败分子、遏制腐败问题的三十多年里, 纪委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

在承认纪委查处腐败案件中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其是有一定的缺陷性的;

第一, 从法律角度分析, “双规”的实际运用确实限制了人身自由, 并有司法强制之嫌, 另外“双规”没有时限规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将其推上了风口浪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纪委的这种没有时限限制的“双规”让人觉得在某些错综复杂的重大案件中, 它实际上是取代了刑事司法上的刑拘、取保候审以及逮捕。

第二, 在侦查职务犯罪行为时, 纪委不断延伸运用权力, 甚至取代了检察机关的部分职能。按理说, 纪委对被举报人审查的权限只限于调查被举报人是否存在违反党纪政纪行为, 当发现被举报人确实违反党纪政纪并已构成犯罪时其权限就可告一段落。有关如何调查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方法, 纪委的明智之举应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 当发现被调查人“已涉嫌违法且已达到职务犯罪时, 应立刻将本案移交给相应的检察机关”。可是, 实际上, 当发现被调查人已触犯刑律且已达到犯罪时, 纪委并没有停止调查, 而是不断搜集证据深入调查, 直到彻查完毕后, 才将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这充分体现纪委常常延伸运用权力, 并延伸至刑事侦查权范畴。

3. 职务犯罪侦查机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的初步设想

第一, 设立独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专司职务犯罪立案与侦查, 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和纪委的调查权合二为一。检察机关一如既往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 专门负责提起公诉和实施法律监督;而在违反党纪政纪案件中纪委只有调查权, 另外其还有对党员的监督权, 这样一来, 检察机关和纪委的职能都得以强化。

第二, 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专司职务犯罪的立案与侦查。不管是检察机关、纪委, 还是行政监察部门一旦收到涉嫌职务犯罪的举报, 都不得自行立案并展开侦查, 而是第一时间将举报材料移送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当侦查结束时, 如果被举报人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构成犯罪时, 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应立即将本案转交给检察机关;如果被举报人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政纪, 那么应立即将本案移送纪委。这样, 既节省了多处调查所浪费的资源, 也有利于统一掌握举报材料、统一立案,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举报材料的泄密, 能更好地保护举报人。

三、结论

综上所述, 这种改革思路既强化了纪委和检察机关的职能, 也使二者的行为步入法律正轨;与此同时, 既提高了国家对职务犯罪惩处与防御的效能, 又与侦查主体“一元化”改革方向相统一。

参考文献

[1]信春鹰, 李林.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M].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37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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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J].人民检察, 2010 (8) :87-89

[4]陈兴良.检警一体化: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J].中国律师, 2008 (10) :77-78

侦查价值 篇6

当前侦查界对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的认识和理解有一定的争议, 且观点均比较有针对性。这三者的关系也是侦查制度的基本问题, 如果此三者的关系理解不清楚, 将容易导致侦查制度理论的混乱, 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有必要去深挖一下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的相关知识。

(一) 侦查主体概述

关于侦查主体, 学术界有很多不同观点的争议, 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侦查主体就是被法律赋予侦查权的机关和个人。第二种观点认为, 侦查主体, 即是行使侦查行为的权利主体, 是指依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对刑事案件进行展开侦查的相关国家机关。第三种观点认为, 侦查主体的核心是人。侦查员是个人主体, 侦查机关或部门是集团主体。民间调查公司或私人侦探所也是集团主体, 真正或将要成为“准侦查主体”。

以上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侦查主体存在的形式是个人、机关还是机关和个人。且不论机关和个人之见的关系如何, 笔者认为, 研究此问题视角是较为重要的。如果用侦查权的视角去研究侦查主体, 那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不好进行主体的划分。因此, 以侦查权的视角来研究明显不符合现代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从民主法治的进程来看, 在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中, 自由意识下的主体就只能允许存在和个人意志一致的公共意志, 而非是只有集团意志的主导;从认识的角度看侦查主体, 把机关丢弃掉无可厚非, 毕竟在认识论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因此, 我们认为, 侦查主体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 发现、搜集、审查、核实证据, 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一切机关和个人。

(二) 侦查权主体概述

侦查权则是侦查主体依法通过各种合法、有效的手段对案件进行侦查的一种国家权力。笔者认为, 应该把侦查主体当作一个整体, 系统地来看待, 即侦查主体是指对刑事案件依法享有侦查权的机关及依法律、法规的授权享有侦查权的其他组织。它应该是侦查机关或组织, 而不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这是因为:

首先, 从认识论上看, 侦查主体要完成的是对整个侦查客体的认识, 而个人完成的只是对侦查客体的一部分内容的认识。其次, 从行为主义上看, 有侦查目的所决定, 个人的侦查活动没有完整性, 它只是整体侦查活动中的一部分, 不具有独立性。再次, 从法律关系上看, 法律授权给的是侦查机关而不是个人, 个人行使侦查权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参与诉讼法律关系。最后, 从形成的理念来看, 侦查权是人们让渡权利给国家, 国家再通过法律赋予组织侦查权的主体。因此侦查权来源自组织, 其主体自然而然也就是此组织, 个体的各种活动也就是以该组织的名义进行侦查的。

当今, 侦查权主体有四种确定了的模式:第一种, 英国模式:主体只要有司法警察机关;第二种, 美国模式:主体主要有各州司法警察、检察机关 (无监督权) 和联邦调查局等中央司法警察;第三种, 德国模式:检察机关 (主要) 和司法警察 (辅助) ;第四种, 法国模式:初侦时, 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领导、指挥和监督下进行;正式侦查, 由预审法官领导、指挥警察侦查, 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制约法官的正式侦查活动。

我们国家侦查权主体的模式和大陆法系的模式有些相似, 但却有所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两大侦查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 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可行使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分别由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行使侦查权, 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行使侦查权。可见, 我国的侦查权主体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走私侦查局。

(三) 侦查机关概述

侦查机关是指依法行使侦查权的国家机关, 我国侦查机关主要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走私侦查局。

公安机关, 是我国主要的侦查机关, 承担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任务。在性质上, 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 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 同时又是履行法定侦查职能的专门机关。人民检察院,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 同时也履行对部分案件的自行侦查职能。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有:贪污贿赂案件、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案件以及其他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国家安全机关, 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职能, 承担着间谍、资敌等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侦查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 主要承担军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海关走私侦查局, 其隶属于海关, 受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双重领导, 负责走私案件的侦查。

二、我国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

主体资格的承认在法律上首先表现为权利能力的赋予。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反映在法律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 即权利能力制度。法律以赋予人权利能力的方式承认其主体资格。权利能力作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种资格, 对所有主体而言都是平等的。在侦查主体方面最大的缺陷就是中立裁判方的缺失和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虚化。目前, 我国法官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裁判完全不存在, 检察机关虽然赋予法律监督的职责和权力, 但现在检察机关本身办案能力、检察机关的公诉角色尤其是对侦查活动中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行为的制约是非常虚弱的, 我国侦查实践中暴露出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以及冤假错案等问题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因此, 明确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侦查主体的认定, 应当认为是在整个侦查程序中的参与人, 即侦查程序中的主体, 毕竟侦查是一种行为, 也是一种程序。

侦查权的产生, 也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 让国家来实施侦查, 特别是作为一个集权制国家, 其对公权力的实施就不会让个体干预。因此, 我国不会把侦查权让渡给私人, 这是我国的体制决定了我国的侦查权主体是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则是一个组织, 由多个个体共同聚集而成, 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约束组建起来的一个群体。侦查机关和侦查权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画个等号。在大陆法系和我过对他们的划分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 则认为个人也是侦查主体, 这样说来, 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是包含关系。

区分侦查主体、侦查权和侦查机关的关系, 其本质是侦查制度和体制的外在体现, 在纠问式侦查制度下, 侦查关系仅仅存在于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在侦查过程中, 侦查机关享有强制处分的决定权, 中立的第三方很难介入,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实质性保护, 只能沦为侦查机关工作的客体, 而侦查主体必须是权力主体。控辩式诉讼模式下, 法院作为审判主体, 承担着对侦查程序实行司法审查的职能, 负责对侦查程序实行司法抑制。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负责查明案件真相、查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则承担展开防御的辩护职能。这样的侦查主体表现为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等。

三、结语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 明确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间的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走向更加健全的一个保障。就侦查权主体的设置来看, 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 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国家, 侦查主要由检察官和警察进行, 同时私人侦探也有参与;二是, 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国家, 将法官也纳入侦查主体范畴;三是, 日本、意大利混合主义国家, 强调检察官与司法警察联合进行侦查活动;四是, 俄罗斯由检察长统一协调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警务机关、海关和其他侦查机构。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我们要对侦查权予以合理配置。因此, 在改进我国侦查权主体结构, 首先要确立三项原则:第一, 系统功能最大化原则;第二, 统一协调与机构分立原则;第三, 监督与效率合一原则。这样才能让我国的侦查权得到充分发挥。

摘要：侦查的基本问题就是侦查主体和侦查客体的关系。而在侦查主体中, 如何理解侦查主体的组成部分是关系到侦查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以我国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和侦查机关的概念和这三者包含的内容为视角, 探讨这三者间的关系。

关键词：侦查主体,侦查权主体,侦查机关

参考文献

[1]任惠华.侦查制度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3.

[2]蒋石平.侦查学原理[J].西南政法大学, 2006, 2 (02) .

[3]杨宗辉.侦查学总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侦查价值 篇7

一、在侦查阶段, 律师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

依据96年刑诉法的规定, 在侦查阶段, 律师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 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 代为申请取保候审。亦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但关于律师的法律身份问题, 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律师不明确的法律身份致使其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时会时常受到侦查机关的阻碍, 无法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因此, 在新刑诉法第33条中明确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就将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审查起诉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 并将代为其行使辩护权的人员范围仅限为律师。鉴于律师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并且其职业过程会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 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既不会妨碍侦查工作的有序进行, 又能充分满足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的需求,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免受不当侦查行为的侵犯。因此, 新刑诉法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无疑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大有裨益。

二、侦查机关的告知、通知义务得到加强

新刑诉法在第33条中不仅明确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并且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项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避免因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新规定不了解而不知为自己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出现, 可以较好地减少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形。同时, 在新增加的第160条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对公安机关的此项告知义务的规定, 可以保障辩护方的知情权, 以利于辩护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第83条对拘留的执行作了规定, 相对于96年刑诉法, 此次修订不仅明确规定拘留后及时送交看守所, 而且对拘留后通知家属的情形进行了详细区分规定。依据此规定, 只有在无法通知或者有碍侦查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通知义务。其中, 对于有碍侦查的情形则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 除此之外, 一旦拘留, 就应当履行通知义务;并且一旦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 就应当立即通知家属, 坚决杜绝“秘密拘捕”。对拘留程序的严格规范, 加强拘留通知义务的规定, 均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新刑诉法第73条、91条分别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的执行情况加以规定,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 均应在执行后二十四小时以内, 通知家属。与拘留相比,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者逮捕之时, 案件类似于拘留时的紧急情形大都已经消失, 有碍侦查的情况相对减少。因此, 仅规定了“无法通知”的情况, 而删除了“有碍侦查”的情况。这样的规定更符合诉讼程序进展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尊重了家属的知情权, 有利于维护亲情关系。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确立

侦查活动中最关键的一项工作就是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对证据的收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收集证据亦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只有遵循了恰当的规则, 才能收集到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的证据材料。侦查权的行使离不开收集证据所要遵循的规则, 因为侦查工作的质量与效果如何取决于这些证据规则的内容是否合理, 亦即能否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项侦查任务就有赖于是否遵循了这些证据规则。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是我国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人们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却存在偏颇。许多侦查人员认为自己通过调查收集得到的证据材料就是客观的、真实的事实, 即便采取了非法的、不合理的方法也不会影响“事实”的真实性, 这种错误的认识亟待纠正。事实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是真实情况, 但是事情一旦发生, 就将永远无法重现, 我们能做的仅是努力搜集各种证明材料, 以期无限的接近这一客观事实。我们是在接近事实, 还是在与事实背道而驰, 完全取决于我们收集到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收集的方式是否合理。如果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收集供述, 完全违背了供述人的真实意思, 那么供述人在迫于压力或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供的口供, 就会具有极大的虚假可能性。一旦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 则极易造成冤假错案。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更是侵犯了无辜者的人权。聂树斌案、佘祥林案、滕兴善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张高平、张辉叔侄案……, 这一件件错案、一个个被冤枉的无辜之人, 无一例外均是采取了违反嫌疑人真实意愿的非法方法逼取口供、进行有罪推定造成的恶果。

这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均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的行为。其实96年刑诉法早已严禁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但是由于在制度上对这些非法获取的“证据”并未否认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因此, 基于人权保障, 基于对程序公正的重视, 为了从原则、理念和实践中强化对刑讯逼供的严格禁止, 新刑诉法第50条、第54条分别增加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同时增加了第121条, 要求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对录音录像的过程有了完整性的要求。如此规定不仅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更是为了彻底摒弃刑讯逼供这一司法恶习, 为了纠正诉讼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的错误观念。这些新增的规定为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当刑讯逼供有了法律上的严重后果———获取的证据被绝对强制排除, 侦查人员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侦查讯问方式, 不得不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四、对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得到加强

侦查价值 篇8

一、网上侦查技术的含义

我国相关部门在实施侦查活动的过程中, 具有多种形式, 而技术侦查是网上侦查技术的主要性质。在对网上侦查技术进行定义的过程中, 不同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部分专家认为其需要对现代信息、科学等技术进行充分的应用, 因此应当归于技术侦查的范围, 在获取重要证据和检查结果的过程中, 需要对技术进行充分的应用, 因此而获得的证据也称之为技术证据; 同时, 还有部分专家认为, 侦查过程中所应用的设备都属于科技范畴, 如摄像和监听等, 因此将网上侦查技术定义为技术侦查行为[1]。

我国在积极应用网上侦查技术的过程中, 逐渐总结了大量经验, 国家相关部门对网上侦查技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家机构在日常工作中,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应用的技术, 该技术在应用以前, 必须经过国家相关机构的批准。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和邮件检查等。

信息技术网络是网上侦查技术的基础, 侦查过程中的主要技术包含信息管理等, 需要对计算机和数字化等先进技术进行充分的应用, 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分应用信息网络。应用网上侦查, 不仅能够促使检索的范围大大扩大, 还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信息资源的获取, 提升了检察工作效率。

二、网上侦查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 一) 拓宽信息来源

近年来, 我国某房地产局长由于支持高房价, 而遭到人肉搜索。很快, 网络上充斥着众多关于该局长的各种消息。我国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了职务犯罪侦查, 在这一过程中, 充分体现了网络的功能, 它促使了我国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紧密结合。通过人肉搜索等措施, 各种分散的案件信息被整合, 统一出现在网络当中, 使网络侦查得以有效展开, 同时, 网络还将大量重要的信息提供给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关, 促使其在工作中更加具有方向性。由此可见, 充分应用网络侦查技术, 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同相关案件参与人员或受害人员进行沟通, 从而有效的拓宽信息的来源, 同传统的办案方式相比, 效率更好[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量的网络案件信息资源当中, 还有很多信息是不利于侦查案件快速进行的, 这就要求相关机关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 努力对信息进行筛选, 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职务等重要信息进行划分, 逐个进行排除, 提升信息可信度。

( 二) 网上侦查与现实侦查相互结合

新时期, 在积极应用网上侦查技术进行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 应积极进行网上侦查与现实侦查的结合, 才能够促使事件真相得以充分的展现出来。受我国国情的影响, 我国实施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 始终采用的方式都是积极联系群众, 并对谈话的内容进行记录和分析相对关键。这种传统的方式, 具有侦查设备和技术落后的特点, 无法大范围了解相关资料和信息, 工作效率低下。

新时期, 在进行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 要想充分运用网上侦查技术, 应当对整体的环境进行充分的考察,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积极构建健全的保障和管理体系, 保障该技术的准确有效实施, 同时促使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 提升整体系统的功能。该系统中, 各部门能够充分明确自身职能, 并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提升了工作效率[3]。我国情报部门中的一级和二级部门在日常工作过程中, 应当积极进行专业设置, 使内部工作人员能够对案件发生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更加紧密的调查, 如物品方面和人员方面等。这样一来, 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 能够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对现实侦查中的不同环节分别应用网上侦查的方式来展开, 对于细分案件细节, 提升案件调查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论

新时期, 我国相关国家机构在进行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 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实施有效的网上侦查, 不仅是理念上的创新, 同时也是技术和手段上的创新, 提高了此项工作内容的效率和质量。在应用网上侦查技术进行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 不仅有效拓展了相关信息的来源, 同时还能够促使网络侦查为现实侦查奠定奠定有力基础。总之, 在网上侦查技术有效应用的背景下, 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安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彭磊.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J].法制与社会, 2012, 27:141-142.

[2]胡金刚.新刑诉法视角下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中的应用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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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记者从广東省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东检察机关自2011年创建全国首个侦查活动监督平台以来，全面梳理法律监督节点和难点，突出监督的时效性、可操作性，将侦查监督环节常见监督事项精细分解为25类111项。截至今年8月，广东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平台取得明显成效。

广东省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处长刘顺龙介绍，今年1至8月，广东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已通过平台发现质量问题案件共2719件，存在质量问题的监督事项共计3590项。其中，检察机关通知公安机关整改质量问题案件1405件，公安机关已整改反馈481件，如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整改反馈率达到100%，监督效果较好。4月到8月，全省各地公安机关案件质量大幅上升，问题案件数均有大幅度下降，其中广州、东莞分别下降了69.5%和59.52%。

据了解，随着侦查活动监督平台的深入，检警工作合力形成“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帮助”的新理念，开创了互利共赢的监督新格局。广东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先后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刑事案件侦查监督和执法监督相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监督衔接配合实施办法》。《意见》明确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定期向公安法制部门提供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分析报告，作为公安法制部门执法质量考评的重要参考。检警合力从省级层面建立了侦查监督与侦查机关执法监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大大提升了平台运行的刚性和实效。

今年8月，广东省检察院应邀参加最高检组织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建设和应用座谈会并进行经验交流。此外，最高检专门发文部署在全国分两个阶段推广侦查活动监督平台。

刘顺龙表示，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已经成为广东检察机关的闪亮名片，广东省检察机关将依托侦查活动监督平台，深入打造侦查监督升级强化版，让监督工作“横到边、竖到底”。（文/蒋佳伽 韦磊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