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精选十篇）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篇1

一、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是农业劳动力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这里, 我要反驳那种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50%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提高收入。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 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 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 (拓荒或者填海对土地数量的增加影响并不大) 。在土地给定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而在城市经济中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 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非土地, 资本的增长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是农业劳动力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

农民进城能够提高收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 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收入的提高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根据新经济地理学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 的总结, 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分享 (sharing) 、匹配 (matching) 、学习 (1earning) 。分享指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部门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 城市规模越大, 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能被平摊。在城市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就有这样的性质。上海的地铁很发达,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 现在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当地铁达到城市市中心500米内必有地铁站的密度时, 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 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匹配既出现在生产部门, 也出现在消费部门。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 公司总部选择大城市, 是因为它能找到最专业的人才, 当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劳动力供给就会体现出多样性和专业化。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的企业长大了, 总部就会搬到上海来, 哪怕地价和劳动力成本都会提高。从消费者来说, 生活在大城市能够便利地享受多样化的服务, 而在中小城市, 生活就相对单调一些。第三个方面是学习。越是在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能密集型的行业, “干中学”的机制就越重要。市场规模大了, 各种行当的需求就增加了, 可以带来更多积累经验的机会。

对农民工来讲, 他们进城时首先考虑进大城市是人之常情, 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机会更多。与此同时, 当他们离开农村和农业, 进入城市, 对农业部门也是有好处的。只有当大量农民转出的时候, 剩余农民才可以在拥有更多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情况下, 逐步实现规模经营, 从而提高收入。

农民进城的第二个原因是为公共服务。大量的公共服务提供 (包括医疗、教育等) 是建立在地方财政基础上的, 这就造成公共服务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到大城市以后, 农民工可以部分地分享这种服务。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享受中有一部分是与户籍挂钩的, 如教育和医疗, 但也有很多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 如地铁、城市绿地、文化设施等。在大城市, 公共服务的分享也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接下来, 谈谈现在很流行的两个观点。首先, 很多人认为,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刘易斯拐点指的是, 当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 劳动供给会逐渐出现短缺, 然后工资会明显上涨, 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同时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他们注意到, 中国从2004年出现农民工短缺, 最近又有一波新的农民工短缺, 同时农民工工资也在上涨, 这些现象和刘易斯拐点的现象非常吻合。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些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事实:第一, 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水平超过90%, 而城市化水平只达到47%左右;第二,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城乡收入差距是逐渐扩大的;第三, 在城市内部, 有户籍和没户籍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第四, 在城市里, 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之间, 即使他们有同样的教育水平, 他们获得的回报也是有差距的, 并且差距还在扩大。事实上, 中国今天的现实是, 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特别是当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时。同时, 中央实施了连续的惠农政策后, 农民工的供给看上去短缺了, 农民工的工资也上调了, 但这其实只是制度调整带来的结果。其次, 很多人在说, 农民工工资上涨以后, 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快没竞争力了。是这样吗?最近这一轮经济危机之后, 又出现了“民工荒”, 但主要是技工荒。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趋势, 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方向, 已经领先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了。产业越升级, 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少, 对于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来说, 工资如果不涨, 公共服务也不改善, 农民工当然不愿意出来了。另外, 新农村建设使农业的比较收益在提高, 再加上四万亿投资下去, 内地在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 很多地方需要劳动力, 所以沿海就出现了民工荒甚至普工也荒。看上去是民工荒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劳动力短缺了。中国应该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已经和沿海地区日益升级的产业出现了脱节。给定目前劳动力的技能结构, 就已经决定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还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只要工资的上涨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涨,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仍然能为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产业升级只能是慢慢来, 操之过急, 将事与愿违。

既然农民工进城也在不自觉地追求“规模经济”, 那么, 户籍改革到底应该从中小城市开始, 还是从大城市开始?对这个问题, 农民工朋友已然做出了回答。放松中小城市的户籍后, 只要就业机会在大城市, 很多农民工就会把户籍落在中小城市, 而工作仍在大城市。在上海, 1 900万常住人口里, 没有本地户籍的已经超过27%。如果中国再不在城市规模和户籍制度这样的问题上解放思想, 按照今天这样的制度, 在大城市里必然是没有户籍的人越来越多, 城市的公共治理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如果一个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跟另外的人不一样, 这样的城市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二、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

未来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 它一定是在大城市才更有活力。从这个角度来说, 越要提高内需、发展服务业, 越是要集聚。

农民工进城首先考虑大城市, 因为那里收入高、就业岗位多、生活更多样。那么, 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在哪里?很多人认为, 只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资, 就会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值得商榷的。越要发展中小城镇, 越要首先把大城市发展好。投资者考虑的企业选址要接近消费市场, 虽然在地理上它也可能会把厂安排在中小城镇, 那是因为在小城镇的边上有一个大城市, 可以足够靠近它的消费品市场, 从而节省运输和物流成本, 中小城镇用地和劳动力价格又偏低, 只有在这时, 企业才会把厂安在中小城镇。

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都是如此。以纽约为例, 纽约以前也搞制造业, 后来劳动力成本增高, 土地越来越贵, 所以纽约开始把产业往外迁, 但是都没有迁很远。直到现在, 在纽约周围, 还有服装业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时装之都, 在它周围制造的一些服装, 销售、发布都在纽约。纽约的产业就形成这样一个格局, 即设计、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环节在纽约;而制造业特别是有品牌的制造业, 是在纽约周围的中小城镇。另外, 中小城镇还有居住功能, 因此也不能离大城市很远。比如, 东京白天的人口要比晚上的人口多200多万, 这些人就是晚上住在东京以外的中小城镇, 而白天在东京上班或上学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 比如, 公路、地铁等交通一旦发达, “卫星城”的居住功能就体现出来了。小城镇的配套设施、房产市场、服务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 中小城镇就得以蓬勃发展。这些中小城镇的活力, 还在于它们是连接农村与大城市的中间环节, 它们可以提供农村和农业的服务业, 而大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国际市场也同样是它们的服务对象。所以, 越要发展中小城镇, 就越要把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出来。

接下来, 我们讨论进城是去东部, 还是去内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 中国过去整个经济和人口都在向东部沿海集聚是政策的原因, 但2010年经济到了一个拐点, 经济中心会往内地转移。这也是值得推敲的。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 出口放缓, 但是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不会根本改变,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也没有改变, 依然是依赖对外加工贸易出口的。因此, 为了节省运输成本, 出口厂商的选址一定优先考虑靠近国际大港口的区域, 未来制造业的中心一定就是在以这几个大港口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里。经济学的经验证据表明, 越是发达, 生产率越高的国家, 集聚程度就越高。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集聚程度远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当然, 这不是说内地不要发展制造业, 内地宜于发展一些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制造业, 以及一些不依赖于海运进行贸易的产业, 如芯片制造。

另外, 我们讲要扩大内需, 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 那么地理位置接近于东部是否就不重要了呢?不是的, 内需不光是内地的需求, 东部的需求也是内需的一部分。提高内需的关键不在于让内需在地理上均匀分布, 而在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根据集聚效应的道理, 越是要发展内需, 越是要集聚。服务业主要不是出口的, 是否就不必集聚呢?从消费者角度来讲, 收入越高的地方, 服务业需求越高,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 所以, 越发展服务业, 越要让人到收入高的地方去。此外, 还有生产性服务业, 这类服务业服务于制造业, 制造业如果在港口附近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也一定跟着它走。所以, 未来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 它一定是在大城市才更有活力。从这个角度来说, 越要提高内需、发展服务业, 越是要集聚。

三、农民工怎样进城?

由于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钱, 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用途当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破解困局的“抓手”就应该是让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 即东部那些大中城市。.

未来中国要解决的一个政策上的关键问题是, 让农民工进城, 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要知道, 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地价不会上涨这么快, 而城市土地批租所获得的收益基本上用于城市发展了。外来劳动者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却没有分享到城市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福利, 这是不合理的。

在各地推进自己本地城市化的过程中, 一个困局是政府财力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这里引用一个苏北城市的案例:当地政府统计, 如果按照未来的城市化目标, 平均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城市居民需投入15万~20万元, 包括公共和个人投入。沿海开发规定, 到2020年城市化要达到65%, 而目前是45%, 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万农民进城, 这样算起来需要投入2 400亿~3 200亿元规模的投资, 政府财力无法支撑。由于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钱, 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用途当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破解困局的“抓手”就应该是让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 即东部那些大中城市。应该允许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 (主要是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 带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 在当地可以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农民工获得当地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而流出地则需要保留更多农业用地, 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遗憾的是, 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下, 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小范围流转, 农业用地跨地区的“占补平衡”, 不能突破省级行政区的范围。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制造业和服务业缺乏空间的地方, 土地的增值收益当然小, “蛋糕”做不大, 城市化进程就受到制约。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原因就是, 土地的使用规划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脱节。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 土地的平均使用效率, 如果用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上面二、三产业GDP的生产规模来衡量, 那么, 如果从像上海、香港这样的大港口往内地走500公里, 每平方公里二、三产业的产出就要下降50%。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将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建设用地指标如果多一点转移到沿海地区, 将更有空间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 产生更多的GDP和就业岗位, 从而为中国的大城市松绑。

我们还比较了中国的两个指标, 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城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 前一个是在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 后一个是在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比较的结果是, 从全国来看, l990—2006年, 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 也就是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平均每年是7.77%。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4.56%。也就是说, 我们的城市面积扩张了, 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土地的扩张速度。在这个过程中, 土地的利用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我们再把这些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来分析。东部还好, 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平均每年只有1.8%。到了中部, 差距就达到了2.9%。而在西部, 两者的差额居然相差达到了每年5.23%。这说明, 越往内地, 城市化进程其实只是土地使用面积在扩张, 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这表明, 沿海与内地的土地需求, 一个“吃不饱”, 一个“吃不完”, 这种扭曲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为此, 要使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 特别是当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后, 他们的宅基地指标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的使用权, 能跟着他们“走”。这不仅可以缓解沿海地区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 也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民进城, 缓解“民工荒”。同时, 对农民而言, 收入提高, 并且土地指标可以用来为他们在城市里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土地制度改革的阻力一定程度上来自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很大程度是基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的, 同时, 地方政府也有最大化税收的激励。于是, 分割市场, 阻碍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 就成了普遍行为。所以, 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最终还是要改变地方的激励机制。

特别是不要用GDP总量增长和招商引资来考核那些地理位置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区域。此外, 还要进行公共服务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均等化。在大量的农民转移到沿海大城市——少部分也转移到中小城市——之后, 相对落后以及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要更多依赖中央财政的补贴。这种财政补贴, 是基于“蛋糕”已经做大的前提的。

上述改革可以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第一, 新移民进城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以前, 农民不愿意去参加培训, 城市政府不愿意投入培训。如果解决了农民工的户籍,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户籍可以给农民工一个稳定的预期, 让他们觉得, 进了城就能扎下根来。第二, 城市居民不仅能从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中获益, 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付压力将得以缓解, 因为移民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 健康水平也相对较好。第三, 农村居民也从中得益。制度变革也将改变未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模式。今天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是, 青壮年劳动力进城, 而妇女、老人和儿童大量留守在农村。如果迁移模式转变为举家进城, 进城农户的农地就可以流转给留在农村的农民, 用于对这些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有观点认为, 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放开, 就会造成部分农民失地, 如果有一天, 那些进城的农民发现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想回去, 但是农村没地了, 怎么办?其实, 只要土地的流转是按其使用权的市场价实现的, 那就不用担心, 使用权出让时, 得到市场价, 想再买回来, 也可按市场价。关键不在于流转与否, 而在于有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去承认土地使用权作为二种资产的价值。第四, 政府也得益, “蛋糕”做大了, 就业增长了, 财政收入也增加了。第五, 企业也可以由此降低其在东部发展的生产成本。今天很多企业在内迁, 看似实现了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但如果土地和劳动力自由流动, 沿海地区企业成本的增长就不会那么快。通过限制沿海的用地指标, 只会助推沿海地价的上涨, 逼着企业放弃集聚的好处而内迁。如果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的产业转移, 就不能带来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平衡发展。

总之, 在推进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 最终的受益者是全体人民, 同时可以在经济持续的增长中实现社会和谐。这也就是我认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和城市化进程的方向。

摘要：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农民工进城必然是长期趋势, 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 必然在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 威胁城市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城, 需要逐步解决其户籍问题。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重点是放在中小城镇, 还是大城市?越是大城市, 经济越发达, 就业机会越多, 往往也是外来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 那么, 是否有必要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这里, 我们重点讨论三方面问题: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工进什么样的城, 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是进东部还是中西部?在方式、路径以及受到的制度障碍这几方面, 农民工怎样进城?

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研究 篇2

摘要：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溶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问题上呈现出不和谐态势，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和重心，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性措施。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社会；归

属感

所谓“归属感”，字面上的理解是“归于、属于某种事物的情感”之意，隶属于社会文化心理范畴。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指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村人口在实现由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后应当归属于城市社会的一种情感表达、心理认同和依恋程度。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完成了社会角色（由农民向工人转变）、资源获取方式（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转变）和空间位置（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改变，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尚未融入城市社会。当作为市民最重要的标志－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量迁移户口、举家涌入城市的火爆局面，进城的民工依然处于“漂泊”状态，并没有迅速地实现身份的转变而溶入城市社会，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其中的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缺失是制约其溶入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溶入城市社会的关键。

一、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上的不和谐态势

=、总体层面上的不和谐。笔者将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划分为两大相对独立的层面——地域意义上的城市归属感和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总体上呈现出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主要由于城乡的巨大差距，进城农民工留恋城市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希望能留在城市定居，在地域上表现出对城市的强烈归属与认同。但由于客观与主观、制度与观念、自身与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又对与城市居民互相交往、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强。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一种聚居区——“都市里的村庄”，如某省的“某省村”、“某省村”、“某省村”等，从侧面反映了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间的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反映了进城农民工对市民群体缺乏认同、归属。

=、地域归属感上的不和谐。据统计，====年全国有=、=亿农民工，如此规模的农村人口自发自愿地从农村涌向城镇，很能说明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巨大吸引力，说明农民工在心理预期上对于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向往。但同时由于进城成本过高，农民工当前的收入水平还无力承担城镇住房、子女教育和其他消费支出，更谈不上在城市定居。所以，他们在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用“彷徨”二字来表述比较恰当，他们只能象候鸟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飞来飞去。

=、群体归属感上的不和谐。作为市民，不仅拥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而且还能享受农村人享受不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因此，进城农民工对自身实现向市民身份的归属具有强烈的愿望。据有人的调查显示，==、=的民工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有留在城里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这与进城农民工对市民群体缺乏认同和归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巨大的反差。

二、造成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矛盾不和谐的原因

农民工在对城市归属感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不和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认同感的缺失。农民工溶入城市社会要求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要有一种宽容心和认同感，但由于我国长期存在二元社会体制，这一体制中的较浓的城市封闭性和集体排斥性色彩对城市居民产生不良导向，造成了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农民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傲慢，使他们长期以来的“一等公民”优越意识难以转变，他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对他们存在心理拒斥和认识偏见，并在行为和态度上表现出歧视。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工相关。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政府决策者的决策。更何况有的决策者自身也对农民工存在着矛盾的复杂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结果势必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工的冷淡，这个因素相对而言更容易伤害农民工的感情。城市社会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友好映射在农民工的思想中再反射为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缺少归属，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市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谅解、互不认同甚至到发生剑拔弩张的冲突的地步。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工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利益分配和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公平。根据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以及基本生活经验，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是否平等、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影响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支持和归属的最重要因素。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进城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普遍性地受到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对待，其与市民群体相比不管是在基本公民权利还是就业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待遇上都有相当的差距，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是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归属感不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具体体现在：进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等基本公民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忽

视和限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受了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后，还不能同工同酬，而且其现实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严重；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很少能够享受到城市里诸如住房、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教育、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这些几乎成了城市居民的专利。彼特·布劳（PeterBlau）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一书中指出的：“有着相近的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要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普遍些”。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意识和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的发育

=、进城的高成本是低收入的农民工难以跨越的门槛。农民工就业的城市往往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房价格高，房租高，物价也相对较高。此外，子女转学费用高，物价相对较高，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上学一般均有额外收费，如借读费，赞助费以及用种种借口增加的各项收费。与进城的高成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工收入的低水平。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租或买新的居所。农民工在城市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取得稳定的收入，就不会有维持城市生活的经济来源。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目前在城市里，主要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最累、最脏和最苦的活，因而这些工作的报酬一般也都十分微薄.据有关部门统计，====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元左右。有人对杭州外来民工工资水平调查，有==的农民工的收入在===～====之间，且====～====的占==.=，近=/=。相当一部分民工的收入很低，只有四五百元左右。其它城市农民工的状况大体与此相似。显然，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是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的。以前的一纸城镇户口附加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显性和隐形的福利，让城市人拥有傲视农村人的莫大的资本，现在城镇户口的上述功能被渐渐剥离，因而对农村人也就丧失了吸引力。如果没有较强的经济后盾，即使拥有一纸城镇户口，又怎能在城市里站得住脚呢？有一少部分素质较高、善于经商和理财的农民，靠自己的智慧、良好的机遇、过硬的技能等等发了财，因而具备了在城市安居乐业家落户的条件，但是这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难以做到的，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城乡之间思想观念和心理文化的反差。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其年龄绝大部分集中在==~==岁之间，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在对于事物现象、本质的认识上都较不完全、不充分，这无疑会阻碍其人际交往。他们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城里人在许多方面都难产生相同的认识，造成沟通上的障碍。进城农民工在进城之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受农村原有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至深，因而身上沉淀了许多与城市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主要表现在缺乏公共意识，包括公共卫生意识、公共秩序意识、公共法律法规意识等等，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和城市卫生，导致违法乱纪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而这些观念和行为很难被所在城市或市民所接受，甚至被歧视、被排斥。此外，他们的小农思想和农民意识容易滋长“城市过客”心态的生成和膨胀。打工赚钱、增加收入是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外出的首要目的，他们中不少人打算务工赚钱再“卸甲归田”、回到农村老家谋划生活，这使得他们有产生“城市过客”心态的潜在条件。这种潜在条件在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较弱归属感的催化下而被激发和放大，强化了这种心态的效应与影响。正是这种过客心理，导致他们对所在城市缺少“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不愿意主动地吸纳城市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愿意积极承担城市建设的责任，只是处于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临时状态。

（三）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基本思路

要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和重心，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性措施。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从统一思想认知抓起，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营造融洽的氛围。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提高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媒体和舆论应引导大众正确看待农民工，转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观念，改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和互动，达到相互认同。

首先，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主力军作用，摈弃对农民工的传统认识偏见。农民工进城就业，填补了城市居民不愿问津的一些险、脏、苦、累的工作岗位，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城市建设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上亿农民工，就没有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就没有现代城市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城里人要改变“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接纳、靠拢他们。

其次，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已是我国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摈弃看不起农民工的歧视心理。那种看不起农民工的歧视心理，是对农民工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否定，其实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主力军作用，因而是完全错误的。城市的各类组织，尤其是社区组织、各级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社会团体应将农民工群体纳入进去，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组织参与和组织化程度，提供其与城市主流社会交流互动的机会，逐步化解进城农民工与市民间的误解与隔阂，加速新时期城市社会的整合以及进城农民工城市意识的发育。

再次，提高对农民工溶入城市社会必然性认识，摈弃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排斥心理。农民进城做工，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大潮流，成为与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行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中国全局性的城市化可以说才刚刚起步。中国有==的人均生活在乡村，除开=亿必要的农村人口，尚有=亿人等待进入城市。这=亿人，加上以后==年里将要增加的=亿人，是未来“城市中国”的主体。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离开或排斥农民，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实现不了的。要改进对进城农民工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方法，清除并杜绝任何针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和排斥性政策与做法，改变在经济结构和需求上接纳、社会结构和身份上拒绝的不合理趋向。城市社会特别是作为市民利益代表的城市行政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大潮流，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热情对待进城农民工，把促成农民工溶入城市社会当成自己的应尽义务和责任。

=、从落实国民待遇抓起，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构建和谐的体制。

进城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是城市的无归属群体，在城市普遍性地受到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对待，其与市民群体相比不管是在基本公民权利还是就业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待遇上都有相当的差距，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其根源就在于“名亡实存”的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体系。这一户籍管理制度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秩序，而没有从促进农民工身份转变的角度进行设计，它是城市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也是改革过程中迄今为止变化最小和最为缓慢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正是这一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工不能真正被当作社会主体和平等的一员，即使是已进城多年的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关键是变革城乡差别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乡一体的公民（居民）登记制，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唯有如此，才能使农民工能够适时地、有步骤地在法定身份上能与城市居民趋同，让他们能更加公平合理地享有我国改革开放的利益增量，增进他们向城市社会靠拢和融入的动机和效率，消除他们在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感。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适应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进城农民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社会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而社会保障的重点又在于失业、工伤、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至于经费来源，除坚持国家、单位、个人分担原则外，可尝试采取土地换保障的作法。为确保城镇化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入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应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彻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鉴于单个城市范围较小，自建社会保障的风险较大，可以考虑出台相关政策，对进城农民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城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以进城农民和其所在单位共同负担为主、政府支持为辅的新型社会保险体系。同时，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流转衔接机制，便于农民向城镇转移后，社会保障不致中断。

(=)鉴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可以考虑设置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间，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也可以选择继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过渡期后，则必须全部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

(=)建立进城农民的失业保险机制，以其在农村的集体承包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获得一次性或性收入，作为失业保险的个人账户资金，进城就业后则逐月由工作所在单位或雇主按规定缴纳。

=、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抓起，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环境。进城的高成本突出表现在高房价上，解决住房问题是农民工定居城市首先要考虑的物质基础问题，是影响农村人口迁入定居城市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无法回避的问题。

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政府负有重要责任。既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必然趋势，甚至长远看来这些人必定会成为正式的市民，那么城市政府方面就有必要在规划建设上确定他们的安生立命之所。政府应规划建设一批低造价但符合基本安全卫生标准的简易住房，使广大进城农民工租住得起，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对那些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要落实同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政策，如同等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权利，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建立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他们同等享受单位的住房补贴和低息的公积金贷款，以缓解购房资金的压力。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关键在于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待遇。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待遇，包括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农民工往往被用工单位视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得到的工资报酬极低。农民工干的往往是城里人不愿干、干不了的苦活、脏活、体力活、危险活，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极不相等。在发达国家，类似的工种，其报酬是较高的。我国应参考有关做法，尽量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为了使农民工获取在城市生存必要的稳定收入，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他们的就业，要鼓励企业与农民工建立稳定的劳动用工关系，特别是对那些熟练的技术工和管理人员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从加强培训教育抓起,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提供良好的素质。

加强培训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农民工思想文化素质，以促使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进城农民工由传统的农村社会进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再社会化问题，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的管理，在制定农民工的就业管理规划的同时制定对进城农民工的引导和培训教育规划，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培训教育，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首先,教育要有针对性。如针对部分农民工小农意识以及与城市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以城市基本生活常识、城市规章制度、法律常识、文明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引导和教育，引导农民工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溶入城市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教育形式多样化。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教育的投入，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教育体系，既要发挥现有教育资源优势，又要在城市中农民工聚居的地区成立“农民工职业学校”、“农民工进修学校”、“农民工之家”等，定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此外，还应大力鼓励农民工在业余参加自学考试或到各类成人学校进修学习。再次，教育要注重社区载体建设。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农民进城打工，大多数分散在各个城市社区，就职于非国有经济企业，用人单位对于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学习几乎处于失控或不闻不问的状态。社区则成为了他们道德观念赖以形成和成长的根基，而社区教育则成了他们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所在社区应为农民工提供关怀与政策引导，给予他们以法制、技术以及文明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其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

参考文献：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社会学研究，====年第=期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年第=期

[=]马广海：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某省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第=期

[=]汪立华：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某省社会科学，====年第=期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篇3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经济学家樊纲日前在一次演讲中称“城市化的标志即为农民进城”。樊纲说，城市化是长三角的推动力。在这一地区保持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将有助于长三角能够长时期保持稳定的发展。农民进城会使人口、市场积聚，但城里人能否给农民工就业机会是关键。在目前情形下，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得搞好，一古脑儿奔高科技是不现实的，“没有打工仔（农民），经济就不能发展”。长三角地区从现在起减少奢华项目，让传统企业有发展空间，而使劳动力、土地成本降下来的关键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樊纲提醒，目前有些发达地区有种心态，总想着搞高新技术，想升级、换代。但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市场上，低端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穷人市场仍然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大市场。

葛剑雄：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

《南方周末》日前刊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的文章，对日前在陕西举办的所谓“国家级公祭黄帝仪式”提出质疑。文章说，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更大的可能是后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既然如此，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如果将祭黄帝升格为“国家级”，就是由政府肯定这种信仰，实际上起了强制公民信仰的作用，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文章建议，祭祀黄帝陵应该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各级政府都不应参与。所需费用不得动用国库，政府官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

袁钢明：更大的风险不是过热而是经济下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国内60%投资都集中在建筑钢材上，而国际上这个比重是40%，因为我们处在快速发展时间，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关键在于，房地产的投资一定要合理，只要我们把房地产的投资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状态，钢材就不会过热。他认为，房地产的需求我们不可以轻易压制，这个增长点在多年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下总算形成了一定热度，如果你想压制却很容易，宏观部门有足够的调控能力。在消费需求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投资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过热。他认为，更大的风险不是过热，而是过分、过早、过强的打压宏观经济而导致的经济下滑。我们已经错过了两次经济发展的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现在的增长时机了。

易宪容：“负利率”对大众生活影响不大

农民工进城子女的城市融入问题 篇4

1 农民工进城子女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从社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出发, 进城子女城市融入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工进城子女的城市融入过程是他们社会化的过程。进城子女大多处于儿童期, 城市融入是他们早期社会化的内容。这个过程对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是非判断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2) 城市融入是进城子女心理上的迫切要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进城子女的价值观、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不同于其父辈。他们在城市生活、成长, 由于经济上的贫富差距, 他们更渴望改变现状, 融入城市社会, 享受城市孩子平等的待遇, 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3) 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是城市化的要求。农民工进城子女作为沟通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与纽带, 一方面以他们为中介将城市文明逐步传播到乡村, 另一方面让他们所携的同地域文化充实到城市主流文化中, 形成多元城市社会文化, 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过程。

2 农民工进城子女城市融入的现状

第一, 教育的边缘化。农民工进城子女虽然随父母居住在城市, 但他们在城市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城市公立学校为他们设置的门槛太高, 很难进入。有的孩子即使享受了进公立学校受教育的权利, 他们在公立学校学习期间, 也常遭到城市孩子的排斥, 城乡孩子间界限明显, 形成互不来往的小群体, 有时还回发生暴力冲突;另外还有老师不公正的态度和来自学生家长的偏见等。

第二, 城市心态的边缘化。受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 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收入较低, 生活困难, 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导致其子女进城后常面临城市的繁华与自身处境的巨大落差, 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的心理, 导致在城市心态上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由于不被城市社会认同, 绝大多数人远没有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 他们自我评价低, 自卑心理强烈, 心态容易呈现出边缘化。

第三, 归宿感的边缘化。从居住社区来看, 农民工子女往往与其父母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聚集区, 即是外来人口集中分布的定居区, 这束缚了他们与城市社区的同辈群体发生互动;从就读学校来看, 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民工子女, 他们面对城市孩子的优越感、误解和老师的区别对待, 明显能够感受到较强的社会排斥, 他们更加自卑, 难以产生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同时, 他们的父辈在城市遭遇的种种偏见和歧视, 都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产生了更多的被歧视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视的态度, 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归宿感的边缘化。

3 农民工进城子女城市融入难的原因

(1) 我国一直实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实际上成了社会分层的一种手段。个人从一出生开始, 就毫无选择地因父母的户口所属地而被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城市户口意味着可以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资源, 包括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改革, 户口对人们的束缚相对松弛了, 但仍是农民工子女接受城市教育的壁垒。

(2) 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技术单一, 从事的是又脏又累的工作, 而获取的是较低的报酬。他们的消费水平非常低, 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极限。长期的二元体制结构, 在造就城乡差距的同时, 也衍生出城里人的优越感。他们进而将这种身份优势内化为一种市民性格, 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存在歧视。这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就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制约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融入水平。

(3) 城乡环境的差异, 塑造出不同的文化, 也会在每个个体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由于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的不同, 城乡孩子在生活习惯、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上都会存在极大的差异。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接受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交际准则, 他们自小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培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但在城市中, 农村文化属于弱势文化, 城市儿童掌握了农村孩子所没有掌握的技能和信息, 这种技能差别和信息差别很容易让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子女产生自卑的心理。同时也存在部分教师冷落、歧视农民工子女的现象。

4 推进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第一,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身份壁垒。由身份管理改为居住地管理, 使农民工子女切实享有“同城待遇”。特别是能以低门槛、低成本享受城市公共教育资源, 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充分保障教育权利的实现, 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获取智力支持。

第二, 把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纳入政绩考评体系。通过刚性的制度约束, 促使地方政府在资金到位、校舍安全、校园环境等方面, 保障每一个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

第三, 政府应加大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智力支持, 尤其是农民工子女聚居之处。如建立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室和阅览室, 定期免费对农民工开展提高自身素质和家庭教育质量的讲座, 强化农民工正向教育子女的功能;社区定期组织农民工子女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 特别是公益活动, 让其在活动中培养感恩关爱心、社会责任感。

进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调查与研究 篇5

摘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在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其就业权益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现状及主要表现，通过分析找出农民工遭受权益缺失的原因，探究出解决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对策。①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②对于农民工自身方面，培养和提高其一定的职业能力，提高其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科技技能素质，能够使得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在遭受破坏的时候提供最本质的支持。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调查与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大量的农民工纷纷进入城市务工，农民外出务工的比例也不断增加，20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与上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436万人，增长1.9%。1然而，农民工在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状态使得其的社会地位既有别于乡村人口，也不能归于城市人口，而成为跨越城乡界限，但是与城乡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庞大社会群体。这也使得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及其生存状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面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低，其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诸多问题，政府加大了一系列对于农民工的保护政策的制定力度。但是在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还具有许多的缺陷，尤其是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政策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需要我们加以改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需要社会的支持，政府的帮助，更加需要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论述：

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还与广大农民工个体息息相关。这也使得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生存状态受到越来越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如何转移等方面，随着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权益保障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研究和讨论得较多的社会问题。现有的研究着重从现象上分析探讨了农民工劳动权受侵害的现状，对农民工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揭示了农民工就业的困境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相关的解决对策。如张国英、汪阔明（2009）《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及构筑》，罗华荣（2005）《当前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张智勇、梁东新（2009）《政策冲突与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基于户籍制度的视角》等。

因此，关于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研究极具现实意义，解决农民工权益问题，既是给予他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促进社会更加稳定的重要保证。

研究的方法：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运用的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本文利用了上海电视大学图书馆、中国期刊网和互联网，搜集了2003年以后的相关资料，在学者们研究们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定性分析法。本文主要对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为研究对象，通过归纳、分析与概括，对获得的具体材料进行加工，试图找出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与分析：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

用人单位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置农民工的权利于不顾，使得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差，在择业、就业等方面遭遇了不平等的待遇。

另外，农民工的人堪忧。一些企业的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再加上农民工的超过

生理极限的不断加班以及保护措施不力，导致企业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农民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自身的基本人生安全都无法保障，平等的就业权从何谈起？劳动报酬权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农民工普遍工资水平较低、同工不同酬、工资拖欠等，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企业把农民工和廉价劳动力化为等号。他们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关于每年年底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的新闻屡屡爆出。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一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甚至个别单位拖欠、拒付农民工工资，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忙碌一年，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对此却无可奈何。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能按时发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可是事实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却与实际上农民工劳动报酬的获取形成鲜明反差。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福利权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得不到保障。尽管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要首先把医疗、工伤两种保险列入农民工范围，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执行，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3，离《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差甚远。甚至大多数农民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在合同中规定“如果发生意外一切后果自负”的生死合同，将农民工合法权益置之不顾。农民工一旦受到伤害，其人身健康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能自己承担。

分析：

1不平等的制度因素是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本质原因

城镇化进程中不断突显，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户口的铜墙铁壁之外，成为制度的牺牲品。现行农民工就业权益法律法规不完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然而这些不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根本无法完全消除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更加谈不上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以及就业权的保障了。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观念上的惯性思维是农民工就业权益缺失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城市化的进程的不断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利益和达到目标已经是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惯性思维。城市象征着财富，城市发展必定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和保护，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甚至有可能会“外来人”采取一定的保护和限制措施。农民工自身缺乏就业权益保障意识

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另一方面，加之用工单位能够给予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少之甚少，导致其合法权益被侵犯时因为难有相应的维权意识而不能得到合理保护。据统计，2009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多数，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

结论：

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主要对策：逐渐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平等的制度因素、首先，必须进行社会结构调整，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够一步到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次，必须改革现有就业制度和就业政策，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通过出台一系列保护农民工就业权益，重点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生命安全权和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福利，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和谐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

2加快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农民工劳动法律法规

首先应该针对我国现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存在的缺陷，根据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借鉴国外有关劳动立法经验,应该对《劳动法》进行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其方向是使它能够保护更广泛的劳动者。

其次，我们可以建议政府尽快制定发布《农民工就业促进法》、《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欠薪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企业工资支付等行为。政府应该尽量推动地方加快立法进程。

3加强舆论宣传，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必须借助新闻，报纸等传播媒介向城市居民宣传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加强和针对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弱势全体的正面宣传。使得大家了解和熟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让大家一起关爱农民工。

另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人人民等的观念，逐渐减弱和消除对农民工歧视的惯性思维。加强农民工对自身就业权益的维权意识

对于农民工自身方面，培养和提高其一定的职业能力，提高其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科技能素质，能够使得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在遭受破坏的时候提供最本质的支持。我认为应该及时为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比如开展“送法下厂”活动，深入农民工集中地，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其次，可以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解答，增强农民工的法律保护意识，加强诉讼指导，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提供有效的法律途径。

结束语

看国外如何解决农民工进城 篇6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他们不需要暂住证，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工，甚至可以在任何繁华地带支个棚户作为落脚的家。总而言之，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

由于这样的“利好”政策，印度人自然喜欢从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印度的法律明确规定：农民工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于1948年《最低工资法案》规定的标准。农民工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花费的路费，雇主应该予以补助，数额不低于交通费的票价。雇主应该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合适、足够的医疗条件，当农民工或他们的家人生病时，应该免费提供治疗。假期、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以及其他的服务条件，不能低于当地劳力的水平。

美国：“外来工”医疗、教育不发愁

美国现在一般不“亲自”生产民工了，这里的“民工”一般是指移民，尤以墨西哥人为最多。

美国医疗费出奇的昂贵，令人望而生畏，对于移民劳工来说更是一笔极大负担。所以，移民劳工多半不会去买健康保险，小病也拖着、熬着，能不上医院就不上医院。可是到了大病、急病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害怕了。因为需要急诊的时候，法律规定医院不可以将病人拒之门外，必须先抢救再谈钱的问题。假如最后欠了一大笔医疗费，各地有不同的政策，帮助非常贫困的人合法地免掉。

民工的孩子也可以和美国的孩子一样，在他们父母的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免费读书，家庭困难的还可以免费得到各种食物。虽然美国的地方财政也很紧张，但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地区还是维持了对移民儿童、青少年的免费教育和免费食膳。

巴西：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受保障

在巴西，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農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而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1990年，巴西正式建立“统一医疗体系”，患者在公立医疗机构挂号、看病、拿药、做各种检查和手术完全免费，住院患者食宿也不花钱。像癌症、肾透析和艾滋病这样耗费昂贵的大病也免费治疗。

当劳动者在生病、发生工伤事故、产假、入狱、死亡、丧偶时，社保机构会发放工资、补贴或抚恤金。

日本：教育使农民顺利变成市民

日本农民进城从明治维新开始，19世纪末开始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激增。当时由于传统工业走向现代化及第三产业的兴起，农村劳动力更加迅速地向城市转移。

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劳动力的培训，既能提高进城者的素质，又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水平。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毕业后他们很快成为现代产业的劳动后备军。在日本农民进城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由于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水平一直远远高于城市化的水平，所以他们进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浅议农民工进城与社会的安定 篇7

我国目前使用劳动力数量较多的企业, 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等地, 这些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且技术含量较低, 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他们对劳动力的使用只追求短期的效益, 采取掠夺性的使用方法。

2007年, 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我国, 侵蚀了我国的实体经济, 这场风暴始源于美国, 几乎对全球的金融危机都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同样也是由2007年开始, 我国的农民工短缺,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这无疑给广州, 深圳,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等企业的利润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像这样一些中小企业靠雇佣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追求一种短期效应。然而, 全球金融危机给很多企业造成亏损的现象, 农民工“被失业”, 这给他们渴望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 渴望在城市中扎根, 奋斗, 立足的农民工带来最大的困境就是就业难。

(1) 就业难:

大年初五, 在一列火车上, 硬座车厢到处站满了人, 甚至车座下面都挤满了人, 他们是由于工厂倒闭或放假提前回家的农民工, 都处在血气方刚的年纪, 但没有办法, 经济危机的影响, “不知今年该往哪走, 到哪里找工作”这样的一种困惑和迷茫普通存在农民工的心中。

要解决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难, 不稳定, 首先我们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去改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加快在农村建立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众所周知, 在农村还有些老人, 妇女和小孩, 这个群体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他们没有生活保障, 一家几口的生活都是男人在外面打工赚的工资, 一旦失业一家几口将没有任何的保障, 因此建立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那些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同时也可以稳定社会。

其次, 农民工来到城市, 一个户籍制度就已经无形中将他们定位为“外来人”他们虽然也在城市, 但地位不受人尊重, 工资, 奖金, 提拔, 公平竞争等都得不到认可, 长此下去, 社会矛盾将越来越深, 我们城乡之间是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 我们不妨打破这样的机制, 建立一个多层次, 多元化的社会机制来将城, 乡, 镇与市进行有效的沟通, 建立这样的平台来听取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诉求, 逐步消除农民的任何不公平问题, 社会多开展一些培训机构, 针对这个群体进行培训, 使他们在文化上, 技能上赶上城里人, 社会同时也应多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 减少歧视的现象, 缩小他们与城乡之间的差距, 也让他们享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 对他们来说, 内心满足程度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2) 农民工的情感, 爱情之困惑也日渐凸显出来。

进入到21世纪, 40, 50, 60这代农民工随着年纪的增长, 逐渐选择回乡养老, 新生代农民工, 80.90后这一代又要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城里务工, 但他们与父辈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的特质不一样, 他们追求理想, 据不完全统计, 56%的农民工渴望在打工地定居, 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 他们寻求多彩的城市生活, 泡网吧, 染发, 去迪厅, 穿时尚衣服;在教育程度上也较之父辈受过更高等的教育, 知识, 文化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民主意识, 维权意识, 情感追求等更加看重, 但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我们的物价, 房价让很多在城里工作的白领阶层都无力承担, 更何况这些户籍农村, 从事城里最脏, 最累工作的农民工呢, 在城里找对象, 经济是一切感情因素的基础, 来城务工的农民工无论男, 女都深陷被排斥的现状, 因此在城里找到结婚的伴侣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其实早在2000年, 我国就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这已经体现出市场经济, 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使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 融入城市, 同时我们的一些法律政策也提出要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给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更好的机遇, 现在城市的发展单靠城里人是不够的, 我们要降低接纳他们的门槛, 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他们, 使他们不再是“边缘人”, 而是参与城市建设, 享受公平对待的社会的主人, 同时国家还应彻底消, 除城乡二元制, 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人一样平等的待遇, 真正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城市人, 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使有能力的农民工尽快落户城镇, 享有平等的权利。

(3) 期望扎根城市, 但却无法融入, 不打算回乡, 生活在夹缝中

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个性张扬, 对未来充满好奇, 希望通过工作的频繁跳槽能够在城市中实现自我理想, 对农村老家的种地, 生活习惯可以说感到陌生, 城市的生活非常便利, 他们来到城里读书大多是一些技术类的院校, 且生活的圈子仍以老乡为主,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 几个人合租个公寓, 条件很差, 不足20平米的房子, 一张电脑桌, 一张餐桌, 一个沙发, 几张床, 没人交流, 喧嚣的城市却让他们感到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但即便如此, 现在回老家的新生代仍只占少数, 他们就这样在夹层中艰难的讨生活。

在农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土地如同生命一样重要, 现在国家重视土地的经营政策, 让一些农民工安心在城里工作, 那么对于土地的使用权便会有一个相应的调整, “明确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 规定农民外出务工一定时间, 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 其应承担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可以资代劳。”这样便解决一些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同时在城里农民工子女进行妥善安置, 在社会上多建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 规范管理, 使其健康发展, 这些教育资源, 都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良性道路发展。

农民工进城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定, 社会的稳定, 和谐社会的建设

众所周知,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农民人口占国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但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却十分薄弱, 农村经济仍十分落后, 现在, 还有很多农村人住在老式的土房里, 厕所也是室外的, 十分简陋和艰苦, 这与城市里繁荣的景象显得十分不和谐, 换言之,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影响和谐社会的因素往往会和农业, 农村, 农民这三农问题纠缠在一起, 而“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

在我国, 城市和乡村之间实行的二元制体制, 人为的将城市与农村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割裂开来, 这种割裂并非存在合理性, 但若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城市化进程, 实现农民向市民, 流动向定居方向转变, 不能单纯依靠制度的完善, 而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 随着长时间二元制的城乡体制和户籍制度, 导致城市和农村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从彼此间的生活习惯, 言谈举止间可流露出来, 城市和农村人也形成了自身稳定的身份定性, 这种差异和割裂是时间和空间上的, 所以往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旁人的歧视, 伴随着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适应, 不方便, 不安全性, 因此最近我们在看电视报道时经常会看见“民工荒”“用工荒”这样的新的社会矛盾, 这是社会的发展和制度有待完善的必然结果, 这也说明农民工问题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稳定的必要因素, 这一群体的种出现的矛盾是国家和社会亟待解决的。

(1) 农民工进城对经济的发展贡献较大,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民工如潮般涌入, 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逐渐加快, 从农民工自身而言, 长期采用传统的生产模式进行劳作和生产, 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来源, 导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随着农民工进城不仅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拓展了个人就业的渠道, 同时也改善了生活质量;从整个社会角度看, 城市以工业为主, 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更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来提高生产力, 而农民工进城大大缓解了一些企业人员不足的现象, 他们的作用是城市人所不能取代的, 既督促了劳动制的改革与创新又增加了许多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之路。

在和平与发展为前提的大的社会背景下, 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了我党在新世纪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时, 为迅速发展重工业, 国家不惜从农村开采农业所需资源, 抑制农民工的生产, 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如今, 城市各大, 中, 小企业接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保障他们的收入, 从而“三农”问题中最关键的农民工问题得以有了保障, 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

(2) 社会转型, 矛盾凸显时期, 稳定好农民工群体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进来, 一些媒体, 报刊经常会出现“群体性事件”, 这种“群体性事件”往往在社会转型, 经济结构调整, 制度不完善时期发生的最为严重, 出现这种事情的原因会有多种,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国家的不公平, 村政府的腐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第二是城市里的歧视, 工资, 权利无保障, 人身安危前提下易引发农民工群体性的暴动。

若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 国家应在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取消“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一些地方将就业市场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工作好, 待遇高, 福利好, 当然这主要针对城市人, 相当农民工群体而开放的就业市场往往是最脏, 最累最差的工作,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取决于农民工非城市的身份, 因此, 取消“二元制劳动力市场”, 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亟待解决。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在于农民工自身无保障, 为了生活及家人的保障, 他们铤而走险, 违规甚至犯罪, 有的倒卖车票, 演唱会票, 有的利于城管的漏洞钻空子, 非法经营小商贩, 有的甚至抢劫, 偷盗, 卖淫, 这些都给城市文明, 健康的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 政府监管企业给农民工的待遇, 福利保障必须要加大力度。

农民工心系农田, 在城里不忙时便携家带口返乡, 一年得来回个几次, 这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性, 城市给农民工进城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工资少不说, 这个费那个费的收取也非常多, 这就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定居, 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无处扎根, 无处安身。

农民工进城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但是进城的过程和脚步是如此艰辛, “文盲”“农村人”这些字眼如影随形伴随他们左右, 城里的生活固然丰富多彩, 但他们却只是个编外人, 一个过客, 我们在呼吁政府尽快出台一些保护农民工政策的法律法规同时, 我们自身也要关爱和尊重这个群体, 使他们真正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公平公正的待遇, 使他们“老有所得, 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使他们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 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由内而外的感受到幸福, 让我们一起去努力, 共同构建这美好和谐的社会主义。

摘要：2007年, 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我国, 侵蚀了我国的实体经济, 这场风暴始源于美国, 几乎对全球的金融危机都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同样也是由2007年开始, 我国的农民工短缺,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这无疑给广州, 深圳,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等企业的利润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像这样一些中小企业靠雇佣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追求一种短期效应。然而, 全球金融危机给很多企业造成亏损的现象, 农民工“被失业”, 这给他们渴望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 渴望在城市中扎根, 奋斗, 立足的农民工带来很大的困境, 当这个群体一旦陷入危机中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动事件, 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 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是我国及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篇8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贵州省每年有上百万农民工进城务工, 为自身经济的改善和城市的建设贡献了无数的力量。但是, 由于贵州省地处西部偏远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 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工的管理服务相对滞后, 进城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劳动环境、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等方面还面临着不少问题, 使这一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到制约, 也影响了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说, 贵州省进城农民工体制与政策的优化对于改善贵州省农民工的现实环境, 积极发挥贵州省进城农民工的作用具有意义。特别是在国家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 完善贵州省农民工进城的体制和政策意义重大。

二、城乡统筹背景下贵州省农民工进城的体制与政策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 人口3600多万, 农业人口占一大半。当前, 全省在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 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愈来愈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来。因此, 贵州省农民工进城现状备受关注。现阶段, 贵州省在农民工进城的体制与政策建设方面,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诸如:很多城市都颁发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多地方的相关部门还举行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为农民工的进城提供岗位信息;一些部门还设立进城农民服务管理点、确保国家和上级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相关部门还整合劳动保障、扶贫、教育等众多资源, 加强进城农民工的培训力度。这些措施表明, 贵州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进城农民工的关爱措施越来越到位, 进城体制与政策更加趋于完善。但现实问题依然存在。

(一) 贵州省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与政策存在问题

虽然贵州省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法规, 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工权益提供了保障。但是, 综合调研分析全省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制, 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进城农民工失业保险欠缺, 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失业风险很大。据调查, 贵阳市和六盘水超过20%农民工曾有过失业的经历, 其他各市农民工也都相应程度的存在失业风险。进城农民工工伤保险也还欠缺, 据了解, 农民工进城后, 大多从事着苦、脏、累、险的职业或工种, 劳动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致伤、致残、致死的事故率非常高。并且, 就目前的整个贵州省进城农民工而言, 有工伤保险的比率较低。同时, 进城农民工很多时候还无法享受到单位福利、社区福利等。农民工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享有社区服务、住房补贴、在职培训等福利, 农民工子女也不能像城镇子女一样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 教育福利等。

(二) 贵州省进城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体制与政策较为缺失

农民工进城务工获得的最大的政治权利可能就是比较自由的就业权, 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应的其他的公民权, 比如:迁移权、社会管理参与权、教育培训权等。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受到不合理、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鉴于贵州省的现实状况是:有关农民工的政治制度改革难以跟上和适应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调整、改革, 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进城农民工对社会的不满, 发生打架、群殴等影响社会治安的不良现象会时有发生。

三、城乡统筹背景下完善贵州省农民工进城的体制与政策研究

(一) 完善贵州省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与政策

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 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约束用人单位, 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确定下来, 同时加大省内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 为农民工社会保障注入充足的资金,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 优先建立进城农民工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 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福利等。这是目前改善贵州省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良性体制与政策, 是各级政府改善农民工条件的优先选择。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方面, 要将在城市没有固定居所和职业、流动性大的农民工, 优先纳入农村的养老保险中, 给予其最低生活保障, 从而保证他们持续劳动力的供给;对于在城镇有固定居所、职业、且已融入城镇的农民工, 适合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中;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省、市各级政府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 各地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要更多地给予关怀, 保障农民工工作无后顾之忧。

(二) 完善贵州省进城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体制与政策

进城农民工虽然暂离了户籍所在地, 但是作为公民、作为为城市做贡献的一份子。农民工也是迫切需要相应的政治权利的。因此, 打工所在地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确保农民工能享受到适当的受教育权和培训权, 农民工子女能享受到合理的教育资源。同时, 规范法律法规, 确保进城农民工适当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 确保农民工合法的政治权利力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王鹏升:关于维护六盘水市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思考, 《理论与当代》2009-3。

[2]张雪丽:贵阳市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调研,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8。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篇9

据统计, 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过亿, 他们遍布城市多种行业,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性别差异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一个重要视角, 多数学者认为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处于弱势, 钱雪飞调查发现她们工作流动性更大, 劳动合同签订率更低;[1]国晓丽也认为女性农民工从事工作的层次、前景都不如男性, 而且和男性相比“同工不同酬”现象更加突出;[2]不少学者更认为男性外出务工收益高于女性, 对家庭经济贡献率更大, 故而从家庭策略出发, 家庭倾向于让男性进城务工而让女性留守农村。[3][4]

但是, 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益和风险如何, 和男性相比究竟是否处于弱势呢?多数学者并未详细探究, 而是不加讨论地将此作为研究前提。但是, 既有研究在此问题上却多有矛盾之处, 比如梁兰、高剑宁认为女性文化程度和风险偏好更低, 外出务工的职业稳定性高于男性, [5]这与钱雪飞调查得到的女性和男性文化程度并无差异、女性工作稳定性更低的结论不符;[1]一般认为在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家庭中, 男性务工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张咏梅、周亚平却发现, 妇女留守家庭中女性收入要高于男性;[4]王峥更发现把收入寄回家里的女性要比同样做法的男性高出16.3%, [6]这也挑战了男性对家庭经济贡献更高的一般结论。在融入城市的意愿和水平上, 夏显力、张华实证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市民化意愿更高, [7]而程名望、史清华则认为在城镇务工的女性更愿意融入城市。[8]

上述明显的矛盾提示我们, 必须认真探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当前,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产生代际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适应能力等方面与其父辈明显不同;与此同时, 伴随着我国二元体制的松绑、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外部环境也悄然改变。目前, 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中性别差异的文章很少, 那么, 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有何影响?本文通过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从外出务工风险与收益两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中并不处于弱势, 女性留守、男性外出的选择, 很可能并非是经济上的考虑, 而更多的是传统家庭分工与制度缺位导致的结果。

二、调查基本介绍

本调查区域选取陕西 (西安、咸阳、宝鸡、汉中、安康) 、宁夏 (银川) 、甘肃 (兰州、天水) 、青海 (西宁) 4省 (区) 9市, 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方式, 根据各地区流动人口比例确定样本数量的比重。具体调查地点囊括城市劳务市场、城中村农民工聚居地、周边劳务输出村庄, 调查对象是15岁以上、30岁以下, 以非农就业为主、有农业户籍的群体。2010年7月～2011年8月, 课题组在以上区域共调查样本1034个, 剔除不合格样本后, 得到有效样本936份。其中陕西480份、甘肃313份、青海73份、宁夏70份。调查样本中男性有586人, 占62.6%, 女性有350人, 占37.4%, 基本情况统计如表1:

表1显示, 男性数目远多于女性, 男性中已婚者比例 (43.5%) 也高于女性中已婚比例 (30.6%) , 25～30岁年龄段女性的比例明显小于男性。本结果与既有研究一致, 即外出务工者以男性为主, 已婚、大龄女性外出务工比例较低。这种现象的一般解释是:男性外出收入更高、风险更小, 而女性留守在家可以持家务农, 照顾老人孩子, 男性比女性外出打工更有利于提升家庭整体利益。[9]

一般认为, 由于男性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因此父母倾向于对男孩进行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得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但表1显示,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少于男性, 而高中以上 (含大专) 比例远高于男性, 其整体文化程度更高。这很可能是因为伴随着家庭子女数目减少、思想观念改变和义务教育普及, 越来越多农村女性也获得了受教育机会, 使其受教育程度不输于、甚至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是影响工作状况的关键因素, 那么在文化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男女两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上还是否存在差异呢?

三、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风险和收益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 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做出的决策。成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确定成本, 如交通费用、生活开销和放弃农业生产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 另一类就是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成本。考虑到性别差异对确定成本的影响较小, [10]此处主要讨论风险成本。收益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物质性的经济收入, 另一种则是诸如开拓眼界、丰富阅历、谋取发展的收益, 以及分享城市优良教育资源、医疗条件、基础设施的收益, 由于后一种收益与性别关系不大且难以度量, 所以本文主要比较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差别。

1.外出务工风险

工作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立足的基本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生活轨迹、社交圈子基本上都由工作决定。新生代农民工集中于低端岗位并游离于城市社保体系之外, 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面临风险。本文从工作风险、生活风险、社会保障状况三个方面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风险的性别差异。

(1) 工作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负担重是不争的事实, 调查中几乎所有样本都有加班现象 (见表2) 。卡方检验表明周加班时间和性别相关, 可以看出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周加班时间在6～12小时以下, 男性加班时间要高于女性。

表3显示了非自愿性失业, 如公司倒闭、单位裁员等造成的失业情况, 可知非自愿性失业发生率较低, 卡方检验表明男女两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非自愿性失业上不存在差异。尽管金融危机尚未消散, 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无失业之虞, 这与当前劳动力供给趋紧、工资提高的大背景相一致。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环境安全性不容乐观, 仅有1.5%和3.4%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于没有危险因素的环境中 (见表4) 。卡方检验表明性别和面临的危险因素相关, 男女两性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因素分别是高低温作业和噪声振动。受工伤的统计中, 16.4%的男性和9.4%的女性受过工伤, 男性受工伤比例大于女性, 卡方检验也证明了这种差异。

(2) 生活风险。

本调查设置了“进城生活的主要困难”选项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的生活风险情况。从表5可知, 城市消费水平高是男女新生代农民工所共同面临的最主要困难, 其他各项则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歧视与政策限制的感知较为强烈, 而女性选择“发展机会少”和“遭受不法侵害”的比例则高于男性。

(3) 保障状况。

表6统计了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情况。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刚过半, 卡方检验表明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合同签订上不存在差异。拥有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到50%, 卡方检验显示, 女性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高于男性, 而男性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高于女性, 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上则不存在差异。总的来说, 新生代农民工的仍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2.外出务工收益

从性别差异的角度, 男性两性在务工收益上的区别主要在收入报酬上。表7显示了男女两性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和储蓄情况, 卡方检验表明不同性别新生代农民工在工资和储蓄水平上存在差异, 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而女性的储蓄水平高于男性, 从中也可推断中男性比女性的消费水平更高。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统计和检验过程, 可以得出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风险和收益的影响, 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1.结论

(1)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工作风险不大于男性。

在外出务工风险上, 男女两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非自愿性失业上不存在差异,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负担更重、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更大、保障程度更低。当然,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 本文未能全面涉及, 但本研究至少说明在工作负担、工作危险性、保障程度这几个指标上, 女性的风险状况并没有大于男性。

(2)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更低, 但储蓄更高。

在外出务工收益上,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要高于女性, 但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储蓄水平高于男性。联系表4和表7, 可知虽然男性务工收入更高, 但是其遭受的危险也更大, 男性比女性高出的那部分收入, 很大程度上是对更高劳动风险和劳动强度的补偿。

2.讨论

(1) 女性外出务工给家庭带来的净收益小于男性吗?男性外出务工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贡献大于女性是普遍看法, 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这个结论有必要被重新评估。本研究表明, 虽然男性工资水平更高, 但是其实际储蓄水平却低于女性, 女性也扮演着“挣钱养家”的重要角色。在风险上, 虽然男性在城市受到不法侵害小于女性, 但是男性在工作负担、工作危险性、保障程度这几方面的风险要高于女性。考虑扣除风险成本的净收益,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净收益很可能并不小于男性。

(2) 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多地“留守”农村?外出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 之前学者多以女性外出务工相对收益低、风险大来解释, 本文的结论则表明此种解释有待商榷。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选择, 很可能是基于家庭成员外出机会成本, 而非基于显性成本和收益。在必须有一人留守的情况下, 男性或女性外出给家庭带来的金钱收入差别并不大;但如果女性外出, 男性就必须承担起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赡养双亲的义务, 而这在传统观念下是不可接受的。简而言之, 从经济收益考虑, 男性和女性在外出务工上是完全替代的, 而从经营家庭考虑, 女性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男外出、女留守的选择来源于女性家庭角色的不可替代性。进一步看, “女性留守”是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缺位、隐形户籍墙隔离下的无奈选择, 由于农民工子女进城后难以在事实上享受到城市教育资源,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只好将子女寄放家中,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肩负的养老责任, 对不少“事业在城市, 家庭在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女性留守是平衡事业和家庭的求全之策。

五、总结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 如果将扣除风险后的收益定义为净收益, 可知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并不小于男性。当前“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模式出现, 更多是传统家庭成员分工、社会保障缺失、城乡制度隔离等因素共同导致的, 而不是因为女性外出对家庭的收入贡献率更低。

当前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遭遇的性别不平等,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离乡进城机会不平等, 女性为了满足家庭需要而牺牲进城机会,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 特别是覆盖农村的针对农村高龄老人的保障制度, 分担长久以来一直由农村家庭承担的养老责任, 减轻新生代农民工负担, 其次应努力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和城市儿童一样的教育资源, 只有这样, 农民工子女才能随父母迁入城市,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才能不被留守农村的子女牵绊住进城的脚步。第二个不平等主要体现在, 女性在城市生活中可能遇到更多不法侵害, 比如人身伤害、性骚扰等。因此有必要培育相关维权组织, 提供资源支持, 引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基于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 帮助她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除此以外, 还需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消除女性在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 并且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 确保男女两性新生代农民工在起点上的平等。

本研究也有继续完善之处, 比如调查地点和样本数量有待扩大, 对于调查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只调查了外出务工者, 没调查留守农村者, 也没有对未婚者、已婚男性外出、已婚女性外出、已婚全家外出等不同情况分类讨论;在反映务工风险、收益的指标上, 没有涉及求职难度、务工经历对职业能力提升的比较, 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跟进。

参考文献

(1) (6) 钱雪飞.女农民工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性别差异与内部差异——基于1012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J].人口与发展, 2010, (01) .

(2) 国晓丽.我国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 2010, (03) .

(3) 郭云涛.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01) .

(4) (7) 张咏梅, 周亚平.半工半农是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吗?——对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生计的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2) .

(5) 梁兰, 高剑宁.进城农民工状况的性别差异[J].西北人口, 2007, (03) .

(8) 王峥.山东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性别差异研究[J].山东省团校学报, 2008, (02) .

(9) 夏显力, 张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北3省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西北人口, 2011, (02) .

(10) 程名望, 史清华.农民工进城务工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6, (04) .

(11) 谭深.家庭策略, 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J].浙江学刊, 2004, (05) .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篇10

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山区、贫困”省份, 迫切需要依托城镇化来聚集发展要素, 通过规模化、集约化, 形成新的发展极、增长点。根据“十二五”规划, 到2015年, 全省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 每年要新增90万到100万城镇人口, 扣除省外迁入等因素, 每年要引导70万到80万农民进城落户。然而, 云南山地多、多民族聚居、农村人口比重大, 各州市、县 (市、区) 发展极不平衡, 地理环境、资源禀赋、风俗人文等差异很大。很显然, 其他地方的城镇化、沿海的城镇化、美国的城镇化等“平原”、“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在云南城镇化的建设中是行不通的。为此, 我们必须坚持“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总体思路, 努力探索符合云南省省情的新型的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从而有效推动云南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跨越发展。笔者从“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角度来探讨云南城镇化的“新型”与“特色”。

一、“城镇上山”——保护坝区农田, 建设山地城镇化

云南省作为全国“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试点”省份之一, 应充分利用该契机, 促进山地城镇化进程。与其他地方的平原不同, 山地本身也有其自身的优势:缓解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保护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化解社会矛盾, 保持社会稳定;压缩成本, 提高效率。

“城镇上山”, 就是要建设山地城镇。建设山地城镇, 并不是到陡峭的高山上去建城市, 而是改变现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非要集中连片摊大饼占有良田的思路, 坚持因地制宜。用地上山的总体思路——坡度分层梯度开发模式。8度以下坡度的土地应是重点保护区域, 优化提升土地利用率、禁止新增建设用地;8度至15度坡度的土地应是重点开发区域, 在此区除了保护基本农田外, 可加快城镇新区建设和鼓励工业园区发展;15度至25度坡度的山地为调整优化区域, 可大力发展山地农业和积极发展混农林业, 推进生态化利用;25度以上坡度的山地为生态屏障区, 应予以退耕还林、进行天然林保护、建设生物产业原料基地、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这是云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城镇化的新的东西 (3) 。这样保护为数不多的坝区优质耕地, 更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云南省各地立足实际, 通过积极探索, 山地城镇化建设已在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 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山地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

宜良北古城工业园区占地总面积为1209.58公顷, 其中农用地面积为917.24公顷, 占区块土地总面积的75.83%;建设用地面积为191.02公顷, 占区块土地总面积的15.79%;其他土地面积为101.32公顷, 占区块土地总面积的8.38%。坡度15度以上的土地占区块总面积的45.94%, 且区块内有101.32公顷的其他土地。通过完善规划调整布局, 将原规划占用的耕地划为基本农田永久保护。

普洱茶科技园区总规划面积10.15平方公里, 目前开发土地为4000多亩, 其中占用耕地717亩, 占总面积的17.9%, 其余均为山地、疏林地、荒坡地, 占总面积的80%以上。涉及被征地农民人均保留耕地在1亩以上, 既达到了少占耕地、保护耕地的目的, 又满足了工业发展的用地需求。同时, 天津天士力、浙江康恩贝、美国星巴克咖啡公司等知名企业入园, 实现了工业总产值的大幅提升。

宜良工业园区和普洱工业园区通过实施工业用地与保护耕地相结合, 按照“企业进园、产业聚集、集约利用、组团发展、向山延伸”的工业发展思路, 并且在规划和选址时充分考虑环保问题, 打造山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 从而实现工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2. 山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山多坝子少一直以来都是马龙县的劣势, 建设山地城镇转变用地方式后山多特别是低丘缓坡多成了马龙的优势资源。

马龙县根据各乡镇区域内低丘缓坡特点, 认真规划实施“一个乡镇一个现代农业标准”, 目前, 全县已投入“一乡一园”建设资金2亿元, 初步建成8个区域特色鲜明、科技含量较高、基础设施健全、辐射效应明显的现代农业标准园, 各类农业特色种养殖基地20万亩;全县实现了无公害基地整体认证, 认定无公害农产品20个。为进一步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引进双友牧业高档肉牛养殖全产业链项目, 计划完成投资20亿元, 建成年存栏8万头、出栏20万头的高档肉牛养殖基地。月望乡境内低丘缓坡地主要是缺水型、瘦薄型, 根据这一特点, 科学合理的布局实施龙腾大型生态循环科技示范园, 建设大型综合循环科技园, 包括生猪的现代化养殖基地、饲料加工厂、有机肥厂、蔬菜及水果的现代农业种植区、现代农业观光园;食品加工产业园、生猪及肉制品加工厂、标准化食品加工厂房, 大型冷库;大型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农产品交易中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冷链库、物流区及配套服务设施。

马龙县本着“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建则建”原则, 因地制宜, 认真规划实施。宜农:建设现代化养殖基地、现代农业种植区;宜林:从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 建设现代农业观光园;宜建:建设食品加工产业园、生猪及肉制品加工厂、标准化食品加工厂房, 大型冷库、饲料加工厂、有机肥厂等, 实现了山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3. 山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新平、富源的用地供需矛盾一直是制约矿区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通过建立矿村共建资源开发新机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 以政府投入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群众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筹资机制, 筹措搬迁资金, 统一选择适居、安全的地段, 集中搬迁。按照新农村建设民房的高标准进行建设, 并出资为村民建设集体公益房。对符合矿山劳动条件的村民进行招工, 为失地农民解决就业难题。统一建设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实现了农民得实惠, 企业得发展, 山地得开发, 耕地得保护, 政府赢民心的良好社会效果。全面推进山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二、农民进城——坚持以人为本, 推进人的城镇化

以人为主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原来农民之所以不愿意进城, 农民工之所以没有转成市民, 人口的城镇化相对滞后, 并不是农民不想落户, 也并不是说企业或者民间的资本没有这个能力, 实际上是现行制度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要进行制度创新, 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 让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 城镇化的进程就会变成一个自然加快的过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文件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保护, 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4) 。

云南人口过度分散, 大量农民广泛分布在近1.3万个行政村和13万个自然村, 遍布山坡谷底。应逐步将分散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宜居地集中, 这种人口聚集让各种市场形成, 激活发展潜力, 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城乡统筹”。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富裕农民、发展农村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于减少农民, 让农民进城。要让农民进城, 就必须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为解决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的“前瞻有愁”、“后顾有忧” (“前瞻有愁”主要是担心进城租房购房等居住成本高, 不能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后顾有忧”主要是担心进城后, 失去原有在农村的耕地、宅基地、林地、计划生育等权益, 进城落户有风险) , 云南省进城农民正享受着“盖两床被子、穿十件衣服”的保障政策 (“两床被子”即兼具农民和居民两种身份;“十件衣服”即保留作为农民享有的土地林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惠农补贴和计划生育五项权益, 同时享有城镇居民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五项保障) 。给进城农民一定的过渡期和适应期, 使他们在身份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时候, 有一个过渡的时间, 在这期间既享受农民的身份待遇, 又享受市民的身份待遇, 使农民“退可回农村, 进可入城镇”。最有代表的是宜良县北古城镇的先觉村:

先觉村七成多土地被“上山”的工业园区占用。为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民利益, 宜良县给先觉村1111名村民“盖两床被子、穿十件衣服”, 即整村叠加一个集体居民户口, 让他们兼具农民和居民两种身份, 保留作为农民享有的土地林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惠农补贴和计划生育五项权益, 同时享有城镇居民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五项保障 (5) 。

先觉村原来在镇里拖后腿, 如今路灯、公厕一应俱全, 道路硬化、村社美化, 盖新房的人家到处都是。更大的变化是群众的变化, 从不会做生意到如今去附近的工业园区搞餐饮、开商店, 从有钱存银行到学会买商业保险等等。

先觉社区建起了“社区服务站”, 最大的收益是失地农民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宜良县的“试点”, 先觉村居民每月可领取失地农民保险360元, 养老保险160元, 两项合计比其他村多出200元, 县里为先觉社区试点每年总投入近280万元。在教育方面, 村里孩子也可以到县城的小学读书, 享受到城里的教育待遇。确实提高了社区的福利水平。

三、展望

这些都只是云南“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一小步, 在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中, 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国家给予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历史性机遇, 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包括现代新昆明, 玉溪、曲靖、大理、蒙自区域中心城市, 州市所在地和设市城市, 县城, 中心集镇, 边境口岸城镇6个层次的全省城镇体系建设构架, “做强大城市、做优中小城市、做特乡镇、做美农村”。比如, 充分规划滇中产业集聚区 (新区) , 按照“产业带动、组团发展、产城融合”的要求, 形成对城市经济圈的竞争力、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只要做好规划布局调整, 注重加强政策引导, 注重山地城镇的安全性能和人居环境, 依托自然地形, 就可以做好“山”的文章。另外, 应积极推进农民进城, 做好人的城镇化, 通过“盖两床被子、穿十件衣服”政策的引导, 使农民带着资源、资产、资金、尊严进城。

“城镇上山”是农民进城的载体, 它可以容纳更多进城的农民;而农民进城又是“城镇上山”的发展源泉, 没有农民进城, “城镇上山”就失去了意义 (6) 。只有通过“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有机结合, 发挥自身后发优势, 才能加快转变云南的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升级, 进一步推进云南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最终实现云南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跨越发展。

注释

1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2.12.16

2 王如松.新型城镇化生态要优先.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 2013.1.5

3 段钢.云南要坚持“山地城镇化”发展.2012年长江夏季论坛, 2012.7.20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人民网, 2013.1.31

5 云南:城镇上山农民进城.人民网, 201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