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风险

生活风险（精选六篇）

生活风险 篇1

一、生活垃圾焚烧是在人为制造二恶英

二恶英在大自然中本不存在, 除火山爆发、森林草原失火等自然因素造成外, 主要是人为制造的, 生活垃圾焚烧即是主要行业之一。

二恶英是75种多氯代二苯异构体 (PCDD) 和135种多氯二苯呋喃异构体 (PCDF) 的总称。其中, 氯原子取代苯环上2、3、7、8位的氢原子, 所形成的二恶英 (2、3、7、8-四氯-二苯-对-二恶英) 毒性最大, 其毒性是氰化钾的1, 000倍, 一盎司 (28.35克) 二恶英就可毒死100万人, 称为“世纪之毒”;二恶英同时是一级致癌物且具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 直接危害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键康。

二恶英非常稳定,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12年, 在空气中光化学分解半衰期为8.3年 (有资料说其半衰期为14～273年) 。难溶于水却易溶于油类脂肪, 极易积累在乳制品、肉类、鱼类、贝类、油脂、蛋类等食品中从而进入人体积蓄在脂肪内。早在1998年我国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就已将二恶英列为危险品。

二恶英的生成需要许多条件:如有苯系物、氯元素、氧元素、催化剂铜/铁/钴/镍/铝等, 最重要的条件是温度, 在300～400℃最易形成。尽管生活垃圾中有许多形成二恶英的前驱体物质, 但若不焚烧就没有产生二恶英的热化学反应, 就不会产生二恶英。因此焚烧生活垃圾实际上是在人为制造“世纪之毒”二恶英。

二、 垃圾焚烧炉推广还需谨慎

有人提出:“垃圾焚烧是所有垃圾处理方法中, 投资最大的, 也是减量化、无害化最彻底的方式” 。我国一些产业政策也明确指出“循环半干法烟气脱硫及垃圾焚烧尾气处理技术……二恶英的排放浓度全部达标 ”。还有人宣称“现在控制二恶英的技术已很成熟, 只要控制温度、时间、湍流度、让烟气在800℃以上炉膛超过2秒钟, 二恶英基本可以消除”。发达国家一直吹嘘其垃圾焚烧炉能消除二恶英, 烟气中二恶英排放浓度可达欧盟最严格标准0.1ngTEQ/Nm3。我国也高价购进了不少发达国家生产的各种垃圾焚烧炉。但这些焚烧炉处理二恶英真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第一, 这些焚烧炉须在最严格的管理、最精确的操作下达到指定的准确温度、时间、湍流度和800℃以上温度2秒, 二恶英才能达到排放标准。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厂能有如此“理想”的管理和精确操作吗?如果管理不力、操作不当后果如何?第二, 这些焚烧炉即使解决了烟气中的二恶英排放浓度达标问题, 而富集了二恶英的活性炭、布袋除尘收集的含二恶英的粉尘、含二恶英的炉灰 (约占原垃圾量的1/2) 如何处理?该工艺和设备却不能回答。第三, 焚烧厂烟气中的二恶英能实时在线监测吗?能随时知道其浓度超标并进行预警而加以有效控制吗?事实上, 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技术能对二恶英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测。所有这些问题是现有国内外垃圾焚烧炉没有解决、在短时间内也解决不了的, 既然如此就把垃圾焚烧炉说得如此神奇, 十分缺乏科学根据。

2001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开展了全国47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状况调查, 在20座生活垃圾焚烧炉中抽样监测结果为:烟气中二恶英超标率57.1%, 有的落后垃圾焚烧设施烟气二恶英超标99倍。

因此把生活垃圾焚烧炉说成“无害化最彻底”, 能使烟气中二恶英能达到世界最低排放浓度还需进一步科学论证。

三、 垃圾焚烧耗能而制毒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成分与发达国家不同, 没有进行严格分类, 废书报、大中型纸质/塑料包装箱袋多被回收, 剩下的有机物主要是菜根、烂菜叶、果皮、垃圾塑料袋、碎纸 (如餐巾纸、卫生纸等) 、金属等无机物。这就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此类垃圾具备了产生二恶英的所有前驱体物质;二是垃圾热值低、含水率高。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热值在3, 000kj/kg～5, 000kj/kg, 并且在垃圾焚烧时必须添加20%以上的煤/气/油, 以致于国家发改委、原国家环保总局从2006年起多次发文规定生活垃圾焚烧添加燃料不得超过垃圾总量的20%。

同时垃圾焚烧时产生大量烟气, 其中除含二恶英外, 还有NOx、SO2、粉尘、气态汞, 炉灰中还含重金属和二恶英。为了减少烟气中的这些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必须进行消烟除尘、脱硫脱硝、严格处理不能作建材用的含二恶英废渣, 其污染治理设备和运行成本很高、耗资耗能不环保。另外, 垃圾焚烧要排出大量二氧化碳, 不符合低碳发展趋势。

四、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焚烧趋势

从国外趋势看, 垃圾焚烧设施排放的二恶英占较大比例, 有作者综合有关资料, 指出国外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中二恶英的浓度范围在10-6～10-4mg/m3之间。在采用焚烧方法处理生活垃圾较高的国家中, 二恶英排放量的10%～40%来自垃圾焚烧厂; 1990年日本的统计资料公布, 日本二恶英排放总量中80%以上来自生活垃圾焚烧。

表1表明, 欧美等发达国在垃圾焚烧高峰期时比例最高也就30% (荷兰) , 而英国仅9%。

实际上, 在发达国家垃圾焚烧法已进入衰退期, 已有1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对焚烧垃圾的部分禁令, 新的垃圾焚烧炉在欧洲几乎没有市场。德国、比利时等使用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

在国际法中已制定“预警、预防、限制越界影响”三项原则来抵制垃圾焚烧。美国到2003年关闭了98.1%, 其焚烧产业从1996年以来就几乎陷入停业。鉴于此, 国家环保部, 外交部,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局发布《关于二恶英污染方法的指导意见》 (环发 (2010) 123号) 把“废弃物焚烧”列入二恶英的重点污染行业, 并要求进行二恶英的重点污染行业, 对二恶英进行削减和控制, 强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因此在我国推广垃圾焚烧还需谨慎。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生活垃圾焚烧具有巨大的毒性、技术、资金、淘汰风险, 将给人体和环境带来严重恶果, 目前不应大力推广和扶持, 相反应严格控制。

(二) 建议。

第一, “十二五”期间重点不应推广和扶持生活垃圾焚烧, 而应首先着力于垃圾分类、研究现有焚烧炉产生的富集二恶英的活性碳、粉尘、炉渣的“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烟气中二恶英的实时在线监测技术和预警机制、应急措施和设施;第二, 生活垃圾、医疗固废和火葬场不能市场化, 避免私营企业不遵守环保法规而超标排放。应由政府出资建设、管理、运行、监督、向市民定期/不定期公布二恶英排放数据, 做到公开、透明, 接受市民监督;第三, 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县城目前不能推广生活垃圾焚烧, 因涉及高额投资和运行成本、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具高风险。更重要的是中西部中小城市的生活垃圾有填埋场地而无雄厚资金去建设和运行垃圾焚烧厂;第四, 现有各类垃圾焚烧厂的安全防护距离至少应设为1.5km, 目前的200米风险太大, 对居民健康无保障。

参考文献

[1].卢徐节等.中国城市垃圾处理方法及利弊分析[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6

[2].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第57号令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07年修订) 、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环保总局65号) (环境保护部分) 第XV

[3].中国1/3城市深陷“垃圾围城”——二恶英是争论焦点[N].新京报, 2010

[4].张益.“生活垃圾焚烧中二恶英的产生和控制”[J].环境保护, 2000

生活风险 篇2

生活垃圾处理项目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

论述了垃圾处理项目全过程风险管理的内容及项目的风险特性,在对垃圾处理项目的`风险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提出了风险管理对策,并强调垃圾填埋场是垃圾处理项目社会风险对策的最后一道屏障.

作 者：陈海滨 潘绮 章程 CHEN Hai-bin PAN Qi ZHANG Cheng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江苏环境科技  ISTIC英文刊名：JIANGS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19(6) 分类号：X8 关键词：生活垃圾   项目风险   风险分析   风险对策  

有风险的“西式生活” 篇3

在日新月异的生活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逐西式生活方式，二是全国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其实是有深层的内在联系。西式生活方式增加肺癌、乳腺癌、结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发病率。

西式生活方式曾经是许多不再年轻或还正年轻的中国人的“小资梦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西式生活已逐渐成为现实，不知不觉中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很宽泛的概念，除意识层面以外，生活中具体体现在衣食住行，而其中与健康及癌症发病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食、行和不良嗜好。

食

西式饮食与中式饮食的区别

1膳食结构：看看我们大家每天吃的东西，不难看出西式饮食早已渗透到我们的一日三餐。也渗透到嘴香解馋的磨牙零食，甚至渗透到每天必不可少的饮水。例如，膳食中的米、面、豆类等谷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大减少，绿叶蔬菜摄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高能量、高蛋白的动物肉类、蛋类、奶类食物大大增加。

中式饮食渐渐被西式饮食替代

早餐

中式稀饭、馒头、豆浆、油条

西式牛奶、奶油、煎鸡蛋、火腿、果酱、面包

午餐、晚餐

中式米、面、豆类、绿叶蔬菜，少许肉类

西式炸鸡、炸薯条、烧烤，汉堡、热狗：不缺肉和蛋的厚油快餐盒饭；牛排，甜点

夜宵

中式云香、酒酿小丸子、素面

西式牛肉干、开心果、方便面、饼干、蛋糕、面包

饮水

中式白开水、清淡茶水

西式浓咖啡加伴侣，含糖、含奶、含酒精、含碳酸的瓶装罐装饮料

2烹饪方式和膳食取向：膳食结构变化的同时，烹饪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特有的蒸、煮、炖、炒、凉拌等传统烹饪方式，逐渐被更适合快餐的高温油炸、烧烤烹饪方式所取代。过去只出现在过年过节打牙祭的犬油大肉及煎炸食品，现在已变成家常便饭，尤其是方便的快餐食品和零食。这些光鲜亮丽、经久不朽的加工成品和半成品背后，隐藏着无数人们总也弄不清的食物添加剂、添色剂、防腐剂，甚至是残留化肥、抗生素、农药。这些微量物质对健康的短期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日积月累呢?对患癌风险的影响难以预测。

行

看看满大街的车，就知道西式生活方式对人们“行”的影响。出门10分钟的路程，也会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坐车，而不是步行。单位周末及节假日清洁大扫除等劳动早已成为历史，家庭拖地等清洁都请钟点工上门服务，上下楼梯有电梯，买东西按电话键，或点击键盘，片刻送货上门。方便舒适的食和行，不需要我们身体活动。长此以往，多吃少动必然将多余营养堆积在自己身上，变成超重和肥胖。

不良嗜好

抽烟看似早已植根于中国草根民众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几百年前从西方泊来的生活方式。烟草本身及燃烧产生的致癌物，加之烟草种植必不可少的农药和化肥增添了有毒性的致癌物。时尚香烟制作的多种添加剂，以及糊弄人的过滤嘴，或多或少让吸烟上瘾者增加了几分理由。不过，长期吸烟的危害，可不是吸烟快乐可以抵消，也不是政府的烟草收入可能偿还的。一旦吸烟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实在有点困难。

其实，影响身体健康的西式不良生活习惯还有许多。例如，无所事事的时间颠倒起居、睡懒觉、性生活紊乱等。

审视生活方式

远离致癌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对西式生活方式加以限制，长期影响和损失都将是巨大的。许多人误认为现代化生活方式就是全盘西化生活方式。将中国儿童及年轻人现在的衣食住行习惯与父辈相比较，生活方式全盘西化向我们逼进，西化的影响逐渐显现，大街随处可见膀大腰圆、大腹便便的行人，其中不乏年轻人，甚至儿童。

日常生活自我制

生活风险 篇4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对自然灾害问题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目前脆弱性研究已被很多学者视为一门新兴的科学, 并受到许多国际性科学计划和研究机构的重视, 但关于脆弱性本质、脆弱性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联动对系统脆弱性影响并没有科学的界定。世界银行认为, 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 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国内最新研究认为, 脆弱性是指由于系统对系统内外扰动的敏感性及缺乏应对能力从而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容易发生改变的一种属性。从上述脆弱性概念的界定来看, 脆弱性包含两个方面, 即受到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 脆弱性是二者较量后的结果。受到冲击的可能也即研究对象所面临的风险, 抵御冲击的能力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保障体系, 因此, 保障与风险是脆弱性的一种分析视角和框架。

生活安全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 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因为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还是一种主观感受。通常安全是和风险相对的一个概念, 风险的客观性决定了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 安全是相对的。安全, 乃安定、稳定之谓, 指事物存在及其运行的持续性、妥当性状况。[1]本文所指的生活安全, 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安全, 而是指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惠农政策实施背景下, 农民生活逐渐摆脱了贫困, 解决了温饱, 并初步过上小康生活的一种状态。它不是指个别或部分富裕农户所具有的, 而是指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所共有的一种生活现状。

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是指由农村家庭内部支撑能力和外部保障体系所决定的农民生活秩序、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平等所具有的对来自于家庭内外部风险扰动的高敏感性和低应对能力的一种属性。概括来说, 这种脆弱性是由于农村家庭弱风险承受能力下风险多元化的扰动所导致的正常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状态。用斯科特的话说就是:“处于‘水深及颈’的状态, 任何‘细微的波澜’都可能使其陷入灭顶之灾。”[2]作为社会中的最小生计单位, 家庭是构成社会健康肌体的基础, 稳定、和谐、功能正常的家庭, 是社会稳定的根本。[3]而脆弱性的存在, 从经济角度看, 导致了农民生活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而影响农民的投资、消费及生产等行为;从社会方面看, 脆弱性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很容易陷入贫困或更深的贫困当中, 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了解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的诱因, 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降低脆弱性, 对保障农民生活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二、农民生活安全的内部支撑与外部保障体系分析

农民生活安全取决于三个方面, 即农村家庭内部较强的风险支撑能力、外部良好的风险保障措施和其面临的风险因素少、发生频率低、损失程度小。随着制度转型与社会变革及农村发展落后的现实背景, 一方面农村家庭内部支撑能力逐渐弱化, 外部保障体系残缺不全且水平低;另一方面农民生活风险日趋多元化且风险成本持续增加, 导致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增加。

农民生活的内部支撑主要体现在自我支持、子女支持、土地支持及其他支持等, 而外部保障主要体现在集体保障、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及社区互助等方面。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 上述内部支持和外部保障体系, 可以概括为农民生活的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两个方面。非正式支持是指通过道德或血缘关系维系的没有国家干预的非规范性生活支持, 正式支持是指国家直接干预并有制度和法律维系的规范性生活支持。前者包括从子女那里、亲戚那里、社区 (邻居、村组和乡镇企业等) 以及靠自己等获得的支持, 后者是指从社会保险机构、政府救助等获得的支持。就目前来说, 农民生活的非正式支持主要指家庭保障 (自己、子女和亲戚) 、土地保障和集体保障等, 正式支持主要是指财政安排的非系统性、非稳定性的农村社会保障 (包括低保、五保、新农合与新农保) 等。

农民生活非正式支持的弱化, 主要体现在家庭保障弱化、土地保障弱化和集体保障弱化等。

在过去, 家庭组员之间的互助共济, 是农户解决生产与生活风险的重要手段, 但在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这种保障模式正难以为继。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二是劳动力流动, 弱化了代际关系;三是农民观念发生较大转变, 如过去是不让生偷生, 而现在是有条件让生而不愿生、不敢生;四是家庭结构变化, 过去那种扁平式的大家庭结构已被现在的“4-2-2或4-2-1”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所替代。这些新的变化既弱化了家庭保障, 也弱化了农民的社会支持网。

在农村, 土地一直充当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双重保障功能, 被称为农民就业和养老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土地保障功能正在弱化。这表现在:一是农村人口多, 人均耕地规模有限, 而且仍在减少, 人地矛盾非常突出, 这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表现;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加快, 非农用地日益增加, 减少了农村耕地资源, 弱化了土地保障能力;三是农产品价格与农村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失衡, 农民增产不增收;四是务农劳动力老化严重, 不仅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还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五是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模式, 造成土地严重碎片化, 难成规模效益, 也弱化了土地保障。

在中国, 集体保障是和集体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上, 集体保障的实现是与合作化经营模式紧密相连的。在合作化时期, 集体拥有强大的经济分配权力, 农村的一切劳动成果全部收归集体, 根据公分进行按劳分配, 农民生、老、病、死、医全部基于家庭依靠集体来解决, 集体保障功能很强。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后,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集体保障能力也大幅下降。特别是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 村提留等没有了, 大多集体经济组织自保甚至都成问题, 更别说保障本区农民的生活了。

现代正式支持的低水平,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制度安排保障水平低, 保障能力有限;二是社会保障制度残缺, 风险只能由农户自己承担。

农村现有保障主要有低保、五保、新农合和新农保。但这些保障项目,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保证能力较差, 保障水平较低, 难以保障农民生活安全。

农村低保的低保障能力源于其覆盖面窄、补助水平低和科学性差等问题。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农村低保覆盖2781.3万人, 约占农村户籍人口的3.7%, 但若按1.25美元的国际标准, 农村贫困人口一亿有余, 覆盖面不足应保尽保的30%。农村低保资金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 中央只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补助, 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低保的支出不到当年支出的0.1%。很多地方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省市一级, 而县乡基本上是吃饭财政, 根本无力落实低保补助任务,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以钱定标准等现象。科学管理是农村低保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农村低保实施过程中存在对象确定缺乏科学性、配套服务缺乏、管理能力不足以及立法缺失等问题。

农村五保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 2005年《农村五保供养条例》颁布为其稳定性和规范性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在制度实施中, 标准偏低、难以落实五保等仍是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问题。农村五保有集中和分散两种供养方式。实际工作中, 五保基本解决的是吃、穿问题, 难以全面落实, 医疗问题尤为突出。由于五保户自身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改善住房条件, 如果没有外部关心和推动, 五保户住房状况一般总是农村中最差的。[4]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 五保户普遍缺乏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 尤其是分散供养的五保户, 这给他们的生活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新农合与新农保是农村社保中最重要的两部分, 但由于认识不足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农民实际收益有限。在新农合自愿参保原则下, 健康农民的逆向选择难以有效克服;医药费报销在起付线、封顶线、分段报销原则下, 住院补偿比例偏低, 一般只有30%左右, [5]“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设计, 使得大量门诊费支出不能得到补偿;信息化建设滞后, 监管、业务透明度、支付效率和服务水平等问题, 严重影响制度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新农保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是当前最突出问题, 2007年全国参保人数只有5400万左右, 积累资金仅400亿元。虽然2009年国家明确开始试点, 但当年也仅以覆盖10%的农村为目标, 到2020年才能基本全覆盖, 而且基础养老金只有50元, 这样的水平能起到多大保障作用有待验证。

除了上述问题, 与城市相比, 农村很多保险尚未实施, 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等。这既影响制度的公平性, 也降低了农民社会保护体系的保障水平。在以男性为主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的背景下, 农村务农劳动力面临着更多风险, 而保障的缺失, 使得这些风险只能由农民自己承担, 严重影响农民生活安全。因此, 农民生育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及失业保险等亟待建立。

三、农民生活风险多元化与风险成本的日益增加

农民生活风险多元化, 根源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风险成本的增加是因为与过去相比, 农民应付风险的支出项目越来越多、支出标准以及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与成本

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有两类:一类是“主内”的劳动力, 一类是“主外”的劳动力。主内的劳动力以女性居多, 称之为“家庭主妇” (包括男性) ;主外的劳动力以男性居多, 称之为“农民工” (包括女性) 。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过长, 工作环境恶劣, 劳动保护严重不足, 这样的生存状态蕴涵了很多风险。家庭主妇在农村, 既要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还要照顾老人, 抚养小孩, 料理家务等, 劳动强度很大。目前“农民工”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而“家庭主妇”又是“农民工”能够安心外出工作的坚强后盾和支撑力量, 农村家庭“主内”与“主外”劳动力在各自“岗位”上的重要性, 决定了二者任何一方失去劳动能力, 对家庭生活造成的打击都将是致命的。而“主内”与“主外”劳动力缺乏劳动保护的现状, 潜藏着很大的生活风险及机会成本支出。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与应对成本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据预测, 到2050年, 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年龄将达到85岁, 而有70%以上老人生活在农村, 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镇和全国水平, 老龄化与高龄化并存的现实, 将给农民生活支出带来快速的增长。同时,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也带来了农民照料等需求与成本的快速增加。这些因素对农村家庭生活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3.疾病给农民带来的风险与成本支出

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新农合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据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组织的涉及东、中、西部8县46个村庄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为主题的实地调查表明, 参加新农合的农民与没有参加的农民相比, 其两周患病率更高, 而且有显著影响, 但新农合对农民慢性病患病情况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当前调查地区实施的新农合还没有发挥出显著功效。虽然调查地区新农合的参合率很高, 但人们的受益范围还很窄, 高的起付线和低的封顶线使多数人无法从新农合中受益。[6]而2007年4月由丁士军教授组织的一项11079人的贫困地区的调查显示, 样本人群的两周患病率高达36.2%, 高于2003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农村平均数。[7]根据蒋远胜和Von Braun (2005) 的估算, 农户的平均疾病直接成本为3653元。[8]在现有医保条件下, 患病率的增加和医疗费用的增长, 加大了农民的支出风险, 进一步加大了农民生活安全的脆弱性。

4.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影响与应对成本

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 农业生产经营者承受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农作物生长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性, 使得农业常常受到自然界的旱、涝、冰雹、持续高温以及作物病虫害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生产信息匮乏及农产品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等, 又使得农民受到来至市场的诸多风险。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常常使得农民增产不增收。而与之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却相对薄弱, 在缺乏联合的农业生产经营背景下, 农户对来至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只能被动接受。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市场风险的增多, 农民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波动也将越来越多, 由风险带来的损失和成本也越来越大, 严重威胁着农民生活的安全与稳定。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发展中大国, 我国在农村社会保护体系建设方面明显滞后于城市, 但这并不能认为国家对农民生活风险的漠视。回顾农村社会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 无论是建国之初的灾民救济, 还是始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五保制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90年代末期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进入新世纪以后实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 都体现了国家对于农民生活安全的极大关注和重视, 但也存在思想上的重视与实践上的滞后同时并存的矛盾。表面上来看, 农民生活因在国家关注和重视之下建立起的层层保护网的保护下而显得很安全, 但这种安全表象容易使国家和社会忽视农民面临的风险问题, 甚至影响了国家针对农村社会政策的选择及走向。应当看到, 农民生活现有的多层次安全网是低水平的, 是残缺、是极其脆弱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农村非正式的生活安全保护体系已经逐渐衰败, 而正式的社会保护体系仍处在缓慢而又低水平的试点建设之中,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少子老龄化、高龄化的快速到来, 农民的生活安全, 尤其是老年农民的生活安全在来至各方面风险冲击下而显脆弱, 必须加紧采取措施降低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 以防止个体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化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和结论,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强内部支撑能力建设

加强内部支撑能力建设, 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在经济转型期要实现这一目标, 须做好几点工作。一要科学有序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二要注重培育新型农民。加强培育新型农民, 是农业高产高效的关键, 在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进城的背景下, 如何尽快培育懂技术、懂管理和懂现代生产工具的新型农民, 决定农业能否实现高产高效。三要加快土地流转。“花园式”的土地经营模式, 严重不适应当前农村环境, 加快土地有偿流转, 让那些懂技术、懂管理和会使用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农民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四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发挥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乡政府、镇政府、村委应该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思路和依赖思想, 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 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出谋划策, 提供服务, 互利多赢。五要加大激励和扶持力度,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增加农民有效劳动时间。在尽可能的条件下, 国家和政府应该为农民的创业与农业的创新等提供观念、技术、信息、资金、政策等支持。只有农业经济发展了, 农民收入提高了, 农民生活才更安全。

2.加快农村社保体系建设

完善农村社保体系, 应重点加强四大项目建设。一是建立健全农民工与务农劳动力的工伤保险制度, 减少农民因工伤事故造成的损失。二是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重点解决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村老人的生活及养老风险。作为“未富先老”国家, 面对着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 政府须有危机意识, 尽快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以积极的姿态应对农民生活风险。三是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新农合2003年试点和2006年全面铺开以来, 农民的参合率明显提高, 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 但新农合仍存在许多问题, 农民收益并不大, 必须进一步完善。四是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即农村低保和五保户制度。社会救助是农民的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 也是农民的“保命之网”。目前社会救助资金来源大多是来至于地方政府, 而中央政府支出有限。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 缺乏社会救助能力, 造成了目前很多困难家庭得不到及时救助, 生活在贫困当中, 亟待进一步完善。

3.建立农业风险预防和保护机制

在自然风险保障方面:一要明确政府在自然灾害补偿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加大防灾减损工程建设, 利用高新技术, 科学预报灾情, 为防灾减灾做好前期预警, 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法制建设, 科学管理灾害;二要大力发展市场化灾害补偿手段, 建立灾害保险和再保险制度, 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等手段, 有效补偿灾害损失;三要建立起政府诱导型自然灾害补偿模式, 政府诱导型灾害保险模式既非完全商业化保险, 也非政策性和商业性简单混合。它要求政府从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 让位于私人保险, 改变政策性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 建立私人保险诱导机制, 引导灾害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在市场风险保障方面:一是大力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 发展合作经济和产业化经营, 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支持, 实现农业的高产高效;二是通过培育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农产品流通企业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等途径, 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建设, 提高市场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 扩大农产品价格支持范围。通过双重风险预防与保护机制的建立, 规避农业风险, 减少农民损失, 对降低农村家庭生活安全脆弱性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农民目前生活在土地保障、家庭保障、集体保障、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互助等层层保障网的保护下显得非常安全, 但实际上这种“安全”是非常脆弱的。文章认为, 农民生活安全的脆弱性源于农民生活保障弱风险承受能力下风险多元化的扰动, 并提出加强内部支撑能力和外部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建立农业风险预防与保障机制, 以降低农民生活安全的脆弱性,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家庭单位,农村人口,生活安全,生活风险,脆弱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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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J].清华大学学报, 2008,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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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黎等.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疾病发生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8, (04) .

生活风险 篇5

一、存在的问题

（一）在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方面。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不够有力。总体来看，我县经济总量仍然不大，产业链不健全，技术含量不高，要素聚集不优，工业短板较为突出，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不足。二是招商引资的效果不明显。虽然我们建立了县领导带头招商制度，各部门也都在实心实意的搞招商、引项目，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结合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商不够，只片面追求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三是落实环保政策上还有差距。对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个别乡镇主要负责人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落实环保工作相关要求不到位。

（二）在守好脱贫攻坚底线方面。一是助力村产业发展上还有差距。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中，没能找准村发展产业的精准之路，在消费扶贫中主动性不够强，没能切实掌握联系乡村的市场供求，只是面上推进消费扶贫行动。二是密切联系贫困户上还有欠缺。虽然能够按照要求月月走访入户，但是满足在面上的走访，没有深入细致的与贫困户交流，解决贫困户难点问题上还存在差距。三是压实脱贫攻坚责任上还有欠缺。对各级各部门脱贫工作责任压得不够紧，对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脱贫攻坚职责情况掌握不全面，监督上存在盲区。

（三）在守好民生保障底线方面。一是为民服务还不到位。如在深入村组一线开展重点项目、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等工作时，一天要跑五、六个村，为了赶进度，就往往听领导干部说得多、和群众直接交流少了些，没能真正把实际情况吃准、摸透、搞准。二是调研督查缺乏跟踪问效。如在企业发展调研中，面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困难，虽然也会召开会议座谈研究，谋划具体举措，落实部门责任，但缺乏后续跟踪，监督部门落实的力度不够，解决企业诉求的方法不多。

（四）在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方面。一是思想上重视不足。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够，各专业委员会未起到主要协调作用，各部门间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

二是安全检查协调不力。有的日常检查因协调不到位，造成重复的单项检查，而且检查提前打电话通知，没有有效落实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机制，“四不两直”的检查方式还停留在表面，没有落实到行动中，致使不能准确把握基层安全管理的现状。

（五）在守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方面。一是机制建立不够健全。未建立联合授信机制，缺少对企业资金链风险的监测、预警和研判，一定程度上存在个别企业过度融资现象。二是化解债务不够有力。对XX、XX等企业资金监督不够到位，没能及时反映隐性债务变动情况，导致XX等企业未能按期偿还债务。三是风险源头管控还有差距。未能充分发挥债务监管平台的监控作用，加强债务信息分析和风险研判，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目前2020年隐性债务化解计划只完成60%。

（六）在守好防范舆论风险底线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够严。虽然常委会班子能够时刻能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党性原则。但是对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够严、不够实，对意识形态的形势分析和研判不全面、不彻底，宣传监督不够经常。二是政治敏感性还不够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看主流多、看末节少，看表面多、看根源少，看现象多、看本质少。三是斗争精神有待加强。对社会上、朋友圈、网络空间里一些错误思想、言论、文章，没有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其严重危害性，有时未能敏锐察觉、坚决抵制，对一些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人和事，没有旗帜鲜明地加以制止、开展斗争。

二、原因分析

（一）从学习方面讲，主要是忽视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来自于不断地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只有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才能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由于放松了学习，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三观”教育，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导致工作满足于现状，创新意识不强，缺少应有的进取精神，从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从党性方面讲，主要是宗旨意识有所淡薄，群众观念有所弱化。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衡量一位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的最高标准。认真对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常委会班子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革新方面还不够彻底，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有时放松了对自身建设的要求，从而导致理论学习不够系统、斗争精神不够强烈、模范作用不够明显。

（三）从工作方面讲，主要是缺乏主动性和勇于创新的胆识。错误地以为，大多工作是条框内的工作、程序性，只要循序渐进，按照领导要求处理好平常事务就完事大吉，不需要创新。基于这种想法，担当实干精神逐渐退化，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的“八种本领”，还有一定差距，班子成员的能力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从作风方面讲，主要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危害认识不深。有时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各个方面普遍存在，没有在政府工作中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大敌，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没有立场坚定地开展斗争，没有下决心去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的顽症痼疾。

三、下一步努力方向

一是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我们一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的部署要求上来，善于从政治上敏锐地观察和处理化解各类风险，做实做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二是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业务知识、法律知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夯实理论基础，锤炼良好作风，切实做到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步调同拍。

三是强化宗旨意识，秉公为政用权。坚持重心下移，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真正倾听群众呼声，多做换位思考，多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做到讲实情、重实际、求实效，真正把工作精力放在抓落实上。坚持敬畏权力、慎用职权，任何时候都不以权谋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依法用权、科学用权，始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群众的评判和监督，以良好形象带动单位风气建设。

四是强化纪律意识，带头清正廉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市、县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严守信念不动摇，以典型案件为警示，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从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强化自我约束，筑牢思想防线；

不断推动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要求分管部门人员，树立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

生活风险 篇6

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对“低风险”生活方式对妊娠糖尿病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他们对14 000名健康美国女性的医学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女性于1989年至2001年参加了一个被称作“护士健康研究II”的研究。研究人员收集了这些女性的许多健康信息，包括体重、饮食情况、运动水平以及是否吸烟等。在此之前的另外一项研究还记录了这些女性的妊娠糖尿病患病情况。研究期间共有823名女性在怀孕期间患过妊娠糖尿病，其中对患病风险影响最大的个体因素是孕前超重或孕前肥胖，即怀孕前体重指数（BMI）超过25。

研究结果显示，与孕前BMI正常的女性相比，BMI超过33的女性在怀孕后患妊娠糖尿病的风险是前者的4倍。而对那些遵循“健康生活方式”（不吸烟、健康饮食、经常运动且体重正常）的女性而言，她们患妊娠糖尿病的几率要比其他孕妇低41%。如果在怀孕开始阶段体重仍保持正常，这一几率可增加到52%。尤其应注意的是，即使在怀孕前超重或肥胖，戒烟、饮食健康以及运动仍能带来明显的益处。

研究还发现，如果孕妇能够遵循全部四项低风险的“健康生活方式”，与一项都不遵循的女性相比，她们患妊娠糖尿病的风险可降低83%。与此相反，吸烟、缺乏运动、超重以及饮食不健康这四项风险因素组合起来，可使总体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增加47.5%。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很困难，但对孕妇来说，怀孕前和怀孕中期也许是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最佳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里，女性特别愿意听从那些能改善生育质量的建议。（曹淑芬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