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情与法制

中国的民情与法制（精选十篇）

中国的民情与法制 篇1

一、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在当代,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管理学家T·彼得斯在《管理的革命》指出:如果你要永远独领风骚, 那么你得不断地进行创新, 不断地推翻过去的东西。[1]

(一) 技术创新的基本内涵

技术创新作为创新的范畴, 则是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石。

根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解释,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 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生产新的产品, 提供新的服务, 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技术创新概念的提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给定的因素而排除于经济学研究范畴的缺陷, 使经济学发展到高度重视创新的因素。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傅家骥教授指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 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 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 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 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 (工艺) 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 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2]由此可见, 技术创新是一个以创新成果的市场实现为标志的经济技术过程, 是技术、产品、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 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可以从其在不同层面的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认识。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看, 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之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创新系统作为一个内在具有有机联系的系统, 包括观念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和知识传播与应用系统。[3]国家创新系统具有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等功能, 涉及创新资源、创新基础设施、创新环境、创新执行机构和国际互动等。[4]无疑,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而技术创新在该系统中则处于基础地位, 是支撑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石。

从区域创新系统的角度看, 技术创新也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关键环节和内容。所谓区域创新系统, 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其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内, 创造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实现新的功能,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5]区域创新系统立足于区域内的企业和产业, 最终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的形式加以实现。

从企业自身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能力提高和竞争优势获取的角度看, 技术创新更是实现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当前知识经济凸显的环境下, 以知识和智力资源表现的无形财产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财产和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中, 知识不断被创新、应用和转化, 而运用新知识的这些活动需要借助于技术创新活动加以实现。[6]从前述技术创新的内涵看, 技术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 它要求企业在实践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充分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有机结合。无数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 有效实施技术创新战略, 实现市场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 是赢得市场、进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法宝。仅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例, 该公司十分重视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策略。在研究开发阶段, 公司技术和产品开发以市场为向导, 根据用户的需要开发出多品种和系列的汽车款式, 满足了市场中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如公司在亚太地区推出的顶级SUV就是一例。公司技术创新实施步骤分三步, 其中第一步就是捕捉市场机遇, 确定技术创新目标。一旦发现市场新的机会, 公司即在技术创新决策的基础上确定尽快开发占领这一市场的技术创新目标;第二步是制定创新程序, 配备核心技术创新资源, 并根据企业内部整合资源的程度为外部支持提供依据;第三步则是寻求合作关系, 与其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关系。为推进公司技术创新进程, 更好地贴近消费者的需要, 大众公司还实行了所谓“反求创新”策略。其主要内容是, 在对原有技术和实物样品进行深入解剖和分析的基础之上, 反向探明其设计思想、结构原理和工艺方法, 进而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与加工工艺, 实现产品设计的技术创新, 该策略属于技术创新的适用策略, 有利于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从以前的产品和技术中得到新的启发, 从而加快研究开发过程, 使技术创新更加符合市场消费者的需要。例如, 该公司在2003年推出了在墨西哥生产的新“甲壳虫”敞篷车就是运用这一策略的结晶。总结大众公司创新管理的经验, 重要的一点是坚持“技术与顾客需要巧妙结合过程”的创新原则, 建立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市场导向机制”。[7]

(三) 技术创新是我国创新政策的灵魂和核心

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宏伟目标, 近些年来我国先后颁行了一系列鼓励和促进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性规范, 这些规范无不强调和体现了技术创新是我国创新政策的灵魂和核心, 凸显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指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要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促进科学技术更加主动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紧紧依靠科学技术和自主创新, 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为主线,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 其中在“培育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部分, 提出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工程化集成能力、启动实施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专项工程、切实落实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税收扶持政策;在“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成果的转移”部分, 提出要完善自主创新成果发布机制、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向企业转移自主创新成果、鼓励科研人员开展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活动。还如, 2009年5月1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 也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例如, 其第二章“构建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包括:构建促进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 搭建技术研究开发平台;建立科学的产业技术评估评价体系;完善技术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军民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第三章“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促进产业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包括: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进行重大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促进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技术发展指南》的产业技术, 引导企业通过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增强核心竞争力;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

二、市场与技术创新的密切联系

市场是技术创新中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场所, 也是技术创新的立足点。市场环境与市场机制、市场法制的完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其内在原因是市场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密切联系, 因此有必要先予以阐明。

首先, 市场是技术创新实现的主战场, 满足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目的。技术创新的需求来自于市场拉动, 市场中消费者需求决定了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容量, 也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因与目的, 离开市场消费者需求的技术创新显然是盲目的、难以取得成功的。不仅如此, 市场需求也是检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的标志。如果创新产品在市场上不能实现, 技术创新目标也就相应地不能实现。

其次, 市场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机制。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技术创新的市场实现尽管存在很大的风险, 在出现失败的情况下, 可能连基本的创新投资都不能及时收回, 但技术创新也很可能获得极大成功, 一旦创新成果被市场接受, 特别是那些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很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此时技术创新者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技术创新成功的巨大优势将激励企业敢于冒险投入巨资进行研究开发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活动, 从而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动力机制。二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 企业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得不想尽办法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并将其产品化、市场化, 竞争的压力本身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动力。

再次, 市场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和空间, 而且其本身是一种创新的过程, 具有培育创新的功能, 正如有学者指出, 市场的最大功能在于培育创新, 市场过程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8]换言之, 市场对技术创新具有调节作用, 它以消费者需求为基点, 尽管是“看不见的手”, 但其内含着市场交易规则及其运行机制, 对技术创新活动具有自发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只有符合市场需求、满足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创新产品才能被市场接受, 否则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而且, 市场是社会经济生活、消费习惯和潮流、技术变革、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具有动态性, 只有始终适应市场需求及其变化, 技术创新活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 市场为技术创新活动的确定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离开市场的技术创新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 技术创新通常以对创新的技术开发为前提, 而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高度的探索性质, 风险大, 不确定性程度高, 市场则具有自身的内在交易规则和制度, 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 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当然, 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上述动力机制与保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作用。例如, 正因为技术创新有很大的风险性, 加之需要付出较大的投资, 很多企业就不愿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而是依赖于仿制、模仿, 或一味实施技术跟踪策略。又如, 有学者指出, 市场本身不能保障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 也不能自己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 创新的风险和动力也不能从根本上依赖于市场加以解决。[9]

三、市场环境、市场机制与技术创新

市场环境如何对于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成败。市场环境本身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内容, 它既提供了创新主体的资源配置要素和利用方式, 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外部条件和环境。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要求市场有序、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有力, 避免或减少对创新成果的随意模仿、仿制、仿冒现象。

《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规定, 要加快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环境建设。知识产权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转移等制度和政策,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切实做好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工作, 确保核心技术获得专利保护。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各项制度。商务部门要研究制定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对外贸易政策, 支持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研究并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风险化解机制, 推动自主创新产品开拓市场。市场环境的好坏, 无疑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目的能否实现。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 需要从政策、法律、创新资源配置、市场结构优化等多方面进行改进。

市场机制则是与市场环境一脉相承的概念。在福利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市场均衡理论中, 市场机制被证明为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流转机制。由于技术创新立足于市场, 实现于市场, 技术创新的开展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通过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 整合市场创新资源, 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 推进创新活动。市场机制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体现于对创新的市场激励和对创新活动方向的自发调节, 引导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目标。例如, 企业在市场中获得巨额创新利润, 会激发其甘冒创新风险而投入人财物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特别是创新者在市场上具有所谓“首发优势”, 获得该优势对激发创新者后续创新和潜在创新者的创新活动都有作用;市场过程被认为是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环节, 能够自发地培育创新, 为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决策、情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信息, 促使技术创新性的完成。市场本身甚至还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为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能够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 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未来预期。

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要求以市场为核心,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将技术创新活动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市场失败现象在所难免, 而在市场失败的情况下, 市场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将会受到极大抑制, 因而需要对市场机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整, 以保障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换言之, 市场机制虽然是技术创新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但由于技术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特性、知识和技术本身的外溢性以及市场外溢性的存在, 市场失败风险、市场机制失灵现象在所难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活动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和调节作用, 而应有政府适当的制度和政策供给, 以弥补市场机制作用的不足, 充分调动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换言之,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也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市场机制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适当干预。当然, 还需要指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制度和政策供给却不能取代市场机制, 它主要应当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作为对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 发挥其特有的调节机制作用, 为技术创新活动营造和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我国各级政府为促进技术创新, 出台和实施了大量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有力地指导了企业自主创新工作。但是, 也应注意到, 在一些地方专利资助等激励性政策中, 存在一种盲目地追求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导向, 特别是在奖励政策方面更多地以专利数量作为主要标准, 忽视了专利产业化绩效的考察与评估, 结果导致一些政策变相成为了科技奖励模式, 与依靠市场获得回报的市场机制背道而驰。这种数量型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导向值得改进, 应逐步迈入数量与质量兼顾型政策导向上来。

四、市场法制对技术创新的保障作用

上述市场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竞争机制, 离不开法律保障, 特别是规范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律制度。市场法制的必要性体现于规范市场交易和竞争秩序, 完善市场结构, 健全市场规则和市场制度, 为市场经济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市场竞争、市场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和制度环境。由于市场是生产、销售、消费的整合平台, 市场法制涉及相当多的内容, 如市场竞争制度、资本市场制度、技术市场制度、中介服务市场制度、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信息服务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 其中与企业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尤其体现于市场竞争制度、资本市场制度、技术市场制度、中介服务市场制度等。

市场竞争制度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防止市场中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市场法制, 主要包括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竞争法制。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及市场竞争制度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技术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激烈、技术创新的成功能够使企业获得极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调动了企业从事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获得中伴随着市场竞争, 需要受到竞争规则的调整, 市场竞争制度不完善将面对创新成果的模仿、搭便车行为无能为力, 甚至严重损害技术创新活动。同时, 技术创新的成功, 会使部分企业成为市场中的领先企业, 为获得最大的效益, 这些企业有天然的垄断倾向, 反垄断法等市场竞争法制需要干预。

建立促进技术创新的市场法制, 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及其运行机制, 以保障企业诸生产要素能够在市场中实现优化配置, 并最终在市场中能够得到实现。[10]以技术市场制度为例, 涉及技术市场主体制度、技术市场交易制度和技术市场中介服务制度等内容。在技术市场主体制度完善方面,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个人是技术供需方, 需要建立激励技术供应方积极转化其技术成果的机制, 为此需要理顺职务技术成果与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产权归属, 完善职务技术成果制度。在技术市场交易制度方面, 主要是完善技术合同制度, 包括我国《合同法》中涉及技术合同的规定以及《技术进出口合同管理条例》的规定等。在技术市场中介服务制度完善方面, 主要是完善现行技术市场中介服务体系, 拓宽服务范围, 规范中介服务行为, 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效率。中介服务制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 对此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性文件多次提到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和交易场所、培养职业技术经纪人队伍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包晓闻, 刘昆山.企业核心竞争力经典案例 (日韩篇) [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91.

[2]傅家骥等.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13.

[3]李平, 潇延高.产业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关于深圳实践的深层次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36.

[4]吴敏.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中国科技论坛, 2006, (5) .

[5]顾新.区域创新系统的失灵及其完善措施[J].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3) .

[6]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管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134.

[7]晓闻, 刘昆山.企业核心竞争力经典案例 (欧盟篇) [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110-112, 117, 147.

[8]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90.

[9]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166.

《传统文化与法制中国》的学习心得 篇2

我作为一名教师，有幸参加阜阳市2015年暑期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公共课-《传统文化与法制中国》的培训，经过3天的紧张学习，收获很多，感受颇深！

2014年 10月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习近平为中央总书记党中央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前人的诸多法律智慧。要建设法制国家，不仅需要改革创新，而且需要古今结合，古为今用。

“法治”这一词汇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早已出现，管子曾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它是外来词。从其进入中国至今，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着冲突，以至于今日“建设法治国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地与法治相冲突，其中有许多合理因素，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仍然可以借鉴。

一、形成“以人为本，恤刑慎罚”的理念。

如果说，人本主义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的话，那么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确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西方文明，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的，也即在人的价值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法治。

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人本主义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它也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夏朝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为政权的来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顾，而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较少关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终导致了灭亡。继之而起的周汲取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天命是难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却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产生。周人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要想获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须要从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战国的乱世更是彰显了民心向背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联。随后通过儒家“仁学”思想的总结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转化。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如西方人本主义产生过程中那样附带产生了“法治”传统，相反产生了“人治”的传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文化对“人”的认同和重视，产生了一些可以为今天法治建设借鉴的爱惜生命、宽仁慎刑的思想。如我国从叙利亚和也门 2个国家撤侨，减少死刑的种类，以及疑罪从无的规定如：聂树彬案，呼格吉勒图案，都显示出我国形成了“以人为本，恤刑慎罚”的理念。

二、形成“衿恤老幼妇残”的理念

基于“惟人万物之灵”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现并成熟。《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是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经典。反映先秦时期理想政治的《周礼》中也主张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以及安富六大举措来养民。就刑罚方面来讲，对于老、幼、妇女以及残疾人犯罪法律予以优待。妇女在刑罚上一般都会比照男子减轻用刑，如历代对女性犯罪都适用赎刑。所谓赎刑是用金钱代替劳役的一种替代处罚，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劳役而使其获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赋予特殊主体的一种特权。如我国现在给与老年人更多的生活保障，补贴等等。给妇女儿童更多的权益保护和对未成年人专门立法等等都是对特殊人群的保护。

三、形成“死刑复奏”的理念

儒家认为“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因此理政司法务在减少死刑，统治者以死刑实际执行人数之少来判定社会的安定与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汉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执行前必须经复核程序，且要由皇帝亲自勾决才能执行死刑，违者治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复奏为五复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唐制，清朝死刑执行前实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保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及疑罪从无的规定如：河北的聂树彬案，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

只有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有德无德是判断一个君主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也是国家法令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键，甚至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所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甚至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令的执行也是同样，执行者的品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道德败坏、腐败滋生的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如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强力反腐，抓出许多***，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等等大老虎。

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主张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培养人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为耻并能够自觉为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预防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如每年的中国道德模范和最美医生，教师的评选等等，都起到德化的作用。

当前的社会，民众的是非之心、廉耻之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只要有利益的驱使都会出现，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胶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面对这些问题，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尤其值得提倡。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精神，它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相悖的。经过清末的法律改革和近代以来的法律近现代过程，中国的法律文化已经呈现出二元化的结构，有些学者把它概括为“以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的较为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以传统社会为根基的较为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但是，根基于传统社会的所谓观念性的法律文化并不一定都是落后的，传统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明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穿越时空的合理因素可资借鉴。同时，法治本身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更确切地讲，法治是制度、精神和文化的有机体。从社会层面上看，法治无非是人类凭借法律规则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制度安排，但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看，法治却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公民个人对法律规则的依赖所形成的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通过这次暑期培训，学习了《传统文化与法制中国》明白了作为一名合格，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程中，不仅需要自觉的建立法制信仰，而且要切实的从生活和工作的小事细节中去践行。

董必武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篇3

在中国现代史上，董必武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人。1920年，他与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法律、并以革命家的姿态最早主张依法治国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政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缅怀先烈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董必武探索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学习和研究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提出法制国家观

董必武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创造，是提出了法制国家观。他以自己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阐述了法制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董必武认为：法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1]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习惯于用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夺取政权，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针对这种情况，董必武及时提出了加强人民民主、创建法制文明的口号，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在上述论述中，董必武把法制与文明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法制国将不国，没有法制也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董必武法制思想理论中的一大亮点，它有力地驳斥了法律虚无主义。

2.确立依法办事的根本原则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健全和加强法制，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1956年9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3]依法办事的论断是董必武总结自己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得出的。董必武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少有的专修过法律和从事过律师职业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董必武从事过律师职业，主持制订过惩治和审判土豪劣绅的有关法律，担任过苏区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发起组织过宪政协进会等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文件，在这一系列法制实践中，董必武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思想。董必武的依法办事思想，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第一，必须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前提，是要在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制定法律，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第一步就是要立法。董必武认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4]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论述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人民民主法制。

第二，必须有法必依。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有法不守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一些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法律是管别人的、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错误思想。对此，董必武敏锐而深刻地指出：“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5]董必武认为，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有了法而不去了解，有什么用呢？如果以为有了法，就可万事大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明确强调，凡属明文规定的，必须严格贯彻实行，按规定办事，不许有任何违法现象，要在人民中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3.倡导党员干部带头守法

树立守法意识，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律，是董必武一贯的思想。早在延安时期，董必武就提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的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如果我们党员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不把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不自觉遵守法律的现象，董必武更是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提出严厉批评：“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法律、法令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正确地执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认为自己对革命有贡献，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不把法律、法令放在自己的眼里，以为这些只是用来管人民群众的，而自己可以不守法，或不守法也不要紧，这都是极端错误的。”[6]在这些讲话中，董必武反复强调了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守法，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的观点，坚决主张对那些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违法的党员干部，不论其地位功劳，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4.强调正确处理党政、党法关系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和政府权力的关系，当时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错误认识，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什么都管，就是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事实上，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我们的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颁布的，它不仅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也是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党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依法办事，就是依据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应该是统一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董必武明确指出：“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党是依靠机关里的党组来领导。”[7]他还提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应注意：“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8]

二、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积极推动法制教育

鉴于新中国初期我国法制建设面临不少的问题，如对法律、法令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少数党员干部对法制不重视和不遵守等，董必武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就必须积极开展法制教育，以此培养人民的守法思想，增强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努力设法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使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风尚，否则，将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董必武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国家，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法制和法纪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决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成，任务将是相当艰巨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推翻一种旧制度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把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改变过来是很困难的。这不能靠下一个命令来解决，而要做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散漫习惯等作长期斗争，并且要依靠法律进行这个斗争。宣传法纪的教育更是长期斗争，在工人阶级内部、外部都要做这个工作。[9]

2.全面推进立法工作

依法办事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要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法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和规则。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了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就直接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并主持起草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又主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此外，董必武还主持或参加了另外几部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等，全面推进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3.建立健全新中国各级政法机关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一系列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董必武迎难而上，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切旧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新中国法制体系的重大工作。他高度重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努力着手建立新中国的各级政法机关。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组建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等部门，之后，各地又相继建立起公证机关、律师机构。1951年5月，董必武领导政法委员会讨论并决定省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明确其职责主要是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同时负责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为了正确处理司法系统内部各机关的关系，董必武还及时提出了公、检、法“分工负责”的权力制约观。他认为，公、检、法互相制约有助于加强三者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利于保证各自职权的正常行使，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或偏差。同时，在人民法院内部，董必武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又确立了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合议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等重要的诉讼制度。董必武为新中国人民司法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大力进行司法改革，培养政法干部

旧政权的被推翻，一方面使国家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新国家又面对大批旧政权遗留的工作者，惟有对这批人员进行改造，才能使其继续担负原来的工作。为此，围绕提高司法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纯洁其组织，1952年5月，董必武指示中央政法部门派出四个联合视察组，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对司法干部队伍的组织和思想状况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在董必武的建议下，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将司法队伍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清除出去，肃清司法工作者头脑中旧法观点的遗毒。

董必武深知，有了法，还须有具备起码的法律科学知识的人去运用，否则不可能不判错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律专业人员极为缺乏。因此，董必武不仅多次呼吁要加强法律干部的培养，而且于1952年10月具体地提出了训练政法干部的意见，要求依靠各方面的努力，开办各级政法学校和政法干部轮训班，解决法律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董必武的关心和推动下，不久，北京、上海、重庆陆续成立了政法学院，这为提高新中国政法干部的素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董必武的法制建设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法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董必武关于党员干部要学习和掌握法律，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护法，成为群众表率的告诫，更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同时，目前我国社会上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腐败的状况并未完全杜绝。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免遭严重挫折，我们今天尤应高度重视董必武当初的教诲，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切实贯彻落实依法办事这一治国理念，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使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早日实现。

[1][2][4][5][7][8]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1.413.218.452.458.309.

[3][6]董必武法学文集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52.222-223.

中国的民情与法制 篇4

一、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取得了诸多成就,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进行依法治国, 发展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是不幸陷入了“大民主”的陷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的基础上, 得出了结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 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代表的三座大山, 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 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第一次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 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从而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早在50多年前,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的时候, 满怀信心的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 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民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寻找到了民主这条道路。在实践上, 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为国家的政体,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我国的政党制度, 奠定了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财富。但是不幸的是他在建国后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 在民主建设上陷入了“大民主”的陷阱。毛泽东的民主观存在两大缺陷, 一是“民主手段论”, 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作为实现集中的方法和手段, 没有把民主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 没有认识到民主作为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的作用, 从而贬低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 使民主成为国家统治者可有可无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二是只重视民主的本质属性, 忽略了民主的具体的实现手段的探索。他认为, “群众运动”这种“大民主”的方式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问题。但是实质上, 他的“大民主”观是无视法制甚至排斥法制的民主观。在他那里民主和人治联系在一起, 结果导致了民主的破坏, 酿成了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

二、粉碎“四人帮”以后, 在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 同时提出了“民主法制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普及教育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主法制理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他一方面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 另一方面克服了毛泽东的缺陷和失误, 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 民主不仅是手段而且更是目标, 同时他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民主法制论”。具体表现在: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民主必须法制化, 制度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普及教育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他指出, “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 并不很健康。”这是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得出的科学结论。“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

在具体的思路上, 他指出, 其一, 以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其二,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其三, 以法制普及教育为途径;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基础, 邓小平强调, “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其四, 依法治国, 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要消除人治, 走向法治, 首先要从加强党的建设, 改善党的领导做起。

三、当前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 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其一, 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二、在具体实践上, 积极推行依法治国。第一, 加大立法进程。第二, 加强依法行政。第三, 推行司法改革, 建设高素质的政法队伍。第四,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三五”普法深入开展。第五, 依法治党治军。他强调, “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 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全军同志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这一重要发展, 更加自觉的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 把国防和军防建设纳入法制轨道。”

综合回顾、总结和比较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民主法制观,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非常重视, 提出了各自的具体的实现途径和思路。在当前中国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真正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的思想, 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新世纪不断前进, 最终实现现代化。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取得了诸多成就,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进行依法治国, 发展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是不幸陷入了“大民主”的陷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普及教育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新思路;当前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 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与期货法制创新 篇5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与期货法制创新

胡茂刚

不可否认，制约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法律瓶颈依然存在，检讨有关法律法规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否定。由于《期货法》尚处于起草和研究阶段，目前规范国内期货市场的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国务院于制定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探讨期货法规特别是条例的修订，我们不能脱离当时期货市场高速、盲目和不规范运作的背景，时过境迁，从治理整顿的效果、市场经济的改革、入世带来的风险、风险管理的需求角度重新审视法规的部分条款，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法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有些条款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已经不符合期货市场规范发展新阶段的要求，甚至制约了期货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我们思考期货法规的清理与修订，正是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历史的“扬弃”。“法制作为经济生活的记载，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生活而又落后于变化的经济生活。”(马克思语)通过法制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法治国家格外关注的课题，期货市场法制完善只是法制落后于众多现实需要的缩影而已。本文拟从期货市场发展的角度阐述我国期货立法的完善。

一、期货市场的三级管理制度

无论欧美还是亚洲国家，对于期货市场的监管，分为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为交易所的一线监管。……第二个层次为期货业协会的自律管理。……第三个层次为国家的宏观管理。……2

(一)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学古老而常新的课题，经历了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两大截然对立的兴衰交替史。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争论的已不是国家是否可以干预市场的问题，需要回答的是干预什么，如何干预的难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呼唤有限政府的建立。3打破政府全能的权力结构，把微观经济活动交由市场调节，是“有限政府”第一要义;重视政府的作用，但不让政府取代市场，而是要求国家在市场经济稳定运行这一更广泛的意义上提供良好的社会法律环境。4党的十五大有关“政府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张事实上为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奉行“市场化改革”的清晰思路，明确提出按市场化原则加快期货市场立法，及时调整法规、政策，以适应期货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市场化有助于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监管层明晰改革重点。5

因此，在期货市场发展的问题上，一方面，有必要强化中国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的权限，减少因部门协调造成的低效，在国务院领导下，授予证监会在期货市场发展问题上的决策权，通过政府制度创新推动市场化进程，把工作的重心由对期货市场消极作用的防范和限制转变为侧重对市场的培育和引导。另一方面，如果说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维护公共利益是期货市场管理的首要目标的话，那么在期货市场整顿规范后，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成为期货市场管理的首要目标。证监会既然定位于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而非主管部门，决心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作为重中之重，并上升到关系期货市场存在、发展前提和基础的重要高度来认识，那么在期货立法问题上亦应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优先的指导思想。6对此，可参照证券立法，将《条例》第一条表述为：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期货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条例。毕竟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期货市场的基石，是期货市场秩序稳定的保证，次序的位移旨在说明期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格外优位保护的必要。

(二)期货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政府广泛监管权限的行使，并不凡妨碍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需要加深认识的是，协会对其会员的监督和自律管理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其作用是监管部门无法代替的。”7国外期货市场管理体系中，行业的自我管理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主要以“协会”或“联合会”的形式出现，专注于行业自治、协调和自我管理。譬如美国的全国期货协会(NFA)即是由美国期货行业和市场用户共同支持、共同参加的自我管理组织。中国期货市场从1995年7月20日着手筹备期货业协会到12月底正式成立，整整历经六年时光，期间期货市场的不规范无不与第二层次――协会自律管理体系的缺失紧密相连。尽管期货业协会已经成立，但在立法上还存在空白，其法律地位急待肯定;此外，为加强协会的作用，建议在现有的8项职责权限外，赋予其以下权力：①提出期货交易管理新规则的修正方案，请求政府批准实施;②有权要求对会员进行财务监察和业务监察;③基于期货行业特殊的专业性，参照国际惯例，探索仲裁法的修订，赋予协会独立的仲裁权。8

(三)期货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商业道德对人们的约束，从根本上说是市场长期利益对人们的约束”。9期货交易所的第一线监管，是期货市场管理的灵魂。交易所日常自我管理主要通过章程、规则和办法来进行，譬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规则多达3314条，10看似繁琐却有效地维系着期货市场的生存。从当前我国有关期货交易所的规定来看，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入手改善自我管理能力：①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投资活动的自由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传统会员制交易所面对的垄断市场和交易非自动化的基础不复存在，公司制已成为越来越多交易所的选择。11期货交易所长期以来虽然作为企业看待，但一直受非盈利的限制，严重削弱了企业提升技术手段、改进自身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期货交易所，在建立真正的会员制的基础上，俟条件成熟时明确交易所的盈利性，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适时选择上市募集资本，应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挑战。12同时，期货交易所在市场监管的核心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此可比照证券交易所，赋予其享有更广泛的监管权力和相机处理权限。②从结算体系来看，顺应期货市场发展趋势，引进统一结算制度迫在眉睫。完整、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有赖于独立于交易所的清算公司和担保公司(或合而为一)的建立，形成交易所、清算公司和会员三者之间的三角制衡模式，使其承担结算、风险管理和履约担保功能。③根据现实情况和发展需求，适当时机将交易所会员分为结算会员和非结算会员，增加风险分担的层级。在吸纳、批准结算会员的标准上，综合考察信誉优良、资本雄厚、组织机构健全、经营业绩上乘的会员的基本情况，按结算保证金制度的规定向结算所缴纳保证金。通过结算会员制的实施，使交易所直接面对众多会员进行交易风险控制变成只对少数会员进行资金控制和结算，既降低交易系统的运作风险，又可有效提高交易系统效率，强化市场监管，防止违规行为，期货市场的健康运作就得到了保证。13《条例》第8条有关期货交易所经纪会员和非经纪会员的简单划分亟待改进。

二、期货品种创新与新品种上市机制改革

(一)期市的品种创新

1、国际期货品种创新的新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的行业越多，就越需要品种丰富、功能齐全的期货市场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全球商品期货市场经过150年的发展，目前共有商品期货和期权93类商品267个品种。以美国为例，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先后上市了谷物、棉花、咖啡、可可、柑橘等多种农产品。进入20世纪，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进入工业领域。1971年以后，相继推出的外汇、利率和股指三大金融品种更是将期货市场蓬勃的生命力一览无遗。14一定意义上，上市品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交易所竞争力的高低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上市品种的开发成为期货市场重点关注的课题。

2、尽快开发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形成大品种为主，大小品种共存的合理布局。15我国期货市场十一年试点、期间七年整顿的艰苦历程从侧面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期货市场的规范整顿已基本到位，期货市场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有利于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深刻变化，这一趋势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更加明显。面对入世给中国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带来的巨大价格风险和激烈市场竞争的挑战，我国期货市场有限的几个品种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期货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行业的自身发展，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上市的品种太少，结构单一，保留下来的12个期货品种中只有7个挂牌交易，至于活跃品种就更少了。由于缺乏国民经济风险规避急需的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米等)、战略性品种(如线材、石油、贵金属)，国际商品市场由供求关系引起的经常性的大幅价格波动往往给中国农户、经营者和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商品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快上市交易如玉米、大米、棉花、白糖、石油等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比重或有较大的影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16

3、稳步推进金融期货品种。离开占80%份额的金融期货品种，期货市场可以说是不完整的金融市场。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在叫停金融期货之后至今未恢复交易。适时推出金融期货品种，有利于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我国证券市场潜伏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提醒我们：没有股指期货作为证券的避险工具，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保险、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将承受单边作多的巨大风险;周边国家和地区正拟推出中国股指期货，必然对中国股票现货市场构成影响，加之股市近期的深幅调整使股指期货呼之欲出;17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将加大金融机构对分散利率风险的需求，呼唤国债期货的诞生;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人民币最终走向自由化成为时间问题，当人民币成为硬通货时，开展外汇期货交易对于巩固我国经济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管理层酝酿推出股指期货品种时，我们应当从法制创新的角度为金融期货的推出扫除法律障碍，建议修改以下相关法规：①《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实际上排除了允许证券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能性;第36条禁止券商向客户融券的行为又从理论上否决了单只股票的期货交易。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0条明文排斥金融机构作为交易适格主体的可能性，很难想象，缺乏众多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市场的规模、功能和风险控制会尽如人意。法律上的障碍不解决，股指期货这一有望率先推出的金融品种就不可能面世。18

(二)新品种上市机制改革

尽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上市新品种呼声高涨，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令人遗憾的是受期货品种上市机制的制约，新品种的上市受到限制，有关品种上市机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和19《条例》规定，中国证监会依法获得上市、终止、取消和恢复期货品种的资格和权力。但实际运作决策程序复杂，过程冗长，三年来，中国证监会并未获得新批一个新品种的权力，以致有学者喟叹：“当年暂停期货品种由国务院下文，新批期货品种是否还应由国务院下文。”财经杂志5月号报道，中国证监会曾经希望获得审批期货品种的权限，但上报国务院后，一直尚无定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没有真正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值得深思。

在这方面，日本前修改《交易所法》，从严格限制期货市场转变到发展期货市场的经验措施或许能给我们以启迪：过去日本一直实行“有益论”，即必须证明上市新品种对社会是有益的，然后报期货市场政府主管部门部长批准实施。1990年以后，将上市期货新品种由“有益论”改为“无害论”，即交易所根据发展需要，可先行试验上市任何期货新品种，经过两年试运行并论证对社会无害之后，再报政府主管部门部长批准正式上市，这样极大简化了上市程序，提高了市场效率。19美国也采取了类似作法，政府把重心放在新品种上市规则的制定上，而把开发、决定新品种的权力赋予交易所，当市场有较大需求时提请CFTC批准正式上市，推动了期货市场的高速发展。20

为完善期货品种上市体制和上市方式，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期货品种上市决策制度：

1、出于过渡考虑，先专门成立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委员会，其成员由证监会、国家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等部委代表及行业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以投票方式审批交易所提交的申请，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召开一次会议，对拟上市品种进行论证和审批，写出书面反馈意见。如未获通过，应在书面反馈意见中说明不批准原因。需要声明的是，这一做法只是权宜之计。笔者认为，面对迫切发展期货市场的新形势，期货监管层保持适度的宽松是宏观规制高水平的艺术体现。

2、试行品种上市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可以预见，市场化将成为未来期货市场长期发展的潮流，交易品种的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应由市场决定而非政府判断。建议授权交易所并由交易所通过在内部设立新品种委员会，负责开发对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需求强烈且具有投资价值的期货品种，设计科学的标准合约，制定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品种的发展潜力作出合理的预测，报经证监会核准后即可上市交易。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实行期货品种核准制后，品种过多过滥的历史会再度重演，毕竟期货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已非90年代初期可比，加上出于形象、效益的考虑，交易所没有理由不谨慎从事。建议参照我国股票市场的做法，在《条例》中增加一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期货品种上市审核委员会，21依法审核交易所品种上市申请。品种上市审核委员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方式对品种上市申请进行表决，要求经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方能通过，并提出审核意见。

三、期货经纪公司组织制度创新和业务创新

期货经纪公司作为期货市场最具创新意识、最具活力的重要市场参与者，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曾经经历了无序发展与治理整顿两个阶段。当期货市场新一轮勃兴机遇来临时，能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公司组织管理模式，是直接关系到期货市场盛衰兴败的重要保证。22科学的组织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期货经纪业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良好的业务服务是期货公司管理的永恒主题。由于受组织制度和业务范围的束缚，期货经纪公司在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的浪潮中相对显得裹足不前，与期货市场宏观基本面回暖的背景极不相称，急需改善：

(一)借鉴证券公司的组织模式，建立期货公司新型组织形式。

1、实行分类管理。在考察期货公司资本实力、盈利能力、无形资产、交易活跃程度、持续经营状况、规则遵守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探索综合类期货公司与经纪类期货公司的分类管理。加快期货经营机构的结构调整，形成以少量规模大的综合类公司为骨干，以经纪类期货公司为补充的稳定结构。23当前我国期货公司的实力很难适应今后期货业的发展需要。据统计，在全国近200家期货经纪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注册资本刚好达到《条例》规定的3000万元的下限。因此，在考虑综合类公司的设立标准时，建议规定如下：①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二亿元;②主要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必须具有期货从业资格;③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合格的交易设施;④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自营业务与经纪业务相分离的分业管理体系;⑤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至于经纪类公司最低资本应不低于5000万元下限。此外要求：①期货公司必须在名称中标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和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字样;②为维护交易安全，经纪类期货公司必须在名称中标明经纪字样以示区别。

2、鼓励期货经纪公司增资扩股，兼并重组，为提升期货公司的整体实力创造法制条件。根据保险、证券法律法规规定，其资金运用不得投资于实业，其中当然也包括期货行业。24此外，《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禁止外资参股期货公司，成为期货公司的股东，25一定程度限制了期货经纪公司筹资渠道，不利于改善当前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的弊端。中国入世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特别是商事法存在着与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严格按国际社会认同的全球经济规则运作，摒弃不合时宜的“中国特色”。为壮大期货公司注册资本和经营实力，建议：①尽快出台《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保险公司管理办法》，允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控股集团的形式介入期货业;②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适当时间参股期货公司，但持股比例不超过33%。

(二)明确期货公司的法律地位。《条例》和四个配套办法的颁布实施，对倍受争议的期货市场给予应有的法律地位，为探讨期市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对期货公司各项限制条款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期货公司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理论上属于金融业，但不属于央行管理;宏观规制纳入证监会序列，但无任何金融权利;会计核算执行饮食服务业而非金融服务业会计制度，但又不同于一般服务业;无贷款权也无权为他人提供担保，连一般企业具有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

(三)积极拓展期货经纪公司的多种业务。目前经纪公司受法规限制，只能从事期货经纪(代理)，26品种的缺乏加上业务的单一，造成市场的长期低靡。要使期货公司成为期货市场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有必要打破《条例》第25条规定限制，扩大期货公司的经营范围，使综合类期货公司除经纪业务外，有望从事期货自营、委托理财、设立期货投资咨询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期货投资基金和期货基金管理公司等业务。

(四)开展境内业务的同时，稳步推进境外业务的开放。①优先考虑选择部分实力较强、管理规范的综合性期货公司代理国内客户从事境外期货交易，27建议允许有迫切需求的国有企业从事境外套期保值业务，适当时机放宽《条例》第49条禁止期货经纪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规定。28起步阶段，国内期货公司成为境外期交所和结算公司的会员难度较大，可先选择国外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期货公司或国外期交所的一级会员作为二级代理，时机成熟后再有限度地开放国内期货市场。②借鉴证券业作法，允许交易所试点吸收境外期货公司作为特别会员，经批准从事某些品种交易。29③选择少数综合性期货公司接受境外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组建中外合资期货公司。④开放初期，采取符合资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直接投资国内期货市场。

四、为机构投资者进入期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期货市场为套期保值者提供了发现合理价格与风险规避的功能，但如果市场集中交易聚集的风险不能有效分散至投资者和投机者，则将导致整个市场的失衡，其中一重要原因在于市场投资主体的缺陷，即套期保值者、套利者、投机者之间的不合理结构。30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中，若套期保值者所要转移的风险远远大于投机者或投资者所能承受的能力，必然导致市场交易不活跃，市场流动性差;反之，若套期保值者所要转移的风险远小于投机者或投资者所能承受的能力，那么期货合约仅仅成为一个过度炒作、投机的符号而酿成风险。31目前，中国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不利于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如何为机构投资者入市创造法律条件，是稳步发展期货市场，防范和控制期货市场风险的重要保障。

(一)积极培养套期保值者，改变不合理的投资主体结构。除了加强套期保值功能的宣传，必须从制度上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措施吸引保值者入市。32套期保值的风险相对小于投机风险，但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在保证金管理方面并未对套期保值头寸与投机头寸进行区分，影响了保值者入市的积极性，导致市场弥漫浓重的投机气氛。因此，可考虑为保值者降低初始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的标准，在手续费的收取方面适当有所倾斜;进入交割月份后，对保值者不再追加保证金，为其节省流动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除此之外，现代企业的流动资金绝大部分是信贷资金，而企业资金“瓶颈”问题一直制约套期保值的规模，我国应借鉴美国作法，鼓励农场主、农民入市作卖期套保，并提供信贷资金或财政资金支持以锁定经营风险。《条例》第47条既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参与期货交易，也不允许金融机构为期货交易融资或者提供担保。33应尽快纠正对套期保值和投机不予区分的“一刀切”的做法，鼓励银行将资金贷给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

(二)改革财务会计制度，平衡现货盈亏和期货损益情况。套期保值者参与市场的目的不是追求额外利润，而是通过买卖种类、数量相同，交易方向相反的合约交易来锁定成本，从而确定预期利润。34对套期保值者来说，无须关心现货价或期货价的涨跌，因为保值的结果不是现货亏损期货盈利就是现货盈利期货亏损。由于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不配套，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分别核算，在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考核时，只注意期货帐面发生的亏损，而忽视统计现货交易实现的盈利，从而损害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积极性，有必要在综合考量现货和期货交易最终损益的基础上评判保值者的经营绩效。

(三)逐步放宽对国有企业入市的限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其行为能力可以有强弱之分，但权利能力却无高低之别。换言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重心不在于对市场过程进行干预，也不在于对市场竞争后的结果进行调整，而在于进入市场前对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地位的安排上。35就期货市场而言，国有大中型企业更是套期保值的主要需求者，套保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保值的需求不够而在于现行制度的失范：《条例》第48条限制国有企业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业务并且品种仅限于其生产经营或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不仅禁止了自营业务的开展，并且严格限制了套期保值的范围。()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究竟是特殊企业还是一般企业?如果承认国有企业为一般企业，就应该赋予其与其他企业同场竞技的权利，不仅可以套期保值，而且可以投机。36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既是不断强化市场风险意识的过程，又是不断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过程，国有企业没有理由不利用这一市场。

(四)为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入市创造条件。我国期货市场资金量大约为80亿元，相当于一只开放式基金的规模这与缺乏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密切相关。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投资公司进入期货市场无法律障碍，但缺乏法律明确、肯定的支持，反映了转轨时期制度上的空白。理论上，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进入期货市场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37但实际上，证监会核准证券公司委托理财的业务中并不包含期货交易，并且事实上并不允许证券公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也排除了把期货交易作为投资组合的工具。这些规定限制了期货市场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从三方面入手解决：①把期货合约与股票、国债及公司债券并列作为重要的投资工具，赋予期货业适当的法律地位;②基于期货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在管理和运作上的相似性，作为过渡，可放开其投资范围，准许进行期货投资并对比例作一定限制;③培育规模性的专业投资商，在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法》中明确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过设立期货投资基金，由专门的期货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作，直接以期货合约作为投资对象和避险工具。38

中国的民情与法制 篇6

关键词：经济法制；法律成本；法律资源

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立法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一，在经济法律中，其需求和供给出现了失衡的情况。首先，民商法不论是在体系化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能使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经常表现出供给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经济行政法在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使用过剩的情况，已经不能停留在只发机关、司法、立法的范畴之中。第二，在实施经济法律后，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能与立法预期的效果相互吻合，经济立法在行使过程中主要是对指导思想在经济上进行诱导，在此过程中经常出现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差，造成经济法律结构中出现比例失衡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强制规范达不到一定的效果时，還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法不责众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成本

（一）经济法律的立法成本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律成本指的就是在进行经济立法过程中，在财力、物力、时间方面的支出，其中包含了从调查一直到法律文本制作其中所有活动的支出费用。由于立法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整个国家中经济立法的成本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包括机关、社会全体以及个人都要支付的一项费用。制法成本的费用主要由机关支付，而社会和个人主要支付的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式规范的成本。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项问题：第一，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法律过程中，一般是将国家立法机关作为实施的核心，然后强制性的对法律条文进行改革和更新，近些年立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这就造成我国使用在法律中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耗费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费用相当大。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参与并且起草与本部门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调研费用。第二，在创立一些并不正式的经济法律规范时，经常出现将一些日常的业务与法律创设条件融为一体的情况，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最终就造成了费用支出过大的情况，例如：一些企业和行政部门在定力企业标准或者设立企业规章制度时就会采用此类方法，最终造成费用消耗过大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实施成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投入称为是经济法律实施的成本。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投入：第一，国家机关的投入，这部分投入一般主要应用一些教育以及宣传活动中，通过这种实施方式，使人们旧的法律意识得到改善，从而更充分的了解新的法律规范。第二，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投入，这部分经费的来源方式一般是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所要支付的劳务费用，审判结束后违反法律规定一方所承担的赔偿金。经常被提到的守法成本一般是指社会公众在进行经济法律活动时所支出的费用，例如：企业对企业中的产品进行抽检，需要提取样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这部分的支出就属于是守法成本。

三、影响经济法律成本的因素

（一）经济立法成本

与经济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与调整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产品的稳定性和其机制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导致经济立法成本发生差异的情况。在我国定力民商法时一般会经过这些步骤：先由个别意思对合同的条款进行抉择，然后将这项条款呈现给大多数人看，用来寻求大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订立相关的合同，最终根据立法的惯例制定出准确的法律条文。这种由非正式逐渐向着正式演变的过程将其自发性和市场需求的内在性充分的反映出来，这就使民商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素使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出现冲突情况，所以造成我国经济立法出现机会成本过高的情况。

（二）消费者偏好与经济法律实施成本

公众消费法律的过程与经济法律实施的过程是相互同步的，在消费者进行一般商品消费时，对商品拥有一定的偏好，对法律的偏好也是如此。法律的偏好情况会影响人们自觉的使用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民商法的宗旨就是使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得到促进，它的规律与追求个人偏好时将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相一致。由于经济法则存在差异，造成社会短期利益、集体、局部利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使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在市场中会出现将自身的损失转嫁于他人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中需要有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专门对市场交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这种方式使实施的费用得到增加。

四、降低经济法律成本的措施

（一）设定科学的经济法律政策

第一，将民商法作为指导基础。在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首先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将这些资金用于经济法自身管理中，从而使经济法的整个体系得到规范，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将民商法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民商法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自民商法颁布以来，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将给经济法带来一定的有利因素，从而使其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第二，应当将有较高交易费用的领域作为其突破口，在一些经济领域中，由于其交易的费用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对法律的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就能使运行的成本得到降低。一般情况下，如果想要使市场交易得到正常的运行，那么就应当不断的完善债权制、物权制等。通过目前市场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义务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在市场主体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使市场经济受到了阻碍，并且使市场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民法会将合同法和物权法放于优先地位。

（二）经济法律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实现了经济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所运用道德法律形式和调节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法律的功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经济法律是多非常元化的。

五、结束语：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在立法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立法数量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在我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经济法律，不仅能使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在经济法律立法过程中法律成本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作为我国立法部门，应当不断探索和研究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成本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的找出这些问题后，通过设立经济法规、增强法律多元化等手段，解决我国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成本的问题。（作者单位：平安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参考文献：

[1]李淼.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2]吴群刚.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及应用[D].清华大学，2002.

[3]陈蔓生.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南京大学，1997.

[4]建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5]马淑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伦理的历史变迁和理论思考[D].南开大学，2013.

社会主义中国下的“专政”与法制 篇7

一、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误解与扭曲

我国的法制建设之路是漫长充满挫折的,时至今日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百姓没有法律意识政府知法犯法都是我国在步入法治国家完善法律制度所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普通百姓缺乏权利意识不愿意打官司,打官司难、打官司贵、打官司不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法制在基层并没有深入人心。而百姓在打官司时又遇到法官徇私枉法,相关法律部门执法不严,甚至以权谋私,进一步降低了国家的公信力,同时使人民丧失了对法制应有的信心与坚持,更严重的让人产生了对法制中国的全盘否认,不相信中国有法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我国没有法制只有人治,与之前的政治制度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多大改观。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对极少数敌对分子进行专政,而居心叵测的分离势力、反动势力借以虚假宣传我们是专政的国家只是统治者借以人民知名来进行专政统治。同时,我们中的一些对政治不了解的人也会产生错误的认识,错认为我国是专政集权的国家,和当年的袁世凯、蒋介石并无二异。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政府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集权主义及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我们的人民不了解情况,以偏概全,误解了党和国家,从而扭曲了我们的制度,对此加以怀疑、批判、否定。

之所以有人认为我国是专政的没有法制的社会,究其原因来自于百姓的误解、反动势力的阴谋、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更主要在于没有“法制中国”的观念,这也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

二、专政与法制辩证统一

(一)社会主义中国专政的含义

专政是指少数人维护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个人意志左右国家意志。在目前,大多数情况人们把民主与专政作为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其实,所谓的民主是指国家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但在独裁国家都缺乏相对应的法律和政治保障。其内涵包括了法制、政治分权与制衡,同时也将平等的选举权、普遍的被选举权甚至言论自由与其他基本人权都含在其中。

而独裁作为矛盾的另一面其含义是指统治者在法律与行政上拥有的极权。而极权不一定就是独裁权,尽管极权是指统治权力的至高性和广泛性,但是权力的主体看极权并不代表是由某个个人来统治,它可能是由某个精英阶级、或党派来进行统治。因而极权可能会导致独裁,但是并不代表极权一定是独裁,或者说独裁只能是个别人的极权。

专政一般来说是代表特定人利益的特定阶级在进行政治活动中使所代表的经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以及其他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情况。在历史长河中,多数的专政者们运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对整个社会进行行政管控使社会按照其所追求的方向发展。近代政治文明中普遍把专政、独裁、专制混用,都指向某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人统治或党派统治,人类社会认为专政的统治形态与民主政治相互矛盾水火不容的。

而在社会主义旗下中国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形势下,所谓的“专政”又有了新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专政。任何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还是奴隶社会,都是专政统治管辖,是指统治阶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专政。一般情况下,国家会借助自己的统治工具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来以维护既定的统治关系。同时,国家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基于一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原则,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点组成行政、经济、文化等各种部门,实现其各自的社会管理职能。

专政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独裁或专制。从专政的实质上来讲,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潮流中曾出现过两种性质根本不相同的专政:一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政,例如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另一种则是人民群众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对少数反动势力封建残余进行专政统治,维护革命成果。

这从概念上就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并非集权专政。不仅与资产阶级政权形式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完全相同。它既担负着过渡时期的各项任务,又担负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后的各项任务,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是相同的;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

法制的建设要随社会需求相机而动,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经济的发展推动法制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中依法治国是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我们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重要使命,而坚持党的领导才是根本保证。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法治的有机统一。法制中国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抽象的“宪政”,而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三依”,即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行政;中国法制的实质是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真正平等,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有了法律的保驾护航纠正人民的行为,才能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好地实现。

法制建设因法律自身的局限和反法制因素的存在而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法律本身具有阶段性特质。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待提高。今后应坚持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体现方式之一。“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意志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只有在中国共党的英明决策下,才能使国家建立的法律符合人民的意志、体现党的主张,才能使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和遵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建设法制中国,是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和正确把握法制方向的必要前提。”

我国的法制建设脱胎于几千年的封建人治社会,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有长足的发展但还是不够完善,要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以树立法律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为前提。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员之上,而官员执法守法行法,这个国家就会获更加富强有活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就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打击,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例外。如果法律失去权威,法律终将会成为人治的工具,依法治国也只能是空谈。

(三)“专政”与法制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政治制度与治国方针的重要体现。它是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劳动人民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是为了捍卫推翻旧社会后的革命成果而向极少数人实行的新型民主和专政,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

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群众享有最高权力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关键核心,同时这些理念是被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通过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准则,从而保证合法有效可以长久实行。保障人民民主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作用通过法律来规制社会准则,必须坚持法制建设,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核心和着力点,进而保障人民在法律范围内能够充分享有广泛的权利和高度的自由,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社会主义最高目标。

以往我们对“专政”的理解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统治,这种观点过于偏激狭隘不客观不全面,往往以点概面。对这种观点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理解与认知:“专政”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阶级倾向性。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是人民高度的民主与少数敌对势力专政的有效统一体。坚持法制,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和应然趋势。

只有真正明白专政和法制的关系才能改变错误的认识,才能不把专政和民主相对立,才能实现民主与专政的内在统一。只有坚持民主和专政共存,才能达到相辅相成,实现和谐社会的目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保障我国平稳运行持久法制,社会发展自然促进法制的完善,而法制的完善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法制与专政并不矛盾,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总之,我国多年来推行的依法治国政策,通过行政手段为司法制度立法制度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与人民民主专政是本质上并非对立的。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353.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 篇8

关键词：比较法学,近现代中国法制

我们和其它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时候, 难免要碰到不同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等一些法制问题。所以,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其它国家的法律法规, 从而参透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 是我们的国际交流更和谐。可以说对于外国文化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在对外交流中的成败, 和国家利益时息息相关的。这种情况下, 比较法学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古往今来, 我们能很清楚的了解到, 现代中国法制和比较法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有了比较法学, 才有了如今的中国法制。

一、比较法学的概念

比较法学是指对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 包括对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或不同的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有些法学家把联邦国家中联邦法与联邦组成部分的法律以及这些组成部分法律之间的比较研究, 也列入比较法学的范围。因此, 比较法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部门法, 而是一种法学研究方法。“比较法”、“比较法学”和“比较法研究”实际上是同义语。[1]

二、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法制与法律比较的关联

纵观世界法律史, 法律活动和立法活动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法律比较的起因和发展都是在给立法做准备。但是法律比较和比较法学虽然一定程度上相同, 但是本质上还是有些区别的, 法律比较包含在比较法学之中, 对比较法学有一定的影响, 有时候会被动的发展;而比较法学则是法律比较的最终产物, 它比法律比较的层次高一些。法律的不断发展完善告诉我们一个规律, 那就是比较法学时刻都牵动着法律比较的发展, 比较法学的成功与否和法律的发展成正比, 想要比较法学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法律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发展。在整个20世纪, 世界各国都将法律比较当做它们改进立法的主要办法, 比较法学在那个时期几乎是时时存在的, 当代社会的法律发展对于比较法学的极度依赖告诉了我们其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 并且影响深远。近年来, 各国较大的文化事件中, 比较法学都贯彻其中, 功不可没。可以很明确的说, 像欧盟这类大的国际组织没有法律做铺垫, 以及不间断的辅助作用, 它们是很难完善的发展起来的。如今的社会, 要提高立法的质量, 立法者们都会通过法律比较的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的。法律比较对于立法者们来说, 是一个不得不选的实用方法, 中国也理所当然的是一样的。主要体现在下面两点: (1) :法律比较是现代中国法制实现的出发点; (2) :清末的法律改制就运用了和国外法律的比较而使本国立法完善的基本方法。

三、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比较法学的展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迅速, 对法学的研究在科学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迈向了更高的层面, 近年来我国法学也越来越被更深更全面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我国法学界对于国外法律的研究已经从个体逐步转向了全面掌握, 不再单独的引进某一法律制度, 而是针对我国现实的国情合理的运用各国立法。不管是对哪种法律的研究都已经迈向更先进的阶段。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制建设经过了长期的磨合阶段, 不再急于求成, 而是深入研究并且妥善制定符合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法规和理论体系, 从而对先进的法律文化完美的体现。比较法学在这一过程里的作用是很巨大的。比较法学在当代中国法律法规的完善过程中独领风骚, 很难有一个法学能与比较法学相媲美, 也更取代不了比较法学在各法学领域中的领头位置, 任何一个法学领域都离开了比较法学都不能独立存在, 比较法学已经逐渐融入到了各个法学领域中去了。[2]

(一) 比较法学和当代立法的关系

比较法学在如今的各项立法活动中已经是一步必经之路, 这种现象的形成不是强制的, 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管是宪法、刑法、民法还是诉讼法等等都通过比较法学的相关研究论证以及选定才能妥善颁布。可见其在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二) 比较法学对于对外法律的交流很重要

比较法学的法学领域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 因为它是一门以外国法律法规做参考的学科, 所以说外国法学的水平是高是低也就很自然的影响了比较法学的发展与重要性, 同时也和对外法学交流的深入程度有内在关系。通俗的来讲, 如果外国法学水平越高, 我们对外交流的普及程度越来越全面, 那就会使比较法学的发展越来越好;相反的话, 比较法学则会逆向发展, 变得越来越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进而被淘汰。我国近年来和外国法学的交流探讨已经不断的深入化,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大事件, 使得中国的法律比较与对外法律交流更明朗化, 也越来越起着关键作用。不用怀疑, 失去了比较法学, 中国的法律法规不会有如今的进步与发展。[3]

四、结论

法律的发展路程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比较法学对于世界各国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它对于各国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日常法则、调整社会关系等许多方面的主导作用使我们知道了想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统一发展就必须走这条路。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比较法学是人类法律进步的风向标, 是获取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必经之路, 是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必要条件。种种现象告诉我们对于比较法学, 我们必须很好的传承下去, 失去了比较法学, 那么整个社会的法律文明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人类社会没有了比较法学是不能很好的互利互存的。

参考文献

[1]米健.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J].2010 (02) .

[2]顾华详.论新形势下比较法学研究的时代重任[J].2011 (01) .

智慧培养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篇9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 “全国所有的法律专业, 如果没有或不能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 就要取消其办学资格” (1) 。从教育学的角度讲, 中国法制史的教材及其课程内容, 奠定了大部分中国法律人才的法律史常识的储备。

但就目前市面上的教材情况来看, 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撰体例不容乐观。第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法学本科中国法制史的教材体例与内容都趋于定型, 至今都没有太大变化。在教材体例方面是“断代体”, 即以历史学上的朝代为线索编排;在内容方面有单一性, 即限于历史上各朝代法律制度的“静态”简介。第二, 现有教材体例与内容的定型化, 使得整个课程在教材选择上没有太大余地。第三, 贪大求全的编撰体例无法适应法学本科的教学实际。第四, 将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分科教学的课程设计, 使学生无法从整体上理解这些法律制度, 也就无法真正掌握传统法律制度的实质特征。第五, 现有教材刻意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在中国历史的素材中寻找相当于西方民法、刑法、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的东西, 牵强附会地在中西法制间建立对应关系, 或用西方类似制度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法律制度, 而对中国的特色法律制度, 如皇权制度、宗法制度、后宫制度、丧服制度、均田制度、士绅制度、乡治制度等不谈或寥寥数语概括。 (2)

再就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情况来看, 情况也不太乐观。第一, 就课程本身难度来看, 中国法制史上溯三皇五帝, 下及当代法制历史, 时间跨度长, 且内容又博大精深, 牵涉到众多古代文献, 对非历史学的法科学生以及法学课堂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二, 中国法制史不像别的学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 ————————————————————————规律性的东西相对较少, 对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都是一个难题。第三, 在教学价值方面, 因现代中国法制大多移植于西方, 造成了中国传统法制与现有法制之间的断裂, 学生从功利的角度认为这门课程不具有实用性, 因而学习的兴趣不太大。第四, 在教学方法方面, 目前多数高校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上仍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第五, 现有课堂教学的内容, 基本上是围绕中国法制史上的“静态”制度展开, 即讲授所谓的“死法”。

二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反思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问题的新视角

从知识与智慧的区分角度看, 《中国法制史》教材编撰及其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根源在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智慧的培养。

首先, 何为“知识”?从文字学的角度看, “知”左边为“矢”字, 古代指箭;右边为“口”字, 象征射箭用的靶子;“知”的意思即是用箭去射靶心, 射准了就能获得“知”。从知识的发生、演变看, 它是动态的, 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是一定历史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现实客观性相互作用的成果;从知识的产生过程看, 它是人的思想活动与实践过程的统一, 是实践过程在思想活动支配下的成果;从知识生产的结果看, 它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综合的成果, 物质产品是精神产品的物化形态;从知识的存在方式看, 它主要是一种独立于个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外部存在, 是第三世界的表现。

其次, 何为智慧?智慧是人的辨析判断能力, 是人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圆融理解, 是关乎人的生活整体的高度综合的能力, 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精确说明, 而是体现为思想与实践的统一, 理性、情感与意志的统一, 既是一种行为选择和处事态度, 又是一种文化素养和挑战、批判、反思现存世界的思维能力, 更能指导人的价值取舍, 由哲学思考提供, 注重体验和悟性, 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特殊能力。 (3) 因此, 智慧有以下两个特征: (1) 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普遍方法, 即如辩证法、系统论等。 (2) 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能力, 包括了遗传、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综合;是一种寻根究底的、能认识事物最深层本质的能力;是一种求异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即一种全面的能力, 不仅指认知方面, 还指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方面。

最后, 我们分析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从区别上看, 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范畴。知识是人类再创造客观世界的武器, 而智慧则是人类创造自我的武器。从来源上看, 知识是对可见事物、事实的描述与解释, 智慧是对价值与意义的洞见与直观;知识是客观的, 智慧是主观的;知识是外在的, 智慧是内在的;知识总是向外谋权, 智慧则是向内求全。从本体论上看, 智慧是本, 而知识是末;智慧是体, 而知识是用。从联系上看, 知识是智慧的基础, 智慧是知识转化的结果。从必然性上看, 知识必须转化成智慧, 或者说, 光有知识并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是知识作为智慧的素材, 是人实践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智慧;而另一方面则是智慧反过来指导知识的再学习与再创造, 智慧成为知识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正是在此意义上, 教育应当关注智慧的培养, 而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教学目标方面, 不应当只是让学生“了解……”“掌握……”, 还应当让学生学会好奇、思考、质疑、反思。这是信息时代对教育的最新要求, 是知识再生产的本质要求。

从哲学上讲, 知识注重有分别的“名言之域”, 而智慧属于“超名言之域”, 以“求穷通”为特征, 即智慧是对知识的超越, 超越在“穷”、在“通”:“穷”是穷究, 要求探索自然、人生的第一因和最高境界;“通”是会通, 融会与贯通;要求人能够认识自然、人生大道, 综合人的本质力量, 会通物我、天人而与天地合德, 获得身心、德性与人格的自由发展。 (4) 即“转识成智”, 强调人在认识、实践过程中要达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环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交互性”和“转化性”。因此, 教育应当从关注知识转移到还需重视智慧上面来。

三智慧培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

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撰和课程教学应当强调智慧培养而非仅是知识积累。这可从该门课程的内在要求谈起。中国法制史是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 史学、法学均要求培养学生的智慧, 而非知识的积累。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 而法律人区别于一般人的特殊地方在于有法理常识、法律思维、资料收集—整理—运用能力。显然, 法理常识并非只是一种知识, 它注重思辨, 在公与私、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正义与平等范式上寻求一种时代的平衡;法律思维并非一种知识, 它要求根据法律进行思考, 把法律当成思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资料收集—整理—运用能力, 作为一种能力而言, 它也并非是一种知识, 而是一种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收集到对法律问题解决有用的资料, 并将该资料运用于法律问题解决当中去的一种能力。因而, 法律人的这种特殊素质的培养要求法学教育不可能是背诵法条, 而是培养智慧。

从教材编撰方面看, 《中国法制史》教材一方面要注重用史料说话, 强调史学的严谨与客观, 以史料表明中国法制的历史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这些史料, 强调中国法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可以在利用传统以“断代体”编撰的丰富法制史料的基础上开发出专题性的课程。虽然专题撰写艰难, 但仍然可以在专题内利用现有的很多法学、史学的研究成果。因此, 为照顾知识性需求, 必须有丰富的法制史料提供给学生;为培养智慧, 又必须在专题方面有所突破, 在教材层面为学生提供法制发展的专题线索、问题、质疑、思考的空间。

从中国法制史课程角度看, 专题教学中的专题设置不能少了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法律的起源; (2) 中国法律的近代遭遇; (3) 中国法律的未来发展。这三个专题的设置, 抓住的是中国法制发展的关键节点, 不仅能够让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中国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而且有利于学生抓住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核心, 进而产生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兴趣。此外, 专题教学的专题可以有以下选择:皇权制度、宗法制度、丧服制度、后宫制度、分封与恩荫制度、官营禁榷制度、御史与谏官制度、良贱制度、土地制度、科举制度、士绅制度、户等和丁口制度、行会和行纪制度、乡治制度等。 (5) 这些都是中国法制史上所特有的制度, 根据这些制度所进行的专题教学, 有利于学生真正认识和把握中国法制史的“中国性”。

在课程教学方面, 中国法制史课程要帮助法科学生积累法理常识、培养他们的法律思维和资料收集—整理—运用能力, 进而培养学生的智慧, 不可能采取“满堂灌”的方式在课堂上由教师讲授, 而应当有所突破。首先, 应当摒弃教师教学PPT全是文字的情况, 而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 以各种信息载体 (图片、视频等) 吸引学生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6) 应当注意的是, 教师在选择信息载体时, 应当考虑其历史真实性, 并同时考虑视频短片与课程内容的契合程度——需要将与课程内容无关的内容提前删去, 且考虑视频短片的播放时间。这要求教师在备课时要“根据课堂教学内容, 精心选择相应视屏片段, 力求贴切而真实, 完整而恰当, 使其能够真正激发学生的探索趣味和求知热情” (7) 。

其次, 应当利用当地的博物馆等资源, 带领学生走出课堂, 实地去感受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文物。 (8) 这是实践教学的模式, 利用本地资源推动教学, 将理论教学与研究同实地考察和直观感受真实地联系在一起, 让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中国法制历史的真实性。这种教学方式的提出与推广, 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在参观、考察的时候真正理解中国法制的历史, 填补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再次, 应当推广走出大学围墙展开田野调查的教学方式。在中国法制史方面, 田野调查要求学生查找留存于民间的由古人创造的法制文明成果。 (9) 尤其重要的是, 田野调查应当关注学生家乡和学校所在地的法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这是作为一个乡民对乡土热爱的表现, 又是高校扎根当地并了解当地的现实需求。这是在培养学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能力。同时, 学生对调查情况所进行的分析, 是在锻炼他们的法理思辨能力。

最后, 在专题讲授时应采用互动式研讨方式教学。 (1) 教师在课前将有关专题的法律制度名称告知学生, 并在学生分组的前提下安排不同小组研讨该法律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 在课堂上请各小组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 (2) 教师在各小组汇报完毕后, 应对各小组的汇报进行点评, 然后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讲述, 介绍该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发展规律、变化因由、发展趋势, 在现代法制中存在的影子。 (3) 教师在讲授完毕之后, 针对该专题的法律制度进行评价, 将全班学生分为两组, 对其优劣进行辩论, 在辩论过程中, 教师应当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质疑。该方式综合了互动式研讨、专题教学等多个方面的教学方式,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智慧:学生就其所分配的专题进行小组研究, 是在培养学生法理思考、资料收集—整理—运用方面的能力;学生就该法律制度进行评价, 是在引导过程中帮助学生积累法理常识并养成法律思维。

四结论

学生不仅要积累中国法制史的常识, 还要在学习过程中养成智慧, 这是现代社会对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撰及其课程教学提出的要求。通过传统“断代体”教材与专题授课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多媒体教学、田野调查式教学和互动研讨式教学, 中国法制史教学的一线教师能回应时代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智慧, 即帮助学生积累法理常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和资料收集—整理—运用能力。

摘要：为培养学生智慧, 《中国法制史》教材不仅应当有“断代体”编撰时对大量法制史料的介绍, 还应当以专题形式讲述中国法制史上的特色制度;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应当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参观式教学、田野调查式教学和互动研讨式教学方法。

关键词：知识,智慧,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

注释

1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2

225 范忠信.中国“封建”法制史研究论纲[J].中国法学, 2003 (6)

33樊翠英、张亚男.知识与智慧的哲学反思[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4) :13~15

44 冯契.冯契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130

568 孙光妍.动态创新拓展——中国法制史课程“721教学改革方案”的探索[J].黑龙江史志, 2008 (22) :92 ~93、76

中国的民情与法制 篇10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现状与素质教育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 《中国法制史》指的是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概念, 《中国法制史》指的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播法制史知识的现代专门学科。《中国法制史》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典籍资料丰富等特点, 在教学中有一定的难度。同时, 与部门法教学方法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相反, 《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长期停留在“讲授教学法”上。尽管就目前而言, “讲授教学法”仍然是我国法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 被全国各高校大部分教师广泛应用着, 但它所显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例如:教师以自我为中心, 讲授时间过长, 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时间, 其主体地位体现不出来;过多地强调教材知识点, 缺乏生动直观的教学资料和手段, 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感觉压抑, 学习积极性不高;仍以应试教育为主, 死记硬背多, 灵活运用少, 体现实际能力的少, 学生的创造性不强;教学方法较单一, 大部分仍是以黑板加粉笔为主,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不起来。传统教学方法显露出的上述种种弊端, 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

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全面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 指出素质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 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 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 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也为《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即《中国法制史》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性原则。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

1. 以身作则, 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传统法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的培养。教育部出台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指出, 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理念, 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素质。培养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 培养“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 培养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二是法律素质。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三是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 掌握工具性技能, 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为了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教师就需要采取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因此, 教师应从自身做起, 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法学教育理念, 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2. 因势利导, 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

《中国法制史》具有双重性的特点, 它既是法学基础学科, 又是历史学中制度史的一部分, 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沉积的交叉学科。但是, 千百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特点和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甚至使学生对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感到困惑。那么, 如何才能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呢?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 教师自身应端正认识。当前, 在法学教育上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 尤其是《中国法制史》作为一种“过去的东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犹如坐上了冷板凳, 以至于即使是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也难免会动摇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信心, 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因此, 要想让学生对《中国法制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教师就首先应端正认识, 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之中, 以满腔的热情面对学生。

(2) 对学生因势利导。教师在对《中国法制史》充满热爱的同时, 还要向学生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学习者之所以关注过去, 是因为他们更热爱现在和未来。进而因势利导, 让学生明白, 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 了解和研究它不仅在于它能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诸多借鉴, 还在于它能让我们了解中国法制文化的传统, 扩大视野, 开拓思路, 提高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综合能力。

(3) 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制作各种生动的教学课件。比如, 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时, 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统一说法是“中国法律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祭祀的礼仪”和“刑始于兵”, 因此, 教师就可以查找古代史料或现代影像资料, 向学生展示古代祭祀的程序或部落征战的场面, 那些严格的礼节、繁缛的仪式、战后对战俘惩处的方法和性质在给学生留下生动、直观印象的同时, 还能使学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

3. 师生互动, 引导、启发学生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 师生互动。教师应努力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如向学生提问, 与学生平等交流, 组织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 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日常教学活动之中, 及时反馈教学效果, 促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 积极启发。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讲授法律制度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 如某一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直接及间接原因, 这一制度实施的效果及时代价值。如果以启发式教学为基本教学方法, 采取步步设问、环环相扣的方式向学生提问, 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就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4. 中外比较, 注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中的一种奇特的精神创造, 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 体现一种观念, 作出种种要求。自国家形成以来,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 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 法律文化又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载体, 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追求。因此, 在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理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日常教学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容, 如古代德治所包含的恤刑、矜老恤幼、慎刑、法官责任等, 都是中国古代重德精神的重要产物,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再比如, 无讼、息讼思想的出现和调解制度的确立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和为贵”精神的向往, 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渗透、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纵向宏观地比较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 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长短, 在突出法律文化的鲜明特性的同时激发大学生的自信心、自豪感。比如, 在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这一节时, 就可以通过讲授部落征战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告诉学生, 部落征战使法律与暴力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代法律因而具有集团性、血缘性和军事独裁性的特点, 并最终形成血缘集团压迫的法;而古希腊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中形成的, 是贫民与贵族的斗争直接导致了罗马早期法的形成, 这些事实成为西方法律具有社会性、开放性、民主性特点的重要原因。分析中西法律文明起源的不同方式, 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方法律为何走上不同的法律发展道路, 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摘要：《中国法制史》传统教学方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 要求《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必须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性原则进行全面改革。因此, 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以身作则, 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因势利导, 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师生互动, 引导、启发学生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中外比较, 注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