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处置博弈

不良资产处置博弈（精选九篇）

不良资产处置博弈 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银行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企业的资金来源已从国家计划供给制向金融市场融资转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制约我国金融业乃至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羁绊。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681.8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为7.53%。其中,次级类贷款余额为2664.3亿元,可疑类贷款余额为2446.9亿元,损失类贷款余额为570.6亿元。从不良贷款所处的机构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208.2亿元,不良贷款率2.81%;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36.6亿元,不良贷款率1.51%;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84.5亿元,不良贷款率2.33%;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1.5亿元,不良贷款率3.94%;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1.0亿元,不良贷款率0.8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虽然继续保持“双降”,但是不良贷款比例仍然较高。国际经验表明,在出现巨额不良资产进而威胁到一国经济体系安全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政府都广泛地利用资产管理公司来出处置从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特殊法律地位,重组、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既有利于实现贷款回收价值的最大化,又可以使商业银行从巨额不良资产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继续从事正常的信贷业务。如何解决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推动金融改革,已成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各方博弈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对解决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有所帮助。

一、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静态博弈分析

假设商业银行的代理方为资产管理公司,企业的不良贷款已经从商业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而且企业若不偿还资产管理公司的贷款,除了遭受声誉的毁损外,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无能为力。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资产处置权力,与企业达成债务重组,以折让、延长还款期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尽管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的不良资产重组行为,在具体操作上是有先后顺序的,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但由于双方决策或行动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决策和行动,因此本模型把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的这种一次性博弈看作是静态博弈。该博弈的简单模型如图1。

从图1可见,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这两个博弈方分别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如果企业选择与资产管理公司债务重组,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获得好的经济效益,支付为4,而资产管理公司也实现了自身的利益目标,支付也为4;而当企业出于维持社会安定、职工无法安置等原因,仍然不还贷,资产管理公司也无法动用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此时资产管理公司的支付为0,而企业因为不还贷支付为5。如果资产管理公司不给予企业债务重组优惠政策,企业直接还贷,这时资产管理公司的支付增加为5,而企业支付为0;于是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该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两博弈方分别选择不重组和不还款的策略,此时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支付均为2。该模型(2,2)是唯一的纳什均衡点。然而这个均衡点显然不是最优解。

二、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

企业不可能与资产管理公司只发生一次资产交易关系,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债务重组活动是一种重复博弈。根据有限次重复博弈定理“设原博弈有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则对于任意正整数,重复博弈有唯一的子博弈完美的解,即各博弈方每个阶段都采用的纳什均衡。”因此,即便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之间进行多次债务重组,(不重组,不还款)仍然是帕累托低效均衡点。

从图2中可以看出,银企博弈方在依次进行无限多次阶段的博弈中,彼此均可能采用“触发策略”。假设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触发策略: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目的就是通过重组来解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只要其给予企业尽可能优惠的重组方案,重组一般能够成功。假设银企在第一阶段采用(重组,还款)策略,那么在第t阶段,若前t-1次的结果都是(重组,还款),则继续采用重组的策略;否则采用不重组策略,而此时企业也只有选择继续不还款的策略。现引进贴现因子τ,来确定企业第一阶段及以后各阶段策略都是(重组,还款)时的最佳触发策略:

(1)假设企业在贷款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就选择不重组,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债务重组优惠方案,企业仍然不还款,失信于资产管理公司,那么将引起资产管理公司触发策略的报复,资产管理公司选择不重组的策略,这样企业在以下的每阶段的支付将永远为2,计算总支付π为:

(2)假设企业从开始重组时就积极合作,并且在谈妥重组方案后就积极实施还款,设是企业每阶段都采用最佳选择的总支付,则有:

式(1)和(2)的支付进行比较,当企业会采取还款的策略,否则采取不还款的策略。因此,在的情况下,该触发策略组合构成整个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其路径是资产管理公司、企业每阶段都选择(重组,还款)。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每阶段都选择(重组、还款),意味着在每个阶段博弈方的支付都是4,因此(4,4)就是该无限次博弈的“平均支付”,而平均支付的贴现值。根据弗里德曼定理可知,只要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任意可实现支付(4,4)(用平均支付表示)大于一次博弈的纳什均衡支付(2,2),而τ足够大,那么经过无限次重复博弈,总会实现帕累托均衡。事实上,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资产后,被赋予处置资产的权力很大,掌握着资产处置价格和折扣空间。因此,只要贷款企业不破产清算的,贴现因子τ(即耐心程度)足够大,总能找到达成一致的重组行动。

三、商业银行与企业合谋违规的博弈分析

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最典型的道德风险是产生违规行为,其具有直接侵占国家利益的特征。该违规行为其实就是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纵向合谋,本文建立此博弈模型主要是从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成本收益方面进行分析。

设R为贷款企业违规行为的收益,包括其低于公允价格受让资产或获得更高还款折扣的收益;C1为企业为向资产管理公司人员行贿的成本;C2为企业违规被政府发现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款、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及声誉损失等);p为企业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查处的概率。因此,企业的净收益为:

是企业合谋动机的必要条件。

设C1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收益(企业给予资产管理公司贿赂的好处);F1为资产管理公司满足企业要求而付出的额外努力成本(F1与国家相关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有关,制度越健全,成本F1就越大);F2为违规行为被发现后资产管理公司受到惩罚(包括没收不当所得、罚款、追究法律责任及声誉损失等)。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净收益为:

是资产管理公司合谋动机的必要条件。

σ表示银企合谋的可能性,并定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企纵向合谋发生的可能性与下列因素有关:企业以低于公允价格受让资产或获得更高还款折扣的预期收益R;资产管理公司为企业的要求得到满足而付出的额外努力F1,由于而资产管理公司被赋予处置资产的权力很大且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健全,所以违规成本较小;被发现后查处的概率p,政府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内部的掩盖,使查处概率处于低水平;被查处受到的惩罚C2,F2,受到的惩罚代表了违规行为冒的风险程度。

以上模型分析找到了企业和商业银行委托方(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处理不良贷款的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银企的这种行为呢?虽然博弈模型分析本身也有解决办法,这就是理性的企业在经过若干次选择拖欠不还款策略后,可能会意识到这种策略的严重后果,经过多次协商,使采取拖欠策略的企业变更策略,也就是说企业之间多次博弈之后可能会回到策略(重组,还款),但多次博弈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从实际情况来看,无限多次的博弈是不可取的。所以采用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最可行的。

四、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治理措施

贷款企业大都知道自己拖欠银行债务并且阻挠资产公司进行重组的行为会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理性的企业都不愿首先还款并且重组。要打破企业不愿还款重组的困境,仅仅依赖内在因素,如企业的道德品质等,在目前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是一项很高的要求,因此,外部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

1、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大力开展全民诚信教育,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提升企业经营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道德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同时建立国民信用体系,建设全社会共享的信用数据库网络,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将其银行贷款、信用状况、偿债能力等进行纪录,实施相应等级管理,并进行商业化,使银行、公司或业务对象可以依法付费查询。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将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投资机构,引进基于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或顶级公司为股东。一方面可以弥补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金来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它们丰富的国际资本市场经验和广泛的国际信息网络,将国际先进的投行技术和管理制度与国内广阔的市场相结合,促进经营体制的彻底转换。同时有助于明晰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各自的产权关系。在权、责、利的激励、约束下,从管理上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质量,有效防范内部道德风险,保证其运作效率。

3、强化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

商业银行只有强化贷款管理制度,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才能有效防范不良贷款的产生。贷后定期和不定期地多作信用等级评定、贷款风险度测定和还贷能力测算,并以此作为调整贷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贷措施的依据,才有可能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对质押贷款、抵押贷款和保证贷款,商业银行还应全过程监控质押物、抵押品的保管状况和担保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严防因质押物或抵押品遗失变动、残损变质和因担保单位经营管理不善而引致担保失效。

4、制定约束惩罚机制,加大违法惩罚力度

按照欧美等国家的实践经验,依法设立惩罚机制对于预防大多数商业欺诈和不良投机行为具有较好的效果,让遵纪守法的企业得到保护和发展,将不守信用的企业在市场中摒弃,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在一定的时段内阻止他们再度进入市场。对违反规定的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加大处罚力度,撤销其今后从事金融职业的资格,将违规人员和违规事件定期对社会进行公布,从而增加其违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

参考文献

[1]、杨凯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实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不良资产处置 篇2

作者：王之栋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年第06期

不良资产对企业来说不像一定“良性”资产那样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也不现金那样给企业经营提供“血液”，但不良资产作为企业的一个问题却也不可忽视。它处置妥当即可能给企业带来较大收益，处置不当也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或危害。

一、不良资产的定义

从我国立法实践看，对何谓“良性”资产、何谓“不良”资产划分并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从总体上看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何为不良资产：1.主要采用以风险、营利能力和变现能力为基础的方法对资产进行分类。对于权属明确、权利未受严重限制和侵害、具有营利能力和较强变现能力的资产作为优质资产，反之则为“不良资产”。2.从资产本身与本单位主营业务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如果是本单位上产经营所必需的资产，与主营业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不是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也不是有很强的变县能力也不该归结为不良资产。我们曾经把不良资产比喻成冰棍，意思是说不良资产要尽早出手，否则拿在手里的时间越长就会像冰棍一样化得越多，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处置不良资产。

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股权类资产、债权类资产和实物类资产；资产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主要包括破产清算、拍卖、招标、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方式，阶段性处置主要包括债转股、债务重组、诉讼及诉讼保全、以资抵债、资产置换、企业重组、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实物资产出租、实物资产投资等方式。

三、不良资产处置法律风险及解决对策

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风险。不良资产由于种类繁多、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在进行处置时存在巨大法律风险。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中，由于工作疏忽或渎职，将法律上应当主张的权利予以放弃，或者由于资产处置方案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导致资产处置出现法律障碍或漏洞，而给国家造成新的国有资产损失。

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中，客观上存在产生法律风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第一，不良资产处置本身是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法律关系，如借贷法律关系、担保法律关系、票据法律关系、房地产法律关系等等，对这些复杂法律关系的任何不正确判断和疏忽闪失都可能构成一种法律风险。第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合同的有效无效依法只能是法

龙源期刊网 http:// 院和仲裁机关认定，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认定合同的有效或无效。也就是说，除法院和仲裁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包括律师、法律专家、当事人自己）对合同的有效、无效作出的分析和判断都只是咨询性的和参考性的。而另一方面，在实际资产处置工作中，我们大量的不良资产处置不是通过法院和仲裁机关进行的，而是通过相互协商（如债务重组、以资抵债等）进行的，这样资产处置本身就包含了产生法律风险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见，在资产处置工作中，资产处置的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律师参与不良资产处置这项法律风险很大的工作的目的就在于在确保资产处置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把这种法律风险降到最低。

降低风险措施。目的在于对不良债权进行依法处置，以最大化的收回资产。笔者认为，在制定资产处置方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资产处置方案采取的资产方式必须是国家法律规定可以采取的资产处置方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一般可以采取的资产处置措施主要有：债务重组、以物抵债、债权转让或出售、拍卖、招标、租赁、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诉讼、破产清算等。可以说，凡依法可采取的资产处置方式，资产公司都可以采取。但在采取某种具体资产处置方式时，应当注意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否则就是违法，就会影响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对特殊资产处置更要按相关规定办理，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如：危险品处置要按相关要求审批，交易对象要有相应资质；房产、土地、车辆处置要办理产权及相关过户，否则不但资产处置后不但使用原单位未受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或危害。

资产处置有关协议、程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一是进行资产处置必须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二是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符合国家关于处置不良资产的有关法律、政策、制度规定。

就债权转让的程序而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对“通知”的形式未作明确规定，对是否要以债务人确实收到为要件，有关方面（包括司法部门）对此理解不一致。某些公司、企业的债权，涉及的金额往往较大且债务人数较多，如果要求每笔债权的转移均以债务人确认为要件，实践操作的可行性较小，特别是还存在有些债务人为了逃废债务，故意不签收通知的情形，因此，建议通过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告的方式，合理防止债务人以没收到债权转移通知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债务，以逃废债务，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

协议的内容要尽量详尽，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要逐一进行说明，所列条款要有可操作性。尤其对违约责任要对能出现的情况均作出相应的可操作的责任约定。如：乙公司对外处置车辆约定，除不可抗力外，购买均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约定虽然看似免除的了责任和风险，但可操作情况不强而且会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将约定改成，发生什么情况可以解除合同，均有相应的违约责任，不但具有可操作性，又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四、建议与展望

龙源期刊网 http:// 由于不良资产处置具有复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因此，在运用本所所述的具体处置方式时，如何达到处置最大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分析。如：以物抵债：如何合理预期抵债品的变现能力和设计有效的保护措施。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如何准确预测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将不具备完整使用功能的实物资产通过追加投资的方式使其功能得以恢复、显著提高其资产价值，从而使其变现能力和变现价值提高，达到提高资产处置效率的目的。实物资产出租：如何因资产类别不同而合理地确定租赁期限以提升出租资产的价值。拍卖：如何确定合理底价，控制费用。尤其是协议转让及折扣变现：如何做好尽职调查，了解各买家的资金财务状况，考虑市场综合因素，确定底价，协商谈判。如何制订一套规范完备的程序，杜绝操作的随意性，科学合理打折，公正、透明。这都是具有相同之处而又都不相同的问题。

看看处置不良资产的效果 篇3

先看对银行的作用。剥离大量不良贷款对四家银行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有明显的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一是改善了四家银行资产状况，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剥离后，2000年当年四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就下降了9.2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剥离了大量不良贷款，减少了加权风险资产，间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确保了四家银行安全稳健运行。二是化解了四家银行大量历史包袱，改善了财务状况。四家银行在收益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利润和损失准备是此增彼减的，用于损失准备的少了，体现利润就必然增多。三是为四家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深化改革赢得了腾挪的空间。剥离不良贷款使四家银行盈利状况大为改善，为精简机构和人员等一次性费用支付提供了可能。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加快了四家银行信息披露进程，维护了公众的信心。

再看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了专业化资产处置的优势。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特许化的政策条件、专业化的技术操作、规模化的经营管理，提高了资产处置效率。二是培养了资产处置的专业人才。经过近三年的资产处置实务锻炼，已经形成了一批专业化人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三是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处置不良贷款，事实上促成了一个资产转让交易市场，为外部资金介入我国不良贷款处置提供了可能。四是探索了资产处置的有效手段。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不断丰富和完善资产处置方法和手段，通过收本收息、公开拍卖、打包出售、资产重组、折扣变现、诉讼追偿、全风险代理等多种处置方式，使资产处置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

对一大批企业的影响的深远的。通过债转股，促进了一批国有企业的扭亏增盈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根据四家公司的测算，自2000年4月转股债权停息以来， 80%的债转股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债转股直接改善了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债转股，统计内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由73%下降到了50%以下。债转股还推动了企业改制进程，实现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此外，通过对其他非债转股债务的处置,促进了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据统计，除用于债转股贷款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接收了10471亿元其他不良贷款。接收的贷款中涉及约14万户国有企业，贷款近5000亿元；涉及27万多户集体企业，贷款2400多亿元。截至2002年6月底，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债务重新安排、资产转让、清算破产等手段处置不良贷款2100多亿元，占收购资产总额（剔除债转股）的20%。累计回收资产718亿元，其中回收现金454亿元，资产回收率34.15%，现金回收率21.6%。

在对社会的作用方面，剥离不良资产的最大成果恐怕在于有利于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与企业重新签订合同，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为一大批企业提供了生存和新的发展机会；处置一批破产项目，安置了大量职工。在没有剥离前，不良贷款体现为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债权关系下，一方面银行没有足够的损失准备金来核销呆账，另一方面企业在没有清除与银行的债务关系前，也不能顺利进行破产。通过不良贷款剥离，既减轻了银行提呆的压力，又为企业破产提供了可能。企业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优先安置职工，等于资产管理公司间接为财政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资产管理公司依法起诉和债务追偿等手段，促成大批经营不善、扭亏无望、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企业退出市场，解决了一些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调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同时，通过招标、拍卖、协议转让、资产重组等方式，推进计划外兼并和收购活动，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

当然，在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资产管理公司的数量、如何进一步压缩成本开支等都需要进一步摸索和完善。但总体看，我以为中国现行的剥离不良资产的模式基本上还是有效的。

不良资产处置博弈 篇4

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主要包括建立一个机构、开通一条救援热线、构建一张救援网络、建立一套应急指挥硬件系统和开发一套软件系统。该系统根据电话呼叫或物联网自动报警, 完成接听和指挥, 并通过信息交换平台, 把需处理的电梯困人、故障信息数据发送至电梯维保单位、救援站、使用单位等, 为电梯发生困人及故障提供快速、及时的应急救援服务。其中, 电梯困人的应急处置一般遵循三级响应原则。 (图1)

2 各地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鉴于建设电梯应急处置平台是一项能够提高电梯应急处置能力、满足群众对电梯安全更高需求的民生工程, 同时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安全监管模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现实需要。近年来, 国家质检总局积极鼓励各地推进此项工作, 先后出台了《质检总局关于推出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运行工作指南》等文件, 杭州、广州、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先行先试, 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2.1 杭州应急处置中心总览

杭州市质监局2010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中心, 主要用于开展电梯应急处置工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 杭州市搭建了全国首个集电梯应急处置、事故调查、咨询和投诉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截止2013年底, 杭州所有5.9万余台电梯张贴“96333”标志并纳入平台监管, 全市1000多台电梯已安装电梯物联监控系统。两年多来, “96333”共接到电梯救援故障求援、投诉和电梯安全知识咨询电话9.25万次, 指挥开展电梯应急处置11090起, 其中困人4999起, 故障6091起, 解救被困人员10724名, 从应急救援情况来看,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14.81min, 实施救援平均用时3.81min, 比传统救援模式缩短了25min以上。

“96333”通过日常掌握的情况, 编制每月的月度通报, 对当月电梯新增数量及在用总量、电梯故障及电梯投诉进行统计分析, 并公布当月电梯应急处置情况。每年年底, 杭州市质监局对在杭电梯维保单位开展年度考核和星级评定, 其中, “96333”统计的信息占110分总分的45分。作为全国建立的首个电梯应急处置平台, 杭州市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中心的建立及近几年取得的成效, 为其他地市搭建应急处置平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当然, 随着杭州电梯数量的激增, 该平台也存在营运成本不详、人手不足等问题。

2.2 南京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总览

南京市质监局将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与“12365”举报投诉中心合并运行, 使用“96333”专用电话号段, 并专门设立了应急办, 为正处级机构, 负责“12365”、“96333”的具体工作。应急办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将“96333”电话接听工作外委, 受托单位有12人专门在应急办24小时轮流值班。平台建设周期2年多, 建设费用400多万。2014年处置服务中心运行费用近百万, 其中平台维护费约8万、专线传输费约5万、“96333”标牌制作费约9万、“96333”专号费约5万。15年费用预算137万。

截止2014年底, 南京全市59068台电梯中有近3万台已纳入平台, 其中约有500台安装了电梯运行动态监控系统。“96333”全年累计接处电话32268次, 处置电梯困人故障6708起, 解救被困人员10180人, 接受故障投诉789起。平均每天接处电话88次, 处置困人故障18起,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11.03min, 实施救援平均用时3.93min。

该平台在沿用杭州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创新, 在对119家电梯维保单位开展维保星级评定的基础上, 江宁区对88家物业管理单位、132个电梯住宅小区的电梯安全管理情况试行电梯使用单位星级评定。然而, 单独设立机构并配置人员运行成本较高的缺点也无法避免。

2.3 苏州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总览

苏州市将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与“12345”便民服务热线合并运行, 后者负责呼叫平台的运行, 增加了11人组建“96333”电梯应急处置服务专席, 人员及相关费用由“12345”负责。平台建设周期约1年, 建设费用200多万。2015年费用预算为110万。

目前, 苏州市8万多台电梯中近5万台纳入平台, 共接电话10622次, 处置电梯困人故障1934起,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约17min。

苏州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同样面临配置人员数量多、运行成本高等弱点。

2.4 常州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总览

常州将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纳入“119”呼叫指挥中心, 后者增加6人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 并统一指挥调度全市电梯应急救援工作。平台建设周期约1年, 建设费用200多万。全市约3万台电梯基本纳入平台监管。2014年, 平台运行费用预算65万 (含转付消防部门“119”人员费用33万) 。

常州未单独设置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 运行成本相对较低, 但应急救援时间和接处电话次数数据信息不祥, 不利于统计分析及回溯倒查。

2.5 比较与小结

通过对杭州、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的调研发现, 该平台在对应急救援的处理时间、故障电梯的统计分析及定位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 对于哪些电梯应该开展风险评估、重点监控甚至推广电梯安全责任险也能够在大数据的分析及支撑下做到有的放矢, 然而, 平台的建立对人力及财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动辄花费数百万的建设及后期维护费用, 不断增加的人手与如何实现电梯平台管理全覆盖的矛盾将随着我国电梯每年平均20%的增速逐步放大。更需要提出的是, 被调研城市的电梯数量普遍在3万台以上, 而对于电梯不到1万台的某些地 (县) 市, 搭建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效?人财物的矛盾能否得到解决?这些都是平台推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3 两个静态博弈模型及博弈结果

通过对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救援流程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应急方而言, 三级响应程序能最大程度确保救援的及时性, 但与一级响应相比, 后两级响应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且应急救援从前期的接警安抚到中期的通知救援乃至后期的确认记录都不计回报, 更像是一种公益行为;对于维保方而言, 参与自己维保的电梯的应急救援, 本身就是日常维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级甚至三级响应程序的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维保方应尽的义务, 虽然可以通过后期的统计数据对其是否积极参与救援进行规制, 但仍属于“事后监管”, 缺乏必要的及时性, 换言之, 维保方更多的时候是“被迫”参与救援, 对维保方惩罚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以突显“事中监管”的目的;对于使用方而言, 应急方定期公布的电梯安全状况月 (年) 度简报, 极大程度上消除了使用方与维保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使用方选择电梯维保单位提供了依据, 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使用方的安全责任意识及签订维保合同时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说, 使用方作为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 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时, 在应急方及维保方之间, 如何优化并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 使他们在规制下完全承担起自身对电梯应急救援的责任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此, 提出以下方法。

对于应急—维保—使用这三方中, 对维保方根据其每年电梯维保数量的不同次年年初按比例先收取一定量的应急救援基金 (该费用扣除一部分平台维护费后年末返还) , 同时加入处罚资金这样一个变量 (维保方应急救援非自己维保的电梯及时与否都不进行处罚) , 该资金用于弥补因第一级应急响应不到位造成二、三级应急响应付出额外机会成本的损失。通过如下两个静态博弈模型验证这样一个假设:处罚资金有利于促进使用方选择负责任的维保方, 同时维保方能够更加积极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减轻应急平台的维护负担。

3.1“应急方与维保方”的静态博弈模型

设a为每年应交应急救援基金 (定值) , f为处罚资金, c为应急成本, e为维保方的救援成本, p为应急概率, q为不积极救援概率。

给定q, 应急方选择应急 (p=1) 和不应急 (p=0)

应急方的期望收益是:

通过求导, 可得q=c/f

由此得出:

1) 对维保方而言, 处罚越多, 不积极救援概率就越小 (积极救援概率就越大) 。

2) 对应急方而言, 应急成本越高, 其不积极救援的概率就越大 (积极救援概率就越小) 。

3.2“使用方与维保方”的静态博弈模型

设d为维保方的维保收益, e为维保方的救援成本, t违约金, p1为使用方选择概率, q1为不积极救援的概率。

使用方的收益函数为:

E=P1[ (-d+t) q1+ (-d) (1-q1) ]

对p1求导, 得出q1=d/t

维保方的收益函数为:

E=q1p1 (d-t) + (1-q1) [p1 (d-e) + (1-p1) (-e) ]

对q1求导, 得出p1=e/t

由此得出:

1) 对维保方而言, 维保合同上违约金越高, 不积极救援的概率就越小 (积极救援的概率越大) 。

2) 对使用方而言, 维保方所承受的违约金越高, 就说明该维保方不积极参与应急救援, 使用方选择该维保方的概率就越小;相反, 维保方所承受的违约金越少, 说明该维保方积极参与应急救援, 使用方选择该维保方的概率就越大。

参考文献

[1]质检总局关于推进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J].中国特种设备安全, 2014 (9) :1-3.

[2]方杰平, 曹吉根.杭州成立全国首个特设应急处置中心[N].中国质量报, 2010 (11) .

[3]李忠.强化科学监管保障电梯安全—对杭州市电梯应急处置机制建设思考和实践[J].中国特种设备安全, 2013 (12) :36-39.

[4]杨海宁, 等.2014年南京市电梯安全状况[J].中国特种设备安全, 2015 (5) :6-12.

多措并举加快处置银行不良资产 篇5

点评:从公布的半年报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上半年不良贷款的增加规模、不良率增幅的确有所趋缓,但很难说行业所期望的不良拐点已经到来。

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既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层面的原因。本轮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与经济新常态有着密切关系,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利率市场化等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在新常态下的资产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从商业银行自身层面来看,一些银行对当前新常态和新形势下的风险认识和估计不够客观;部分商业银行仍停留在过去对顺周期的认识状态中,麻痹思想犹在,导致管控措施较少;还有些商业银行片面强调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客观因素,错误认为信用风险出现存在必然性。

面对本轮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开展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跨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跨地域(境内外)和跨行业(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新生态,即利用包括资本市场化解、联合处置、互联网渠道在内的新模式,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和市场化水平,最终实现“用时间换空间”和“用空间换空间”的不良资产处置的新生态。

首先,做好不良资产处置的顶层设计。监管部门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协调,从供给侧入手,运用市场化机制切实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其次,从供给侧入手,增加不良资产处置主体。建议设立1~2家全国性民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发挥民营体制和机制优势,实行市场化经营,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和处置效率。

再次,重视不良资产转让的市场建设,提高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扩大不良资产处置参与的市场主体,丰富不良资产证券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高证券的流动性。鼓励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基金、投资银行、信托公司合作,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灵活设计符合市场投资需求的证券化产品,依托资本市场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规范资产处置行为强化资产收益监管 篇6

一、严格处置行为审批管理,减少擅自处置现象

为了切实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南阳市政府于2005年6月以宛编[2005]26号文件批准成立南阳市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办理行政事业资产的配置、处置、调剂和出租以及对外投资的审核、批复手续和资产处置、出租以及对外投资收益的监管工作。2005年5月,市财政局联合审计局、监察局下发了《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增减变动管理的通知》(宛财[2005]26号),2008年4月又联合市监察局、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监督有关事项的通知》(宛财[2008]20号),明确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在发生国有资产无偿转让(调剂、调拨)、出售、出让、置换、报废、报损、捐赠、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处置行为时,由单位提出申请并填写《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审批表》,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尤其是车辆更新必须累计行驶到30万公里以上,要根据财力情况同意更新或调剂时,实行交旧换新。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国有资产,会计核算中心不予办理财务减账手续。市财政局、监察局、审计局、检察院等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擅自处置国有资产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相关责任。方城、卧龙、邓州、内乡、唐河、桐柏等县、市、区也专门出台措施,切实加大了对资产处置行为的的监管力度。

二、加大集中处置工作力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我市在具体的资产处置管理工作中,除了严格处置行为审批外,同时切实加大行政事业资产集中处置力度。具体做法是,各单位在资产处置申请及有关资料上报市财政局后,经审核符合更新和处置条件并批准同意进行处置的资产,直接给处置单位下达批复手续,抄送会计核算中心进行减账。然后对需要调剂的资产进行统一调配,对不能调剂而需要对外转让出售的资产,彻底改变过去由单位分散处置资产的传统模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财政部门集中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进行公开竞价转让。通过行政事业资产的集中处置,既减少了资产处置工作的随意性和不规范行为,增加了约束和监督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的有序流转,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三、规范集中处置工作程序,确保“阳光操作”

为了确保资产集中处置工作公开透明,提高处置工作效率,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联合市监察局、检察院、审计局等部门理顺和建立了规范的处置拍卖工作程序,并引入了严格的监督机制,确保资产处置工作程序合法、规范运作、不留死角。具体按照以下工作程序进行:

经审批同意对于需要出售、出让的国有资产,要求资产处置单位应及时将拟处置资产登记造册,连同有关权证资料上报市财政局。然后市财政局统一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处置资产进行评估后,以财政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拍卖底价,再由财政部门集中委托具有公物拍卖资质的机构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拍卖行为备案手续,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对拟处置资产信息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后,财政部门组织对拍卖机构及拍卖师资质、拍卖标的物权属、拍卖行为备案、信息披露、拍卖底价确定以及竞买人的资格和拍卖实施程序等内容进行审查。对于大宗资产处置拍卖行为,及时邀请市监察局、检察院、参与审核把关。经审查合格后,拍卖机构方可按期组织实施拍卖活动。三年来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规范的处置拍卖工作程序,阳光操作,不仅实现了处置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也有效杜绝了说情关和批条子现象,降低了资产处置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廉政风险,同时也增强了资产管理部门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措施。

四、加大拍卖现场的监督,杜绝串通舞弊现象

加强处置拍卖现场的监管,是确保资产处置工作客观公正的关键环节,是防止拍卖过程中串通舞弊,杜绝“手拉手”进入拍卖现场现象的有效措施。我们在实际的处置拍卖过程中,始终做到竞拍过程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多方参与、强化监督。不仅要求资产占有单位及时委派代表参加拍卖会,一是回答竞买人提出的相关问题,二是参与拍卖现场监督,而且拍卖实施工作中,市财政局还要主动邀请监察局、检察院等部门及时参与监督拍卖现场,对拍卖方式、加价幅度、竞价行为、拍卖结果确认等全过程现场监督,对拍卖过程中的串通舞弊等不法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和制止,保证了拍卖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在南阳市工业设计院的资产处置工作中,市财政局与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多次沟通协调,并邀请市监察局、检察院、房管局等部门和工业设计院的职工代表现场监督,对拍卖机构和竞买人资质、拍卖标的底价确定、公告时间以及拍卖程序进行了认真的审核,确保了这次资产处置拍卖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在受托拍卖机构主持下,经过多轮竞价,该拍卖标的最终以77.95万元的拍卖价格成交,高出评估底价8%,实现了国有资产处置收益的最大化。西峡、内乡、唐河、淅川等县在集中公开处置资产过程中,也分别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处置资产竞拍中的监督,确保了处置资产拍卖过程的规范有序进行。

五、加强拍卖结果履约监督,确保处置资产顺利交割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和维护资产处置工作的严肃性,确保处置拍卖资产及时办理交割过户手续,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要求在拍卖成交后,资产占有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协助买受人办理资产交割和过户手续,有关部门凭《拍卖成交确认书》办理相关资产的产权变更和登记手续,拍卖机构应按时将资产拍卖收入上缴指定的财政专户。对不按期办理资产交割手续或不及时办理资产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未按时上缴资产拍卖收入的行为,市财政局、监察局、检察院等部门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督办,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截止目前,市直行政事业所有经批准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的资产处置行为,没有一起因对资产价值、拍卖过程纠纷以及其他情况而出现拒绝履约的现象。

六、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处置收益收缴

行政事业资产处置收入不同于其他性质的财政收入,在收入的征缴管理方面,要探索建立既要符合非税收入的管理要求,又要充分考虑收入的特殊性,既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原则,又尽量避免挫伤单位合理处置资产积极性的有效管理方法。为此,我们与预算科、国库科、非税收入管理局等有关科室、单位充分沟通协调后,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收缴有关问题的通知》(宛财[2008]24号),理顺了资产处置收益收缴和使用监管程序,形成局内部各科室部门齐抓共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益的合力。《通知》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属于财政性资金,按照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上缴财政专户或者国库,支出主要用于处置单位固定资产的维修和更新。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资产经过公开竞价拍卖后,市财政局在对各项处置费用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履行审批程序,将资产处置净收入书面告知资产处置单位。由资产处置单位按照市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到市非税局申请编制执收代码,并填写《南阳市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缴款通知书》,及时上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据此通知公物拍卖机构及时将资产处置净收入上缴市级非税收入专户,并注明“资产处置收入”。资产处置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申请使用这部分资产处置收入。

七、采取分类管理方法,建立资产处置更新良性机制

我们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采取区别单位预算管理性质,实行分类的管理方法,确保不挫伤资产处置单位的积极性,确保行政事业资产处置收益申请拨付渠道畅通。

试析黑龙江省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 篇7

关键词：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影响

金融不良资产的分析指标主要通过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率来反映。

从1999年开始国家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处置,在此期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在资产处置中,加强了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合作,争取了政府打包收购、企业重组回购;在处置方式上,采取了国际招标、公开竞价、市场拍卖、网上公示等一系列公开处置方式,增强了处置的透明度;在不良资产处置的定价上,采取了评估、偿债能力分析模型、交易案例等多种灵活的定价机制;为增加处置的渠道,与外资合作,成立的资产公司,实现了资产处置的准证券化等多种渠道开展不良资产处置。

一、黑龙江省不良资产的分布

(一)在企业性质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绝大比重

黑龙江省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在东北三省中分别较吉林、辽宁两省高出10和2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资产、销售收入、增加值的4/5左右,利税的9/10左右。国有企业发展滞后,经营困难,大量占用银行贷款,超负债经营等问题在黑龙江省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二)广泛分布在全省各地、各行业

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相对应,这些不良资产遍及全省13个市地和60多个县镇。广泛分布在机械、冶金、轻工、森工、医药、物资贸易、商业商贸等几乎所有行业的数万户企业中。从资产形态看,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权和抵债的实物资产,更多的是企业债权;从资产规模看,大到10多亿元,小到数百万、几十万,乃至几万元;从资产质量上看,既有资不抵债的企业,也有良好预期的企业;从产业上看,有些分布于传统产业,也有些分布在高科技和朝阳产业;从各家银行看,不同特色的商业银行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分布上有很大不同,建行拥有的基础设施、基础材料工业资产量较多,工行资产主要分布在工商企业,农行资产中乡镇企业不良资产占比较大,中行拥有的外贸及外汇不良资产多一些。

总的来讲,黑龙江金融不良资产国有企业占比高、资产量大、分布广,这既预示出处置过程的艰难复杂性,也说明金融不良资产资源的丰富性和影响的深远性,需要多方配合,多种手段并举,研究解决金融不良资产问题。

二、金融不良资产对经济的影响

(一)对金融和经济运行的影响

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不仅成为金融机构健康经营的严重阻碍,也是负债企业乃至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不良贷款的存在导致金融机构亏损严重,信贷资金长期沉淀和无效占用,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近年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实行了集中的资金和信贷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主要依据各分支行的资产质量和效益情况决定信贷资金在全国的配置,这些行在黑龙江省的分支行不能满足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贷款投放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同时,贷款企业也因大量陈欠贷款,恶化了财务指标,造成信用等级低下,很难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往往因为贷不到款而失去发展机遇。不良贷款问题同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与融资压力,沉重的债务包袱,延缓了国有企业重组改制步伐,加大了招商引资的难度,影响了老工业基地改造目标的实现。

(二)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

为化解不良贷款,减轻加入世贸组织的压力与冲击,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核销、剥离及债转股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国有商业银行业也通过各种手段化解不良贷款。借助这些,黑龙江省金融不良资产上升的趋势得到明显遏制,新增贷款质量有所改观。但由于经济深层次矛盾制约和银行体制、机制、管理上的问题影响,信贷风险仍然严重。随着贷款风险管理的逐步加强,各种隐含的风险逐步暴露,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

(三)对经济金融安全的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巨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严重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在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世界排名前100家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控制在5%以内,这是商业银行所有人和银行监管者都可以接受的部分,可以被视为目前银行风险控制技术和能力的极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前的不良贷款率大致在22%和31%之间,已经比发达国家至少高出20%,比其他转轨国家至少高出10%。而同期黑龙江的不良贷款率较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出10几个百分点,预计产生的损失相当部分要靠各家银行自身的经营利润去承担,这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金融业无疑是个不小的背负,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定使银行陷入困境,金融调控力度受挫,金融风险随之提高。

三、黑龙江省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分析

(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仍需借助政府力量解决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政府的一系列金融救助行动虽未能彻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但对遏制金融机构破产趋势以及缓解可能产生的社会冲击仍具有一定作用,且政府金融救助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和方式直接影响不良贷款处理的效果。我国政府通过组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政策性剥离的做法对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化运作也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看,各大银行为达到改制上市目标,不良资产率应降到10%以下。根据有关模拟计算,如果让银行自主消化不良资产,全国平均不良资产率下降到10%以内需要5-7年时间,下降到5%以内需要5-12年,根本无法达到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的需要。另外,就实际情况看,银行以其自身收入或资本金承受能力处理不良资产潜力十分有限。据此,由政府在制度上对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做出安排,将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必须走专业化、市场化道路

美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在于市场机制运用得好。如强调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下达任务;强调竞争,如以竞标方式择优选择处置与管理资产的单位,并借此降低成本,以适当的费用激励结构确保实现回收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和加速处置等经营目标。我国金融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实践看,市场机制运用得好,就能够推动资产处置的进程,有悖于市场规律行事,必然贻误资产处置商机,带来低效率和低效益。正确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比较我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成功与失误,走专业化处置和市场化运作之路是黑龙江省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理想选择。考虑商业银行改革开放的时限性,可以先将不良资产的所有权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处置。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签订处置合同的方式达到处置激励和费用、风险约束目标,资产管理公司要承接起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组织结构的重组、机制的再造、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创新。

(三)尽快完善有关的市场、法律和制度建设

1. 发展多层面的吸收和消化金融不良资产的市场。

要促进不良资产投资市场,并形成有效的资金供求关系,同时,推动信托、租赁、评估和评级行业的发展,规范投资人和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使不良资产的出售、转让、重组、置换的专业化运作充分依托市场机制,挖掘不良资产的潜在价值,并推动不良资产价值的有效实现。

2. 加强与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的法律基础。

为了给规范和促进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运作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开展资产保全、诉讼追偿和债务重组运作时,进一步强化其法律地位,有效遏制债务人对资产的非法转移和逃废,减少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出于局部利益不适干预,提高法律手段的处置效力,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与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的重组和融资运作方面,需要在现行一般法律基础上,配套不良资产领域的专门法,使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的专业化运作具备直接的法律条件。

3. 落实有利于加快资产处置和提高处置效益的政策规定。

目前,对不良资产处置的税收、行政事业收费、财务处理和监管、特殊的处置方式等方面的政策条件还应进一步落实,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机制、运行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需要进行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综上所述,认识金融不良资产对经济及金融运行的不利影响,探索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方法,对大力发展我省金融业,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臧景范.用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东北地区银行不良资产[J].中国金融,2004(3)

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经验及政策启示 篇8

(一) 美国处理储贷协会危机的政策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储贷协会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 S&L) 危机爆发后, 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处理不良资产, 一些做法被日本等国所效仿。

1.设立清偿信托公司 (RTC) , 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共同处理不良资产。1989年, 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清偿信托公司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RTC) , 作为破产储贷公司的保管人和接管人, 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处理不良资产。

2.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处理不良资产。清偿信托公司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采用了多种方式来处置收购的不良资产, 包括:暗盘竞标、公开拍卖、资产管理合同、可承受住房方案、资产证券化等。

3.依靠银行自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除了政府成立机构处理不良资产外, 美国银行业也通过自身努力处理不良资产。主要措施除了提取损失准备金之外, 20世纪90年代初,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 银行体系遗留了数量巨大的坏账, 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 日本采取了多种手段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刺激、金融改革和具体的不良贷款处理措施。

1995年6月, 日本大藏省提出解决坏账方案, 提供政府资金支持, 在五年内帮助银行机构摆脱庞大坏账的拖累。日本处理存量不良资产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不良资产处理政策框架的完善。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台了一批关于银行业危机管理的金融法案, 如《金融机构再生法》、《重建金融机构机能紧急措施法》、《金融早期健全化法》、《过渡银行计划》、《金融机构重组方针》等。

2.设立处理银行坏账的专门机构。1995年4月, 为救助濒临破产的信用社, 大藏省和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东京共同银行”。但该银行成立之后经营困难, 难以持续。2002年, 日本公布了《金融再生计划》, 要求到2004年度末, 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必须减半。其结果是, 银行出售给整理回收机构的不良债权, 由2001年度的3302亿日元增加到2002年度的2兆885亿日元。1998年7月, 日本政府决定实施“过渡银行计划” (Bridge Bank Scheme) , 以解决金融业不良资产问题。日本存款保险公司组成通过设立出资、补贴和提供贷款的方式, 成立“平成金融复兴公司”。

(二) 韩国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措施

1.成立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AMCO) 为主的专门机构。KAMCO是一家集中购买和处理不良资产的政府机构。债务重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行重组债券。政府担保这些债券的偿付并从政府预算中支付其利息。截至2002年6月, 政府已经使用了39亿韩圆 (全部资金的1/4) 用于购买不良贷款, 15亿韩圆 (9.6%) 用于购买资产和次级债务。

2.采取多种手段以市场化方式收购和处理不良资产。KAMCO收购行为一律按市场价运作, 收购定价原则为“以公正价格为准”。在实际交易中, 不良资产被分为担保放款资产与无担保放款资产两大类, 后者一律以账面价值的3%收购, 而有担保放款按公司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品的市场估价45%折扣率作为收购价格。

3.对银行注入公共资金。韩国政府还根据对银行资产等方面的严格评估, 判别银行是否具有重组再生的可能。接受公共资金的银行与政府签订备忘录, 约定如果没能达到设定的不良债权比率和收益率目标, 则追究经营者的责任。

(三) 印度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措施

1.政府资金援助。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重置, 弥补贷款损失, 提高资本充足率。1995~1996年, 政府投入85亿卢布对六家国有化银行进行资本重置。同时, 利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对这些银行进行资本重置。1995~1997年, 政府提供了超过300亿卢比的资金, 通过减少账面资本准备方式分别冲销了几家大银行的大量亏损。

2.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引入新会计准则, 强化资本约束, 控制银行进行盲目的规模扩张。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于8%、不良资产率低于15%, 并且连续三年盈利才可开设分支机构。

3.建立债务清收法庭。政府在达卡、新德里等城市建立了债务清收法庭 (DRTS) , 在孟买成立了上诉法庭, 以迅速有效的裁决和回收银行债权。到1995年末, 涉及399.4亿卢比的5638件案子已从国有银行转到债务清收法庭, 而且已有涉及19.7亿卢比的148件案子结案。

二、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启示

从各国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和经验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不良资产剥离和注资二者应相互结合, 相互补充。仅仅依靠剥离不良资产, 而没有新资本的注入, 金融机构会因为资本匮乏而无力放贷, 因而无法发挥重启经济的作用。而如果单纯注资, 不剥离不良资产, 则难以避免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无法有效提振投资者信心。

二是应当成立不良资产处置的专门机构, 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或隔离。从各国实践来看, 多数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处理不良资产, 如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 美国和日本的清偿信托机构, 以及中国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 从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有些国家即便没有立即剥离, 也对不良资产进行了隔离, 如美国储贷危机中的“好银行-坏银行”模式、波兰的“沉淀资产管理部门”等。通过不良资产的剥离或隔离, 使得银行能够轻装上阵, 避免背负过重的负担。

三是不良资产处置应当坚持市场化方向, 同时政府介入必不可少。不良资产处置的核心是定价问题, 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解决。实践证明, 债务转让、债务重组、证券化等是处理不良资产的有效手段。而当金融体系不良资产规模较大的情况下, 仅靠金融机构本身无法消化不良资产, 而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才能有效解决不良资产问题。

摘要：许多国家都曾经发生过银行危机, 积累了大量的坏账需要处理, 本文简要回顾总结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 发现各国具有不同的国情, 因此实际处置方法也有所差异, 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以借鉴, 不良资产处置应坚持:剥离后由专门机构处理与银行自主核销相结合, 清理和注资相结合, 市场化处置与政府支持相结合, 宏观政策和微观措施相结合。

不良资产处置博弈 篇9

关键词：国际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方法

1 美国

资产管理公司最早源于美国, 正是由于美国重组信托公司 (Restructuring Trust Corporation 简称 RTC) 的成功, 才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普遍重视。其后, 在国际银行业危机浪潮的侵袭下, 许多国家借鉴了美国的处置经验来化解本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危机, 并在结合本国实践的运用中推陈出新, 积累了更多宝贵的处理经验。

美国RTC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它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为防止道德风险和充分体现通过市场机制定价的原则, RTC 在处置资产时, 形成了一套以招标为基础的标准程序。一般RTC对于不良资产的具体处置方式包括:

第一, 公开拍卖。首先根据资产的规模、质量、类型、期限和地域分布, RTC 将贷款划分为不同的贷款组合。然后, 聘请私营公司会计人员估算各类资产的预期现金流,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每一项贷款组合的最低接受价格。RTC采用合同形式, 从贷款估价、组合到市场促销的全过程均聘请私营公司完成。第二, 招标出售资产。它通常根据评估价的一定百分比设置一个最低接受价格。一般来说, 招标方式能使RTC面对更加广阔和富于竞争的市场, 对于大型不动产的出售尤为有效。第三, 签订资产管理合同。RTC采用标准资产管理和处置协议 (简称SAMDA) 的形式委托私营公司管理和处置其所接管的资产。SAMDA管理下的房地产和不良资产组合一般在5000万美元以上, 期限为3年, 可续约3次, 每次续约期为1年。SAMDA的目标是在尽量避免对当地房地产业造成损失及增加中低档房地产供给的条件下, 以最高净现值快速地出售资产。合同采取竞争性招标的方式授予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SAMDA的合同价包括管理费、资产处置费和激励报酬三个部分。为鼓励合同方尽快完成资产的清算, SAMDA规定, 如果合同方在特定的期限内完成资产的清算, 它还可以获得由RTC单方确定的激励报酬。第四, 证券化。鉴于当时美国按揭证券规模庞大且已十分发达, RTC引入了证券化的概念, 以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寻求住房抵押贷款的买家。第五, 股本合资。RTC作为有限合资人以其所持有的资产作为股本投入, 并负责安排融资。

2 瑞典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政府花费650亿克朗巨额, 对那些经营状况恶劣的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 初步稳定了金融状况。同时, 将那些巨额的不良资产分解出来, 并建立一家专门负责管理、运营和消化这些巨额不良贷款的机构SECURUM公司。由于有效的运作, SECURUM经过5年时间的有效治理, 提前完成了消化不良资产, 化解银行危机的重任, 也因此提前解散。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 SECURUM的任务是先把所有的贷款转成资产, 然后把这些资产变成易销售的资产, 最后卖掉。具体处置策略如下 (如表1所示) 。

资料来源:王松奇, 《中国向不良资产宣战》, 中国经济出版社, 387页

3 波兰

20世纪90年代初, 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 波兰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如表所示) 。波兰政府于 1992 年推出“国有企业与银行重组计划”, 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以减少银行的负担, 避免银行产生系统风险。

资料来源:Montes-Negret and Papi, 1997年, 94 页

波兰主要是通过银行主导的企业重组来实现对不良资产的处置, 具体方式包括法庭和解、银行和解、破产、清算、债权出售、归还债务等。

4 东南亚和东亚

1997年4月开始, 由于泰铢受到国际投机基金的冲击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和东亚。其中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最为严重。危机不仅造成本币大幅度贬值、股市暴跌、企业破产, 金融系统更是受到重创, 银行不良贷款猛增, 许多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紧缺、无法经营的困境 (如表3所示) 。

资料来源:周小川, 《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年版

虽然不少人将造成本次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 但是东南亚、东亚国家在过去20年中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是造成本次危机的内因, 这些问题包括:投资膨胀和信用膨胀;沉重的外债压力;国家保护产生的银行道德风险;监管水平较低情况下过早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系统过于分散, 银行数量多, 规模小, 竞争激烈, 容易产生不良资产。

4.1 韩国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韩国政府为稳定金融秩序、促进金融体系再生, 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 建立健全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相关法律。并采取了许多拯救性反危机措施, 取得了很大成效。截至2002年底, 韩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大大减少, 不良资产比例降到6%以下的水平, 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AMCO) 已经处置了40%的资产组合, 回收率达42%。韩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 改革信贷经营管理体制, 成立不良资产经营管理部门, 加强对不良贷款的集中管理与专业化处置。第二, 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内部转移价格与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第三, 对不良资产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处置手段。除呆坏账核销外, 商业银行在处置与化解不良资产风险中还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强化监控;诉讼、拍卖;向银行投标子公司进行出售;向资产管理公司出售、转让;捆绑方式出售。第四, 建立了对不良资产的信贷责任追究制度, 对贷款发放或事后管理中因主观原因造成的贷款损失要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4.2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1998年成立了马来西亚资产管理公司 (DANAHARTA) 。为了保证DANAHARTA能够快速、高效、经济地收购和处理不良资产, 法律赋予DANAHARTA两项特别权力:一是通过法定归属的方式来收购不良资产的权力。二是任命特别管理员来接管陷入困境中贷款人公司的权利。DANAHARTA对不同企业采取的措施:对尚有活力企业, 即经营还比较健康, 但面临流动性危机的企业, DANAHARTA采取的是债务重组的方法。具体地说债务重组包括盘活贷款和贷款重组方式, 其中贷款重组方式又分为重新安排债务期限、调整偿还期、调整本金偿还期、债务削减及债转股等方式。DANAHARTA对没活力的企业则采取资产管理策略。对管理失控型企业, DANAHARTA采取的是接管企业的策略, 即任命特别管理员来接管该企业, 对企业进行重组, 重组可通过同其他公司合并进行, 也可以进行资产重组, 在需要的时候DANAHARTA可以注入资金。独立顾问的设立为公司重组的成功提供了保证。对于完全不良型企业, DANAHARTA采取的是取消抵押物赎回权和出售的政策, 以尽量地减少损失。

5 国际不良资产处置方法经验总结

5.1 强化政府支持力度

银行资产剥离和重组需要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损失的承担, 而从各国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经验和作法看, 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 而其银行资源、新的投资者等其他渠道资金比重较小。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 之所以强调政府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任何资产重组方案都包含大量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特别是资金的流入是任何银行、企业或资产管理公司都无法独立承担的, 同时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是较快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利器。因此我国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必须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以实现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化解。

5.2 引导和规范法律制度

美国在解决储贷危机中, 突出的做法是广泛运用法律手段, 使RTC各项运作都得到严密的法制约束和法律支持, 最大限度减少了政府对RTC不适当的行政干预, 也减少了扭曲市场的可能性。美国自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化法》颁布以后, 又先后颁布《银行违约处罚法》、《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RTC再融资、重组与改趋法》、《“一揽子”预算协调法》以及《RTC终止法》, 而波兰也制定了《企业与银行财务重组法》, 这些法律法规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 也为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各种手段提供了依据。在我国, 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层面上的。

5.3 主动出击快速处理

各国经验和教训表明, 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重组越主动、进行的越早, 不良资产重组的难度越小, 成本也就越低。反之, 其难度会加大, 成本也提高, 对国民经济的拖累就越大, 政府的各种措施就显得极为被动。

5.4 标本兼治注重防范

损害商业银行稳健与安全、导致银行危机产生的最大敌人就是不良资产的产生。因此银行资产的早期预警措施, 防范与化解措施的准备对于有效控制不良资产极为重要。在分析总结各国处置不良资产经验过程中, 美国RTC成功化解不良资产存量的经验受到广泛赞许, 但我们在关注美国处置不良资产的存量时, 发现其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并不是仅仅简单地将问题严重的银行关闭清算, 而是在处置存量的过程中注重对不良资产增量问题的防范,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铲除不良资产产生的土壤。金融当局在推动RTC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同时, 重新确定了储贷银行业务范围, 改革了存款保险制度, 通过司法程序追究渎职人员的责任。这种标本兼治的做法起到了显著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每年陷入困境的银行很少, 银行体系呈现出健康、稳定发展的态势。

5.5 创新不良资产处置制度

在不良资产处置程序中, 波兰设计了银行和解协议程序, 以弥补已有法律的不足, 更好地满足清算需要。并且设计了五种重组通道, 都是为了达到好企业通过重组继续生存, 坏企业进入破产而被淘汰的目的。设计这样一个有效率的企业分离机制, 是企业重组成功和不良资产化解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 从根本上保证不良资产的成功化解。这些创新制度对于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和绩效,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的成功经验应使我国充分认识到特殊问题应以特殊方式解决, 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 为不良资产的处置创造有利的环境。

5.6 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针对性

上述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 特别是资本市场越发达的国家, 对资本运营手段的运用也越充分。例如美国、瑞典就充分利用了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中介体系, 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金融创新工具。此外, 发达国家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也比较注意投资者的权益, 减少投资者风险, 有效地扩大了资本运营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相对的, 波兰这个经济转型国家则主要是通过注资、重组、清算、债务和解、甚至是私有化等法律途径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与上述各国有很大差异, 如各国金融业中私人成份占大多数, 而我国金融机构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占市场份额约为 90%, 同时除波兰外, 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均比我国时间长, 市场发育程度高, 这样一种较为健全的市场机制就为其处理不良资产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再者, 我国的财力和经济基础也决定了政府当前不可能拿出大额资金支持不良资产问题的处理, 而且我国的不良债权大多发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 这也加大了处理不良债权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只能是利用各种手段, 盘活不良资产, 最大限度的回收资产, 它们是收购或处理风险债权的专业金融机构, 可以经营货币资产和实物资产, 但其货币资产以收购风险债权方式而取得, 其实物资产以收购债务人以物抵债或债务重组方式而取得。

5.7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经验表明, 如果要有效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离不开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市场机制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来筹集资金, 分散风险,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市场机制却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和作用, 以市场换机制成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转轨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分析来看, 只有通过引进外资和采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来改变银行股权结构, 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作用才能保证不良资产重组的最终彻底解决。但根据我国的实际, 目前触动国有银行产权制度为时过早, 但在通过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逐步引入战略投资者, 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改造现有企业产权结构、经营机制及利用市场实现不良资产的价值最大化是有所作为的。

5.8 挖掘潜在市场

在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实践中, 外资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国内投资需求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极大地影响了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进程。国内购买力主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他们对国内法律、法规和市场的认知比外资机构更深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国内投资者占尽了天时、地利, 能否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关键是看如何操作。从美国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 政府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程, 允许 RTC为不良资产购买者提供融资或为资产购买方向银行融资提供一定担保。这一做法可以有效解决中小投资者“融资难”的突出问题,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我国活跃不良资产国内处置市场的努力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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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thony Saunders&Marcia Millon Corneet.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Published by McGraw-Hill Irwin,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