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验

2024-05-05

欧洲经验(精选八篇)

欧洲经验 篇1

欧洲危险货物运输监管体系

1. 管理机构和营业条件

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有对危险品运输管理的专门机构,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纳入道路运输 (含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机构。

欧洲各国对危险货物运输的准入条件相当苛刻, 尽管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在申请开业时没有车辆数量限制, 但是对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司机, 严格要求必须有特殊的驾驶证, 这是一个开业条件, 另一个条件是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经营者首先必须加入一个全国性的联合组织。例如, 在德国的经营者必须先加入BBT, 只有成为BBT的成员, 才有资格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

此外, 有些国家还要审查申请人是否具备其他条件, 例如:从业老板个人必须没有前科, 包括没有犯罪记录和违章记录;企业要有营运能力;企业必须有9000欧元的起始资金, 若有第二辆车, 还要追加5000欧元。该起始资金是存在企业银行账户上, 并且由银行冻结。获得批准后, 由专门的全国统一组织向申请者颁发准营证。拿到准营证后, 要向保险公司办理车辆损失险等多种保险。

达到上述条件, 申请人就可以从事普通货物运输。并且,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还要进行考试, 通过后才能取得危险货物运输特许证。特许证有效期为5年, 期满必须重新考试。

相比我国现有危险品货物运输监管水平远不能满足行业发展要求的现状, 欧洲在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

2. 货物的界定

在欧洲, 如果对货物是否属于危险品有争议, 一般由政府部门负责判定。当然,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因为在欧洲各国的法律中, 危险货物绝大多数已经列举地非常清楚, 每种危险品均分配有唯一的代号, 并要求在货单上标明。

在欧洲有关危险品规定的法律里, 危险品一般分成12个等级, 有些货物虽然在相关法律里没有具体名称, 但可以找到一条模糊的规定, 即“虽未列入危险品, 但有一定危险性的货物”。此时, 就会有一个实际部门或决策者对其是否属于危险品做出界定。

3.货运司机的培训和管理

欧洲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司机, 必须进行基础课程的培训以及相应的考核, 培训内容分为多个业务类别。基础培训要经过20小时的学习, 通过考试后才可获得相应的营运证, 有效期5年。驾驶槽罐式车辆, 司机还要经过12小时培训并通过考试, 才可获得相应的营运证;如果是运输易爆物品 (一级危险品) , 要继续增加8小时的培训并通过考试, 才可获得相应的营运证;运输放射性危险物品, 需要再参加8小时培训并通过考试, 才可获得相应的营运证。

营运证一般在大城市才能发放, 有效期最多为5年。当然, 营运证在整个欧盟国家都是有效的。这些运输普通危险货物的司机必须每5年进行一次30小时的培训。司机在运输危险货物时, 必须配备安全帽、防护镜、铁锹、灭火器等, 在集装箱四周必须张贴危险识别标志和国际通用的危险货物代码。

在欧盟各国一般都是利用科技手段强化对司机的管理。法律规定司机每行驶2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一天工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 不得违反限速规定, 许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最高速度不得超过90公里/小时。

为了更好地进行检查监督, 在德国, 所有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都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和卫星定位系统, 行车记录仪详细记载了车辆出发时间、行驶时间和停顿时间, 而且记录保持两年。交通警察经常抽检司机的行车记录仪, 而且对以往的所有记录都可能进行检查, 一旦查出司机违反相关规定, 就会被记分, 分值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迫使司机们严格遵守法律相关规定, 从而防止疲劳驾驶, 这些都有效地预防了事故的发生。

4.货物运输的路上监管

危险货物运输的路上监管由警察来执行, 他们是经过专门培训, 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警察, 只负责在路上监管运输车辆, 而不参与其他刑事案件等事务。这些专业警察以目测为主, 在路上实施监管, 对重型卡车进行严格检查。当司机有违章行为且情节轻微时, 警察就会依法对违章人进行处罚。如果是较严重的违章行为, 警察要收集所有证据, 将违章行为人告上法院, 由法院裁决。判定处罚后, 如当事人不接受处罚, 将会被判处1~4年的监禁。

对我国危险货物运输监管的启示

虽然我国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取得可喜的成绩,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现有危险货物运输监管水平还远不能满足道路运输业的发展要求。德国的危险货物运输监管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有志之士呼吁, 必须积极借鉴欧洲危险货物运输监管体系, 加强危险品道路运输管理

1.准入条件的完善

在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准入条件中, 新增企业必须在银行帐户中存入相当金额的违章保证金, 由银行冻结。在准入条件中增加违章保证金的目的, 是防止企业在违章后, 因无力缴纳罚款而导致处罚难以执行到位的情况, 违章保证金是动态变化的, 会随着企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增加而增加。另外, 这样也可以从经济上促使危险货物运输守法经营, 减少违章的发生。

2.推动执法体制改革, 改变多头执法的现状

建议将现在的交通行政执法队伍与交警合并, 改成一支行业管理警察队伍, 专门负责交通行政执法, 彻底改变执法难问题和多头管理问题。因为我国法律规定, 只有警察才拥有对公民的人身强制权, 比如将违法者拘留等, 而运管机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对人身的强制权, 造成的执法难问题比比皆是。

3. 以立法推进科技化, 以科技强化行业管理

首先, 为了有法可依, 应通过立法强制所有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装行车记录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规定了营运客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车记录仪, 但没有规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安装并使用行车记录仪,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漏洞。

其次, 国家还应对汽车行车记录仪的产品规格和性能指标作出统一的规定, 以便于管理部门的监管。现在许多客车都安装了行车记录仪, 但由于产品规格不统一,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行车记录仪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更谈不上利用记录仪进行有效监管。

4. 严把从业资格考证关, 确保营运驾驶员专业素质

严把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关, 严格培训考试制度, 回收考试权, 由中央交通管理部门负责, 可以在全国设置3~5个考试分支机构, 杜绝地方上营业性驾驶员培训考试走过场的现象, 大幅度提高考试的含金量, 保证营运驾驶员的专业素质。

5. 制定和健全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及管理制度

欧洲经验 篇2

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符合自己的制度、传统和目的的竞争法。虽然盲目移植任何模式的法律都是不可取的,但在决定制定竞争法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至少应考虑一下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一些概念和制度。本文将论述中国制定竞争法的过程中应有的关键性决策以及作出决策时应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

这里我并不是指明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做什么,我的预见作用是很小的。我主要是对中国有可能从中引进一些概念和制度的两部重要法律――欧洲和美国的竞争法加以评论……

一、竞争法的制定:移植的作用

从国外法律移植概念和制度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它比建立一套全新的概念和制度要容易和有效得多。移植在某种法律制度中已经有了明确含义的概念,通过移植就能够增加人们对其在新法律制度中含义的理解。同样,已经存在的制度在移植前都有可供考察的历史,这样就为评估它在新法律制度中将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依据。另外,移植那些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制度,能够加速外国的律师、官员及商人对其合理性的认识和接受。

但是,成功地移植法律概念和制度也是很难的,因为它失去了被移植的法律概念和制度所处的背景和条件,这就像使用工具而不知道该工具制造的目的及用法。因此,为了判断这些法律概念的价值及用途,就应当考察它们是怎样被制定的、制定的原因、如何演变、和其它法律要素的关系,以及适用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后果等。这个知识对于竞争法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确立了的基本目的和建立了的基本制度才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本文将集中阐述竞争法立法的两个问题――目的的确立和机构的设置。这两个问题是竞争法运作的核心。因此,与它们相关的移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我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的竞争法来讨论这两个问题,并且评论它们对中国立法的潜在价值。

二、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经验:目的和方式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制定

美国反托拉斯法是在1890年在民众的政治压力下制定的。由于发现几个大的“托拉斯”(即企业集团)滥用其经济优势,排挤竞争对手,强迫其供货商采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并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引起民众的愤慨,要求制止这些大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注:关于制定《谢尔曼法》的权威性论述,参见Law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merica:the Evolu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1981);Herbert Hovenkamp &Geoffery Hosking,Enterprise and American Law,1836―1937(1991);and RudolphPeritz,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1888―1992。)

适应这种要求,国会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它规定“限制贸易”和“垄断”行为违反联邦法。(注:15 U、S、C、§1()、)英美法系普通法的判例法中早就存在这两个概念,但它们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都很少被适用。《谢尔曼法》仅是把这两个概念纳入了联邦法,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它使用了极其普通的语言,而且没有对立法的目的做出解释。此外,它也没有创设适用该法的机构、程序和方法。该法既可通过政府起诉,也可通过私人在普通法院起诉而得到法院的执行。如果私人起诉,胜诉的原告可获得三倍的损害赔偿金,这种规定是为了鼓励起诉行为。

(二)制度的发展

美国反垄断法在其目的和执法机构方面的发展对中国决策者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美国发展中的状况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美国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我这里仅指法律环境。然而,两国的政治制度、人口和社会环境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竞争法目的的变化

在美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中,联邦法院的判例已经指出了竞争法的目的,这包含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价值。然而,不同的时代对于公正(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机会平等、经济自由等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法官判决中所提及的竞争法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但是,直到最近,法官们审理反垄断案件时仍然提及到很广泛的标准。

然而,在最近几年,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变化较大,这已在一些涉及反垄断法目的的判例中表现出来。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提倡“法律与经济”运动的学者们就反托拉斯法的目的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与传统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反托拉斯法的目的是比较窄的,即仅仅应当参考经济理论。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从而使竞争法重新定位。这个“法律与经济”的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分析很重要。(注:参见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5[th]Ed、)。)这场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多胜利,但它是片面的,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成功。然而,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2、方式和机构

《谢尔曼法》从颁布以来,美国竞争法执法机构的基本框架从未发生显著的改变。19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但是在整体上,执法机构的`变化是很小的。法院仍然是最终的裁决者。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仍然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法,而不是与竞争法相关的特殊的程序法。司法部仍然是重要的执法机构。

但是这个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反托拉斯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法院的一般程序。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40年代以来扩大了对当事人的调查权。这个发展是一个程序法的演变,即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享有广泛的权力,可以要求从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向其他人)取得信息。原则上,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要求提供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涉及到被法院采纳为证据的事实。这和大多数国家是不同的。因为在其他国家里,只有法院才能要求提供信息,而且只有当这种信息有望被法院采纳为证据时,才可以提出要求。

这种差别对反托拉斯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会得到在别的国家所不能得到的但对裁决却有重大意义的大量信息。这也影响了法官判断事实的方式,并且从而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十分周详而且与事实密切相关的法律原理。但是,这也往往会使诉讼费用变得更为高昂,程序更为复杂。

(三)为中国提供的价

对于美国竞争法的发展历史是否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人们基本持两种观点。其一是,把美国的历史看成是创立“最佳”模式的过程。这种观点受到美国反托拉斯法专家们的普遍支持。其理由是:美国竞争法的历史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而且经过了反复实践,一些无效的制度已经被抛弃,这从而就产生了一些值得其他国家移植的先进制度。从这个观点看,目前美国的“法律与经济”理论应该成为指导中国确立竞争法目的的准则,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法官和经济学家为核心的竞争法机构。这种观点还认为,美国经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对中国有价值的经验,同样也适合于其他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各国的国情和政治目的具有相同性。

从这种普遍的观点看问题,美国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美国法院是从许多角度看待复杂的问题。因此,研究美国的判例及其原理可以领悟许多特殊问题及其理论发展的总方向。当中国法院及行政人员把这些概念及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时,美国的判例法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近年来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的学术研究详细分析了特定的协议及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制定中国的竞争法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作为适用美国法基础的“理性人”的假设,这可能会限制它在中国的适用。

第二种观点是对美国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持怀疑的态度。美国法确立的目的、执法机构方面的经验对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具有价值吗?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

美国制定竞争法时的国情与今天中国的国情很少有共同之处。首先,当时别的国家都没有竞争法,(注:加拿大竞争法虽在此前已经制定,但它在竞争法发展史上的作用却是有限的。参见加拿大法:An Ac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ofCombinations Formed in Restraint of Trade,S、C、1889,ch、41(Can、)。)从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及模式可供国会借鉴,国会无法展开比较法的分析。相反,今天中国的决策者有许多外国经验可供参考,而且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思考,他们对竞争法的考虑几乎已经超过了。第二,美国当时已经有了保护竞争的概念。国会仅是将已经存在的普通法概念联邦化而已。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法律中还没有这样的理念。第三,竞争本身在美国受到了高度重视,个人商业机会均等的观念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而这些在中国是很有限的。最后,美国法官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创造法律的职能已经确立,而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竞争法的发展对中国很难具有特殊的价值。美国依靠法官来阐述法律目的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不可能被中国所接受,特别是中国法官的地位、经验及作用,也很难让人期望他们能履行这项职责。此外,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目的,也和中国竞争立法中的政治期望不相适应。美国在执法机构方面依赖普通法院、普通程序的做法看来也和中国法院及其程序的功能不一致。

三、欧洲竞争法的经验:目的和方式

欧洲确立的竞争法目的和执法机构的经验与美国不同,对中国的竞争立法具有直接适用的价值。(注:这里我把欧洲各国法律看成一个体系,把欧洲各国的经验看成一套经验。虽然这种做法从技术意义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但就象我在别的场合已经表述过的一样,欧洲各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是相互交织的。)我所著的《二十世纪的欧洲竞争、法:保护普罗米修斯》一书,论述了欧洲竞争法的目的和模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 指出了国家及后来的地区(即欧共体)的决策者们在建设保护市场经济和保护民主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

(一)欧洲竞争法模式的发展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竞争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其目的是鼓励经济增长,促进竞争,减少工人和企业主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的对抗。并且,根据这种思想,虽然应当给予行政官僚们一定的经济行政权,但是要防止他们滥用权力,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注:我详细地再三考虑了这个发展。见David J、Gerber,Law and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Protecting Prometheus(1998;pbk,2001)。)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代表中小企业的政治家们便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然而,由于当时的德皇不希望他的工业及军事发展计划受到影响,这种思想便没有得到实践。待战争结束和成立了德意志共和国之后,这些思想的倡导者们便通过当时所谓的《卡特尔法》(Kartellverordnung,1923)提出了早期竞争法的模式。这个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经济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之所以对竞争法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认识与前述奥地利人是相似的。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几个欧洲小国也仿效德国的立法制定了竞争法。其中,挪威竞争法的发展和变化最大。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们既把竞争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又把它作为保护工人、雇员和消费者的手段。

竞争法的制定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在随后的十年里,人们对于制定竞争法的必要性以及竞争法应采取何种模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人们基本的认识是:那些公正且由专家组成的政府机构可以执行竞争法,以阻止具有显著经济优势的市场主体滥用优势地位损害经济活动。我把这种模式称为竞争法的“行政控制模式”,目前它仍然是欧洲竞争法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把竞争法作为促进经济竞争、减少阶级对抗、发展刚刚重新获得但仍旧十分脆弱的自由的手段,以便使人们对战后的艰难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事实上,这些竞争法的制度都是以战争期间的思想和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国家的竞争法都植根于阻碍其效力的经济管制框架中,很少能得到经济、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是,这些竞争法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经济政策,有些只是通过逐步地发展超过了作为经济政策的程度。

战后德国的竞争法呈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对于欧洲联合以及战后欧洲的历史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由纳粹期间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所推动的,他们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讨论一些关于战后德国应如何重建的思想。(注:关于这个讨论,见David J、Gerber,“Constitutionalizing the Economy:GermanNeo―liberalism,Competition Law and&nb

sp;、the‘New Europe’”,41 Am、J、Comp、L、25(1994)。)根据他们关于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的理念,经济自由和经济竞争不仅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且还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因此,法律上应当保护竞争。此外,这种观点还认为,仅当竞争法的实施基本上是根据司法的原则和司法程序,而不是根据行政的自由裁量时,竞争法才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这些观点就成为德国1957年颁布的《反对限制竞争法》(GWB―Gesetz gegen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的基础。该法已经有过多次修改,目前仍然生效。这种法律框架是作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值得社会信赖的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而构造的。它体现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在战后欧洲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57年欧共体的建立扩大了竞争法的功能,并使竞争法处在战后欧洲历史的核心地位。竞争法消除了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并为建造一个成功且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市场创造了条件。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共同缔造了一部被普遍认为能够有效实现这些目的的《欧共体竞争法》。

同时,在二战后的前里,原来根据行政控制模式而制定的竞争法也逐渐“司法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具有独立性的裁判者和越来越专门的程序规则等司法因素,在竞争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行政性标准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

竞争法在欧共体所处的核心地位也被许多成员国所效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许多成员国或者是第一次制定了竞争法(如意大利),或者是修改和完善它们的竞争法,从而使它们的国内法与欧共体竞争法更加趋同(如法国)。

(二)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当中国的决策者们考虑制定中国的竞争法时,欧洲确立的竞争法目的以及制度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就可能具有建设性的价值。因为在许多方面,欧洲曾经有过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往往使用和中国相似的法律手段。

1、立法目的

表达立法目的的方式在竞争法的实践中就是一个核心因素。在这个方面,美国主要采取司法的方式,欧洲却主要采取立法的方式。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也将使用立法的方式。因此,中国确立竞争法立法目的的方式和欧洲曾经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

表达目的的方式对于确立目的的思路会产生影响。欧洲竞争法规定了广泛的目的,而且在同一个时期包含好几个目的。相反,美国竞争法的目的却减少了,目前只有经济效益这个惟一的目的。考虑到中国可能期望竞争法承担多个任务,欧洲的经验要比近年来美国的经验更具有建设性的价值。下面,我将讨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几个目的。

欧洲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共同体市场,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非常强调统一市场的目的。市场建设有许多因素,但是我的评论仅限于两个方面。

市场建设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了有效地经营,市场主体必须享有公平竞争的自由,其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怎样销售以及按照什么样的价格进行销售。如果政府阻止或限制这些决定,他们就阻碍了市场的建立或损害了市场的运行。在欧洲,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思想常常成为发展竞争法的巨大动力。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这些管制要么是战争期间政府干预经济的延续,要么是作为基本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竞争法的目的就常常被用于减少这些管制。竞争法被用于制止单一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对市场的扭曲,尤其当这些企业得到了政策援助或政策保护时,这个目的和中国对许多市场的改革举措是一致的。

另一个市场建设因素涉及到竞争和交易中的地区壁垒。统一市场的目的是欧共体竞争法的核心,欧盟东扩计划也确认了欧共体竞争法在许多年内的优先地位。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消除人为的地区壁垒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市场的建设和统一相关的是,确保政策上和广大群众对市场活动的支持。我把这个目的称之为是“公共”的目的,因为它强调了认识市场活动是在一定民众中进行的重要性。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市场是“不公正”的,或者认为大企业是在剥削消费者或者剥削劳动者,那么市场行为所得到的民众支持就将会减少。

这种保护民众利益的目的在欧洲竞争法的发展中常常是重要的。比如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经济公平及分配公正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控制或者深刻地影响许多政府,就是因为它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而在这个方面,竞争法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是被用来作为禁止大企业滥用经济势力、剥削消费者或不公正地妨碍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竞争机会的手段。这个功能在德国最突出。德国的竞争法不仅成功地创造了经济繁荣,而且还成为追求社会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利益在许多欧洲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有可能成为特别重要的目的。

竞争法的另一个相关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在欧洲战后的几十年里特别重要,因为当时的经济短缺非常严重,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人们还担心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大企业会操纵市场,进而窒息人们孜孜追求的经济发展。所以,竞争法被视为通过与限制经济增长的卡特尔及垄断行为作斗争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通货膨胀的一种方式。

虽然欧洲的这些经验看来对中国的决策者特别有用,但我仍要提醒大家,这些相似性是与被称之为竞争法的“工具性”目的,即竞争法本身的外部目的相关的。在这些目的中,竞争法取得了一些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的“支持”。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欧洲的竞争法还与其内在的目的和价值有关。例如在德国和欧盟,经济自由本身被视为是竞争法的目的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这也是竞争法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因素。在这个方面,欧洲和中国的差别很大,因为这些差别的存在,与竞争相关的内在价值就很难发挥作用。

2、执法机构

欧洲竞争法中关于执法机构的经验对中国的决策者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欧洲竞争法中的行政控制模式的确立旨在追求上述目的。这种机构框架所依赖的环境及其建立中的法律依据,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中国竞争立法中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这即是建立机构的出发点和机构的体制。

(1)机构设置的出发点

欧洲设置行政控制机构的出发点,往往与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情形相似。因此,这 些经验对中国的决策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欧洲,发展竞争法的力量往往是拥有较 高职位或者有着广泛政治权力的行政官员,他们同时也有着广泛的管理经济的权力。因 此,在建立竞争法的执法机构时,就产生依赖行政机构的强烈愿望。行政领导们提供了 重要的(也许是必须的)政治支持。而且,他们的支持也减少了竞争法对现存政治关系的 威胁。

这种

行政控制的模式还具有其他的优点,它能够通过较低的成本和精力来实施法律,因为行政官员只需换一个新的办公地点就行。而且,这些官员也不必做很多的工作。当政治形势对严格执行竞争法不利时,他们可以放慢手脚。总之,行政执法模式不仅有利于制止大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且还有利于发展竞争法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了人们保护竞争的信念。

中国决策者所处的以下背景与欧洲相似:第一,行政机关对经济发展(至少是单个企业行为)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想通过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美国模式以彻底和及时地消除行政管制在政治上可能是比较难的,也许还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的行政机构有权威,有地位,这样做就特别难。由于行政机关在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如果某个机构的设置对其利益极为不利时,它就会妨碍竞争法的发展。因此,如同欧洲国家的情形一样,那些根据竞争法作出裁决的官员需要时间和经验提高他们对竞争法原理的认识,他们还负有教育和培训企业的任务。

(2)法律传统的问题

两岸统合能否借鉴欧洲经验 篇3

近代的思想、政治制度几乎都是由欧洲人开启与发明的。欧洲人发明了国家主权观,也创造了民族国家的论述。不过,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主权”与“民族国家”是西方人送给世界的灾难。这种以排他为精神的“主权”信仰,给世界造成了冲突,也没有给欧洲自己带来和平。

近百年来,欧洲的基督教兄弟们为了主权与国家利益,自相残杀,欧洲人自己尝到了“主权排他”带来的苦果。二战后,欧洲人开始学习“主权共储、共有主权”,欧洲国家将自己的部分主权交给了欧洲共同体,开始了“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共有主体、互为主体”的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发展迄今,证明了当时精英们的设计是多么正确:欧盟国家之间,虽仍会有不同意见,但已经可以基本排除战争的可能,它们彼此之间真正做到了“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

今日的欧洲联盟,有着共同的旗帜、盟歌、货币(欧元);在机制上,有超国家权力的欧洲议会、欧盟执委会与欧洲法院;在政策上,各成员国有共同的农业、商业等政策。2009年11月,欧盟又诞生了自己的“总统”。

我们已经很难从传统的观点看欧洲是否算是统一。从形式上看是没有,但从实质内容看,它们已经具备了共有的认同,统一的国家要做的事,它们不已经在做了吗?

把镜头移开欧洲。当欧洲开始学会如何跨越主权的藩篱时,民族主义与主权仍是全球冲突的一大因素。当欧洲已经走上一体化的主权共享道路时,全球仍在为族群冲突与主权争议闹个不停。两岸也不例外。

两岸从1949年起处于分治状态,主权之争使得两岸长达40年互不往来。上世纪90年代,两岸在人员往来、经济互动上有了大幅进展,但主权之争仍困扰着双方,也制约了彼此的理性。

1994年以前,两岸对主权有正统之争,即两岸谁是中国的正统与代表的“谁是中国”之争。但自1994年台湾推动“参与联合国”后,两岸进入了“各有主权”之争。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国与国”、2002年陈水扁主张“一边一国”, 都清楚地显示出台湾放弃与大陆争正统,而是要搞分离。

2008年马英九执政,两岸关系开始好转,但政治关系却难以开展,关键在于两岸对于“一个中国”仍缺乏共识。经历十余年的政治操弄,不少台湾人已将中国大陆看成“异己关系”,而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力量的快速提升,台湾对于大陆更有着“被统一”、“被吞并”的恐惧。“异己关系”与“恐惧”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让两岸关系存在着高度的不信任感,从而使得根本互信难以建立。

处理两岸问题,我们可以读一读欧洲一体化,试着从中找一些启发: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镜的,又有哪些是不同的。

两岸定位不同于欧盟国家定位

欧洲共同体是一种主权的“共储与共享”,即每个成员国将一部分主权交出来,将其“储存”在欧洲共同体内,每个成员国均有权“分享”这些共储的权力。

对两岸来说,由于两岸分治是内战造成,因此,两岸关系并不是两个主权独立国家间的关系,真正的主权属于中国,两岸各在其领域内分享中国的主权权力。中国的主权为两岸所有中国人“共有与共享”。

清楚一点说,在地理范围上,两岸同属中国;在法理上,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上“中华民国”。或许在国际政治现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在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于“是”中国,只有两岸加在一起才是中国。“代表”与“是”是不同的概念。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一体化与两岸一体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欧洲一体化是在每个成员国各自独立的情形下进行一体化,两岸一体化应该是在“整个中国”的内部开启。北京对于以“欧盟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一直有疑虑,就是担心如果接受“欧盟模式”就等于接受了两岸各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笔者长期主张的两岸统合(即两岸一体化),是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前提,两岸在整个中国内部进行各种政策的统合或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与两岸一体化两者相似的地方在于各成员间“平等而不对称”的关系,即在宪法的位阶上,两岸为平等,但是在政治权力上,两岸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在相互的关系上,两岸也是“各为主体、共有主体”。

基于中国的主权应由两岸全体人民所共有,因此,两岸并不是像欧盟一样“共储主权”,而是“共享主权”——两岸将自己原占有中国主权的一部分权利与对方共同分享。

在这样的思维下,北京可考虑两岸先制定和平协定或基础协定,相互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有了这个双方共同的保证,两岸彼此接受对方的宪政地位,并不会在法理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个关系不同于香港与北京的关系。而“第三宪”就是两岸未来要创建的新中国宪法。

我们可以放开思考,不要把“第三宪”一定看成是一部传统的宪法。就像欧盟在2004年开始推动的欧盟宪法,其实是集过去已签订条约的总和,加以精简补充而得,称为《欧盟宪法条约》,本质是条约,但是叫它做宪法。欧洲人在追求统合的过程中,没有被自己在17世纪起发明的主权、宪法等形态所局限,进而创造出对宪法名称的新定义。依此逻辑,欧洲从煤钢共同体条约签署那一天,就开始了“第N宪”的进程。这个N代表一个数字,是会员国数目加一。

欧洲共同体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了主权共储与共享的工作,一连串的共同体条约,让欧洲联盟迄今愈来愈像一个整体。与欧洲统合“从分到合”的路径不同的是,两岸迈向第三宪的路径是一开始就应确定彼此不可分离性,是一种“合中有分,从分到合”的过程。未来的路线则可参考欧洲统合的精神,依需要进行,让整个中国的内涵愈来愈丰富,“第三宪”的权威愈来愈大。

两岸未来可以透过不同的政治性协定,共同分享原本就属于两岸全体人民的主权。两岸在文化、货币、身份、经济、安全、国际空间等议题上达成高于两岸管辖权的政策,或搭建高于两岸宪政的共同体。未来的两岸协定就像一座支架,涉及政治性的协定是柱梁,事务性的协议是壁墙,当“第三宪”的权威愈来愈高,两岸不就自然成为一体了吗?

更重要的是,两岸统合是强化两岸对于“中国”与“中国人”认同的良药。欧洲统合经验显示,通过统合的互动、共同政策的实践、共同体机制的参与,原本是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至今已逐渐累积了高度的共同体认同。两岸原本就是同文同种,只要统合的机制一启动,两岸人民共同获利,累积认同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欧洲。

“两岸平等不对称”是现实的一部分,统合机制正好可以在“平等不对称”的机制下运作。两岸互有所长,各有其短,如何透过共同体的机制使两岸互有所需,各有所取,是完全可以理性讨论的。这方面,欧洲一体化提供了非常多的经验,值得参考。

(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

欧洲银行人才培训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篇4

(一) 培训管理理念贴近市场实际

一是保持教育培训计划与银行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相一致。以银行未来发展对员工队伍素质提出的新需求为基点, 培训管理部门领导参与银行的高层会议, 进一步详细了解银行的战略走向。同时, 培训部门须经常与业务部门联系和交换意见, 共同研究培训内容、培训计划。如巴黎外贸银行培训中心在该行的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一位联络员, 负责向培训中心反馈分支机构的培训需求。

二是对培训项目设计实施专家评估, 对项目的可行性及效果进行全面分析。培训部门对教师、教材、教学内容、培训质量、培训成本、培训效益进行评估, 与业务部门共同分析培训的预期效果。培训完成后, 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 评估培训的实际效益,

同时, 对学员的工作效果进行跟踪调查, 并将结果记入培训档案。如英格兰银行在培训和考核结束后, 要求学员填报反馈表、满意度调查表, 对培训内容等进行评价, 并要求学员所在部门经理在学员接受培训3个月后对该学员有关工作业绩、表现等进行评估, 以检验培训效果。

(二) 培训机构设置精简

一是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少而精。法国、德国及卢森堡各大银行的培训中心, 固定工作人员一般在几名至30名之间, 最多50余名, 主要负责培训产品的设计开发管理、培训工作组织和后勤保障。二是培训教师以外聘方式为主, 且多来自银行高管或国际金融组织。如卢森堡银行协会培训中心有180多名高素质的兼职教师, 主要来自银行高层领导或国际金融组织。

(三) 培训方式灵活多样

一是采取多样现代化教学方式。欧洲各银行培训中心普遍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主要有网上培训、电视培训、模拟游戏和培训影片等。欧洲银行普遍采用EBRG (欧洲银行模拟游戏) 系统模拟实际工作场景, 学员通过模拟演练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利用电影培训, 通过影片描述生活和工作情景, 针对如何组织会议、怎样在会议中达成意见等一些软性问题和管理状况设计电影情节, 帮助学员对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善。

二是采取开放性的培训模式。1.培训机构开放。培训中心不仅与国际金融组织、知名大学、社科机构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培训, 而且还联合著名咨询服务机构、金融行业各类协会等组织举办培训。例如, 卢森堡银行协会培训中心与国际组织卢森堡共同基金协会、国际证券管理协会联合举办培训, 以提高培训水平。2.培训方式开放。许多银行与金融学校合作举办专业学院脱产培养金融学士和硕士。根据欧盟Bologna协议和Erasmus计划, 欧盟各国设置相同的大学学习结构, 学员在学习期间可以在几个国家变动性学习。

二、欧洲银行培训经验对我国银行培训工作的启示

(一) 在管理上进一步规范业务培训过程

一是在培训前进行培训需求调查, 对培训的计划方案进行评估, 确保目标明确, 按需施教。二是对培训的实施过程进行评估包括对准备工作、学员参与情况、内容与形式、讲师与培训工作者、进度与中间效果、培训环境与现代培训设施应用等方面的评估。三是在培训后对培训目标达成情况、培训效果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检验培训效果。

(二) 在培训导向上注重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

一是注重提高学员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在课程设计上可以引用经典案例以及工作的实际问题;在教学方法上, 多开展针对实际问题的互动讨论。二是加强对业务能力的培训。在师资选择上, 要求讲师必须具备实务工作经验;采取培训后对学员进行专项业务工作考核, 检验培训效果。三是加强能力发展类的培训。开展时间管理、心理管理、人际管理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培训, 帮助学员妥善处理工作与生活、个人发展的关系等。

(三) 在培训方式上注重从传统方法向现代手段转变

一是注重实际演练, 提高教学效果。在授课方法上, 可以通过邀请优秀学员做场景表演, 现学现用, 提高学习效果。二是注重引进户外拓展训练, 培养学员团队精神。通过户外拓展训练项目, 让学员从实践中体验如何处乱不惊地应对险境, 如何加强团队协作如何提高办事效率等, 从而改善学员的心理素质。三是注重联系实际, 学习与考察调研相结合。对于中长期培训班, 除按照规定课程开展理论学习培训外, 可以采用实地考察、撰写调研报告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四) 在战略上将员工培训纳入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通过向员工提供有关自测工具, 或者由管理人员、外聘专家帮助员工分析和评估其实际能力及职业发展空间, 在此基础上结合员工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要求, 制定培训计划, 促使员工努力追求专业的深度和广度, 进一步推动员工的自我职业发展, 从而做到以培训调整职业生涯规划, 以职业生涯规划进一步推动培训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商银行院校长赴欧洲考察团值得借鉴的欧洲商业银行培训中心[J].现代商业银行.1999年第02期

欧洲经验 篇5

第二是将用户调查与其他数据质量评估方法进行系统整合。用户满意度调查的目标是获取基于用户感知的有关统计数据质量的信息,从而成为ESS开发的三层次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方法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键过程变量、质量指标、质量报告等方法相结合,籍由各种方法的功能互补性提供关于统计过程与数据产品的基础性信息,形成统计数据质量评估系统的重要输入信息源;进一步也有助于推动理论新探49统计数据质量评估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强化各种评估方法的功能优势,减少因各种方法的技术缺陷而导致误判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目前ESS用户满意度调查的实施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相关经验的积累不够充分,很多ESS成员国国家统计机构所实施的用户调查,目标仅是用于探查用户特征以及用户与国家统计机构之间的关系(包括联系渠道及用户对统计信息服务的简单评价),用户调查对于统计数据质量评估仅能发挥很有限的作用。在现有的调查实践中未对用户群体作必要的细致区分,没有根据用户的特征和需求来设置调查内容与问卷问题,导致调查的针对性不足,在探查用户对统计产品服务质量感知方面的效果无法彰显。同时,用户满意度调查的方法论还不够成熟,调查缺乏标准化设计与必要的操作规范,也鲜有基于用户调查结果来改进统计数据质量的文献记录。

5结论与启示

欧洲统计系统所实施的用户满意度调查,从用户角度评估数据质量,这与质量是由用户决定的、质量与用户(表达或暗示的)需求相关的观点是相符的。通过用户满意度调查可以有效获取用户的使用信息,了解用户对ESS统计信息服务的质量感知和意见;进一步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动统计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改进与质量体系的建构,不断提升统计质量、有效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但在现阶段,ESS用户满意度调查在评估与改进统计数据质量方面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国政府统计部门日益重视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与评估工作,但通过用户满意度调查来进行统计质量管理评估则属新生事物。如何从包括欧洲统计系统在内的国外同领域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开发符合我国政府统计管理体制与统计数据生产过程特征的用户满意度调查方法,并以此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有效工具和途径,其中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有效发挥用户满意度调查在统计数据质量评估中的作用,进行方法论研究以及调查事先规划与设计无疑是必要的。在调查目标方面,要明确实施统计用户满意度调查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取用户关于统计信息服务需求及质量评价的信息,并进一步为统计数据质量的改进提供参考。在调查对象方面,要对用户群体划分必要的层次和类型,如专业机构、专业用户、一般用户等,根据不同用户的特征来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方案。在调查内容方面,基于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合理定义以及对统计服务的专业性考虑来确定调查内容,同时力求与其它领域用户(顾客)满意度指数的编制实践相协调,为最终将统计用户满意度调查结果整合进公务服务乃至全国顾客满意度指数预留对接端口。在调查实施方面,推动统计用户满意度调查的制度化与定期化的实施,并与统计部门内部进行的数据质量评估工作有机整合,使之切实成为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Defays,D.,Laliberté,L.Extract of:Comparison of the IMF’s Data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European Statistical SystemQuality Approaches[EB/OL].ec.europa.eu/eurostat/quality.April,2006.

[2]Ehling,M.,Kirner,T.Handbook on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ools[EB/OL].ec.europa.eu/eurostat/quality,2007.

[3]EUROSTAT.Eurostat User Satisfaction Survey[EB/OL].ec.eu-ropa.eu/eurostat/quality.Octob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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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验 篇6

伦敦智库的2011年世界经济排行榜前十名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未来10年,俄罗斯和印度还会继续上升,成为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而德、英、法这3个欧洲大国,则会继续下降,可能会分别落居第七、第八和第九大经济体。欧盟逐渐殒落的情势,已经非常明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相较之下,拉丁美洲的经济比较稳定。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2011年11月在前往巴西、墨西哥和秘鲁访问时指出,这些国家和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过去几年表现杰出,正在收获坚实基本面、正确政策架构和审慎总体经济政策带来的果实,享受持续经济成长,降低风险。在过去,像2008-2009年这类金融海啸,拉丁美洲势必首当其冲,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事实上,她说,新的拉丁美洲可以提供一些经验给欧洲先进国家,诸如储蓄以防不时之需,以及控制银行体系的风险等。

拉加德这番话非常具讽刺性,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当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时,欧洲先进国家正是以同样的话来教训它们,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主客易位,欧元区国家因为主权债务,弄得焦头烂额,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纷纷跑到拉丁美洲找一口饭吃。新任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在竞选时指出,现在西班牙每年有1200人到阿根廷找工作;而葡萄牙人,更是大批涌往巴西求职。

欧元区国家经济已近乎停滞或负成长,但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拉丁美洲整体经济2011年成长4.3%,而2012年虽然受到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减缓的影响,仍将成长3.7%。由于经济持续成长,整个地区失业率已经降为6.8%,而且中央政府2011年有相当于0.3%国内生产总额(GDP)的基本结余,不过加上债务利息支出后,将有相当于1.5% GDP的赤字,但这些数字足够欧元区国家羡慕了。

债台高筑的阿根廷如何解困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大国,向国际银行大笔举债来进行工业化。在70年代中期以后,石油输出国家大幅调高原油价格,累积了巨额财富,许多“油元”都透过银行流到拉美国家。到了1983年,拉美国家的外债高达3150亿美元,相当于地区整个GDP的50%,许多国家都无力偿债,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阿根廷,而阿根廷处理债务的情形,正可以供欧元区国家参考。

阿根廷在军事执政时期,经济发展失利,加上马岛战争,债台高筑,战败后军事政府被迫在1983年还政于民,但经济时好时坏,通货膨胀严重,币制改革失败后,1989年7月一个月的通货膨胀就高达200%。梅内姆总统在1991年将比索紧盯美元,以1比1的兑换率来稳定物价,初期获得相当成效;经济稳定几年后,问题逐渐浮现,因为比索币值高,不利出口,有利进口,阿根廷人大量购买进口货,或外出旅游,造成工厂停工,失业不断增加,金钱不断外流,从1999年起连续3年经济衰退。

德拉鲁阿总统1999年上台后,因为无力偿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纾困,货币基金组织不但要求保持比索兑美金1比1的汇率,并要求执行撙节计划,德拉鲁阿执行了7波撙节措施,包括降低公务人员薪资和退休人元的给付,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失业率高达20%。到了2001年,民众失去信心,纷纷将比索兑换美金后汇往国外,据估计流往国外的钱高达1700亿美元,超过阿根廷的外债总额。

2001年11月,银行发生挤兑,德拉鲁阿政府于12月宣布冻结银行账户一年,每周只准领取250到300比索,接着又宣布要将所有私人退休金转换成国库券。此举立刻引起民众暴动,警民冲突造成30人死亡,最后德拉鲁阿辞职,在12月21日靠直升机逃离暴民围困的政府建筑。阿根廷在德拉鲁阿辞职后,两周内共换了5位临时总统,仍然束手无策。

最后阿国政府在12月底宣布停止偿债,倒债约950亿美金,并于2002年元月撤销跟美元的挂钩,几个星期内比索贬值了75%。这些措施虽然造成银行重大损失,并引起通货膨胀升高,但由于比索贬值,提升了阿根廷产品的竞争力,并造成进口产品价格飞涨,反而稳定了阿根廷的经济;再加上黄豆、玉米价格上涨,阿国经济逐渐脱离困境。

到了2003年基什内尔总统上台后,采取扩张政策,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其他方面开支,创造了阿根廷的经济荣景。2005年,他跟大部分债权银行达成协议,接受约70%的损失,并延长还款期限。2007年,基什内尔突然心脏病去世后,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兹当选总统后继续推行他的政策。2011年10月克里斯蒂娜以54%的得票当选连任,比最接近的对手多37个百分点,因为从2003年以来,阿根廷的经济除了2009年因为金融海啸只成长0.9%外,其他每年都成长7%到将近10%之间,今年预估是9%。同时,失业率在2011年第三季只有7.2%,贫富差距比2002年几乎减半。

当然,阿根廷的经济并不是没有问题,相当部分的成长是因为黄豆和玉米价格居高不下,而且通货膨胀严重,虽然官方说只有10%,但民间认为可能高达25%,不过因为实质工资仍有成长,所以民众还能忍受。

希腊应该认真考虑退出欧元区

虽然欧洲债务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经济情况跟阿根廷不同,因为没有像黄豆和玉米这类在国际上抢手的产品,但仍然可以吸取阿根廷经验。首先就是撙节措施,希腊为了响应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的纾困条件,已经实施一连串撙节措施,包括裁减公共部门的人员名额、减薪、增税,结果和阿根廷一样,造成失业扩大,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成长始终无法达到预定目标。希腊已经连续4年经济负成长,2012年仍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增税只会扼杀成长的机会。

其次,希腊应该认真考虑退出欧元区,阿根廷从1999年到2002年的3年衰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守比索跟美元1对1的汇率,让比索无法反映阿国经济实况,不但不能靠贬值来增加竞争力,而且造成巨额资金外流。今天希腊的情况一样,留在欧元区,让中央银行失去货币操作空间,无法提升竞争力,同时希腊也有资金外流的情形。退出欧元区固然会造成强烈震荡,但阿根廷的例子很明显,长痛不如短痛,拖下去解决不了问题。

欧洲经验 篇7

学校ICT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欧洲,现在平均每3~7个学生有1台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上网本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学校有交互式电子白板(平均100多个学生共享1台交互式电子白板),也有投影仪。在欧洲,超过十分之九的学校均配有宽带,速度平均在2~30Mbps之间。大多数学校的网络连接至少可以达到基层水平(如有网站、局域网、虚拟学习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学校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为:4年级和8年级有25%~35%的学生、11年级有大概50%的学生,处于高水平配备的学校,如配备有高水平设施、高速宽带(10Mbps或以上)和具有高联通性等。这类学校的百分比在国家之间差异极大。

ICT在教学中的使用情况

从教师层面来看,在这四个年级中,95%~97%的教师,在过去的12个月中,使用了电脑或网络备课,对应学生的比例较低一些,为81%~87%。在学生层面,整个欧洲,中学多于二分之一的学生每周至少有一次使用电脑进行学习。在8年级,三分之一的学生每周至少有一次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11年级则为五分之一。10%的学生报告说,每周至少有一次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进行学习。非常有趣的是,学生们声称,他们每周至少有两次使用自己的手机学习:8年级28%,普通教育11年级为35%,职业教育11年级则为46%。

教学和学习中使用ICT的阻碍因素

1.学校领导对于使用ICT的阻碍因素的看法

该调查为了探究使用ICT的阻碍因素,针对20个影响学校提供ICT教学能力的因素,要求学校领导回答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很多”(4分),“有点”(3分),“一点”(2分),“一点都没有”(1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三种主要及稍微次要的阻碍因素,按照得分排列如下:

(1)设备

即电脑、笔记本电脑、交互式电子白板等的不足、过时或故障,以及缓慢的互联网连接速度。在欧洲,学生的年龄越小,设备的不足与无效被认为是使用ICT的障碍的学校领导比例越大。在这一方面,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拉脱维亚和意大利(11年级的比例较低)要高于平均水平。在卢森堡和马耳他的4年级,在葡萄牙、爱尔兰、捷克共和国和丹麦的8年级,在斯洛文尼亚和丹麦的普通教育11年级,以及在瑞典和芬兰的职业教育11年级,设备问题相对来说不重要。

(2)教学法

即缺乏教师技能、技术和教学法的支持,教学内容(包括当地语言)掌握不充分,ICT整合难度大,以及缺乏教学中ICT的使用模型。对于ICT在教学和学习使用障碍的调查中,“教学法”的得分范围从2.4(职业教育11年级)到2.5(8年级)。相对于其他国家(如挪威),卢森堡和希腊的学校领导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因素阻碍了ICT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使用。

(3)目标

即家长和教师反对使用ICT,使用ICT的益处不明确,教学中使用ICT不是学校的目标。在对ICT在教学和学习的使用障碍的调查中,在四种抑制因素中,“目标”的得分相对较小,分值在1.6和1.7之间。

(4)时间表的压力

平均7%(8年级)到12%(4年级)的学校领导认为,时间表的限制是使用ICT的主要障碍之一。在4年级,在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卢森堡、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这一数值超过了20%,克罗地亚和希腊的8年级符合这一情况,奥地利、克罗地亚、希腊、芬兰和意大利的普通教育11年级,以及克罗地亚、芬兰和卢森堡的职业教育11年级也符合这一情况。

(5)空间问题

平均12%(8年级)到21%(4年级)的学校领导认为,空间限制(如教室大小、桌子的布局、建筑设计)是使用ICT的主要障碍之一,其阻碍程度要比时间的压力更强一些。相对于中学来说,小学更关注这一因素。

(6)校外考试的压力

毫无疑问的是,学校领导报告称,在校学生的比例,以及为学生准备考试和测试的压力,成为使用ICT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一观点随不同年级而异:4年级的平均百分比为10%,8年级的为8%,普通教育11年级则上升到11%,职业教育的学生则下降到9%。

综上所述,在整个欧洲,“设备”缺乏是使用ICT的最大阻碍因素,其次为教学法(在职业教育11年级,“教学法”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如图1),然后是与“目标”相关的问题。“设备”在四个年级所涵盖的范围是一致的,分数在11年级的2.2到4年级的2.7之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学生的回答来看,在欧洲或者国家层面,计算机设备(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的水平与学生反映的使用频率之间没有相关性。这一发现说明,ICT整合的政策应该将重点集中在学习的管理上,而不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

2.教师对于使用ICT的阻碍因素的看法

与学校领导的看法相似,教师们认为,“设备”仍然是使用ICT最大的障碍,其次是“教学法”因素,“目标”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1)设备

教师们认为,教学和学习中ICT的使用,设备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在欧洲,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其他年级,设备问题在4年级的影响较大。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罗马尼亚),设备问题的影响程度也要多于其他国家(如马耳他、爱尔兰),影响规模从不足1到多于4。在设备因素(电脑、上网电脑、宽带、交互式电子白板、笔记本电脑、过时的设备)中的诸多元素中,教师报告称,交互式电子白板(8年级平均34%,其他年级与该年级相似)和笔记本电脑(8年级平均值为37%)的不足,对于使用ICT学习的影响很大,超过了其他设备。

(2)教学法

在这次调查中,将“教学法”作为ICT在教学和学习中使用抑制因素的教师,相对于学校领导来说,观点没有那么强烈。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罗马尼亚,相对于其他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和挪威)来说,认为这类因素对于ICT的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教师较多一些。教师认为,改善技术和教学法不足,比其他的元素更能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教师技能不足、教学内容掌握不充分、教学模型掌握不熟练、整合ICT难度太大等)。以职业教育11年级为例加以说明,如下页图2所示。

(3)目标

与目标相关的抑制因素(家长或教师的阻止、教师缺乏兴趣、好处不清楚、ICT使用在学校不是目标),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教师特别关注这一点。尽管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相比,教师支持率低一些,但是相对于其他障碍因素,ICT缺乏兴趣(8年级3.7%的教师评价认为阻碍使用ICT“很多”)和不明确使用ICT的益处(8年级3.3%的教师)这两点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4)其他阻碍因素

大约20%的教师(欧洲平均值)认为学校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以及考试压力阻碍ICT的使用“很多”。在这一点上,教师所占的比率高于学校领导的比率。

对于上面提到的阻碍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校领导,他们的观点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因国家而异。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建议

1.中央、地方和制度层面

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仍需要相应的政策和行动,使得所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可以在配置了高水平数字化装备的学校上学。这些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网本等)和交互式电子白板这方面,将有助于克服这一障碍。为了促进ICT的使用,基础设施相关的政策应该附有配套的其他领域的措施,尤其是教师专业发展。根据学校拥有的自主权,国家、区域和地方政策制定者、或者学校领导,应位于实施这些政策的第一线;在这些不同层次间实施的各项活动中,他们达成一致并相互合作,对于成功实现变革来说非常重要。

2.欧洲层面

此次展开的多国家调查发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水平差异,特点也多种多样。制定配套政策时应考虑到这一点,制定多元化的支持活动,不仅要适合于配备齐全的教育系统,还要适应于基础设施配备不足的教育系统。

3.学校层面

学校应制定并实施ICT与教学相整合的具体措施,包括针对各学科的整合措施,定期就此问题与教学人员讨论,落实在教学中使用ICT的奖励措施,促进教师ICT日常实践中的相互合作,并为教师们提供充足的时间。此外,特别是在制度层面上,这些政策应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相结合,借助于ICT协调员,为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使用ICT提供支持。

对我国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欧洲经验 篇8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但我国的环境保护步伐长期以来较为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自2007年起就已经着手对开征环境税进行论证研究,并在部分地区相继进行试点。十八大更是明确地提出要加快推进开征进程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安排。欧洲作为世界经济发达的地区,其环境税的成熟程度同样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其环境税开征及征管经验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将会对建设我国环境税体系大有帮助。我们既需要立足于国情,同时也需要借鉴成功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欧洲环境税设计与征管经验

欧洲地区环境税开征始于英国,伴随着环境税理论与实践的充实,欧洲各国开始陆续实施,将环境税纳入国家的财税政策体系中,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环境税日趋成熟并成为调节经济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设计和征管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税负转移,保持中性

开征环境税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会提高,为了保证政策上的可行性,通常会调整其他税种的税率及灵活运用税收优惠、税收返还来保持总体税负合理和企业竞争力。

(二)突出重点,差别对待

欧洲特别是北欧的国家尤其以能源税作为环境保护的关键,因此对能源及其产品实施重点征收,如丹麦、瑞典等国一般都对能源及能源产品征收碳税、硫税,同时采取差别性征税政策,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德国,差别性征税手段被应用到控制污水排放上,对达标排放与非达标排放采取差别征税的办法。

(三)部门合作,专款专用

环境税的征管效率决定了其是否能发挥既定的功能,欧洲国家在这一方面做的较好,通常是通过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专业化的操作来实现有效征收,税款则专门用于环境治理。如荷兰的税务部门和其他的资源环境部门协调配合,征管手段具备成熟的现代化水平,具有较髙的征管效率;把环保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特别是对污染范围在特定区域的排污税收入,更是将其用于当地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

欧洲国家将税收手段用于环境保护,在保护环境和增加政府收入两个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05—2010年,欧洲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比2005年减少了9.6%。2005—2013年,欧盟28国的环境税收入总体不断上升,2013年比2005年增加了14.8%。

环境税在欧洲取得较好的效果,从税制的设计和征管两方面来看,首先,从税制的整体设计思路上:

一是根据污染物的类型或者污染行为开征独立的小税种。目前欧洲国家开征的税种可以分为六大类:1.大气污染税。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氮税。瑞典、荷兰、挪威、丹麦、德国相继开征了二氧化硫税,碳税首先在芬兰开征,瑞典、意大利、挪威也开征此税。2.垃圾税。荷兰、芬兰、丹麦、英国、比利时、瑞典开征此税。3.水污染税,欧盟国家大都开征这一税种。4.农业污染税。5.能源税。6.资源税。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百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官网

二是以能源税为主体。欧洲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能源的需求巨大,而能源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又最为明显,这一点与我国相似。2012年,丹麦、芬兰、荷兰三国的能源税占环境税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0%、67%、55%,瑞典更是高达81%。

三是调整原有税收政策,绿化原有税制。如欧盟国家大都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消费税税率,以改变能源的消费结构。德国按机动车的污染程度分档征收车船税,无污染排放的电车则免予征收。

四是调整其他税种税率,重视运用税收返还。环境税的开征触动各阶层的利益,为了顺利地推行环境税,在开征环境税同时,降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使纳税人的总体税收负担合理。除此之外,税收返还也被经常使用,包括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和返还于相关领域。

五是循序渐进,长远计划。环境税改革计划在欧盟国家并非一帆风顺,2012年,欧盟成员国完善环境税制的举措主要是提高柴油的消费税、能源的税率及改革车辆税。2013至2014年,成员国虽然没有做出重大的举措,但是各国根据国情对已有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尽管改革力度相对有限,但是一直往前推进。

其次,从环境税的征管上,采用科学高效的征管方式并实行专款专用。税款能否有效征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税种的成败,环境税的征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通常是由地方税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或者资源能源部门配合完成,税款不论是成为中央收入还是形成地方的财政资金,大都具有专款专用的特征,用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领域。

三、经验借鉴与启示

作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日益严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理念,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环境税收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环境税体系建设较为落后,并没有独立的环境税种,自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后,逐步形成了利用经济手段调控资源环境保护的环境税费制度,相关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费制度则体现在对污染行为和资源的有偿使用上。现行的税费制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起过积极地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税收制度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覆盖面窄、税收优惠政策的临时性和阶段性明显、税收优惠形式较为单一、税收收入用途不明确。收费制度也存在着较多问:一是随意性大,费用的收缴和使用缺乏监督控制;二是约束性差;三是缺乏科学性。面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这一现实矛盾,建立环境税体系既是必经之路,也是科学的选择,我国在设计环境税制时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具备可行性和前瞻性,力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

(一)经验借鉴

借鉴欧洲环境税的实践经验,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第一、绿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调整其他税收政策。环境税在我国正式开征仍需时日,在这之前,绿化已有的税种是较为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我国现有的一些税收政策理论上包含了环境保护的功能,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效果并不明显,更多的仍然是以筹集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因此,在绿化现有税种上,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消费税。2016年之前,消费税共有14个征收对象,其中成品油、鞭炮焰火、木制一次性筷子、小汽车、摩托车和实木地板的征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意图,2016年新增了对电池和涂料两类产品征收消费税,这无疑是进步的一面,但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仍待扩大,可以将一些对环境有污染的产品如塑料制品、农药等纳入征税范围,与此同时,继续优化现有征税产品的结构,实施差别税率。另外,对于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的税率应该进一步提高以保护林木资源。(2)资源税。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煤炭、石油等的消费量十分巨大,碳、氮、硫等化合物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最明显,如北欧一些国家,对于能源的消费使用征税已经成为环境税的最大收入来源,因此我国资源税的绿化空间很大,首先应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珍稀矿产纳入征收范围;其次资源税的计税方式以及税率需要进一步调整,原有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不足以限制粗放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在目前的资源税计税方式中,原油、天然气采用6%—10%的比例税率,煤炭2015年改为2%—10%的从价税。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地调整原油、煤炭的税率,不仅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同时也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3)车辆购置税。我国的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调整车辆购置税政策,可以将10%的统一比例税率改为差别税率,依据尾气的排放以及使用的能源类型差别征税。

在调整其他税收政策方面,重点应当放在税收优惠上。欧洲国家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通常会使用税收返还、税收奖励、减免其他税收等手段来保持纳税人合理税负。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在这一方面的体现较为明显,如企业所得税规定环境保护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增值税中有较多的免征和减征项目,但是目前的优惠力度较小,方式也较为单一,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开征新的环境税税种。欧洲国家大多针对污染行为或者产品开征独立的环境税,将取得的收入用于环境保护,专款专用。我国也可以借鉴其实践经验,适时有选择地开征独立的环境税,现阶段,适合我国开征的税种包括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取消相应的收费制度,逐步实现税费统一,防止重复征收,从而提高征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大气污染税适宜对企业开征,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和改进生产工艺。在我国,对企业课征大气污染税,应以实际排放量或者污染物含量为计税依据,并借鉴挪威的经验,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类型的燃料设计不同的碳税税率。在水污染税征收方面,德国的制度最为完善,人对废水的直接排放要依法纳税,它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按照统一的税率普遍征收同时规定,当排放的废水达到特定的废水量低标准时,可以减免税款,纳税人用于改善废水设施的投资可以抵免应缴税款。在我国,水污染税适合对企业课征,对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按实际排放量采用定额税率征收。同时借鉴德国的经验,对企业的减排行为进行奖励。

第三、推进科学有效的征管方式。环境税的征管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税务部门征收,环保部门审核;二是环保部门征收,税务部门审核;三是税务部门征收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要保证税款的足额入库,征管的效率至关重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税款的征收应该由税务部门主导,环保部门配合,因此应该选择第一种征管模式,税务部门负责根据纳税人的条件,核定定额税款并负责征收管理,对于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专业技术进行测量和监控的纳税人,则需要环保部门的配合,随后由税务部门进行征收。税款收缴上来之后,适宜留作地方财政收入,并形成专门的基金用于环境保护,税款的使用应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环境治理和环境科研,二是用于税收返还和减排奖励,并接受社会监督。

(二)启示

欧洲国家的成功实践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但是在其环境税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从中我们也得到一些启示:任何税种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有清晰可行的长远计划。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税收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必须要立足于本国国情,不可照搬照抄他国模式。

摘要:环境税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欧洲国家走在环境税发展的前列,体系比较成熟完备,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本文着重分析了欧洲环境税的设计及征管经验,基于我国环境税费体系的实际情况,提出当下我国可以从绿化原有税种、开征独立环境税税种以及科学化征管方式等方面逐步推进与完善我国环境税体系。

关键词:环境税,欧洲,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董正.OECD国家环境税体系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税收,2014(4).

[2]毛杰.2008年以来欧盟国家税制改革的举措与趋势:“欧洲2020战略”启动后的新变化〔J〕.国际税收,2015(7).

[3]王政.欧盟环境税制改革的经验和启示〔J〕.国际经贸探索,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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