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

2024-05-06

不同来源(精选十篇)

不同来源 篇1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铁皮石斛 (Dendrobium candidum) 野生植株采自云南绿春, 组培苗取自云南蒙自, 一年生和两年生栽培植株购自云南屏边。样品洗净, 一部分材料95℃杀青, 再于60℃烘箱中烘干;另取一部分先于25℃室温下放置20 d, 再置阳光下曝晒干燥。然后所有材料按组培苗全株、野生型及一年与两年生栽培全株和各自的茎上段、茎中段、茎下段、根和叶分开粉碎, 过60目筛, 备用。

试剂及仪器:苯酚、硫酸、乙醇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电子天平, 真空干燥箱,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等

1.2 方法

准确称取用不同工艺方法 (先杀青后烘干和先室温放置后曝晒) 处理的不同来源 (组培苗、野生型、一年和两年生栽培型) 铁皮石斛的不同部位 (全株、茎上段、茎中段、茎下段、根、叶) 的干燥粉末各3 g, 置于烧瓶中。采用微波辅助的方法 (即:微波功率400W, pH值为8, 微波作用时间6 min;固液比为1:50) , 对上述材料中的石斛多糖进行提取, 并稍加改进以进一步纯化精制, 然后进行多糖含量的测定。具体步骤为:称取上述粉末3 g, 平均分成3份, 各加入蒸馏水150 ml, 添加缓冲液调节pH值到8, 先用功率为400W的微波炉处理6 min, 再趁热过滤, 浓缩, 加1%活性炭脱色, 滤液稀释定容, 测其吸光度A, 由回归方程计算其多糖浓度, 求得多糖含量。所有实验重复3次, 统计平均值和方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多糖测定数据见表1。

2.2 多糖分布规律探讨:

2.2.1 不同部位多糖含量的差异比较

铁皮石斛全株都含有较多的多糖, 尤以茎部含量最高, 上、中、下茎段的含量稍有差异。除了晒干方法处理的一年生栽培植株外, 所有其他类型的植株都以茎中段的多糖含量最高。其次是茎上段或者茎下段, 再次是叶, 根部的多糖含量最低。糖一般是由植物叶绿体光合作用产生的, 故茎部的含量要高于根部。

2.2.2 不同采收阶段的多糖含量分布比较

对于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来说, 不管是植株的任何部位, 两年生植株的多糖含量都明显高于一年生植株。尤其是茎部的含量差别特别大, 采用晒干方法干燥石斛植株的的两年生茎中段的多糖含量更是接近一年生茎中段的2倍 (见图1) 。这说明多糖在石斛体内的积累和生长发育时间长短密切相关, 从多糖的有效性角度看, 两年生植株的药用价值要大大高于一年生植株。野生型植株的多糖含量最高, 说明人工栽培并没有完全实现和模拟野生环境下石斛的生存状态。

组培苗的多糖含量比其他类型植株都低, 但也有相当的数量, 说明铁皮石斛从人工培养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次生代谢产物的生产, 而且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这也是目前采用细胞悬浮培养生产和提取石斛多糖的一个主要依据。

2.2.3 不同干燥方法测得的多糖含量比较

石斛采后不同的加工处理工艺会造成不同部位有效成分含量发生变化。如果不经杀青烘干, 而是让其自然晒干, 则多糖含量有所降低, 降低幅度一般在20%左右, 且各部位含量差异更大。其中茎上段的多糖含量下降最快, 根部则有所增加 (图1、2) 。这是由于在自然晒干过程中, 石斛植物仍保持着呼吸作用, 需要消耗糖份以维持集体的生理活动, 其中茎尖呼吸作用最旺盛。

3 讨论和结论

石斛多糖的研究已经开展了不少, 大多数的多糖含量数据都各不相同, 这是因为, 作为一种天然产物, 石斛的生产受到地区、季节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石斛的生长又及其缓慢, 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采收的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都存在一定差别。另外, 提取和测定方法存在一些区别也是常见的现象。而在一般条件下, 只要同一批实验处理方法一致, 得到的结果在所针对的实验对象上就应该有参考价值。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很高, 尤以茎段为最;不同部位的含量存在一定差异, 茎部的差异要大于根、叶的;人工栽培的两年生植株的多糖含量要比一年生的多, 野生型的比栽培型的多。杀青后烘干处理可以有效地减少多糖在处理过程中的损失。在这些变化的背后, 存在什么内在原因, 我们准备提取变化过程中的铁皮石斛的RNA进行深入研究, 以期找到是否存在差异表达的基因。

摘要:本文对铁皮石斛的组培苗、野生植株、栽培植株中多糖的含量及分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结果 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很高, 尤以茎段为最;不同部位的含量存在一定差异, 茎部的差异要大于根、叶的;人工栽培的两年生植株的多糖含量要比一年生的多, 野生型的比栽培型的多。杀青后烘干处理可以有效地减少多糖在处理过程中的损失。

关键词:铁皮石斛,多糖,分布规律

参考文献

[1]卢文芸, 张宇斌, 洪化鹏, 等.环草石斛野生植株与组培苗总生物碱和多糖含量的比较.安徽农业科学, 2006, 34 (8) :1606-1607.

不同来源菜用大豆的品质研究 篇2

对43个菜用大豆品种的外观品质、营养品质、食用品质进行测定,以发掘品质优良的菜用大豆资源,筛选出适合河北省种植的优良菜用大豆品种.研究表明,在外观品质中所有品种的.荚长、荚宽、荚厚都能达到规定标准,其外观品质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百粒鲜重、百荚鲜重和二粒荚百分比;营养品质中仅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能达到标准,维生素C、氨基酸、钙的含量在各品种间差别较大;在食用品质中只有少数品种的淀粉与可溶性糖的含量达到了要求.综合评价筛选出绿75、矮脚白毛、天禾早生65、札幌绿4个适于河北省种植的品质优良的菜用大豆品种.

作 者:李之国 张彩英 常文锁 LI Zhi-guo ZHANG Cai-ying CHANG Wen-suo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作物种质资源重点实验室,保定,071001刊 名: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年,卷(期):7(2)分类号:Q94关键词:菜用大豆 品质 品种筛选

不同来源石油降解细菌的筛选鉴定 篇3

【摘 要】从江苏油田的原油和四种不同来源的土壤中,用三种不同的培养液筛选得到41株细菌。对具有较强降解能力细菌的其中8株菌进行测序鉴定,初步确定属于芽孢杆菌属、短波单胞菌属、假单胞菌属、食碱杆菌属及无色杆菌属。

【关键词】石油;降解;细菌

石油及其加工品进入土壤,造成土壤的石油污染。微生物修复具有处理效果好,污染物残留量低,不产生二次污染,对环境影响很小,能够保持或改善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等优点[1]。向污染土壤中投加环境适应性强、降解效能高的菌种或菌群是提高石油类污染物降解效率的重要手段[2]。

1.材料与方法

1.1菌种来源

(1)土样:江苏真武石油基地。①132#磕头机(久置未用)旁表层土;②185#磕头机(长期使用)旁表层土;③磕头机附近草地草根土;④计量站旁表层油污土。

(2)原油:江苏真武石油基地。

1.2富集培养基

(1)无机盐培养液(g/L):NaNO32,K2HPO41,K2HPO4·3H2O0.5,NaCl0.5,MgSO4·7H2O0.1,CaCl20.01,FeSO4·7H2O0.01PH=7,石油烃(原油:柴油体积比1:4)1%

(2)牛肉膏蛋白胨培养液(g/L):牛肉膏3,蛋白胨10,NaCl5,PH=7,石油烃0.5%

(3)牛肉膏蛋白胨培养液,石油烃0.5%,表面活性剂50mg/L

1.3石油中细菌的培养分离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冷却后,加入1%的原油混匀,倒平板。恒温培养箱中30℃静置培养。待平板长出菌落后选择不同颜色及形态的单菌落,划线纯化,将纯化菌株于试管斜面培养后于冰箱4℃保存。三个重复。

1.4土壤中石油烃降解菌的筛选

称取10g土样加入到装有100mL富集培养液的三角瓶中。30℃振荡培养7天。静置30min,取10mL上清夜转接入新鲜培养液中。重复上述步骤连续富集培养5次。

富集培养后,取菌液1mL梯度稀释成10-6、10-7、10-8,取三种不同稀释度菌液0.1mL涂布于分离培养基平板上,28℃恒温培养;待平板长出菌落后选择不同颜色及形态的单菌落,划线纯化,将纯化菌株于试管斜面培养后于冰箱4℃保存。三个重复。

1.5分离菌株的石油烃降解率测定

将所得菌株制成菌悬液(1.1~1.4×108个/ml),取1ml转接入10ml加了1%石油烃的无机盐培养液中,28℃摇床培养7d后,用重量法[3,4]测定降解率。以不接菌的培养基作对照。

1.6高效石油降解菌鉴定

1.6.1菌株DNA提取

选取降解率较高(大于40%)的纯菌株,30℃振荡培养过夜。取1ml培养液到Eppendorf管中,离心,8000r/min,5min,弃去上清液,倒扣Eppendorf管在干滤纸上,空干溶液。将菌体重新悬浮于50μL 超纯水,置旋涡混合器上旋转混匀3s。将Eppendorf管放在沸水浴中煮10min。取出Eppendorf管冰浴10min。如此反复冻融三次,冷却后迅速离心,12000r/min 8min。取上清液,-20℃保存备用 。

1.6.2菌株16SrDNA的PCR扩增

以DNA为模板,引物27F:5`-AGAGTTTGATC CTGGCTCAG-3`和1492R:5`-GGTTACCTTGTTACGACTT-3`;TACGACTT-3;总反应体系为50μL,10×Buffer 5μL,25mmol/L MgCl24μL,2.5mmol/LdNTP 4μL,反向引物与正向引物各1μL,Taq酶0.25μL (5U/μL),模板DNA 2.5μL,ddH2O补足至50μL;PCR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2min,94℃变性30s,55℃退火30s,72℃延伸1min,30个循环,最后72℃继续延伸10min,4℃保存。

1.6.3菌株测序

扩增成功后,产物送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后,用Sequence Scanner v1.0软件进行序列分析,将有效序列到NCBI用Blast进行对比。

2.结果与分析

2.1细菌分离结果

从原油和不同培养时间土壤样品中总筛选到41株细菌,其中石油中筛选出2株,土壤中39株。

2.2降解率测定结果

对筛选得到的41株细菌,测定其对石油烃的降解率,降解率最低1%,降解率高于40%的有12株,菌株编号为5、10、13、14、17、21、23、28、47、48、49、51,降解率分别为54.4%、61.8%、63.2%、69.5%、57.4%、47.9%、44.1%、45.6%、77.9%、63.2%、76.5%,其中5#菌来源于原油。

2.3石油降解菌株的鉴定

将降解率大于40%的12株细菌送上海生物工程公司测序,其中21、47、48、49这4株菌扩增失败未测序。其余8株16SrDNA序列测定结果用SequenceScannerv1.0软件进行序列分析与GenBank中已发表的16SrDNA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初步鉴定5#属于芽孢杆菌属(Lysinibacillussp.),10#属于短波单胞菌属(Brevundimonassp.),13#、17#、23#、28#属于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sp.),14#属于食碱杆菌属(Alcanivoraxsp.),51#属于无色杆菌属(Achromobactersp.)。

3.结论

目前研究报道,能以烃类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生长的微生物在自然界分布广泛,约有70个属(其中细菌28个属,真菌30个属),200多个种[5]。本研究从江苏扬州真武石油污染土壤中分离得到41株能利用石油的细菌,为石油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提供了新菌种资源;同时对其中降解率较高菌株进行了初步鉴定,确定菌属。

【参考文献】

[1]Aatry AR,Euis GM.Bioremediation:An effective remedied alternative for petroleum hydrocarbon contaminated soil[J].Environ.Prog,1992,11:312-318.

[2]袁红莉,杨金水,王占生.降解石油微生物菌种的筛选及降解特性[J].中国环境科学,2003,23(2):157-161.

[3]谢丹平,尹华,彭辉,等.混合菌对石油的降解[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4,10(2):210-214.

[4]污染源统一检测分析方法编写组.污染源统一检测分析方法(废水部分)[M].技术标准出版社,1983,135-136.

不同来源 篇4

据《四川植物志》和《甘孜州高等植物》等资料记载, 甘孜州干旱河谷地区有野生半夏分布, 但其类型、生境和储量等方面不清楚, 更无人工栽培实践。近年来半夏需求量剧增, 单靠采挖野生半夏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再加上药农无序采挖使得野生半夏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以野生半夏为繁殖材料, 进行驯化栽培, 筛选出适合在干旱河谷地区栽培生产的半夏类型, 并在此基础上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半夏栽培模式, 是解决其供求矛盾和探究半夏种质资源保护措施的必然选择。为此, 特将7个不同来源的野生半夏材料进行驯化栽培研究。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甘孜州康定县姑咱镇黑日村, 海拔1370m。此地阳光辐射强烈, 日照时间长, 年均温为15~17℃, 这是植物生长发育的有利条件;年均降水量600~650mm, 且降水集中在5~7月, 而年均蒸发量为1490~2510mm, 由此造成干湿季节分明, 干旱时间长的特点[2], 此是植物生长发育的不利条件。试验地选在该村一片平坦的枇杷林里, 林中前茬为大白菜。

1.2试验材料

实地考察采集野生半夏材料。考察采集地分别为康定县时济村 (海拔1500m落叶果林沙土) 、康定县下瓦斯村 (海拔1300m, 落叶果林沙土) 、康定县黑日村 (海拔1370m, 落叶果林沙土) 、泸定县沈村 (海拔1150m, 落叶果林沙土) 、南充市仪陇县双盘乡 (海拔500m左右, 农地沙土) 、德阳市和新镇 (海拔600m左右, 农地壤土) 、眉山市仁寿县天峨乡 (海拔468m, 农地沙壤土) 。于2013年9~10月采挖成熟块茎, 埋于干净湿河沙中保藏, 作为试验播种材料。播种时对每个材料进行挑选, 使播种块茎饱满完整, 无损伤。

1.3试验方法

1.3.1试验设计。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 因素为不同来源野生半夏材料, 共7个, 来源如前述。每个材料为1个处理, 材料简称和处理代号分别为时济半夏 (A) 、沈村半夏 (B) 、南充半夏 (C) 、瓦斯半夏 (D) 、德阳半夏 (E) 、黑日半夏 (F) 、眉山半夏 (G) ) 。重复3次。

1.3.2试验地营造。播种前对试验地进行深翻, 按8kg/m2施入腐熟有机肥 (农家肥与食用菌出菇后料渣各一半混合均匀) , 划分3个区组, 每个区组面积为3.5m (23.5m×1m) , 每个小区面积为0.5m (21m×0.5m) , 区组间设2条走道, 每条走道宽为0.2m, 区组外围设0.5m宽的保护区。

1.3.3播种、管理。 (1) 播种:于2014年5月11日穴播, 每小区播种4行, 每行播种7粒块茎。先播区组内各小区, 再播保护区。保护区仍然播种半夏。 (2) 管理:在播种前后, 采用开沟浸润灌溉的方式, 分别灌1次透水, 之后每隔2天浇水1次, 每隔7天中耕除草1次。每隔10天测量半夏茎、叶生长长度, 并观察记录半夏出苗、生长发育状况及病虫害发生情况。8月上旬, 对半夏培土1次, 将零余子埋于土中发芽生长。9月20日采收, 采收前1周停止浇水。 (3) 观察记载项目。观察记载植株长势、开花期、开花状况、产量、繁殖率等。采收时边收边称干净块茎鲜重计入小区产量, 边收边数小区收获粒数。

2结果与分析

2.1驯化栽培对野生半夏生长发育和开花结实的影响

各野生半夏材料均于6月1日前后开始出苗。由表1可知, 自出苗后, 7个不同来源的野生半夏生长情况各异。瓦斯半夏长势最好, 植株生长迅速, 叶片挺立肥厚, 佛焰花序壮实, 但后期有虫害 (蚜虫、红蜘蛛、蛴螬) 发生;其次, 南充半夏长势为优, 植株生长较快, 叶片挺立肥厚, 佛焰花序壮实, 无明显病虫害;再次, 时济半夏、沈村半夏生长良好;德阳半夏、黑日半夏生长较弱;眉山半夏长势最差, 植株生长缓慢, 瘦小低矮。3个区组植株长势也有明显的差异, 区组Ⅰ长势最强, 植株出苗整齐, 叶柄长而壮, 叶片厚而深绿;区组Ⅲ长势最弱, 植株出苗不齐, 叶柄细弱, 叶片短小;区组Ⅱ介于二者之间。

各野生半夏材料始花期基本一致, 多在6月10日开始开花, 但在区组Ⅰ、Ⅱ中各半夏材料开花较整齐而多, 在区组Ⅲ中则有部分开花迟而少。花后, 生长发育健壮的半夏植株上, 佛焰花序中有浆果形成, 卵状椭圆形, 绿色, 长4~5mm, 后渐变为红色, 成熟后随花果序枯萎而落入土壤。同时, 全部半夏材料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都有大量零余子出现。

2.2驯化栽培对野生半夏产量的影响

产量减播量为增量 (新增块茎重量) , 增量比播量为产播增率。由表2可知, 不同来源野生半夏驯化栽培产量位次与产播增率位次有的一致, 有的并不一致。由于各野生半夏虽播种粒数相同, 但播种量不同, 用产量来分析驯化栽培对野生半夏产量的影响, 不如用产播增率合理;在7个野生半夏驯化栽培中, 南充半夏播量为63.87g/m2, 产量为417.33g/m2, 增量为353.46g/m2, 产播增率为5.53倍, 产量和产播增率都位居第一, 明显高于其他6个半夏材料, 产量比居第二位的德阳半夏高出近一半, 而产播增率比居第二位且是干旱河谷本地半夏的瓦斯半夏还高出一半多, 比其他干旱河谷本地半夏 (黑日半夏、瓦斯半夏、时济半夏) 高出更多。

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表3) 也表明, 在干旱河谷驯化栽培时, 南充半夏小区平均产量分别与其他6个野生半夏之间差异极显著, 而后者6个之间小区平均产量差异均不显著。

从驯化栽培产量和产播增率来看, 南充半夏与其他6个野生半夏相比, 至少存在着生态型差异, 且更适合在干旱河谷地区栽培生产。

2.3驯化栽培对野生半夏繁殖率的影响

半夏块茎收获粒数与播种粒数的比值为繁殖率。由表4和表5可知, 南充半夏繁殖率为7.57倍, 位居第一, 明显高于其他6个半夏材料, 比居第二位且是干旱河谷本地半夏的沈村半夏还高一半多, 比其他干旱河谷本地半夏高出更多。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表4) 也表明, 南充半夏平均繁殖率分别与其他6个野生半夏之间差异极显著, 而后者6个之间平均繁殖率差异均不显著。

繁殖率越高, 表明对应半夏在干旱河谷地区适应性越强, 生长发育越好, 繁殖能力越强。从驯化栽培繁殖率上也可看到, 南充半夏与其他6个野生半夏相比, 至少存在着生态型差异, 且更适合在干旱河谷地区栽培生产。

2.4驯化栽培对野生半夏新增块茎平均粒重的影响

收获块茎粒数减播种块茎粒数为增粒 (新增块茎粒数) , 增量与增粒的比值为粒重 (新增块茎平均粒重) 。从表5可知, 粒重最大的是眉山半夏, 达1.26g/粒, 最小的是干旱河谷本地半夏之一的黑日半夏, 为0.68g/粒, 南充半夏粒重第4而居中, 为0.96g/粒。其余野生半夏粒重见表5。

从表5还可看到, 在干旱河谷驯化栽培中, 南充半夏产量 (表2与表3) 和产播增率均极显著高于其他6个野生半夏, 不是由粒重与繁殖率都高造成, 而是由粒重居中而繁殖率居首造成, 而其他6个野生半夏要么因粒重小要么因繁殖率低或二者均小而在产量或产播增率上偏低。

3结论与讨论

3.1南充半夏比其他6个野生半夏更适于干旱河谷栽培生产

干旱河谷驯化栽培的7个野生半夏, 南充半夏生长发育优, 生育期完整, 无明显病虫害, 产量为417.33g/m2, 产播增率为5.53倍, 繁殖率为7.57倍, 三项均位居第一, 并极显著高于德阳半夏、眉山半夏及干旱河谷本地的时济半夏、沈村半夏、瓦斯半夏和黑日半夏, 是最适合在干旱河谷栽培生产的半夏类型。

3.2南充半夏与其他6个野生半夏之间至少存在着生态型上的差异

驯化栽培的7个野生半夏, 形态特征相同, 来源不同, 有低海拔沙土、壤土或沙壤土农地生境的, 有高海拔沙土落叶果林生境的。通过对产量、产播增率、繁殖率和新增块茎平均粒重的分析, 发现南充半夏在前3项都极显著高于其他6个野生半夏, 而其新增块茎平均粒重则居中, 为0.96g/粒, 说明南充半夏至少是生态型不同于其他6个野生半夏的类型。

3.3采用恰当育种手段可培育产量更高的新南充半夏品种

南充半夏产量还有潜力可挖, 采用恰当育种手段解决粒重不大的缺点, 就能培育出适合干旱河谷栽培生产且产量更高的新南充半夏品种。如, 在保留南充半夏原有优良特性的基础上, 通过营养系选择育种方法, 或通过新建实生群体实生选种方法, 可选育大粒型高产品种。

参考文献

[1]肖培根.新编中药志.第3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612

不同来源 篇5

本文从价值链的角度将软件业分成三种类型,利用动态竞争与竞争优势理论,并结合软件企业竞争的`特点,提出了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软件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

作 者:宗其俊 黄山 蓝海林 ZONG Qi-jun HUANG Shan LAN Hai-lin 作者单位:宗其俊,ZONG Qi-jun(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黄山,蓝海林,HUANG Shan,LAN Hai-lin(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不同来源 篇6

关键词 惠州 ;不同来源 ;蔬果产品 ;质量安全 ;分析

中图分类号 R155.5+4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vegetable and fruit sampl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Huizhou, and concluded that the banned pesticide residues of vegetable and fruit samples are mainly from Methamidophos, the restricted pesticide residue are mainly from Omethoate and Isofenphos methyl, the non-restricted pesticide residues are mainly from Chlorpyrifos; Vegetable and fruit products base did not appear banned pesticide residues, and its overall pass-rate of banned and restricted pesticide residues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wholesale markets, supermarkets and farmers market; The overall qualified rate from wholesale market is highest, and others' are closed; The overall pass rate and the disabled passing rate from supermarket are higher than farmers market. The pesticide residues from farmers market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wholesale market, because the vegetable & fruit products in farmers market mainly come from the wholesale market. Although the vegetable and fruit products ar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ts qualified rat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Key words Huizhou ; different sources ; vegetable and fruit products ; quality and safety ; analysis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笔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惠州市蔬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惠州不同来源蔬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以期为进一步做好监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2011-2013年,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抽取具有一定规模生产基地的蔬果样品及惠州市批发市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蔬果样品,县级农业监测部门配合抽取中小规模生产基地的蔬果样品,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检测甲胺磷等农药残留。具体的抽样方法、检测方法和判断依据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基地蔬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惠州市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陆地面积占珠三角经济区的四分之一,土壤肥沃,适宜种植蔬菜、水果等作物。近几年,惠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发展迅速。惠州现已成为内地最大的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其供港蔬菜占香港进口总量的40 %。惠州市农产品质检中心将有一定规模的100多个蔬果基地纳入监测范围,监测结果直接与企业诚信等级挂钩,具体监测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3年来,生产基地蔬果样品的农药残留合格率逐年提高;生产基地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与超市、农贸市场相近,比批发市场略低;生产基地未出现甲胺磷等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药;在4种来源的蔬果样品中,生产基地蔬果样品的禁限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最低,但也出现了氧乐果、甲基异柳磷残留的个案;生产基地的非禁限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最高,主要是毒死蜱超标,可能与生产基地的蔬果比较新鲜有关。

2.2 批发市场蔬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惠州市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每天蔬果交易量达1 500 t,是粤东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批发中心;此批发市场不仅是惠州市蔬果销售的主要渠道,而且大量农产品通过此批发市场集散并进入到周边地区,进入百姓的家中。

为了抓好惠州市批发市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在惠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大量速测监测的基础上,市农产品质检中心不定期抽检进行定量监测,如有超标结果,应及时报送市农业局和批发市场管理部门(具体监测结果见表2)。

nlc202309040346

由表2可以看出,批发市场蔬果样品农药残留的总体合格率逐年提高;在4种来源的蔬果样品中,批发市场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最高,具体原因可通过分析表3和表4得出。批发市场的蔬果样品禁限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比生产基地高,比超市和农贸市场低,禁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甲胺磷、氧乐果和甲基异柳磷。批发市场的蔬果样品不合格的非禁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毒死蜱超标。

从表3可以看出,批发市场的蔬果样品中,叶菜类所占比率最低,仅占28.7 %;而生产基地、超市、农贸市场的蔬果样品中,叶菜类所占比率相近,约占61 %。

从表4可以看出,叶菜类样品的农药残留合格率最低,大约为95 %;其他种类的蔬果样品合格率较高,约达98 %,甚至更高。

由此看来,批发市场蔬果样品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高,究其原因是在批发市场抽取的叶菜类蔬菜较少,另外惠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每天大量速测、监测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2.3 超市和农贸市场蔬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超市和农贸市场的交易量虽比农产品批发市场低,却是农产品零售环节的一个主要渠道,也是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个环节,直接流通到千家万户。销售企业本身应当自行监测、进货把关,保证所售农产品质量安全。此外,根据惠州市《关于贯彻落实〈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继续延长强化市场农副产品残留农药检测议案办理期限的决议〉的实施意见》(惠府办〔2011〕66号)精神,市农产品质检中心每周对城区内12个超市和12个农贸市场轮流进行抽样监测,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市农业局和市工商局,具体监测结果(表2)。

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合格率逐年提高;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和生产基地相近,但低于批发市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蔬果样品禁限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较高,主要是甲胺磷、氧乐果和甲基异柳磷不合格;超市和农贸市场蔬果样品不合格的非禁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毒死蜱超标;无论是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还是禁限用农药残留合格率,超市的蔬果样品均高于农贸市场,究其原因是超市对蔬果样品经常进行速测自检,同时也把市农产品质检中心的监测结果作为进货质量的重要参考。2013年,蔬果样品不合格率高的2家超市主动更换了蔬果供应渠道,其蔬果样品总体农药残留合格率提高很快。

2.4 蔬果样品氟虫腈、啶虫脒残留监测的结果分析

2011-2013年,市农产品质检中心对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地增加监测项目,基本上控制了惠州市蔬果产品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对蔬果中氟虫腈、啶虫脒残留的专项监测结果见表5。

2011年,农业部在惠州市蔬果样品中检测出啶虫脒、氟虫腈后,2011和2012年惠州市分别加强了啶虫脒和氟虫腈残留的监测。由表5可以看出,蔬果样品的氟虫腈、啶虫脒残留不合格率逐年降低,经过持续监测并责成相关单位整改,2013年基本控制了蔬果产品的氟虫腈和啶虫脒残留风险。

3 结论

在惠州市4种来源的不合格蔬果样品中,禁用农药残留个案主要是出现甲胺磷,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氧乐果和甲基异柳磷,非禁限用农药残留主要是毒死蜱;不同来源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以批发市场最高,生产基地、超市和农贸市场相近,批发市场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高与抽样品种、强化监管有关;不同来源的蔬果样品禁限用农药残留合格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超市>农贸市场,生产基地未出现甲胺磷等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药,限用农药的施用情况也较少,说明农业部门持续高强度的源头监管取得了效果;农贸市场与批发市场蔬果样品的禁限用农药残留合格率高度相关,这与农贸市场蔬果产品基本来自于批发市场有关;超市蔬果样品农药残留合格率优于农贸市场,且与批发市场无高度相关,这与超市加强监管及超市的蔬果产品来源多样(或公司配送或来自于生产基地或批发市场)有关。综上所述,不同来源的蔬果样品农药残留合格率逐年提高。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只要加强监控,蔬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就会降低。近年来,造成惠州市蔬菜合格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毒死蜱超标较多。毒死蜱药效长,用于蔬菜防治跳甲的效果较好。但根据《农业部公告 第2032号》,自2016年12月31日起,禁止在蔬菜上使用毒死蜱和三唑磷,后续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则在于如何加强监控毒死蜱在蔬果生产中的应用。

不同来源 篇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渐提高,消费的经济拉动力逐渐显现。但是,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较弱,经济贡献程度不够。“十二五”期间国家提出“扩内需、 促转型、改思路”的政策,力图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所以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怎样有效地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真实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已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西方消费理论由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开始,经历了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模型和预防储蓄等理论的发展,渐趋完善,在追求理论不断完善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对实际消费行为的全面解释。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消费行为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材料,在借鉴吸收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消费理论的适用性(朱信凯等)、城乡消费行为的对比分析(张艳华、李秉龙等)和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宋铮、臧旭恒、王建宇等)等方面。在这几个方面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西方消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借鉴西方消费理论的方式行不通;通过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对比发现,农村居民在收入、支出、消费倾向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间消费行为较为不同;消费受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收入、前期消费、不确定性因素、利率等方面。但是,收入仍旧是影响消费的最为主要因素,收入水平的高低基本上决定了居民消费水平。

收入作为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收入的高低决定了消费的多寡,所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就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其中工资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产业的发展,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逐渐增多,但是总体而言,农村居民收入仍旧面临增速较慢、来源单一、通胀压力大等方面的问题。如图1所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尤其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是政府转移支付和资产性收入仍旧徘徊在低位,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引导居民消费发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成为农村居民消费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实证研究

1、建立模型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消费是绝对收入的函数,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多少。本文以绝对收入理论为基础,进行一定的拓展并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理论模型:

其中,C表示即期消费,a表示自发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t表示t期的绝对收入,b Yt表示引致消费。居民当期消费由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组成,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构成,即:

其中,Yw表示工资性收入,Ym表示家庭经营收入, Ya表示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由于农村居民资产性收入较少,加之统计数据的缺失,因此把资产性收入归结到政府转移支付中,统一由Ya表示。将(2)式带入(1)式中得到(3)式:

C=a+b Yw+b Ym+b Ya(3)

将消费C表示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函数,为满足计量检验的需要,将模型两边分别取对数建立计量模型:

(4)式中 β1、β2、β3、β4、u分别表示截距项、各项系数和误差项。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包含影响消费的四种不同的收入来源,以下本文将继续通过计量检验来分析各自对消费的影响程度。

2、计量检验

在(4)式的基础上进行计量检验。本文采用1990— 2013年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由于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对l C、l Yw、l Ym、 △l Ya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C表示带常数项(0代表无常数项),T表示带趋势项(0表示无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

通过ADF检验(见表1)可以看出,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四个变量在10%的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所以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根据相关数据并进行模型数据处理之后得到计量模型: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R2和DW检验都能够满足本文模型的需要,说明本文的计量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一是工资性收入Yw的计量系数为0.2417,说明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带来0.24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对农村居民消费起着有限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旧集中于家庭经营收入, 农业、林业、牧业等方式的经营收入构成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其次,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于本地乡镇企业工作和外出打工,并且主要从事最基本的体力工作,较少参与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中。这使得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较多的工资性收入,有限的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率也就不足。

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一直较少,2004年以后才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与当前转变农村经营方式,构建农村新型经营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2012年以后工资性收入开始超过家庭经营收入,相信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将逐渐提高。

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Ym的计量系数是0.5413,说明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经营性收入就会带来0.5元的消费增加。在所有的不同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消费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这也表现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集中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的经营和收入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农、林、牧、渔等方面的生产经营,上班、外出打工等工作方式较少,工资性收入不多。农村居民主要的精力主要用于家庭经营性生产, 经营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较多的用于消费,而工资性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次要方式,其消费贡献率较低。

三是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的系数为0.1655,虽然其对农村居民消费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影响力非常小,作用力十分有限。这反映出当下农村金融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农村居民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储蓄,缺乏基金、 证券等投资理财途径。农村居民只能获得有限的利息收入,其他方式的财产性收入较少,面临较高的流动性约束问题。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付收入主要集中于耕地补贴和有限的医疗补贴,缺乏完善的补偿制度。这就导致我国农村居民只能获得较少的资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从而影响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增长,进而限制长期消费的发展。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计量结果的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较少。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仍旧面临着收入来源较少、结构单一、增速较慢的问题,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较低,消费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受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较大,受工资收入的影响次之,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对消费起到十分有限的正向影响。这也反映出当下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根据我国“扩内需”的经济背景要求,结合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推进乡镇企业调整改革,规范乡镇企业的管理生产过程,保证农民外出打工权益,改善就业环境,稳定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好地吸引外地资本的投资建设,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对于外出务工人员,不仅要加强法律维权意识教育, 还要积极正确地引导农民向资质健全、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流动。加强对农村居民的职业化教育,激励职业学校培养农民的专业化技能和基本的文化素质,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工作技术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二是继续加强“三农”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转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促进农业信息技术化发展,利用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技术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提高农业的附加值。促进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农村产业发展合作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放农村劳动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转到非农劳动中。

三是完善农村金融设施建设,创新农村金融机制,在保障基本的居民储蓄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农村信贷、农村股份制合作社等金融形式。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理财投资教育,培养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提供相应的投资咨询、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在保障农村居民基本收入的基础上,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要注重对农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府补贴,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加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发挥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摘要:本文运用199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为突破口,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放到同一个计量模型中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促进作用较大,工资性收入促进作用较小,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只存在着十分有限的促进作用。

不同来源 篇8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分组

试验选择8周龄的艾维茵肉鸡144只, 身体状况一致, 健康, 随机分成3组, 每组4个重复, 每个重复12只鸡, 进行为期18 d的饲养和代谢试验。试验分豆粕组、杂粕组、DDG组 (各组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1) , 分为饲养试验和代谢试验两部分。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称重, 计算体增重。称重前夜断食, 但正常供水。

饲喂制度:饲喂时间在每天7:00、13:00、17:00。饲喂量每只每天约200 g, 饲喂后观察半小时。饲养试验期间每2 d回称1次料, 代谢试验期间每天回称料, 计算每只鸡平均日采食量。

1.2 代谢试验

在粪盘上面铺塑料布, 每天收取1次排泄物, 将收集的排泄物混合均匀, 按相应比例取样, 并且保持此比例不变, 直至试验结束。将收集的样品65 ℃烘48~72 h, 干后回潮24 h, 粉碎装瓶, 备分析用。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体重

在试验开始与结束的前1天清晨空腹称重, 做为试验的起始重与结束重。

1.3.2 采食量

每2 d回收1次槽中的饲料, 试验结束后计算耗料量。

1.3.3 粗蛋白、粗纤维、钙、磷的测定

采用凯氏定氮蒸馏法测定粗蛋白的含量;用酸碱处理法测定粗纤维的含量;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钙的含量;用比色法测定磷的含量。

1.4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AS8.0软件的ANOVA法进行方差分析, 差异显著则进行邓肯氏多重比较分析。

2 试验结果

2.1 饲养试验结果 (见表2)

2.2 代谢试验结果 (见表3)

3 讨论与分析

3.1 不同蛋白来源的饲料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菜籽粕的蛋氨酸和胱氨酸含量高、赖氨酸含量不高, 其与花生粕混合应用后能解决花生粕蛋氨酸含量低和精氨酸含量高的问题。棉籽粕常常与菜籽粕同时应用来代替豆粕喂畜禽。棉籽粕含的赖氨酸高于菜籽粕, 但是含的精氨酸高, 赖氨酸又容易与棉酚结合, 这都影响赖氨酸的利用。此试验统计结果显示, 杂粕组、DDG组的饲料吸收率与豆粕组差异不显著 (P>0.05) 。由此可以推测在试验饲料配方中3个处理组的营养成分比例相近, 杂粕、DDG对豆粕的替代量合适。

顾宪红等[1]指出, 肉鸡的最高生产水平是靠高投入 (特别是饲料的高投入) 来支撑的, 但是根据一般的投入效益比原则, 肉鸡生产达到某一适宜的生产水平时经济效益最佳, 再增加投入则投入效益比会下降, 因此, 要结合我国现有的肉鸡生产条件充分利用有限的蛋白质资源, 不宜片面追求高投入高产出模式, 应该选择单位投入经济效益最佳而生产水平适中的生产模式。但是, 蔺志刚等[2]报道, 高蛋白的饲料可以提供给肉鸡更多的能量, 在实际生产中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饲料的蛋白水平以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加经济效益。因此, 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豆粕的使用量和最大程度地增加肉鸡的生产性能之间仍然存在争议,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2 不同蛋白来源的饲料对肉鸡营养代谢的影响

菜籽粕的蛋白质含量中等, 为32%~36%, 蛋氨酸含量高而精氨酸含量低, 有报道其与花生饼和棉仁饼配合使用效果较好。但菜籽粕中含有较多不易消化的多糖, 因而能量水平偏低。棉粕蛋白质含量约为40%, 其中赖氨酸、蛋氨酸含量少而精氨酸含量高, 因此与菜籽粕配合使用效果较好。此试验结果表明, 肉鸡对5%水平杂粕蛋白饲粮的钙、磷吸收率差异不显著 (P>0.05) , 表明该试验水平下对豆粕蛋白的代替是可行的。

从蔺志刚等[2]的研究结果来看, 不同水平蛋白对肉鸡各项营养指标的代谢率无显著影响 (P>0.05) 。这与此试验的结论有一定差异, 一方面也许与测定过程中的测定方法不同有关, 另一方面也许是此试验的蛋白种类存在差异, 对钙、磷的吸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从对粗纤维和粗蛋白的代谢率来看, 不同类别的蛋白差异不大。因此, 在利用低质蛋白代替豆粕时, 应注意在饲料中额外添加适量的钙、磷, 以保证肉鸡对两种元素的需要。

3.3 经济效益分析 (见表4)

试验期间, 国内各地豆粕价格普遍维持在1 950~2 080元/t, 和国产菜籽粕价1 450 ~1 650元/t相比, 菜籽粕价格优势非常明显。2008年5月份豆粕价格已达4 050元/t, 山东潍坊DDG出厂价格为1 650元/t, 至4月份四川省达州地区混合型菜籽粕价为1 930元/t, 可见DDG、杂粕与豆粕相比价格优势明显。

由表4可见, 杂粕组和DDG组的饲料单价分别比豆粕组低0.09元/kg、0.15元/kg, 在3个处理组每只肉鸡耗料相近的情况下, 饲养期间的增重效益产生很大差异, DDG组的经济效益最佳, 杂粕组居其次。与豆粕组相比, DDG组平均每千克增重可节省3.29元, 杂粕组平均每千克增重可节省2.92元。

4 结论

分别采用5%水平杂粕 (菜籽粕、棉粕) 、DDG替代豆粕, 与全豆粕日粮相比对肉鸡增重、采食量、饲料吸收率、料肉比、蛋白吸收率、钙吸收率、磷吸收率、纤维吸收率等指标没有明显影响;对肉鸡增重、采食量、饲料吸收率、料肉比、蛋白吸收率、钙磷吸收率、纤维吸收率等指标没有影响;可以有效地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因此饲养者可因地制宜选择符合当地情况的不同蛋白饲料。

参考文献

[1]顾宪红, 方路.降低日粮蛋白质水平可显著降低肉仔鸡的氮排出量[J].丹东纺专学报, 2001, 8 (4) :1-4.

不同来源 篇9

动物性蛋白质饲料含量高, 营养丰富, 利于饲养动物的吸收利用, 不同程度地刺激生长和繁殖;豆科饲料在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中应是最好的, 尤其是植物蛋白中最缺乏的限制性氨基酸的赖氨酸含量较高;豆饼和豆粕是生产中最常用的主要植物性蛋白质饲料, 营养价值很高, 而价格又较豆类低廉。不同种类饲料中蛋白质组成的氨基酸数量不同, 氨基酸之间数量的平衡程度不同, 限制性氨基酸的数量不同, 饲料中其他营养和有毒有害物质的数量种类不同, 导致其营养价值不同, 所以说不同蛋白饲料的营养价值也就不同。鉴于此类产品的消化率高和对猪的生产有积极影响, 这为不同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猪的生产性能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用基础日粮及蛋白饲料由怀化正大公司提供。分别以A (饲喂基础日粮) 、B (饲喂基础日粮加大豆粕) .C (饲喂基础日粮加鱼粉) 、D (饲喂基础日粮加大豆) 作为对照组。

2.2 试验设计

每组设计2个重复, 每个重复5头, 试验分前期 (1~15 d) , 后期 (15~30 d) 两个饲养阶段。

2.3 试验日粮

以蛋白质来源性饲料为主, 试验日粮用正大仔猪日粮, 1、各试验组分别为A组饲喂基础日粮650 g, B组饲喂基础日粮500 g加大豆粕150 g, C组饲喂基础日粮500 g加鱼粉150 g, D组饲喂基础日粮500 g加大豆150 g, 其中大豆粕代表植物性饲料, 鱼粉代表动物性饲料, 大豆代表豆类, 其粗蛋白质含量见表2

2.4 试验管理

按常规进行, 喂3次/d, 每次供应量以略有剩余为准, 清洁饮水, 自然光照, 通风, 舍温15~23℃, 定期清理粪便, 免疫及消毒程序按猪场常规进行。

2.5 试验指标测定及方法

%

%

2.5.1 生产性能。

以重复为单位记录每天耗料量, 分别与1、15、30 d空腹称质量, 计算平均日增质量、平均日耗量及料重比。

2.5.2 代谢实验。

d、g、kg

在27 d时, 从每个重复中取一头猪, 单圈饲养, 采用全收粪法进行代谢实验, 预饲5 d, 试验期5 d, 实验开始后记录采食量, 于每天早晨8∶00和下午18∶00收取全部排泄物, 剔除杂物, 最后混合, 鲜粪称质量, 加5%硫酸﹙10 m L/100 g粪样﹚, 搅拌后密封, 冷却待测。测定饲料中及粪便中的干物质、磷、钙、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及能量, 计算表观消化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从表2可见:试验前期, B组、C组、D组对猪的生产性能影响均有所提高, 与对照组A组相比较, B组、C组和D组有显著差异;与B组相比较, C组有极显著差异, D组显著差异。试验后期, 不同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猪的生产性能有所提高, 与对照组A组相比, B组、C组和D组有显著差异;与B组相比, C组有极显著差异, D组无明显差异。从全期来看, C组对猪的生产性能的提高效果最明显, B组和D组对猪的生产性能的影响效果有所提高, 且无明显差异。

4 讨论

4.1 不同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猪的生产性能的影响

三者虽然都是属于蛋白质来源性饲料, 本身的粗蛋白质含量就高于基础日粮 (详细比较见于表2) , 都对猪的生产性能的影响呈增高趋势, 可其他的成分对于猪的生产性能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以试验后期15~30 d, 大豆粕和大豆饲喂的猪的生长性能无明显差异为例。

4.2 不同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表现消化率的影响

蛋白质被食入的蛋白质在体内经过消化分解成氨基酸, 吸收后在体内主要用于重新按一定比例组合成人体蛋白质, 同时新的蛋白质又在不断代谢与分解, 蛋白质的需求即是对氨基酸的需求, 而消化吸收则是关键。蛋白质来源性饲料饲喂的猪的表观代谢能、干物质、粗蛋白的表现消化率对于基础日粮饲喂的表现消化率有不明显的提高, 大豆粕和大豆饲喂的猪的磷的表现消化率显著高于动物性饲料饲喂的猪的表现消化率;而动物性饲料饲喂钙的表现消化率显著高于大豆饲喂的猪的的表现消化率。

5 结论

蛋白质来源性饲料对猪的生产性能有所提高, 其中以豆类的效果最小, 动物性饲料的相对明显。豆粕类和豆类对养分利用率有所改善, 这两种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可对蛋白质来源性饲料进行推广。营养合理配制日粮饲料是养猪的物质基础, 是形成猪产品的原料, 生长肥育猪对营养物质的需要, 包括维持需要和增重需要。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型蛋白质饲料资源不断涌现, 对这些新型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开发与安全高效利用技术需求就显得越来越迫切, 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与蛋白质饲料利用效率;新型蛋白质饲料开发技术;新型蛋白质饲料的安全高效使用;新型蛋白质饲料的安全性评价等都会成为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李文英主编.蛋白质饲料, 猪饲料配方700例.金盾出版社, 2009.

[2]McDonald P著, 王九峰译.动物营养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7.

[3]左建军主编.肉猪的营养需要.科学自配猪饲料,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4]潘琦主编.科学养猪大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不同来源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FDI) 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已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FDI的首位。FDI的流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却呈现出恶化的趋势。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流入中国的FDI中, 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一直占据主体地位, 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FDI的比重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不同来源地的FDI具有不同的投资动机和特点, 所以可能会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对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以了解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具体影响, 从而为中国今后更科学合理地引进和利用外资提供一些思路。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在构建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的模型时, 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很多, 所以本文除了选取FDI作为影响因素之外, 还选取了研究中常用的两个影响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进口关税率, 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为了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建立如下形式的模型:

其中, NBTT表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 i=1, 2, 3, 4, FDI1、FDI2、FDI3、FDI4分别表示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 REER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TAX表示进口关税率, ln表示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c为常数项, α、β、γ均为系数项, u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选取1984—2007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其中,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 (NBTT) 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表示,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基期为2000年。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1、FDI2、FDI3、FDI4) 用中国实际利用的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REER) 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 该汇率指数采用间接标价法, 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 基期为2000年。进口关税率 (TAX) 用进口关税征收总额与总进口额之比表示, 进口关税征收总额和总进口额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5.0软件。

三、实证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现象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通常要求所用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 所以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ln NBTT、ln FDI1、ln FDI2、ln FDI3、ln FDI4、ln REER、ln TAX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 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注:检验类型 (C, T, L) 中C、T、L分别表示ADF检验模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由Eviews自动给出, △表示一阶差分。

(二) 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指出, 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某种线性组合后可能出现平稳性, 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时, 可先用OLS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 再检验方程残差项的平稳性, 若残差项是平稳的, 则表明变量间是协整的, 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对以下4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1.NBTT、ln FDI1、ln REER、ln TAX;2.NBTT、ln FDI2、n REER、ln TAX;3.NBTT、ln FDI3、ln REER、ln TAX;4.ln NBTT、ln FDI4、ln REER、ln TAX。首先根据模型 (1) , 对上述4组变量分别运用OLS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 结果如下: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的值。

将回归方程 (2) 、 (3) 、 (4) 、 (5) 产生的残差序列分别记为e1、e2、e3、e4, 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e1、e2、e3、e4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e1、e2、e3、e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 所检验的4组变量都是协整的, 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注:检验类型 (C, T, L) 中C、T、L分别表示ADF检验模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由回归方程 (2) 可知, ln FDI1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长期内来自港澳台的FDI每增加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0.05%。由回归方程 (3) 可知, ln FDI2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长期内来自美国的FDI每增加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改善0.019%, 但这种影响不明显。由回归方程 (4) 可知, ln FDI3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长期内来自日本的FDI每增加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0.059%。由回归方程 (5) 可知, ln FDI4的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说明长期内来自欧盟的FDI每增加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0.006%, 但这种影响不明显。此外, 方程 (2) 、 (3) 、 (4) 、 (5) 中ln REER的系数均为正, lnTAX的系数均为负, 表明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即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 而进口关税率上升会导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三)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目的是确定不同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由以上协整检验可知, 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均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存在协整关系, 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验证。因此, 本文对ln FDI1与ln NBTT、ln FDI2与ln NBTT、ln FDI3与ln N-BTT、ln FDI4与ln NBTT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ln FDI1与ln NBTT、ln FDI2与ln NBTT、lnFDI4与ln NBTT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ln FDI3与ln NBTT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由此可见, 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均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存在因果关系, 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的变化均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原因。

注:表中的结论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给出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1984—2007年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均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而且其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原因。其中, 来自港澳台、日本的FDI均导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来自美国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 但不明显, 来自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恶化作用, 但不明显。究其原因, 来自港澳台、日本的FDI均具有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动机而且主要流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增加、出口价格下降, 进而导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来自美国、欧盟的FDI往往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 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 但来自美国、欧盟的FDI主要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中间产品, 可能导致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上升、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因此, 来自美国、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恶化作用都不明显。

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加强对来自港澳台、日本的FDI流向的引导, 鼓励其流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领域, 降低其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从而减小其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第二, 加强与美国、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合作, 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 提升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 从而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第三, 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配套能力, 鼓励美国、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国内配套, 减少其中间产品的进口, 促进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黄平, 索瓦罗.FDI流向部门结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3 (3) :5-6.

[2]庄芮.FDI流入的贸易条件效应:发展中国家视角[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3]朱廷珺, 于宾.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 2007 (1) :79-83.

[4]刘渝琳, 杨小玲.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条件与政策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7) :107-112.

上一篇:同步发展策略下一篇: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