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验（精选十篇）
法国经验 篇1
一、制约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障碍
据统计, 截止2014年上半年, 我国的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3.8亿亩, 占我国耕地面积的28.8%, 为实现我国土地的规模化提供了前提,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一) 未形成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第一, 自上世纪90年代在与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数量相比, 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还比较封闭。大多数农户将土地转让给本村的亲戚和村民, 带有很大的人情、乡情特色。开放、公平的正规土地流转市场并没有建立起来, 自然不能够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第二, 土地流转的信息只限于本村或者邻村之间, 无法实现跨区域共享, 土地资源无法优化配置, 导致流转成本过高。流转效益较差。土地的价格评估体系也处于空置状态, 大多数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对土地的价格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无法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第三, 未建立正规的土地流转合同来规定供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大多数农地流转通过口头协商, 在缺乏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 一旦双方因为利益产生纠纷和矛盾, 难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解决, 导致流转双方的权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二) 土地产权主体的残缺和产权内容的狭窄, 限制了农地流转的有效性
我国土地产权经历了农民所有、农民经营-农民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重大变革。目前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产权不明确, 1982年以前的宪法规定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1982年以后, 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城郊和农村的土地除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之外, 还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的概念并不明确, 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级农民集体所有还是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产权主体混沌, 极易导致基层政府组织以土地集体所有的名义, 强制征收农地, 通过“反租倒包”的形式, 截留和损害农民的利益。2007年我国颁发的《物权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 但是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不能进行抵押, 对于完整的产权概念来说, 产权内容比较狭窄。我国的农民只享有承包经营权, 没有抵押权和继承权, 这样不易充分发挥土地的活力和作用, 限制了农地流转的有效性。
(三) 社会保障的弱化明显制约了我国的农地流转
1. 一直以来,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高, 土地承载了农民的就业、医疗、养老的载体, 是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保障, 现阶段由于农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较为狭窄, 保障水平较低, 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并未弱化。
2.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 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涌向大中城市。城市生活成本过高, 进城务工的农民身份并未发生改变, 基本脱离农村却未真正融入城市, 仍然是城市的边缘群体, 尚处于城市的第三元状态, 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由于季节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的存在, 农民在城市的工作流动性强, 在间歇性失业的状况下, 农民对土地的心理依赖更加强烈, 土地仍然是农民失业后的最后一道保护线。
当今社会, 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凸显, 农民的土地产权意识增强, 农民对通过土地保值增值的意念强烈, 想让农民放弃土地, 使土地进入流转市场必须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 代替农地保障功能, 置换出农民土地的使用权。
(四) 农民主体认知的缺失
农民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 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基本上却是弱者。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依然感到茫然:一是对土地流转相关方面的知识欠缺, 使得土地流转处于盲目、自发的无序状态, 没有发挥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积极性, 同时不熟悉法律政策,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认识模糊, 在土地流转中不能有效认识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二是中国农村自古存留的恋土情结, 使得农民对土地依赖情感较深, 即便撂荒内心仍不愿轻易流转土地, 农村人际交往的相对有限性和不流动性, 使得农民在土地流转时往往在小区域进行。
(五) 基层政府强行流转, 抑制农民的积极性
所谓强行流转, 是指违背“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不征求农民同意, 不顾农民意愿, 利用行政权利和手段, 流转自己辖区的农户土地。据国家农业部调查县统计, 有20%的调查县曾发生强行流转问题和纠纷。早在2001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 (中发[2001]18号) 中旧明确指出,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 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在承包期内, 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 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但是有些基层政府或村集体组织为了片面追求和进行农地规模化经营, 违背农民意愿, 随意更改土地承包关系, 强行进行土地流转。为了彰显政绩,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越位、越权进行各种商业性征地、建设性征地以及“低征高买”等土地运作, 极大地抑制了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二、法国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措施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 法国的土地所有权由封建领主变为农民的小块私有。小农经济使得农地更加细碎化、零散化。与欧洲国家相比, 法国的小农式零散经营比较严重, 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 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有效的促进了土地流转, 为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制定法律法规, 在制度上激励和调控农地流转
为了改变小农式的分散经营状态, 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有效的整合了土地资源。
1.1960年法国通过了《农业指导法》, 实行层级补助方法, 按土地流转的性质、面积对农民实行不同的补助金额。为了刺激土地流转, 政府除了对流出土地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外, 对流入土地达到规模标准者给予优惠的信贷政策。如:免费登记、低息贷款。
2.1962年法国通过了《农业指导法补充法案》, 各省成立“调整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 对65岁以上退休人员并放弃土地经营者, 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 以保障老人失地后的生活, 有利的促进了土地流转。
3.20世纪70年代初期, 法国政府设立了“非退休金的社会福利补助基金”, 对退休老人放弃土地经营者放宽至55岁。
4.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 第581条确立了土地的用益物权属性, 第595条和2118条确定了农民用益权流转包括;出租、转让、转出、抵押等, 为土地流转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
(二) 科技兴农, 注重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
1. 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技术和农业教育的发展, 提出“依靠发展和普及技术进步成果提高农业生产率”, 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农业推广组织, 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了专业技术研究所和技术中心, 它们对科研成果进行适应本地区的中间试验后, 通过农场主或者各省农会的技术顾问把科研成果推广出去。
2.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 积极推行“农民高学历”计划, 这是法国农业流转有效性的保障, 也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全国设立了农业技术教育定向委员会, 指导农业技术教育的发展。1960年至1975年, 全国建立了一批农业科研结构和农业高等院校, 在每个省建立农业中学, 初高等院校和农业中学的正规教育外, 还以农业中学为中心在周围设立了农业初中、青年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和短期专业技术教育班。形成了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 高、中、初等不同层次相配套的农业教育体系。并将农业职业培训证书细分四类:农业学徒证书 (BAA) 、农业职业结业证书 (BEPA) 、农业技师证书 (BTA) 、高级教师证书 (BTS) , 规定只有取得农业职业培训证书才能成为合格的农业经营者。
(三) 建立农地流转中介, 有效引导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1960年法国颁布的《农业指导法》, 要求各省成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 这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家代表实施监督的公司, 其作用在于购买不利于农民生产的小块土地, , 并把买进的土地经过整治后以保价卖给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主或者有能力经营的农民, 通过租赁经营这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加快土地集中。农民在出卖土地时, 必须通知整治公司, 如果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 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土地;如果农民坚持要卖土地, 那么土地整治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的成立, 降低了履约成本和谈判成本, 极大地保证了农户的权益, 保证了农业用途不被随意破坏, 促进了农地流转的有序性。
三、法国农地流转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农地流转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借鉴法国土地流转的经验, 结合我国自身的情况, 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才能顺利实现我国农村集体土地自愿、有偿、高效运转的目标。
(一) 积极开展流转服务、培育良好的流转市场环境, 建立统一、有序、规划的土地流转市场
1. 逐步完善流转服务平台和网络, 不断健全流转机制。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建立由县级土地流转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组成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建立土地流转信息数据库, 建立土流转信息网络, 以科技为支撑实现土地流转信息的共享, 使供需双方及时准确获取可靠信息。
2.积极鼓励支持建立流转服务中介, 土地流转机构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的重要一环, 它可以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制度博弈和福利成本, 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 提供法律政策宣传、流转咨询、合同签订指导、利益关系纠纷等服务。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应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 逐步推广完善。
3.建立农村土地价格指导评估机制, 根据土地等级、地理位置等因素, 为土地流入方和流出方提供了市场价格指导服务, 克服或杜绝土地流转交易价格过高或过低的不公平流转现象发生, 减少或避免土地流转矛盾纠纷, 切实维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 建立健全流转程序, 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我国农地的土地流转多以私下交易为主, 口头协商议价, 无任何书面合同, 甚至没有集体备案, 缺少法律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容易导致流入流出双方的权、责、利失去有效保障。另外, 一些基层政府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强行进行土地流转, 违背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1.建立统一规范的合同文本, 各地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 以及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建立土地流转的合同文本。强化发包方、流出方和流入方三方的“契约”行为, 保持土地流转承包关系及经营权益分配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2.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度, 对流转合同及有关资料进行归案并妥善保管, 建立流转情况登记册, 及时记载和反映流转情况。
3.完善土地流转纠纷仲裁、调解机制。根据土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县区建立起纠纷仲裁机构, 乡镇建立起调解机构, 负责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这是针对农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重要手段。
4.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建立有效监督机制。通过政策和法律明确界定基层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地位与作用, 主要是承担流转的指导、管理、服务和调处等职责。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保证农民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 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我国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包括:转让、出租、互换、转包、股份合作五种形式。实践中出现的“返租倒包”“土地信托”是土地流转形式的创新, 都具有可取性。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下”可引导农民入社、农民入股, 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 放开放活土地承包经营权, 积极探索土地经营对外租赁、村集体与经营大户合作经营、农业产业园区带动及开发经营第三产业等多种合作社模式。由合作社整合生产要素、组织生产运营。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内, 鼓励大胆创新, 将土地资源变为土地资本。
(四)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
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整合教育培训, 加快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着力打造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开展农业技能和经营能力培养培训, 扩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养培训规模, 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的培养培训力度。各基层政府应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 根据不同岗位和不同产业确定相应的培训内容, 帮助农民切实解决农工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难题。
(五)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它承载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才能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 消除农民失地后的后顾之忧。
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彻底消除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逐步附加了各种经济社会功能于其中, 最重要的是将福利保障的提供与否与户籍捆绑在一起。拥有农村户籍的农村居民, 较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保障.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201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登记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 在解决城乡二元壁垒的结构上, 此为较大的突破。但真正需要改善的是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差距, 包括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子女教育、养老、住房等。
二是是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目前, 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与城市的保障水平差距较大, 并且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 导致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应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六) 选取农民代表, 以扩散的形式加强农地流转的宣传
由于获取信息渠道狭窄, 知识水平有限, 导致农民不能及时有效地了解国家关于土地方面的政策信息。封闭式的农地耕作不能有效提高农地效益, 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换一种说法, 农地流转的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级政府参与的政治意愿与能力, 基层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投入宣传决定了土地流转的延伸程度。可从各生产队中选取代表进行最新政策引导, 加强对农村骨干能手的培训, 让代表人员担任“传递者”的角色, 通过代表人员的知识和政策传递达到全村覆盖的效果。
四、结语
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化的过程中, 农业化仍是我国的短板,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缺失、市场不完善, 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引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者的作用, 在土地流转中提供好公共服务, 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继续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坚持以粮食和农业为主, 避免“非粮化”, 禁止耕地“非农化”,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创新精神, 放活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需要循序渐进, 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 决策权都在农户, 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利益, 采取行政命令盲目推进, 政府应明确自身职责, 坚持土地流转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充分保证农民的利益, 建立一个与农村发展要求相协调、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农民承受能力相符合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摘要：土地流转是深化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现阶段制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 借鉴法国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经验, 提出我国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地流转,法国经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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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关良.国外农用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对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启示[J].世界农业, 2010 (08) .
法国经验 篇2
廖先旺在2006年3月15日《人民网》上介绍说，法国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障体系，农民得到的资助是在一系列完备的基础制度、基础法律上进行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个农民都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意外伤害险，与国家公务员或者市民没有任何身份上的区别；每个农民与市民一样享有贫困家庭补贴及其它一切补贴。
二、完备的税务征管体系：每个农民与市民或者其它公民一样缴纳所得税；从欧盟范围来说，农民与市民享有的福利与缴税的义务从根本上也没有特别的区别，都按同样的税法条款缴所得税。
三、完备的为农业服务的金融体系：每个农民都有银行账号，享有现代金融服务。
四、完备的法律体系规范社会补贴。这是法国农业行业管理的一个主要特点。
五、申请享受农业政策方面的优惠及补助，标准在全欧盟是统一的，均按实际收入水平或者包干分等来匡算。农民在申请农业补贴时的程序是个人直接填写全欧盟统一的或者全法国统一的表格，按表格规定的不同条件对号入座，你该享受什么补贴自动入档；表格由地方政府逐级上报到中央政府直到欧盟。一个农民一年要填的行政管理表格可能要以数以百计来计算。
农业补贴的发放有舞弊现象，但不多。这是因为法国有透明的发放监管体系，补贴标准都要张榜公布，还有统一的金融体系（银行账号）、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退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账号）、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可进行独立、相互或联合监察）以及详细的个人信用数据库。补贴发放逐级审批程序透明，全过程有监督，特别是发放后的抽查就更加严格。
法国经验 篇3
法国是欧洲培养足球人才最多的国家之一。足球是法国国民教育大纲中确定的一种体育运动。足球的作用不仅仅在竞技比赛，更有助于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业成功，提升国家形象。
1.足球是中小学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根据法国国家中小学体育联合会（UNSS）2012年统计，选择足球或室内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人数近25万，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占第一位。
足球在学校有两个发展平台：体育必修课和学校体育协会。法国中小学体育必修课中，足球课时、师资力量毕竟有限，而在学校体育协会中，足球运动发展较好。因此，学校体育协会是发展校园足球的主要平台。
2.校园足球发展主要在中学阶段
法国校园足球的发展，主要在中学阶段，尤其以“足球班”为主要特色。初中和高中阶段，政府在国家体育教育大纲里确定了各年级学生的足球教育大纲，并且确定了五级水平体制。一级和二级对应初中生，三级对应高中生，四级和五级对应“足球班”所应达到的水平。
中学足球教育发展，要远远好于小学。法国部分中学开设“足球班”较早，如法国旺代省（Vendee）的贝莱高中（Lycee Bel Air de Fontenay-le-Comte），在1984年就设立了“足球班”，当时属全法首创。“足球班”学生须和其他学生一样完成正常学业，此外每周还多上若干小时的足球课程。“足球班”学生毕业时获得的专门文凭，获法国足球联盟承认。学生毕业后，可成为俱乐部教练或足球体育教师。截至2013年6月，全法国共有835个体育班，其中“足球班”占1/4。
法国小学体育大纲中尚无专门的校园足球教育大纲。高校的校园足球，除部分大学组织参加由大学体育运动中心（SUAPS）等协会组织的足球比赛活动外，也无专门的发展计划。私立学校的足球教育，则通过天主教学校体育教育联合会（UGSEL）进行，参与公立机构的足球教育活动。
3.中小学足球竞赛机制发达
法国各级学校存在不同的足球竞赛机制。在小学阶段，法国小学教育体育联合会（USEP）组织各小学参加“小学生足球联谊赛”，不分名次，旨在促进交流，发掘优秀足球苗子。表现突出的孩子，可经由学生所在的体育协会推荐，加入足球俱乐部。2012-2013学年，法国小学教育体育联合会共组织了1745场次联谊赛。
从初中阶段开始，由法国国家中小学体育联合会组织各年龄段、各种水平的“冠军杯”足球比赛，分为省级、地区级和国家级三级比赛。各个学校通过法定的体育协会，组成足球队参加比赛。2012-2013学年，法国国家中小学体育联合会共举办102个省级冠军杯、31个大区级冠军杯赛和20个全国冠军杯赛足球比赛。
在法国，学生参加由各体育协会团体或俱乐部举行的正规足球赛事，必须先获得许可证。许可证由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按赛季申请，分为未成年人许可证和成年人许可证两类。要申请许可证，必须先加入某一俱乐部。
4.足球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健全
一是体育竞赛制度。从小学阶段开始，各校之间举行联谊赛，有助于发现足球优尖苗子。在中学乃至大学，都存在各种足球竞赛，用于挖掘各年龄段的足球人才。
二是俱乐部培训中心制度。足球俱乐部是挖掘优秀足球人才的重要机构。法国许多足球明星，在小时候便被俱乐部发现，在培训中心进行培养。法国第一个俱乐部培训中心成立于1973年。年满15岁的学生，被俱乐部挖掘之后，可脱离学校，在俱乐部培训中心参加训练。至于学校的正常课程，则由教师到俱乐部培训中心进行专门辅导，确保足球学生在保证足球训练项目的同时，可以完成至少职业高中类的中等教育文凭。
三是尖子班制度。法国体育部、教育部联合，在每个地区设立吸纳高中阶段优秀体育学生的“希望中心”，发掘包括足球优秀生在内的各种体育人才。表现突出的足球尖子生，进入“希望中心”的尖子班学习。在全法国，共有271个“希望中心”尖子班，基本分布在相关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内。与俱乐部的培训中心类似，“希望中心”尖子班的学生，也接受相关职业教育，毕业时可获得体育类国家Cm，dk文凭。
二、主要特点和经验
1.政府重视支持
随着足球运动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校园足球”的作用。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法国将于2016年举办“欧洲杯”足球赛，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更多的法国青少年喜爱并参与足球运动。2014年，法国体育部、教育部、足球联盟机构一起签署“校园足球”发展计划协议，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签字仪式。“校园足球”计划将在法国中小学中培养一批师资，继而开办不同水平的足球班，让男女学生参加同一个体育项目，同时让残疾孩子也能领略足球的快乐。此外，政府将加快制定有关小学校园足球的教育大纲，实施“公主足球”行动，促进校园女子足球的发展。地方足球教育大纲，由各学区乃至各省自行制定。
2.校园环境宽松
一方面，宽松的教育节奏为发展校园体育运动提供了重要平台。法国小学生一周上课四天半，周三下午休息。每周课时为27小时，包括体育课和3小时的兴趣班。以巴黎某小学为例，如果将周末、节假日都计算在内，该小学学生2011年共有188天假期。宽松的教育节奏，让法国中小学生具有充裕的时间去从事各种兴趣活动，许多人选择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
另一方面，中小学校内法律规定设立的体育协会，成为校园足球发展的重要平台。法国《教育法》规定，中小学及幼儿园设立体育必修课，体育课程大纲由教育部确定。初中、高中校园内必须具有至少一个体育协会（小学的体育协会不强制要求成立）。体育协会获政府资助，地方政府也可在体育设施准入等方面，为体育协会提供支持。关于体育协会的章程，国家有若干硬性规定。体育协会是大、中、小学体育联盟或社会体育联盟的成员，由此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链接，也为校园体育（足球）运动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3.社会环境有利
俱乐部是发掘校园足球优尖人才的重要机构。法国著名足球运动员齐达内对上学不感兴趣，喜欢在马赛的一个社会中心踢球，9岁时被所在社区的足球俱乐部发现并吸收，为其日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法国现著名年轻球星拉斐尔·瓦拉内（Raphael Varane），18岁时就加入皇家马德里队。他也是在9岁时被家乡的一家俱乐部看中选人。优秀的足球苗子，通过体育协会加入俱乐部，之后又通过俱乐部获得更好的培养和发展，这是法国足球人才选拔培养主要模式。
社会团体协会对于校园足球第二课堂的形成十分重要。足球兴趣的培养，足球技能的提高，足球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在校园，也反映在校外“第二课堂”。法国足球联盟（FFF）、UNSSE、各个足球俱乐部，对于法国青少年课外足球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俱乐部教会孩子们区分生活中的规则与体育运动规则的不同之处，从个人健康、公民责任、绿色环保、公平竞争、运动规则、足球文化6个方面来教育孩子。法国足球联盟每年举行“全国足球初学者日”，促进足球爱好者和俱乐部之间的交流，每年有20多万青少年参加这一活动。法盟还提出了培养足球人才的“联盟教育计划”，将足球的五大理念（快乐、尊重、责任、容忍、团结）灌输给6～18岁的青少年。
法国经验 篇4
在卫生服务体系监督和管理中, 法国强调政府责任, 国家在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的规划和组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的卫生服务体系由政府和国家健康保险基金管理局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主要负担实行全民医保。政府对卫生体系进行全面监管, 如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 药品价格;医疗设备有效性和安全性;卫生技术和资源配置;医院的区域化设置;医院预算管理;全科医生守门人制度等[3]。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服务系统进行的评估中, 法国的卫生服务系统被认为是提供了最好的综合医疗服务[4]。然而, 法国的卫生服务支出也相对较高, 2011年, 人均卫生服务支出占GDP的11.6%, 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政府主导的卫生服务体系下, 其卫生服务支出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承担, 法国2011年卫生服务支出的77%是由政府来承担[5]。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同时负担高额医疗费用的背景下, 卫生技术评估在法国的发展更引人关注。
1 HTA在法国的萌芽阶段
在法国, 对于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 由于卫生服务费用不断增长, 效率也成为了卫生服务筹资系统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70年代, 政府通过“卫生图谱” (Health Map) (2003年由区卫生系统图SROS替代) 对卫生资源进行直接管理。图谱描绘了各地区卫生服务部门的卫生服务设施的情况, 是法国进行卫生规划的重要工具。依据需求指标, 如病床人口比或是设备人口比等, 卫生图谱规定了某一区域需要的床位数和大型设备数量。卫生图谱对卫生资源的管理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间卫生资源的可及性, 通过建立供需分析来对卫生资源进行分配。与此同时, 也有经济学家在围产期保健领域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等研究, 但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却因为没有医学专业方面的知识而缺乏说服力[6]。
1983年法国时任卫生部长明确提出了法国卫生服务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HTA的支持。卫生部、NHI在制定卫生发展计划、卫生服务收费标准和进行卫生服务质量控制时, 都无有效的方法来对医疗实践或者医疗技术进行评估, 决策制定主要依赖于协商和主观评价。1987年政府设立了卫生服务医疗评估国家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dical Evaluation in Health Care) ,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卫生服务系统的领导和官员代表, 其任务主要是探讨伦理问题和卫生服务评估的方法, 但是委员会既没有自己的预算也没有官方议程。
2 HTA在法国的发展壮大阶段
在政府的重视下, 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和医疗费用控制要求HTA得到更加系统的管理和运用。因此, 通过创建卫生技术评估机构, 对HTA项目和相关的评估参与者进行统一组织和管理, 以使HTA的评估结果得到系统广泛的运用, 让HTA作为一种方法得到更多的关注。
2.1 国家医学评估局 (ANDEM) 的创建 (1989—1996年)
1989年, 国家医学评估局 (ANDEM) 依法创建, 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独立协会, ANDEM负责除了药品以外其他卫生技术的评估。它运作的资金来源于卫生部和NHI;机构的员工主要是临床医生, 他们主要通过与ANDEM以外的专家合作来开展评估工作。ANDEM组建了一个专门的专家委员会来协助开展评估工作, 委员会受到董事会的监督, 董事会成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科研部和农业部的代表。ANDEM的其他成员是由NHI和补充保险基金指派。评估的项目主要来自于卫生部、NHI、董事会、专家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合作者或者专业团队的提议, 由专家委员会和董事会讨论确定评估项目。
ANDEM的目标是为各种合作机构 (如卫生部和NHI) 提供关于卫生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果分析的科学证据, 并为卫生技术在卫生服务系统中的传播和筹资提供帮助。结合对已发表文章的系统综述和专家评论的方法, 确定某项新技术与已存在的技术相比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及在临床和经济规划中的角色。此外, ANDEM还会考虑推广某项卫生技术所需要的方法, 例如, 卫生技术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以及技术使用单位需要什么样的设备环境支持。
除了开展卫生技术评估, ANDEM还参与临床诊疗指南的开发。1994年, NHI和卫生部要求ANDEM确定了NHI的第一项临床指南。从1995年到1997年, 在NHI的要求下, ANDEM制定了40套新的临床指南。在创办的7年当中, ANDEM共开展了20多项卫生技术评估, 组织和协办了大量的共识会议。ANDEM的主要贡献在于将HTA引入法国, 许多人从此对把HTA作为改善卫生服务的工具感兴趣。虽然ANDEM专注于卫生技术评估, 但是因其在政策影响中的关键地位成为了政客游说集团的关注重点, ANDEM可以说是相当政治化的[7,8]。
2.2 国家健康评估认证局 (ANAES) 的建立与发展 (1996—2004年)
在1996年的卫生服务改革中, ANDEM被ANAES替代, 在ANDEM的基础上增加了医疗服务机构评审的职能。1996年国家强制开展医疗机构评审, 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政府不满HTA在医疗机构中的推广使用。虽然在ANDEM的努力下, HTA已经广为人知, 但是很多医生和医院却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操作, 没有根据卫生技术评估的结果来改进他们的诊疗行为, 忽略卫生技术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效果的证据。于是政府决定采取更多的监管方法。
ANAES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 它延续了ANDEM在HTA和临床指南制定上的工作, 并运用HTA的方法来开展医院评审项目。ANAES主要有2个部门, 一个负责开展HTA和制定临床路径指南, 另一个负责进行医院评审。ANAES成立以后, 大部分医疗器械的医疗技术评估从ANDEM转移到了法国健康产品安全署 (AFSSAPS) 。AFSSAPS有权决定药品或器械的市场准入、退出, 对药品上市有着法定的许可权, 并且有权决定让存在风险的医疗器械退出市场。相比之下, ANAES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咨询服务, 它的服务对象则主要为NHI、学术委员会、卫生服务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这2个评价机构所服务的对象都为它们提供直接的资金的支持。AFSSAFS和ANAES一样, 都需要对法国卫生总局 (DGS) 提交相应的评估报告, 但是DGS却不是他们服务的唯一对象[9]。
2.3 卫生最高委员会 (HAS) 的发展 (2005年至今)
2004年, 法国政府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权威机构, 这一转变是因为HTA以及与HTA有关的活动已经延伸到了几项政府项目中。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权威机构, 将所有相关的评估活动都纳入到该机构当中。卫生最高委员会 (HAS) 是在2004年的医疗保险改革环境下创立的, 于2005年1月1日开始成立运作。HAS是一个有着财务自主权的独立公共组织, 其董事会的成员由政府官员任命。HAS依法执行它的职责, 并负有向政府和议会汇报的义务, 它有专门的资金来源, 主要来源于对制药公司的广告税收[10]。
HAS注重医疗质量提高和卫生费用控制, 它负责科学地评估医疗工作和治疗收益, 并评价医疗报销制度的合理性。为了改善医疗实践和卫生制度, HAS鼓励参与者之间进行评估的协商以核实所传播的评估信息的可靠性。除了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控制医疗经费的成本以外, HAS还有向政府和议会反馈医疗服务质量的义务, 促进卫生服务体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在专业医务人员和用户之间推广最实用的医疗实践方法。此外, HAS还积极参与到相关的国际项目中, 除了参与到国际团体和HTA网络中, 如国际卫生技术评估协会 (HTAi) ,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络 (INAHTA) 和新兴医疗技术国际信息网络 (Euroscan国际网络) , HAS还领导了一项关于欧洲HTA网络的证据 (EUnet HTA) 开发工作, 并且主要负责欧盟病人安全网络 (EUNet Pa S) 项目, 这两个网络都有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支持。
HAS开展的技术评估工作主要包括单一的技术评估 (STA) 和多重技术评估 (MTA) 。STA是在一种新药、器械或一项诊疗过程进入疾病报销目录之前强制进行的, 是根据制药公司或医疗器械制造商的要求发起的医疗评估过程, 目的在于评估新技术的内在效益和有效性。一种新药或是一项新的医疗器械、治疗技术在进入疾病报销目录前, 必须进行STA, 且STA的结果还用于此项技术的定价。STA能够比较快的得出评估结果, 对于一种新药来说平均只需要73d。MTA评估的是一个系列的药品、器械和治疗技术, 例如对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药物的评价。MTA的形式还包括制定公共卫生干预 (筛查) 指南等。MTA的评估的范围和使用的方法通过咨询利益相关者产生, 除了临床效果以外, 评估的内容还涉及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律相关的问题[11]。
HTA产品对于卫生服务系统的影响是很难衡量的。然而, 有很多HTA报告对法国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的例子, 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卫生部的大部分决策反映了HAS专家委员会在STA中的观点。据估计, 有超过95%的HAS支持某项新技术进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而对于某项新技术进入医保的负面意见全部都得到了采纳。从1999年到2001年, 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重新评估已列入报销目录的药品。在这段时期中, HAS的透明委员会评估了4 490种药品, 并认为其中835种药品没有足够的效益以获取报销补贴。政府部门先是调低了这些药品的报销比例。然后, 政府决定更新再次评价。透明委员会从2003年到2006年重新评价了这些药品。HAS建议将370种药品从目录中删除, 其中有322种由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门决定删除, 留下其中的48种主要用来治疗老年人脑功能不全的血管舒张药物[11]。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这反映了HAS的评价对决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HAS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立性。
3 经验总结与启示
从HTA在法国开始发展到现在的几十年中, HTA一直在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HTA现在已成为了政府卫生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在法国的卫生体系下, 大部分昂贵的医疗技术都是由公共财政预算来支付, 因此, 面对公共财政预算赤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政府进行充分的知情选择显得十分必要。此外, 政府现在扮演着医疗服务安全性和质量的保护者的角色, 在患者的诉求得到法律保护的时代, 医生和医院更希望通过循证的方式来开展诊疗服务。同时, 管制有了政治介入, 法国的HTA不仅仅是科学分析和系统评价的方法, 还是一种为监管提供支持的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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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英耀.卫生服务评价[M].上海市: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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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rvain J, Xerri B, Matillon Y.Overview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France[J].Int J Technol Assess Health Care, 2004, 20 (1) :25-34.
[10]The Haute Autoritéde santé.About HAS[EB/OL]. (2013-12-04) .http://www.has-sante.fr/portail/jcms/r_1455134/fr/about-has.
法国留学GRE备考经验分享 篇5
360教育集团说，GRE考试是中国学生进入研究生院的一道关卡。近年来，ETS频频调整GRE考试政策，考试难度正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考生该如何复习备考？有以下几点可供同学参考。
1、全封闭训练。GRE单词有一万多个，要想记住这么多单词，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毅力。单词天天都记，一旦一段时间不记了，则所有记过的单词又重新回到原点，必须从头来过。这样不仅浪费时间也浪费考生的精力。如果学校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上课的时候考生也不能放松对单词的记忆，可以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记单词一边记课堂笔记，毕竟有时候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很啰嗦。
2、做一些GRE培训的模拟试题，并且有针性地对各个试题组成部分进行模考。要强化训练。考前一个月一定要注意模考和GRE各部分的小测验。以前没有做过的题现在要做了，做过的题现在要总结了以免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做模考或者小测验的时候要严格控制时间。一般一个题多少秒都要按照培训老师建议的来做。时间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考前模考没有把握好做各部分题目的节奏，当正式上考场的时候，由于紧张的气氛和沉重的心理压力，考生很容易就会乱了阵脚，自然也不可能获得理想的分数了。
法国史·法国文化·法国人 篇6
这部通史有四十余万字，从古代的高卢，一直写到一九六九年的现代法国。
作者写这本书的宗旨在导言中便声明了。他认为，从十九世纪自由派历史学家和米什莱开始，“民族”和“民主”两个主题例来是编撰法国史的基本倾向，在许多法国近代和现代史著作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群众参军、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这些内容和共和思想一样，都被认作是法国的传统。不仅如此，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还认为，不应只造福于法国人，还应该解放欧洲，解放奴隶，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因此，民族主义向外扩张了，“一八三○年，一八四八年和以后的巴黎公社，都是忠于这个世界解放理想的，而一九一四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各个战时内阁中‘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另外一种形式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至于法国式的“正义”，它表现为一种要求平等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在对中央集权的典型法国式热情中形成的，它表现为对国家的崇拜，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到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不过是把“国王主权代之以人民主权”，于是，就可以在革命的形势下，维持王政时期的中央集权传统。作者认为，中央集权派的巴黎人同外省人的争论自有法兰西以来就存在，它表现为外省的大领主和法兰西岛国王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中主张建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的吉伦特派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之间的对话和现在某些大城市市长对国家机器的反抗。
作者认为，人们往往按照这样的线索去写法国史，然而，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是太片面，太简单化了，它“把由于离心力造成的财富，即被遗忘的各省的文化和它们生存的意志，都当作残渣废料舍弃了”。而历史学目前的任务正是要重新说明这种已被故弄玄虚了的民族史，尽力忘掉那种在编纂历史时过于严格的民族观点，以便把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向其欧洲的延续部分展开。
在写这部通史中，他贯彻了这种精神。他认为，自古以来，“法国门户四开”，“山脉和河流没有成为阻碍”，在法国的边境没有到达莱茵河之前，北部和东部都没有边界线，莱茵河和东多瑙河一样，经常被东方来的民族所穿越，比利牛斯山“没能挡住南北的相互移民和入侵”，“更不用说阿尔卑斯山了，它的宽阔山谷就是阳关大道！”法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能蛰居自守。而相互入侵的结果，是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同化。米盖尔对罗马征服高卢是唱赞歌的，他没有象其他许多历史学家在描写这段历史时那样，去写掠夺、屠杀和罪恶，而是认为罗马人入侵的结果，给法国带来长达四个世纪的繁荣。他写道：在几百年间，高卢人忘掉了独立，忘掉了战争，唯独和罗马社会发生联系，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罗马社会在西欧的基础。他这种写法在那些抱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看来，恐怕有些荒唐了。但是，在米盖尔看来，显然社会进步的标准要重于民族独立的标准。
至于中央集权，众所周知，法国从路易十四以来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并成为欧洲最专制的国家，这种专制维持了很多年，从王政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直至十九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才有改变。随着政治上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向议会民主制过渡，巴黎也渐渐地失去了在法国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对这一点，米盖尔是予以充分关注的。他虽然承认巴黎在艺术和享乐上是法国甚至欧洲的中心，在法国大革命中和以后一段时期里也是政治中心，但在十九世纪末，法国政治角逐的战场却已转移到外省。他写道：激进派政治从来不在巴黎“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中物色自己的优秀分子，最显赫的政治人物来自外省的中小资产阶级，巴黎表面上居于支配地位，实际上是外省决定政治形势。因此，他着意描叙了共和制在外省的社会基础，并把第三共和国到来的悄悄无声和不可逆转比喻成“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
总之，无论从导言和正文中都可以看出，米盖尔是既不喜欢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喜欢中央集权的，他试图用新的史学思想并从更高的角度去冷眼、客观地看待法国的全部历史，并追寻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珍贵财富。这在本书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描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米盖尔的史学思想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和当代一些国家的历史写作倾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央集权的历史使命就是，也仅仅是民族的统一和独立，在完成了这两个历史使命之后，就应该用民主的议会制来取代它。在十八世纪末和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普遍经历了民族、民主运动，因此，在这些国家当时的历史著作中，“民族”和“民主”必然是两大基本主题。而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早已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一种新的、更先进的世界观，必然把眼光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范围扩展到全人类和全世界，而着眼于人类的进步。这种世界观也必然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米盖尔在《法国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思想，就是这种新世界观的体现。
米盖尔的法国史又是一部文化史。他不但用大量笔墨去写法国文化，而且，显然在有意把法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意大利，与俄国，他在寻找法国文化的渊源及流向。对古代，他写罗马人的入侵、罗马化和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末期，他写法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心向往之和刻意模仿；现代，则写法国，或更准确地说巴黎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中心：绘画、文学、音乐、雕塑……，最现代的艺术风格从这里向欧洲传播扩散。正是由于偏重文化上的考虑，他一反常人而赞赏十五世纪的几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并有几分为他们的意大利冒险辩护；也正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他抨击宗教战争，认为它给法国带来了苦涩。对于那几位国王，他是这样写的：“在‘市民式国王’路易十一之后，法国相继有过好几个‘骑士式的国王’。对他们来说，意大利冒险不仅仅是一次侵袭。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数不尽的财富。十五世纪意大利如此优雅和欢快的奇迹般的城市，不免使粗鲁的法国领主们想入非非，但他们的幻想毫无英雄气概。他们去意大利，不是为了在那里打几场胜仗，而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奇妙幻景打动了他们的心。”意大利冒险之后，把“新文化”带给了法国，使文化空气风靡一时。在以后一段时期，法国的国王们对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为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米盖尔对十九世纪末巴黎作为国际都市的重要性予以足够关注。他认为，巴黎成了欧洲的首都，在艺术上也成为欧洲的中心。最早的野兽派画家和最早的立体派画家是在巴黎宣告了艺术革命，此外，还有罗丹的雕塑、德彪西的音乐。总之，“震动世界的艺术事件无不来自巴黎”，巴黎以其游乐盛会使法国声名远扬，全世界的百万富翁纷纷出入于这里的沙龙、豪华酒楼和跑马场……。
此外，米盖尔的《法国史》还是一部社会史，他注意观察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俗、心态和民情。对罗马时期，他写道，罗马化提高了高卢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生活环境，为他们增添了戏剧、竞技和祭祀等精神生活。对文艺复兴时期，米盖尔写道，意大利的影响给法国一种刺激，一种时尚，改变了法国的习俗。艺术家的地位提高了，从此受到宫廷和富人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柔和、更文明、更得体。人们的生活也时髦起来，昂贵雅致的服装、精心制作的头饰，还有车马随从和讲究的家俱……，总之，法国人在发现意大利的同时，也发现了生活的情趣。对启蒙运动时期，米盖尔认为，在“法国式”思想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法国式”的城市，“法国式”的沙龙和“法国式”的平民住宅，一种“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形成。
米盖尔还注意了不同时期的法国人，他们的不同心态、情感和性格。他认为，高卢人生性暴躁，嗜好战争，单纯，善良却骄傲轻佻；中世纪的法国人带有一种好斗狂热和追求美女的骑士风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崇尚文化、温文尔雅，重视修饰；启蒙时代的法国人追求时髦，思想活跃，夸夸其谈；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人浪漫轻佻，充满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人因为生活条件的变化侵蚀了民族的精神面貌，变得颓废和萎靡不振，青年人留起了长头发，跳起了扭摆舞；而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人则因为经济的巨大飞跃而一反常态，变得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和充满信心。
在写作的文风和技巧上，这本《法国史》也很有特色。作者是巴黎第四大学的历史教授，同时又是通讯报导问题专家和电视台的制片人。职业习惯使他普遍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敏感、尖锐、幽默、充满情感，他还善于用富于变幻的形象思维把社会历史的种种场景一一展现出来，使人感到时空的变化，思想的流动和迸发火花，读着他写的法国史，有如在欣赏一部色彩斑斓的电视记录片，随着摄像机镜头的移动，作者在向我们诉说那古老和动荡的法国历史。这的确是一部写得很美的法国史。
法国经验 篇7
法国农业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良好的农业自然条件, 战后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 农业合作组织大力发展等等。但在这其中, 作为法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组织形式, 即家庭农场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一、法国家庭农场制度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背景, 都是为了特定环境的需要, 其发展也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法国家庭农场的形成、发展来看,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产权的私有化
历史上, 作为法国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土地资源大部分为教会和封建贵族所把持, 农民为数众多, 但所拥有的土地却极少。此时, 占法国总人口2%的教士和贵族拥有35%的土地, 而法国人口中2000多万的农民却仅拥有65%的土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国民公会颁布法令, 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 地价10年付清;农村的公有土地 (来源主要是大革命初期没收的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可按当地人口分配。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却使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日益加剧。自20世纪60年代起, 虽然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使得法国农场的土地规模不断扩大 (在法国农业政策中称之为土地结构的集中) , 然而至今, 在农地小私有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家庭农场依然是法国农业经营中最主要的经营形式。
2. 土地的集中化和经营的规模化
历史上作为维持农民生计的基本保障资源———土地, 近代以来则成为赚取利润的重要资本。土地由保障到资本的性质的转变, 加之政府的大力推动, 使得从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土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在1960年8月法国颁布的农业指导法的基础上, 法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 其中土地结构集中政策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 法国的家庭农场数量逐步减少, 农场的土地规模逐步扩大 (见表1、表2) 。1997年, 法国农场的平均土地面积在欧盟15国仅次于英国、丹麦与卢森堡, 大大高于欧盟18.4公顷的平均水平 (见表3) 。
单位:%
单位:hm2, %
数据来源:法国农业渔业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概况》 (2000年) , 转引自赵鲲:法国农场经营形式的变迁与启示, 《世界农业》, 2001年第9期。
单位:hm2
数据来源:Eurostat, 转引自法国农业部BIMA2001年1月号外第9期。
3. 农场经营的专业化
战后,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农场专业化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专业化农场, 另一种是混合专业化农场。单一专业化农场是指只生产经营一种农产品, 而混合专业化农场是指经营一种农产品为主, 同时生产二至三种相互联系的农产品的农场。
法国农场如果按照其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大体可分为畜牧农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水果农场、蔬菜农场等等 (见表4) 。随着法国农业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 大大促进了农场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发展。目前, 法国家庭农场中60%的农场经营谷物、11%的农场经营花卉、8%的农场经营蔬菜, 经营养殖业及水果的农场各5%, 其余为多种经营。[2]
数据来源:法国农业部, 转引自孙宝启:法国农场土地规模的演变, 《农村·社会·经济》, 2001年上卷。
4. 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随着法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经营规模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产权制度或经营方式来看, 除了家庭农场外, 还出现了农业共同经营集团 (GAEC) 、有限责任农场 (EARL) 、民事团体、商业集团等其它形式。然而, 家庭农场仍占农场总数的的84%, 并经营着全国76%的土地, 但他们的份额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而GAEC、EARL和民事团体的数量则逐年增加, 20年间增长了3倍多。
单位:万个, %
数据来源:法国农业渔业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概况》 (2000年) , 转引自赵鲲:法国农场经营形式的变迁与启示, 《世界农业》, 2001年第9期。
二、法国家庭农场发展变化的诱因
从法国农场发展变化的情况来看,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实行土地的相对集中,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结构的集中与经营的规模化得益于政策因素的保障、利益因素的诱导和服务因素的推动。
1. 政策保障因素
政策推动土地结构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激发农场主扩大经营规模;二是通过立法、机构设置等政策措施加快农场规模的调整;三是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忧。
(1) 经济政策激发农场主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为了促进土地结构的集中, 法国政府非常注意运用投资、信贷、价格等经济政策激发农场主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在投资信贷方面, 战前法国农业投资主要靠农民私人集资, 战后法国政府把农业投资正式纳入国家预算, 用工业积累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以贷款为主, 而贷款的重点主要是支持规模较大的农场与合作社。在价格政策方面, 法国政府普遍采用价格补贴政策, 而价格补贴的主要收益者是产量高和商品率高的中型以上的农场。农场主为了获得低息的农业投资和更多的农业补贴已经有了扩大农场经营规模的意愿。
(2) 通过立法和机构设置促进农场规模的调整。进入20世纪60年代, 为了实现“农业指导法”和“农业指导法的补充法”中关于扩大农场规模、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法国政府相应的设立了改革农业规模的专门结构和基金, 直接参与土地的调整过程。一是设立土地整治和农村设备公司, 其职能是通过政府的资助和农业银行的低息贷款, 以优先购买的方式在土地市场上购买“没有生命力的农场土地, 经过整治后, 再出售给“有生命力的农场主”。据统计, 在1962年~1973年间, 这类公司共获得土地616800公顷, 转让489500公顷, 花费3.5亿法郎对土地进行了整治。[3]二是建立改善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 其职能是通过发放离土终身补贴的方式, 鼓励65岁以上的老农场主离开土地。这种补贴金制度的实施, 明显地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进程。据统计,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57.6万多老年农民放弃土地, 停止经营农业, 移交出来的土地面积达1010多万公顷, 约占全国农田面积的1/3, 且这部分土地的56%用于扩大农场的经营面积。[4]
(3) 失地农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法国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支持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支持农业的社会保障和互助, 包括从事农业停业后的保障、食品援助和农业的社会保障。法国的农民在放弃土地时, 除了能获得转让农庄和农具的收入之外, 还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各项补贴, 如“离土终身补贴”。另外, 每个失地农民均可以获得与农业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措施也使得许多年老的农场主主动放弃土地, 客观上推动了土地规模的调整。
2. 利益诱导因素
法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的发展, 政府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全力支持,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农业的发展, 即通过财政、信贷、税收和价格等方面的政策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农业的发展。
在财政方面, 农业补贴成为其财政支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法国农业补贴的金额巨大、项目繁多, 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且农业补贴已经成为法国家庭农场和农户生产收入的主要来源。2004年, 法国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金额是25亿欧元, 并且从欧盟获得农业补贴100亿欧元, 合计农业补贴125亿欧元, 且当年法国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的65%来自各种农业补贴。[5]近年来, 法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由价格补贴向直接补贴的转变。在1992年法国农业改革之前, 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在价格方面实行保护价;在改革之后, 法国政府降低了农产品的保护价, 且将由价格因素造成的损失直接由政府补贴给农户 (称之为直接补贴) 。二是对农业的补贴逐渐向大型农场集中, 58%的中型家庭农场每年可获得3万欧元的补贴, 而大型家庭农场年可获得5万~10万欧元的补贴。[6]这种农业补贴政策是法国家庭农场不断以兼并形式扩大经营规模和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诱因之一。
法国政府对农场的利益扶持不仅仅体现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 而且还通过“零农业税政策”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 在农业的信贷、价格等方面, 其政策支持的重点也逐渐向规模较大的农场和合作社倾斜。利益的驱动诱使农场主不断扩大规模, 也促使了多种农业规模经营形式的产生。
3. 服务推动因素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实现和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是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法国农业的现代化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现代化包括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的实现;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一体化, 而专业化首先表现为地区专业化, 其次是农场专业化, 最后是工艺专业化。当前, 法国农业生产正在成为高技术产业, 农业生产的高科技化和机械化, 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结构的优化, 而且改变了农业的传统特性, 使农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而促使法国的家庭农场向更大规模发展。另外, 农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一体化既是农业发展的结果, 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高效率的利用资金和设备,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 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向更高程度发展。
在法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由政府、农会、农民和私人企业组成的有效的农业服务体系, 该农业服务体系可分为产前服务、产中服务和产后服务。其中, 产前服务以私人企业为主, 合作社为辅;产中服务以农会为主, 农场主独立经营;产后服务以合作社为主, 私人企业参与其中。合作社成为法国农业服务体系中的主要形式。2004年, 法国有3500个各类农业合作社, 全国40.6万个农户中90%为合作社成员。[7]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科技、信息和人才等各方面的服务, 农户从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中受益。由此可以看出, 家庭农场的发展是与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分不开的。
三、法国家庭农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从法国的家庭农场形成、发展及特点来看, 法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基于土地产权制度清晰、农业生产现代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政府的利益扶持与政策保障的结果。
近年来, 理论界也在不断努力探索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 其中不少的学者提出土地私有化的观点, 也有的学者提出在现有的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股份合作。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现实选择。我们于2006年曾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苏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 认为家庭农场是苏南地区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8]我们结合法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经验, 从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 认为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的理性选择。
首先,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来看, 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特征, 依靠行政手段和市场力量相结合, 按照效率原则配置生产要素, 使土地向专业农户适度集中, 实现规模经营。其次, 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说, 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特征, 其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市场竞争力。再次, 家庭农场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安排投入和产出, 延长产业链, 形成最佳经济规模, 它们一般占有适度规模的农地和现代化技术装备, 是一种适应适度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最后, 从产业组织方面来说, 家庭农场制提高了劳动者的组织程度, 在产业化基础上能够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 从而更有效地获取资本、信息, 参与市场交易, 分担经营风险, 增强与外部组织和政府的谈判能力。
虽然我国与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两国都是农业大国, 农业在两国的经济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个体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 法国家庭农场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发展家庭农场提供了诸多启示。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应该有其自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其发展应当是在效率原则的基础上由农业生产者做出的一种自愿选择行为 (即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 , 而不是靠政府通过法律、规章进行的强制性的变迁。政府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只是一个服务者的身份, 其可以从政策、利益、服务等方面, 努力营造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环境。
1. 政策保障
政策是体制、市场、效益和服务等驱动因素的保障和原动力, 为了推动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要切实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 引导农户改变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模式, 努力营造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环境。比如, 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 引导农民放弃“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 放弃对土地的依赖;通过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影响其生活;通过对家庭农场实施的信贷、税收、补贴等方面的经济政策, 激发农民选择家庭农场的经营积极性。
2. 利益扶持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特别是家庭农场的发展, 对农场主和投资者来说都存在潜在的风险, 政府必须在各方面给予利益扶持。在财政方面, 政府要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同时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增加农民的积累和生产再投入的能力。在信贷方面, 政府要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 有选择的允许民间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 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融资渠道。在保险方面, 强化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以分散家庭农场主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发展农业保单的抵押贷款制度, 使农户在获得保险保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信用担保。在税收方面, 家庭农场除了享受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外, 政府还可以给予家庭农场在农产品加工、流通以及农产品出口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在价格方面, 由于农产品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 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 因此, 各级政府应适时给予家庭农场价格方面的扶持。
3. 服务推动
服务推动是政府引导家庭农场发展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应积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特别应积极培育行业协会、农协和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业服务组织, 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农业服务组织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农资服务。当前, 农业生产数据的供需不平衡, 而且其价格往往偏高, 农业服务组织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又能确保农用物资的稳定供给;除此之外, 农业服务组织还可以为农场主提供大型的农业机械服务, 既解决了中小型农场无力购买大型农机具的困难, 又可以帮助农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
(2) 技术服务。由于许多农业技术具备公共物品的特征, 因而只能依靠政府和农业服务组织来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农业推广机构大力推广以良种为中心的生物技术, 积极推广作物栽培技术和各类病虫害防治技术;还可以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到生产一线帮助农场主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象农协、行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报刊杂志、图书数据、广播电视等手段向农场主展示农业新技术、新成果。
(3) 人才服务。家庭农场组织与家庭承包制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经营企业化, 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区别在于从业职业化。[9]经营家庭农场的农民企业家才能是现代家庭农场主与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主的根本区别;而农场工人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他们应是具有文化知识掌握现代农业劳动技能的新一代农业产业工人。因此, 必须加快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提高农场主及其成员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商品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经营管理水平。
(4) 信息服务。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信息对于农场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政府有义务为农场经营者提供包括市场信息、价格信息、农业生产环境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另外, 专业性的协会可以说明农场主增强收集信息的能力。
摘要：二战后, 法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与其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分不开。法国的家庭农场发展呈现出经营的规模化、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等特点, 在其发展过程中, 法国政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借鉴法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 家庭农场理应是在效率原则的基础上由农户做出的一种自愿选择行为, 我国政府应从政策、利益、服务等方面引导、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关键词：法国,家庭农场,发展诱因,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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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验 篇8
一、法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构架
法国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相比较美国、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是在二战后开始成立的。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高度“碎片化”的特点,即不同的人群之间所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完全不同,主要由以下四种构成:(1)覆盖私营工商业部门薪金雇员的“总制度”。(2)覆盖农业人口的“农业制度”。(3)覆盖农业领域以外非薪金劳动者即个体从业者的“非薪金雇员非农业人员制度”。(4)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早在现行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行业制度,统称为“特殊制度”。总的来说,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强制性的补充保险、非强制性的补充职业保险制度三层次构成。
二、法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历程
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辉煌的30 年(1945-1975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展起来的,期间政府财政充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制度运行非常稳健。但是伴随着“辉煌的30 年”结束,“糟糕的30 年(1979-2009 年)”随之而来。当时,法国政府的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这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赤字开始出现。从那时候起,法国养老保险基金赤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统计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2040 年赤字高达270 亿欧元,养老保险制度将破产。所以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1 年,法国计划总署出台的《关于退休制度的白皮书》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一)第一层次的改革
法国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险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和我国是一样的。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削减支出,减少老年人福利。经国会和工会的最终博弈,成功推行以下改革:(1) 将总制度下私企薪金雇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从37.5 岁逐步延至40 岁。(2)逐步把养老金的计算标准从参照职业生涯中工资水平最高的10 年延长到最高的25 年,过渡期为10 年。(3)逐步把退休金与收入脱钩,改为与物价挂钩,过渡期为5 年。此外,在1993 年,法国政府建立了“老年人互助基金”,这是法国政府第一次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的“大手术”。但是此次改革并没有对公有部门的“特殊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公有部门的改革阻力过于强大,拥有强大的否决权,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尝试。
(二)第二层次的改革
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为强制性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除了机关事业单位的补充养老保险是强制实施的,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20 世纪90 年代,法国政府对私营企业雇员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增加养老保险缴费额和降低养老金领取额,这直接导致民众的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降低。数据表明,5 年之内,私营企业雇员的养老金领取额降低了17.5%,雇主降低了20%。其次在2003 年,法国政府还提出一个法案,针对店主以及实业家的强制性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这在当时收到很多实业家的支持。
(三)第三层次的改革
第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为非强制性的补充职业保险制度。该保险制度和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类似。法国政府对这类制度较为重视,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1994 年,法国政府颁布了麦德林法令,其主要措施有对于参与补充性退休计划的个体经营者给予税收优惠,但是养老金的形式必须以年金的形式缴纳。
1997 年,政府颁布了托马斯法令退休储蓄计划,确定缴费机制,雇主和雇员的缴费是免税的,同时支付也是以年金的方式支付,此计划适用于普遍养老金制度以及农业部门的员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2002 年,该计划最终被废除。
2003 年,法国政府进行了著名的菲永改革,此次改革不仅仅适用于私营部门雇员,同时也对公共部门的养老金特权进行了尝试。新的计划中的参保者可以选择以年金或一次性的形式领取养老金。
从2010 年开始,萨科齐政府政府为了进一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颁布了退休年龄的计划。主要包括延后退休年龄(从2010 年起逐步(6 年完成、每年延后4 个月)将退休年龄由之前的60 岁调整为62 岁(派出型公务员;消防员和警察,改革之后的退休年龄调整为52 岁或57 岁)、延后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由65 岁推迟到67 岁)、调整获得全额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预计在2020 年逐步调整为41.5 年)、以及进一步缩小了公、私部门在养老保险上的差距(公务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从之前的7.85%提高到10.55%(在10 年内逐步提高)。
三、法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特征及经验借鉴
(一)法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特征
1.循序渐进,逐个突破,保障普通民众的权益。在法国高度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格局中,政府在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时候需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改革很难一步到位。所以法国政府在改革的时候首先从福利待遇较少,特权制度较少的公共部门入手,不断把特殊制度下的成员孤立出来并不断削弱特殊制度的合法性,最终只剩下几个特别顽固、合法性日益不足因而支持者越来越少的制度,从而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推进了改革。
2.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在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的同时,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进行了诸多调整。首先,从事重体力劳动、参加工作早因而少有闲暇时间的劳动者,派出型的公务员,都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优待;其次,女性劳动者在生育期间,产假期间的补贴也被纳入最后养老金的核算基数;最后,对于失业者,可以免缴最多6 个季度的养老保险费。从这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微型政策当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决心,这一举动也被众多群众接受,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对改革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3.缩减公共部门的养老保险制度特权。
法国公共部门养老金特权是块“很难啃的骨头”,但是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不得不对其特权进行调整。从法国政府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来看,尽管遭遇了多次失败(1995 年,朱佩政府改革失败,朱佩下台;2003年,拉法兰政府第三次拉开退休制度改革的大幕,改革失败,拉法兰提前下台),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法国政府改革公共部门养老金特权制度的决心。2003 年改革统一了两者获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公私部门的养老金重估也都与物价挂钩。2010 年改革又统一了两者的退休年龄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自此,法国公共部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非常接近私立部门。
(二)法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验借鉴
1.审慎确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标准。法国养老保险保障标准是在“辉煌的30 年”期间确定的,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繁荣,劳动力充分就业,法国政府能够有效的保障全体国民的权益。但是福利待遇是刚性需求的,一旦政府需要降低福利待遇水平,便会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层层阻力。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的缺陷,同时我国的老年化进程又表现出“未富先老”的突出特点,未来人口结构堪忧。因而在提升保障水平的迫切需求背后,同样隐藏着加重财政负担的风险,为了避免像法国那样遭遇财政赤字的威胁,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国情出发,结合我们的物价水平和人口发展结构的趋势,审慎制定养老保险保障标准,减少将来改革带来的阻力。
2.关注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法国政府虽然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养老保险待遇,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养老保险待遇则显得格外关注,期间制定了许多的微型福利政策。目前我国由于国情的限制,无法大幅度的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定一系列的微型福利政策来缩减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例如为失业者减免一定时段的养老保险费、矫正男性和女性在工资待遇上的不平等、以及为高龄就业者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避免他们过早地退出人力资源市场等等。
3.要进一步破除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特权。2015年1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意味着困扰大众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度的破除终于迈出了一大步,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就说明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已经完全破除,但是我们需要从中看到决定只是将“制度”统一,而并没有将“替代率”统一。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短期内“待遇”恐怕不会有变化,职业年金的形式将继续维持双轨制的存在。鉴于此种情况,双轨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使制度中的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替代率与企业单位员工的替代率形成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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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验 篇9
一、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历史进程
(一)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确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治的变革、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对法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自主权缺失、高等教育经费和学生就业问题亟待解决,高等教育必须承担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知识生产等多重使命,数量与质量、公平与效益成为法国高等教育的诉求。在此背景下,1983年12月20日,法国出台了《高等教育法》(亦称《萨瓦里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与大学签署合同,明确合同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建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进一步赋予大学自主权。[1]为了衡量政府教育投入的有效性,《高等教育法》提出成立国家评估委员会(ComitéNational d’Evaluation,简称CNE),负责外部评估大学履行合同的情况及教学、科研成果,以评促建,并为政府调控和监管高等教育提供依据。CNE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1985年,经总统和议会批准,CNE正式成立。[2]这标志着法国以政府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正式确立。
(二)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
20世纪90年代,欧洲高等教育走向一体化进程,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质量保障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两大重点。在这种趋势下,法国时任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的雅克·阿达里(Jacques Attall)于1998年春发布了报告《建立欧洲高等教育模式》(简称《阿达里报告》)。[1]该报告提出建立与欧洲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路径根除法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该报告成为引领新世纪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发展的重要指南。
在此国际背景下,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有了深入的发展,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机构评估与大学合同制程序保持同步,在适应4年合同程序的日程内进行机构评估,这改变了1998年以前CNE的评估程序与合同制日程不一致的情况;第二,评估后持续跟进,考察大学教学与科研改进后的成果;第三,CNE提出应该进行实地评估,以获得“整体印象”,同时撰写并公布评估报告。[4]这些新进展对改进合同制、改善评估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这一阶段,外部质量评估建立了新的标准——《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指南》(Livred eréférences de l’assurance de la qualitédans les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sup 6 rieur),该标准从教学、科研与管理三个方面建立了十大参考体系、302条标准。[5]该标准的制定和公布标志着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一大飞跃。
(三)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完善阶段:2007年至今
全球化的发展和博洛尼亚进程的演进要求法国建立公正、透明和易于比较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机制。这一时期,法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与科研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经费,扩大了法国大学的自主权,也需要相应的评估来调控与制衡。2006年11月,法国发布了第1334号法令,[4]创建了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署(Agence d’évaluation de la reche rchéet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简称AERES)。AERES于2007年3月正式运行。该机构整合了法国原有的国家高等学校评估委员会、全国科学研究评估委员会等评估机构及其各项职能,负责评估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研究型组织、研究单位、高等教育专业和学位的质量,并协助各机构、组织进行内部评估,还参与评估外国的或国际的研究组织和高等教育机构。[7]AERES的成立推动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二、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演变趋势
经过20余年的探索,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评估模式在评估主体、评估人员、评估标准、评估内容上进行了变革与调整,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详见演变趋势一览表)。
(一)外部质量评估坚持立法先行
纵观法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通过立法揭开序幕,并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向行进,[8]外部质量评估也不例外。从1984年《高等教育法》规定成立国家评估委员会,到2006年第1334号法令提出创建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的变革都以法案的颁布为标志,评估机构的性质、职能与使命也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这使评估工作有法可依。立法先行,对于中央集权的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只有依据法律,才能使得大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办学,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保持评估工作的中立和公正,提高评估质量。
(二)评估主体由多主体转为单一主体
法国在建立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初期,具有多个外部评估主体,除了最主要的国家评估委员会之外,还有负责工程研究类评估国家工程师职称委员会,在教育部高等教育理事会范围内审定研究生课程、授予相应学位的学位授予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往往承担科研或教学等单方面的评估工作,针对的评估对象、评估目的、评估内容各不相同,并各有侧重。这种多方评估的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单方面的评估更加专业化,但也使被评估机构接受多次评估,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并难以统一评估结果。随着评估模式的不断演进,这种状况得到转变。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署的成立整合了法国原有的多个评估机构及其各项职能,简化了法国庞杂的评估机构设置和重复繁琐的评估程序,优化了评估机构,扩大了评估领域,标志着法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重大改革。
(三)评估人员国际化、分工精细化
自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评估模式确立以来,其成员构成就呈现国际化和多元化,而在AERES成立之后,这种特征更加明显,同时机构内人员的分工更加明确和精细。早期,CNE由17名委员和24名行政人员组成。其中,1 1名委员代表学术和研究团体,分别由大学国家理事会、中小学校长和企业家联盟、高校校长和教师联盟、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国会、国家审计办公室等组织提名,另外6人来自政府机关。这些委员中有3名来自外国。[2]AERES成立后,拥有4个分工群体,分别是理事会成员、各评估处的科研代表、专家和行政人员。其中,理事会的25名成员中,外籍专家为9人,是CNE外籍人员的3倍。人员的国际化有利于使评估更加科学、中立、客观。另外,AERES的4个群体各司其职,理事会负责制定评估框架、评估目标、评估标准和工作安排;科研代表通常是研究员或教授,负责科研组织评估的前期准备、实地考察、参加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组织评分会、起草综合评估总结以及改进评估方法等工作;AERES在每次大型评估中临时招聘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专家,对评估工作进行指导;另外,AERES每年还招聘70名行政人员协助评估工作。[7]分工的精细化使评估工作更加专业、细致、高效。
(四)评估标准走向国际化
评估标准是评估工作展开的基础。1987年,CNE与大学校长委员会共同确定了评估范围,并将其分为12个定量和定性标准。[11]1993年后,CNE与大学校长委员会试图减少操作性指标的数量,以鼓励大学根据可靠的信息和教学、科研以及管理领域内的关键性数字创建自己的程序。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启动,法国开始考虑将评估标准与欧洲接轨。2003年,CNE与大学校长委员会合作制定了《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指南》,该指南在很多指标上采纳了国际标准。2007年AERES成立后,以《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南》为评估标准。这种评估标准国际化的趋势体现了法国积极参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意愿,通过采纳国际标准,使法国大学能够参与欧洲大学排名,进一步扩大法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五)评估运行模式呈现分化与整合
在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评估模式确立初期,CNE主要负责机构评估,其他小型评估机构(如全国科学研究评估委员会)负责评估教学或科研。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知识生产的职能愈来愈受到法国政府重视,外部评估也需要更加全面和整体化。因此AERES成立后,下设三个评估处:机构评估处、研究单位评估处和教学与学位评估处,三者分别就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等整体情况、科研情况以及教学与学位进行评估。每个评估处权责明确,评估目的、评估方法各不相同。根据评估类型及其使命不同,各个评估处的评估程序亦有不同。每个部门相对独立地开展其工作范畴内的评估,但也会互相配合,开展综合性评估。[7]
具体而言,机构评估处负责评估高校、研究型组织、科研合作基地以及法国国家研究局。对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评估重点放在机构的组织和监管措施、研究成果开发、学生生活、学校公共关系等战略层面上;对于研究型组织来说,评估则涵盖了组织的所有科研活动,尤其是研究成果开发和转让问题。研究单位评估处负责评估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型组织下设的研究单位,接受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和其他部门(农业部、工业部等)的监督。教学与学位评估处则是在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区域的背景下,负责评估法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颁发。评估范围涉及所有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开设的本科、研究生专业。评估主要从知识获取和技能培养的角度,分析该专业与科学和职业的相关性,从资源利用的角度,评估博士生就业和终身学习的情况。自2007年11月,AERES从政策层面上加强了三个评估处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实现了评估使命。综合性评估在2009年至2010年度首先在波尔多一波城(Bordeaux-Pau)地区试点展开。[7]
AERES通常按照同一批签署合同的学校和学区的顺序,在一定的期限内同时进行三方面的评估,整合这三部分的评估结论,最后递交一份机构的整体报告,在网站上公开发表。这种评估内容的分化与整合不仅有利于提高评估效益,而且还有利于各个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排名与对比,促进了各个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为当前法国进行的高等教育及研究自主与责任改革以及高等教育和研究集群建设提供了现实性框架。[4]
三、结语
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与改革,逐步完善,目前形成了较适合法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套评估模式,在演进过程中也呈现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发展趋势。法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整体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这体现在评估人员组成和评估标准上。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是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要求,也是法国试图消除本国高等教育体制弊端的探索。从评估内容看,法国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的科技研发与知识创造的功能。这体现在与早期的CNE相比,AERES尤其注重评估机构的科研及其成果开发利用情况,并且更加注重被评机构的对比与交流。从评估的运行模式看,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署各个评估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配合、和谐统一,做到对被评机构进行整体性评估,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质量提升建议。另外,法国质量评估一向立法先行,使评估工作具有法律依据和保障,促进高等教育朝着自治与卓越迈进。这些对我国构建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估模式都具有参考意义。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评估模式经历了确立、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每一次重大变革,法国都立法在先,同时评估主体由多主体转为单一主体,评估人员、标准呈现国际化,评估机构的运行模式趋向分化与整合,这些发展趋势值得我国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法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外部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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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验 篇10
关键词：金融业,增值税,法国
我国金融业实行以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制,营业税的主要缺陷是重复征税, 导致纳税人税负过重,不利于专业化分工,从而扭曲企业的经营行为。而增值税被认为是相对“中性”的税种,这也是我国进行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应有之义。 金融业征收营业税的不合理性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重视,我国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高于其他应税劳务, 总体税负偏高。[1]实证研究也表明,税负的变化对商业银行的盈利和竞争能力有较大影响。[2,3,4]考虑到营业税的缺陷和增值税的优点,部分学者主张金融业改征增值税,[5,6,7]但考虑到金融业的行业特征,对其征收增值税存在较大的困难。 法国作为最早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很早就开始实施全范围增值税,在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分析法国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安排,对推进我国金融业流转税制改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法国金融业实施增值税的历史考察
法国早期的流转税主要是营业税,1917 年开征了发票贴花税,但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和大量的偷逃税,这个税很快就在1920 年被营业总额税取代。 营业税相对简单,且收益性较好,但也带来了大量的重复征税。 从1925 年开始,法国开始酝酿统一的流转税,以解决重复征税问题。 主要的想法是,对选定的产品,在某一个环节征收一个统一税以取代营业税,由于无法明确划分不同税种的界限,这一想法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直到1936 年,法国才对最终生产环节开征了统一的产品税(税率为6%),这个统一税的开征意味着在最终生产环节之前的生产环节和之后的批发、零售环节都不征税,这部分地解决了重复征税的问题,但仅在最终环节征收也使得产品税的财政收入能力大大下降。 1940 年,为了应对战争,法国政府开征了1%的交易税,这个税延伸到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 1941 年又对流转环节开征了地方税。①1948 年,产品税开始实行抵扣制,纳税人购进的原材料或货物所发生的流转税可以抵扣。 随后,抵扣的范围逐步扩大。 产品税的抵扣制虽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对生产还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抵扣制也进一步削弱了产品税的筹资能力。
为了解决产品税的不足, 法国1954 年4 月10日的法案创立了增值税。 最初的增值税仅限于工业,且仅对大企业征收,其抵扣的范围也比较窄。 与此同时,法国还开征了单独的劳务税。 由于此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较窄,其中性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从1959 年开始,法国政府考虑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展到商业并取消地方税。 法国政府的方案招致议会的强烈反对,议会担心增值税扩围会推高物价,并使地方政府减收过多,②同时,将数以百万计的零售业者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在技术上也存在较大困难。经过近6 年的准备后,1965 年6 月,法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扩围方案,并在当年的12 月份在议会通过。 这一方案最终形成了1966年1 月6 日的法案,该法案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展到批发零售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并同时取消了地方税和劳务税。1968 年,法国增值税扩围到农业,但仅限于种植业,1969 年又扩展到养殖业。 1971 年推广到娱乐业和文化业。 1977 年推广到新闻业。
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将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法国金融业实施增值税的时间相对较晚。 在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过程中,当时的欧共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早在1973 年,欧共体6 个成员国的政府和金融企业就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分析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的可行性,并最终形成了Hutchings报告, 报告指出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可靠的鉴别机制,即对金融业的界定存在困难,同时对金融业征增值税也会导致信贷成本上升。Hutchings建议,即使克服上述困难,在金融业实施增值税时,也要尽可能地限制金融业免税。 尽管如此,1977 年颁布的欧共体增值税第6 号指令还是将金融业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但考虑到金融业税基的确定存在较大的难度,指令规定大部分金融业务免税, 并说明在技术条件成熟时,要适当减少并最终取消金融业免税项目。 但直到现在,欧盟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为了执行欧共体的增值税第6 号指令,1979 年,法国正式将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
二、法国金融业增值税的主要特点
(一)金融业增值税免税项目较多
按照法国税法规定,金融业的大部分业务免征增值税, 只有20%~25%的银行营业额属于非免税项目。 法国税法典第261C条明确地规定了金融业增值税免税项目,分别是:(1)信贷业务。 如贷款的发放、转按和管理等,其免税收入主要包括发放贷款取得的利息,以及收取的手续费和管理费等;(2)金融和货币法典第L211-22 到34 条规定的证券的借贷和回购业务;(3)担保及相关业务;(4)存款、付款、应收账款及商业票据等相关业务。 具体包括各类存款、活期账户、付款、转账、债务、国债以及银行支票等,但不包括追偿债务。 根据欧盟法院的司法解释,代收账款应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但在法国免征增值税。 同时,餐券和度假支票的发行免征增值税。③(5)外汇和本币业务。 所有跟外汇和用于支付的法定货币相关的业务均免税,包括买卖外汇收入和发行旅行支票收取的手续费等,但不包括货币收藏;(6)各类证券交易。 包括持有和管理股票、公司股份、国债以及其他证券;(7)证券投资基金、债务基金和债转股基金管理业务;(8)银行和金融机构中间业务。 由此可见,法国金融业的主营业务基本上都属于免税项目。
(二)法定应税项目仅限于非主营业务
原则上,所有不免税的金融业项目都属于应税项目,这些项目要么是税法明文规定不得免税的项目,要么是前述免税条款中没有规定的项目。 属于应税项目的金融业务主要有:(1) 追偿债务业务;(2)证券的保管与管理业务,主要包括保管费、管理费、兑换券佣金、证券赎回佣金等;(3)非贷款人从事的信贷管理业务和信贷担保业务;(4) 货币收藏业务;(5)金融咨询、培训业务。
同时,增值税应税行为还包括银行或金融机构从事的与证券或现金无关的业务, 如设备租赁、制作和销售凭据、计算机或远程信息服务以及法律或税务咨询服务等。 此外,保险箱租赁视同为不动产租赁,征增值税,发行银行卡和销售银行卡支付设备以及融资租赁等也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
(三)金融业增值税纳税人可选择征税项目
对于税法规定的某些免税项目,纳税人可就其是否缴纳增值税进行选择。 有权选择征税项目的纳税人以从事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金融业务的纳税人为主, 不包括仅把金融业作为附带业务的纳税人。 可选择征税项目的纳税人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从事证券和现金业务的纳税人,如办理存贷款业务机构、投资服务机构、货币兑换机构、贴现机构、金融业务经纪等;二是除上述纳税人以外,其他经常从事金融银行业务的纳税人,不经常从事金融银行业务的纳税人不能选择征税项目。
除了法国税法典第260C条明确规定不得征税的收入外,对其他免税的金融业务收入,纳税人可以选择是否征收增值税。 不得征税的收入主要有:(1)利息、贴水等类似收入;(2)证券借贷及回购利润;(3) 发行和投资股票所取得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4) 转让债权和已转让债权的管理所得;(5)期货交易利润;(6) 银行自己从事证券或债权转让取得的所得;(7) 出口金融业务;(8) 外汇业务收入;(9) 法国影视产业金融信托公司某些业务收入;(10)保险法典规定的有关资本产品业务收入;(11)属于保险协议税征收范围的收入;(12)国库支付给法兰西银行的款项;(13)法国松鼠储蓄银行、法国人民银行、法国国民互助信贷银行、法国农业互助银行之间的业务。
可选择征税的收入主要有:(1) 除利息以外的信贷和担保业务收入;(2) 除了贴水以外的商业票据收入;(3)银行账户和支票业务收入;(4)证券交易佣金收入;(5)证券投资基金、债务基金和债转股基金管理业务收入;(6) 代收账款业务收入;(7)发行餐券收入;(8)期货交易佣金收入。
金融业增值税可选择项目适用于所有可以适用的项目。 对免税项目选择征收增值税须由纳税企业负责人向主管地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申请通过后,4 年之内不得变更,纳税人只能从第5 年的1月1 日起申请终止征收增值税,并从提出终止申请的次月起生效。 如果纳税人不提出终止申请,对纳税人选择征税的项目继续适用增值税。
(四)计税方式采用抵扣制
对于应税的金融业务(应征税项目和可选择征税项目), 其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是实现利润总额(法国税法典第266 条)。 可以从税基中扣除的是银行代客户支付的手续费(以银行实际支付的数额为准),不得从税基中扣除的主要包括:证券交易佣金的免除, 在证券市场上购买证券发生的保险费,将证券交由另一机构保管所支付的保管费等。 金融银行业应税行为发生适用法国税法典第269 条关于应税行为发生的一般规定,即以取得收入的时间为准。 金融银行业的增值税应税行为适用19.6%的标准税率。
金融业进项税额的抵扣适用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一般规定。 具体来说,对纳税人购进的每个商品和每项服务,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根据一个抵扣系数来确定,抵扣系数的计算考虑了每项交易的可抵扣程度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抵扣限制。抵扣系数由应税系数、征税系数和准予抵扣系数合成。 这些系数覆盖了所有可抵扣和不可抵扣的项目。 进项税额的抵扣遵循中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配比原则。 中性原则即增值税抵扣尽量减轻纳税人负担,不扭曲纳税人行为。 相关性原则要求只有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商品和服务的进项税额才能抵扣。 配比原则要求购进项目金额与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收入之间应有配比性。
法国增值税抵扣公式为: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系数。 抵扣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抵扣系数=应税系数×征税系数×准予抵扣系数。 应税系数反映的是将购进的商品和劳务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和非应税项目的比例。 应税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某一商品或劳务的应税系数=该商品或劳务用于应税项目的销售额÷该商品或劳务所形成的销售总额, 如果该商品或劳务全用于应税项目的生产,则应税系数为1,如果该商品或劳务全用于非应税项目,则应税系数为0。 征税系数反映的是将购进的商品和劳务用于增值税免税项目和非免税项目的比例。 其计算公式相应地为:某一商品或劳务的征税系数=该商品或劳务用于免税项目的销售额÷该商品或劳务所形成的销售总额,同样,如果该商品或劳务全用于非免税项目的生产,则征税系数为1,如果该商品或劳务全用于免税项目,则征税系数为0。 准予抵扣系数反映的是将购进的商品和劳务用于税法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准予抵扣和不得抵扣的比重。 不得抵扣主要是属于最终消费用途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对该商品或劳务,税法和行政法规没有规定不得抵扣,则准予抵扣系数为1,如果对该商品或劳务, 税法和行政法规规定全部不得抵扣,则应税系数为0。 对于上述三个系数,一般是在商品或劳务购进时临时确定,在纳税年度终了后下一个年度的4 月25 日前确定最终系数。 比如:某一公司在N年的3 月1 日购进一台计算机不含税价格4000欧元,增值税为784 欧元。 购进该商品时,临时确定的应税系数为1,征税系数为0.45,准予抵扣系数为1,则在N年,该商品购进时的抵扣系数为1×0.45×1=0.45,企业可以抵扣增值税784×0.45=352.8 欧元。如果在N+1 年的4 月25 日之前确定应税系数为1,征税系数为0.5,准予抵扣系数为1,则该企业还可以抵扣784×0.5-352.8=39.2 欧元。
金融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适用上述一般规则。 但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按上述方法计算系数存在一定的困难。 在3 个系数中,应税系数和准予抵扣系数比较容易确定,因为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被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系数的确定相对困难,因为大部分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 比如银行购进的设备等固定资产,很难在免税项目或非免税项目之间进行划分。 针对这种情况,法国税法规定一个10%最低征税系数。
三、法国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难点
所有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面临如何将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这一个难题,金融业包含的业务种类较多,且不同业务之间在性质上差异较大,因此很难确定统一的征税标准。 总的来说,在金融业改征增值税过程中,法国政府主要遇到了如下难点:
(一)金融业界定困难
长期以来, 对金融业都缺乏准确详细的界定。一方面,金融业务比较复杂,而且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还伴随着大量的附属服务,这些服务虽然不是真正意义的金融服务, 但与金融业务密切相关,比如管理、中介服务以及保险箱的租用等。 1995 年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定义了金融业。 在欧洲,欧盟2000 年的指令也界定了金融业, 但都不够详细。 直到2006 年,联合国才在经济活动产业分类标准中(ISIC REV4)详细地界定了金融业。 金融业界定的模糊性是影响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增值税是对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所征收的一种消费税。 储蓄作为金融业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某一项服务的最终消费, 而是一种延迟消费。而按照增值税的征税原理,只有当消费实际发生时才应缴纳增值税。 另外,如果对储蓄的回报率征增值税,也可能导致双重征税。 最后,对储蓄征增值税,也有可能影响消费者在即期消费和延迟消费之间的选择。
(二)税基确定困难
几乎所有实施增值税的国家都实行专用发票制度。商品和服务的每一个交易环节所发生的增值额都要计征增值税,商品的销售方或劳务的提供方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上分别注明价款和增值税税额。买方必须持有卖方开具的发票才能抵扣增值税。这样的发票扣税法在金融业务的应用上存在困难。因为很多金融银行业务的收入是建立在利润而不是明确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的基础之上,这使得金融业的计税依据很难确定。比如如何确定兑换业务的税基?应该以本币表示的外汇金额作为计税依据吗?或者是以外汇买卖的差额作为计税依据?如果以差额作为计税依据,那么发票扣税制就无法实行。对于存贷款业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其他复杂的金融衍生服务,税基的确定就更加困难了。
正是因为税基确定存在较大的困难,法国对大部分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 免税虽然部分地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 但同时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隐形”增值税问题。 由于大部分业务免税,金融企业购进商品和劳务所发生的增值税不能抵扣,金融企业事实上承担了大量的增值税,这必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也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
(三)政治上难以取得支持
金融业改征增值税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在政治上取得支持。 对金融业征增值税不可避免地会对利率产生影响。 对信贷消费者支付的贷款利息征增值税在政治上一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 另外,由于税基确定困难,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时往往会设置大量的免税项目,这些免税项目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很多政府担心金融业改征增值税会导致财政减收过多。 但如果减少或者全部取消对金融业的免税,即使不考虑税基确定上的技术难题,它也会增加信贷成本,从而对宏观经济发展不利。 这些因素往往会导致金融业改征增值税在政治上难以取得支持。 虽然法国在欧盟增值税第6 号指令推动下实现了增值税向金融业扩围,但大量的免税一直都是困扰法国政府和金融企业的一个难点问题。
四、法国金融业实施增值税对我国的启示
相对于营业税, 增值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增值税是一个相对中性的税种,它可以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的发展。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支持金融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金融业流转税制,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2011 年11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 号),提出“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 ”这说明在条件成熟时,政府有意将金融业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然而,我国现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并没有将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究其原因,一方面金融业关系国计民生, 需要形成完善的税改方案;另一方面,将增值税扩围到金融业面临很多技术上和政治上难题,这也需要在正式推出改革方案之前进行详细的论证。 我们认为,在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改革中, 应充分考虑扩围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对改革方案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设计,分步实施,将改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具体来说,需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确立合理的计税方法
根据财税[2011]110 号文,如果对金融业改征增值税,初步的方案是实施简易计税方法。 之所以采用简易征收办法,主要是考虑到金融业业务的复杂性和税收征管的简便性,简易征收能够极大地降低金融业改征增值税的难度。 但采用简易计税方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简易计税方法不能解决营业税下金融业重复征收问题。 在简易计税方法下,金融企业不能抵扣购进的货物和服务,这与营业税计税方法相同。 其次,简易计税方法会影响增值税税收中性。 在简易征收办法下,如果要实现金融业改征增值税后税收减负, 需要对征收率调整。如果适用3%征收率,则财政面临减收过多,如果适用5%的征收率,则金融业的税负不降反增,据刘天永测算,[8]对金融业采用简易征收办法,需增设4%的征收率才能达到较好的税收效果。 这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增值税的税率(征收率)档次,而税率档次过多会影响增值税税收中性。
因此, 我们建议在金融业改征增值税改革中,应借鉴法国的计税方法,对金融业同时采用扣税法和简易征收办法。 对大部分金融企业实施一般纳税人管理,允许其抵扣购进的货物和服务,对小型的金融企业,允许其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对其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二)明确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
由于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我国现有增值税、营业税并存的情况下,一次性将全部金融业务并入增值税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在法国,即使对金融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大部分保险业务也没有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而是选择单独征收保险协议税。因此,我们应该对不同的金融业务进行区分,分步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先易后难。第一步考虑将金融咨询、保险箱等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项目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部分业务可以保证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的难度较低。第二步考虑将金融业的核心业务(比如存贷款和货币、股票、债券交易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由于存在技术上的难题,法国对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的金融业核心业务免税。 免税项目过多一方面对政府的税收收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扭曲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 因此,对免税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界定,法国的经验表明,并不是免税项目越多越好。 需要在技术上的困难和免税的负面影响之间做一个综合权衡。 同时要合理评估免税对预算收入和金融企业税负的负面影响,为确定免税项目提供科学的决策基础。 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将金融业核心业务作为免税项目,在免税项目中明确界定不得征税的项目,除了不得征税的项目外,纳税人可以选择放弃免税。
(三)确立科学的进项税额抵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