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认知（精选九篇）
主体认知 篇1
1 涉酒驾驶主体构成
在金华市公安交警部门的配合下,于2010年7月～8月的时间段内,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金华市800名机动车(其中私家车驾驶员600名、客车与出租车驾驶员100名、货车驾驶员100名)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酒后驾车经历的占到41.43%,其中年龄35岁以下的驾驶员占到28.73%,45岁以上的人很少有酒后驾驶的经历,见图1。
在有酒后驾车经历的机动车驾驶员中有22.09%出现在驾龄为5年以下,见图2。
由图1、图2可知,涉酒驾驶的主体主要是年龄35岁以下的驾驶员,其中驾龄为5年以下,随着驾龄的增加,驾驶员酒后驾车经历的比例逐渐缩小。因此,对年龄35岁以下的,驾龄为5年以下的驾驶员,可筛选为涉酒事故的高危人群,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措施时是主要的关注对象。
2涉酒驾驶主体的认知活动特征
随着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也随之渐增,特别在30岁左右这个年龄正是为工作疲于奔命的时期,加上中国特有的酒文化[2],导致无酒就不算应酬,无形中增加了涉酒驾驶的发生概率;此外,年轻人冒险、冲动、寻求刺激的性格在酒精的刺激下表现的更会明显[3],甚至出现酒后飙车。而这一状态主要可归纳为无奈、无知或无视相关的交通法规。
2.1驾驶员对酒后驾车标准的认知调查
我国对酒后驾车标准有具体的规定,本次调查统计表明,仅11.73%驾驶员知道酒后驾车的标准,其中有酒后驾车经历的驾驶员中知道酒后驾车标准的也只占21.43%,见图3和图4。可见,机动车驾驶员总体上对酒后驾车不重视,大部分驾驶员对酒后驾车的标准不是很清楚。
2.2驾驶员对酒后驾车处罚条例的认知度调查
在机动车驾驶员对酒后驾车的处罚条例的认知度调查中,统计表明,66.48%的机动车驾驶员了解酒后驾车处罚条例,其中有酒后驾车经历的驾驶员中知道酒后驾车处罚条例的占78.26%,见图5和图6。由此可见驾驶员对酒后驾驶处罚条例的认识整体上还是清晰,但这也反映出驾驶员有对涉酒驾驶明知故犯或侥幸的心态。
2.3驾驶员对酒后驾车的风险认识度调查
在机动车驾驶员对酒后驾车的风险认识度调查中,统计表明,69.43%驾驶员认为酒后驾车非常危险,害人害己,只有1.04%的驾驶员认为无所谓。可知驾驶员对酒后驾车的风险认识总体上还是十分明确的。
2.4驾驶员对涉酒驾驶的原因调查
在机动车驾驶员对涉酒驾驶的原因[4]调查中,统计表明,不同驾龄段的机动车驾驶员涉酒驾驶的主要原因存在共性——无可奈何,必须把车开回去,占总共比例的58.56% ,而存在侥幸心理的只占了23.75%,见图7。
另外,在机动车驾驶员对涉酒驾驶出现的生理现象[5]调查中,统计表明,驾驶员的反应会迟钝占23.53%; 易产生车距判断错误占19.79%;视觉模糊占到14.44%;车速判断不准占到29.95%,驾驶员心理失常和其他占的比重不大。
3 涉酒驾驶的防范对策
3.1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提升涉酒驾驶的源头预防
部分驾驶人员素质不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知之甚少,对涉酒驾驶带来的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缺乏实质性的学习。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初次领驾驶证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让酒后禁驾成为一种意识深深扎根人们的头脑中;同时,交管部门要发动餐饮娱乐行业的经营者参与预防、劝阻涉酒驾驶,积极完善“酒后代驾”服务体系,推广设立“劝诫涉酒驾驶义务宣传员”[6],将“酒后禁驾”的教育阵地前移到居民区、单位、饭馆、酒吧等区域,从源头上减少涉酒驾驶的现象。
3.2加大涉酒驾驶者的违法成本,将涉酒驾驶违法行为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在当今社会,涉酒驾驶是对公共秩序和他人安全极不负责的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芬兰等国家,针对醉酒驾驶的处罚都己不是普通的交通规章,而是上升到刑法的高度,涉酒驾驶者哪怕没有肇事都有可能被处以徒刑[7]。因此,要加快对刑法进行修改,对涉酒驾驶者按照故意伤害(致死)、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处罚,同时将涉酒驾驶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体系,作为政府部门、银行等机构办理个人相关事宜及用人单位招聘、个人晋升等过程的参考依据。
3.3强化社会积极参与,把“酒后禁驾”纳入公民道德建设范畴
交通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系统性的问题,交通文明水平的提升也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把“酒后禁驾”纳入公民道德建设范畴[8],将行政管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选聘一些群众监督员,给予监督的权限,并加强与媒体的互动,形成持续有力的舆论声势,为倡导文明交通营造良好氛围。
3.4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将心理健康测试列入机动车驾驶证年审环节
目前机动车驾驶证的年审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对机动车驾驶者整体素质不能很好地进行准入限制标准,更没有针对性的准入适应性科学结论,因此,将心理健康测试列入机动车驾驶证年审环节,根据不同年龄段与不同的驾龄段制定不同的心理健康测试标准,其中对年龄35岁以下、驾龄为5年以下的驾驶员更要制定严格的心理健康测试标准。
3.5增设车载酒精度自动检测装置,为“酒后禁驾”提供安全技术保障
提高车辆安全技术的研发水平,在车辆上安装针对驾驶人员的酒精度自动检测装置,当酒精度超过一定标准时,自动检测装置将起预警作用,甚至可直接将这一信息传输到交通管理部门或影响车辆发动机的正常启动,从而有效避免酒后盲目性驾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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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生安.国外治理酒后驾驶的做法[J].人民公安,2008(24):56-58.
会话中多主体的语言信息动态认知 篇2
会话中多主体的语言信息动态认知
会话过程中多主体交流是个复杂的信息流问题.它不仅牵涉到语言方面的知识,而更多的是认知、逻辑方面的知识.动态认知逻辑着眼于从具体的会话事例出发,分析信息的产生、认知的.推理、信息的更新、信念的修正等问题,从而为会话交流过程中的信息流提供结构模型、变化轨迹.这对于语言构造的分析、人的动态化认知过程、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廖德明 LIAO Deming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814(3)分类号：H087关键词：多主体 动态认知 信息更新
主体认知 篇3
那么，如何对学生的美术作业进行恰当的评价呢？笔者以为，在评价之前，教师必须对小学美术教育的使命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正确认识小学美术教育的使命
1.美术课作为一门必修的艺术教育课程，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术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
2.对于小学生而言，美术教育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发掘学生的内心体验，培育其艺术审美愉悦。小学美术的教学目标对技能技巧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教师在教学及教学评价中过早过度地关注学生的绘画技巧，容易导致学生对美术教育产生反感或丧失信心，这与小学美术教育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绝大多数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喜欢把画画当做一种游戏，他们的绘画作品往往带着浓厚的“个性情感”，体现着他们的个性感受和个性想法。他们看重绘画的过程，他们在过程中尽情地挥洒情感，用线条和色彩渲泻“自己”的观察与想象，却较少考虑他人对作品的评价。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二年级的学生虽然稚嫩，但他们的美术作品常常让人觉得“达到了一定的审美境界”；而到了五、六年级，学生作品中的绘画、审美功能反而急剧降低。我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我们的美术教育在小学三、四年级出现了“断层”。这个年段的学生，他们的知识面不断扩大，想象力不断增强，从幼时对学习过程感兴趣逐步过渡到对学习结果感兴趣，而思维过程中的情感多于理性，绘画的技能技巧跟不上思维能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断层”的出现。二是教师的作业评价一惯以来重技能技巧、轻兴趣情感，评价标准单一，无形中极易抹杀学生在美术创作中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及想象（创造性），致使学生的主体性难以确立。低年级学生的画画体验是重过程而不重结果，教师却习惯强调技能技巧，“审查”学生画得像不像、构图是不是完整、色彩是不是和谐等，这就扭曲了学生的绘画历程和绘画体验，将学生绘画引向了歧路。
3.小学美术作业的评价应全面衡量学生的认知、操作、情感三个方面，而针对当前的弊端，尤其需要强调作业评价的“情感”色彩。美国著名教育家布卢姆在谈到学校教育时说：“学校的目的应该包括各方面的情感成果，如果学校不对情感作评价，忽视评价情感目标，最终将导致忽视教育的情感方面，而过于强调了认知方面。”新课程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这不仅应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还应体现在对学生作业、作品的个性评价上。在评价学生的美术作品时，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性，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以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生活环境为参照，了解学生，尊重学生，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可以有效激励学生参与美术活动的积极性。
二、评价学生美术作业的要诀
教学评价对教学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因此，在评改学生作业时，我努力做到：注重情感性，淡化技巧性，专挑闪光点，关注细微处，多从学生自身的发展来纵向评价学生的进步，而不是拿潜力生与优秀的学生作横向比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时，我们应坚决抵制“像不像”“合理不合理”两个错误的作业评判标准。家长、教师在评价儿童画时，常常用“画得真像”“简直和真的一样”之类的话来表示赞扬，画得“像”的就说好，“不太像”的就说不太好，“不像”的就说成是根本不好，这是违背美术教育规律的，它尤其不能全面、深入地诠释作品的内涵，如米罗、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显然就不能用“像不像”来评价。“合理不合理”是指儿童画中的事物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儿童由于自身知识、经验的不足，所描绘的事物往往与客观现实不符，如把人的头画得很大、手画得很小，房间里的摆设一览无遗，甚至让人与老虎、狮子在一起玩耍、嬉戏……如果老师硬要找出儿童画中“不合理”的地方，几乎随处可见。但老师用成人的知识、经验来定位美术作业的优劣，甚至让学生的作业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愿，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正确的评价，应该是基于学情、基于我们的教学目标的。在日常教学中，我是这样来评价学生作业的：
1.课堂作业评价注重情感上的鼓励。美国教育学家布卢姆说过：“一个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同学，或者比那些对学习材料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我在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时，以情感上的鼓励为主，意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淡化其作业等级观念。在平时的课堂中，我每节课抽出5分钟时间，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多表扬，多鼓励，让学生带着成功和愉悦的情感积极参与课堂美术活动。我认为，学生在作业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及创造性，有赖于教师的正面评价给予确认和鼓励。
2.以展览的方式进行欣赏性评价。在我校，我们开设有班级、学校两个美术作品展，用来展示全校学生的“美术成果”。我们美术组的每一名教师，都让学生把平时的美术作业，包括书法、绘画、手工制作，通过“展台陈设—全校参观—奖励总评”的形式，展示给全班、全校学生。我在每个学期初布置本班学生为展示作准备。学生为了展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每次都会认真对待，作业质量很高。对于学生平时的作业，我不管“结果”如何，总是反复选择，全部张贴在教室里。平时办班级黑板报时，我不会选拔哪一名好学生出来画画，而是让学生轮流去画，每个学生都给机会。展览式评价没有等级，却在无形中促进了学生美术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美术作业的质量。
3.在作业等级评价中加入人本化的评语。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在作业纸上仅打个等级符号并不能发挥作业评价的正面引导作用，学生拿到作业后，对教师的评价往往只是看上一眼就了事：A——兴奋、喜悦；B——合拢作业，不声不响；C——灰心丧气。为改变这种状况，我采取了“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效果很好。我的评语力求“点”出学生作品的特点，如：“你添加了×××，想象力很丰富”“你的作业整体很美”“你的红色用得好，反映了热烈的气氛”“这次作业的整体造型比上次好”……
4.实施目标分层评价，引导小学生逐渐学会自我评价。小学美术由绘画、工艺、欣赏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所谓“目标分层评价”就是把每部分的总目标，先细化成具体的“子目标”，再根据细化了的子目标进行评价。如“绘画”这部分内容，我拟定了以下几项子目标：（1）原色、间色；（2）调色；（3）平涂着色；（4）线描；（5）个性创新；（6）体现生活情趣。针对这样细化了的子目标进行评价，角度小，内容实，选择余地广，老师容易操作，学生容易接受，对每一件作品的优劣大家都能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这也使评价的导向功能更容易得到落实。
5.开发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的多种形式。让学生自我评价时，往往能发掘出许多稚嫩、天真而又具创造性的佳作。因此，我尽量为学生创设表现自我、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的机会，如学生自我介绍法（拿自己的作品上台给全班同学介绍）、小组讨论法（组成四人小组讨论评价）、相互评价法（自己找同学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等。
总之，教学评价不唯知识目标，将着眼点落实在学生美术素质的发展上；基于学情，尊重学生的主体认知和感受，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教学，进行人本化的教学评价，我们的路还很漫长，有待于我们端正态度，不懈努力，积极探索。
（责编 白聪敏）
主体认知 篇4
1. 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形成
1.1 传播的要素与机制
传播是主体认知交互和作用的主要方式,也是主体完成信息交换促使地域文化生成的社会活动。 完整的传播过程包括四个要素:传播者、受传者, 信息和媒介。它们根据不同的情境按照一定的方式形成相应的传播的模式。信息作为传播过程的核心部分需通过媒介完成由传播者至受传者的传递。信息传递的媒介通常是以符号为载体的,可译为信息的符号化过程。信息与符号之间的转换存在两个重要的过程:编码和译码。“编码”是传播者通过物理的、可感知的、符号化的形式使受传者接受信息的行为;“译码”则是受传者依据自身接受力和认知方式的不同将上述符号化的形式转化为可理解的内在涵义,译码是受传者对信息再诠释的过程。传播过程不是单向的,传播者对信息编码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认知程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所处大环境和信息媒介,这样就需要传播者首先具备对媒介信息“转译”的能力,进而再实现信息的编码完成对信息的发送。同时,受传者也并非静止的,而会在新一轮的传播过程中转换角色成为传播者(如图1)。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具有从抽象到具象再由具象转换为抽象的双向特征。通过对传播过程中四类因素的研究,不但可以理解认知的转变机制,同时也使得改善和优化传播结果成为可能。
来源:自制
来源:自制
1.2 地域文化的形成
认知信息传播活动在一定层面上展现了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当最初的客观制约因素被认知主体所接受并成为特定信息时,传播者便通过建筑的具体形态向受传者传递关于生存、生产、生活等认知信息,同时受传者也将其逐渐作为自身认知建筑的方式,此时地域性便逐渐形成。乡村聚落地域性一旦形成,其本身作为一种建成环境将向外部输出多维度的信息,包括关于环境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传统乡村聚落建造过程中建造者与居住者往往不是分离的,换而言之,传播者与受传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同一主体族群,再加上传统传播媒介的限制,这种封闭的自循环方式使得地域性可以自然、完整的保存下来。但这并不表示乡村聚落地域性是一尘不变的,一旦外界传播者的不断介入,引入新的认知信息时这种自循环的传播模式便被打破,尤其是在当下信息媒介高速递进的时代,地域性的变更也将成为必然。因此,作为新时期乡村聚落的传播者(设计者、建造者和决策者)而言,应不仅是信息的编码者,还应在原有建成环境的基础上成为信息的转译者,结合自身的认知方式和以居住者主体认知为基础,通过协同编码的方式创造新的建成环境(如图2)。
可见在此循环过程中建成环境是目标,而居住者主体认知则是完成目标的核心环节。如此便赋予了传播者新的使命,不仅要具备独立思考环境与参与建造的能力,同时也应具备对信息的有效传递能力。通过建造者对信息的转译使得居住者能够更加直接、自然的接受信息并完成译码。其中设计者、建造者和决策者作为乡村聚落建筑环境营造的直接传播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空间形式,而其他与之有关的商人、移民以及乡村内部组织作为信息的间接传播者也对乡村聚落地域性的演进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各方认知主体通过信息的交换和相互制约使得地域文化特征得以继承和演变,这个过程可以是缓慢的,也可以是突发的,可以是线性可预见的,也可能与之相反。虽然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但并非不可知,洞悉问题的核心在于认知信息的理解与把握。
2. 地域文化的增殖与异化
2.1 信息解释的不确定性
乡村聚落地域性的形成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由于传播者对信息的输出和受传者对信息的接受均具有诠释性特征,其中不仅包含着双方对于乡村生活的现实关怀,同时也体现着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渴求。传播过程中主体认知带有多维导向的不确定性,村民主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核心环节具有双向特性,不仅是信息接受者同时也是解释者,不同的视野和接受心态都对后续译码产生相应影响,因此乡村民主体认知的变更对于地域性文化的延续存在增值与异化的作用。
认知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必然经历解释与被解释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生部分信息的增值与丢失。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受众的村民,其认知结构在固有认知图式的基础上一方面结合新的外部信息创造具有延续性的新文化形式。如开平碉楼作为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集居住、防卫于一身的塔式多层建筑,融合了中国传统乡土民居与西方古典建筑等多种风格于一身形成了独特建筑艺术形式(如图3)。又如宁波老周边民宅,如陈宅等,也带有强烈的中西兼容之风。另一方面则可能在认知发展的同时伴有信息的变异和缺损,以至于逐渐引发社会文化特质的变更,导致原有文化结构转化成为一种病态的文化形式。如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在浙江乡村聚落中对西方建筑符号的滥用(如图4),以及乡村盲目模仿城市的居住形态,即便是宽阔的土地也要建起高层住宅。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地域,融合不同的认知信息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效应,形成不同的地域风貌,即所谓的文化的增殖与异化。
2.2 认知结构的不均衡性
一定区域范围内之所以呈现出相似的地域特征,除本身的环境因素之外,还在于信息传播上空间制约所引发的传播方式以及人们认知结构的相似。同样,由于传播媒介空间上的制约而引起的主体认知结构在区域间存在很大差异的,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北京的爨底下村大部建筑为清后期所建,村落四面环山依势而就,加之村民居安思危的意识,严密的防卫系统使其成为别具特色的“乡村城堡”(如图5)。同样是依山而建的温州市永嘉县的林坑村则选择了一种开放的姿态协调于自然,这与古时此地郡守多为文人骚客不无关联(如图6)。如果说林坑村与爨底下村的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地理环境的话,那么同为北京周边位于怀柔新王峪村的山吧,则基于现代的认知结构利用山体景观资源开发成为旅游度假村,形成颇具南方巢居特色的住宅形式(如图7)。可见,认识方式差异使得地域特征逐渐分离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一种更为宽泛的异化要素。
如果乡村地域特征的共性反应了区域内部主体认知结构的同质化,那么特征的差异则反应了区域之间认知结构的异质化,这种认知结构的不均衡性是乡村聚落文化的鲜明性得以延续的原因。然而,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从原有的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发展至如今的电子信息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转变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各种文化的迅速渗透造成地域特征不再受到空间的制约,出现趋同或异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引入新的科技带来经济发展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更新,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的碰撞也对人们如何取舍“本土”信息与”舶来”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3. 地域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3.1 地方感—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地方感是指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建立在一种社会与文化不断影响下的人地关系,是居住者以其具体居住地为依托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是自我认知的组成部分。地方感是受多种维度影响的变量,随着社会整体经济文化的变更而衍生出新的内涵。常规建筑都是具体地区的产物,由于不可移动的特性决定了其自身的地区属性必然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人、地、居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建筑地域性表达的最终必然呈现于“居”之上,具体来讲就是在协调人地关系的基础上思“居”。乡村聚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起初被动的顺应自然,到之后的改造自然,再到回归自然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转换都是随社会变革、经济技术提升、观念更新而引发的。
因此,对于人地关系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将其蕴含的文化与精神层面提升至新的高度才能更加完整的解读乡村地域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地方感”概念的引入很好的弥补了传统地域性研究中缺乏对主体认知理解的局限性。地方感与地域性指代内容颇为相似,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异。地域性内容涵盖较为宽广,具体到建筑的地域性是指用以解释和提炼地方特征的客观表达,强调空间和时间维度的独特性;地方感则以人作为主体对象更加关注外界环境对人们产生的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影响。对于乡村聚落建筑地域文化营造而言,关注对不同主体地方认同的解析是弱化研究中出现的重“物”轻“人”现象的合理应对,可从本质上规避地域文化的简单形式化或视觉化的可能,对创造富有地方色彩同时兼具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地域文化是极为有利的。
3.2 文化景观——地域文化的物质表征
“文化景观”一词源自人文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C.O.索尔在其著作《景观的形态》中指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具体来讲,文化景观是指生活在某一地区的人类族群为满足自身的特定需求,通过对自然界的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附加了主体的创造所形成的景观形态。既包括风景园林,乡野农庄,城市建筑,也包括期间的服饰、图腾等微观元素。这与拉普卜特所提到的建成环境的意义是基本一致的,二者体现的都是文化与物质的复合。乡村聚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场地布局、建筑形式、 建造材料以及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构筑物都是显性的物质表征。一方面,内省的发展方式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渐进入一种较为稳定的阶段;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介入又会使得文化景观不断更新,形成一种附着于时代的文化特征。
“文化景观是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一个地方群体自我文化、社会的认同方式,以及在认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意向性,可以建构出异于其他地方的自我表征。”即使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却依然可以体现其所属时代或时代延续的特征,这源于其内在的象征性。乡村聚落文化景观的象征性体现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的象征是指居住者或工匠有意识的将自身想法和观念融入聚落的布局和建筑。如:楠溪江苍坡村以“文房四宝”的布局概念作为规划指导思想(如图8),面朝村子西面的笔架山,内部以石板和方砖铺地规划村庄主街,称之笔街。用于克火的两个大水池,东西各一处称为砚池。砚池旁一块端头倾斜的条石,称为墨石;而村子地势平坦,布局规整,有如方正白纸一张。这类意向反映了建造者对有意识的文化表达。然而,更多时候文化景观的象征性是隐性的。居住者在漫长生活习惯中形成的行为方式作用于物质环境,是潜意识的再现。如,一颗古树,一座石桥,一湾池塘呈现着人们休憩和交往空间的内涵;又如,一道篱笆,一片低墙,一个转角则体现了空间领域层级间的转换,这些物理的景观都是生活方式的象征符。
4. 村民主体认知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意义
首先,对于乡村聚落地域文化的形成而言,其间不仅包含了客观的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等相对稳定的制约因素,同时也包含了主观的情感、心理等相对异变的影响因素,是二者交融的结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主观因素反而成为关键动力要素。这就需要研究者更加关注村民从起初的自发无意识状态到之后的自觉有意识的渐进过程,明确村民主体认知对地域文化形成的影响。对村民主体认知的关注包含了对居住者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尊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空间形态变化的内在动因,并且最终解释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推动机制。
其次,主体认知的视野也从侧面反映出地域文化细节。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们体现的正是文化内涵中根本的特性:自发,自觉,自为、自省。这里的“自”是指从主体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活动及结果,是对人类生存关怀的基本方式。文化包含两类主体,一类是作为文化的原创者和使用者,即人的主体;另一类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所具备的独立价值体系,即文化的主体。以主体认知作为研究基础是两类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是不可剥离的。
最后,作为人类生存的庇护所,建筑产生的复杂性是必然的,既包含显性的自然地理因素,也包含隐性的社会文化因素,诸多因子的相互叠合使得不同地区的地域特征得以区别。对于主体认知的研究并非走向文化决定论,否定环境,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将对居住者的人本关怀提升至核心层面,并且使之成为研究者认知与改善乡村生活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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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认知 篇5
人脑经常处理的语词层面的语义信息包括:记录在词典中的固定语词义和进入语用环境的临时修辞义。后者是自然语言的语义进入动态语用环境的修辞化变异。比较:
(1)婚姻是因结婚而产生的夫妻关系。王惠等,2003;吴云芳、俞士汶,2006),面对“婚姻(1a)(1b)……”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难题。
(四)在认知活动与认知主体的经验是否有关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在于,心理学意义上的经验被认为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 分歧在于,影响认知的经验是公共经验,还是个人经验,诸说不一。对此,L·维特根斯坦强调前者,F·培根强调后者。我们认为:认知活动是认知主体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的博弈。当公共经验压抑个人经验时,概念认知起主导作用;当个人经验在一定条件下偏离公共经验时,修辞认知起主导作用。前者确保言语交际的社会化实现,后者提供言语创新的自由空间。
具体到“婚姻”,“婚姻(1)”的语义特征[+人+成年+异性+履行手续+配偶+法定],凝固为相对稳定的语义,对应认知主体的公共经验,作用于人的概念认知,体现认知主体逻辑化、客观化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婚姻(1a)(1b)……”不同程度地偏离“婚姻(1)”的语义特征,以临时生成的语义,对应认知主体的个人经验,作用于人的修辞认知,体现认知主体审美化、主观化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通常意义上,信息处理用语义分析的依据,主要是词典中固定的具有唯一性特征的语词义,但是语言事实显示:没有人能够阻止开放性的临时修辞义进入公众语言生活。而且,越是精神丰富、心灵自由的社会生活空间,偏离公共经验的临时修辞义的流通度越高。如果我们不打算屏蔽由开放性的临时修辞义构成的海量信息,那么,也许不应该回避的一个学术问题是:虽然现有关涉认知和信息处理的研究正在向理论深层和技术高端延伸,但语词在语用环境中的修辞化语义变异及其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仍存在着需要解释而现有同类研究较少解释的话语空间——这是本文的写作缘由。
二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 信息处理模式
认知是外部信息在主体经验世界的取舍、转换、加工、存储和使用的综合过程。作为这一综合过程在信息处理方面的模式化反映,是不同的经验世界,内化为认知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形成信息传输←→接受过程中的认知框架。不同的认知主体,将同一对象纳入自己的认知框架,往往形成不同的知觉表象。当不同的知觉表象借助承载具体语义内容的概念在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流动的时候,人脑在不同语用环境中处理信息的差异性大于同一性。这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知基础。
认知依托概念,而进入语用环境的抽象概念往往被转换为鲜活的修辞化表述(谭学纯,2005),这决定了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在信息传输←→接受的运动过程中体现为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由于言语表达者和言语接受者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认知主体,其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在不涉及更为复杂因素(下文将论及)的语用环境下,有4种类型:
上表的概括可以逐项描述为:
(一)概念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概念认知的言语接受。言语表达和接受双方对所涉概念拥有共享的公共经验,在有关该概念的公共经验基础上进行言语交际活动。
课堂教学、文化考试、学术争鸣、专题辩论、商务谈判等言语活动的语用环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要求,信息传输←→接受过程中的术语定义,需要遵循概念内涵一致性原则。这就像游戏各方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从概念认知到概念认知的双向交流过程中,认知主体必须坚守共同的话语场,在所涉概念的公共经验平台完成信息处理。也就是说,具有强制性要求的语用环境,不支持概念歧解或偷换的认知活动和信息处理。
如果在法庭辩论的强制性语境中,原告在概念认知的意义上陈述属于公共经验的“婚姻”现状,被告在修辞认知的意义上陈述属于个人经验的“婚姻”现状,法庭辩论中有关“婚姻”的实际所指,在本文例举的“婚姻(1)”和“婚姻(1a)(1b)……”之间飘忽不定,论辩双方便失去了对同一个关键词相同的共享信息和认知前提。
如果在学术争鸣的强制性语境中,所论话题的核心概念由论争各方自定义,那么,缺少共同概念内涵的语言之战,多半只会造成学术智慧的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不能消除认知分歧,有时反而会增加理解和运用的混乱。学术界关于“物象、意象、语象”的诠释和论争,是这类语言之战的典型例证之一。(谭学纯、朱玲,2004)
当强制性语用环境转为相对自由的语用环境时,信息处理所受语境强制约相对松动,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相应调整。这类语言事实大量存在,但对这类语言事实的关注和解释,却相对薄弱。这正是下文希望探讨的。
(二)概念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修辞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分别是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
《现代汉语词典》对“革命”的解释是:
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进入概念认知、属于公共经验的“革命”,在语义上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1.革命是被压迫者阶级的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2.革命是夺取敌对政权,而不是掠取个人财物。
3.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不是释放个人欲望。
4.革命是为了建立进步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编织个人的乌托邦神话。
对照以上语义规定,阅读鲁迅小说《阿Q正传》,可以观察到,阿Q 在对“革命”的语义接受中加入了与“革命”的公共经验相去甚远的个人经验:
(2)“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搬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阿Q的“革命期待”以及他对“革命”之后利益再分配的想象,与“革命”的目的和纪律相悖:它不是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而是通过物质财富的个人化转移来改变个人的生存状态。阿Q对“革命”的理解,偏离了词典中关于“革命”的语义记忆,这种语义记忆经过阿Q的修辞化重建,变得面目全非。
始于概念认知的“革命”,在词典中固定下来的义项,属于静态信息,进入具体语用环境、偏离“革命”语词义的临时修辞义,属于动态信息(杨泉,2007)。在这样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处理词典中固定的静态信息的规则,需要向新的规则——处理语用环境中的动态信息的规则转换。这种转换,伴随着概念认知向修辞认知转换。如果说人脑在处理这类动态信息时,较多地从公共经验转向个人经验,那么,电脑处理这类动态信息则需要更高的技术要求和科学要求。陆俭明(2006)希望国内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应用研究能够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当这类语言应用研究的对象从自然语言转向自然语言进入动态语用环境,出现语义的修辞化变异时,人脑的信息处理和电脑的信息处理都可能开发新的研究课题。
(三)修辞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概念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分别是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比较:
(3)(军事)入侵:[+武力+强行+进入+另一主权区域+有形+有害]
(3a)(文化)入侵:[+武力+强行+进入+非本土区域-有形+有害]
(3b)(生物)入侵:[-武力-强行+进入+非本源区域+有形+有害]
(3c)(语言)入侵:[±武力±强行+进入+非本土区域+有形±有害]
从组合关系看,只有(3)进入常规组合关系,(3a)～(3c)都进入修辞化的变异组合关系,后三种话语组合中的“入侵”,不同程度地以修辞化的方式重建临时语义。通过修辞认同(而不是语义认同或逻辑认同),把源概念的所指移植进目标概念,完成新语词的修辞化语义生成。
解释(3a)～(3c)在言语表达和言语接受过程中的信息处理,需要假定一个认知前提:认知主体的经验系统中储存着关于“入侵”的已知信息,否则,表达者不会模仿“军事入侵”临时生造出“～～入侵”,接受者也无法根据有关“入侵”的已知信息,解码(3a)～(3c)中关于“入侵”的未知信息。(3a)～(3c)的认知前提,预设了(3)的原型存在,并预设了接受者对(3)的原型语义理解。与“入侵(3)”产生认知关联的“入侵(3a)～(3c)”,从修辞认知出发(否则,(3a)～(3c)不能成立),向概念认知回归(否则,(3a)～(3c)会有接受障碍)。
据此可以认为,(3a)～(3c)的话语组合中,“入侵”的认知基础仍是“入侵(3)”。源概念的意义参照,作为认知引导,确保了目标概念修辞意义的自明性,并作为一条隐蔽的规则,潜在地制约着言语表达←→接受过程中概念认知/修辞认知的信息处理。
(四)修辞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修辞认知的言语接受。言语表达和言语接受双方对所涉概念的个人经验,共同支持信息处理。表达者从修辞认知出发,对关键语词进行修辞义编码,接受者以修辞认知回应,依托关键语词的修辞义完成解码。比较:
(4)“飞翔”:盘旋地飞,泛指飞。
(4a)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 (林白《致命的飞翔》)
例(4)释义见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规定了“飞翔”在概念认知层面的语义构成:
[+鸟类+鼓动翅膀+盘旋+空中活动]
但是,(4a)(4b)所释“飞翔”的概念语义构成为:
[-鸟类-鼓动翅膀-盘旋-空中活动]
按照概念认知,(4a)(4b)解说“飞翔”的语义基础均为负性的,且(4a)的总领性解释近于零解释——“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不能规定“飞翔”区别于其他动作的意义,我们可以说:
(4a1)醉酒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a2)昏迷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a3)疯狂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a4)挑战生命极限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a5)反应敏捷/迟钝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a6)热恋/失恋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属于开放性的认知区间,从概念认知的角度说,当超出平常状态的无限可能都被认定为“飞翔”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认定究竟什么才是“飞翔”。尽管如此,读者不会指责《致命的飞翔》作者对“飞翔”的个人化解释,相反,接受者可以从中产生一些新的、对“飞翔”的感悟。这种感悟在修辞认知层面完成。
作为(4a)在修辞认知层面的一种延伸和具体化,(4b)从不同向度体现了对(4a)的个人经验的修辞化认同:
(4a)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1)写作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2)做梦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3)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4)吸大麻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5)做爱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6)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4b7)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从(4a)到(4b1～7),修辞认知的参照系是“平常的状态”,而对平常状态的超出即飞翔,这决定了关于“飞翔”的开放性的、修辞化语义建构。由此产生的关于“飞翔”的非公共经验,不属于每一个认知主体,不具有词语解释的客观性和概括性,因而不具有词典释义的有效性。(4a)和(4b1～7)所释“飞翔”,是在语用环境中语义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所体现的个人经验,交付修辞认知,而不是固定语义所凝固的公共经验交付概念认知。概念认知不会把“写作”“超越道德”与“飞翔”的语义联系在一起。概念认知拒绝随意性解释,但修辞认知在语用环境的支持下,可以获得解释的自由。正是后者,给人类精神建构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也为认知主体洞开了被概念认知部分屏蔽的思想空间。
三表达←→接受过程中信息处理的复合模式
(一)表达←→接受:基于双轨认知的信息处理
我们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基于双轨认知途径的语言教育”(谭学纯、肖莉,2006),这是因为社会语言生活中存在着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交叉启动的语言事实。当同一语词的概念语义和修辞语义同时进入动态的语用环境时,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相对复杂。
(5)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有的人》)
“活”和“死”的语词义和修辞义同时进入《有的人》的语用环境,句中关键词“活”和“死”的语词义和修辞义构成及对比关系分别为:
将“活”和“死”的语词义核心义素和修辞义核心义素带入上引诗句,字面上的逻辑悖理消除了,一个经典的句子就此诞生。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的双轨运作支持了这个表面上语义背反的句子从表达到接受的信息处理。
(二)特殊交际:信息处理中的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
军事行动中的修辞代码交际要求零误差,强调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唯一性。海湾战争中,“沙漠风暴”“沙漠盾牌”的能指和所指是唯一的,虽然这些符号代码的能指形式都是修辞话语,但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接受者在给定语用环境中,面对这类以修辞形式出现的概念时,必须关闭个人理解空间。于是,我们需要面对另一种语言事实:言语表达←→言语接受过程中表层修辞认知和深层概念认知,在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以个人经验的表象掩盖实质上的公共经验——最小范围内的公共经验。军事行动的语用环境,不支持个人经验对最小范围内公共经验的偏离。
同样要求零误差的密语交际的表达和接受,也排除偏于个人经验的修辞认知,但表面上看,密语交际又经常使用修辞话语。《林海雪原》中,匪首座山■与剿匪小分队侦察员杨子荣初次见面时的对话,在最小范围的公共经验中展开:
(6)座山: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
座山的试探是唯一的,杨子荣的回应也是唯一的。对此,交际双方别无选择。密语交际的排他性本质,排斥规定交际圈之外的接受,以此来确保密语交际的隐秘性。同时,表层修辞话语的语义丰富性和深层概念认知的语义唯一性的矛盾,在密语交际的语用环境中,找到了平衡点。
密语交际的零误差,很大程度上因为:密语交际中的言语密码,由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设定能指和所指。接受者可以不在设密现场,但会被告知某一给定能指符号的所指。接受者的“解密”,只是一个形式化的证明过程——证明接受者属于密语交际圈。
(三)其他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1.如果军事行动代码由表层的修辞表达产生了修辞接受,则可能意味着作为军事行动修辞代码的能指和所指的唯一性不再成立。以“沙漠风暴”为例,脱离海湾战争的语用环境,言语表达←→言语接受过程中的信息运动将从复合模式退回简单模式,并因语用环境的不同而产生认知分化:
1)概念认知→概念认知。例如,气象概念的“沙漠风暴”,在强制性语用环境中,表达者的公共经验与接受者的公共经验对接。
2)概念认知→修辞认知。例如,气象概念的“沙漠风暴”,在非强制性语用环境中,表达者的公共经验向接受者的个人经验转换。
3)修辞认知→概念认知。例如,非军事行动的修辞代码“沙漠风暴”,在非强制性语用环境中,表达者的个人经验向接受者的公共经验转换。
4)修辞认知→修辞认知。例如,非军事行动的修辞代码“沙漠风暴”,在非强制性语用环境中,表达者的个人经验与接受者的个人经验对接。
2.如果接受者在偶然语境②中获悉了密语的意义,等于接受者事实上参与了这句密语的语义设定。如果在集团对抗中,密语的意义被密语交际圈之外的接受者截获或破译,同属此类。
3.至于认知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角色转换所体现的更为复杂的情形,已有另文论析③,此处不赘。
四结论
(一)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中经常处理的语义包括:词典中记录的固定语词义和依赖于语用环境的临时修辞义。前者通过词典释义,凝固认知主体的公共经验,作用于人的概念认知;后者通过语用环境中的修辞化语义变异,体现认知主体的个人经验,作用于人的修辞认知。
(二)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在言语表达←→言语接受过程中体现出认知主体的6种信息处理模式:1.概念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概念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都需要公共经验的支持。2.概念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修辞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分别是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3.修辞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概念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分别是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4.修辞认知的言语表达,产生修辞认知的言语接受,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都需要个人经验的支持。5.言语表达←→言语接受过程中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交叉启动,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在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之间流动。6.言语表达←→言语接受过程中表层修辞认知和深层概念认知信息运动的起点和终端,以个人经验的表象掩盖实质上的公共经验。其中1～4是信息处理的简单模式,5、6是信息处理的复合模式。
(三)以上6种模式,可能综合启动,也可能有侧重地作用于同一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本文的逐项分析,如同对电影慢动作的分解,不影响被分解的动作作为整体而存在。
(四)由于认知主体处理信息的复杂性,更由于语用环境中的语义变异增加了认知主体处理信息的复杂性,因此,同类研究中修辞解释的介入不是可有可无的。影响认知主体信息处理模式的诸多因素中,修辞认知的解释力目前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这一研究领域需要更多的学术智慧,有待于广大语言工作者的建设性参与。
[附注]
①?本文所涉语词的固定语义,均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
②?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增订本)(第104～106页)将接受语境分为5类10种,其中包括“偶然语境”和“必然语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③?《接受修辞学》第24～27页;另参见唐昌平《从语言信息处理模式论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原则》,《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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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泉.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同类词短语句法功能歧义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07,(2).
[6]陆俭明.语言研究目的浅议———兼谈汉语应用研究有广阔的前景[J].语言文字应用,2006,(2).
从主体先认知图式看墨学的衰微 篇6
正如墨学“十论”之一的“非乐”之“非”一样, 墨子思想各要素, 否定的因素较多, 其基本的精神较多的体现为“无”和“非”, 如节用、节葬、非乐、非攻、非命等, 皆是从否定意义上对儒学的和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解构。这种解构是伴随着墨子的先在认知图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图式”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皮亚杰看来, “图式 (scheme) 是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 这些动作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中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 (1) 这个定义表述得比较晦涩、抽象, 难以具体领会。实际上, 图式就是主体所具有的对外界信息进行接收和加工的一种动态性的认识结构。在对认知图式的研究中, 皮亚杰曾提出过著名的“同化一顺应”理论, 用以解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具体化, 这一理论被称为是在认知图式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主体通过“认知图式”这个中介去“同化”或“顺应”客体信息, 从而产生认识。所谓同化, 是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 (1) 或为“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就存在的结构之中”, (2) 即把外界的信息纳入到原有图式中来, 使原有图式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过程;所谓顺应, 则是“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 (1) 就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原有图式再不能同化新的信息, 而必须经过调整建立新的图式的过程。皮亚杰认为, 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的过程。一个方面, 在活动的基础上, 主体通过自身的内在的认知图式对外界的事物进行选择和过滤, 不断地同化和改造外部世界, 建构客体;另一方面, 当主体的图式不能顺利地同化客体时, 主体必须建立新的图式或调整原有的图式, 从而引起主体图式质的变化, 建构主体。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来完成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同化”和“顺应”互补的双向作用过程。这一过程使“认知图式”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建构, 从比较简单的“图式”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图式”。皮亚杰还认为, 人类最初仅有一些遗传得到的本能的“图式”, 如吸吮动作, 抓握等, 这是一种低级的“行为图式”, 这种“图式”通过同化、顺应, 逐渐向越来越高的新“图式”发展。
同化与顺应是辩证统一关系, 二者是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的, 同时, 同化与顺应也是相互渗透的。“同化和顺应不是两个独立的机能, 而是适应的两种机能的极点, 它们彼此对立。……但是, 必须永远记住, 如果没有相应的顺应, 如果没有同化与适应相应的那一部分, 就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同化于有机体及其结构作用。” (3) “没有顺应就没有同化。没有同化, 同时也就没有顺应。” (4) 只有同化没有顺应, 认识就会凝固;只有顺应没有同化, 认识就会成为简单的模仿。同化和顺应是相互作用的两极, 其中每一方都不能离开他方而独立存在, 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无论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还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都是如此。
主体的认知图式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过滤网。当主体认识客体、摄取客体信息时, 客体的信息必然要受到认知图式这张网的筛选。那些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接受下来, 而那些不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拒绝或排斥掉。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图式, 即使感官接触到这一事物, 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 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筛选和设定的客体的信息往往是零散杂乱的, 需要主体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而这种加工整理过程也必然受到主体认知图式的影响。由于认知图式的介入, 主体对客体信息的加工整理就不是一个单纯整理的过程, 而是主体提取存储于自己头脑中的内部信息, 把内部信息外加到外部信息上, 用内部信息处理外部信息的整合过程。主体认知图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方式, 就是主体赋予客观对象以意义的系统。主体的认知图式的不同, 所能理解和同化的客体对象也不同。因为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体的认知图式的某种理解, 才能进入主体的认识领域。主体认知图式的不同, 所能理解的客体的深度或层次也不同, 对客体信息理解的角度也不同, 所赋予的意义也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同一部《红楼梦》, 经学看到了《易》, 道学家看到了淫, 才子看到了缠绵, 革命家看到了排满, 流言家看到了宫闺秘事”。 (5) 此外, 主体还可以在有限的客体信息之上, 依据自身的认识图式, 对客体事物作出假设和预测, 形成关于客体的超前认识。
认识图式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人们的认识内容也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认识图式一经形成就带有稳定性, 特别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等因素一经形成就不易更改。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 因为图式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 要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 而不是封闭的、僵死的、绝对不变的图式。它是呈螺旋式上升的, 一旦图式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水平, 图式的各因素或某一主要因素如世界观、价值观或情感等由量变达到了质变, 图式的稳定性将被打破, 这将引起图式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调整, 新的图式应运而生。其实, 图式的发展, 就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解构———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因图式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 思想因而获得不同的意义。
墨子曾经学习儒学。《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 厚葬靡财而贫民, 服伤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对于墨子而言, 孔子既是他学习的对象, 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墨子出于儒而反儒, 墨子思想是对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否定, 而这个否定的体系正和原来的结构形成了互补, 后来者把它们汇集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结构, 并走向否定“否定者”。通常认为, 后一个否定的任务是由儒家后学如孟子、荀子等在儒学的框架下来完成的。实际上, 这个任务是墨家和儒家共同完成的, 因为墨子认知图式的发展己经孕育了否定其思想自身的因素, 这与墨子认知图式的消极作用相关联。图式既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 认识就不是客体在主体大脑中的机械复制、原样照录, 而是主体通过图式的原信息与客体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可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也有可能向消极的方向发展。客体向主体发出的信息是纷繁复杂的,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潜藏在这纷繁复杂的信息之中。主体必须通过认识图式把相符合的信息纳入进来, 并运用图式的所有功能对客体信息进行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通过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想象等思维方法, 撇开事物外在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 抽取其中内在的、必然的、次要的东西, 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体认识图式能够使人们从偶然到必然, 从个别到一般, 从现象到本质, 从而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这就是主体认识图式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功能。而图式的消极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可能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和思维方式的刻板、僵化。认识图式具有选择功能, 主体总是同化、吸收那些与自身相符合的客体信息, 而与它不相符合的东西往往被拒绝或排斥。一些新事物、新现象, 起初与人们的认识图式是不相符合, 格格不入的。如果主体图式的顺应机制失灵, 图式不能主动地调整或创立新图式去适应新事物、新现象, 那么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往往就会被主体置于一旁。这就使主体不能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 从而造成思想的封闭和保守。
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 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 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表现在很多例子当中, 现姑且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墨子十论之一的“非攻”思想。“非攻”即是禁止侵略别国的不义战争的发生。战国后期, 诸侯各国的争战进行到了白日化的程度, 最后, 秦国通过战争统一了六国。秦国的统一战争从“义”的角度来看, 也是符合墨家的义战的观念的, 如果把六国的统治视为不义的政治, 残暴的统治, 那么秦国的战争就是义战了。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完成, 通过战争手段最后完成了“非攻”的理想, 非攻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后期墨者没有启动其图式的顺应机制对这一失去了原本意义的思想做进一步的整合, 终于使其稳固的“十论”大厦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支柱。
另外, 因为在图式对信息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 主体图式结构中的各要素 (知识、价值观、情感、意志等) 都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 而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是内在的、看不到的、摸不着。这些主体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有时能意识到, 有时以潜意识形式影响认识。所以, 主体因素对认识的影响往往要通过认识的结果才能被发现。因此, 我们从孟胜———墨家第一任巨子的行事来看其认知图式的构成。《吕氏春秋·上德》载:“墨者钜子孟胜, 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 毁璜以为符, 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 群臣攻吴起, 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 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 与之有符。今不见符, 而力不能禁, 不能死, 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 死之可矣;无益也, 而绝墨者於世, 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 非友则臣也。不死, 自今以来, 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 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 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 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 贤者也, 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 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 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二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 欲反死孟胜於荆, 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 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 不察。”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孟胜确实有超出常人的地方, 他遵循着一种超越自我的“大义”, 故往往赢得后人的赞誉, 但问题也在这里——孟胜之义与墨子之义是否一致?据《吕氏春秋·上德》所记, 孟胜是因“攻吴起”一事而获罪。当时吴起为楚相国, 得罪了楚国贵族。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 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 并中悼王。悼王既葬, 太子立, 乃使令尹尽诛射起并中王尸者, 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舍身以取义, 是因为他怀着一副救世爱人的慈悲心肠, 而孟胜其实成了楚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与阳城君是亦师、亦友、亦臣的关系, 阳城君“令守于国”, 他就因为守不住这个“国”而自杀谢罪 (或抵抗至死) 。从他身上, 我们确实看到了刺客、游侠的某些高贵品质, 然墨家与游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这一点学界已成共识, 因此孟胜已有偏离墨家轨道之嫌。墨子说过:“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 害于天鬼百姓者, 不为。” (《墨子·贵义》 (6) ) 《墨子·兼爱下》说:“兼即仁矣、义矣。”在墨子看来, 真正的“仁”“义”, 就是要兼爱天下, 为天下人谋福利, 所以他可以远赴千里止楚攻宋, 但绝不会为孟胜之所为, 因为这样做根本无益于百姓。因为巨子的无上权威, 一百八十余名弟子也随之慷慨就义, 这支常备军的全军覆没, 无疑令墨家的实力与地位大打折扣。孟胜与众弟子之死壮则壮矣, 却不得其所, 或许可以这样说:孟胜与众弟子之死是“忠义”的高峰, 却不是“兼爱”与“仁义”的高峰;孟胜可算一个高义的侠士, 却不能说是一个能行墨家之义的巨子。孟胜作为墨家的巨子, 应该是秉承墨子的思想的, 其认知图式应该是墨子认知图式的自然演变, 但我们从其行事风格上看, 他没能把他所遇到的新信息通过顺应机制整合到原来的认知图式中, 从而导致思想的封闭和保守。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们认为:墨子的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 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 顺应机制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这是墨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要：任何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建立都必然会有一个“先在”的认知图式, 它是思想家思想体系建构的一个先在的基础和基本单元。本文引入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来分析墨学衰微的一种原因。本文认为墨子在其整体性思想体系形成后, 其图式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慢慢趋向稳定, 顺应机制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灵活地发挥其整合信息的功能, 这就使主体不能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 从而造成思想的封闭和保守, 最后造成了墨学的衰微。
关键词：认知图式,墨学,衰微
注释
1[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5、7、7.
2[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铀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15.
3[瑞士]皮亚杰著.尚新建译.生物学与认识[M].三联书店, 1989:168.
4左仁侠、李其维主编.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10.
5鲁迅.鲁迅全集 (八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45.
主体认知 篇7
自从Malinowski在1930年提出语境这一概念以来，话语的生成与理解受制于话语环境成了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论题之一。Levinson (1983)在《语用学》中对语境研究的范围不仅涉及语境的客观因素，而且涉及像交际主体的知识结构、信仰等主观因素。Sperber&Wilson (1986)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认知环境”这一概念，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把语境定义为一个心理建构体，把客观世界中种种制约话语的因素定格在人的认知这个前提之下，让交际主体的主观认知统揽全局。这种观点更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因而更具概括力和解释力(周红民，2002)。Verschueren (1999)的语境论比较客观和全面，克服了传统语境研究的不足，在语境研究中强调了交际者在言语交际中的能动作用。
本文收集了“Death of A Salesman”《销售员之死》(Arthur Miller, 1949)里的若干对话，旨在证明交际主体对语境的认知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主体的不同认知层面对话语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交际主体在交际过程中能够利用其对语境的认知来操纵和控制语境。
2. 语境认知与交际主体的关系
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是听话者对世界的假设。这种假设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它们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构成一个人的“认知环境”(Sperber&Wilson, 1986)。认知环境可能是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也可能是各自建构的不同认知语境，由此反映出语境的动态性和差异性。客观语境因素只有通过认知的过滤才能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产生作用，语境和认知的关系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能动地反映客体的辩证关系。
在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说话者和听话者)都是交际主体。语境是交际主体的心理建构体;对语境的认知也是交际主体对语言环境的认知。
3. 交际主体存在不同层面的语境认知并影响交际效果
语境并非在交际之前所给定，而是交际双方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动态生成，语境会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变更。这样一来，交际主体的认知环境也在不断地建构和变更(Verschueren, 1999)。笔者认为，交际主体总是从对即时语境的认知开始来理解话语的。当对即时语境的认知不足以帮助主体充分理解话语时，主体的思维就会深入到对普遍知识的认知层，然后深入到对社会知识的认知层，或者是主体不需要经过普遍知识认知层就直接从即时语境认知层深入到社会文化认知层面。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用以下的简单图式表示：
即时语境认知———普遍知识认知———社会文化知识认知
3.1 交际主体理解话语的难度随着所需认知层面的升级而增加，而理解的程度随之降低。
交际双方的谈话在同一认知层面，在认知语境上达到共识，交际方能顺利进行。
例1：(花花公子Happy Loman在餐馆里注意到了邻桌一单身漂亮女孩，指使服务生Stanley去试探。)
Stanley:Would you like a menu, am’am?
Girl:I’m expecting someone.But I’d like a...
女孩还没有点菜，服务生问女孩需不需要菜单，女孩听到服务生的话，在即时语境认知层面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知道是叫自己点菜。然而，她没有直接回答。服务生虽然没有听得女孩直接说“Yes”或“No”，但依然能领会并接受女孩的回答。这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既然在等人，就不会马上点菜，要等人来齐后才会点。双方都处在同一认知层面，即使没有正面回答，简洁的对话也可以使双方领会彼此的意思。
3.2 如果在交际中涉及比较专业或高深的知识，交际双方要能达到共识，交际才能顺利进行。
交际一方谈论另一方一无所知的东西时，就无异于“对牛弹琴”了。笔者认为社会文化认知层面比普遍知识认知层面要高，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知识的认知需要交际主体付出更大的努力。例如，网络语言：灌水、QQ、3166、886等，不懂网络语言的人听了往往会弄得一头雾水;而我们说到“上学”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上学—读书—考试—教育。社会文化认知的差异有时会使交际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以下是某电视剧中一个场景：
例2：(一妇女热情地与客人拉家常。)
女：你父母都还好吧?
客：(迟疑)都去天堂了。
女：(热情地)真是好福气呀!我和我家老头子也琢磨着去玩一下，可说了好几回都还是没去了，脱不开身啊!
客：(愕然)……
这位妇女不知道别人说“去天堂了”是指某人去世了，还以为客人说父母都去苏杭一带游玩去了，就羡慕起别人的好福气来了，弄得客人哭笑不得。
4. 交际主体对语境的反作用
在言语交际中对语境的建构和操纵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交际主体的自身因素。交际主体在其喜好、习惯、性格、情感、意图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在实际的言语表达中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交际主体可以顺着话题谈下去，也可以把话题转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顺着话题交谈时，交际主体一般可以采用直说表达方式和隐含表达方式。
4.1 说话者采用直说表达方式时，使人容易理解其话语意义，但这种直接有时使说话人显得咄咄逼人，而使听话者产生尴尬、紧张和不高兴等负面情绪，甚至造成正面冲突。
例3：(推销员Willy Loman与其邻居Charley谈话，Willy一向看不起Charley，认为他没骨气。)
Willy:What’re you doing up?
Charley: (sitting down at the kitchen table opposite Willy) Couldn’t sleep good.I had a heartburn.
Willy:Well, you don’t know how to eat.
Charley:I eat with my mouth.
Willy:No, you’re ignorant.You gotta know about vitamins and things like that.
Charley:Come on, let’s shoot.Tire you out a littler.
由于Willy本来就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又轻视Charley，所以和他说话总是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不仅直接说出Charley不懂饮食，还说Charley无知愚蠢，显示了自己的狭隘和盲目自负;幸好Charley有宽容的气量，对于Willy的嘲讽，只幽默地说“我用嘴吃饭”;并马上转移了Willy的注意力，避免了正面冲突。
4.2 说话人也可以采用隐含的表达方式，有意把话讲得含糊晦涩，不明立场，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让听话人通过思辨、推理来确定话语意义，使说话者显得语气温和、委婉、不强人所难和咄咄逼人。
例4：(推销员Willy Loman的老板Howard想要解雇Willy)
Howard:Willy, you can’t go to Boston for us.
Willy:Why can’t I go?
Howard:I don’t want you to represent us.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for a long time now.
Willy:Howard, are you firing me?
Howard:I think you need a good long rest, Willy.
Willy:Howard...
Howard不直接告诉Willy要解雇他，而只是说Willy不能再做公司在Boston的代表了。他不让Willy留在总部，又不要他去Boston, Willy一听就明白了Howard的本意，但心有不甘，就直接问“are you firing me”。考虑到Willy的暴躁脾气，Howard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I think you need a good long rest”，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在为Willy着想，而实际上是说Willy已经老了，对公司没有用了。Howard的委婉，显得很尊重Willy，这样Willy也就不好和他撕破脸了。Howard达到了交际目的。
4.3 当交际主体不想就一个话题继续谈论下去，或者是想转移矛盾时，往往会转移话题，以此转移另一方的思路。当话题变了时，交际双方所处的语境也就随之改变。
例5： (Willy和其妻Linda谈论他们的大儿子Biff, Willy对Biff的前途非常担忧。)
Willy (with pity and resolve) :I’ll see him in the morning;I’ll have a nice talk with him.I’ll get him a job selling.He could be big in no time.My God!Remember how they used to follow him around in high school?When he smiled at one of them their faces lit up.When he walked down the street... (He loses himself in reminiscences.)
Linda (trying to bring him out of it.) :Willy, dear, I got a new kind of American-type cheese today.It’s whipped.
Willy:Why do you get American when I like Swiss?
Willy对大儿子Biff怀着复杂的感情，对Biff以前在高中时的辉煌感到骄傲，同时对他的现状非常忧虑和恼怒。Linda十分理解其夫的心理。她不想Willy为儿子的事所困扰，就试图转移话题，说自己做了“new cheese”。Willy此时心情浮躁，很容易就受了Linda的牵引，将话题转移到“cheese”上去了，对Linda的“new cheese”大加斥责。话题转移了，矛盾转移了，语境也随之改变了。
5. 结语
在言语交际中，交际主体对语境的认知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一个整体，而是具有层次性的;在不同的交际中，主体语境认知发挥作用的层次也不同;主体语境认知层次的不同会给交际带来不同的影响。交际主体在语境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交际主体的能动性给语境带来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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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Ed-ward Anold (Published) Limite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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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认知 篇8
一、信息化学习刍议
一般认为, 人类学习方式的演变和发展有三个重要里程碑:一是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学习方式演变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文字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 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实物和人体自然器官之外的“间接媒介”进行学习;二是印刷术的出现和利用是人类学习方式演变发展中的第二个里程碑, 印刷术从横向上扩展了学习的范围, 纵向上延长了学习的时空, 为教育和学习从达官贵族走向普通民众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三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在学习中的应用是人类学习方式演变发展中的第三个里程碑。信息技术使得学习者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学习可以在异地、异时进行, 甚至在移动状态下展开。
信息化学习方式, 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 的确具有自身明显的优势, 但是, 为数不少的信息技术工作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对信息化学习的优势进行扩大化, 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商业利益的驱动, 一些信息技术工作者扩大化信息化学习优势, 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 我们教育工作者, 需要正确认识信息化学习的优势和不足, 应该促成传统学习方式和信息化学习方式的优势互补, 以达到改善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学习者身心和谐健康发展的教育根本目标。在这些方面, 信息化学习方式有自身的优势, 但也存在不足, 学习者主体性的发挥, 多媒体呈现及交互功能的增强, 与施教者教育思想和教学设计水平紧密相关, 最根本的一点是施教者需要正确认识信息化学习方式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短处, 在教学设计上做到优势互补。
二、梅耶等人对多媒体学习研究的贡献
1997年, 梅耶发表《多媒体学习:我们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开始了心理学、教育学、计算机、教育技术等学科对多媒体学习的综合研究。十年间, 梅耶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版《多媒体学习》和《多媒体学习手册》两书, 其中在2001版中的多媒体学习介绍了多媒体学习的前景、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与多媒体学习的认知原则等理论, 并将认知心理学中缜密的逻辑分析、推理过程应用于多媒体学习的研究, 从而得出了多媒体学习的一般原则。
1. 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
在教育心理学研究中, 梅耶认为从学生学习结果的视角分析, 学习可以分为无效学习 (没有发生学习) 、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分析人类学习有三种关于学习的隐喻:学习是反应的增强, 学习是知识的获得, 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梅耶认可的是知识建构的学习观, 他提出作为知识建构的SOI模型 (见图1) , 认为有意义学习包含三个基本认知过程:一是选择。它涉及对已经呈现信息的相关部分予以注意选择并将它们增添到短时记忆。当学习者通过眼睛和耳朵对进入的信息予以注意时, 实际上就在选择将要进一步加工的信息。二是组织。它涉及对短时记忆中的信息片断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在建构内在联系时, 学习者要做的是将已经选择的信息组织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三是整合。它涉及将在短时记忆中经组织的信息与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来的已有相关知识之间建立起一种外部的联系。这一过程是“经过组织的信息与学习者记忆中已有的熟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
梅耶根据派维奥 (Paivio, 1986) 的双重编码理论和巴德利 (Baddeley, 1992) 的工作记忆模型为基础, 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的三个假设:一是双通道假设 (Dual channels) :人类对听觉/语词材料和视觉/图像材料有不同的信息处理通道。二是有限容量假设 (Limited capacity) :人们在同一时间, 每一个通道中所能够加工处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三是主动加工假设 (Active processing) :人们进行主动学习, 即人们主动选择相关语词和图像信息, 并且按照内在的心智结构组织这些材料, 将其和他们已有的先前知识整合在一起。在学习和总结信息加工认知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依据SOI认知模型和多媒体学习假设, 梅耶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该理论揭示了多媒体学习的认知过程, 即多媒体学习是从所呈现的文本或叙述中选择相关语词、或从所呈现的画面中选择相关图像, 并将所选择的文字组织成连贯清晰的语言心理表征 (或者将图像组织成图像表征) , 进而将言语模型、图像模型与先前知识进行整合, 认知过程模型如图所示 (如图2) 。
2. 多媒体信息的设计原则
梅耶和同事做了一百多项实验, 通过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分析比较, 结合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 提出了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多媒体教学信息设计原则, 这些原则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如何呈现和表征多媒体信息以便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与认知的学习目标, 为设计有效的多媒体在线学习环境提供了科学基础。具体多媒体信息设计原则如下所述。
多媒体认知原则:学生学习语词和画面组成的信息呈现的学习效果要好于学习只有语词的呈现效果;空间接近原则:教科书或者多媒体教学材料上对应的语词与画面邻近呈现比隔开呈现能够使学生学得更好;时间接近原则:相对应的语词与画面同时呈现比继时呈现能够使学生学得更好;一致性原则:当教学内容中的语词、画面和声音相互关联, 不包含无关信息和刺激时, 学生的学习效果更佳;通道原则:由动画和解说组成的呈现比由动画和屏幕文本组成的呈现能够使学生学得更好, 因为前者更好的利用的双通道;冗余原则:学生学习有动画加解说组成的呈现材料比学习由动画、解说加屏幕文本组成的呈现材料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因为后者人为增加量认知负担;个体差异原则:设计效果对于知识水平低的学习者要强于对知识水平高的学习者;对空间能力高的学习者要好于对空间能力低的学习者;个性化原则:多媒体信息的言语以会话的体例进行表示, 会比正式文体更有益于学习, 因为生活化的语言更易于学生的理解;分割原则:多媒体教学信息按照学习者学习步调分段呈现,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会更好;预训练原则:学习者掌握和了解了学习内容的主要概念的名称和特性之后, 会从多媒体中学得更好, 因为预先的学习使得后继学习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强调原则:对重要内容的组织给予突出强调会提升学习效果;声音原则:多媒体信息中的言语使用标准语比使用机器和外语进行解说, 效果会更好;图像原则:多媒体形式呈现信息时, 讲解者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的学习效果并不一定优于没有图像出现时的效果, 有时候可能形成无关信息, 反而影响学习效果。
三、关于高木晴夫等人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观点的评述
日本学者高木晴夫等人, 与1994年11月合著出版了《多媒体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 根据多媒体时代特有的社会系统属性, 着眼多媒体时代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提出了“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这一说法。尽管提出的时间比较早, 但是做为对多媒体时代人和社会的重要认识, 至今, 同样对信息化社会的人与社会的发展乃至信息化教育和学习具有现实指导价值和意义。
高木晴夫等日本学者认为, 对社会系统的传统认识, 是将物理学的系统观移植到到社会系统中, 将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认识为单纯的机能 (功能) 要素, 这些机能 (功能) 要素的连接构成了社会系统。但是, 这种机械的系统观无法统摄多媒体时代的社会系统的性状。现实的社会系统并不能类同于物理系统, 构成社会系统的人, 不是单纯的机能 (功能) 要素, 人在内心认识自身所处的状况的同时, 对外部世界形成“内部模型”, 基于这样的“内部模型”来决定意志并采取行动, 并参照行动结果调整和改变“内部模型”。人是自律主体, 由自律主体构成的组织是高级自律主体。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人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形成的系统, 称之为“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系统, 与工业时代的纵向层级系统具有本质不同, 在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普遍使用的社会系统中, 需要个人和组织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和主体性。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中的“代理”, 是环境中的自律性活动主体。这些“代理”不仅具有对环境与自身关系进行解释并形成一定认知形式功能的“内部模型”, 还要认识“代理”之间各自不同的“内部模型”, 从而不断的调整和改变各自的“内部模型”进而调整和改变自己 (如图3) 。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组织, 也是一种“代理”, 是高级“代理”。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中的系统观, 与传统的系统观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系统观中的系统作为一个对象被区别于周围的环境, 并同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被称为“开放系统”。人和组织也被看成是“开放系统”, 这样的系统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 认识主体需要努力弄清系统与环境的界限是什么?界限在哪里?等等问题, 将系统与环境区别开来, 环境被看作是外在于系统和个体的客观存在。相对于此,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中的系统观, 不是二元对立的, 其理由是, 认为与其强调系统与环境的区别, 不如重视系统和环境的一体性和融合性。环境不是外在于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 而是“代理”的“内部模型”中做出意志决定和行动的一种主观性认识, “内部模型”包括“代理”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代理”的“内部模型”会形成不同的认识, 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更是不同“代理”之间交流交往的需要和前提。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放弃提出主观性“内部模型”的观点, 是更好地解释社会系统自我组织性不可欠缺的重要概念, 自我组织性强调系统不是简单地被环境所决定并适应环境, 而是具有自我决定的性质。
传统系统观中, 还认为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层级关系, 而且强调这种层级关系,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更加“代理”之间强调平等的网络关系。构成社会系统的不同“代理”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 相互关联形成有机的网络系统。
高木晴夫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具体论述多媒体时代的教育问题, 但是,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 “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系统观的思维方式对教育和学习活动的开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四、结语
梅耶及其同事揭示了多媒体与学习者心理活动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规律, 为信息化教学设计和学习提供了科学依据, 尤其是多媒体学习的原则。而高木晴夫等人关于多媒体时代及信息社会的“多主体代理社会系统”的论点, 强调了每一个个体对信息社会所发挥的“代理”作用以及主体间的关系。作为信息化学习者, 同样也是代理者, 而这样的个体需要具备高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作为网络社会关系中的一个节点, 自主性和自律性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还影响自身存在的网络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信息化学习中, 需要在高度自主和自律的基础上, 有效合作学习, 这也是信息化学习的重要特征。
摘要：关于信息化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和认知原则, 梅耶等人做出了科学的实证研究, 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工作中结合教育实际积极实践, 而信息化学习者, 根据日本学者高木晴夫等人关于多媒体社会及信息社会社会系统观的论述, 应该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并需要积极的富有责任的合作精神和态度。
关键词：多媒体学习,认知规律,代理,内部模型,自主自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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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认知 篇9
一、文献回顾
针对邻避冲突的化解途径, 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丘昌泰[1]从环境正义出发, 认为政府决策过程专断, 民众没有参与渠道, 同时邻避设施欠缺对环境污染的安全控制设施, 牺牲了民众的环境权、健康生存权, 忽略了环境正义的伦理观。张向和[2]则从空间规划角度加以分析, 指出邻避冲突的化解应从源头加以控制, 通过加强公众参与、确定合理补偿以及对设施选址等方面进行科学规划防范风险。熊炎[3]从风险评估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 提出邻避设施责任单位应提高其回应性, 保证第三方介入技术问题以及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 以降低兴建阻力。李建华[4]从公共政策途径研究冲突化解机制, 强调应从公民参与和经济诱因等方面着手, 及早规划邻避设施中的公众参与, 提高经济补偿, 进而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 降低建设阻力。
上述文献中, 学者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对邻避冲突的缘起、成因与解决路径进行了研究, 对完善邻避冲突的化解机制做出了有益探索。然而, 当下学者研究重点偏向于邻避冲突形成与应对策略上, 并未对不同应对策略在行为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做出分析。邻避冲突行为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受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工作经验和信息渠道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认知事物的角度及对设施建造时所采取的行动措施的理解存有偏差, 当意见分歧较大时更易扩大冲突规模, 影响控制成效。因而, 本研究将以认知差异为中心, 透过分析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周边民众对认知的差异水平揭示不同行为主体对邻避冲突化解措施上的认知态度。
二、研究设计
邻避冲突的化解需考量多元价值目标, 不同参与者存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 多元目标价值常非传统分析方式所能测量, 无法充分反映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周边民众对邻避设施化解途径的语义认知差异。为解决受访者对评估项目语义认知差异问题, 本研究应用模糊语义变数来设计调查问卷, 并有专家学者对项目指标进行评判, 经模糊德尔菲法计算, 检验本研究所建构的邻避冲突行为主体认知差异评估体系框架及指标的适用性, 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邻避设施行为主体认知差异进行计算分析。
首先, 指标体系初探。根据研究目的, 综合文献分析与专家访谈, 拟定初步的邻避冲突行为主体评估体系, 建立评估框架。
其次, 模糊语义问卷设计与调查。运用模糊语义设计调查问卷并请专家就本研究所提出的评估框架与评估因素的适当程度给予评价。问卷回收后经模糊德尔菲运算, 确认邻避冲突行为主体评估框架及评估指标。
再次, 分析评估框架指标权重。运用层次分析法求取行为主体评估构面及项目权重, 并找出各行为主体认知差异。
最后, 实证结果分析。分析计算结果并对结果展开讨论。
三、指标体系建构
被访专家学者的规模与范围直接影响模糊德尔菲计算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萧淑慧[5]认为, 专家学者人数至少应为8-10人, 且随着专家成员的增加群体误差可降至最低, 但当专家成员人数超过30人时, 决策品质也将不再因人数的增加而上升。本文被访对象集中于高校和政府行政机关属同质性较高类别, 故人数选取控制在10至15位之间。关于专家学者的选取范围, 本文将被访对象划分为高校学者和政府部门实务工作人员两类别。选定标准: (1) 从事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 工作领域与本研究主题相关或相近者; (3) 发表过与本文主题相似或相关论文者。依上述标准本文选取高校学者和政府部门实务工作人员共计11位。问卷调查共分两阶段进行, 起止日期分别为2013年10月10日和2013年11月20, 发放问卷21份, 回收20份, 回收率95%。为构造出适当的邻避冲突行为主体间认知差异评估框架, 本文以半封闭式匿名问卷的方式, 重复沟通—回馈过程以收集专家意见。在回收每一阶段问卷后, 计算各指标数据并将本次问卷调查结果作为附件提供给专家学者参考, 直至指标项目达到收敛, 形成共识。若收敛后的专家共识值Gi低于门槛值S, 则将该指标在评估框架中剔除。
经两轮调查, 结果显示, 公众参与、利益补偿、信息公开和风险防范四项一级指标而言, 信息公开和风险防范专家认同最为一致。二级指标则以货币补偿最为显著, 是所有20项二级指标中专家共识值得分最高者。反之公众问卷调查和防护性体检等2个二级指标分值偏低, 显示专家对此看法不一。经删除未符合门槛值S的评估指标B2, 本研究建构出邻避冲突行为主体间认知差异评估框架, 包括4项一级指标, 8项二级指标和20项三级指标1。
四、威县LY污水处理厂行为主体认知差异
城市污水处理厂作为减少水体污染的一个重要关口, 在改善城市环境、节约水资源、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成为市政和环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 绝大多数污水处理厂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 又成为新的污染源, 它既是污染处理单位, 又是排污的源头。由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带来的恶臭问题, 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频频出现的臭气污染给政府部门和施工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舆论压力, 因臭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引发的诉讼也时有发生。政府部门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 污水处理企业的正常运营、稳定发展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中邻避冲突, 可归纳为污水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 以及少数人生活质量变差与多数人环境收益间的矛盾冲突。随着全国中小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 大批城市污水处理厂将陆续兴建, 开展污水处理厂的邻避效应及其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选取河北威县LY污水处理厂作为研究对象, 期望通过对该厂的分析, 了解邻避设施行为主体间的认知差异, 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一) 评估体系及指标权重赋值
在确立评估框架之后, 本文欲以层次分析法 (AHP) 整合相关专家学者之意见, 两两比较各评估指标之相对重要性, 并计算各指标之权重。层次分析问卷发放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2014年4月12日, 调查对象在前一阶段填写模糊语义问卷受访者的基础上增加了当地政府官员和乡镇工作人员, 同时为考察不同决策群体对风险评估影响认知之差异, 另增加威县LY污水处理厂周边民众为受访对象, 民众以污水处理厂半径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为主。问卷发放共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2014年1月22日, 发放问卷43份, 回收问卷41份, 回收率95%, 其中政府官员13人, 专家学者10人, 周边民众18人;第二阶段调查时间为2014年4月7日-2014年4月12日, 发放问卷88份, 回收问卷83份, 回收率93%其中政府官员15人, 专家学者12人, 周边民众56人。表1为统计后各行为主体认知差异权重值。
(二) 权重赋值结果分析
1. 一级评估构面认知差异解析
整体意见显示风险防范构是最为重要评估构面, 其次依序为利益补偿、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细分到政府官员和周边民众, 两者均认为利益补偿构面最为重要, 显示从经济方面入手最能获得民众支持, 减少兴建阻力。而专家学者则认为风险防范是影响合作稳定最终重要的因素, 从制度、预警以及应急处置出发有助于最大程度获取建设支持。与此同时, 三者均认为信息公开较不重要, 显示当下社会各界广泛呼吁的信息公开制度并未被各行为主体所接受。至于公众参与三者存在较大认知差异, 专家学者对其认可度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这可能与专家学者自身的知识、专业背景有关, 期望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化解矛盾。
2. 二级评估指标认知差异解析
(1) 公众参与。在此构面中, 无论从整体而言, 还是各行为主体来看, 社区参与均被认为是重要评估指标。差异较大指标主要体现在专家论证会, 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此认可度较高, 周边民众认可较低, 造成此种认知差异的原因, 可能与民众对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信任度相关。
(2) 利益补偿。从各评估指标的权重值来看, 各行为主体意见趋于一致, 认为货币是补偿的最好方式, 期望通过一次性补偿方案获取民众对项目的支持有关。并且均将用工补偿作为第二选择, 期望通过获得用工机会参与项目设施, 从而获得稳定收益并增强项目的认可与支持。
(3) 信息公开。整体意见显示,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所占比重最大。就三个行为主体而言, 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皆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最为重要, 而周边民众则更重视公众参与过程, 这一差异可能与周边民众自身利益诉求密切联系相关。
(4) 风险防范。此评估构面整体意见显示风险监管体制为最重要指标。其中各群体认知差异主要集中在法制建设和问责制度两项指标。前者被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所看重, 希望通过制度化手段解决邻避设施的风险问题, 后者则被周边民众所重视, 期望通过问责制度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增强邻避设施建设单位的安全意识。
综上, 政府官员更重视制度、政策与执行方面可行性上的考量;专家学者较关注其专业知识背景有关的考量, 希望通过公众参与强化沟通缓解冲突;周边民众则较为重视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现实需要。
五、结论
本文经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进行了两阶段模糊德尔菲问卷调查和层次分析认知调查, 主要目的在于建构邻避冲突行为主体认知差异评估框架, 并以威县LY污水处理厂为例, 分析邻避冲突行为主体不同化解途径间的认知差异。然而, 任何指标评估体系的建构, 无可避免的面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两难选择, 本文尝试建构出能够反映邻避冲突实际状况的认知差异评估体系, 但不同地区环境和项目特性, 仍需依据后期实地调查, 不断调整与完善。
摘要：运用模糊德尔菲法建构出一套综合性邻避冲突行为主体认知差异评估框架, 并以河北威县LY污水处理厂为例, 以揭示不同行为主体对邻避冲突应对策略上的认知差异, 并寻求不同化解策略在周边民众的真实反映, 并为建构邻避冲突主体间的行为规范奠定研究基础。
关键词：环境污染,邻避冲突,邻避设施
参考文献
[1]丘昌泰.邻避情节与社区治理[M].台北:韦伯文化出版社, 2007.
[2]张向和.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效应及其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研究[D].重庆大学博士论文, 2010.
[3]熊炎.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实例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1 (3) :41-43.
[4]李建华.邻避冲突管理:以嘉义县鹿草焚化厂设置为例[D].中正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论文,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