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逃离北上广

继续逃离北上广（精选五篇）

继续逃离北上广 篇1

当公务员,入事业编,在这个就业逼仄的年代里,是无数毕业生的最大梦想。但很不幸,官二代们也做着同样的梦。结果梦境一碰撞,后者的梦想成真了,前者便成了黄梁一梦。

根据规定,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聘应面向社会。但此类招考正在成为官员安置子女就业的工具。招聘单位通过特定的条件设置,明目张胆地为官二代“量身定制”。

这种招聘丑闻,近来就曝光了不少。简单列举一下,如福建屏南爆出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的公开招聘条件只有宁德副市长女儿一人符合,一人报名,因此无须考试而被直接录取;江苏句容市政府接待服务中心公务接待人员为句容市一位副市长的侄女量身打造;随后浙江爆出上虞市招商局的“萝卜招聘”,只有王溯一人报名,王溯的父母就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还有几天前安徽徽州公布招聘计划后,招聘到的全是“官二代”,笔试成绩最高才55分,引起社会热议。

最新的一例发生在安徽巢湖。巢湖市居巢区在招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为公务员子女特意设定招聘条件。在该招聘公告中,招聘条件为“居巢区籍生源或父母一方在我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从而被网友形象地比喻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萝卜招聘”,并引发质疑。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萝卜招聘”多发生在县、市一级(当然这并不全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和最近流行逃离“北上广”的情况有所关联。由于房价的飙涨,生活成本的上升,在大城市工作、生活越发艰难。很多来自小地方的“北漂”、“蚁族”正在选择离开,回到家乡就业。而很多来自这些地方的官二代也许在大城市也玩不转,或者压根不愿尝试,直接“打道回府”拼爹去了。

但这无形中挡了无钱无势,爸爸也不是“李刚”的穷二代的归乡路。在中国不发达的县市一级,就业渠道很少,公务员、事业单位是最有含金量,也是最稳定的岗位,从“北上广”逃离的人很多瞄准的就是这类工作,当起了“考碗族”。如今这类岗位成了官二代的专属区,这让在大城市是弱势者的穷二代,回家也依旧无法摆脱弱势的命运。大城市不待见,家里不接纳,这样穷二代情何以堪?而官场的“量身定制”、近亲繁殖,损害的何止是穷二代的个体利益?

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篇2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在网上被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就基本上行不通了。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大体上没有他们发展的空间。

我们学校一个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在内蒙古一个县城支教，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满出来了。开公司创业，在当地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到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北京，工资收入非常低，只有一两千元，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里基本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即便没有经济危机，他们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到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来，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 篇3

经济压力小了，但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得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讲人情拼关系，“都市人”是否还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

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张超说，销售团队原则上说是回家乡常德落脚，但实际上总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窜”，他们的销售团队力量不是很强，无法与大的开发商、大的楼盘及商业地产接洽，实际就是在一些市县承销小的地产项目。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2010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大城市、小城市，到底选择哪儿？

人们应该慎重选择发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如何选择，人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从江西省南昌市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个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还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她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我还是要回北上广。”夏玲说，后来她又南下广州，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为了不让年轻人为这些现实问题而纠结，大城市应该积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发展才能有奔头。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奢侈品“逃离”北上广 篇4

王宇的老家在东北一个普通的县级市。今年过年回家，他发现两三年间家乡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过商业区，他居然看到许多原来只在北京见过的品牌，而且都开设了专卖店。

其中，赫然还出现了某名表行的名字。在王宇印象中，这家表行只在王府井等最繁华的商业街开有分店。而年夜饭的饭桌上，王宇惊奇地发现，老家亲戚们手腕上戴的，居然都是欧米茄、浪琴等名表。

王宇自诩在北京工作几年，有车有房，收入也比老家的亲戚更高。但他暗暗观察，越来越觉得这些表并非冒牌货。表哥看到王宇一直在瞄自己腕上的天梭手表，晃晃手腕笑着说：“年前就在街上那家名表行买的，托了熟人，还给打了八五折。”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0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或在2015年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如今上海和北京奢侈品门店的数量已和纽约、芝加哥相当。而美国贝恩资本咨询公司在2010年的一份研究中称，2008年和2009年新增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中，有超过60％来自珠海、绍兴和无锡这样的二三线城市。而中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至少有120个，这些二线城市消费者的购买力不亚于中国大都市中心地区的消费者。

事实上，王先生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哪怕并非来自富裕的沿海省份，甚至收入也不高，人们依旧对奢侈品充满了向往。深受追捧的Gucci、LV、Prada等奢侈品品牌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重要的商机，纷纷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大量销售点。

以Gucci为例。继登陆长沙、福州、厦门、武汉和石家庄等城市之后，在2010年4月到6月的两个月时间里，Gucci又在中国连开5店，其中4家店都在二三线城市：郑州、济南、贵阳和太原。4月，Gucci郑州店试营业的首日，销售额就破百万，其亚太区行政总裁邓婉颖表示：“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同期开业的Gucci店相比，郑州店的业绩名列前茅。”

二三线城市的蛋糕并不仅仅属于奢侈品企业，有志从事奢侈品管理的年轻人和奢侈品代理商、供货商也可以从中分上一块。奢侈品企业所招收的销售实习生大多都有不错的教育背景，有的还是从法国或意大利的奢侈品管理专业毕业的海归，如果愿意放下身段前往二三线城市的门店，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据《华尔街日报》2010年5月的报道，不少奢侈品企业为了留住二三线城市的销售人员，还提供轮流外派的机会。

在不少沿海发达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到港澳或是海外扫货，但是广大内陆省份很多潜在消费者因为语言和路途的限制还是更愿意在家门口购物。因此，不少代理商和网络运营商也因此抓住了这个拓展业务的机会。比如奢侈品销售网站“呼哈网”，就是通过大宗购买的方式，整合了多个奢侈品品牌的销售商和供货商，使其商品常年折扣保持在20％～80％。保证正品和较高的折扣令此类网站非常受欢迎。

虽然面临奢侈品企业在市场成熟之时收回代理权的威胁，但积累了丰富渠道和品牌营销经验的中国代理商们也正想借着奢侈品消费在中国渐成趋势的风潮搞自创品牌或收购欧美经营不善的品牌。

继续逃离北上广 篇5

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份“逃离”的甘露却意外地变成了苦果。

有毒害的空气、拥堵的交通、昂贵的物价、人满为患的公共运输系统、巨大的工作压力⋯⋯尽管“北上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曾经有人被迫逃离了这里，但当他们回到自己长期生活的二三线城市，过慢的生活节奏、可怜的工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让他们极度不适应。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南下北上”风暴再次袭来，像当初逃离北上广一样，他们被迫“逃回”。

“逃离”还是“逃回”？这场关于“北上广”的纠结一直都在上演着⋯⋯

逃离派

回老家嫁人，过真正的生活

春节刚过，位于马甸的一家私营图书策划公司的程主管马上发现自己的几个员工集体“蒸发”了。倒不是发生了什么恶性群体事件，而是凑巧他们都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北京回老家。拿完年底双薪和年终分红奖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马芸芸是程主管手下的图书编辑，平时负责从浩瀚的互联网大海里挑选好书稿，与作者斗智斗勇把版权协议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搞定，然后再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把书稿推向市场。

马芸芸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中文系，满怀着希望和梦想，以及一份青年人的野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号称“文化中心”的首都。首都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来迎接她，甚至天空都没有以往那么蓝，工业化的污染使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灰蒙蒙的倒有点像“雾都”。程主管给马芸芸开了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果每个月能签订一个书稿，她还能提1000元。半年之后，马芸芸建立了自己的固定作者群，月薪基本可以达到4000元。然而写书毕竟不像流水线生产那么容易，基于此，马芸芸的薪水也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实习期的时候，她在北京住的是月租500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如此廉价的蜗居，连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也没有。拿到4000元月薪时，她赶紧换了一个房，在朝阳区跟别人合租一个50多平米的两居室，却依然连舒坦都说不上。那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各种臭气，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如今已经回到武汉老家的马芸芸在QQ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租1200元，伙食费500元左右，家里的固定电话加上网费100元多一点，手机费差不多100元，还有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衣服在淘宝或者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加上零用和必要的交际费用要500多元。刨除各种费用之后，工资已所剩无几了。马芸芸时常陷入困窘之中，她自嘲道，每度电0.49元，每吨水4元，这些小账她都得算。

对于已经25岁的马芸芸来说，考虑得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个好老公，俗话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车有房的老公直接步入小康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个嫁人计划貌似比找一个好工作还难多了。2010年初北京一连串的新政抬高了北漂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在北京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谈何容易！如今一套房动辄需要300万，有几个孩子不靠父母支持而能凑得出首付3成这笔巨款？而买车摇号中签概率是四十分之一，梦想什么时候才能照进现实？同样的择偶条件如果放到湖北老家的县城里，要实现起来就不是难事了。老家的房子2000元/平米，30万就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到底留在北京继续打拼寻找渺茫的希望，还是趁自己大好青春回老家找个家底殷实的人家嫁过去相夫教子过真正的生活？马芸芸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拿到年终奖之后，她果断撤退，把行李分包托运回湖北，一些简易衣柜鞋柜之类的小家具慷慨送给合租的邻居了。她的逃离北京很快就引起了群体性效仿，私营图书策划公司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员工集体蒸发。

为了逃离，卖掉北京的房

出生于1980年的于龙属于比较幸运的那种孩子，这个长相憨厚可掬的80后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2005年在成都读完大学来到北京之后，先后换的两份工作以及租的房都是依靠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连女友都是父母托人介绍的。有父母的帮助，于龙很快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2007年底父母出20万首付在南三环边买了一处70平米的两居现房。2008年初装修完入住，并闪电般与相识不久的女友结婚。2009年10月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于龙的同事感叹：真是眼看着他短短4年间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买房、结婚、生子。

按理说，于龙在北京已经扎下了根。换了别的北漂族，有了房子之后恐怕很难再逃离这个城市。于龙在北三环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税后月薪4000元，起早贪黑地工作也没换来加薪，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压过来。每天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工作10～11个小时，为了节省在外面就餐的费用，每晚回到家都是9点之后才吃上家人做的晚饭，吃完洗洗就睡，长期这样竟然有了轻度浅表性胃炎。于龙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才6000块钱，成为房奴之后，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贷3000元、两人吃饭1000元、车费200多元，再加上通信费以及家里其他一些生活开销1000多元。于龙夫妻基本上都是“月光族”，稍不小心还可能成“负翁”，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父母拿出养老金接济他们。

为了尽量节省，于龙夫妻从来不打车，平常出门或上下班都是先坐公共汽车，然后再倒乘地铁，实在需要打车也是尽可能先走一段路。

不过，于龙也坦承：“如果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再省一些，比如买菜多去农贸市场讲讲价，多在家里做饭吃等等。”可是现在毕竟是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啊，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不能再继续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况且吃饭也并不是花费的大头，关键还是住房成本太高了。

在北京有家有房还有了可爱的儿子，原本没有想过逃离北京。但是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逃离北上广”，渐渐地于龙真有些动心了。

尤其是北京的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狂奔，于龙在2007年底花1.1万/平米的单价买来的房，到2010年时已经涨到了2.3万/平米。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成都，还能换两套房呢！最重要的是，真要卖掉北京的房子，贷款就此还清。他把这个想法跟父母说了之后，三人很快达成一致，接下来则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说服妻子。

于妻是北方人，足迹从未踏入过南方，要她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谈何容易。然而，现实摆在眼前，两种生活拿来比较，到底在北京做苦逼的房奴还是回成都做幸福的包租婆？选择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于妻在半年后终于松口，主动对于龙说：“卖房的事情你去操持吧。”

得到赦令的于龙大喜，赶紧把卖房的信息挂到赶集网，头一天手机就被各大房产中介公司打爆了。接下来那个月的周末日程都被中介安排爆满，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来来回回地涌入他家看房、杀价。喧闹声让人不胜其烦。幸运的是，第5拨人中有一个北京男很有诚意地想买于龙的房。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一掷千金，130万房款一次性就给付清了。于龙跟买主约定好3个月后交房，留出时间好去成都买房。

于龙卖房的时间掐得特别巧，刚成交，政府突然全国范围内启动限购政策。于龙北京的房子如果晚几天挂出售卖信息，很可能受限购影响就不好卖了。这样一来岂不是影响他的回归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