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精选8篇）
篇1：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在网上被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就基本上行不通了。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大体上没有他们发展的空间。
我们学校一个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在内蒙古一个县城支教，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满出来了。开公司创业，在当地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到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北京，工资收入非常低，只有一两千元，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里基本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即便没有经济危机，他们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到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来，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在北上广做蚁族，固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至少还能给他们以希望。鉴于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基本上都得在就业岗位上获得，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拼杀，显然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蚁族在忍受蚂蚁一样低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能相当乐观的原因。因为，举国上下，只有在这里混，希望才最大。这种苦涩的、在外人看来似乎不靠谱的希望，正是支撑蚁族走下去的动力。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号召他们离开北上广，而是给现在的蚁族一点培训，给他们更好更公平的环境，给他们以机会，给后来的蚁族更好的教育。
篇2：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女博士逃离北上广
辞去工作到外地找拼 从考上大学到获得博士学位的这十年,王晶(化名)走得是顺风顺水. 1995年,来自许昌的王晶考上了河南大学,攻读经济地理学专业.那时,作为一个农村女孩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在填报专业时,她没有多想就报了此专业.
作 者：刘佳 作者单位：刊 名：法治与社会英文刊名：RULE BY LAW AND THE SOCIETY年，卷(期)：“”(5)分类号：关键词：
篇3：特招“官二代”与逃离北上广
当公务员,入事业编,在这个就业逼仄的年代里,是无数毕业生的最大梦想。但很不幸,官二代们也做着同样的梦。结果梦境一碰撞,后者的梦想成真了,前者便成了黄梁一梦。
根据规定,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聘应面向社会。但此类招考正在成为官员安置子女就业的工具。招聘单位通过特定的条件设置,明目张胆地为官二代“量身定制”。
这种招聘丑闻,近来就曝光了不少。简单列举一下,如福建屏南爆出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的公开招聘条件只有宁德副市长女儿一人符合,一人报名,因此无须考试而被直接录取;江苏句容市政府接待服务中心公务接待人员为句容市一位副市长的侄女量身打造;随后浙江爆出上虞市招商局的“萝卜招聘”,只有王溯一人报名,王溯的父母就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还有几天前安徽徽州公布招聘计划后,招聘到的全是“官二代”,笔试成绩最高才55分,引起社会热议。
最新的一例发生在安徽巢湖。巢湖市居巢区在招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为公务员子女特意设定招聘条件。在该招聘公告中,招聘条件为“居巢区籍生源或父母一方在我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从而被网友形象地比喻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萝卜招聘”,并引发质疑。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萝卜招聘”多发生在县、市一级(当然这并不全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和最近流行逃离“北上广”的情况有所关联。由于房价的飙涨,生活成本的上升,在大城市工作、生活越发艰难。很多来自小地方的“北漂”、“蚁族”正在选择离开,回到家乡就业。而很多来自这些地方的官二代也许在大城市也玩不转,或者压根不愿尝试,直接“打道回府”拼爹去了。
但这无形中挡了无钱无势,爸爸也不是“李刚”的穷二代的归乡路。在中国不发达的县市一级,就业渠道很少,公务员、事业单位是最有含金量,也是最稳定的岗位,从“北上广”逃离的人很多瞄准的就是这类工作,当起了“考碗族”。如今这类岗位成了官二代的专属区,这让在大城市是弱势者的穷二代,回家也依旧无法摆脱弱势的命运。大城市不待见,家里不接纳,这样穷二代情何以堪?而官场的“量身定制”、近亲繁殖,损害的何止是穷二代的个体利益?
篇4：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经济压力小了，但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得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讲人情拼关系，“都市人”是否还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
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张超说，销售团队原则上说是回家乡常德落脚，但实际上总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窜”，他们的销售团队力量不是很强，无法与大的开发商、大的楼盘及商业地产接洽，实际就是在一些市县承销小的地产项目。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2010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大城市、小城市，到底选择哪儿？
人们应该慎重选择发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如何选择，人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从江西省南昌市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个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还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她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我还是要回北上广。”夏玲说，后来她又南下广州，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为了不让年轻人为这些现实问题而纠结，大城市应该积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发展才能有奔头。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篇5：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美文
文/三石先生
01
我就是你们眼中的“老同学”。
当你们带着一年的疲惫，风尘仆仆地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家时，我是那个在群里不断追问“何时约起”的老同学。
当你们在小聚的咖啡馆里面带“克制”的微笑，不断在心中默念“单着也挺好，为什么每年都是这一套”时，我就是那个“不识时务”的老同学。
当你们在聚会的酒桌上用坚定的目光不断回击着周围有意无意的“质疑”或“关心”时，我就是那个坐在旁边不停“N瑟”的老同学。
当你们在为“一日千里”的房价或绝望或兴奋的同时，我就是那个几乎从没有为“房事”操过心的老同学。
02
毕业后，凭借一腔热血，我也在“北上广”打拼过一段时间。之后的结局当然是不了了之。用父母的催促做挡箭牌的确是个好办法。可站在今天看，我必须承认做出选择时自己内心的怯弱。
那时北京的三环内的平均房价大约在五万每平米。五环的房价还处在被其地理位置拖累的阶段，“通州”真的是通州。
下班后，需要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城市的一边倒到十号线，然后在双井下车回到租住的公寓。对那时的我而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换乘十号线的长度，全天下最彻底的拥挤是随着人流直接“走”步梯的省力。
双休日同合租的兄弟一起到国贸打打牙祭，偶尔到工体看场比赛，赢了球就再加场话剧。
那时日子过得飞快而又充实。只是高出自己收入“几个数量级”的房价将留在这里的欲望深深压在心底，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曾经的豪言壮语。工作两年后便选择了离开这里，变成了留守家乡的“老同学”。
03
房价不高，因此“老同学”家平均每个人名下都有一套房。一套离单位近，一套在学区内，还有一套待拆迁。暂时不住的便租出去，虽然房租也不高。
人是会被自己宠坏的。由于生活的压力被众多房源稀释，应负的责任有二老帮着分担。当初在外闯荡的锐气便在安逸中逐渐消磨殆尽，最终变成了自己所厌恶的人而不自知。老同学，便真的变成了“老同学”。
房子就有如此大的魔力。它让一个从拼杀在“刀山血海”的斗士变成了蜗居在四线小城中的怂包，而且还怂得理直气壮。每当看着头条中对于房价的“鬼哭神嚎”，心中的优越感便瞬间爆表。殊不知自己正义无反顾地奔向能“舒服”一辈子的井底，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聒噪。
04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哪里有活力、有成长空间，人口就会趋向哪里。
人多了，竞争就更加激烈。十个人中想考前三名只需要比其他七个人强。一百个人的话，则需要比其他九十七个人强。
可是竞争量级的提升也拉高了平均水准，从服务，到收入。因此在大城市，只要你能付出高于平均水准的服务，就能获得高于二、三线城市数倍的收入。这些钱足够你过上其他城市无法提供的优质生活。
虽说买房的压力更加巨大。可是在这样的城市，如果你不是“土著”，压力便永远存在于每条缝隙之中，何况房子。
有压力，才有追求，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像“老同学”们那样，他们相对大城市生活得更加安逸，对压力的承受度更低，也就制约了个人的发展。到最后，所谓的优越感只能是建立在“不知道自己哪里不知道”上，盲人摸象。
05
因为买不起房子才回到家乡，却发现那些能买起的房子竟变成成长的枷锁。因为买不起房子而压力山大，却发现那些遥不可及的价位才是让你保持活力的“鲶鱼”。
房子很重要，不论在几线城市，不论价格能否承受。
成长也很重要，它决定了房子所承载的重量。
身在异乡的奋斗者，无论房价多高，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回到家乡的“老同学”，无论有几套房子，都不能忘记曾经的梦想。
也许其间的差距永远无法抹平，但对每个珍惜生活的人来说，房子和成长已然绑定在一起，不可分割。
篇6：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
杨楠
年龄：27岁
工作轨迹：深圳→浙江→长沙
在广身份：企业策划
目前身份：保险公司销售员
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同事之间工作都很勤奋，而且都很有想法。大家在一起谈论的全是工作，机会，进步之类的事情。深圳是一个主动的城市，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城市，机会很多，就靠个人的主动和能力去获取，但你必须有高度的抗压能力，在呆了8年之后，我还是选择回自己的家乡长沙。回来了之后现在还在适应中，因为长沙毕竟是二线城市，各方面跟深圳肯定没办法，不是说硬件上怎么不好，就人的思想，你沟通一下，就觉得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普遍很窄，没人会认为为公司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是个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也挺茫然的。
吴芸
年龄：34岁
工作轨迹：北京→武汉
在京身份：客户经理
目前身份：办公室主管
我大学一毕业，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建外SOHO，挺忙碌也充实。
为了爱情追随老公回到二线城市。一开始，很不适应。因为在北京，我原来的公司企业文化很开放，上下级别关系没有那么等级森严的，即使是老总，倒茶端水的都是自己来，偶尔还为员工服务下。大家为了很明确的目标共同奋斗，有企业的价值观和愿景，习惯了公司有个茶水间，累了进去吃点点心休息休息。
回到二线城市，顿时觉得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仿佛有20年。薪资低的吓人就不说了，这个大家都清楚，双休竟然被称为“福利”，更可怕的是公司管理混乱，给老板端茶递水是必须的，员工最好三头六臂什么都会，而且恨不得放个屁你都替他做好。劳动法在很多公司里就是一纸空文，需要你时必须随传随到，根本没有加班和私人时间这一说。二线城市唯一让人欣慰的地方，就是房价了。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回到一线城市去！
唐保华
年龄：28岁
工作轨迹：长沙→深圳
在广身份：图书编辑
目前身份：上市企业品牌公关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长沙一家私营企业担任图书编辑，第二份工作在深圳，先后从事策划专员、记者，目前在深圳一家上市企业做品牌宣传。
我觉得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企业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作压力不同以及城市习惯。长沙工作节奏较为缓慢，但城市生活气息浓厚，小吃特别丰富，走在大街上，人们的脚步都显得较为从容。而在大城市工作节奏强，压力大，很多都是舶来的文化。整体来说，一线城市工作机会更多，而能够实现自己价值机会更多，而且在大城市整体来讲，包容性强，可以容纳更多的生活方式，对于二线城市来说，可能就不行。
李超
年龄：28岁
工作轨迹：上海→重庆
在京身份：某外企白领
目前身份：当地国企
我在上海有一份领人羡慕的工作：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人员，月收入8K。时常坐着飞机各地出差，甚至还有晋升的机会。可我还是选择了回二线城市，甚至再也不打算回上海了。
因为上海的生活节奏大快，似乎每天就是公司到租地之间两点一线的距离。春节近家，老朋友相聚，发现二线城市生活的朋友工资虽然低点，但生活质量不比我差。他们甚至已经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的还开上了车。
而我，在30岁前买房买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现在我回到二线城市的国企，虽然工资收入少了一截，但最重要的是，现在每天能够早九晚五的正点下班。我觉得一线城市再繁华又怎么样呢？那又不属于我。
赵建萍
年龄：31岁
工作轨迹：武汉→深圳→武汉
在广身份：外资设计主管
目前身份：自由职业
我算是折腾了一圈又回来了的典型吧！在武汉工作的时候，真心羡慕那些去了深圳的同学，所以瞅准机会也挤了过去。
去之前，甚至我对武汉的工作没有觉得什么不好的地方，纯粹是对深圳的一种美好想象。在深圳呆了4年，感觉深圳的节奏太快了，从深圳人走路的速度你就可以窥视一二，早上8点不到就到了公司，晚上通常都要在办公室呆到至少七点。加班什么的很正常，不愿意加班都好像是人品问题，加班别说补贴了，连抱怨一下都是不职业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回武汉。武汉工资低虽然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对深圳而言，工作的压力较小，闲暇时间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不用一天到晚都为工作操心，为生活奔忙。
篇7：继续逃离北上广
调查报告中指出：比较而言，就业时以一线城市（直辖市）作为首选的人群比例进一步下降（2011年20.5%，2012年14.4%），而以二线城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作为首选的人群比例在上升，并超过一半（2011年46.8%，2012年55.0%）。因此，本次调查不仅没有发现“逃回北上广”的趋势，反而发现了更为明显的逃离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半数以上（54.0%)的被调查者以“个人发展机会”作为选择工作地点的主要标准。
有关北上广的问题是在2011年的调查中被加入的。在2011年的数据中以北上广为首选工作地点的应届毕业生只占总人群的20.5%，这点大大超乎我们的预料，因为之前从各种文章中都可以得到一种暗示，即求职者都希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进行工作。在2012年的数据中，将一线城市作为首选的应届毕业生更是下降到14.4%。从数据上不难看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虽然备受青睐但并未达到人人喜爱的地步，这一点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大部分应届毕业生选择工作城市的考虑因素中，离家近或离学校近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都是较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但如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应届毕业生也开始更愿意选择二线城市或者地级城市作为就业首选。原因之一，是随着城市发展规划，某些产业或者行业开始向其他地区发展。比如有的同学在北京学习金属冶炼，但随着北京发展规划的进一步调整，金属冶炼行业正逐渐在向附近省份的二三线城市转移，那么这些同学的就业地点肯定也会相应的变化，这也从客观上使许多毕业生不再扎堆北上广。
选择一线城市作为首选就业目标的人数下降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日渐平衡化，诸如浙江、四川、江苏等众多新兴经济省份的发展正越来越被人看好。从2011年到2012年调查数据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仍将个人发展机会作为首要选择因素，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二三线城市对自己而言更有发展潜力。2006年曾有过轰动一时的北大学生卖猪肉的新闻，这位同学毕业后去了广东的一个小乡镇做起了猪肉生意，宽松的竞争环境让这名北大高材生的知识得到充分的挥洒。到2009年底，短短三年时间，他已经在广东拥有100多家分店。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线大城市将聚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其他职能部门，这一方面为一线城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在无形间提升了整个城市的竞争格局。虽然天才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构成的，但当1%的灵感被全国几百万的应届毕业生放大时，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俗话说，因材施教，找工作自然也要根据适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前进道路。放宽就业城市的选择对应届毕业生来说不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第一份工作未必是终身的工作，经过二三线城市工作的锻炼，求职者或许从经济上和个人实力上都更有进军一线城市的资本。
有关扎堆北上广的话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有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如何选择固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一个良好的选择，会给你更高的起点和视野，但也会让你奋斗的道路更长，更辛苦，因此如何接受并做好准备更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细致的了解，再好的工作岗位也会让人难以接受，产生厌倦心理。求职者不仅仅需要决定去哪里工作，更需要学会如何接受并承担起选择后随之而来的责任。
篇8：逃离北上广
这是一种悲情逃离，还是一种理性回归?
哪块硬伤让我们逃离?
同学余娜去年底就嚷着说要回武汉去，2010年4月份他们一家三口将举家回武汉老家。
余娜是我的同学，学习成绩优异，一路保送上完研究生。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在她们公司中层中算是顶年轻的一个了。父母也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按说，这已经相当美满了。可是她还是决定做完手头的项目，把工作顺利交接给下任后举家回武汉去。
余娜和她先生都是武汉人。余娜的老公鲁先生比他早一年来北京，在一家著名的传媒公司上班，工资待遇不错，但是劳动强度也大得可怕，晚上两三点钟被叫去拍片子也是常有的事。因为鲁先生的工作经常要突然加班，因而房子选择离鲁先生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房子买得早，房贷压力还能应付，但随着孩子的出生，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
年前婆婆生了一次大病，北京武汉的两头跑着让他们心力交瘁。接公婆在北京住了一阵子，公婆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死活住不惯。不过就是住得惯也很麻烦，因为公婆身体不好，帮忙照顾不了孩子，而自己的父母过来或者请个保姆这两室的屋子就住不下。公婆走了，自己父母来照看外孙女，他们的日子轻松很多，但是那边两个老人还是很让人牵肠挂肚的放心不下。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替他们分担照顾双方父母的责任。她开玩笑地说，每年为电信和铁路以及航空事业贡献良多。
其实上述困难和压力并不是他们迫切回老家的原因，逼迫他们做出回老家决定这一重大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转眼到了她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了，她们夫妇虽然有房有车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有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北京户口问题。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孩子可以在北京读书哪怕读到高中，但是高考还得回老家考。这几乎宣告着孩子和优秀的大学无缘。北京这边因为升学压力远没有湖北大，宽松的教育环境让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湖北激烈的高考竞争。还有一条道就是把孩子放在老家武汉，让自己的父母照顾孩子读书生活。但是这条路似乎也不能走太远。父母年事已高，且不说能不能一直照顾好孩子，就是管得好生活，也难管得好学习啊。而孩子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上幼儿园给余娜的刺激很大。很多幼儿园都进不去，其实就算是北京户籍的孩子上幼儿园也很困难。这点倒没什么，但是他们就近上的一个特别一般的公立幼儿园也要求他们赞助赞助，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如果不赞助可以，孩子去别的地方读去。余娜说，这种情况你怎么选择都很闹心，让你在自己的祖国有了二等公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势必会逐渐被孩子感知到，不知道到时孩子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思来想去，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们终于选择回到武汉去，一方面是方便以后照顾双方父母，更重要的是能一直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帮助她成长。
和余娜一样做出回家选择的，还有笔者的一位朋友娟娟，不久前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合肥有一份教师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买房置业以及穿着时髦的时尚小资生活离她很远。
娟娟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很多同学都是房车皆备。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其实像余娜和娟娟这样的“逃离者”并不是个案。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作为“外地人”，天生比当地人具备更大的压力。户籍当然是最明显的区分。
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而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外地人”都无法获得这一十分紧俏的资源——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外地人的叩门。
经济适用房、保障房都是为有户口的人准备的。外地来京小白领除了买商品房外，再无途径。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结结实实地绑架了外地白领的“小资”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除了高房价、户籍歧视这两大关键因素外，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激烈的职场竞争也让白领们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英国《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很多年轻人的房子只能买在郊区，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被贴上城市标签的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
而在二三线城市，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晚餐时间也更为健康，《广告大观》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线城市，75％的人下午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晚餐
更有调查称，深圳大约80％—90％的白领阶层都处于“亚健康状况”，且以30岁—40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
“并不全然是为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上海、广州的职场竞争太激烈。”有专家认为职业天花板是人才外流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线城市同类型的人才太多，很多白领的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现再向上走非常困难，可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俗说的天花板效应非常明显。对很多中高级人才来讲，要寻找事业的第二春就必须离开已经是红海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到他领域熟悉发展更快的地方去。
悲情逃离 VS 理性回归
“逃离北上广”似乎渐成风气，搜狐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近六万名网友中，有82％的人支持“逃离”。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让其吸引力也在不断攀升。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于余娜们来说，离开一线城市不但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但调查也同时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愿意将“逃离”的念头付之行动，其他人则都表示，尽管“北上广”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选择依然是“坚守”。
问及坚守的原因，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大城市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存在着种种尴尬和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他们而言，比起家乡的信息闭塞、机会不均，如果想有所作为和发展，坚守北上广已经是最后的选择，身后再无退路。而也有网友表示，目前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日渐走高，生活成本也在逐步加大，但环境问题、城市的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起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物价低、环境好等优势显得越来越弱。
确实，正如杨澜所说，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越来越向二三线城市扩展，二三线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会有很多，一些发展得好的二三线城市对一线城市的白领越来越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毕竟还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发展不尽如人意。正如潘石屹所说的那样：“我个人的经验：乡里比村里机会多，县里比乡里机会多，省城比县城机会多，首都比省城机会多。”
更有网友的回答得到大家一致的共鸣：“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相对还公平一点，你到二、三线城市看看，想找个好工作没有个好爹是不行的。”
所以，是逃离还是坚守，不但看个人的选择，还得看社会的实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