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光辉（精选三篇）
底层的光辉 篇1
一、在困境中独自隐忍
在《霓虹》中, 塑造了一系列“小姐”形象, 她们大都是迫于基本生存才走上了卖身之路, 这种特殊的职业使得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然而面对现实, 她们不得不做出退让, 以隐忍的姿态生存着, 虽然是对生活的一种妥协, 但她们毕竟坚强地承担着生活的重担, 在她们身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 一种情感的力量, 这集中体现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倪红梅身上。底层女性倪红梅曾经是国企优秀工人, 然而下岗之后, 丈夫意外死亡, 面对瘫痪多年的婆婆与常年生病的女儿, 坚强的倪红梅勇敢地担当起了养家的责任, 为了生存四处奔波, 迫于无奈, 主人公最终忍辱走向了霓虹灯, 做了娼妓。面对嫖客, 倪红梅不得不忍受身体被蹂躏的痛苦, 而精神上的折磨更让她感到痛心疾首。面对瘫痪在床不能理解自己的公婆的辱骂, 她忍住巨大的委屈和悲痛坚持给以很好的照顾, 而后来她改嫁的唯一条件也是赡养公婆。倪红梅的境遇是如此凄惨, 这一个退无可退的十足的城市贫民, 在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 只得秉着一颗善良、宽容的心默默忍受着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从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隐忍背后的无奈与坚强。
小说在重点表现主人公倪红梅的同时还勾勒出一类特殊的生存群落——“小姐”。曹征路以灵敏的笔触捕捉到“小姐”的两类构成, 来自乡村的城市农民和都市中被甩在底层的生活极端困顿的都市贫民。而来自乡村的女性, 她们沦为娼妓的现实原因让人触目心惊。小说中, 阿红所在的村子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家家都把女孩子送出来打工挣钱, 他们认为女孩儿比男孩儿挣钱容易, 还互相攀比, 谁家寄钱多谁家又盖新房了, 家家都这样, 她们的父母也从不觉得心亏。这些可怜的女孩面对这种不公的社会现象, 并没有奋起反抗, 而是默默地隐忍, 沦为了家庭挣钱的工具, 得不到丝毫的关爱。
她们的这种隐忍固然充满了人情美, 然而, 隐忍应该是有限度的。一味地为了别人, 牺牲自己只会遮蔽自己的权利, 使自己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在小说中, 倪红梅的丈夫被工厂的行车砸死, 倪红梅轻信了厂领导“工厂有困难”的话, 而没有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致使自己应得的赔偿无法落实, 自我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阿红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 不必一味顺从地隐忍, 断送自己的幸福。
二、在绝望中控诉社会
《霓虹》中所塑造的底层女性的境遇是可悲的, 充满不幸的。她们身处绝境却无处申诉, 只能在心底对造成她们命运悲剧的社会做出深沉的控诉。小说的主人公倪红梅在遭遇歹徒暴行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 而是对歹徒说谢谢, 便离开了人世。之所以没有反抗, 是因为倪红梅对自己的处境已经绝望, 只留下了一本厚厚的日记, 而这本日记, 其实就是她内心绝望无处发泄的一种表现, 从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造成这些底层女性悲惨境遇的深层原因。
小说中的日记大部分是主人公对往事的追忆和现实的感受, 通过这些零散的言说与叙事,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残酷的转型期的社会现实, 威权依然作威作福, 底层充当了社会转型代价的承受者, 甚至可以说是在渐露端倪的消费文化社会中扮演被消费的角色。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追忆, 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倪红梅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的路线图:丈夫因为亡故, 厂子借口困难未给以必要的抚恤;工厂改制, 倪红梅未得到妥善安置, 下岗失业;倪红梅努力寻找工作, 但薪酬太低, 无法应付女儿的医疗费用;在绝望中希求得到某位大人物的帮助, 却因此被诱奸, 坠入沦为娼妓的深渊。在这一显性的路线图背后, 有只隐性的巨手——威权进行掌控, 工厂的当权者把厂子搞败了、走人了, 苦果却由工人来吞。由于社会的不合理, 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 威权一次次的恶意施为, 而且在这恶意之后又是如此理直气壮, 原厂长无视下岗工人的疾苦公然叫嚣, “改革嘛, 总是有成本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确成绩巨大, 而制度上的不完善却为威权的存在和恶意施为提供了温床, 如作品中揭示的破产改制的绢纺厂厂长却提拔为贸发局副局长, 而且他们在恶意施为之后依然掌控话语权、理直气壮。颇有意味的是在倪红梅伦为娼妓的关键一步, 威权直接跳了出来恶意施为:“大人物”伪善地倾听倪红梅的窘境, 承诺给予帮助, 然而目的却是可鄙的肉欲的满足。威权在剥夺了底层的一切之后, 进一步吞噬了底层的肉体, 在这里, 曹征路显然继承了鲁迅的“吃人”理论, 刻意加深了威权的罪恶。在“打工浪潮”繁荣的当下, 乡村的伦理道德遭受了极大的挑战, 除了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之外, 应当在农村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保持乡村社会风气的淳朴。
当然, 小说除了深刻揭示了造成底层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之外, 还写出了底层这一弱势群体中孕育的新的元素——通过合法合理的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阿红和阿月外出陪客, 却遭到虐待, 倪红梅不畏强权带她们去讨说法, 在下岗工人“互助会”的帮助下维权终于有了结果:赔礼道歉, 经济补偿, 要严肃处理等等。这使得我们在《霓虹》中, 不仅看到了苦难、欺凌与侮辱, 也感受到了洋溢于作者笔端的正义感和悲悯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出路, 这尽管不无理想主义的色彩, 却正是所有“劳苦人”的希望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在面对社会的不公与阴暗时, 底层的生命只有团结起来运用合法手段坚决维护自身权利, 才可以在绝望中获得出路, 走向希望, 走向光明。
《霓虹》生动而又真实地呈现了一部分特殊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 以真实可信的故事情节、真切感人的人物情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让我们随着人物的命运而悲而怒。这些底层女性的境遇是悲苦的, 她们因为生存而沦为了娼妓, 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然而她们在面对苦难时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尊严, 她们在互相帮助中显示出的豪情侠义更是让人钦佩。同时, 面对生活, 她们在妥协与抗争中, 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社会图景, 从中, 我们可以窥探到造成底层女性悲苦命运的深层社会原因, 这使得小说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更具有了社会学价值。
摘要：小说《霓虹》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群以倪红梅为主的一类特殊的生存群落—“小姐”的生存境遇。职业的特殊, 使得她们遭受着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在现实生活面前, 她们不断地妥协, 在尊严面前, 又不断地进行抗争。这些底层女性在困境中是如何独自隐忍, 在绝望之时又对社会的阴暗做了怎样的控诉,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对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进行论述, 从而找出造成其悲苦境况的深层社会原因, 以更深入地关注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
关键词：《霓虹》,底层女性,倪红梅,苦难,尊严,抗争
参考文献
[1]曹征路.曹征路中篇小说精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2]张永峰.论曹征路的底层叙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 (3) .
[3]贺芒.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学报, 2009, (2) .
底层的光芒作文 篇2
她长得如此丑陋，一双带着厚重且红肿的眼袋的眼睛，满脸沟壑分明的皱纹，与其说是一张脸，更不如说是一只破旧的麻袋。当我第一眼在电视看到她时，不禁使我作呕。
那是一个霜打过的傍晚，天空是黑色的，人，也是黑色的。她失意地拖着身体走在这条街道上，一路上，多少路人捂着口鼻经过，没来一束束针扎般的目光。没错，她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尊严，动物一般不值得尊重的乞丐。她乱发间放肆的虱子，甚至别后叮铛作响的饮料瓶也向她投来一阵蔑视和鄙夷。
她继续走着，失落地走着，这个在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可能并未意识到，当她拐过这个路口，将会发生什么。
天空似乎在啼哭，下着雨，19个人，包括她，走在街上。啊的那个他们拐过了路角，眼前的一切让前面18人无不感到惊悚和恐惧。
一辆车飞驰而过，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撞到在地，孩子的嘴角淌着血。她惆怅而无知地望着这经过的18个衣着光鲜，心中却冷若冰霜的路人。他们去视而不见，快步惊过。没错，他们只是路人。他们的脚步在小女孩，乃至这个社会的心上划下道道伤痕。
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爱吗？有！她发疯似地冲向小女孩，可这时，孩子又遭遇了一次车轮的辗压。这颗还未成熟，稚嫩的.心停止了跳动。课这丑陋的的乞丐却丝毫没有放弃，她抱起小女孩，将她放在马路边，飞奔着向人们借着手机，好不容易借到了，尾随而来的救护车将孩子紧急送往医院。事后，她不愿意过着在镁光灯下的生活，远居他乡了。
或许，她只是一个乞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却又如此非凡；穷困得不能在穷困，却在心中如此富庶。
底层的光芒高中作文 篇3
吆喝声在平静的傍晚显得特别刺耳。声音的源头是一个蹬着掉了漆色的车的中年男子。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常客，或者说是他是这条街的常客，每个傍晚他几乎都会来。
今天与往常不同，他带了一个五六岁样子的小女孩，坐在三轮车后面的角落里。他似乎特别有劲，蹬着车前进。不错，因为后座那是他的动力。伴着他的吆喝声，很多人都出了门，因为他做的馒头馅足有味，在这一带很有口碑，而且他的馒头还不比别家的贵，又是流动于大街小巷的，大家图方便也就常买他的馒头。
他停下车，为顾客拿馒头，坐在三轮车角落里的小女孩一声不吭的，忽闪着眼睛，直盯着馒头。我忽然发现，小女孩身上的衣服好奇怪，说不清那是什么颜色的，衣服上还沾满了污渍。“这个小女孩是你女儿？”“嗯，这是我的小女儿，我的大女儿在家做馒头。她妈妈今天有事不在家，我怕她给她姐姐捣乱，就把她带了出来。”他操一口外地口音，他很努力地想说普通话，但口音还是很重。从我身后传来了笑声，“真是馒头世家啊！”说这句话的人声音很低，但我听到了，那个卖馒头的也听到了，瞬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他拿馒头的手迟钝了一下，而接下来又继续为顾客打包馒头。“你不会让这个女儿也一辈子窝在馒头里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头仿佛有一团火，我转过身去，那是一个穿着大红色长风衣的女子，微黄的卷毛在风中狂舞着，连狂风也发怒了，想把她的头发扯下来似的。
那个卖馒头的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了一眼女儿，微笑，转身，把馒头给了顾客。然后径直走到那个女的面前。“我是个卖馒头的，但我的女儿一定不会是，她现在可是幼儿园里的班长。”在大红色长风衣的衬托下，他的那件灰色的打了团的毛衣黯然，我说不清他此刻的神情，是愤怒还是自豪，我只是看到一种明显的自信与坚决，“我允许你说我是个卖馒头的，但我女儿绝对是有出息的。”那个大红色风衣女子想说些什么，但又像哽住了，继而大家纷纷议论起这个女子，她偷偷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