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何时引入

2024-05-11

惩罚性赔偿何时引入(精选三篇)

惩罚性赔偿何时引入 篇1

你好, 3.15消费者维权晚会刚刚落幕不久, 又有一批欺骗消费者的企业和不合格的产品被曝光, 现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长,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消费者因为维权难而放弃维权, 或是一些企业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屡教屡犯, 我们应该如何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对那些长期制假售假的企业何时才能实施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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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婷婷:

你好, 提到消费者维权, 很多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经典故事,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 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 获得数百万美元赔偿。相比而言,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 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 正因为如此, 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 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其实, 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 老太太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 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在不少消费者看来, 对于惩罚性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 近年来, 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 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 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 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 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产品的贪婪, 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 早已高过对其道德的审判。

产品责任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思考 篇2

【关 键 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

一、惩罚性赔偿在英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

(一)起源

惩罚性赔偿,是指在补偿性赔偿以外的,为惩罚被告具有主观恶意的严重违法行为以及为遏制被告和其他人于未来再为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它最为传统的适用领域是侵权法领域。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最早出现在英国,但却在美国逐渐发达起来。到了20世纪,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领域进一步拓展,开始扩大到产品责任领域。较早的两个给予惩罚性赔偿的产品责任判例是1852年的Fleet v.Hollenkamp和1937年的Oil v.Gunn。在Fleet案中,被告出卖的掺有劣质东西的药品致使原告受到损害,原告起诉要求惩罚性赔偿。在Oil一案中,被告代理商以低质汽油诈称为高质汽油出卖给原告,致使其汽车受损,原告起诉要求惩罚性赔偿。法院都以被告具有主观的严重过错为由,判决了惩罚性赔偿。

(二)美国产品责任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

1.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中的适用条件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第908条规定: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的人且亦为威慑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的行为而给予的赔偿。英国学者阿蒂亚也认为,惩罚性赔偿明确地表现了法院对被告所作所为的否定,其得以适用的唯一状况是侵权行为人故意不顾原告的安全或健康的目的。[1]

在严格责任下,不需要确认生产者是否具有过错,只要产品有缺陷,就可以追究其责任。既然是对侵权者的惩罚,主要针对那些比较恶劣的行径。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有四个:(1)被告的行为或心理状态有特定性;(2)现实损害客观存在;(3)因果关系的存在;(4)惩罚性赔偿必须依附于补偿性赔偿。

只有当被告行为超过了社会容忍的限度,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此,一般侵权行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2.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的改革

(1)惩罚性赔偿的高涨时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资料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最大的变化是赔偿数额的增加,1976年最高的惩罚性赔偿金仅为25万美元,但在1981年的一个案件中陪审员确认的赔偿金额竞高达12亿美元,上诉法院确认为350万美元。

(2)惩罚性赔偿的回落时期

80年代中期美国掀起的一场对惩罚性赔偿的批判运动,使得惩罚性赔偿逐渐回落。因为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离奇、荒诞的巨额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诉讼及其恶劣影响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高得不可预测的惩罚性赔偿使美国企业苦不堪言,一些企业不参加保险就不敢将产品投放市场。

(3)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革

惩罚性赔偿的这种发展趋势引起美国商业界和其他各界许多人士的关注。于是从198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轮反对、批判惩罚性赔偿的运动。美国一些州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纷纷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些州法院规定惩罚性判决所要考虑的因素,将被告的知悉程度、财务状况、诉讼成本以及因果关系纳入进来。还通过规定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的比例限制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上限,

二、惩罚性赔偿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状况

(一)现行立法上的态度

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无论是在其民事立法中,还是在权威的学理解释上,都没有像美国法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而台湾则有所不同。

台湾地区民法是继受德国民法的典型,但近年来台湾法律也受到美国法的较大影响。在台湾的立法中,自从1988年《证券交易法》修改,于其中加入不超过三倍的惩罚性赔偿以来,己陆续在多部民事特别法中引入该制度。

(二)理论界的争议

德国学者对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保守派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性质与德国传统的民事责任性质不符。在法律体系中,惩罚一般在公法中体现。在民事法律中,因为“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贯穿民法的始终,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制裁他人,所以,在各种民事责任方式中不存在惩罚的问题。

自由派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一些功能和民法理论中的恢复原状相类似,比如惩罚性损害赔偿能够使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获得赔偿,这和德国民法第847条规定的“赔偿全部损害原则”相类似。

在日本,虽然司法实践中以大陆法系“若无损害即无赔偿”为思考模式不存在承认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余地,但在学说上肯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见解正在增多。在东京律师协会拟定的“制造物责任法草案”和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制造物责任法要纲》中都提出了“制造者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裁判所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制造者除责令其支付损害金外,责令其支付以损害金二倍为限度的附加金。”日本学者认为,作为将来的立法理论,日本的侵权行为法会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制裁加害人而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额度上,二倍、三倍赔偿的形态来附加金额上的限制容易被接受。[2]

三、对我国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现行立法以及学界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和态度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双倍赔偿条款”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还有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发布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了恶意欺诈和违约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的情形。

是否在产品责任领域里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学界则有两派意见。赞成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督促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反对者更多的是看到惩罚性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负面影响,认为会过分加重企业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并且企业会把惩罚性赔偿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实际上对消费者并不利。

(二)作者的观点

1.突破理论上的障碍

正如本文前文所分析的,大陆法系多数国家不能接受惩罚性赔偿,主要是质疑惩罚性赔偿具有公法上的性质,这将会破坏民事责任的私法性质。

我们先来看看具有惩罚性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能够替代产品责任领域内的惩罚性赔偿功能吗?第一,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成立民事上的产品责任并不必然构成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这也直接造成三者的启动程序、主体是不一样的。显然,后两者更为严格,也更为复杂。第二,惩罚性赔偿的受益人不同。在民事责任上,惩罚性赔偿金是支付给被害人的,以充分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而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基于其公法性,一般是上交国库,对于受害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第三,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对犯罪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的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其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这与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会有一部分交叉,但仍然会有其他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严重危及消费者的产品侵权案件处于空白地带。所以,刑事和行政责任并不能完全替代民事上的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其次,产品责任已纳入侵权法中,我们可以从侵权法的机能来分析。侵权行为法的机能在其历史发展中迭经变迁,如赎罪、惩罚、威吓、教育、填补损害及预防损害等,因时而异,因国而不同,反映着当时社会经济状态和伦理道德观念。[3]近晚的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侵权行为法除了具有补充功能外,还有分散损失与平衡社会利益的功能,教育、惩戒以及预防损害发生、防治损害扩大的功能。[4]从目前的三个《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可以看出,学界对我国即将制定的侵权法应该具备惩罚功能是持肯定的态度。

再次,从哲学角度来讲,法律作为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和调整。当社会现实需要法律对某一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时,立法者就应该应时地创设相应的制度。在我国现行的市场机制下,法制环境并不完善,产品质量问题频频曝光,严重危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因为个别粗制滥造的“中国制造”商品而影响了整个行业乃至国家的声誉。因此,有必要在产品责任领域内引入惩罚性赔偿,

2.适用上的因地制宜

很多学者在批判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往往将矛头对准其高额的、离奇的判决结果。这确实也是惩罚性赔偿在英美国家的一个“软肋”。如前所述,英美国家虽然规定了判决惩罚性赔偿所要考虑的诸种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些判决中起着关键作用的陪审团。制定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法官一般也不愿干涉陪审团,那么同样具有普通消费者身份的陪审员们便把自己“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同情”与“愤恨”发挥到了极致。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提出了一个“合理比例”的指导原则,但是也明确指出,合理比例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比例来加以说明。“我们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在宪法允许和不允许(数额)之间划出一条明确数学界限” [5]。

其实我们看到台湾地区一些单行法在纳入惩罚性赔偿时,是具体规定比例的,如在《证券交易法》中加入“不超过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我国消法和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解释,也是有诸如双倍赔偿的规定,这就是根据大陆法系的法系传统所做的变通。

我们先要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是不是只有那些天文数字的赔偿额才算得上是惩罚性赔偿?罚得“倾家荡产”才达到“惩戒”的目的?恐怕非也!何谓惩罚?它是相对于补偿而言的概念。受害人因侵权人的行为损失所少而给予的赔偿,是补偿。除此之外的还可以得到的赔偿就可以称得上是惩罚。

四、结论

惩罚性赔偿自产生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其在产品责任领域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惩戒不法生产商、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囿于传统公私法责任性质泾渭分明的束缚,而应该开放性地引入这一制度,协助我国整顿混乱的消费市场、构建明晰的责任体系。

参考文献:

彼得 凯恩著:《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第六版),王仰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浦川道太郎:《日本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与制裁性慰谢金》,《法学家》2001年第5期。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金福海:《惩罚性赔偿纳入我国民法典立法的思考》,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5457。

惩罚性赔偿何时引入 篇3

1 环境侵权的概念叙述

日本将环境侵权称为“公害”, 制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英美国家一般称为“妨害”;而德国和法国则单纯从私法角度将环境侵权称之为“干扰侵权”或“近邻妨害。”我国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是指因污染和破坏环境而导致公私财物及公民人身权利包括健康权、自由权、生命权的侵权。”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主要是环境污染:“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环境民事侵权主要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的或可认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环境民事侵权是社会发展和人类经营活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 环境侵权具有的特点:一是环境侵权主体的不平等。在环境侵权事件中, 通常侵权人与被侵权人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 二者的差异往往造成被侵权人处于弱势地位。

二是环境侵权损害后果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一起恶性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事件就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人身受到损害或者产生无法预期的伤害。

三是环境侵权的长期性和潜伏性。大多数的环境侵权事件都是长期污染堆积演变之后的结果, 其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循序渐进的, 最初并不一定为社会公众所知晓, 只有在环境污染的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突然暴发严重的后果。

2 我国环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我国的环境民事侵权中之所以要引入惩罚性赔偿, 是因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在环境民事侵权中发挥积极的救济作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34条虽然用列举的方式法定化了民事责任承担的十种方式, 但我国环境污染案件只能用其中的五种: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根据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答复”, 此处所谓的“处理”, 性质上乃是行政调解。

从上述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救济的规定可以看出, 环境侵权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 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为辅助的救济方式。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一直适用的是补偿性赔偿, 即将被侵权人实际受到的损失作为衡量对侵权人赔偿的标准, 不曾允许惩罚性赔偿原则的运用。但是, 环境侵权有着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不同的特征, 加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困难等原因, 目前我国环境侵权的民事赔偿救济方式还不能实现对被侵权人救济和对侵权人惩罚的目的, 无法实现人们追求的实质正义。

笔者认为环境侵权赔偿中不能继续坚持补偿性赔偿原则, 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赔偿的不完整, 社会和法律的发展, 更不能满足对被侵权人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人行为惩戒的效果, 理应对此有所突破。这种突破就是将惩罚性赔偿引入到环境侵权案件中, 用惩罚性赔偿弥补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 加大对被侵权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加害人的惩戒。对于环境侵权来说, 惩罚性赔偿可以弥补补偿性赔偿赔偿不足的缺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会长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 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赔偿, 它具有补偿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惩罚性赔偿能更好地完成对环境侵权事件中被侵权人的民事救济, 提高被侵权人保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补偿性赔偿原则体现的是形式上的正义, 所要求的损害赔偿是以实际损失为计算标准的, 在实际环境侵权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实现受很多因素限制。首先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不容易确定;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地位的差异容易导致被侵权人考虑诸多因素而放弃民事诉讼救济;所以被侵权人得到完全的救济成为不可能。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 侵权人赔偿的金额不以自己的实际获利情况和被侵权人实际损害为限, 其扩张性为被侵权人获得完全的赔偿创造了机会, 使被侵权人能够主动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

惩罚性赔偿的惩罚作用能够制裁环境侵权人的严重不法行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 环境侵权人多为法人单位, 且大部分为国家或地方上的财政支柱型企业, 实力比较雄厚, 政府对其保护力度也比较大。普通的制裁对于它们来说, 不具有威慑力。因而, 在预期收益大于其生产成本和违法造成危害的成本的情况下, 环境侵权人会选择恶意实施不法行为, 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采取惩罚性的制裁措施, 就可以遏止这种恶性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惩罚性赔偿使环境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增大, 进而导致其预期收益降低;当预期收益低于其生产成本和违法成本时, 侵权人就失去了实施恶意环境侵权行为去获利的原始基础。

惩罚性赔偿的遏制作用能够预防恶性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惩罚性赔偿对已发生的恶性环境侵权行为处理, 能够对社会公众产生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潜在的侵权人就可能停止或不再实施类似的恶意环境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的此种预防功能与我国环境保护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本质上是一致的。

3 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参照我国已经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中关于食品安全和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环境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3.1 侵权人对于环境侵权存在主观恶意的严重过错

这是环境侵权案件的主观要件, 惩罚性赔偿将侵权人的主观要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要标准之一,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为了处罚那些违法行为严重、主观恶性较大的行为人, 因而对主观要件的判断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国目前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没有对侵权人的主观态度进行区分, 现实中侵权人的主观上具有恶意, 造成的损害后果又十分严重的, 很多时候并没有因为行为性质的恶劣而受到严厉制裁, 他们经过计算分析后得出违法成本低于治污成本的判断而最终依然选择了实施侵权行为。对于这样的环境侵权行为, 通过惩罚性赔偿, 给侵权人以现实的惩罚, 才能有效地救济被侵权人, 避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继续泛滥。

侵权人在主观上没有过错, 或者过错很小时, 不适宜采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环境侵权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故意, 二是重大过失。所谓故意是指加害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后果的发生, 如故意超标排污或者为节省运营成本将已经购置、安装的污染处理设备闲置。所谓过失, 是指加害者应当预见自己行为会发生某种损害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致使损害发生的心理状态。

3.2 侵权人实施了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

经证实, 侵权人确实实施了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环境污染行为是指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 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行为。

3.3 造成被侵权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害或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环境侵权案中, 损害事实也是必须具备的要件, 而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 损害事实表现的尤其严重, 表现为被侵权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受损严重。当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了对环境的侵害的时候, 主要会有以下几方面的损害发生:一是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往往最先表现出被侵权的现象, 如劳动能力的丧失、残疾、死亡;二是财产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农作物的减产、养殖业的损失等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三是环境权益损害, 主要有生活环境的损坏和生态环境的损害, 生活环境损害主要包括空气污染、灌溉水域的污染、排放恶臭气体所造成的污染等, 生态环境损害主要表现为污染自然景观、污染森林、滥砍滥伐植物、乱杀野生动物、污染海洋环境等。上述的损害事实造成的结果严重时, 造成被侵权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受损严重的事实, 就具备了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客观条件。

3.4 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环境侵权案件中一直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负有举证责任的是侵权人, 侵权人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才不承担责任。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条针对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而规定被侵权人即原告不承担证明责任, 由侵权人承担证明责任。笔者认为如果环境侵权案件在适用补偿性赔偿之后再适用惩罚性赔偿,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依然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侵权人既然认为原告应该受到惩罚性赔偿, 必然是基于一定的事实而提起的, 如果侵权人确实没有过度的违法行为和主观恶性, 是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不应受处罚的。

4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

惩罚性赔偿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不确定性, 因此环境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也不宜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或数额来限定, 应当由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定。笔者认为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金应该与民法典的侵权规定相统一, 即:“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给被侵权人造成损害的, 判处的惩罚性赔偿金为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害或侵权行为人所获得利益的1~5倍;法院应当以被侵权人所受损害或侵权行为人所获利益中数额较大的额度作为计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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