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因素（精选八篇）
现实因素 篇1
关键词：校园俚语,特征,现实意义,制约因素
俚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又是一种语言现象, 它是由一些特殊行业、阶层的人所使用或创造的一种极非正式的、俚俗新奇的词语和表达。而校园俚语是指在特定的校园范畴内开展教育活动, 学生使用或创造的一些非正式的惯用语。俚语以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走入街头巷尾, 在许多文学作品、报刊杂志上都能经常看到俚语的踪迹, 人们越来越领略到俚语所带来的独特语言魅力。
1 校园俚语的特征
1) 校园俚语口语化, 非正式化。
校园俚语是在校园范畴内酝酿而生的一种非正式的语言。大多数是在谈话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些领域内成员共同的意识形态, 它只在该群体内流行, 局外人很难理解。例如dis, dis其实是disrespect这个词的简略形式, 意思是“不尊重, 不重视”。这个词起先用在rapmusic绕舌音乐中, 演唱的人以快速强烈的节奏说唱词。近年来青少年中风行绕舌音乐, 于是他们就在日常交谈中借用了dis这个词。例如:I was supposed to meet these guys in front of MacDonald's at noon, but nobody showed up.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but maybe they dissed me by going someplace else without telling me.“我和这些人约定中午在麦当劳快餐店门前碰头。但是他们连影儿都不见。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去了别的地方都没跟我说一声。”
2) 校园俚语幽默风趣、生动活泼。
校园俚语十分具有幽默感, 大多是以校园生活中的具体事与物为对象, 运用夸张、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 生动形象的将其描绘成另一事物。这种语言新奇、生动, 令学习者回味无穷、耳目一新。例如buns, "bun"本来是“圆形面包”的意思, 其复数形式buns就成了“屁股”, 由"bun"的形状衍生而来的俚语是"have a bun in the oven"。这个俚语字面上的意思是“有个面包在烤箱里”, 其真正的意思是指“怀孕”, 所以要表示“某人正在怀孕中”, 就可以说"Sb.is having a bun in the oven."。
3) 校园俚语会不断变革与创新。
校园俚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因为该群体达成一致而形成一个词汇, 也会因为环境和群体意识的改变, 而有新的词汇来反映新概念和新事物。例如my bad, 用my fault, my mistake表示显得过于常规, my bad就比较新鲜、生动。再比如cool, 相比较good, very good, great也是同理。
2 校园俚语的现实意义
1) 校园俚语幽默风趣的特点, 很容易受学生群体的接纳, 适合促进校园口语的普及化。
目前的校园英语教学主要针对大纲和考试开展的教学活动, 教学内容多以听力、词汇和语法为主, “哑巴”英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校园俚语幽默风趣, 非正式化的特点能激发学生群体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特别是能让学生开口讲英语。学生通过接触校园俚语后不仅可以增加知识, 还能够锻炼学生的口语, 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使施教群体口语日益普及。
2) 校园俚语能满足学生对语言学习的新鲜感, 发挥个性需求。
由于常用的标准语一般比较呆板、乏味, 给人一种特别正式、凝重的感觉, 很容易使学习者失去兴趣。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 校园教学已经不再完全是以前那种模板化的框架了, 开始追求能刺激学生心理的颇有新鲜感的事物, 于是在校园这个特定的范畴内也创造了许多别出心裁的俚语, 以减轻学生大纲教学的烦躁与压力。
3) 校园俚语能调节人际关系, 增加学生群体交往。
校园俚语以一种语言代码, 利用群体间相互谈话的形式达到语言学习与群体交流的双重功效, 能完成传统语言所不能完成的使命。这种非正式的语言幽默生动, 能使群体内的成员感受到相同的认同感, 使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缩小彼此间的陌生感。
3 校园俚语的制约因素
第一、校园俚语只能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由于校园俚语必须存在于教育领域内, 只有在校园内才能得到群体的认可与传承, 一旦脱离了校园这个环境, 必将受到其它成员以及他们所用的个体语言排斥。校园俚语所涉及的领域与适用环境的大小, 决定了校园俚语的扩展空间。
第二、校园俚语的不规范化以及某些粗俗的言语受到一些学者的诋毁。校园俚语是依托校园这个大平台而产生的一种符合该领域内成员进行交流的非正规性语言, 而且这种语言本身掺杂着粗俗的成份。校园内的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虽然他们会喜欢校园俚语的幽默风趣, 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校园俚语进行群体间的交流, 但在正规场合惟恐有失自己的身份, 有时候会刻意回避俚语。
第三、校园俚语受时代性制约。校园俚语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有些校园俚语生命力旺盛, 经过很长年代依旧被沿用, 而有些俚语使用不久就被弃用。正因为时代性这条语言法则的存在, 决定了校园俚语的不稳定性, 使得校园俚语发展的曲折性与不确定性。
第四、校园俚语受到性别、年龄、场合和对象的约束。在校园这个大环境里, 有教师与学生、老生与新生、男生和女生等不同存在形式。校园俚语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存在形式的不同而制约着其更好的发展。比如在教师和学生的谈话过程中, 教师一般很少会用俚语, 而学生比较喜欢使用俚语进行交流;老生和新生的交流过程中, 必然会存在老生流行的与新生流行的俚语间的区别;男生比较流行的俚语与女生经常在讲的俚语也存在不同, 以上情况都将制约着校园俚语的良性发展。还有由于场合的不同也影响着校园俚语的发展, 比如在课堂教学和写作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会很少用到俚语, 而课外交流过程中, 大家可能会较为频繁的用俚语交流。
校园俚语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对校园文化乃至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语言教学者来说, 深入理解校园俚语以及西方俚语文化内涵, 更加频繁地使用校园俚语进行交流, 进一步提高校园俚语的地位, 使校园俚语能够经久不衰, 慢慢进入标准化语言行列。
参考文献
[1]李桔元.俚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4) .
[2]周湉.美国俚语的特征研究及其社会功能探讨[J].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3]李艳.美国俚语特征研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 .
现实因素 篇2
关键词：政策落地；村民自治；自治单元；政策参与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26-06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命题，这说明要进一步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改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前提是厘清影响自治基本单元探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惠农政策“下乡”，将政策输出到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这里就有三个问题要思考了：一是各种政策到底落到何处有利于提升政策效果呢？二是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有何关联？三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有何关系呢？
一、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是一个政府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或者它选择不去做的任何事[1]。在农村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政策既推动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也不自觉地影响着农村的治理形态。
（一）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紧密相关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党的历史上，一直强调“通过政策将政党意志贯彻渗透到农村社会”，并且在不同时期为实现不同的目标制定了不同的农村政策，这些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治理方式。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解决农村问题，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等，并强调政策“要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在《论政策》中强调“党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制定和调整政策”[3]。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党主要依靠各种政策与农民取得联系，通过政策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政策也深刻地塑造着农村治理形态，形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三制政权”等治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依靠各种政策治理农村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再到人民公社及其农村改革，党不断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2]，以改造和整合农村社会。彭真在1984年指出：“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建国后，农村工作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让老百姓知道政策。”[4]这说明，政策落地与农村治理休戚相关，乡村自治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1987年《村组法》颁布意味着村民自治进入制度化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政策“下乡”强化了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使农民对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农民的生活愈来愈受政策支配。各种中央政策和地方“土政策”依靠“村民委员会”得以落实，与村民委员会自治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尤其是后税费时代，“各种惠农政策嵌入乡村生活的过程中，不断重塑着乡村治理形态，推动乡村治理资源配置由汲取型向赋予型转变”[5]。恰如徐勇教授所说：村民自治的“运作状况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所作的政策选择，地方政府对村民自治看法的改变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必然会影响村民自治的运作”[6]。因此，政策落地是影响村民自治的现实因素之一。
（二）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关联性
既然政策落地是村民自治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政策落地之“地”与村民自治之“地”（自治单元）有何关系呢？这里可以从政策距离、政策参与两个变量去考量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关联性。
1.政策距离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形成。政策距离是指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自然差距（交通距离），二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体制距离（政策单元与户之间的层级）。农村政策是为了实现对乡村资源有效整合的基层善治[7]，它的普惠性程度直接影响政策落地的准确性[8]；政策距离农民越近，体制层级越少，越有利于政策入户宣传，越有利于政策认知，也就越有利于政策落地运行。因此，距离民众最近的“一公里”才是政策落地之“地”，在这里会形成一种“政策共同体”，并与内生于村庄内的“血缘、亲缘”共同体的互动中，汇聚成一种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合力，最终形成“自治共同体”。于建嵘说：“家庭的作用要远大于岳村”[9]，这说明村民看重的是“政策入户”而不是“政策进村”，而“政策落地和入户要考虑家户制自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10]。因此，在政策距离农民越近、体制层级越少的地方，便于政策落地入户，也越容易形成利于政策落地的政策单元，也越有利于形成利于自治的基本单元。政策的自然距离、体制距离中，有一者较近，就会有利于政策入户，如北方的村庄、南方的自然村均是政策距离较近之地。
2.政策参与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形成。科恩将“参与”视为民主和自治的关键变量，“民主取决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自治就是参与跟自己有关的政策，自己决定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民主就是集体参与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不论什么情况，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参与，自治才会持续进行……如果一个社会有成员的普遍参与，就可以把这一社会称为自治的。”[11]因此，“参与”作为自治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农村政策落地的关键变量。参与带来的一个重要积极后果是“农民自主参与村务管理，并作为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治理的基础和条件，由自治通向民主”[12]，从而“形成有序参与的行为和规则，激发自治的参与意识”，这是培育自治的起点和基础。农民越是参与政策，越有利于政策落地运行；农民越是参与村民自治，越有利于自治的有效开展。因此，在“参与”维度上，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紧密相关。在“有利于农民参与、有利于激发参与活力、有利于增强参与程度”的地方建立政策单元，有利于政策落地，也有利于农民围绕政策利益自发性地组织起来，参与共同事务的治理，形成自治单元。故而，参与性最好的地方既是政策落地单元，也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因为在这个基本单元上，政策参与、自治参与的程度都是较高的，由此带来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也比较高（见图1）。
（三）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单元决定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政策距离、政策参与决定了政策落地的程度，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形成。在离农民距离较近、利于农民参与政策的地方建立政策单元，便于政策落地到“户”；同时，以政策落地单元为自治的基本单元，将有利于村民开展自治。那么，政策落地程度、自治基本单元有效性与村民自治又有何关系呢？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单元决定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伴随着“小农社会化”，农民过去服从治理的安排转向对治理需求的多样化，服务下沉、政策下移等都将有利于唤醒农民的利益、权利、参与和服务意识[13]，但集“政策单元、自治单元”为一体的行政村单元，无法避免“政策与农民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14]的事实，导致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脱节。
在图2中可以看出，政策落地程度、自治单元划定的有效性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函数。政策落地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有效的政策落地单元，进而越容易形成有效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也就有利于农民开展自治，形成有效性较强的自治形式。
二、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发展：历史与实践
历史上，自治单元的探索一直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政策落地作为基层治理中的主要内容，与自治基本单元的演变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一）“自然村落”单元自治与政策不进村不入户
在“皇权到县，乡绅治村”的传统时期，乡土社会以家户为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与国家较少发生联系，主要局限于税赋与兵役等。这一点在唐代地主“治家”原则“树之谷，芝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费老所说：传统国家权力“在人民实际生活上，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5]。可以说，传统时期的乡村是没有国家公共政策渗透和下沉的，为了统治的需要，国家也曾实施过“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是它的落地单元是“郡县”，即只到县不下乡，政策与农民距离较远。到民国，孙中山提出“扶助农工、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民国政府也曾实施“乡村建设运动”政策，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导致这些政策未能真正进村，对农村影响甚小甚微。因此在传统时期，国家政策对农民来说是陌生的，更谈不上政策落地。
由于国家政策渗透的欠缺或失败，乡村社会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乡绅治村”，以聚居村落为基本单元，开展自然村自治。到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乡自治实行法》《地方自治全书》等，在乡村重组，凡100户以上的村落，组成一个行政单位“乡”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乡村自治制度，并依托“保甲制”，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乡村自治。可以说，自然村落既是农民长期聚居形成的居住单元，也是自治的基本单元，更是国家统治乡村的政治单元。韦伯将这种“自然村”基本单元称为“乡村聚落”，有时聚居数百人口，有时聚居数千人口，村庄公共事务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与农民的距离较近，便于农民参与自治，从而在“无官员的自治地区”村落产生“组织化自治”[16]。
在没有政策渗入的传统乡土社会，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自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政策落地”考虑的。其自治有效性较好的原因主要是：一是自治单元规模小、人口适中，血缘关系浓厚，社会联接性强，容易形成较强的村落共同体。二是村落单元缩短了农民与共同事务的距离，农民参与自治的成本低，便于自治开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中期进行乡村重组，实施地方自治，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已开始强调乡村自治中乡民参与“乡制者，使乡民成一自治团体，地方政府为之组织，与以治权，置办事人，有理事权；事属乡办，乡人自理之”[17]，并规定20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均有权参加“乡民大会”。
（二）“生产小队”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入户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在广大农村建立了趋于完备的基层党政组织。但“政党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还是依靠政策，通过各种具体的政策将政党意志贯彻渗透到社会”[18]，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发展及其治理。
1957年全面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大队由若干个“自然村”组合而成，是一级行政化、扩大化的治理单元，而生产小队大多建立在过去的自然村基础上。对此，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承认三级所有，重点在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人、土、财都在生产队”[19]“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20]。因此，“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是进行财务核算的基本单位，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基本单位，也“只有在作为直接生产和核算单位的生产小队，生产队长的影响力更大一些”[18]。这说明，在农村治理的层面上，生产小队是自治的基本单元。
为解决农村问题，国家实施并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农业六十条》《农业十二条》等。这些政策按照“三级所有”体制，最终由生产小队负责召集本队全体社员，将政策精神及指示宣传到户、落实到户，并在生产小队范围内采取具体措施落实政策，如“办夜校、四定一奖、放卫星、大炼钢、学大寨”等。如农民所说：“一有政策文件下来，生产队长去大队开会，回来后就召集所有农户，讲解政策内容。”可见，公社时期，国家的各种政策通过“三级所有”体制进队入户，生产小队是政策落地的基本单元。
公社时期，生产小队既是自治的基本单元，也是政策落地的基本单元。其主要特点是：一是距离较近，便于参与，有利自治。生产小队的基本单元接近于自然村落，农民与小队之间的距离较近，有助于政策宣传和参与；农民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使政策落地，并产生了有效性较高的自治。二是政策落地单元与自治单元的一致性，使自治开展与政策落地相互促进。但是这种基本单元的形成带有较强的国家建构性。如毛泽东所说“采用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20]，但也说明了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联系。
（三）“行政村”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不入户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为缓解农村社会管理的“真空”状态，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1987年《村组法（试行）》在全国贯彻实施，逐步形成“乡政村治”体制。在“村民自治单元”上，《村组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自治基本单元设立的基本原则是“便于参与”，以自然村开展自治。
为了统一规范村民委员会制度，1998年修订通过《村组法》，从法律上对“村民自治基本单元”进行了重新界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设立。”将自治基本单元的设立原则从“便于参与”调整为“便于发展经济”，开始以“行政村”为单元的自治。21世纪初实施“合村并组”，继续扩大行政村的村域范围，使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由“小”变“大”。此时期，“国家对农政策由汲取到减免再到补贴的转变，村民的要求也开始由‘少收点钱转变为‘多服点务……合村并组中减少村干部、撤销村民小组长的做法，使得合并后的几个村干部要面对散居于数十平方公里的数个村民小组的数百个农户”[21]。由于距离、成本等各种限制因素，使得国家政策只能进村，很难跨越村民小组落地入户。因此，合村并组“只会强化村级治理的集权化、行政化倾向，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22]。
在《村组法》的规制下，行政化的自治单元忽视了农民参与，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拉长了政策距离，统一由村委会负责落实政策，村民小组只负责政策传达，造成了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政策参与不积极等问题的出现，难以开展自治。恰如徐勇教授所说：“村组规模扩大，导致直接参与性的自治更难。”[12]
这一时期，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转变，农业政策落地之“地”也相应地随着自治单元的转换而不断转换。从自治的视角看，“行政村”基本单元的自治在现实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落地。一是“行政村”自治单元的地域范围较大、人口多，村干部负责事务过多，地理交通的限制，增加了村民会议召开的难度，降低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直接制约了自治开展。二是对农政策经历了“汲取型”向“给予型”的转变，一些诸如养老医疗扶贫等政策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由于“行政村”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远，制约了政策的入户，限制了农民参与，使政策无法真正落地入户，很多政策停留在村委会，实效性较低。
（四）行政村之下的多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入户
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下，秭归、河池、清远、佛冈等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在行政村之下，对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湖北秭归县为了解决自治落地的问题，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利益相关，共建同享、文化相连，便于凝聚”等原则，取消村民小组，将全县186个行政村划为2 055个自然村落，每个村落居住30～80户左右的居民，拥有1～2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将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至“村落”，在村落建立村落理事会，设立“二长八员”“两长八员”是指从党员中推选出1名党小组长、由村民选举产生1名村落理事长及8名村落事务员（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监督员、管护员、环卫员、张罗员）。制，依托十个岗位对村落事务进行分类治理。将自治单元建立在离农民最近的“村落”，缩短了村、民之间的距离，使各项政策落在村落理事会，便于政策参与，有利自治。
广西河池市通过下派大量干部到农村清洁乡村，整治环境，在行政村以下的“屯”建立理事会，组织农民参与清洁乡村运动。后来，又将党的基层组织与村民自治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了“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机制，深入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范围。将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回归到传统的“自然屯”，将自治单元放在离农民最近的屯子，便于农民参与自治。
广东佛冈县为了协调行政与自治的矛盾，重塑村民自治体系，下移自治重心，将“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村民小组”模式，根据面积、人口、地形与交通联系等，将乡镇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个片区搭建党政公共服务站。原“行政村”村委会转变为党政公共服务站，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自治；在自然村设立“村民理事会、党支部、农民合作组织”等组织，负责自然村范围内事务的治理。“佛冈县将自治基本单元放在离农民较近的自然村，重新建立了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村民具有归属感、向心力，从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在动力”[23]，使“门口自治”成为可能。
以上案例共性很大：一是划小自治单元，将自治的基本单元下沉至距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回归自然村（屯）自治、村民小组自治等，因地自治；二是“自治入户”，结合地域情况，在离农民最近的地域单元建立自治基本单元；三是自治基本单元的探索中重视农民参与，将“便于参与”作为关键变量来探索自治的基本单元。
三、结论与讨论
有效的“自治单元”是村民自治开展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要注意自治单元的影响因素，以“政策落地”为切入点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有着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一）将政策落地单元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
现实因素 篇3
自2006年开始的我国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持续稳定增长, 再加上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两次价格大幅度波动, 引起了国内外对食物安全或粮食安全的高度关注。当前, 粮食的供求关系受到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 粮食危机已经出现。据统计分析, 从1990年到现在, 世界人口增长了10%而全球粮食产量却只增加了2.3%。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 照这情形看, 全球每年需要投入150亿～200亿美元到粮食生产中才能满足因人口增长等因素而不断增加的需求, 即到2030年全球粮食产量必须提高50%, 否则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无法保障粮食安全。近几年来, 国际粮价持续上涨, 让主要粮食消费国倍感压力, 原因主要是世界粮食主产区受到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影响, 自2012年6月以来, 欧洲小麦期货的价格已大幅上涨, 涨幅接近50%。2012年, 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等这些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都受到严重灾害天气的影响, 给市场带来减产的预期, 同时全球其他地区小麦的产量也大幅减产, 进一步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在全球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背景下, 国际粮价借机上涨, 给全球粮食主要消费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这也制造了全球粮食危机的气氛, 粮食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全球的焦点。
1974年11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首次提出粮食安全概念, 历经演变后, 现在只要包括要有充足的粮食;要有充分获得粮食的能力 (有效需求) ;两者的可靠性非常强三个方面的内容。国外学者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基于国际贸易的视角, 分析、论证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关系, 运用博弈论、均衡理论等从国家之间相关利益冲突分析了粮食贸易和粮食安全问题。如Alexander Sarris[1] (2010) 指出2007～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上涨, 导致发展中粮食进口国面临在危机时期基本粮食进口的管理问题。
2000年, 我国首次正式提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问题, 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 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 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十七大提出, 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 严格保证耕地, 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内学者对粮食安全起步较早, 如对学者对中国粮食生产、粮食市场均衡 (林毅夫[2], 1994;朱希刚[3], 1997) 、粮食制度与政策以及粮食贸易与粮食安全预警和评价体系 (黄季焜[4], 2009;钟甫宁[5], 2007) 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周天勇 (2003) [6]、张红宇[7] (2002) 强调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作用;郭敏、屈艳芳[8] (2002) 突出追加投资和完善农村信贷体系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胡鞍钢、吴群刚 (2001) [9]、张晓山[10] (2002) 指出应通过规模经济及其产业化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此外, 赵德余、顾海英[11] (2004) 、李成贵[12] (2004) 指出政府价格规制和财政补贴对于促进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上述文献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以及中国粮食生产、粮食市场均衡、粮食制度与政策、粮食贸易与粮食安全预警和评价体系、粮食安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本论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粮食安全的现实背景重新审视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二、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实背景
1.国际粮价攀升
导致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因素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 人口加速增长、农业成本提升、粮食供求状况紧张等多种因素直接导致了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总体来说, 导致全球粮价上涨的原因有两个:第一, 全球粮食库存总量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水平17%～18%, 第二, 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全球粮食产量持续减产, 粮食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从当前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形势来看, 粮食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 粮食价格还有进一步上涨的压力。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 高粮价的局面有可能会持续到2015年。目前, 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粮食短缺的威胁、粮食危机在很多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上演, 在国际市场上, 由于一些粮食主产国例如俄罗斯、美国对粮食出口进行限制和控制粮食出口价格, 激发了国际粮价进一步上涨的动力。2002年度世界粮食库存为30%, 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消费量的15%, 这是30年来最低的最低水平;2007年的库存量只够人类维持169天, 人们都以为这是历史最低水平, 但是目前形势更加严峻, 世界粮食总库存已经低至15%, 这个水平只够保持全人类50天的需求, 已经远低于2007年的水平。这些都说明全球粮食库存率低, 以及全球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将会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
2.全球粮食安全隐患突出
当前, 全球粮食安全隐患和危机日益突显,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 世界粮食储备处于较低水平, 低于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储备率。当前全球粮食储备水平相当于2001年全球粮食储备水平的81.3%。2008年全球粮食储备水平有所提升, 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粮食安全储备率。当前低水平的全球粮食储备现状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下不能在比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这个现状也无法应对突发性的饥荒。
其二, 粮食生产区域分布的不平衡与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之间存在很大的关系。世界上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的产量占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2, 而且这些粮食主要生产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能过剩, 反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都是供不应求, 供求形势紧张。发达国家人均年消费粮食近700千克, 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的2.5倍。粮食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严重不均衡。
其三, 人口增长速度远远的大于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在18亿吨～20亿吨之间徘徊, 而往往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就是粮食缺口最大的国家。
其四, 在欠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的贫穷国家的粮食前景令人堪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从总体上看, 低收入缺粮国家的谷物总产量提高了, 但是如果再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谷物总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总产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而且这两个国家产量的提高弥补了其他国家的粮食产量减少的部分, 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粮食总产量提高, 农业发展稳定。由于粮食短缺而造成的粮食危机制约全球经济的发展, 给人类的生存也带来巨大的影响, 当前全球粮食短缺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他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来保障其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不仅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还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必须团结国际力量解决粮食危机。
三、粮食安全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
1.耕地与水资源制约
农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很大, 其中首要因素耕地, 中国目前的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总耕地的7%,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业土地被占用, 耕种条件优良的耕地面积就更少了。可是近几年来, 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开发商圈占了大量的土地, 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兴建, 以及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 不可逆转的吞噬了中国的大片耕地。据资料显示, 我国的耕地面积每年以0.18%的速度递减, 1999年～2005年短短几年的时间:我国的耕地面积就减少了800万公顷, 截止到2006年10月31号, 我国大陆的耕地面积只有121775.9千公顷。从2007年看, 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国土资源公报》, 其中指出:“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 2007年全国耕地为18.26亿亩, 全国耕地净减少61.01万亩, 减幅0.03%”。因此, 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粮价上涨, 提醒着我们要保护耕地。
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更糟糕的是耕地质量问题也在逐渐的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 加上我国现在所面临的粮食和土壤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有资料显示, 由于过度种植、化学用品过量使用、工业和农药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国各农业主产区的土地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一些地区土地盐碱化特别严重, 已到了不能耕种的地步。而且。水土流失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存在的环境问题,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耕地的污染。东北地区48.6%黑土层的剖面厚度相比开垦初期下降了60%, 土地的超负荷耕种, 使得土地肥沃程度已经大幅下降, 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相比其他部门来说, 农业耗水量最大, 用于农业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将近占70%,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 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即使水资源的总量比较丰富, 但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从而导致人均占有量低, 约为2200立方米, 同时要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效率低下, 浪费多, 而且水土资源分布极其不均衡, 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 水资源短缺矛盾更加突出, 淡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据统计, 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达200多亿立方米, 而因为水资源的短缺而造成的年均少产粮食达到2600万吨, 综上所述, 如果解决了水资源的短缺, 合理利用水资源, 那么我们可以每年增产粮食1亿吨[13]。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知, 因为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产业, 而且粮食是需水型产品, 如果要确保粮食安全, 首先就要使得粮食可以正常顺利的生产, 而归根结底, 就是要很好地处理耕地、水资源等因素之间的合理利用关系。当然, 在处理耕地和水资源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技术等。
2.农业基础设施制约
农业是一个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产业, 恶劣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 我们通常把农业归为弱质产业。目前, 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 因此,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使得农业生产可以在一个优异的环境下发展更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我国现有水利工程大部分都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修建的, 年久失修, 设施老化, 这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便, 对于这个现状, 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增强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保障粮食生产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较好的环境。
一直以来, 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 而且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中, 更偏向于主要河流的治理, 那些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水利设施投资较少, 水利设施投资建设结构也不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89874.16亿元, 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3。2010年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收入都优先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中央财政投入8183亿元在“三农”方面, 这比上年多投入了930亿元, 同时, 中央还安排了1150亿元资金用于6240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 在大中型灌溉区配套节水设施的改造, 以及农村电网的改造。
近年来, 我国在农业中的投入较以前相比有所增加, 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主要原因不是政府在农业中的投入少, 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方面, 我国存在一些历史问题和没有很好地运用这笔支出。第一, 在农业方面, 存量不足以还清之前我们所欠下的债务, 以致农业发展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第二, 财政部虽然在农业中投入越来越多, 但是实际上, 直接拨钱来支持农业发展的钱并不多, 更多的是政府通过减免税收, 对农民进行补贴, 以这样的方式来减轻粮农的负担, 而那些真正从财政拨下的款项都用在了大江大河的治理, 以及生态环境的建设。从种植的角度看, 田间工程是提高粮食作物产出水平的基础, 而往往我国政府在改善田间工程尤其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的投入更是不足。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配套设施不全, 以及其他粮食生产的基础环节无法进行正常运转。
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粮食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只要我们完善基础设施并提高装备水平, 一旦现有土地耕种条件得到改善, 农业科技得到进一步推广, 土地得到更合理地耕作管理, 对粮食单产增产贡献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资料显示, 现在我国主灌溉区的骨干建筑物基本遭到破坏, 其不足40%的完好率, 以及不足70%的配套率, 是根本就发挥不了系统灌溉的作用。水利设施条件的改善, 提高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 合理利用生产投入品不但能够改善生产问题, 还能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们国家, 化肥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因此, 科学使用化肥, 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低, 与农业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 提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3.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制约
“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了, 只有通过技术改造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 方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科学技术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都是人类无法估量的。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尤其是对于粮食的日常生产和管理技术的投入。在袁隆平教授研究杂交水稻之后, 我国在粮食农业发展上还没有什么巨大成就,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步伐, 也一定程度上给粮食安全的确保带来极大的不便。虽然我们国家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是希望通过对基因的研究和突破来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管理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 最终只是徒劳。因此,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 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繁出现, 耕地的减少, 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依靠科技。
科技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具有支撑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的粮食科技水平不能满足未来粮食发展的需求, 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率为70%。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科技投入不足, 在农业新品种的研发上没有取得成效, 而且一直以来我国对农业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没有开拓创新思维, 一直停在前人的思想上, 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农业科研与推广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见效慢, 农业科技转化成生产率的效率还比较低, 科学技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国家通过科技来提高粮食单产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研投入上, 我们国家对农业科技投入水平还很低, 每年我们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的资金仅占国家对农业投入的0.01, 占农业总产值还不到千分之一,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对农业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由于农业投入的不足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时投入的缺失也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转化, 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生态环境制约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工业的发展给农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污染, 土地盐碱化加重, 而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气候异常, 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 这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 主要表现在:农业生长环境、农作物、粮食安全等。有数据表明, 当前我们处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 气候带往北移动, 而且北移这趋势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农业生长环境和农业条件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第一, 温度。温度在农作物的生长中是必不可少的, 适度的温度才可以使作物更好的生长。但是我们要明确的分清气温和地表温度。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温度升高, 将会给农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如气温上升, 农业热量条件的改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尤其是对于我国北部低温地区, 有利于冷害减少、种植期延长, 同时也可以改善西北地区积温的生长环境;但是如果地表温度持续上升, 将会导致作物减产。因为地表温度升高, 农作物呼吸的消耗增加, 光合作用受影响, 使得籽粒灌浆不充分, 从而致使农作物减产。第二个影响因素是降水。温度和降水都是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因素。充足的水分有助于作物的生长, 近几年, 气候变暖, 部分地区的降水期改变, 南方地区洪涝灾害严重, 北方地区持续干旱, 这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直接影响产量的高低。我国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 旱、涝、低温等气象灾害频繁, 气候要素变率大, 再加上农业基础比较薄弱, 设施落后, 不能及时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 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引发的气候波动, 突出表现为气候异常极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球气候变暖又大大增加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使粮食产量变化比率大, 无法满足对粮食的需求, 严重的引起粮食短缺。极端天气现象的增多, 阻碍粮食生产的进程, 产量受到影响, 必然给国家及个人带来巨大损失。不稳定的气候背景下, 气候异常导致水分胁迫高温热害、暴雨洪涝、臭氧浓度增加等负面效应, 农业生产的风险加大, 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粮食质量问题制约
随着中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也为中国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且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人民对粮食质量和安全的关注也提高了, 同时又对粮食的生产销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 食品安全越来越严重, 经常我们能够看到新闻曝光一些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某一种类食品的安全问题。人口的快速增加, 不仅仅是体现在数量增长上, 同时对健康、营养、优质等多方面提出了要求。国内食品的数量, 以及安全问题同消费者的需求矛盾也已经很明显, 而且国内优质的粮食种子所占的比例较小, 专用优质的粮食种子比例更小。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 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人民群众对食品要求也越来越高, 不仅数量将大幅增长, 而且对粮食的消费品种和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安全的食品不能再出现在人民的视野中, 这对改善粮食质量问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6.粮食价格机制不畅制约
我国进行粮食的市场化改革, 逐步取消了对粮食的管制, 尽管如此, 现在改革所达到的目标远远落后于预期目标。我国粮食市场还不发达, 制度还不完善, 市场建设步伐较慢, 农产品期货市场由于起步晚而带来发展的不完善和经营不合理, 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够等。
近几年, 粮食价格持续上涨, 但是尽管粮食价格上涨, 但是粮农的收益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收益。究其原因, 可以从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来分析。农产品价格上涨来自于成本的增加和产后的各个环节加价, 因此,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受益的是流通环节的中间商, 反而那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农民获得的利润相对很少。有相关调查显示, 在我国, 粮食的物流企业中, 粮食的流通成本与国外同行相比高出至少10%以上。虽然市场逐步开放, 经营也向合理化发展, 但是设施的落后、支持机制的不配套等问题的存在, 使得粮食市场的沟通产销、引导供求和搞活流通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多数批发市场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粮食大部分还是在场外交易, 此时期货市场就不能很好地对生产者、经营者起到套期保值的作用, 这纯粹是炒作;市场法规建设的滞后造成市场管理规范化水平低下, 在实际管理中也无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粮食市场的无序管理导致流通领域的混乱;流通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 出现供求脱节的现象, 而且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影响了当年粮食流通领域制度的制定、管理和实施。粮食价格机制不畅导致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打击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带来了粮食的减产, 危及粮食安全。
四、政策建议
粮食安全保障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障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稳定, 基于此论文提出如下措施:
1.加快建立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和粮农增收的稳定性投入机制
首先, 多方面筹集资金, 逐步建立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户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其次, 要大力扶持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农用工业的发展。政府要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采取优惠和扶持措施, 重点在粮食主产区加速建设一些大型农用工业骨干企业,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再次, 协调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关系。粮食销区的经营主体到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 应享受国家对主产区的有关扶持政策。产区粮食企业到销区建立仓储、加工等设施, 开拓粮食市场, 销区政府应予以支持并实行必要的优惠政策。加快建立重要农产品发展基金、储备制度、仓储运输体系和保障机制, 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渠道。与此同时, 各级政府都要稳步增加为“三农”服务的投入。一方面, 对中央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另一方面, 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运用股份制等多种形式促进粮食主产区的农田基本建设, 改善生产条件。
2.完善粮食主产区支持和保护政策
首先, 要完善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粮食的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粮食价格稳定机制。一是扩展保护价收购价的范围, 出台包括小麦、玉米在内的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二是提高保护价格形成机制的科学化水平。在制定粮食收购价格时, 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产成本和比较收益;三是探索建立最低收购价格的长效机制, 防止“谷贱伤农”。其次, 要在完善粮食直接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三项基本补贴政策基础上, 探索建立收入补偿机制。再次, 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加快农业税减免的力度。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 应进一步加快与粮农生产相关领域税费减免的力度, 如生产资料经营环节的税费减免、运输环节和交易环节的税费减免等, 并长期化、制度化。
3.建立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粮食安全是公共产品, 必须建立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提高粮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降低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 通过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解决粮食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亏损问题。建立粮食补贴成本分摊机制, 从国家层面解决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利益不匹配、不协调问题。
4.建立提升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效率的长效机制
现实因素 篇4
2008年6月23日,以“跨越界线”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韩国釜山举行,三国旅游部长共同签署了《釜山宣言》。《釜山宣言》的发表符合三国旅游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是推进中日韩多方位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蓝本。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推进中日韩旅游合作从理性向现实多方位转化发展,为区域旅游一体化的构建创造条件,并增强对区域外居民的旅游吸引力,是现阶段三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三国在地理上邻近,为旅游合作提供了便利的交通环境
从地域上看,中日韩同属东亚地区,处于环太平洋区域,联系紧密,交通方便。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地理位置和距离是影响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和贸易的重要因素[1]。中日韩形成金三角的地理位置,海运空运都比较方便。地理位置与交通运输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从中日韩的区域经济情况看,由于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运输便利,尤其是适应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海运条件非常便利,举例来说,中韩各大港口之间最近的海运距离只有200多海里。釜山港是韩国最大的“国际枢纽港”。我国青岛到釜山的距离是502海里,上海到釜山有492海里。目前,韩日拟建跨海隧道,总长200多公里。中日韩海运空运距离短,费用低,保证了信息的充分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贸易。所以,中韩日三国之间有利的空间地理位置为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条件。
(二)三国同属汉文化圈,为旅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中、日、韩这东亚三国不仅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且在历史上同属汉文化圈,不论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另外两个东亚国家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文化上看,中日韩三国都属于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儒教文化圈。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传播于东亚汉文化圈。共同的传统文化是建立中日韩旅游的桥梁,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曾影响包括日韩在内的许多国家。以儒家文化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在秦汉时期就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古代中国典章制度和科学技术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社会生产基础。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学者和商人纷纷到中国留学和经商中日韩之间传统友好关系维持长达一千多年,共同的传统文化是缔造东北亚地区凝聚力的纽带。这种共同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领域。因此中日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文化资源与文化传统具有同源性,在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上具有相似性,易于相互沟通和共享文化资源。
(三)中日韩三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为合作奠定了客观基础
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区3个最大的经济体。三国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密,经济依存度的逐年增强,为区域贸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日韩两国有着紧密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自1971年日本就成为韩国的第一投资国。日韩贸易关系也十分密切,据日方统计,2005年日韩贸易额为72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890亿美元。目前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1993年起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日中双边贸易额达1884.8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371.2亿美元,增长12.3%,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686.3亿美元,增长13.3%,中日双方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截止到2009年7月,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起,双边贸易增长迅速。2004年韩国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2005年中韩双边贸易取得重大进展,双边贸易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05.6亿美元,成为继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特区和东盟之后的第六个和中国贸易规模超千亿美元的国家或地区。2006年,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进口来源国的地位,并且双方已经确定了在2012年两国建交20周年时实现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据韩国海关统计,2007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450.2亿美元,2008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683.2亿美元,增长16.1%,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的进口来源地。[2]
目前,中日韩贸易关系日趋紧密,相互依存度也在逐年增强,为三国的合作奠定了客观基础,不仅可以使三国在贸易互惠互利,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国其他领域的合作,其中就为旅游合作提供了基础,因为这是让三国共赢的合作。
二、中日韩旅游合作向现实多方位转化的制约因素
1.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市场出现差异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从经济体制来讲,日本、韩国是成熟度较高的市场经济,而中国还处于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直接构成经济合作的障碍,但如果没有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或模式,旅游合作就难以向前推进[3]。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全球的旅游业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需求等的多元化,三国的旅游多元化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使三国的旅游合作只是存在最基本的层面,很难向深度合作进行。以人均GDP为例,日本第一,韩国次之,中国处于最低层次。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早在1990年人均收入就超过了3万美元;韩国已是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 ;而中国刚过1000美元[4] 。
2.贸易收支失衡,致使摩擦不断
尽管中日、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贸易赤字引发的摩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近10年来中日的双边贸易额以每年200-300亿美元的增长速度不断跨上新的台阶,虽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迅速增长,但是未能消除多年来的贸易逆差,致使在中日双边贸易中不断出现摩擦,日本外务省2006年4月就决定在内部新设“日中经济室”作为负责与中国经济谈判和构建对华经济战略的专门机构。日本对中国的连年贸易逆差,使得日本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减少逆差额,其中旅游合作也受到一定影响。同时由下表可以看出,2005年至今韩国对中国一直都保持顺差,韩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呈逐年扩大之势,这不利于两国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
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近1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方则连年严重逆差。除了中韩两国贸易结构具有一定差异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的贸易政策在对中国产品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和问题,致使贸易摩擦不断。日韩对贸易赤字增减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三国旅游合作的进程。中日韩三国贸易收支失衡以及各国设置的一些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中日韩贸易合作最主要问题之一。
3.日韩旅游贸易呈逆差,阻碍三方合作推进
在旅游服务贸易方面,日本和韩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均是第一大逆差行业,韩两国常年都呈现逆差,只有中国是顺差。近年来日本逆差规模呈下降之势,由2000年的285.2亿美元减少到2007年的139.1亿美元,减少了51.2%,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三方合作的推进。虽然近几年,韩政府出台大量促进并完善旅游业的政策措施,但随着海外旅游供应链的进一步完善,旅游要素的愈发充裕,使得以海外留学、境外旅游为代表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来源,韩国的贸易逆差额在逐年增长,由2000年的3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50.9亿美元,短短几年时间增长率约50倍,使得韩国密切关注对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这很不利于三国开展旅游合作。韩国旅游业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韩政府将旅游业摆在改善服务业收支逆差,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4.中日韩三国的旅游法制建设步伐不同
在三国旅游法规体系当中,日本的旅游法制建设是最体系最完善的,涉及面最广的,针对性最强的,有一套健全适用的法律法规,这是日本旅游业能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6]。而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到旅游业的重要性,到现在也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旅游法规体系。政府对旅游领域不仅制定个别具体法,而且以基本法的形式指明旅游事业的发展方向[7]。我国1985年国务院颁布《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旅游业管理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旅游立法工作从此进入建设性发展阶段。中日韩三国当中,日本和韩国的旅游法规体系起步的比较早,发展的也比较迅速。只有中国到现在还是旅游基本法缺位的状况。
5.缺乏协调机构
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旅游合作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正式的官方的国际区域旅游组织;二是具有官方签署的正式的区域旅游合作文件。而中日韩区域旅游合作,缺少三国共同组成的正式的官方的区域旅游合作组织,中日韩区域内缺乏有效的合作机构,虽然有如东亚旅游协会这样的组织,但它在促进区域旅游合作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很少举办关于三国的高峰旅游论坛,专门讨论本区域内旅游协调发展事宜。虽然三国都对旅游市场采取政府主导政策,但管理机构的权威性都比较逊色,所重视的方面各不相同,大家各自为战,甚至是恶性竞争。
三、中日韩旅游合作向现实多方位转化的制约因素的化解建议
第一,从政府政策推动入手。在区域旅游合作中,需要政府发挥“破冰” 作用,在国际间的区域旅游合作中更是如此,建立开放、务实的政策框架和共享的信息体系,是目前中日韩三国最需要开展的工作。建立协调机制和跨国中介组织,制定旅游开发战略当前,中日韩应成立东亚区域旅游合作中介组织,完善软硬件设施,制订统一的服务标准。
第二,建立快捷方便的三国旅游合作签证制度。根据欧美等世界其他地区跨国旅游联结的经验,三国应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倡导签署《三国联结统一旅游目的地协议》,以消除各国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给旅游联结造成的障碍,为旅游合作提供制度支持。我国可就核心联结点城市与日韩建立落地签证制度,简化三国旅游者出入境手续。
第三,从具体旅游项目合作入手逐步扩展旅游合作。努力开发各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从具体项目入手,拓展旅游种类,开展多方位旅游合作。中日韩三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开展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根据市场需要并结合资源特色对旅游产品进行深层开发,挖掘三国旅游产品的潜力与优势,例如针对市场特点,开发适销对路的专项旅游项目,积极开发商务旅游和会议旅游以及以三国农村为基础的“绿色旅游”等特色旅游。
第四,加快我国旅游法制建设步伐,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完善的旅游法律制度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更好地保护旅游法律关系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立法理念上应该从教育、福利、生活质量层面上考虑旅游的价值,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旅游法规体系建设,要制订一部促进、规范和指导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性大法,而具体的规制性法律应由具体部门去制订和实施。只有中日韩三国在法制上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统一的旅游制度,使国际旅游市场规范化,这样才能在本质上使得中日韩三国旅游合作从理性向现实的转化。▲
参考文献:
[1]李翠翠.新形势下中日韩文化产业的合作与互补[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112～115.
[2]资料来源:国别数据网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
[3] 陈海晶;姚顺先.中日韩FTA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8,(04):49～50.
[4] ]陈柳钦.建立中日韩FTA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J].日本问题研究,2008,(02):8～13.
[5]数据来源:中华人名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6] 郑国全.日本旅游法规体系的特征及其对我国旅游立法的启示[J].法制研究,2008, (11):3～6.
现实因素 篇5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阿来以对本民族文化的真挚感情, 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 充分运用民间文学的素材及创作手法, 完美的把故事的传奇性、通俗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 塑造出了个性鲜明, 特点不同的人物, 编织出了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使傻子少爷的命运牵动人心, 而小说中细腻而真实的爱情描写动人心魄, 复杂的人性纠葛打动人心, 贯穿全篇的神秘预言更谱写出了一曲没落土司制度的凄美挽歌。它结合了不同系列的小说, 情节和插曲显得纷繁多姿, 背景和场面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本质上却是表达其幻象和超历史讽喻的一种叙事, 是现代叙事学基础上的神话今义的创作。小说采用了当代世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魔幻主义手法将藏族神话、预言融入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之中, 从而使《尘埃落定》具有了独特而神秘的审美魅力。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言 :“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 小说视角独特, 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 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 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1]
一、独特的叙述视角
以异化的形象来诠释作家的思想和感受, 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一个主要特点。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也是借助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 ;《秦腔》中时常犯病的疯子引生, 他可以看见那些正常人看不见的世界。这些非常态的人物形象往往比小说中其他形象更加丰满, 更加真实。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同样运用了“傻子”的形象来塑造人物的表现手法, 这样使其作品更加立体, 深入主题更加深刻, 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意义。
1.“傻子”的视角
“傻子”的视角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但却是最独特的, 因为“傻子”不依据常理, 所以对世事往往拥有更清醒更干净的认识, 被称为“上帝的第三只眼”。《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 他以他的视角见证了麦其家族的兴与衰, 目睹了土司制度的瓦解。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做了很多标志性的大事儿, 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边境守粮食。在《尘埃落定》中, 当麦其家因为种罂粟而发财之后, “傻子”却建议种粮食, 最终也证明“傻子”的建议是正确的。与其说这是一种预知能力, 倒不如说是“傻子”的清醒之处, 也正因为这种与世无争却又大智若愚才让自己更加清楚的认识世界。正像福柯的那句至理名言 :“ (傻子) 他的傻言傻语, 一点没有理性的外貌, 却说出了理性的语言。”[2]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 就是“傻子”总是“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3], 进而使那些被“聪明人”复杂化了的人生道理得以真实地还原。这也是《尘埃落定》的独特性的一面。
2.“聪明”和“愚蠢”的界限
《尘埃落定》中聪明和愚蠢的界限是十分混沌, 也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的特点。看起来“傻子”是很聪明地应对哥哥和他们同类人的, 但其实更加大了哥哥对他的拒绝和彼此的隔膜。这些巧妙的“灵和傻”的界限使文章读来更加具有戏剧意味, 虽然只是“傻子”的意识流, 但也能在聪明和愚蠢之间叩问生命的真谛。只有麦其土司是看见了“傻子”的智慧的, 因此在垂死之时也给了他很多的忠告, 直到作品的最后大少爷惨死, 也看出了“傻子”看似愚笨其实超凡脱俗的特质, 从而验证了他始终都是哥哥的一个威胁。
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下的历史预言
阿来的《尘埃落定》大量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糅合具有民族特征的神话、预言、传说等, 使作品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 从而营造出了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氛围。
1.“尘埃落定”的结局
作品中很多场景荒诞神奇, 但却直指土司家族的兴旺和衰败, 比如藏传佛教的传播者翁波意西因为说破了土司不想听到的话而被两次割掉了舌头, 而他的舌头对狗却发出了突兀的一击, 不仅反映了历史的不可掩盖性和命运的无常, 也预示了土司制度的灭亡 ;行刑者的儿子小尔依带着“傻子”和索郎泽郎去阁楼上看受刑人的衣物的时候, 一系列幻象就在“傻子”穿上那件受刑人受刑时穿的衣服而纷纷闪现出来, 仿佛是看见了未来一般 ;作品中的“傻子”有着怪异的痛觉, 而在最后却出现了最真切的痛感, 紧接着又预示到了地震的到来等等这一系列看似荒诞实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情景都纷至沓来, 强烈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时代的到来, 这是作者大量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从而来营造氛围的杰作。作品中的预言大部分来自于“傻子”的信口开河和怪异动作, “傻子”用他内心看似笨拙其实敏锐的触感预示着未来, 最后就连麦其土司也不得不认为“傻子”是来结束一个时代的预言家, 从而深深为之感叹道 :“为什么你看不见现在, 却看到了未来!”
传统到现代, 封闭到开放, 《尘埃落定》中叙述的种种重大的历史变革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下展现的光怪陆离, 自然而精彩。地理因素决定了过去, 而政治环境却使未来发生了改变, 那些亦真亦幻的场景虽然十分荒诞不经, 但却是历史忠实的撰写者, 从某种层面上讲就是翁波意西的舌头, 叙述着不容掩盖的真实。“傻子”的自言自语虽然是信口开河的, 历史的尾声却一直不变地回响在他脑海中, 吵闹, 却清晰的演奏出土司制度必然衰败的结局。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传统的确是根深蒂固的, 却始终敌不过现实的攻击和冲刷。
2. 历史的不可抗拒性
作品《尘埃落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最浓烈的地方表现在主题的突出 :即历史的发展和不可抗拒性。作品中“傻子”命丧黄泉“尘埃落定”的结局似乎有些让人不能理解 :“他不是超凡脱俗与世无争的角色么?不仅如此, 他还具有开放的人文意识, 拥有智慧并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地位财富以及美女, 这该是个幸福的人物形象, 为什么要在新旧交替的时候让他魂归尘土呢?”
其实, “傻子”的内心深处, 始终都存在这一种当“土司”的欲望。在“红色汉人”来到家族领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犹豫权衡, 虽然能清醒地意识到和接受了未来的图景, 但还是陷入了一种精神困惑, 土司来之前, 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 有了土司之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如今“红色汉人”的突然闯入让“傻子”陷入了沉思 :土司之后又是什么呢?这一系列的叩问背后可以看出, “傻子”是想当土司的, 这个愿望一旦爆发出来, 就证明他不再“傻”了, 而当他发觉自己不再是“傻子”而变得聪明起来的那一刻起, 就和所有的传统的土司一样有了野心, 也就是说和他们不再有差别了。
所以说, 这样的结局是讽刺的但又引人深思, 即使土司制度“尘埃落定”, 历史车轮也将继续前行。可以看出, 超越现实和历史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现实和历史的“神话叙述”, 这是21世纪小说创作的普通倾向, 正如《尘埃落定》所揭示那样, 它是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逻辑和精神倾向所决定的。这种对于传统的颠覆体现在自我身份的隐匿之中。“自我身份隐匿是借助于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的, 它建立在父辈价值观拒斥的基础上, 也是建立在对外来事物全真模仿的基础之上, 从而割裂了自己与传统秩序的内在联系。”[4]
三、内心独白的诗化
《尘埃落定》中历史和神话不同纬度的交织, 真实和虚幻的自由混合, 叙述的“内视点”在类似于自由联想的层面来回扫描, 其创作手段的诗化无不是以它的终结性质反顾的立场为前提, 文学描写由外部转向了内心, 从而使许多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含、晦涩、曲折、无序的特点。《尘埃落定》中以“傻子”二少爷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充满了诗意的语言, 优美、灵巧、富有魅力。有人评价《尘埃落定》是一部史诗性的创作, 在生动的描写中穿插着对历史的深刻演绎。
1. 深刻灵动的描写
诗化的小说具有“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 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 以及意象性抒情, 象征性意境营造等形式特征”。在“红色汉人”进驻到麦其土司的家族领地, 土司制度面临土崩瓦解的时候, 作者是这样描述“傻子”所看见的情景的 :“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 剩下的尘埃落下来, 融入大地。”这种生动传神的描述让人仿佛已经置身到那片土地之上, 和二少爷一同经历这个历史性的画面。“一柱光线穿过那些寂静而幽暗的空间, 便照见了许多细小的微尘漂浮, 像茫茫宇宙中那些星球在运转。”作品中经常运用“尘埃”的意象, 不仅暗指主题, 而且推动了故事继续向前发展, “傻子”的形象是清醒的, 他可以静静地关注那些哪怕再细小的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也只有在他的眼中, 尘埃才是那么的灵动可爱, 不仅如此, 在善于观察而且内心纯净的“傻子”眼中, 尘埃还被具象成了茫茫宇宙中的星球, 可见作者深厚的诗歌功底和对角色的精妙掌握。
2. 反问和抒情手法的运用
作品中出现大量的内心叩问和对死亡的尖锐感知, 交织着幻觉描写, 体现出对内心存在与美学体验的深刻关注, 已经从根本上影响到作家对于真实与虚假这些概念的认识, 对死亡与再生的神话模式所做的探讨, 蕴含着作家试图深刻地把握现实的愿望, 等等。反映作家对良知和纯真这些问题的敏感意识, 还有对成人世界和社会性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预示着作家将以另一种眼光看待现实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作品中所有情节的转折和逻辑关系都是经由作者提出疑问, 糅合大量的自我抒情经过观念上的解释得以铺陈展开的, 每一个形象的出现都赋予理智和幻觉的双重属性, 而人物的每一种临界状态的心理渊源都纳入了智性活动所需的观察和试炼。它们从属于“一个半透明而富于想象力的黑夜”[5]的初始发展, 目的是为了勘查生命和认识所赖以存在的那片领地。
反问和抒情的写照揭示出《尘埃落定》的内涵, 对我们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不无助益, 它们还揭示了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即死亡是一种精神的现实, 它构成了这篇小说体验的基础。人物的多次死亡和幽闭恐惧均是这种体验的真实再现, 或者说作家是以他这种早熟的幻灭的体验申诉取了创作的源泉。
摘要：文学创作大多以正常化文本进行阐释, 但也有特例, 如阿来作品《尘埃落定》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从非常态的视角“傻子”的口吻, 借用诗性的语言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旺和衰败。这种超越文本, 非常态化的写作模式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建构。
关键词：《尘埃落定》,魔幻现实主义
参考文献
[1]严家炎.颁奖辞[N].成都商报, 2000-10-25.
[2][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北京:三联书店, 2005.
[3]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 2001 (9) .
[4]许志强.马拉扎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现实因素 篇6
一、寓教于乐
(一) 多媒体技术设置教学情景
多媒体的应用为英语教学语境的设置创造了条件。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一切都是由教师主宰, 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教学过程。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图、文、声、像、影合一和交互性等特点来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 使教学变得直观形象。如:英语教学课程中的In search of the Amber Room。应用Power Point制作出教学课件, 辅助阅读和了解课文。通过一幅生动的画面展示the Amber Room的精致和辉煌, 来激发起学生对它的兴趣。然后设计有关问题, 检测学生的理解能力。这样就把学生带到一个具体而真实的奇特情景中, 达到语言的自然运用效果。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兴趣浓厚,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二) 竞赛抢答活跃氛围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授课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 激起他们思维的火花, 好象磁石一样把学生吸引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学生对学习英语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在课堂上为了一个单词或一段英语课文他们往往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特点,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将学生分成小组, 或者个人来抢答, 使学生在热烈的气氛中巩固所学的知识, 培养进一步梳理知识要点的兴趣, 增强学生的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意识, 以这种方式结课有竞赛的意识, 可使学生获得成就感与自豪感。
(三) 运用表演教学法
在教《百万富翁》时, 讲课前我提前一天把表演的任务布置下来, 并且向学生讲明, 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小组里分陪合适的角色。表演结束, 我让其他学生点评, 在此基础上, 我再把课文中的重点稍加点拨, 学生基本上理解了全文。然后, 我再用电脑把原版的戏剧播放给大家看, 两相比较, 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而且能使学生深切的感受到英语学习中的乐趣。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到英语课常听常新, 百听不厌, 从而就更加喜欢英语课了。
二、以情施教
自然中和谐共处非常重要, 在英语教学中, 师生关系的和谐同样不可缺少。外语教学的情感因素的运用, 是必须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师的一切情感活动都要建立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 必须处于服从和服务于教学效果、围绕和适应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展开, 才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在生活中, 教师要给予学生满腔热情的关怀, 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句问侯、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真诚。实践证明, 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让学生自主的学习, 主动的求知、探索, 从而提高素养、发展个性。
(一) 树立好形象
如果教师要受到学生尊敬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树立好自己的形象。一是负责任形象, 教师不能仅仅把教书育人作为一份工作去做, 而是要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去对待。工作量大了、压力大了可能会让老师厌倦, 但面对困难的挑战, 拥有一份事业心责任感反而能让他们兴奋。老师在教学中是否尽责, 有学习“经验”的高中生是非常敏感的, 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 难以取得学生的信任感。二是能亲和形象, 有的老师让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距离加大, 这种情况下的学习完全是强迫性的学习, 教学效果难以达到。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让学生敢于亲近, 敢于表现自己的天性, 从而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对于高中英语教学十分重要。三是业务强的形象, 要下苦功夫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和能力, 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感往往建立在对老师业务素质和经验能力的信任基础上。一个总会出错、或被学生“问倒”的教师, 很难在学生中建立起“权威感”, 从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二) 爱心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 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幼小的心灵。在这里, 谁有耐心和细心, 谁就能取得成功。”由此知之, 爱心对于教育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对学生付出全心的爱, 让学生知道老师不仅在教他们学本领更在教他们成长成人, 不仅关心他们学习, 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情感, 这样的信息甚至比为他们讲解一百张试卷都重要。在我们教学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一种现象, 一位老师新学年新接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因为学生都已经适应了以前的教学模式, 所以开始时学生在课堂上都显得很“冷”甚至很不配合, 如果此时老师没有与学生进行及时主动的沟通, 时间一长, 他就会发现学生上课似乎都打不起精神, 课下作业质量也差强人意。这个时候, 老师的爱心就是尽快改变这一局面的金钥匙。在教学中只有老师先了解这个班学生的特点偏好, 在课堂上积极表现出一种朋友式的姿态和他们互动交流, 课堂下也愿意拿出时间和学生沟通并努力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真正建立起相互信任、尊重、团结、友爱和共同学习进步的良好关系时,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时候, 他就会发现, 学生渐渐又开始爱上英语课了, 学生从被动学、愿意学到自觉学, 由“苦学”变成“乐学”, 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中, 课堂互动效果明显增强, 学生的学习效率明显提高。反之, 如果老师的爱心不能充分表达出来, 师生间新的磨合适应或许今后也会慢慢形成, 但“时间成本”会让教学质量上付出的代价让这个班落后不少。
(三) 平等教学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 应特别强调师生合作的重要性。合作意味着双方的平等, 没有你高我低, 单纯的我讲你做。“不平等”的教学过程, 或者只有教师一方积极性的教学, 往往使老师看不到自身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容易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学生的不努力、悟性慢或基础差。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与教师一起参与教和学, 真正做学习的主人, 和老师共同达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教育环境, 学生才能和老师一道共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尤其是学习成绩一时落后的学生, 往往需要老师拥有更大的耐心来施教, 甚至鼓励他们开口提问, 向自己的教学方式提出疑问, 才能更好的照顾他们在教学中的切身感受, 让他们感到受到了老师的重视而不是忽视, 从而激发起“赶队”的勇气和决心。
三、情景交融
实现对话与交流是高中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在实际教学中, 学生的对话需要创造接近现实生活的语言环境, 并创造理想的学习互动氛围。这就需要老师把教材中的语言材料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想方设法密切联系起来, 才能起到锻炼学生实际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目的。
(一) 激发学生运用语言的欲望
在中学英语课堂教学实施之前, 教师首先要提出有关情景教学的设想, 调动学生的互动交流的兴趣, 引导学生用积极的态度解决教师课堂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情景设置真, 让学生感到这样的情景设置、这样的语言运用都是生活中常见常闻常遇, 非常自然也非常切合实际。二是现实需要逼, 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某种程度上是逼出来的, 没有“生活中的必须”哪有“语言运用的逻辑”。要让学生明白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运用的过程。三是情况刺激诱, 对学生来说, 老师设置的情景, 往往象是一个又一个陷阱, 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考验着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的一场又一场考验, 一系列问题的假设驱动着学生展开对问题的思维和加工, 推动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加速度提高, 把学生的积极思考贯注到实际运用中来。
(二)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情景教学实践中, 老师应努力培养学生主动动脑、动口的能力, 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中的思维创造能力, 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而非客体。一要淡化自身角色, 即淡化在传统教学中老师的“权威性”, 尽量不要频繁打断学生的思维逻辑和表演。对于一些语法的错误, 教师可以暂时不给予理会, 否则就失去情景教学的真正目的。二要当好仲裁者, 情景教学, 教师不是课堂的旁观者, 在表演后要适当对学生实际英语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帮助和提醒, 而不使学生对教学中的一些意外情况感到束手无策。三要做积极鼓动者, 通过不断地鼓励学生, 让学生从不敢讲、被动讲到敢讲、愿讲、积极讲、常常讲甚至表演式的去讲, 才能最大程度的开发学生获取新知识的兴趣和冲动, 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使教与学的过程达到最佳的结合状态, 这样才能真正使整个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活泼、真实、顺畅。
四、制造幽默氛围, 活跃课堂气氛
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代中学生对理想中的英语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先传统的热爱工作、有耐心、工作勤奋、学问渊博等各项素质已经成为教师必备的基本条件, 在此基础上, 学生现在更看重老师的授课技巧与能力, 希望自己在轻松的氛围里获取知识。教学是一门艺术, 有些语法概念比较枯燥, 教师照本宣科, 学生觉得难学, 从而就开始厌学, 面对此种情况, 教师要因势利导, 深入浅出, 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深奥难懂的知识。那么如何让学生由厌学到好学, 想学英语呢?我认为幽默是一种良好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前或者课中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穿插一些幽默风趣的语言及故事等, 或者是在与学生交流的时候, 用精辟和幽默的语言, 可以使学生在笑声中达到对知识的掌握。我记得有一次上课, 一位中文演讲非常专业, 朗读铿锵有力的男学生进行英语朗读, 他读英语时突然变的温文尔雅.我对他点评的时候说, 他讲中文时是superman, 讲英文时是gentleman.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 没有想到全班立刻兴奋起来.虽然这是教学生活中的一件平常小事, 但它却使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幽默是最佳的润滑剂。
五、鼓励学生“敢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说话是人类交流思想、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一种主要方式。我们不但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而且还要培养他们运用语言反映社会, 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种种看法。敢说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学生敢说需要教师足够的耐心。在我的课堂上, 规定每天一位学生在上课前都要到讲台上进行1-5分钟的发言 (presentation) 。发言的内容是和本单元的学习有关系。比如在学习到Earthquake这个单元的时候, 就有六位学生分别围绕地震讲了不同的话题:有讲历史上比较大的地震, 有讲地震的起因和地震带, 有讲地震死伤人数和破坏力的对比, 也有对比政府的反应应急能力。学生往往有一周的时间准备, 上网查找资料, 并且制作课件, 演讲的时候图文并茂, 脱稿演讲。高一的时候, 学生往往是在做命题文章, 很多学生会原文照搬网上的资料来讲。演讲的时候, 有的学生读都读不正确, 其他人也很难听懂。但是如果能坚持到了高二高三, 学生会有很多改进:语言不再那么复杂, 学会用简单常用的词语表达自己丰富的内容和思想。学生由当初被逼上讲台到后来争着、盼着, 自觉地、坦然地上讲台,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学生一旦养成了这种良好的习惯, 就像冲破重重阻力进入空间轨道的飞行器, 基本可以靠惯性自行运转了。
摘要：本文分析了情感因素对高中英语教学的一些重要影响, 从寓教于乐、以情施教、情景交融, 幽默教学, 鼓励敢讲五个方面分析了传统高中英语教学方法应注意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为高中英语教学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学,寓教于乐,以情施教,情景交融,幽默教学,鼓励敢讲
参考文献
[1]杨华.浅谈如何为英语课堂教学增色[J].英语广场, 2012, 3 (3) :113-114.
[2]马凤丽.情景教学法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1, 3 (7) :66-69.
现实因素 篇7
1. 学习成绩影响因素的类型划分
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是复杂多变的, 很多时候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非单一因素影响的。因此, 有必要综合考量、全面总结出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说, 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其中内部因素包括遗传、身心状态和特征, 比如身体健康状况、学习动机、兴趣、态度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学校、家庭、教师等影响因素。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 认为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可以分为可能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
内因主要是指学生自身条件, 又可以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先天因素主要是由遗传获得。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大部分人的遗传都是出于常态, 并且遗传因素对人的学习的影响在人的一生中是呈减弱的趋势的。[2]后天因素主要是指学生出生后通过学习而逐步形成的身心特征。后天因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其程度大小、强弱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
2. 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的特点与问题
(1) 主观性。艺术类高职院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专业特色, 即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专业特色由此带来的无论是学习过程, 还是学习结果, 都会呈现艺术性;而艺术由此带来的就是作品创作的主观性、作品评价的主观性。同时, 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因此, 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的最大特点就是主观性。当然, 在艺术设计领域, 这种主观性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的, 是一种建立在客观标准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
(2) 被动性。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对于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和考核, 很少有学生参与其中的。学生在这样的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中毫无发言权, 基本上没有任何话语权, 完全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中。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也不例外, 学生也被排除在学习成绩的评定与考核之外, 完全处于被动性地位。
(3) 绝对性。绝对性是指在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中, 任课教师, 特别是专业任课教师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高校专业教师本身就是在专业上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才能胜任, 因而使得大学教师在专业教学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这样的权威性一直外延至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上。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也受到这样的权威性的影响。
基于上述特点, 学校可以采取分等级、评分评语相结合、集体评价等方式去解决问题, 在艺术类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中适宜采取模糊评价体系, 加上评分评价语对评分加以描述, 同时, 引入民主、消除集权和绝对的评分流程, 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规避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中的不利因素, 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成绩, 最终达到提升艺术类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目标。
摘要：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直接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数量和质量、技能的准确性和熟练程度, 以及能力的发展水平, 是评价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艺术类高职院校因其专业特色、层次和类别特点, 造成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比较特殊。研究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成绩现实性影响因素, 有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 提高其学习成绩, 从而提升高职院校教学质量。
关键词：艺术类,高职院校,学习成绩,现实性因素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1170.
现实因素 篇8
关键词：高职,高技能人才,困境,对策
1 背景
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是提高教学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12]4号) 明确指出: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 学校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都关乎教学质量。
2 问题的提出
2012年,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 但是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 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的要求没有很好对接, 学习的内容与实际工作岗位要求不一致, 学生的自主创造力未能有效开发, 缺乏对实际工作流程知识的系统把握。无法满足企业人才急需、实用的要求, 更难以将毕业学生“孵化”成高级工,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人才培养成本, 造成企业面临人才困境, 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招进的毕业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岗位, 需要在本单位相应部门有一个长时间的适应过程, 或者在相关行业进行二次回炉, 不能保证人才的实用性和有效性。造成了企业急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进企就能顶岗、上岗、适岗的人才数量短缺、结构失衡。
3 影响因素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和重要阵地, 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乎其生存发展, 所以院校要有教学质量问题的生存危机和紧迫感, 要有明确的质量意识和质量建设的标准、动力。下面, 主要分析其影响因素。
(1) 校企合作不够深入, 企业参与度、热情不够
高职教育目前强调校企合作, 如何实现共赢, 激发双方合作的积极性是当前研究一个热点。校企双方目标不一致,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 创造经济效益, 而学校的目标是为社会输送人才, 所以企业在此过程中缺乏合作动力。
(2) 师资实践水平欠缺, 授课内容与企业需求不对接
教师缺乏实践能力, 大多数职业院校的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有的甚至是博士生, 跳过了在企业进行工程实践锻炼的阶段, 理论缺少在实践中历练, 专业实践能力普遍不足或缺失, 解决相关行业、企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且授课内容和方式基本上延续“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育模式, 难以将企业案例的技术知识点、关键技术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 学习内容和企业要求难以对接。
(3) 硬件建设水平不高
学校硬件设施建设方面, 政府投资、激励措施不够有力。在职业教育和高技能培训上, 硬件建设存在散、小的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才的培养。仅仅依靠院校自身投入解决实训设施, 难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或“有水平”却无法共享的状况, 学校的设备与企业设备不能做到统一。
(4) 机制、制度、办学定位不完善
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制度不健全。政府和很多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缺少相关制度, 没有完善的计划、没有具体组织机构。政府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政府未充分发挥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制定人才规划的作用, 缺乏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 合作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 促使合作关系建立和维系稳定的相关制度, 促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的引导政策。
4 对策研究
(1) 探寻校企合作的切入点与契合点
以企业利益契合点为切入点, 企业是人才的使用者, 学校是人才培养者, 要找准两者间的切入点。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大纲、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体系, 保证专业定位的准确性, 使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方向更适合企业的需求, 根据企业的用工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调整专业方向;加强企业、专家与高职院校的良性互动, 建立稳定紧密的技术协作关系。
在合作中, 尤其要考虑企业在合作中的地位, 充分考虑企业的话语权、决策权, 让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合作, 实实在在地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人才来源, 为企业储备人才, 减少自身培养的费用。让企业在确立市场需求、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成绩评定等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学校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稳定的人才输出, 应社会所需, 与市场接轨,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提升“双师”水平。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赢互动、相互支持, 又以各自的社会需求目标为依据, 彼此制约, 缔造利益共同体。
(2) 师资互聘, 以企业当前实际产品内容进行教学
积极邀请企业优秀管理者或技术人员到学校授课, 并落实相关待遇, 促进校企师资、人员双方互聘, 企业有经验的师傅带着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结合理论走进学校给学生授课, 传授企业的技艺、绝活, 使学生能接触企业真实的工作案例, 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 学校派专业教师下企业, 对企业员工进行理论提高培训, 提高员工的素质, 提高一线员工的文化层次。通过校企双方的师资互聘和企业真实案例的实训, 学生可以在教学中获得技能训练, 既提高了专业技能, 也为企业进行产品设计、生产, 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同时, 学校可以在此过程中缓解部分实训材料费紧张的问题, 又使学生在“校中厂、厂中校”的合作过程中掌握技能, 出校门马上能顶岗作业, 极大地减少了过渡适应期。
把企业对人才的一些需求前置, 把问题解决在校园里, 从而缩短了学生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 缩短了学校与企业的差距, 这样的校企合作才会有根基。比如机械加工岗位, 在毕业前就要解决熟悉的工艺过程规划、工序制作等, 包括熟悉零部件实际生产图纸、切削刀具、用量的选择设计、各类工艺卡、装备设计, 熟悉机械零件加工设备及产品检验规程等, 熟悉整个岗位的流程, 在顶岗或就业后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就业质量。
通过校企合作使企业得到人才, 学生得到技能, 学校得到发展, 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双赢结果。
(3) 硬件建设
做到学校与企业信息、资源共享, 学校利用企业提供的设备, 企业也不必为培养人才担心场地问题, 实现了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 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 节约了学校与企业的成本。由企业提供实习基地、设备、原料, 企业参与学校教学计划的制订, 并指派专业人员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
找校企合作的切入点, 搭建开放的共享资源平台, 以“校企一体化”为形式, 在校建“生产车间”, “工作室”, 引进企业技术、人才、管理和资金, 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 作为企业生产车间的延伸, 做到“以产促学”, 形成区域性开放式社会服务平台。校企双方的合作都是以项目为依托, 以服务地方为目的。双方合作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高技能专业技术人才, 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储备人力资源。“校中厂”形式可以节约生产运行成本, 又可以借助学校的人才优势,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种桥梁纽带, 能够逐步破解高职院校和企业双向需求难以得到解决的困境, 减轻企业培训经费的负担, 避免学校重复建设实训室, 提高学校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为经济社会产业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优势互补。建立院校—企业—地区—社会一致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服务系统, 建立高职生学习、就业综合服务体系, 把高职生的学习、就业与为企业注入高技能人才紧密衔接起来, 与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密切融合起来。
(4) 制度保障
校企合作应该在政府引导下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 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提供优惠政策、财政资金或土地等, 进行规划建设, 推动工学结合。再者, 给予财税政策支持, 对于企业支持职业教育, 法律规定一些政策性优惠, 明确的税费优惠, 校企双方的权责等。因此, 国家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 并切实抓好法规文件的执行, 以促进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制定操作性强的学分互认制度和教学模式等有待进一步探索。
5 小结
通过分析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只有企业、社会积极参与, 教师的教学、教育力作为保证, 激发学生学习力、创新力, 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 构建“多方联动, 多方共赢”的办学共同体, 才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就业质量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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