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筹划（精选十篇）
国际税收筹划 篇1
一对外承包工程在我国国内部分涉及的税收筹划及管理
1国内增值税方面筹划及管理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 增值税都是一个重要的税种, 各国对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都明确界定限于“货物和服务的提供”。我国对外承包商, 为实施对外工程所采购的设备、材料、生活物资, 以及不再运回境内的机具、工具等出口货物按照国家现行的税收法律政策享受免税并退税的优惠政策, 因为在货物出口前, 按照国家税收的政策, 这些设备、材料、生活物资、机具、工具等采购价格中含有的增值税, 但是国家会对出口产品进行免税或是退税, 例如可对国内采购大型机械设备材料和国内退税后价格作为对比, 选择较为合适采购模式。
此外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国内分包的施工企业, 为实施该对外工程项目而采购出口的物资, 如钢筋、水泥、安装材料及消耗性材料等, 也可以享受免税并退税的优惠政策, 虽然他们没有对外出口权, 不直接承担国外工程, 但是可以通过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名义退税或由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代理退税的方式退税。因为代理退税涉及众多部门而且操作复杂。本文建议采用名义退税的方式退税, 并在实际操作相应调整分包合同人民币金额的部分, 减少分包商开具发票的金额, 从而减少分包企业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 这样可以达到降低分包合同价格, 最终降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外的成本, 增加竞争力。
2国内营业税方面筹划及管理
就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自身来说并不存在缴纳国内营业税的问题, 因为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不在国内, 即应税使用地在境外, 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不属于我国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无需缴纳营业税。
但是对于大型的国际承包项目, 承包企业通常无法独立完成全部的工作, 将会对工程进行分包, 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 可以从设计、土建、设备供货、安装、调试、培训这几方面进行国内国外分包, 如果将部分工作分包给国内企业, 因为国内企业并不直接对外承担工程, 所以分包企业仍然需要缴纳营业税及与其相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费。但国内分包企业不应就其分包合同全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因为就其本身承担的分包工作而言并不是全部在境内使用, 而是一部分在境内, 一部分在境外, 例如国外现场设计服务、土建安装现场的施工、调试及培训。所以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与国内分包企业签订分包合同时, 应详细划分分包合同中国内与国外部分的工作及其价格。分包企业应仅就国内工作的价款部分, 开具营业性发票给对外承包企业用于账务处理, 而国外工作的价款部分, 开具结算单用于账务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了分包合同的价格, 从而节约了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的成本。
二对外承包工程国外部分涉及的税收筹划和工程管理
1关税的税收筹划与管理
我国的对外承包企所承包的项目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的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相似。关于关税的筹划和管理, 首先要考虑的是我国与工程所在国是否有关税协定, 如果货物或是设备来自第三国采购, 则需要考虑第三国与工程所在国是否有关税协定。其次是考虑工程所在国海关能否接受关税保函, 利用保险公司的保单来替代关税, 这种做法有利于临时用在工程所在国的施工机械或是设备, 在工程完工后, 再把这些工具和设备运回国内的情况。对于这样的设备和机械, 这样做可以避免缴纳关税。最后需要考虑不同商品在报关时的税率差别, 比如同一种商品, 选择不同描述会产生不同税率, 因为各国税则不同, 尤其国外工程, 采用外文合理的描述货物性能或品名, 能得到较低税率。因为不同国家对对本国商品的保护, 不希望国外的产品冲击国内的企业, 就会采取较高的税率。但是与之类似商品, 工程所在国没有或是根据某些国家间贸易协定, 希望进口的产品, 会降低税率, 这样就可以选择以这种商品品名进行申报。另外考虑到所在国的投资环境, 可以用实物做投资, 把缴纳的税收作为投资的一部分。不过笔者还是建议, 在开发海外市场的时候, 与业主谈定合同的同时, 最好让业主清关并承担货物的关税, 因为外来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对一个国家的关税税则还是不能很好掌握, 很多事情无法运作, 如果业主比较强势或是政府部门, 他们去做清关和缴纳关税会变得事半功倍。此外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常用贸易术语, 划清责任与义务, 比如FOB、CFR、CIP、CIF等贸易术语。
2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与管理
根据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 (修订) 》 (财税字【1997】116号) 对境外所得的有关申报和缴税管理做出了规定。在纳税年度和申报方面, 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不论是否汇回, 均应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但是对于海外项目,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海外实施项目时, 在项目所在国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如果工程实施的所在国与我国签有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的, 那么其在国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按照我国税法规定, 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是可以进行抵扣的, 抵扣的限额是应税所得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法计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也就是说国外已纳税额在限额以内的, 据实扣除, 差额部分补缴;超过限额的, 据限额扣除, 超额部分不得抵扣。对于一些大型的对外工程承包项目, 有的项目所在国在企业所得税上会有一些减免性的优惠政策。针对这种情况,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采取相应的手段争取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如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 并且按照工程所在国的国税法及政府规定, 获得了减免税, 这样由纳税企业提供有关证明, 经税务机关的批准, 视同已缴纳所得税从而进行抵免。例如中国政府援外项目、工程所在国的政府项目、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的援建项目和中国领事馆的项目都可以利用此方法进行所得税抵免。
通过对国际工程项目纳税分析, 总结了国际工程项目税收筹划的通行方法, 通过合理税收筹划, 能够合法的减少不必要的纳税开支, 获得可观的筹划收益。总的来说, 国内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摒弃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 采用精细化的管理, 不断地提高各方的管理水平, 以适应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 这样有利于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的顺利实施, 而且还会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的相关优惠政策, 实现更多的利润, 从而增强对外承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摘要：本文从对外承包的国际工程的主要税种的税收分类谈起, 并对通用税收进行详细分析, 对其中可以进行合理规避的税收进行论述, 并结合一定的工程案例及经验进行分析, 引出国际工程在税收方面优化管理建议。
关键词：国际工程,税收,筹划,管理
参考文献
[1]杨志清, 庄粉荣.税收筹划案例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版
[2]解学智主编.国外税制概览[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版
[3]陈志楣著.税收制度国际比较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版
[4]何伯森, 张水波.国际工程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国际税收筹划 篇2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客观基础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收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进行深入了解。国际税收筹划的客观基础是国际税收的差别，即各国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税制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为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一)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
跨国投资国际税务筹划 篇3
[关键词] 跨国投资 税务筹划 税收抵免 避税地
跨国企业进行新的投资时，出于节税和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应从投资地点、设立经营机构方式及新建企业的组织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选择。
一、投资地点选择上的税务考虑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除了要考虑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金融环境、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常规因素外，不同地点的税制差别应作为考虑的重点。企业应充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税制情况，选择整体税收负担相对较低的地点进行投资，以获取最大的税后利益。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或地区不征企业所得税，如巴拿马；有的税率高达50%以上，如印度；有的国家的增值税率较低，如日本为3%；而有的则较高，如匈牙利为25%。可见，选择不同投资地点对投资净收益的影响是很大的。
此外，还要考虑有关国家因同时实行税收居民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管辖权导致对同一项所得双重征税，以及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有关税收抵免的具体规定。国与国之间通过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方法通常有三种。（1）扣除法。（2）免税法。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国税制不同，又分为全额免税法和累进免税法，目前实行免税制的国家大多采用累进免税法。（3）抵免法。从理论上说，抵免法可分为全额抵免法和限额抵免法，其中以后者应用最为普遍。
以上三种方法在不同情况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效果是不同的。现举例说明如下。例，某企业当年境内应税所得为100万元，来源于境外所得100万元，假设除税率差别外本国所得税法与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规定相同。下面比较在不同税率和采用不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方法的情况下，该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占其全部应税所得的比重。
第一种情况，本国所得税税率30％，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税率40％：
(1)扣除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40）×30％＝48（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已纳境外税额
＝48+40＝88（万元）
税负水平为44％。
(2)免税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100×30％＝3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30+40＝70（万元）
税负水平为35％。
(3)限额抵免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30％-30＝3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30+40＝70（万元）
税负水平为35％。
(4)全额抵免法
向本国政府实际应纳税额＝200×30％-40＝20（万元）
企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20+40＝60（万元）
税负水平为30％。
第二种情况，本国所得税税率40％，境外税收管辖权的所得税税率30％：
扣除法、免税法、限额抵免法和全额抵免法的税负水平分别为49％、35％、40％和40％。
比较可知:（1）境外税率高于国内税率时，全额抵免法对纳税人最有利；限额抵免法与免税法一致。（2）境外税率低于国内税率时，免税法对纳税人最有利；限额抵免法与全额抵免法一致。任何情况下，扣除法对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效果最不理想。
对跨国公司来说，面临实施抵免法的国家时，还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母公司所在国是否实行限额抵免；当实行限额抵免时，跨国公司若到高税率国家投资，所交纳的税款将得不到全额抵免。（2）东道国若与母国之间尚无双边税收协定，母国是否允许在该东道国交纳的税款用来抵免跨国公司的税负。有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进行抵免。另外，抵免法虽然避免了双重征税，但当跨国公司投资于低税国或免税国时，它并不能享受东道国所给予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所以此时要注意母国是否有税收饶让政策。
由此看来，对跨国投资面临的国际双重征税，有关国家能否免除，采取何种方式给予免除，对跨国纳税人构成不同税收负担。这就要求跨国投资者必须熟悉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了解有关国家之间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关于免除双重征税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以便进行投资国别或地点的优化选择。
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选择上的税务考虑
企业在国外投资和开展营业时设立经营机构的方式有两种:建立分支机构或组建子公司。为减轻税负，如何在两种经营形式之间做出选择，取决于许多非税收和税收条件。可能的非税收限制包括由民法、公司法和行政法造成的障碍，如劳动法规、工人参与企业产权的程度、对公布某些财务资料的规定、不同种类的政府许可等。税收因素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整个企业利润或损失预计，有关国家对新企业开创期的承认及相应的优惠待遇、税基大小、税率高低、税收条约或协定的影响等。在实践中，就税收因素来说，分支机构与子公司各有利弊，结合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考虑国外投资项目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境外投资项目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或加工装配业，即一开始就有盈利可能，建立子公司较为有利，因为子公司的利润在汇回总公司之前，不需缴纳汇出利润预提税和所在国税收。如果国外投资项目预计初期会发生亏损，则建立分公司较为有利。因为分公司的损益归属母公司，其年度亏损可并入总公司的税前利润自行弥补，以减少总公司纳税额。而子公司亏损只能从以后年度利润中得到弥补。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东道国法律许可，更为有利的做法是在投资亏损期建立分公司，进入盈利期后建立子公司。
国际工程税收筹划与管理探析 篇4
关键词：国际工程,税收,筹划,管理
引言
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来节约生产经营的成本,从而提升其综合竞争力,目前这种税收筹划的手段已经被各国普遍使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工程也日益增多,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税收及期间发生的费用筹划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重视,跨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承包商更是将其视为降低自身经营成本的关键,但是税收筹划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因此税收筹划效果也会大不相同。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为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国际工程项目中的主要税收,结合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最终提出筹划措施及管理方案。
一、国际工程税收筹划概述
所谓的国际税收筹划是指各国的纳税人在进行开展跨国项目时,运用一定的、合理的手段,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降低、减轻税费负担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规避税费的方法,纳税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运用合法的方式,利用各国税收相关的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税收规定中存在的缺陷,采取变更经营方式、变更经营地点、转移交易管辖地等多种手段来谋求规避税费甚至消除纳税义务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国际税收筹划,其中关乎工程领域的就被称为国际工程项目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前提,是为后期管理做的准备工作。良好的筹划,是确保后期管理良好有序的关键。
二、国际工程税收筹划的基本步骤
国际避税的前提是熟悉东道主国家相关税收制度或者 《税收法》,因为税法是一个国家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手段。国际工程税收筹划的基本步骤是:
1.预先安排。工程项目中标之后就要开始进行商务谈判和合同签订,这是控制税收的关键步骤,作为承建方的东道主国家从主观上是重视国际工程项目的,预先安排工作是决定规避税收程度的前提,因此,在商务谈判中,往往会根据我国特殊情况或者不适应的税收制度进行例外规定,我国应该抓住这些优势,铺垫更多有利于后期规避税费的条件。比如争取每一个单项项目的税收减免,有时候东道主国家为了促成该工程项目会提出很多关税优惠政策,这也是我国企业要努力的重点,这些正好弥补了我国施工企业利润低下的弱点。预先安排可以说是规避税费的前提条件,也是关乎税费能够避免多少的关键步骤。
2.进程控制。国际工程项目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实施过程中又会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材料采购、工作人员等等,设计、施工和预制都比较复杂,每一步都有可能影响到税负的缴纳,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税收成本收益进行充分的分析,这是进行决策前必备的工序,这些都属于进展过程中的控制手段。比如,对于企业中的设备是自己采购还是进行租赁,这些都需要企业进行相关的关税、增值税费、利润税等多种费用进行综合分析,最后选取最优的结构。此外,还有人工费,一定要对该国的人工成本加以考量。既然是国际工程项目,就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当地人工、材料、施工等优势来降低税费。
3.索赔工作中税收安排。在国际工程项目中还有一项税费不可忽视,就是索赔税费,因此对于该项内容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当今,国际项目竞争激烈,工程造价又比较透明,导致了利润率也比较低,因此在工程进展过程当中,必须考虑到附加工程或者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对其及时采取优惠政策,比如,将临时进口关税采购的机器转换为永久进口型的,这样就可以减免一定的关税。
三、国内部分的税收筹划及管理
1.增值税方面筹划及管理。众所周知,增值税是每个国家税种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因此各国对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都比较明确———货物和提供的服务两个方面。比如,我国对外承包项目,其中那些对外工程所用的设备、机械或者生活物资,甚至是不再运回境内的工具按照现行税收法律政策是能够免税或者享有退税等优惠政策的。因为在货物购买后,出口之前,已经在采购价格当中包含了增值税,因此国家对于出口产品进行免税或者退税的做法是合理的。
此外,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有时候会向国内某些公司进行业务的分包,分包施工企业为了项目的实施需要采购出口的物资,比如水泥、安装材料或者是一些消耗性的建材,这些材料在采购时是可以享受退税或者免税政策的,虽然这些分包公司没有对外出口的权力,也不会直接承担国外工程的施工,但是却可以借助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名义进行退税,或者申请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为其代理进行退税,但是代理退税的工序比较复杂,要求的条件和需要协调的部门也很多,因此本文还是建议这些分包公司自己进行退税,该公司在进行退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分包合同中的标额,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定的营业税和城建税, 最终达到节省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承包中的成本。
2.营业税方面筹划及管理。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因为承包工程项目的实施并不在国内,因此无需缴纳国内营业税,这是根据使用地来确定的,但是比较大型的国际工程项目在完成的过程中一般无法自身独立完成,会对某些工程进行分包,比如设计、土建、安装、调试、培训等方面都是可以进行分包的,因此,一旦这些业务分包给国内或者国外分包,由于国内企业不能直接承包对外承包过的工程项目,因此该企业仍然需要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和城建税或者是教育附加费,但是分包公司毕竟承担的是对外承包工程中国内的一部分业务,因此没有责任承担合同全额应该缴纳的营业税,所以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与国内分包企业签订分包合同时,应详细划分分包合同中国内与国外部分的工作及其价格。分包企业应仅就国内工作的价款部分,开具营业性发票给对外承包企业用于账务处理,而国外工作的价款部分,开具结算单用于账务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了分包合同的价格,从而节约了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的成本。
四、国外部分的税收筹划和工程管理
1. 关税的税收筹划与管理。我国的对外承包企业一般会将目标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政策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想要做好关税的有关筹划与管理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考察我国与工程实施所在国是否存在相关的关税协定,如果我国工程设备或者货物是由第三方采购而来,那么就要考虑该国与工程实施所在国是否存在关税相关协定;第二,考虑工程实施所在国的海关是否能接纳关税保函,也就是利用保险公司给开出的保单来代替所得税的缴纳,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实施工程的时候临时借用工程所在国的设备或者机械,等工程结束之后进行归还,这样就可以免缴部分关税。第三,考虑到不同的商品运用不同方式,不同语言进行报关税率不同的问题,比如国外工程运用外文进行描述就能获得较低的税率。本文建议,在谈判合同时,最好让业主承担关税,他们作为当地业主在关税规避方面有很多优势,往往在做清关和缴纳关税上会事半功倍。
2.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与管理。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 《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 (修订)》(财税字 [1997]116号)规定:对于纳税人由境外所得,不论是否要求汇回,只要处在纳税年度就必须按照条例和相应的实施细则进行计算并上缴所得税。但是对于海外项目有例外规定,比如一旦对外承包企业在海外实施项目时已经向项目实施所在国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并且两国之前还存有免征双重税的协定的,在我国缴纳所得税时是可以相互抵扣的,当然抵扣限额应该按照我国税费算法计算,对于超出限额的不得抵扣,低于限额的部分进行补缴。很多国家对于一些大型的对外承包项目有着特殊的规定,尤其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存在大量的优惠政策。据此,国内企业在承包国外工程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运用各种手段争取在当地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充分利用好本国特殊优惠政策,比如在当地设立公司的分支,先按照工程所在国的税法或者政府的规定进行缴税,其中便会享受减免政策,等到税务机关批准之后,再按照本国相关减免政策进行抵免。
本文以国际工程项目筹划与管理的概念分析作为基础,捋清对国际工程项目税收筹划时的步骤,通过合理有效的筹划方式来减少不必要的税费开支,从而获取一定金额的筹划收益。总之,国内企业在承担对外工程施工工作时不应该再遵循过去那种比较粗糙式的管理方式,应该向着细化、精确、技术性的方向加以研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有效的管理方式来确保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利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最终增强企业在对外承包项目时的竞争力,促进我国对外承包项目的长期发展。
五、结语
国际税收作业(赵佶) 篇5
国
际
题目：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姓名：赵佶
学号：
年级：
税收论文201004034136 201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一班
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 摘要：国际避税（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纳税客体)进行的课证。因此要规避税收,就要避免成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文章立足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国际上跨国纳税人避税的种种形式，分析各国避税的措施，并综合地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防范国际避税的措施和应用。
关键字：全球化避税防范国际避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然而，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凭借其跨国生产和销售优势，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中，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各国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的漏洞，通过种种合法手段，规避或减少税收负担，获得最大利润。因此防范国际避税成为各国维护税收利益的重要思想。
一、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手段的认识
（一）变更居民身份避税法
指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迁移出该国，成为另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管辖权下的纳税人，以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国际避税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将个人住所或公司的管理机构真正迁出高税国；或者利用有关国家国内法关于个人或公司的居民身份界限的不同规定或模糊不清，实现虚假迁出；或者通过短暂迁出和成为别国的临时居民的办法。
（二）转移定价避税法
转让定价是指有联属关系的企业法人之间，在相互举借贷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经济往来中，所制定的价格，也称划拨价格。这是目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采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避税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提供贷款时制定高价。这样，跨国公司的利润就可以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
（三）新的苗头
其一是境外中介机构，包括承接留学、法律、会计业务的机构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有关征税。由于这些业务所签订的合同定金较少，而营业收入主要在境外结算，国内行政机构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额计税，而无法得到这些机构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内收入的资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应缴税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内举办会展的有关征税。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内注册，而在境内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结算，加上会展期短，国内行政机构无法取得收费明细表，进行依法征税。其三是.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是在互联网与传统信息技术系统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商务活动。在实现了书写电子化、信息传递数据化、交易无纸化、支付现代化的同时,也引起了审计环境、审计线索、审计信息的储存介
质、审计的技术方法、审计方式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而这些使得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无法准确区分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或是转让特许权,因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既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政府提出了防范国际避税的新课题。
二﹑跨国纳税人的避税形式
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下，跨国纳税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避税手段千奇百怪，层出不穷，而且手法不断翻新，但归纳起来有几种具体形式: 跨国纳税人居所的变迁﹑巧用常设机构﹑选择最有利的公司形式﹑在避税港境内建立基地公司﹑通过转让定价避税、采用延期纳税方式避税。
本文将列举一个案例，但并不对各个国际避税进行一一阐述。
A.（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由设在欧洲某避税港的某跨国集团独资经营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地在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三级城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A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注册地有间集团内部称之为P厂的生产机构，主要从事建安材料类产品的制造、生产加工；注册地外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均属非法人的营销机构，主要从事在中国市场销售本公司的产品。
经调查，A公司名下的10多个分公司由设在上海的营销总部（登记为A公司的上海办事处）直接统一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将上海营销总部称为MO。注册地机构实质上就是P厂，注册地再也没有什么总部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P厂与上海MO分别直接接受集团的管理与控制，实质上就是集团设在中国的制造和销售的2家子公司，而不是法律形式的1家A子公司。A公司仅仅是该跨国集团将分散的2家子公司利用总分支机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注册登记行为，有名无实，从而构成了虚设法人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一）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看，注册地P厂与设立的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同为二级机构，本应直接只接受总机构控制和管理，总机构再对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董事会）负责。但是，经调查，挂名A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等均不在注册地上班，而在上海分部工作，因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所以从不过问注册地P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样，注册地P厂则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机构管理层进行公司治理，管理权和经营权也不涉及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同时，注册地 P厂、上海MO均直接只对境外投资股东（母公司）负责。因此，A公司仅仅是注册法人人格而已，没有总机构实体，从而形成了有悖公司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的做法和行为：10多个分公司不由注册地机构而由上海MO所控制和管理；一家公司并存2家公司治理结构，并列2个“老总”，违反了作为二级机构只能对上一级机构负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从经营管理看，A公司的住所不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通过对A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调查，并进行了功能分析，发现A公司根本不存在总公司管理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或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机构不是决策、管理和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集团在全球布局的一家制造商。所登记A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营销职能则由上海MO机构承担，但上海MO却是与注册地制造商截然分开的一家分销商，两者泾渭分明，互不控管，独成体系。
因此，注册地住所的机构是承担单一生产功能的制造商，而不是集经营决策、产品制造、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功能的公司总部，法人公司是个“壳体”。
（三）从财务控制看，A公司不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账和核算，没有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存在的财务处理中心。通过对A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查分析，发现注册地仅仅是P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控制的所在地，而不是包括众多分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核算地和管理地，即不具有总分支机构会计的特征。该跨国集团在全球对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采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及其会计核算。在早年，P厂和上海MO各自使用ORACLE和SCALA不同的外国版管理（财务）软件系统，在近年，尽管两者统一改用SAP软件，但仍是各自独立的2条网络化管理系统，径直受控于境外的集团供应链部门和亚洲地区总部，从不支持在A公司法人层面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无法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实现统一核算和集中管理。因此，在没有总机构及反映各机构的账簿、凭证等情况下，为应付境内政府相关部门对报表管理的要求，A公司不得不采取了在上海MO合并会计报表然后在注册地P厂报送的做法，从而凸显了与一个法人身份不一致的二个会计主体，表明了注册地P厂和上海MO是集团按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谋划和管理的实质，从而违反了我国唯有母公司或集团才能对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法则。
（四）从总部经济看，A公司不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的总部经济特征。具有战略品牌的跨国公司原则是将总部设在具有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特殊优势资源的一线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廉价常规资源的其他区域，实行“总部??生产基地分离”的组织模式。企业总部不是简单等同于总部注册地，并不因法律形式的注册行为而实质改变总部经济内涵和运作。因此，从总部经济特征分析及实地考察，A公司的注册地作为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上海几乎没有总部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既没有总部内涵，也不履行总部职能，不是总部入驻地，而是利用港口、土地、劳动力、税收优惠等优势资源的生产制造基地。
此外，还可以从人事权、财产权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也能印证A公司是在法人人格掩饰下的徒有虚名的实质。
从这个案例我们能发现，在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下，是否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都应由法人汇总纳税，只有一个纳税主体？A公司以公司的登记注册法律形式为由认为，应由法人作为独立纳税人实行汇总纳税。而税务机关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认为，纳税人的认定不仅取决于公司的法律形式，而且取决于公司的法律行为，以事实为根据，重事实轻形式，否认法人选择汇总纳税的方式。
三﹑对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国际避税措施的探索
（一）加强国际税收的情报交换
为了更好地监控国际税源、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各国、各大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2010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JITSIC），并已向该组织伦敦办公室派驻代表，全面参与JITSIC的各项工作。各国代表利用JITSIC这个平台，共同研究分析各类避税模式和动向，实时交换涉税信息，提高跨境交易透明度，追踪调查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分享各自经验，共同识别和打击恶意税收筹划，为成员国有效行使税收管辖权，防止税收流失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二）加快反国际避税立法建设。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避税，各国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健全税收法规条款上，注意文字的准确使用，设法堵塞漏洞。同时要制定反避税专门条款并规定跨国纳税的税务申报义务、调查举证义务。另外还要限制居民的财政性移居活动。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税务当局防止国际避税的有效法律武器。日前在深圳举行的反避税热点问题交流会上，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廖体忠表示，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继续执行反避税案件立结案审批制度，坚持防查并举，构建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统一规范的反避税防控体系，不断拓展反避税领域。
（三）强化税务管理，广泛开展税务稽查与税务审计。
一是强化纳税申报制度。严格要求一切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入、利润、成本或费用列支等情况。二是强化会计审计制度。加强对跨国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检查其业务或账目有无不实、不妥以及多摊成本费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目前许多国家一般都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所申报的各类报表一律要经过公证会计师的审核，否则不予承认。三是采取所得核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假设或估计的方法确定国际税纳人的应税所得。征税可以基于一种假设或估计之上，这不是对税法的背弃，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办法。如在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或费用凭证，不能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时，可以由税务机关参照一定标准，估计或核定一个相应的所得额，然后据以证税二此举的目的多是为了避免跨国纳税人利用不准确的成本或费用避税，同时也可以简化征收手续。
（四）坚持“独立竞争”标准，防止征税对象利用国际转移进行国际避税。通过征税对象国际转移进行避税主要发生在国际关联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之间的财务收支活动、利润分配形式体现着“集团利益”的特征，因此，对这种避税活动给予限制，关键是应坚持“独立竞争”标准，即按照有关联的公司任何一方与无关联的第三方公司，各自以独立经济利益和相互竞争的身分出现，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的活动所应承担或归属的成本、费用或利润来考查、衡量某个公司的利润是否正常，是否在公司之间发生了不合理的安排。凡是符合“独立竞争”标准的，在征税时就可以承认，否则，要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达到防止避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丁建华、刘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避税与防范》，四川财政，2001。
【3】引自国际税收精品课程，其中有些地方数字有变动。
【4】《中国税务报：我国已形成较全面的反避税法规体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1.11.07
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收协定作用之比较 篇6
【关键词】 国内税法;税收协定;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 D922.22
1 关于法的作用
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法律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
2 关于国内税法的作用
2.1 税法能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就是交易人完成一项交易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等。谈到交易成本,我们不能忽视两个定理,即科斯第一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即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换言之,“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即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税法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税法的建立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浪费。第二,税法本身就是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创设的。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的缺陷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場缺陷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为了使其自身的物质需要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满足,就必须使税收征纳关系也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规范性,,那么最佳途径就是使其合法化。通过制定税法,对税收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明确税收关系各方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的范围,并且使各方体特别是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他方责任提供实际可循的法律依据。这样就提高了税收活动的预期性、税收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了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减少交易成本是税法的核心功能。
2.2 税法能提供一种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假设”范式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权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诚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开创人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第二,人是理性的。其基本思想是: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能够比较各种可能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那个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第三,是第二点的推论,但又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即认为只要有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会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意味着,只要税法设计合理,可以达到“激励相溶”。税法的激励功能,指其税收活动参与者的某种税收行为的鼓励和促进。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的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税法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造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即税收的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税收主体从事还是不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正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发展,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往往课以重税。
2.3 税法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经常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外部性就是一种商品生产会使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以外的第三者,得到免费使用的利益或受到无补偿的损失。外部性可分为“外部不经济”和“外部经济”两种情况。“外部不经济”的特征是引起他人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它意味着某一经济主体不支付代价而提高另一经济主体的支出,即所谓的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噪音公害等典型的案例。而“外部经济”则是指由于经济主体内部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带来利益,即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的财政原因导致了税收的外部性。税收外部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产生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其财政资源的运用能力发生了扭曲,在此基础上会扭曲现有的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影响政府间财政收支体系的公平和稳定,从而动摇现代财政三大职能存在的根基,因此,对于税收外部性必须加以重视。
2.4 税法能减少不确定性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第一,税法是确定、公开的行为规范,所以,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税法为税法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第二,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因此,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实行财税合一,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减少税收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税法较之税收政策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前者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而后者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这是因为,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因此,按照平等竞争之市场规律的要求,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是正确的。
3 关于国际税收协定的功能
从广义上讲,税收协定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有关税收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既包括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也包括双边或多边缔结的关税协定、空运企业和海运企业国际运输收入互免税收的协定等一些特定税种或特定项目的税收协定。狭义的税收协定一般特指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国际协定(简称双重征税协定)。本文所指的是狭义的税收协定,即国与国之间为了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所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税收协定具有如下功能:
(1)税收协定可以弥补国内税法单边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存在的缺陷。一国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采取的免税法或抵免法等单边措施只能解决不同种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所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但由于两国判定居民身份或所得来源地标准发生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重叠所造成的重复征税,却很难通过这种单边措施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有关国家通过税收协定来协调各自居民管辖权或地域管辖权的行使,防止两国对同一个纳税人或同一笔所得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或同时行使地域管辖权。
(2)税收协定可以有效约束协定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纳税人的居住国和所得来源国之间征税权的矛盾非常突出,因为要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来源国征了税居住国就不能再征税,或者来源国多征了税居住国就要少征税。这种征税权的矛盾涉及到各方的税收利益,而在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决不能忽视各国的税收利益。实践中,居住国和来源国都可能强调自己的税收利益,维护自己的征税权,而所得来源国对跨国所得有优先征税的自然优势,居住国在来源国优先征税的情况下虽可以采取免税法和抵免法等措施来免除双重征税,但这些措施都是以放弃本国的税收利益为代价。如果居住国为避免双重征税而牺牲的税收利益太大,单方面采取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措施就不可能持久。同样,如果居住国为了自己的税收利益而要求来源国放弃对本国境内所得的征税权,全部由居住国去征税,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国际重复征税问题靠某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和牺牲某一国的利益来解决,则基础不会牢固,必须由居住国和来源国通过协商,双方都放弃一定的征税权从而共同做出一定的牺牲才能完成。这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兼顾居住国和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也最容易被双方共同接受。当然这就要求两国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通过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对双方的征税权加以约束。
(3)税收协定可以通过相互协商程序和税收情报交换有效防止偷漏税,适时进行反避税调查和预约定价的谈签。防止国际避税和国际偷税固然可以由一国单方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但由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已不限于一国主权所能管辖的范围之内,纳税人的许多偷漏税行為是借助境外机构来进行的,而一个主权国家并没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主权国家单方面提供有这种偷漏税的税收情报,也不能随意派人进入到别国境内去进行税收检查,因此,由一国单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国际偷漏税问题确实难度很大。由于国际偷漏税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它对各国的税收利益都有可能带来损害,所以,国与国之间有必要在反偷漏税问题上相互配合。而国与国之间只有达成一定的税收协定,并在协定中规定相互之间协商、交换税收情报的义务,防止跨国偷漏税的国际合作才有法律保障。
浅谈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及建议 篇7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国际税收筹划即纳税人通过设计纳税主体的转移和纳税所得转移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主体的转移就是避免成为高税率国家的居民纳税人。纳税所得的转移就是将纳税所得转移到低税率地区或者逃避来源地管辖权。常见方法如下:
(一)公司设立时的税收筹划方法
1.选择有利于税收筹划的地区设立公司。一是选择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地区。通货膨胀是税收筹划的刺激因素之一,因此,出于税收筹划的考虑,大多数的投资者愿意选择货币相对稳定,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设立公司。二是选择税收优惠地区。税率过高也是导致税收筹划增加的一项刺激因素。例如,荷兰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如果将总公司或母公司设在荷兰,其在荷兰境外分公司汇回的股息,一般均可免税。因此,为了税收筹划,跨国投资者将乐于把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荷兰境内。
2.选择有利于税收筹划的方式设立公司。一个公司在国外进行投资可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来进行。两种方式在享受优惠方面会因各国税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说,选择设立分支机构经营者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分支机构作为非独立经济实体,可以减少财务资料的公布,有利于逃避税务部门监督;二是可以免缴注册税和印花税;三是可以避免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预提所得税;四是可以利用本国免除国际重复征税的直接抵免法;五是各国一般允许国外分支机构的亏损冲抵总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利润。而选择子公司方式的有利之处:一是易于转让定价的操作;二是由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可享受免税期优惠或其他税收优惠;三是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可作为费用扣除。
另外,除了选择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两种方式之外,还可以选择所在国提供税收优惠的其他组织方式设立机构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
(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税收筹划方法
1.避免成为常设机构。虽然将公司或分支机构设立在低税国甚至无税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方式,但事实上,作为跨国投资者的跨国公司在某些高税国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在既要进行经营活动,又要达到税收筹划目的的情况下,大多数税收筹划者采取的方式是:流动作业,避免在高税国成为常设机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非居民公司经营所得来源的确定上都采用了“常设机构”的概念。尽管各国对常设机构的认定是严格的,一些国家采用的判定因素也很广泛,但是仍有超越于各国采用的判定因素之外的经营方式存在,尤其是根据一些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有大量经营形式不在常设机构的判定因素之列。许多公司利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大量的税收筹划收益。
2.租赁税收筹划法。借助于租赁的方式达到利润的转移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税收筹划方式,因为各国的税法对此几乎没有规定,因此租赁税收筹划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国际关联企业之间以租赁为媒介转移利润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有许多种。如利用租金高低转移利润,利用有关国家的折旧制度的差别进行税收筹划,财产的所得和转让通过个人进行。
3.转让定价法税收筹划。转让定价法是国际税收筹划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了躲避按市场交易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实行某种类似经济组织、集团内部结算价格的方式转让产品、服务或权利,达到转让利润,从而减轻纳税负担的税收筹划方法。由于关联企业的不同成员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税收政策和税率方面存在着差异,这样就为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提供了基础和可能,通过转让定价,关联企业可以避免或者拖延缴纳企业所得税。
虽然近年来各国对利用转让定价税收筹划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由于转让定价操作方法相对简单,而且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不易判定,所以转让定价仍被大多数税收筹划人广泛采用。转让定价法的具体操作方式有:一是高税国公司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售给低税国关联公司或低税国以高于正常价格向高税国出售商品。从而使大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降低了关联企业的整体税负。二是关联企业之间提供劳务不计报酬或不按常规计收报酬,转移收入,实现税收筹划。三是关联企业之间通过对专利、专有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采取不计报酬或不按常规价格作价的方法,转移收入和利润,实现税收筹划。四是关联企业之间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人为的增加或减少贷款利息的方式转移利润,以实现税收筹划。
(三)避税地税收筹划方法
目前,国际上共有350多个避税港,遍及7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际上著名的避税地有拉丁美洲的巴哈马联邦、中国香港、百慕大地区等。避税地税收筹划是指利用避税地进行的以税收筹划为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公司利润形成后,在未分配前,进行有意识地向避税地转移,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其方式主要有:在避税地设立公司,利用中介业务将所得转移到避税地公司的账上。
二、建议
(一)建立价格信息库
建议在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价格信息库,广泛收集世界各类市场行情,作即时动态跟踪,并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依照现有的法规和即时的信息,可以提高执法的质量,在遏制价格转移方面起到有效的作用。
(二)税务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已设有国际反避税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但省级以下的各级税务机关尚无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这对该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是不利的。根据国际上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一般都自上而下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三)加大对逆向避税的税务处理力度
外商投资企业从我国向境外逆向转移利润,说明我国的低税和税收优惠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我国流失的税收是净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对这类企业作转让定价的税务处理,这样既不会影响其投资积极性,又可挽回国家税收流失。
(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合作
国际税收筹划 篇8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特点分析
(一)国际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与目的性特点
国际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是指跨国公司在遵守各国税收法律的前提下,利用各国在税收法律上存在的差异,制定相应策略,降低企业整体税负使企业获利[1]。这种税收筹划方式与偷税或者漏税等不合法的商业操作方式是存在本质的差异的,其合法性是跨国公司开展税收筹划的首要特征,在跨国公司的经营中对于不同国家的税收规范都需要进行严格的遵守,并且要依法纳税,如果对税收法规进行不合法的操作就会受到公司所在国家的法律制裁,这样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自身名誉上都是一种重大的损失,所以,合法性也是其首要需要遵守的税收筹划原则。在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实现税负的最低化以及利益的最大化发展,在这一目标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可以针对不同国家税收政策的不同对自己的子公司开展的税收行为进行合理筹划,使得公司的税负得到降低。另外还可以根据纳税时间来开展税收筹划,适当的延期可以增加税款中的时间价值,而且还能以降低税收成本的方式增加税收筹划方面的收益,同时需要避免出现相关的税务风险。
(二)跨国公司国家税收筹划的风险性与复杂性的特点
在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的,这一特点出现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税收筹划的预期性决定的,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据测的工作形式,其中的准确性以及经营环境的改变对于最终的筹划效果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种风险之下跨国公司并不一定会取得与其的税收筹划结果,第二个方面就是国际上对税收筹划的合法性的界定还不统一,一些规定也存在比较模糊的问题,存在的差异比较明显,所以在税收筹划中如果被确定为违法,就会为跨国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另外,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是一项比较综合的工作,需要考虑公司内各个不同的工作环节与内容,这种综合性也就决定了税收筹划的复杂性,在国家税收筹划的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税收的差异进行考量,还要对不同国家中制定的税收执行政策进行分析,并且要对不同国家的发展国情以及税法的变更、财会制度的变化进行关注,这些方面涉及的内容直接决定了税收筹划的复杂性。
二、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的策略分析
(一)在“引进来”过程中抓住国际税收筹划的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加入WTO后,税收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企业税收筹划空间的不断发展,来华的国外跨国公司的影响我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税收筹划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政府逐渐转变了对税收筹划的态度[2]。对我国的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进行的多种形式的鼓励,使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这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比较优良的税收筹划的一个外部环境。而且在相关的税收优惠制度之下,使得税收筹划的空间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对于国外的一些跨国公司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增加外来投资,为我国自身的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带来先进的经验,将适合自己发展的税收筹划策略应用到相关的公司生产、投资等环节之中。面对来自外界的竞争,跨国公司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在技术与管理观念、体制方面都需要进行创新发展,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前进的状态,而且还应努力的创建自己的品牌,树立诚信经营的发展理念,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内的市场优势配合政府实行的反避税措施,防止外来的跨国公司出现逃税、偷税等的不法行为,也为我国的利益维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走出去”过程中跨国公司应加强税收筹划意识,树立全局观念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税收筹划时,都会设置专门的部门或机构,并且会聘请专业的税务人员等高端人员帮助企业进行税收筹划[3]。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我国的跨国公司需要不断的借鉴成功经验,提高自身的国际税收筹划意识,在公司进行的财务决策的相关活动中应该首先考虑税收筹划这一工作,将内部的税收筹划工作提升到国际经营的这一高度。此外,跨国公司在开展国际税收筹划时,还应该树立全局的发展观念,不要由于单个公司的税收利益而对整个集团的税收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要综合公司的总体目标去逐渐实施筹划策略。
三、结束语
在当前的商业经济发展中全球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这位我国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来说是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跨国公司需要首先改变自己在税收筹划方面的不足,增强自身公司经营的风险意识,积极借鉴国外的税收筹划经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适应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最终使得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可以获得不断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单铄茗.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策略研究[D].吉林大学,2013
[2]陈杨.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探讨[J].商业时代,2009,05:69-70+60
国际税收筹划 篇9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已经连续20余年增长率超过20%,该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采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区域CGE模型GTAP及其数据库GTAP V7,在统一的模型设定和框架下对中国及其他4个国家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并做分析和比较。
一、 模型的设定
回顾历史,Debreu(1951)讨论非最优(Pareto意义上)环境下无谓损失(dead loss)的数值分析,并引入资源利用系数来计量经济效率。Alfred Harberger(1964)最早提出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的直观表示“Harberger三角区”(Harberge triangers),并推导出计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提出税收“边际”负担的概念,他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测量了美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计算出美国劳动税的超额负担在0.32-0.47之间。Charles Ballard,John Shoven和John Whalley(1985)开创性地构造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根据1973年的数据库全面分析了美国税收系统,并测算出其超额负担。Jorgenson和Yun(1990)使用动态跨期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Devarajan、Thierfelder和Suthiwart-Narueput(2001)用类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边际成本,他们的研究引起了特别关注。
根据现有研究对税收超额负担的测算,各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值变化很大,在-0.52-1.29Hicks(1939)福利变量测度。EV表示当价格变化时,为避免价格变化消费者所愿意放弃的一定数量收入(或财富)。CV表示当价格变化时,为使效用水平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消费者必须获得一定数量收入(或财富),表达式如下:
或者:V(p0,w+EV)=u1(2)
或者:
其中p0为初始价格, p1为变化后的价格,u0为初始效用,u1为变化后的效用,w为收入(或财富),u=v(p,w)为效用函数,w=e(p,u)为支出函数。由于EV用社会总体收入变化来表示社会福利水平变化,能全面考虑分配效率、贸易条件及投资储蓄的影响,所以更为常用。
二、 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税制结构的不同,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韩国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及比较。由于税制结构及税种设置差异较大,且各国税收体系的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不易也不宜对具体税种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本文将税收按间接税、直接税分类进行国际比较,所用的GTAP数据库为第7版,包含113个国家(地区),基期为2004年。为测试边际福利负担,设定模型的外部冲击为将全部税收提高1%。
(一) 对各国GDP及构成的影响
税率提高将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及经济主体的反应,进而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产生变化,从而GDP也随之变动。在GTAP模型中,经过外部冲击即税率变化后得到各国的GDP及其构成变动如表1。由表1可知美国由于其经济总量最大,GDP的变动值也最大。从变动率来看,变动最大的为中国0.89%,其次为韩国0.86%,美国0.82%,澳大利亚0.66%及巴西0.48%。从GDP构成量的变化值来看,各国的消费、政府支出及出口都随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投资和出口都随之减少。从变化的比率来看,投资(最大为-7.08%)和进口(最大为-3.92%)的减少比率较大,出口的增加比率较大,而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比率较小。从各国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变化最大,分别为0.93%和0.91%;巴西的投资和进口变化最大,分别为-7.08%和-3.92%;美国的出口变化最大,为6.13%。
(单位:百万美元;%)
注:GTAP模拟计算结果。
(单位:百万美元)
注:GTAP模拟计算结果。
(二)各国福利变化及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根据上述方法,冲击后各国的福利及其分解变动如表2。其中总福利变动由分配效率、贸易条件和投资储蓄平衡三部分组成,超额负担为总福利变动和税收差额的比值。从配置效率看,中国和韩国有小幅增加,其他几国为减少,从而增加1%的税率对中国和韩国的配置效率有较小的提高作用,对其他几国为降低作用,从而以间接税为主体或双主体国家的配置效率,将会随税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间接税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从贸易条件看,各国都有较大的减少,税率增加会降低该国出口品竞争力,对各国贸易条件都有较大的损失。从投资储蓄平衡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为增加,其他各国为减少,从而增加税率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储蓄平衡,而其他几国则相反。从总福利变动值来看,税率增加均导致各国福利减少,美国约为106.7亿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国约25亿美元、巴西16.1亿美元、澳大利亚13.4亿美元及韩国9.5亿美元。
从税收超额负担来看,巴西最大为0.44,接下来分别为澳大利亚0.27,中国0.24,韩国0.19及美国0.09。在本文的测算结果中,中国的税收边际负担为0.24,居于5国的中间水平。这说明如果通过征税为公共项目筹资,则须公共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1单位税收,加上0.24单位的税收额外福利成本时,该项目才能被接受。此外,从各国的测算结果比较来看,并不能简单得出发展中国家税收超额负担大,或是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边际超额负担大的结论。税收超额负担是由具体的国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税制结构,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单位:百万美元)
注:GTAP模拟计算结果。
(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超额负担
由于各国税制存在较大差异,而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是进行税制比较时常用的分类方法。本文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对分配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从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间接税占主体的中国和巴西整体福利分别增加约4.6亿美元和1.1亿美元;间接税直接税双主体的韩国整体福利增加约4.4亿美元;直接税占主体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整体福利分别减少约8亿美元和0.4亿美元。从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各国福利均减少,美国减少最大约为31亿美元,韩国减少最小约为2亿美元。由此可见间接税占主体或直接税间接税双主体的国家,适量提高直接税税率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调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四) 敏感性分析
本文对要素替代弹性做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中国的情况。本模型中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取GTAP的默认值,农业部门为0.214,工业部门为1.24,服务业部门为1.37。其他参数不变,将要素替代弹性在0到2倍的默认值间取值,得到总福利变动值范围为2 135-2 904百万美元,从而计算出税收边际福利负担值为0.2-0.28,变化较小,测算结果对要素替代弹性不敏感。
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从而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广泛争议。本文从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的角度,基于GTAP模型对中美等5国的税收福利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增加税率各国的总体福利都将降低,即文中5国的税收都存在超额负担;从本文测算结果看,我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处于中等水平。(2)从税率增加造成的福利变化的构成来看,各国的贸易条件都将恶化,而配置效率由于税制的不同而不同,总体来看对于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增加直接税的税率,有助于配置效率的提高。(3)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增加直接税税率将带来福利增加,而增加间接税税率将造成福利减少。因此,对于我国等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调整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减小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总体福利。
参考文献
[1]Debreu,Gerard.The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J].Econometrica,1951,19(3):273-292.
[2]Harberger Arnold.The Measurement of Wast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4,54(3):58-76.
[3]Browning Edgar K.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2):283-298.
[4]Ballard,C.L.,Shoven,J.B.&Whalley,J.Generalequilibrium computations of the marginal welfare costsof taxes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85,75(1):128-138.
[5]Jorgenson,Dale W.and Kun-Young Yun,The Ex-cess Burden of Taxation in the U.S.[J].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Finance,1991,6(4):487-508.
[6]Devarajan,Thierfelder,K.and Sethaput.The marginalcost of public fun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PolicyEvaluations with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1.
[7]陈波.中国税收超额负担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99.
[8]Hertel,T.Global Trade Analysis Using the GTAP Mod-el[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税收征管改革的国际借鉴 篇10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专管员管户制”到“征管查三分离”, 经历了不断的变革过程。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 方案中提出建立“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 集中征收, 重点稽查”的“30字征管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收征管改革进行了调整, 2004年提出了“34字征管模式”, 在原来的“30字”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强化管理”的内容, 并提出了税收征管要实现“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 不断探索和掌握税收征管规律的总体要求和设想。近几年来, 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总局提出了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 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新方法、新举措, 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有力促进了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但是, 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 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税收征管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2012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积极借鉴国际成功做法, 不断开创税收征管改革新局面。本文着力从借鉴国际税收征管的成功改革经验出发, 进一步开拓视野, 以作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为推进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二、税收征管改革的国际借鉴
(一) 促进纳税遵从作为税务机关的共同理念和目标
OECD成员国家普遍将促进纳税遵从作为税务机关的核心理念和任务目标, 提出“视公众为顾客, 把管理当服务的”新公共服务理念。美国国内收人局也在其五年规划中提出“服务+执法=纳税遵从”战略目标。
为了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经验, 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征管法, 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力量对美、澳、法、德、日、韩六国的税收征管法集中进行了翻译, 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征管法律制度明确确立征纳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首先确定和强化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主体地位, 纳税人自主履行纳税义务, 税务机关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通过纳税服务和公正执法帮助和促进纳税人遵从税法。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这个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 共98章, 9千多条款, 规定了关于纳税人自主履行纳税义务主体地位, 设置了关于纳税义务、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促进纳税遵从的纳税服务服务和税收征管程序, 包括减轻纳税人负担、优化纳税服务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具体条款, 通过税收立法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力义务, 促进征纳之间紧密合作, 实现服务和管理的有机结合, 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纳税遵从度。
(二) 税收征管程序设计科学合理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征管全过程的五大基本程序, 包括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 税务机关的纳税遵从风险评定管理, 违法行为调查, 税款强制征收和纳税人的法律救济。其中纳税遵从风险评定管理是我国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 但却是发达国家税收征管程序中核心和重要环节, 贯穿于税收征管全过程, 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OECD成员国家, 在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之前要求纳税人进行自我税收评定的自我遵从管理, 在纳税人登记申报之后甚至在登记申报过程中, 税务机关的核心工作是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风险评定管理, 通过有效的及时提示、提醒、辅导等服务, 帮助其纠正错误, 促进纳税遵从, 从而避免事后的评估和稽查。如果纳税人仍不遵从合作, 则采取较严厉的法律措施和手段, 开展税务调查, 更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开展深度调查和全面税务审计, 偷逃税审计, 实施违法处罚, 最后是开展刑事侦查, 对涉税犯罪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等。
(三) 普遍实行税源分类的专业化管理
经济运行、纳税行为的复杂性和征管资源的有限性, 是国际上推行税源专业化管理的主要原因, 机构设置专业化, 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则趋于集约化。通常的做法是对不同规模或不同性质纳税人设置分类管理标准, 设置相应的专业的征管机构, 配备相应的征管资源, 采用专门的管理和服务方法。如美国国内收入署 (IRS) 在1998的《联邦税务重构与改革法》 (IRS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Actof1998) 确定了美国联邦税务局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 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首先, 按纳税人的规模类型、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 在全国设置四个税收征收管理业务部门, 大企业与国际税收管理局、小企业和自谋职业者税收管理局、工薪和投资者税收管理局、非税和政府实体税收管理局。实施针对性的专业化管理和服务;其次, 突出和加强对大企业与国际税收集约化、专业化管理, 加大管理资源的配置力度, 除优先配置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还包括经济学家、行业管理专家及高级技术顾问等, 为纳税人提供针对性、专业纳税服务, 采用专门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 管理人员更富有经验, 管理和服务效率更高, 充分体现了把有限的优质的征管资源优先配置在规模大、风险大的区域的税源专业化管理理念,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管理效率。
(四) 强化信息管税的依托和支撑作用
涉税信息数据的采集、应用, 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征管方式和手段的不断创新, 各国税务部门不断加快信息管税的进程, 以信息技术和征管业务的融合促进了征管质效的提高。
1、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 促进税收征管高效运行。第一, 发达国家通常都建立有全国统一规范的征管信息平台, 并由国家层面主导, 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联网, 将税务部门的征管手段延伸到了国家机器的各个领域, 实时传输、共享、利用各种涉税信息, 建立了较为广泛、严密的税收征管信息网络交互平台。第二, 各国税务部门不断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 以计算机信息技术支撑的征管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家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都制定了富有前瞻性、科学性的规划方案, 可以适应一定时期内技术变革的要求, 以不断优化信息技术和运行效率, 为税收征管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运行系统。如美国研发多年的纳税人账户实时数据库于2012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 纳税人将享受到更方便快捷的办税服务。这在联邦税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科学技术将成为构建新型税收征纳关系和提高征管效率的重要推动力, 并将从根本上改变纳税人和税务代理从业者的纳税申报方式。此外, 税务部门利用纳税人账户实时数据库, 可以更及时有效地发现纳税申报差错并予以纠正, 而不是二、三年后再去进行评估和稽查。
2、涉税信息的法制化管理, 有效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
各国税务部门普遍形成一个共识是: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法律制度是解决征纳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强有力工具。据统计, 有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收入, 申报准确率达到了96%!无第三方信息报告的收入, 申报准确率约为50%!美国国内收入法“信息与纳税申报”这一章中, 共用65个条款6.2万字详细规定了包括任何政府单位及其机构或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主体应向财政部长 (税务机关) 报送五大类源头信息。《德国税收通则》规定“行政机关或者包括德意志银行、国家银行和债务管理局在内的其他官方机构以及这些官方机构的机关和公务员的保密义务, 不适用于他们向税务机关提供情况和出示材料的义务”。通过涉税信息的法制化管理, 使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很容易与其它相关部门交换、共享信息数据, 有效解决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纳税不遵从动机。提高纳税遵从度, 同时为有效实施税收征管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基础涉税信息数据资源。
(五) 普遍推行纳税遵从风险管理
OECD成员国家把促进纳税遵从和风险管理的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积极推行纳税遵从风险管理, 并贯穿于税收征管全过程。
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OECD国家基本上都实施了纳税遵从风险管理, 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方法和信息化技术手段, 以纳税人对税法不遵从带来的税收流失的不确定性风险为管理对象, 根据税收风险发生特点和规律对纳税遵从风险程度进行分析识别、等级排序、预警监测、应对处理与风险管理绩效评估, 对不同税收风险等级的纳税人采取差别化、递进式的风险应对控制策略, 力求最具效率地防范和控制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 提高纳税遵从度。
为了有效实施遵从风险管理, OECD国家普遍建立了遵从风险分析研究的专业化管理机构, 分析不同的税收流失风险成因和遵从行为类型、特点规律, 把纳税遵从风险类型分为自愿遵从型、尝试遵从型、不想遵从型和强制遵从型, 并致力于纳税遵从行为及风险特征规律的分析和量化管理, 通过构建纳税遵从风险评估测度模型, 开发信息技术管理系统, 进行遵从风险识别和等级排序, 科学地量化和预警监测税收流失风险, 并及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选择进行风险控制和排除。
澳大利亚等IMF成员国家建立的“金字塔”式的纳税遵从风险应对处置管理模型, 对主动申报、自愿遵从的纳税人通过简化办税流程、减少资料报送、给予优质便捷的纳税服务等应对策略实施遵从激励;对过错性或尝试性不遵从行为, 风险较低的纳税人通过及时提示提醒, 提供人性化的教育、辅导帮助等管理手段纠正其错误, 帮助其遵从;对不想遵从, 中等及偏高风险等级的纳税人, 通过约谈、调查核实、税务审计、评定等管理方式促进其遵从;对拒不申报、恶意不遵从, 风险等级高的纳税人充分运用法律的效力严格执法, 从严查处, 打击震慑, 强制其遵从, 即随着纳税遵从度的降低, 税收流失风险的加大, 风险等级的提高, 风险应对控制逐渐由优化服务到辅导性服务, 由柔性管理到刚性管理最后到严厉执法, 执法的刚性和力度逐渐加大, 由此建立了差别化、递进式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体系, 提高风险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实现服务和执法的有机结合, 促进纳税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共同提高, 实现税收流失风险得到及时、有效防范和控制的税收风险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林军.信息管税促进税收事业发展[J].中国税务, 2009, (11) :20-23
[2]张爱球.OECD的税收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J].中国税务, 2009, (11) :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