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精选十篇）

刑事证据规则 篇1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近代刑事诉讼证据体系里较为重要的内容,但是中国目前还是很少有人提及究竟是何种理论基础奠定了我们国家这个规则。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对保护人权的意义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充分体现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用来认定犯罪和裁量刑罚,体现我国立足于保障人权。为了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是不能拿来认定犯罪和裁量刑罚的。由此可见,我国以保护人权为依据确立了排除非法证据。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件是每个围绕法治而发展的国家所需要严格遵循的条文规则,它是依法治国所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英国与美国同属于英美法律体系,美国在经历了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且美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美国在1776年7月4日这一天发表了《独立宣言》,然后在1914年就正式将这一规则确定下来,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相较而言更先进的立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这一个宪法修正案其实主要是要求政府应当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才能强制性地处分公民人身、财产等权益,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政府是不能强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并且如果侦查机关一旦违背法律规定的程序,利用不合法的手段去搜集并获得证据,就是违背了这一修正案,不能被法庭所采用。

非法证据排除在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历经了从无到有、从不完整到逐渐完整的发展进程。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幅度修改的基础上,于1998年,我国有关司法机关颁布新的司法解释,并且在其中进一步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对立法的缺失进行适当补正。2007年3月,为了解决一些案件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强调“既要充分考虑程序公正也要确实做到实体公正,要让它们处于平衡的位置,并且一定要做到始终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相关的合法权利”“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获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都不可以用来认定罪刑和裁量刑罚”;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个与此有关联的机关一起联合签发的“两个规定”的正式生效实施更是进一步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直至2012年重新修改编订了《刑事诉讼法》,这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这一个重要规则的内容更是使它得到更好的认可和一个更高的评价。

近几年来,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被提到台面,社会各界对这一制度越来越重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对此提出了相关要求和通知,人们也能从其他报刊读物中看到有关这个规则的文章。从这些方面就能够看出我国对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迫在眉睫,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并且,我国从最初的法律体系混乱到现在一步一步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定也进一步把我国法律的完善提升到一个新层次。

3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一些启动和运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例,很多案例也由于媒体的报道、学术界的探讨而进入公众的视野。

随着非法证据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检、法三个机关也分别发布了各自的解释。对整个办案的程序制定了严格的操作程序。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61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都对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过程做出了相当严格的规定,要求办案机关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依照法律的规定办案,严格规定禁止以非法的方法收集和获得证据。但是公安部发布的相关解释仅仅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合法性做出规定,即严格规定禁止进行刑讯逼供和利诱威胁、引诱、欺骗这三种或者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内涵的新兴规则,它将秩序的真实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非常科学地划定了非法证据的内部寓意以及它的外部范畴;二是明文规定了在哪一阶段排除;三是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四是相对细致并且详尽地制定排除的程序。并且“两个证据规定”的确立象征我们国家在刑事司法有关证据是如何应用这一领域走入了新纪元;它规定了公平和正义的证据规则,踏实地把适用刑事证据的相关程序法律化、章程化;并且将参与办理案子的人员规定了较为严苛的条件。

4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应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到不仅可以帮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有利于在程序上遏制随意获取证据的行为,尽量避免因为非法获取的证据而产生的冤案再次发生;再者将我国的侦查、起诉、审判这种“流水式的作业”向“将司法审判作为中心”转换,进一步深化法院作为中立方的地位,确实保证法院可以处于审判的中立位置。让法院单纯地只为审判存在,使其具有独立自主性。

在刑事司法这个领域内,现今世界上每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去做的一件重要且意义深重的事情就是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下来,逐渐完善刑事证据规则这一体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消除刑事诉讼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证方式的愿望,以及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努力,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能够从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经途径之一。它其实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在逐步完善的指南。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实施制度,有效遏制非法取证,确保办理刑事案件质量。

4.1 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当属非法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供述

我国有关供述证据的排除规则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一是对疲劳审讯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将疲劳审讯界定为非法取证方法,需要进一步明确疲劳审讯的含义,有必要从单次讯问时长、必要的休息时间等方面做出限定。二是对重复性供述的处理。有必要明确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标准。如果初次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初次讯问对被告人造成的影响在此后各次讯问中已经消除,否则就将影响到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三是有必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即使排除也有必要参照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即实行裁量排除。

4.2 规范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我国虽不实行陪审团审判,但证据合法性属证据资格问题,仍然有必要通过专门程序处理。

第一,庭前会议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审查及处理。庭前会议环节,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合法性问题交换意见。法院对证据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收集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人民检察院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后在案证据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的,可以申请撤诉。庭审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处理方式和效力。法庭经审查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可以驳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如无新线索或者材料,再次提出排除申请的,法庭可驳回申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上诉程序中提出异议。

第二,庭审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时间和要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对证据合法性问题先行调查,司法解释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鉴于证据合法性涉及证据的资格问题,有必要限定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的情形。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如果法庭经审查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决定不启动调查程序,可以对该证据进行宣读、质证。如果法庭决定启动专门调查程序,那么,无论是先行调查还是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都必须首先解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不能先对证据进行宣读、质证。

第三,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要求。为减少法庭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压力,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举证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要求。同时,在司法解释规定基础上,有必要明确侦查人员应当出庭的情形、出庭的要求以及不履行相关职责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必要明确法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处理方式、告知调查结论的时间和方式等。二审法院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做出处理。有必要明确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能否单独以证据合法性争议提出抗诉、上诉,以及控辩双方二审期间提出之前掌握的证据材料能否采纳等。

第四,明确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指出,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该规定并未明确具体的排除程序。虽无相关统计,但仅凭公安机关自查自排非法证据,难度较大。有必要规定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对侦查机关处理结果不服的,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说明,公安机关应当做出书面说明。

第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律师行业普遍反映,目前刑事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同时,实践中也存在辩护质量不高甚至无效辩护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有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同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申请调取证据权、提出异议权等权利。对于命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无论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还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辩护职责。对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应当给予必要惩戒。

综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后应该怎么建立,关键在于法治社会的实现。法治原则相对整个司法程序和实体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应该成为一种规范的硬性规定。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完善法治,那么不论在司法程序方面做什么改革都不会有实际性的成效。法律不是抽象存在的,它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去产生实际的效力才能说明它的作用,我们还应该更努力地去研究和实践。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仅体现司法公正,也直接关系刑事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利益权衡,对于我国法制的完善和民主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发展做简单的阐述,并分析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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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2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这对矛盾统一体的利弊，至少现有立法已经明确了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这与当事人中心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负有收集证据义务的原则完全不同，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规则之一。

2、最佳证据规则

按照法学理论界的通说，最佳证据规则适用于书证，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优于复制件，因而是“最佳证据”。随着复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也发生了一些变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况下，复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最高法院《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内容的照片、录像。„„”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书证，而且适用于物证。

3、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原则

言词证据是指以人的语言表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在法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鉴定结论都属于言词证据。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刑诉法第43条和《解释》第61条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并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4、口供补强规则

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具有独立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就是刑事证据学上的“补强规则”。我国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轻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对这一规则的明确规定。

5、证人作证规则

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中最常见的证据种类之一，证人证言是否客观真实对于司法机关查明事实、了解案情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同一案件里同时存在内容部分矛盾甚至完全矛盾的证言也是屡见不鲜的，给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判断事实带来不少困惑，这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不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对证人作证设立严格、具体的规定就十分必要。我国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此外，在刑诉法、最高法院《解释》和六部委《规定》中，还分别就证人的权利保障、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证人证言的收集方式、质证程序和采信要求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6、认证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建议报告 篇3

在我国语境下，证据规则是指以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主的、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优化立法以及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实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与程序正义这三个方面来看，我国证据规则立法具有必要性。从规范层面来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证据规则体系。但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目前面临证据法典缺失、证据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精密化程度不高和证据规则的实施效果不佳等困境与问题。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两大法系刑事证据规则存在显著区别。第一，刑事证据规则的精细程度有异；第二，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重点有别；第三，对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视程度不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应以诉讼认识论和诉讼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深化对证据规则基础理论的认识，重点规范证据能力、兼顾证明力，推进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实现证据法价值多元化。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框架体系应当包括：第一，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按照“一般规则、排除规则加例外规则”的模式加以规定，包括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第二，规范证明力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证据补强规则；第三，规范证据运用的证据规则，包括作证特免权规则。同时，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的若干配套制度，具体包括证据裁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以及程序性制裁制度、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范围。

刑事证据规则 篇4

关键词：美国,中国,刑事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并且被很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所认同。这一规则在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上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因此,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在向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方向迈进的体现。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

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法的发明, 它要求法院对在违反宪法进行的对文件、个人、私人住宅、经营场所的搜查中获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

1868年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那么什么样的程序是正当的、什么样的保护才是平等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定是模糊的, 这就需要法官在判例中不断解释和明确。在1914年的威克斯诉合众国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告:“违法搜查扣押之证据, 联邦法院应予排除。”这代表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然而, 此项规定在当时并不能适用于美国各州法院。特别是在1949年沃尔夫 (Wolf v.Colorado) 一案中将“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应受正当法律程序调整而适用于各州”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来。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州 (Mapp v.Ohic) 一案中, 美国又确立了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联邦和州法院的普遍适用。之后, 美国最高法院逐步将正当程序条款的内容扩展至包括禁止施用酷刑、禁止自证其罪等内容在内的诸多权利。随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米达兰诉亚利桑那州 (Miranda v.Arizona) 一案中创立了著名的“米达兰规则”, 从而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一个由人权保障发展到人权保障和阻却警察违法相结合的过程。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对刑事法律做出修改, 而只是依据宪法规定给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程序性保护。

二、美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价值及意义

(一) 核心价值

美国作为崇尚人权和自由的国家, 其联邦证据规则中对证据的定位是“那些用来证明事实的东西”。而证据的使用规则首先就是必须严格遵守纳和排除证据的各项规定。各项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是:认定可以采纳的证据, 避免有失公平、措手不及的证据, 促进司法效率, 提高司法可信度以及实现司法公平。美国的诸多证据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保证案件的裁决应当是依据被接受的证据, 而不应依据被排除的证据, 以最终实现发现真相的司法公正最高目标。

(二) 积极意义

美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他各国法制改革的模板, 正是因为该规则可以有效地维护程序正义、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合理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等积极意义。此外, 该规则还要另一些特殊意义:

首先, 有利于防止警察滥用职权。总体来看,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也有利于敦促警察在将来的执法中更加谨慎和规范, 进而有利于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其次, 有利于促进警察执法理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 有效促使警察机关从整体上认识到合法取证的重要性, 进而将如何合法收集证据、如何在法庭上作证确定为美国警察培训项目中的标准内容。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

我国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刑事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这些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证据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且与美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仍具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 我国对非法言辞证据排除条款规定的较为详细, 也有相关的程序规定, 但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条款则规定的较为原则, 这难免在指导实际工作中将造成一定争议和适用标准的不同。例如对书证、物证只有在明显违法,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补正的, 才能排除。那么何种程度为“明显违法”?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理解释”?都不够清楚。

第二,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 但对“明显违反”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还留有一定解释空间, 这就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人为因素影响, 影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第三, 我国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证据, 可以通过“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不予排除。既然第一手证据的取得已经是违反法律规定了, 那么“补正”就可以弥补该证据程序上的违法性质了吗?这显然有待商榷。而这种“补正”能够还原到取证当时的客观情况吗?例如因单人取证不合法事后对笔录进行补正, 但“事后”已非“当时”了, 这样的补正能说是客观公正的吗?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篇5

张华

党卫星

【期刊名称】《法学杂志》

【期刊年份】2007

【期数】第2期 总第164期

【摘要】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关键词】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On Construction About Elimination Rule Of Criminally Illegal Evidence

我国在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首先，需要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只有明确了范围才能保障有关规则的其他问题的确立。将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区别对待有助于建立科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次，需要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是规则得以实现的保证，而且非法证据排除应当按照何种程序进行也影响到程序的公正和效率。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几乎是空白，由于缺乏程序保障性规则，从而导致有关程序性违法的问题难以被纳入诉讼的轨道，也无法成为有待裁判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借鉴国外的某些制度。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我国学界已经比较明确：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对待。

（一）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排除

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与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为了解决防止非法供述的问题，我国应当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可以拒绝提出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近亲属受到追诉的陈述，这样的规定可以使办案人员不能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迫使被追诉人开口，对防止和减少刑讯逼供将有积极意义；另外，还应当规定律师的在场权，也就是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求律师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如果我国法律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可算是对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突破，可以改变目前我国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都是秘密进行的做法，使讯问过程变得更为透明和规范，同时也是我国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在防止非法供述方面，我国还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英国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询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并且，两盘录音带须由同一录音机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且不允许拷贝，这种做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言词的可靠性。

（二）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排除

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一般观点认为，应当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和案件具体情况裁定。换言之，对于这类证据并不是必然排除，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排除。这种观点也是借鉴了英国的做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可采性是指一项证据是否具有在法庭上提出的资格。如果一项证据不具有可釆性，则不能在法庭上提出，不能被事实的审理者看见和听见。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学术界在论及有关问题时，一般表述为“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据效力”等。

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未来的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时，应当区别对待两种非法证据，一种是违反宪法的证据；另一种是一般的非法证据。所谓“违反宪法的证据”就是通过明显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而获取的非法证据。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健康、生命、财产、隐私等实体权利，也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等程序性权利。如果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实施了侵害公民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并获取了据以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将一律予以排除。“一般的非法证据”，主要指侦查人员的行为没有明显违反宪法，但侵害了公民的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违法取证行为。对于一般的非法证据，应该建立“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也就是由司法裁判者根据这种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后果，做出排除或者不排除，部分排除或者部分不排除的结论。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权人

（一）对非法供述提出排除的请求人

谁有权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提出排除，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复杂。最直接的当然是作出供述的被告人本人。然而，事情不是如此简单，例如：以通过精神或身体的折磨而得到的口供为线索而获得的证据可能不是针对被告人自己而是针对第三人的，那么第三人是否有权申请排除这种非法口供呢？关于这一问题，美国有一个案例，即瓦奴姆案件[1]。在这个案例中，警方取得证据时违反了米兰达规则，根据嫌疑人供述，警察逮捕了另一名嫌疑人，也就是后来的被告人。该被告人提出，因为逮捕他的线索是另一个人的供述。但这个供述是违反米兰达规则的非自愿的供述，从而是非法取得的证据，所以，如果这个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则逮捕他就没有根据了。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此案，认为在没有给米兰达警告和当事人没有放弃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由进行询问的警察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但只有作出供述的人才有权要求排除这些证据。

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建立这一制度时应当分别考虑：第一种情况，如果非法取得的口供内容是关于被告人自己的情况。例如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等手段获得的供述是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交待，那么提出排除申请的人就应当是被告人自己；第二种情况，如果非法取得的口供内容是交待的第三人的行为，那么第三人应当有权申请排除这种口供。

（二）对非法实物证据提出排除的请求人

在这方面美国的判例是这样规定的：在对房屋进行非法搜查的情况中，如果刑事诉讼中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住宅的承租人、旅馆的客人，那么可以提出排除非法搜查的证据；在有些特殊情况下，房主本人也可以提出此动议。非法搜查发生时，即使对该房舍有所有权或居住权的当事人不在场，他也有权利对这种搜查提出疑义。但如果房子已经出租且房主不在该房屋中居住则不包括房主。同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也有权提出疑义，因为提出疑义的范围已经比较宽，有时被搜查人不需要提出对某件特定之物搜查不合法，只需提出进入搜查行为不合法，即可要求排除与搜查有关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来自于他对被搜查的房屋存在利益，如所有权、居住权、使用权等，同时在搜查发生之前他已明确放弃了对该房屋的利益，他提出排除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是否已经放弃，应该根据民法规则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仅凭一面之词而定。

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即对一个房子的承租人而言，应当明确一所房子中哪些部分是他的隐私范围。在美国，许多法院认为：承租人不能要求对没有租给承租人使用的部分主张权利。但是，隐私的范围有时超出了承租的部分。例如：在麦克唐纳诉美国一案中[2]，被告人承租了房东太太房子中的一间，警察在非法进入该房屋后在二楼的走廊上站在椅子上向被告人屋内窥视，看到了被告人在屋中实施违法行为。警察看到的情况是否可以被当作合法证据采纳成为争论的问题。被告方提出，警察非法侵犯了被告人的隐私权，其所看到的情况不能被当作合法证据采纳，警察认为他们并没有非法进入被告人的房间，因此他们看到的情况不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存在不同意见。杰克逊大法官认为：在每个大楼中租房的房客对于合法进入房屋公共地方的人没有排他的权利，但是，房客有权维护整个房子的利益和安全，反对非法的进入。因此，该证据不能采纳。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时候，房子会临时借给别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对非法搜查提出排除的权利呢？在琼斯诉美国一案中[3]，被告人暂借了朋友的房子，警察非法搜查了该房子并得到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被告人提出，因为搜查是非法的，所以要求排除有关证据。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告方的意见。本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意见是：任何人只要在搜查时对这个房子具有合法的权利，都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该案中的被告人虽然暂借别人的房子但也属合法居住，从而有权提出非法搜查的证据。

受到美国的判例启发，笔者认为我们应当规定，在对房屋进行非法搜查时，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的承租人或者旅店的客人都可以有权提出排除的申请；如果是对公民个人进行搜查，那么被搜查人理所当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这样规定也和我国宪法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非法取证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例如，侦查人员在没有获得合法的搜查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了他的私人物品。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侦查人员既然没有获取合法的搜查证，那么，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排除侦查人员非法所获证据。再如，侦查人员没有经过任何的合法授权，就对某一公民的邮件进行扣押。对于这种情况被扣押邮件的公民有权提出排除的请求。还有，侦查人员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授权，就对一个公民实施了电话窃听和秘密跟踪录像行为，并获取了作为指控证据的录像带、录音带„„诸如此类的情况，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都应当有权请求排除非法证据。此外，对一所房子的承租人来说，对于主人未出租给他的部分他不能提出排除请求，这部分的请求权应当由房主自己来提出，而承租人只对他自己有使用权的部分拥有提出排除权。对于借住他人房屋的，如果在借住期间遭到非法搜查，那么借住人有权提出申请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因为只要是合法人住房屋的人都有权提出请求。

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

（一）庭审之前提出的情况

在美国，传统的方式是在审判期间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当控诉方向法院提出证据时，被告方应当时提出该证据为非法采集的证据，从而反对采纳该证据。这个规则叫做“同时反对规则”（contemporaneous objection rule）。在美国采取这个规则的州认为当庭排除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而另一种意见是采取庭审之前排除的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此方法避免了在法庭上控诉方和被告方就警察行为是否违法问题进行争论，使审判不至于偏离被告人有罪和无罪这个主要问题，还可以避免陪审团因接触到不合法的证据而致使审判无效。另外它可以使控辩双方能够在事前了解到哪些证据可以被采纳，哪些不能被采纳从而使庭审活动更有效率。如果在事前就批准了排除某些证据，控方就可以放弃因有关证据被排除而不能成功的控诉，或及时调整策略，从而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同时也节约了辩护方的资源。

从审判效率及立法的科学性考虑，我国在构建这一规则时也比较适合采用庭前提出的方式，当然这必须要有一个“庭前会议”，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审判前的准备程序。有了这样一个预备程序就可以在第一阶段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了。从程序的合理运作来看，在展示证据之后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法院中并没有预审法官的设置，由审判法官来负责裁定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并主持听证程序，有可能导致对案件实体问题的预断；即使由审判法官以外的法官负责审判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在我国法官本人欠缺独立性，往往受到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方面的影响，而且负责庭前审判程序的法官与审判法官之间事实上总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的制度时，很难独立采纳某个规则，因为许多规则都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现在只能设计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由审判法官以外的法官负责审判前的准备程序。

（二）庭审中放弃或者没能提出排除请求的情况

笔者认为，我国在对待此种问题时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虑，如果被告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就非法证据的排除提出请求，而法律一概规定允许再给他机会，这会给审判带来很多麻烦。一般来说，如果被告人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未能提出，应当准许有充足的理由重新提出请求；如果仅仅是因为被告方不知道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没有意识到存在非法取证的问题，所以当时忽略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想提出，可以认为这不是充足的理由。如果被告人自己意识到警察的行为与其取得的证据有问题，他有责任告知他的律师这些事实。为了避免被告人因为不知道而不能及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某些州的做法：在证据展示方面有强制性规定，凡能被提出排除请求的证据必须向被告方展示。这样被告方在证据展示过程中能够了解到控方使用的证据，以便决定是否提出反对。

在我国往往会出现在庭审前被告人没有提出排除请求，而在庭审中发现明显存在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情况。近年来“非法证据”及其应否排除问题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刑事法庭上。尤其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检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一旦发现收集的程序上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经常会要求法庭认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并申请法庭予以排除。而事实上，根据笔者的了解，辩护方极少申请法庭对非法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实物证据加以排除，也几乎没有因为侦查人员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机会而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申请排除的“非法证据”最多的还是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取的被告人的供述。尤其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法官质疑其为什么向侦查人员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被告人、辩护人通常会辩解说原来受到了刑讯逼供，并请求法庭将原来的非法供述加以排除。至于对那些侦查人员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手段获取的证据，辩护方也很少会提出要求排除的请求。那么，面对辩护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刑事法庭一般会做出怎样的处理呢？换句话说，刑事法庭能否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呢？这一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规定。刑事法庭对此问题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加以排除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甚至就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控方作出说明。前一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有些案件中，刑事法庭即便将刑讯逼供的问题纳入调查的范围，侦查机关也几乎从不委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从而使审讯人员与被告人没有当庭对质的机会。侦查机关向法庭出具的“情况说明”似乎被用来反驳一切有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指控。而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因此，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被法庭驳回了。

鉴于我国的这种现状，笔者认为今后的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如果被告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未能在庭审前和庭审中提出请求，而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明显存在非法取得的证据，那么法官应当依职权主动提出要求检控方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同时，辩护方也应当主动向法官提出对非法得来的证据加以排除；对于有些案件，如果法庭将刑讯逼供的问题纳入调查范围，侦查机关应当委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使审讯人员与被告人有当庭对质的机会，这样既对刑事诉讼程序正义有所保障，同时也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护。

四、排除非法证据的庭审程序

（一）庭审机构的确立

在建立证据排除的机制时，应当明确庭审机构，也就是说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由什么人进行庭审。笔者认为，在我国，为确保排除规则的实施，应当建立必要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必须明确的是，辩护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官必须就此举行专门的司法审核程序，也就是说由法院组织庭审机构，以便就“非法证据”是否存在、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裁决。同时，即使在辩护方没有提出疑义的情况下，如果法官本人对某一证据的合法性持有疑义，也应当主动决定启动这种司法庭审程序。在这一审核过程中，控辩双方都可以提出证据，并就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排除的问题进行辩论。当然，提出申请的辩护方需要提出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以及排除该证据的必要性。这种证明只需达到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即可。

（二）被告人作证问题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审中，被告人经常会需要作证，因为被告方提出公诉方的某些证据是非法的并且提出排除的请求，所以被告方要说话，如果被告人不说话，那么这种排除的请求可能被驳回。但是，被告人在排除规则的听审中作证并不表示他放弃了沉默权，也不影响日后在案件的开庭审理时他选择不作证，也就是说他在正式审理中仍然可以保持沉默，而且被告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审中所讲的话还不能用作在审判时对他不利的证据。

笔者认为，在我国应当让被告人承担两难的后果，以便利于司法的顺利进行。也就是，只要是被告人自愿作出的证言，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具有证据的作用，审判时可以提出来证明他有罪。但是，并不是直接用来证明他有罪，而是审判时要审查这个证言的自愿性程度。如果不是强迫的，就应当认为是自愿的，并应当予以采纳；如果是强迫的，甚至是虚假的，则被告人也许不能得到提出请求的资格，从而无法根据他的请求重新采纳在审判前排除的证据。

五、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我国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非法供述笔录与其他的非法证据，在确认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时应有所区别。和其他证据不同的是，被告人的供述笔录一般都是侦查人员在羁押讯问状态下获取的有罪证据，所以其自愿性和真实性存在着缺陷。原则上，这种供述笔录是传闻证据的一种，不应具有证据的可采性。但是，如果检控方能够举证证明这种供述笔录并非是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精神折磨、长时间的羁押等非人道的方法所获得的，那么作为一种例外，被告人的供述笔录也可以具备证据能力。因此，对于这种证据，被告人一旦在法庭上加以推翻，或者辩护方一旦举出证据系非法所得，那么，证明该证据具有可采性的责任就应当由检控方来承担。

笔者建议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明确规定：第一，当被告人或法院基于合理的怀疑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控方必须承担证明其证据系以合法手段取得的举证责任。第二，当控方未能证明其证据系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证明未能达到法定标准时，法院应推定其证据系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并按法定的排除范围予以排除。这种举证不能的结果责任，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必然结果，也是促使控方切实履行其举证责任的必要的风险机制。上述规则的确立将促使我国的侦查和起诉机关在追诉犯罪时不仅要注意收集证据的数量。而且要注意收集证据的质量，不仅要注意实体追诉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注意程序合法原则的维护，这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警察暴力和刑讯逼供现象将起到重要的遏止作用，从而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注释】作者简介：张华（1975—），女，汉族，陕西汉中人，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党卫星（1975—），男，汉族，北京市人，北京市司法局主任科员。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 100024

[1]People v．Varnum 66 cal．2d．808，59 cal．Rptr．108，427 P．2d 772（1967）．

[2]Mcdonald v．United States，335 U．S．451（1948）．

[3]Jones v．United States 362 U．S．257，80 s．Ct．725，4 L．Ed．2d 697（1960）

【参考文献】

[1]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赴英考察报告》，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浅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6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义

非法证据规则在我国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司法实践中，非法获得证据的主要手段是刑讯逼供，倘若没有确立非法证据规则，必定會放纵刑讯逼供这一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不能保证是真实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可以“有效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以限制侦查权力，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加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1]另一方面，非法证据规则可以促进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转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治观念。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严重破坏了法律所确立的秩序以及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利于国家及社会的稳定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重视人权的进步观念。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之处

我国将非法证据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首先，非法言词证据范围过于狭小。“以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证据规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较之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侧重于实物证据的排除，我国更加关注的是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以及由此导致的冤假错案的不断发生。”[2]《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本款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种类，本条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这三种，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只要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通过这三种方法获得，则绝对会被排除。但是至于讯问、询问过程中的程序瑕疵，如讯问笔录制作不完善、缺少讯问人签名的情形下的证据，则就不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除此之外，本条法律规定刑讯逼供、暴力仅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遭受痛苦，并未涉及精神折磨，这在我国法律中是没有明确被排除的。并且非法言词证据中只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而没有包括鉴定意见。 “言词证据‘非法观的关注焦点从来就不在案件的事实真相上，相反，该项制度往往却是以‘牺牲案件的事实真相为代价来排除那些关键的言词证据，最终导致罪犯逃之夭夭，逍遥法外。”[3]

除了非法言词证据，我国还明确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实物证据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第二，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第三，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排除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物证据仅仅指物、书证。除此之外，“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如何认定，我国立法没有进一步作出清晰、可操作性的说明，仅最高法《解释》第95条规定，“认定《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 的“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此规定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是难上加难。“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过程本质是一种程序性裁判机制，必须要具有完善的操作规范。”[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一）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鉴定意见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而非法实物证据也只有物证和书证，不包括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看到，只要存在证据，就会有收集证据的行为，有收集证据的行为就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5]因此出现非法取证行为，只排除部分证据，显然有违法律适用的公平。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以将遗漏的种类加以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种类。

（二）完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条件

排除非法实物证据规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三个条件的规定，法律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解释说明，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不方便，应对“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做出解释。

（三）制定《证据法》，结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明确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确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层面肯定了这一规则，对于我国司法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非法证据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人权，进一步实现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王颂勃.《<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20.

[2]曲会静.《以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04-01.

[3]孔虎涛.《非法言词证据的厘清与认定》.华南理工大学2013-11-11

[4]闫永黎，张书勤：《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07-20.

与时俱进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篇7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与缺陷

从我国现有证据规则来看,特别是随着新刑事法的修改,审判方式的转变,我国的仅有的几个刑事证据规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在证据规则的立法上看,我国缺少专门的证据法典,内容过于粗疏,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散见于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使用意见中,这些证据规则有个共同特点,即“按需设法”,具有临时性,难以从整体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证据规则。并且,仓促的设立或修改相关法律,会导致证据规则之间交叉共存现象的发生。(1)

(二)从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看,我国不但缺少一些基本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刑事规则规定很少,只有补强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有限的几个规则,仅有的几个规则自身也缺少完备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补强证据规则中仅规定了补强证据的各种类型,但是对于证据适格条件、以及证明大小等却没有做出任何规定。(2)

(三)从证据规则实践的角度来看,因为我国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不够全面和规范,运用过程中又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

由于立法缺乏规范和权威性,造成各部门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因为部门利益影响到证据规则的应用,例如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现象,此时的被告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很难自身找到证据证实,各司法机关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常常是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同时影响了各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并给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带来损害。(3)

(四)从证据规则生存环境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相对匮乏,必然给构建系统、完整的刑事证据规则以巨大空间。

但其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这与有立法权限的各机关利益有关,机关利益给所立之法烙上印记,使机关所立之法间未能保持一致性,甚至存在矛盾。此外,国家对证据规则改变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出现一些力不从心的局面,如给予出庭证人餐补、交通补及误工补贴等难以保障,这导致证据规则难以最终实现。(4)

二、国外刑事证据规则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必须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国外许多证据规则经长期的实践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一)国外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5)

所谓传闻证据,顾名思义是言辞证据,具体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传闻证据,直接感知陈述,一般是案外人直观陈述本人所感知的案发过程,此类证据大多在侦查阶段已有收集并巩固。另一类传闻证据,主要是间接感知陈述,大多是作为辅助证据使用,该证据的提供方主要是转述直接感知者所感知并透漏出来的案件事实,该类证据由于证明力较低,大多是在庭审阶段作为补充的证据加以采集和补充。传闻证据法则一直反对声音较大,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该证据的使用剥夺了控辩双方质证原始人证的权利,有违对抗制诉讼的格局和直接审理原则。裁判者在没有直接听取原始人证陈述的情形下,难以通过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比较容易陷入误导和错误之中,最终导致误判。

(二)国外相关性规则的基本内涵

所谓相关性规则,显而易见,就是说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关联性。相关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实质方面的关联,二是证明效力的关联。这表明,证据必须能够对案件中实质性的争议产生足够的证明效力,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算具备相关性。相关性规则的确立,无异于将大量杂而无用的证据排除在外,对精简审判流程、规范证明效力、节约司法资源有较大的优势。(6)

(三)国外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内涵

所谓,自白任意性规则,学术界又称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这是站在人道主义角度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保护,该规则要求只有被告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做出的言辞证据才具备证据效力,任何缺乏任意性或任意性遭质疑的口供都应当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反对刑讯逼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同时,在法治不断健全的现在,尤其是律师等辩护人制度日益规范的今天,自白任意性规则反对所有强迫取证或剥夺被告人有权权利获取的证据,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如在讯问被追诉人时,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申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此时如果以剥夺被追诉人的权利所获取的口供,该口供不具有证明力。当然,目前这一规则主要被英美法系采用,大陆法系虽严禁采取非法手段取证,但并不认可该规则。

(四)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中,通过违法搜查、扣押的物证一律不得作为定罪量刑证据加以采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抑制违法侦查行为,从而达到一个程序正义的法律效果。但这大大增加了侦查成本,事实上,最早提出并采取该规则的美国,由于犯罪率长期居高不下和破案率常年低下,后来不得不放弃,继而增加“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两个例外规定来弥补其不足。(7)

(五)国外意见规则的内涵

所谓意见规则,实践中称为意见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主要是对证明人证言进行限制。证明人只需回答他看到的,听到的,而猜测或推敲出来的意见一般应当排除。这体现的是证据的客观性。当然,也有例外。如专家证人意见。

(六)国外最佳证据规则的内涵

所谓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而言。众所周知,一手原始证据所能反映和还原的事实始终比间接证据要强的多,原件的证明效力要优于复制品,在诉讼中如需此类材料内容作为证据时,应提交该类材料的原件。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设想

(一)强化关联性规则

我国刑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也应制止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案件无关的发问。这是关联性规则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新时期要强化关联性规则,要求在侦查阶段、庭审阶段,除了一些必要的引导性问题,之外的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应避免讯问,即有利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二)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8)当前,我国对非法证据采用性持否定态度,就其价值取向上看,我国更侧重于程序正义。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犯罪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注重程序、实体平衡兼顾,不可偏颇,易言之,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可采取相对限制排除,对某些仅是取证手续不完备、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但案件事实清楚的案件,根据具体情况,为保障实体正义可酌情采用;而对一些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出于程序正义方面考虑,一般不予以采纳。

注释

1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2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3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4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5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2).

6林顿.世纪审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6:99.

7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刑事证据规则 篇8

传闻证据规则是普通法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著名证据法学家Wigmore说:“它是英美法上最具特色的规则, 其受重视的程度仅次于陪审制, 是杰出的司法体制对人类诉讼程序的一大贡献。”[1]尽管如此, 由于传闻证据本身的极度复杂性, 并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权威定义。在立法方面, 人们普遍引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1 (c) 》作为传闻证据的定义:由陈述人在审判程序或者听证程序外作出的、作为证据证明所声称事实的真实性的陈述。在学理方面人们比较认同美国学者乔恩·R·华尔兹所下的定义:“在审判或讯问时作证的证人之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包含的事实是否真实的, 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2]由此可见, 传闻证据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其一, 陈述人的陈述是在审判或听证程序之外作出的;其二, 该陈述被用作证明所声称事实的真实性的证据。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2》, 除了本规则、最高法院确定的规则或者国会立法规定的例外情况, 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作为证据使用。

传闻证据规则被认为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和灵魂。虽然近年来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规定不断扩大, 但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证据法中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取代的。值得注意的是, 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大陆法系并没有引进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 这大概是由于传闻证据规则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大法系诉讼文化和诉讼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致。

二、传闻证据规则的制度基础

(一) 陪审团审理

传闻证据规则从诞生起就是为了防止没有宣誓的证人所作的没有经过交叉质证的陈述误导陪审团, 所以传闻证据规则与陪审团审判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非专业的审判人员, 他们不可能像专业法官那样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审判技巧。正如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所言:“就法庭上出演的戏剧而言, 陪审员是新手, 他们在控制自己的情感方面不够麻木不仁”, [3]陪审员可能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和偏见而偏离中立的原则, 由此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的判断。如前所述, 美国法院的上诉审无法推翻下级法院所作的事实认定, 传闻证据所造成的对陪审员的误导的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 在陪审员接触到传闻证据之前就将传闻证据予以排除可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这也催生了传闻证据规则的诞生。

(二) 对抗式诉讼制度

对抗制要求法官原则上处于中立状态, 当事人双方在其律师的帮助下, 决定哪些事实必须提交证明, 同时要为证明这些事实寻找足够的证据材料, 以最能说服陪审团的方式予以呈现。在早期的普通法审判中, 当事人律师可能故意隐藏证人、用长相出众且能言善辩的人代替长相不讨人喜欢、不善言辞的证人在陪审团面前作证。在传闻证据规则出现以后, 这种怪现象才得以避免。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了传闻证据的证据资格, 要求当事人想尽一切办法让证人出庭作证, 接受交叉询问。

(三) 以证人为中心的交叉询问的证据调查方式

英美法系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是围绕着证人进行的交叉询问, 在反复进行的询问和反询问过程中案件事实逐渐得以明了。这种证据调查方式要求知悉案件事实的证人要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接受双方当事人和陪审团的察言观色, 从而保证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此外, 交叉询问还确保了当事人对质的权利, 该权利被作为正当程序的必然内容而被纳入了美国宪法。传闻证据既破坏了交叉询问机制难以保障证言的可靠性, 又违反了正当程序, 自然不能被采用。

(四) 辩诉交易制度

在当今这个诉讼爆炸的时代, 很多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承受着巨大的案件压力, 压力面前案件审理的质量难免下降。美国用独具特色的辩诉交易缓解了这种压力。来自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表明, 有罪答辩大约占美国全部刑事案件定罪率的90%。根据该局对美国37个大城市检察官的调查, 每100名因涉嫌重罪而被捕的成年人中, 约有一半最终被定罪, 其中90%是有罪答辩的结果, 经审判定罪的只占6%。[4]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辩诉交易制度保证了传闻证据的运行:由于最终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占全部案件数量的比例很小, 因此可以确保证人出庭作证、进行激烈的询问对质。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传闻证据规则的障碍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存在着证人出庭率低、庭审形式化的顽疾, 很多学者主张引进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 试图缓解甚至消除这些顽疾。但如前所述, 传闻证据规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 它的运行需要诸多的配套制度, 而这些制度往往都是英美法系特有的制度。尽管近年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正在互相学习借鉴, 但两大法系的区别还是非常显著的。对于特点和大陆法系比较接近的中国来说, 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有着重重阻力, 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引进传闻证据规则的预期目的无法实现, 还可能给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造成更多的混乱。

(一) 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

英美普通法的诉讼理念强调正当程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 并不一味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体现在证据制度方面就是设置了大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将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证据排除在外。我国的诉讼理念是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 强调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传闻证据规则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 因为传闻证据不仅可靠性低、容易误导陪审员, 而且剥夺了宪法赋予的询问对质权。但传闻证据规则不符合我国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 因为传闻证据规则虽然可靠性低, 但毕竟对案件事实还是有证明价值的, 不能轻易予以排除。

(二) 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独立的阶段, 其中以侦查为中心, 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几乎不受限制的侦查权力, 审判则流于形式。相反, 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动受审的地位。英美传闻证据规则的运行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律师足以和控诉机关相抗衡的权利, 地位上和控诉机关平等, 这样才能保证被告人一方说服证人出庭作证、搜集其他证据代替传闻证据、对控诉机关提交的传闻证据提出及时的反对。此外, 对于审判十分依赖的侦讯笔录, 显然属于传闻证据。但在未设立证人和警察出庭作证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等配套程序制度保障下, 仅以传闻规则来排除侦讯笔录是不现实的。[5]

(三) 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既不是英美法的排除合理怀疑, 也不是大陆法的内心确信, 而是证据间的相互印证。[6]这种证明模式要求证据间的相互呼应、联系和印证, 最终形成一个证据链条, 作为裁判结论的依据。传闻证据虽然有一定的瑕疵, 但不必因此被排除, 因为它可以和其他证据相互配合作为证据链的一环起作用。如果传闻证据是虚假的, 它和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 自然会被法官排除。英美陪审团审判时只要求陪审员们达到内心确信即可, 并不要求向外详细阐述其心证过程。但我国的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中列明判决的依据和判决形成的过程, 轻易排除传闻证据显然是法官无法接受的。

(四) 落后的律师制度

我国律师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令人满意。更关键的是, 刑事诉讼中律师被赋予的权利非常有限,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也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率很低。传闻证据规则是一个复杂而专业的规则, 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很难符合传闻证据运行的要求。

(五) 成文法传统

传闻证据规则发展到今天, 其例外规定已经成为它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这种例外规定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传闻证据规则天然地适合判例法国家, 法院可以通过判例随时确立新的传闻证据例外规定, 由此推进传闻证据规则向前发展。我国是一个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 而且立法一向原则、粗糙, 显然无法适应传闻证据这种复杂、精细和动态变化的制度。

(六) 沉重的案件压力

英美法系通过科学的案件分流制度, 如前所述, 使最终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数量的6%左右, 这样才能保证毫无顾忌地排除传闻证据, 进行复杂有效的庭审程序。相反, 我国虽然也有简易程序, 但简易程序适用率非常低, 大部分案件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而且简易程序本身并不“简易”。如果引进传闻证据规则, 证人就必须出庭作证, 否则其证言将不被采纳;如果无法找到证人, 就要搜集其他证据予以代替。无论哪种情况, 都要耗费比目前形式化的庭审程序多得多得资源。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非常有限, 而且能否具备实质化庭审的能力也值得怀疑。

(七) 超低的证人出庭率

我国的证人出庭率低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疾。证人不出庭既有证人本身的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 甚至有侦查机关的原因, 确认其不出庭的正当性恐怕比审理案件事实还复杂。7很多学者寄希望引进传闻证据制度来消除我国证人不出庭的顽疾, 未免有些太过理想化。传闻证据规则排除了书面证言, 如何使证人出庭作证就成为控辩双方的焦点, 控辩双方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本身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利益, 他们出庭作证的动力并没有增加。所以, 通过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消除证人出庭率低的顽疾的目标能否实现值得怀疑。从另一方面说, 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的天然要求, 如果证人不出庭, 书面证言又被排除, 很多案件的审理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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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489, 520.

[5]张弘.理性对待传闻规则[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 (3) .

[6]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J].法学研究, 2004 (2) ;谢小剑.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J].现代法学, 2004 (6) .

刑事证据规则 篇9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以及司法公正的维护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国外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定的一百多年历史, 我国在2012 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明确规定, 至此改变了以往用司法解释替代法律排除非法证据的状况。几下几种情况下获得的证据都应予以排除如下: 通过刑讯逼供等各种非法方式获得的有关被告人或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通过威胁或暴力手段等非法方式于证人和被害人那里获得的陈述; 通过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的程序搜集到的书证和物证。其中, 通过不合法程序搜集到, 且对司法公正性产生严重影响的证据若做出合理解释或是补正可以不被排除。

总的来说,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中采用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 但把非法言词证据范围界定为通过刑讯逼供或威胁、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1]。此外, 并没有对通过刑讯逼供和威胁以及暴力手段之外非法手段所获得证据的效力, 以及是排除有所提及, 比如, 引诱、欺骗等, 仅仅只是在第50 条规定中提出严禁使用着这些手段。对于非法实物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中采用了裁量式的排除规则, 对此方面证据的排除做出了严格限定。第54条规定中明确指出非法实物证据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够被排除: 一是证据的收集程序不合乎法律; 二是程序违法程度严重到对司法公正性产生严重影响; 三是不能对程序违法原因做出合理解释, 或是不能予以补正。

二、防范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具体举措

( 一) 立法层面上的完善

首先, 针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以及排除范围做出进一步明确。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在非法证据排除种类方面应对非法言词证据或是非法口供的排除规则做出明确规定, 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口供等。同时, 应针对通过非法搜查和非法扣押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以及“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做明确规定。二是在非法证据排除手段方面应家那个现有的威胁、引诱等内容删除, 然后对刑讯逼供以及变相刑讯逼供的具体情形做进一步明确规定。三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举措方面应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口供予以绝对排除;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以及“毒树之果”则由法院方面以非法取证行为违法性质与造成后果为参考依据采取自由裁量的排除原则[2]。四是应该把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列出。

其次,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做出明确。一是证明责任方面, 不管是何种排除规则, 检控方都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二是证明标准方面, 检控。方要将证据不非法, 且具备优势证据的程度予以证明。

再次,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出明确。一是鉴于侦查活动需要秘密进行, 辩方在有关证据的搜集上存在很大难度, 甚至无法收集到。二是鉴于“有无疑问”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不容易把握, 应对启动规则做进一步细化。

最后, 应当设立沉默权, 赋予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权利。

( 二) 实践层面上的完善

首先, 通过了律师讯问在场制度和证据展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可操作性[3]。

其次, 为避免非法证据排除后对其他证据的可采性和裁判者态度以及定罪量刑产生影响作用, 应设立非法证据独立调查、排除程序。

最后, 通过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以及针对非法取证行为创建调查核实机制等方式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 以防司法权利因缺少制约而出现滥用的现象, 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确立, 彰显着我国在刑事诉讼和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进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通过刑讯逼供、欺骗、威胁、压迫等侵犯人权方式获得言词证据的现象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落实。与此同时,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 仍然存在一些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实践上的不足, 容易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现虚化。为此,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防止虚化现象的出现。

摘要：诉讼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举证, 能够被用作案件事实证明的材料都属于证据, 可以说证据是诉讼的灵魂所在。但是, 并不是所有证据都能够被用作最终定案的依据, 是必须要进行必要查证, 证明属实之后方可, 那些经审查与待证事实之间并不具备关联性或是不真实的证据将被否定证据资格, 此时, 就涉及到了证据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出发,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化防范问题展开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新《刑事诉讼法》

参考文献

[2]苏喜民, 阎玮.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1) :95-98.

刑事证据规则 篇10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价值上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体现在第49、53、54、55、56条, 笔者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 标志着我国程序合法性审查时代的到来, 人权保障时代的开启。

要了解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就要先清楚什么是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 非法证据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从广义上讲, 非法证据泛指采用违法的方法所收集的一切言词和实物证据材料。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太过宽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仅仅限于取证程序违法情况, 因为别的的情况应属于诉讼法或证据法的其他领域。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包括三种情况: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和“毒树之果”。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通过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赵作海案等等都是非法证据的典型案例。

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早具雏形。在《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可以看到对非法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原《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与1988年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属酷刑逼供做出的陈述为证据, 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控施用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等等。由此可见, 在我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就初步确立。

刑诉修正案在立法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法制的需求和进步。但是, 刑诉修正案并没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有的法律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不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不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配套制度等问题。其中, 非法证据的证明是诉讼证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我国, 涉及追诉方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辩护申请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 辩方被要求承担极高的证明责任。例如, 法庭上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告会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在法庭上翻供, 但是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由谁来证明, 证明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法律都没有规定。基于刑事辩护意见被采纳情况的实证研究证明, 程序性辩护在司法实践中几无立足之地。其中基于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被采纳率仅为8.7%, 而且即使是采纳了发生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 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认定该供述笔录在真实性 (证明力) 上存在瑕疵, 并非从程序正义角度取消供述笔录的证明资格。而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明, 司法实践中, 辩护方举证证明和法院调查查明分别占了50%和33.3%。而法院要求控诉方举证并最终认定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仅有16.7%。可见, 非法证据的证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表明刑事诉讼在发展, 而刑事诉讼至今未明确非法证据存在与否该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在于控方, 即证明责任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要求证据要“查证属实”, 这一高标准对于控方来说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辩方来说却是苛刻的。虽然证据法上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但是显然, 刑事诉讼中控方享有绝对的资源优势, 控辩双方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抗。证明责任基于举证责任, 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应承担较多的证明责任, 反正, 证明责任就较小。一般而言, 为了追诉犯罪, 控方被赋予巨大的权利, 而辩方则受大量限制, 因此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在于控方。

从根本上讲, 刑事诉讼中, 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疑点证明责任来证明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是追求国家理性、司法理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可规定:控方应当承担非法证据证明的疑点证明责任, 而辩方,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提出存在“合理疑点”即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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