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路径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路径（精选十篇）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路径 篇1

人居环境指的是人类居住生活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环境的总称。其内容涵盖了居住条件、与居住生活有关的自然地理状况、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环境卫生状况、教育和文化氛围、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简而言之,人居环境是包含了生态、居住、文化、社区交往等因素的综合概念,既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层面的要素[1]。农村人居环境是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存环境。在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农村人居环境主要表现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生活环境,农村维吾尔族妇女作为这种人居环境的主要承受者,生活质量不仅没有明显改善,她们的基本权益也无法得到全面保障。为此,笔者在新疆和田县罕艾日克乡霞村,通过入户访谈、观察等方式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一、调查地人居环境现状

(一)生态环境现状

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降水稀少,空气干燥,年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下。地形高程落差大,气候的垂直分布特征明显,盆地内部热量充沛,冬冷夏热。这里下垫面极为干燥,一遇强风则尘沙飞扬,空气浑浊,经常出现“沙暴”。大风最大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瞬时风速≥17.2米/秒),是和田县的一种特殊灾害,造成农作物和树木倒伏折断、毁坏农田、人畜丢失和死亡。平原区大风全部集中在春、夏季,平均每隔5天左右就出现一次。大风和沙暴天气多出现在傍晚和清晨,一次大风天气一般不超过2小时,个别情况持续8个多小时[2]。

罕艾日克乡位于和田县北部,地处喀拉喀什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带,平均海拔2000米,总面积58.92平方公里,其中平原绿洲占6%,沙漠占84%,为典型的大陆性沙漠气候,暖湿空气不易流入[2]。由于位于河流的中游地带,基本能维持罕艾日克乡的农田灌溉,但在春、夏季降水少的年份就会出现干旱现象。

罕艾日克乡邻近市郊,315国道从该乡横穿而过,315国道以北的农业灌溉区直接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接壤,该区邻近沙漠,植被稀疏,几乎无天然林,由于缺少天然屏障对农田的保护,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沙进人退的危害极为严重。该区在气候干燥及丰富的沙源和大气环流等综合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沙漠以每年3米～5米的速度扩展南移,吞食绿洲,高度在1.5米以下的孤立沙丘每年可前移15米～20米,严重威胁绿洲的生存发展。由于沙进人退,大量的荒漠土壤进入绿洲内部的农田里,使农田土壤含沙量增高,荒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通常在0.3%～0.5%,且不保水,不保肥,易破碎松散,在风力的吹蚀和堆积作用下,易形成各种风成地貌,降低土壤肥力。沙漠入侵绿洲,造成沙堆、沙垄,掩埋村舍、道路、渠道和农田,导致作物产量和收入减少,威胁着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我们所调查的霞村位于罕艾日克乡的西北脚,是该乡距离沙漠腹地最近的村落之一,也是风沙干旱较严重的地区。

(二)生活环境现状

霞村辖4个自然村,168户,人口667人,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00%,是一个典型的南疆维吾尔族聚居村。全村党员26人,其中女党员4人。该村面积97公顷,农作物种植面积73.3公顷。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种植核桃是和田县的特色林业,霞村农民主要是在自家庭院种植或在农田零星栽种,村内道路两旁、排水沟林带的核桃树属于村集体所有。和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霞村经济发展缓慢,该村有69%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由于和田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遭受干旱、风沙、盐碱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历年来霞村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较落后,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又受宗教思想束缚,村民文化素质不高,思想保守,普遍安于现状,加之村集体经济积累较少,村经济发展较慢。

霞村农民生活环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缺少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霞村的1、2小队(自然村)分布在村级公路附近,交通比较方便,而3、4小队距离1、2小队有4公里左右,离公路较远,村民普遍反映出门都是土路,有些地面凹凸不平,交通不便,特别是在春、夏季节,降水稀少,大风频繁,村里经常是沙土弥漫,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同时,霞村仅有75户通了自来水,剩下的93户都是在自家院内打井,生产、生活都依靠浅井水,许多农民都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有大部分农户由于居住位置的原因,自来水管道很难贯通,还有少部分农户是因为经济收入较低,没钱安装自来水。二是农户卫生条件差。霞村大多数农户都饲养牛、羊等家畜,且都是在自家院内盖圈饲养,而在气候较热的季节,很多农户则将牛、羊拴在庭院内进行喂养。农民在饲养鸡、鸭等家禽时,基本没有独立的圈舍,也是在自家院内随地喂养,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存在极大的卫生与健康隐患。村内没有对垃圾统一处理和有序回收,农户的生活垃圾及废水都是倾倒在自家的羊圈内,或是倒入门口附近的沟渠里,尤其到了夏天炎热时节,院里院外蚊蝇滋生,卫生条件较差。三是缺少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霞村村民全部是维吾尔族,基本信仰(党员除外)伊斯兰教,宗教氛围比较浓厚,农民普遍具有较强的宗教意识,日常除了举行一些宗教习俗活动外,基本就没有或者也不参加其他活动了。而且由于村经济发展较慢,缺少基本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缺乏组织文化体育活动的基本资源和载体,长期以来农民的闲暇生活单调贫乏。

霞村维吾尔族妇女作为长期居住在村庄和家庭的主要人群,其生活质量及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会受到这种较恶劣、较落后的人居环境的影响,也更会导致妇女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二、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组按农户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中等、贫穷选取62个家庭作为主要调研对象,包括有女干部、女党员的家庭。主要采取实地研究中的半结构性访谈、观察等方法,在所调查的62户农户中,重点访谈了46名家庭妇女,并以对家庭妇女配偶的访谈为辅。通过村调查、家庭调查和个人访谈,了解霞村人居环境对妇女权益的影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霞村妇女的自我权益保障意识淡薄,妇女的基本权益不能完全得到保障。而访谈结果显示,恶劣、落后的人居环境对全面保护妇女权益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人居环境与妇女接受教育、培训

在所调查的62户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太大差异。其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仅有1人(据当地村干部介绍也是该村唯一的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3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8人,其余20人均为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妇女。总的来说,霞村妇女文化素质比较低。在这样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基础上,妇女作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其农业技术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调查中了解到,霞村只有少数妇女参加过乡里组织的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及职业技术教育,当访谈问及原因时,回答大致分为“当时不知道组织培训”,“家务活、农活太多,没有时间参加”,“培训地点离家太远,交通不便,无法参加”三大类。可见,农村人居环境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到妇女接受教育、培训的权益。缺少基本的公共设施(如交通),就会给本来就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农村妇女去政府组织机构接受教育、参加培训带来不便和障碍。

(二)人居环境与妇女健康

在调查生态环境条件对霞村农民身体的影响时,62个农户中有78.5%都认为“沙暴”天气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影响。而妇女现在已经成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主要人群,再加之自身身体素质和抵抗能力都相对教弱,因此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会更严重。在访谈的46名妇女中,有26人就表示频繁的“沙暴”天气导致自己患有上呼吸道疾病或气管炎、支气管炎等。如受访妇女沙拉木提汗,现年35岁,正在我们访问她的时候,村里刮起了大风,沙土顿时漫天四起,这时她就赶紧说道:“我的咳嗽就是让这风沙给引起来的,一到这样的天气我的嗓子就受不了,治了好几年也没治好”。

霞村共有55.3%的农户靠浅井水生活,在调查的62个农户中,喝不上自来水的就有29户,而这些农户普遍都反映“浅井水水质不好,刚打上来的水就有很多悬浮物,喝了有时候会明显感到腹痛,甚至会拉肚子”。妇女作为经常呆在家中的人群,身体健康也是最容易受到水质影响的。在访谈的46名家庭妇女中,就有21人都表示饮用浅进水曾经有过或者经常出现腹痛、拉痢疾等病症。

调查结果显示,62个农户中有87.2%的妇女都是在家生孩子,而接生者也大都是亲戚、朋友或是产妇自己。当问到(选择在家生育的妇女)“为什么不选择去乡医院生孩子呢?”,回答基本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或“交通不便,路途颠簸”等原因。而在家生育的妇女中,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产后感染或患有其他妇科疾病。可以想到,在这样一种人畜不分离、厕所不出院、垃圾不及时进化处理、产生大量蚊蝇和有害病菌四散传播的人居环境中,在没有医生正确的指导和消毒措施下进行分娩,势必会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健康。

可见,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缺少基本、安全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水等)的、卫生条件落后的人居环境,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妇女的健康权益。

(三)人居环境与妇女家庭生活

社会习俗、群体信仰等都属于农村人居环境的精神层面,是潜在影响农民行为、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重要因素。霞村村民基本信仰(党员除外)伊斯兰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及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以往人们会因为不信仰而受到歧视,现在虽然这种思想已经逐渐淡薄,但大部分农民还是对宗教人士及虔诚信徒更加尊敬。入户走访中,了解到霞村妇女对宗教的信仰要比男性更加虔诚和坚定,在忙碌的同时不忘记礼拜和祷告。当地的妇女都是在家做礼拜(即俗称的乃玛孜),年龄越大对宗教的信仰越虔诚。并且观察发现,相当多的妇女喜好穿着带有宗教色彩的服饰,即便是再热的天气也会穿着尽量遮体的衣服。

伊斯兰教文化中也存在男尊女卑、维护夫权的道德规范[3]。在访谈中,就很容易感受到宗教信仰对妇女家庭权益的影响。如受访妇女吐孜尼沙汗,年龄28岁,现已离婚,在一次遭前夫家庭暴力后回了娘家,过几天她自己回到家,但丈夫却对她说出“塔拉克”(离婚),把她的东西都搬出了房子。一个星期后,前夫又再婚了。当问及“您没有想过不同意离婚,或是通过法院来解决吗”?她只是摇摇头说“没想过,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可见,农村人居环境中封建传统的社会习俗以及浓厚的宗教妇女观念,也会影响到妇女的家庭婚姻权益以及妇女的自我权益保障意识。

三、结语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与探讨,可以总结出影响新疆南部农村维吾尔族妇女权益保障的人居环境因素主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缺少基本、安全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水等)的、卫生条件落后的农村人居环境,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妇女的健康权益;人居环境中的交通设施不完善,会给本来就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农村妇女去到政府组织机构接受教育、参加培训带来不便和障碍;民族地区农村人居环境中封建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浓厚的宗教妇女观念,也会影响到妇女的家庭婚姻权益以及妇女的自我权益保障意识。由此,我们可以说,适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树立农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是全面保障农村妇女基本权益,促进妇女良好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周伟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妇女发展的关系思考——基于对河北农村妇女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05,(z1).

[2]和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和田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司法保护调研 篇2

司法实践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

及征地补偿权问题浅析

汪丽

1内容提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及“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土地承包权前、后难以协调。笔者列举了五个审判实践中案例，给予分析，并为我国在司法与立法上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征地补偿权，除特别加以保护外，亦有学理探讨之必要。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承包 征地补偿 妇女权益 案例分析 完善

一、导论

2005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有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征地补偿权的规定只有两条，即该法第30条和第50条。这两条规定，可以说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实践中，远不能适应农村现状。2005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32条、33条增加了有关规定，并于第55条规定了违反本规定的处理。但这几条，仍可以说是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则问题多多。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妇女属弱势群体，其承包经营权常受到侵犯。农村中普遍存在问题是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其应当取得的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财产权益及与土地相关的其它财产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而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已有所觉察与重视。

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说明“要坚定不移的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1995年9月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通知》中规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三十年不变的土地联产承包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土地承包权与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前土地承包权如何衔接、如何协调的矛盾。请看以下五则案例：

二、实例：

案例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某村李某夫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该村5分田的承包权。在其丈夫死后，李某改嫁到他村，原村委会遂将其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同村村民黄某。李某得知后，以承包未到期为由要求村委会继续履行合同，遭拒绝后向黄陂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村委会和黄某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村委会的正当发包程序订立的，黄某是该村村民，具有承包资格，且对土地进行了实际耕作，故应确认其所取得的承包权合法有效，但鉴于原告的原承包合同未到期，且对土地进行了实际投入，应予适当的补偿。[1]。

案例二：江苏省海门市三星镇民乐村一组女村民杨某，1987年与同镇太阳村村民龚某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女儿随母杨某落户于民乐村一组。1993年该组42.5亩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建造三星叠石桥绣品城。同年12月1日，绣品城管委会与民乐村村委会、民乐村一组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由管委会每月补偿给民乐村一组村民2808.60元。1995年2月，民乐村村委会制订了“村规民约”，规定已婚姑娘户口不愿迁出的，不享有一切待遇。杨某遂起诉至法院。海门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妇女结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杨某结婚后，其户口及所生女儿户口一直在民乐村一组，故杨某母女享有与同组其他村民平等的权利。民乐村村委会制定的“村规民约”于法不符，严重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应确认无效。最后判决村委会支付村民杨某母女土地补偿费1032元。[2] 1汪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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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风形村村民鲁某，1997年出嫁到繁昌县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

民组，1998年生子汪某，鲁某、汪某现户口均在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但在城关镇城西村

东风村民组未承包土地，其中，鲁某在出嫁前在原村已分有土地且至今未变动。2002年7月，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全部土地230.02亩被征用，并被给付土地征用费755万余元。城关镇

城西村东风村民组按承包土地人口数发放了大部分土地征用费，因鲁某、汪某未承包耕地，故未

分。经交涉无效后，鲁某、汪某以应分而未分得土地征用费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分得土

地征用费42190元。（755万余元土地征用费扣除青苗补偿费后按全村民组现有农业人口350人

平均分配，每人21095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以鲁某、汪某在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未承包

土地，鲁某在娘家已分享土地承包权为由，驳回了鲁某、汪某之诉讼请求。

案例四：芜湖市棠桥卷塘村女村民王平安招女婿张某，1988年1月生育一子，1994年1

1月张某户籍由庐江县迁入卷塘村。2005年12月，属于卷塘村、王家祠村和小周村共同所有的莲

塘口水面被行政征用，卷塘村因此取得84万元水面征用补偿款。依2006年8月公示并经全村村

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大部分村民及汀棠街道办事处批复同意)的卷塘村莲塘口水面补偿分配方

案{现户口在卷塘村的为常住户（外嫁姑娘，外来女婿及其子女除外），此类人员按100%比例分

配；卷塘外嫁的姑娘，户口现仍在卷塘的按70%比例参与分配……}因王平安一家三口分别属于

外嫁姑娘、外来女婿及其子女，按照“分配方案”王平安一家只有王平安能够参加分配，又因王

平安精神上有残疾，特殊照顾王平安一人不按70%而按100%比例分到2000元，而不是6000元，遂成讼。2006年11月30日，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镜民一初字第718号

判决：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补偿款6000元。

案例五：芜湖市广福行政村黄家村自然村女村民杨军，1991年与广福行政村殷家山自然村

村民陶某登记结婚，2000年户籍迁入殷家山陶某户。杨军出嫁前在黄家村承包有土地，在嫁入

殷家山村后没有承包土地。1999年至2002年期间，广福行政村黄家村及殷家山村土地被长江大

桥开发区等征用。有关征地安置费，黄家村居民组分配方案为：1991年以前出生的人，在黄家

村有田地且户籍在黄家村的此次可以参与分配安置补助费，人均1850元；对1991年以后出生的人，户籍在黄家村的也可享受分配。殷家山居民组制定的分配方案为：1982年在殷家山分到田的人，按总金额30%实际人均1594元；1991年分到田的人，按总金额70%实际人均为3142元。

因杨军的户籍在殷家山居民组，而田地在黄家村居民组，不符合两个居民组所制定的分配安置补

助费条件，两居民组均未向原告发放土地安置补助费。后原告杨军诉诸法院。2007年2月12日，芜湖市镜湖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镜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被告广福黄家村居民组于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杨军征地安置补助费1850元，驳回其对殷家山居民组的诉讼请求(即

选择娘婆二家之中的一家安置补助费标准进行补偿，而不能不补偿)。

三：法理分析

以上案例一，从理论上分析，法院是将农村土地承包权定性为债权而处理案件的。寡妇改嫁，其一般财产可随身带走，而承包经营权则亦可带走，代价是相关人相应补偿或赔偿即可。这种判

决值得商榷。如果将农地承包权定性为债权，那么发包人完全可以将土地再次发包，而仅仅对原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在这种法律机制下，发包人完全可以赔偿损失为代价收回已发

包的土地，从而实现其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目的。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权益。相反，将农地承包权

定性为物权，如果承包人通过正当发包程序取得这种权利，就取得了一种既能针对发包人又能针

对其他任何人的绝对权，物权在有效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功能上强于债权，其效力

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享有债权性质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妇女，在其权利受到发包方之外的第三人侵犯时，很难针对该第三人获得充分救济；但如果其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那

么她就可以直接针对任何侵犯其权利之人主张其排他性的权利。[3]依据物权法则，法院判决是

错误的。在法学理论上倡导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有利于充分保护农村妇女财产权益，避免农村

妇女之承包地被发包方或其它任何第三人之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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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是有关土地征用费补偿的案例，法院判决维护了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并认定原村委

会规定的“村规民约”违法而无效。实践中，各地政策不一，类似的乡规民约则很多，很乱。如

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安徽省繁昌县城关镇土地调整实施办法规定了十类人享有土地承包

权，同时亦规定了十类人不享有土地承包权。[4]其中难免有属于“乡规民约”之类似条款，和

违反法律与政策的情况，并最终侵害农村妇女权益。特别是从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十类人中

之第二类、第六类、第九类、第一类中可明显看出有违法之嫌。“女方出嫁在农村的（不论户口

是否迁出）”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所嫁农村规定在原娘家享有土地，则就存在扯皮现象。

案例三中，鲁某系农业人口，其所在集体土地全部被征用后依法应当享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

费、领取安置补助费的权利。征用被承包的集体土地的，应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土地管理

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征用土

地不能越过集体土地所有者而直接向土地承包者进行。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

定，土地补偿费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即应属全体村民共同享有，村集体的任何一员，都

有权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与土地承包人系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鲁某所

在村民小组集体土地288.63亩已全部征用，依《土地管理法》第47条2款规定，全村现有农业

人口以户口为准均系安置人员，包括现有土地承包人和未承包土地的人。一审法院按1995年承

包土地人口分配上述费用值得商榷，这种做法将要造成的结果是承包人享有了所有者权益，承包

期限不是30年而是永久的，土地承包人实际成了土地私有者。

本案相反意见认为，法规并未明确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分割，更没

有规定是以户口人数为标准进行分割。该土地补偿费性质上属于对土地承包人的补偿而不是出卖

土地所得的价款，不是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自然无权领取。土地补偿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纯集

体资产，以拥有户口就得到分配财产的资格，也是一种错误地理解。户口只是主管部门对社会成员管理上的措施，并不当然取得财产分配权。（比如挂户人口）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3款的规定，此种情况应由行政机关解决。鉴于孩子汪某在土地承包确立以后出生，发包

之初未预留机动地，以后也没有新开垦的及他人自愿交回的承包地，这涉及到当初承包方案，由

行政机关用更为科学的农村承包方案来解决而非用司法方法解决。而案中鲁某，在娘家取得了当

地的土地承包权，至今该权利仍旧存在。鲁某自1997年5月嫁入繁昌县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

组后，并没有履行任何与土地相关的义务，不得作为特等公民而享有双份权利。

笔者意见，这是农村妇女出嫁后娘、婆二家土地承包权的衔接问题。因农村中土地价值不一

样，各地政策也不完全统一，应该允许妇女选择较妥。以迁户口为准，允许妇女选择一份土地承

包权，若无机动地可分可选，则应按市场行情酌情补偿。

案例四我镜湖区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补偿款6000元的诉请。我们

在判决理由中写到：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告部分塘口水面被征用，而水面作为土地的一种，被征

用的补偿费应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补偿款是对村民集体丧失生活保障资源的一种补偿，凡是

属于村集体成员的，均有权依据成员身份参与分配。原告王平安原来即是卷塘村的村民，其子出

生后即落户于卷塘村，其夫张某1994年11月户籍由外地迁入卷塘村，王平安一家也一直居住在卷塘村，因此原告王平安三人应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分配权利，现三原告要求与其他卷塘村村民

享有同等的卷塘村塘口水面补偿款分配权（即发放补偿款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被告辩称“分配方案”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有关部门批准，但我们认为，“分配方

案”即使经三分之二卷塘村村民同意，但也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分配方案”

有关外嫁女的分配原则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有关内容应当无效。

案例五我院镜湖区法院判决被告杨军娘家所在的村民组补偿杨军征地安置补助费1850元。

我们在判决理由中写到：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征得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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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虽嫁入殷家山居民组，但在殷家山居民组没有取得承包地，而安置补助费是基于对失地农民

进行的一种生活补助，原告的土地仍在黄家村居民组，有权要求与黄家村居民组其他村民一样平

等分配安置补助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黄家村居民组给付安置补助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数

额应以黄家村居民组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支付。原告在黄家村居民组享有分配土地安置补助费

后，在殷家山居民组不能再重复分配，故原告对殷家山居民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例四、五为镜湖区法院所判决，均较好地保护了农村妇女的与土地相关的权益。

四、司法与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的法律的逐步完善和国家对农村问题的日益重视，涉农审判、切实保障农村妇女权

益等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讨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应在以后的妇女法中强化。新婚姻

法第39条增加的一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也

应在以后的立法中有所体现与细化。

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于违背政策缩短土地承包期、收回结婚或离婚妇女承包地、提高承包费

等错误做法，必须坚决纠正。为充分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目前农村应做到几下几点[5]：第一、根据实际拥有的土地、山岭、草原、森林、荒地、水面、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具体情况，按照该集

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人数确定每人可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并平均划分；第二、不分性别均分，并不得在土地数量、质量优劣上歧视妇女；第三、在确定应完成上交的承包任务时，必须男女一

视同仁，不得对妇女提出与男子不平等的要求；第四、使用宅基地时，必须对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平等对待、公平处理，保证男性和女性成员都平等地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第五、在分享土地征

用补偿费时，也应该公平合理并适当照顾嫁到本农村的妇女，不得歧视。

要善于总结农村中的经验教训，必要时上升到法律予以完善。笔者意见，应该赋予农村结婚

或离婚或丧偶之妇女选择权，允许其优先选择对其有利的娘家或婆家土地承包经营。在妇女作为

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农村土地时，为增强对其权利的保护，需要在妇女法等相关法律中增设关于妇

女出嫁时承包户分割承包地的特别规定。对于妇女结婚时原承包地的处理，可以按照共有物的分

割之民法原理进行。如果承包土地在分割后无损于其经济价值，则可按承包户各成员的份额进行

分割，有损其经济价值的的，可给予相应经济补偿。[6] 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不因离婚而丧失

或有重大改变。农村妇女在离婚后不离开原地的，承包农村土地及其他村民待遇不变；离婚后离

开原居住地的，相关单位应协调处理好她们离婚后的生活问题。若在娘家的土地未收回，原所在地可视情况恢复，若在娘家土地已被收回，原所在地不可对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份额作出收

回的规定（可由男方代耕或每年支付给女方有偿使用费），要切实赋予离婚妇女相对的稳定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让她们生活没有出路。

注释：

[1]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页.[2] 参见鲁建春“‘村规民约’失公正 村民告倒村委会”.《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25日.[3]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8-79页.[4] 参见中共中央繁昌县城关镇委员会文件（城发1995第023号）《中共城关镇委员会 城关镇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5] 参见郭彤《<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83页.[6]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浅议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护 篇3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财产补偿权；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43-02

一、农村妇女离婚案件中权益受侵犯的表现形式

（一）离婚后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保障

土地初次分配过程中各地坚持“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妇女无论婚嫁与否一般都能分得与男子同等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差异问题逐渐暴露，原来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失去土地。离婚后的妇女，其在前夫家时承包的土地被村集体强行收回或被前夫家视为自己承包的土地，回到娘家后，娘家村集体亦不能分给其土地。同时妇女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后，很难享受到原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这样形成了农村妇女离婚后两头都落空的局面，不仅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而且无法取得相应的补偿款，而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离婚后的妇女将丧失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错误运用以及各地方人民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不一造成的。

（二）离婚时劳动补偿请求权难以得到保障

《婚姻法》第40条是我国婚姻法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该法条的出发点为了平衡夫妻对财产的分配，承认家庭劳务的付出的经济价值，但是因为法条设计不够完善，导致该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以实现。离婚诉讼中该主张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范围过窄

该条法律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应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换言之，夫妻双方不适用分别财产制就不能适用家务劳动补偿，而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仍然很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财产基本上是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夫妻共同所有，少有对财产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这主要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致。既然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那么该条规定就形同虚设了。最终导致在农村离婚案件中该条法律的适用时难上加难。

2.缺乏补偿的标准

法律的规定比较宽泛，对家务劳动的价值没有一个合理的估价标准，为家务劳动付出到何种程度才是较多？家务劳动的价值又如何来估算？这都没有一个可供执行的标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就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离婚案件一般都是基层法院管辖，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因为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计算标准，导致很多法官不愿意支持当事人的劳务补偿请求[1]。

3.当事人举证难

当事人一方应该秉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确有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事实存在。但是因为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维权意识普遍偏低，所以在举证上可以说是很难达到可以令法官采信的要求。此外，在广大的农村，广大妇女不是只从事家务劳动，而且也参与大部分的经营生产，利用经营生产之余进行了大量的家务劳动，此时，就更难举证了，一般只有邻里街坊可以作证，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家事不好参与，而且也认为妇女从事家务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传统，不应得到额外的劳动补偿，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可以说是举证难。此外，主张劳动补偿可能受到乡里非议，承受着巨大非议的一方可能会放弃该权利的主张。

（三）经济帮助请求权得不到保障

《婚姻法》第42条从保护弱者从发对经济帮助请求权做了规定，这种保护在农村离婚案件中集中表现在对妇女一方的保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却因为设计不完善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帮助的性质不明确

从条文的表面看来此规则似乎属于义务性规范，也就是说不履行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是现行的婚姻法和婚姻法解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也就说即使违反了该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需要承担。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该制度的性质就变得模糊了。条文中虽然用的是“必须”，但却找不到法律后果，也就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学者更偏向将该制度定义为“道德上的扶助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夫妻抚养义务的组成部分。

2.适用范围小，适用条件模糊

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被严格定义在离婚时有经济困难的，也就是说只能在离婚时提出，离婚后因为生活变故发生的经济困难被排除在经济帮助之外[2]。从适用条件方面分析，该制度的适用需要一方经济困难，但是却没有给出所谓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还是其他的？补偿的标准方面，首先是协商解决，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协商不成时法官应该适用何判决标准，应该如何给予困难一方经济补偿才算合理，是对困难一方给予最低的保障还是区分离婚对方的经济条件而区别对待，都没有规定。

二、农村妇女离婚权益保障建议

（一）保障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与农民的社员权密切联系，由于各地界定社员的标准不一，导致土地上权利的保障力度不同。在理论上，如何认定农民所享有的成员资格，存在户籍说、权利义务对等说等观点。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是，考虑到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的复杂性，应当采用综合认定的立场。这就是说，原则上应当以户籍为标准认定成员资格，在此之外还应当考虑其他因素。之所以原则上以户籍作为认定成员资格的标准，是因为在我国，户籍管理是确定公民身份的基本依据，也是其对所在的经济组织的义务来源的依据，而且户口的迁入和迁出是一种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行政行为[3]。除户籍之外，认定成员资格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一是对集体所尽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成员资格的享有应当以农民尽到对集体的义务为前提。二是以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在认定成员资格时，也应当考虑是否以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是结婚与离婚。通常来说，如果与集体成员结婚，并已经迁入户口的，都可以获得集体成员的资格；而与集体成员离婚，且户口已经迁出的，就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是，婚姻也并非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与集体成员离婚，又没有迁出集体的，其成员资格不应因此而丧失。

在农村，如果妇女出嫁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收回，再加上各地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对“70年不变”的错误理解，离婚后的妇女将难再次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1]。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只要离婚妇女离婚后户口没有迁出，则户口所在政府也就是夫家所在的政府应该保障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妇女离婚后将户口迁回了父母所在地政府，当地政府应当重新再与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保障离婚妇女最基本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行各地政府统一土地管理方面的规定，避免出现离婚妇女在夫家和娘家都分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出现，只有这样离婚妇女的基本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在土地征收补偿款方面，如果离婚妇女离婚前夫家所在地的征收已经开始或者确定要进行，则应该对土地征收的补偿款有分配请求权。如果离婚后将户口迁入出生所在地，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未能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已经和其他集体成员一样对经济组织尽了应尽的义务的，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款。

（二）建立财产分割补偿机制

财产分配时应该考虑婚前妇女的陪嫁财产和离婚后可能收入的预期财产的经济价值。农村妇女结婚时都会有嫁妆作为陪嫁，根据习俗这些财产大部分是生活用品，家电、日用品等，一般由男方提供房屋。在婚姻期间，女方的嫁妆大部分已经在婚姻存续期间消耗殆尽或者价值大大减损，而男方的房屋容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值，如果房屋是男方在婚前所购买的房屋，根据现有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是属于男方个人财产，离婚财产分割时，因为房屋所有权没有因为婚姻的存续而变成夫妻共有财产，女方对房屋就没有请求权，更谈不上对增值部分的请求权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容易发现，在离婚时妇女在财产分割时处于弱势。为此，笔者认为，女方结婚时的嫁妆应该是女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而消耗或者价值减损的部分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

（三）明细经济补偿制度

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具体化。

第一，明确经济补偿的性质是夫妻义务的延伸。如果将经济补偿作为一项道德上的义务的话，那么法律就没有约束力了，如果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制的话，该制度就形同虚设，被请求一方可能会找各种理由拒绝经济补偿。所以笔者认为，宜将经济补偿用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为夫妻扶助义务的延伸，这样该制度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第二，扩大适用期间，宜将其扩大到离婚时和双方一人再婚前，如果男方离婚后又结婚，那么男方就有新的家庭应该供养，那么就可以减弱对前妻的抚养。如果是女方再婚的话，那她的生活就应该由新的家庭负责，不宜再加重前夫的经济负担。

第三，适用条件方面，应该将生活困难界定为虽然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仍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也就是说一方在离婚后虽然努力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但是因为自身身体或者经验问题没有理想的收入，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

第四，补偿的金额应该区分被请求一方的经济条件有多区别。经济补偿首先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协商，这样能充分保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要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没有分歧，法律应该认同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但如果协商未果的前提下，法官应该秉着以维护弱者的精神，结合被请求一方的经济状况做出公平的判决，这样即保障了弱势一方的基本权利，又能不影响被请求一方的正常生活质量，符合公平原则。

参考文献：

[1]谢志辉.浅析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土地财产权益及法律保护[J].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2]阎晓磊.对《婚姻法》关于离婚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12）.

简析离婚案件如何保护妇女权益 篇4

社会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但是, 离婚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一直不为人所认可。对于妇女尤其如此, 总觉得不甚光彩, 所以即使忍气吞声即使被骂挨打也不愿意离婚。近年来, 离婚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妇女越来越注重婚姻生活的真正内涵, 离婚案件也越来越多, 我们法律援助部门的律师在办理案件中具体进行个案分析正确维护双方尤其是弱势妇女的合法权益以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案例分析

案例一: 王某, 女, 1999 年再婚嫁给李某 ( 有一成年儿子) , 双方共同生活三年后将原来的三间老屋拆掉重建了五间主房两间配房。2010 年女方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男方开始嫌弃女方并不允许她回家居住。恰逢此时男方所居住的地方进行拆迁改造, 李某瞒着王某把三套回迁的房屋均登记在其子名下。李某将所有手续办好以后提起了离婚诉讼, 王某应诉。诉讼中王某面临着净身出户的风险于是来到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办案律师详细询问得知虽然双方登记时房屋的产权登记所有人是李某, 此后房屋翻盖女方出钱出力, 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女方应当分得回迁房屋, 且女方患有严重疾病男方负有扶养义务。通过法庭调解女方得到十多万元的房款及扶养费用, 双方和平分手。本案中不能因为三间老房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就武断认定拆迁房没有女方份额, 而要剥茧抽丝查找证据证实女方参与了房屋翻盖获取分得房屋份额的权利。

点评: 本案实质牵涉到离婚案件中财产的恶意转移问题, 实践中转移财产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几种1、伪造债务弄虚作假, 基本的方式是找几个亲戚朋友打几万虚假的欠条2、隐匿自己控制的财产包括 ( 1 ) 、转移财产进行隐匿, 比如从银行支取现金后另换户头转存他行 ( 2) 、虚开发票冲抵开支, 比如购买一台三千元的电视机发票开至六、七千以解释财产去向 ( 3) 、挥霍财产恶意消费比如出入高档场所, 购买奢侈品 ( 4) 、私自转移房屋谋取利益比如夫妻一方擅自出售房屋以掌握金钱的主动权3、威逼利诱暴力胁迫弱势女方放弃财产。

维权方法: 1、搜集对方存款线索记下开户行, 必要时申请人民法院查询转账记录由法庭责令其说明存款方向、用途以审核其转款的必要性; 2 对于制作虚假债务的要求与债权人对质, 询问出具欠条的细节问题, 必要时做笔迹鉴定审查债务形成时间; 3、对于虚假开支的审查开支凭证的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必要时向有关出具单位调查了解; 4、对于恶意转移或低价出售夫妻共有财产的可以主张其行为无效; 5、具体到本案, 一方私自出售夫妻共同房产或将房产私自赠与第三人的情况另一方可以依法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并可以依法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6、对于转移一般物品的建议保留好购物发票。

案例二: 宋某, 女, 2010 年与张某结婚, 婚后生育一子现年3 岁。双方刚结婚时感情还好后来男方沾染了酗酒赌博的恶习, 赌输了就喝酒, 喝酒后就拿宋某出气, 宋某经常被打的遍体鳞伤。宋某万般无奈提起离婚诉讼, 张某竟又威胁要离婚就杀宋某全家, 宋某通过当地妇联组织寻求法律援助。办案律师经询问得知宋某有一次被打得特别严重构成轻微伤, 当地派出所仍保留卷宗材料, 顺利收集到张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 法院依据客观事实判决双方离婚。

点评: 本案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如何保护妇女权益的问题。2001 年12 月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 ( 一) 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鉴于大家对家庭暴力的表现都有直观的感触笔者不再一一赘述。

维权方法: 1、在家庭暴力实施过程中大声呼救, 寻找机会拨打110 请求公安机关予以制止, 起诉时可以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作为依据; 2、及时拍下暴力现场和伤痕照片必要时申请公安机关进行法医鉴定; 3 受伤后及时去医院治疗并告知医生是由于家庭暴力致伤, 要求在病历中留下记录; 4请求所在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留下调解记录要求施暴者签字作为诉讼证据; 5、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请求当地的妇联组织、法律援助部门给予帮助,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案例3: 于某, 女, 与田某在外打工时认识后恋爱结婚。婚后于某怀孕生子, 在家照顾孩子伺候老人, 田某继续在外打工。田某凭借吃苦耐劳承包了大的工程赚了大笔钱。随着田某赚得越来越多渐渐看不上于某了, 后来竟然在外包养了第三者, 于某稍有指责他便提起离婚诉讼。由于于某长期在家根本不知道田某到底有多少资产, 面临诉讼风险, 聘请律师应诉。第一次诉讼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六个月后田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律师提前保全了男方的部分工程款, 提供了男方存在第三者证据, 女方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点评: 本案涉及到男方存在第三者过错侵害女方合法权益的问题, 此类案件维护妇女权益存在的困难题主要有以下几中1、中国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小城镇、农村普遍存在, 为了男方外面的事业, 女方放弃了外出挣钱的机会安心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对男方的收入及财产经营状况不知情, 一旦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就处于被动地位。2、此类离婚案件妇女认知能力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诉讼能力差, 又习惯于把矛盾交给法院, 让法院主动调查取证, 导致诉讼中处于劣势。3、过错损害赔偿较难, 婚姻法第46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一) 重婚的 ( 二)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 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 (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就此, 法律规定的较为具体, 但在审判实践中男方重婚、婚外同居的事实如何认定, 妇女举证存在很大困难。4、实践操作过程中举证困难。实践中, 有的当事人第三者并不固定, 有的是“通奸”行为, 有的属于“姘居”所以难以取证。

维权方法: 1、对于存在第三者的离婚案件坚持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相结合的原则, 从事审判的法官在当事人提供证据为主的前提下还要依职权或者依据申请进行调解取证, 妇女对男方财产不清楚只要提供财产线索即可认为已经举证。2、破解过错损害赔偿难、低的困局。对证明“与他人同居”这一事实的证据采信从宽把握, 就女方提供的初步证据如照片、视频、书信、短信、聊天记录、悔过书、保证书等证据的效力若男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即认定其过错。对男方存在过错而离婚的提高精神抚慰金的数额, 笔者认为现阶段提高到一万到五万为宜。3、充分考虑到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应给予适当补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性在抚养教育孩子、照顾老人方面比男方付出更多, 在离婚时充分肯定女性对家庭的情感付出, 在分割财产时给以适当照顾, 建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先分出一部分给妇女, 剩余部分再行分割。

总之, 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面, 其在家庭中的付出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上, 在充分尊重法律事实的基础上, 应当充分肯定其这种付出, 由男方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笔者认为在无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形下, 应由法官自由裁量, 且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得到尊重。

摘要：离婚,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一直不为人所认可, 对于妇女尤其如此, 总觉得不甚光彩, 所以即使忍气吞声即使被骂挨打也不愿意离婚。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 离婚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妇女越来越注重婚姻生活的真正内涵, 离婚案件也越来越多, 据法院权威部门统计每年受理的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 这就要求我们法律援助部门的律师在办理案件中具体进行个案分析正确维护双方尤其是弱势妇女的合法权益以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笔者将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案例加以具体分析以论证保护弱势妇女合法权益的具体办法。

关键词：离婚,妇女,婚姻,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冬青, 冒群.“80后”易离婚法官有忠告[J].家庭科技, 2015 (11) .

[2]王艳茹.浅谈离婚案件调解的方法与技巧[J].民营科技, 2014 (03) .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情况调研报告 篇5

近年来，由于农村城镇化和项目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部分乡镇、开发区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在分配土地征用款时往往出现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近两年来，我市妇联共接待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信访案件 7件（其中 4件，2010年3 件），涉及25人，其中重复上访 2 批 7人。占信访总量 181 件（126件，2010年55件）的3.8 %。为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儿童土地权益、探索妇女土地权益案件解决、落实妇女土地权益的办法，妇联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在我市的几个重点乡镇作了专题的调研。

一、接待来访事项的简要情况和特点

从我市妇联接待有关农村妇女反映土地权益纠纷的信访事项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访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征用的地方，如：高码乡、经济开发区、东江镇、香花乡等；二是反映的诉求基本一致。基本上是户口在本地的出嫁女、男到女家落户者家庭成员要求享受土地征用分配款，也有少部分为丈夫去世后或离婚后其土地权益受到一定侵害的问题；三是因妇女权益受损引发的上访多存在重复上访倾向。如高码乡邵爱玲因其夫到女家落户家庭成员要求享受组上同等待遇问题多次赴京、赴省、赴郴，到本市不计其数上访；四是造成上访的原因焦点基本为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主要是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倡男到女家落户，但由于农村传统的影响，以及一部分地方村规民约的规定，出嫁女户口必须外迁，即使不外迁在一定年限后也不再享受村组的经济成员待遇，同时，对于农村男到女家落户也有一定的限制。

权益侵害体现在：

1、有的村组外嫁女和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落实。农村外嫁女和离婚妇女，因为土地不可移动的特殊性，往往在娘家或依附于前夫，无法单独分出来；如香花乡星塘村一离婚妇女，夫家所在地将承包土地给再婚妻子，而娘家所在地也不给或无法落实其承包土地，乡村经过多次协调都得不到解决。

2、外嫁女和离婚妇女的宅基地分配权得不到落实。周边城区乡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项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经济利益，部分村组在宅基地分配问题上按照男婚女嫁习俗，采取了男女不平等政策。有些村村规民约明文规定男子成年或结婚后可单独立户批一间宅基地，而大龄女青年、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妇女、离婚妇女包括孩子不能单独立户批房，只能计入娘家或夫家大户人口。

3、征地补偿款和集体福利享有权得不到保障。随着城镇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和项目建设的需要，对土地的非农建设性需求也不断增大。在分配土地补偿金政策上，虽然各级政府都明确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外嫁女、离婚妇女不发或少发土地征用补偿金；在分配集体经济时采取剥夺或不公平分配的形式，导致土地权益纠纷，其子女户口在本村的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存在问题和根源

1、受传统观念影响。受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嫁出去的姑娘理应到男家落户，不能与娘家的村民争土地、争饭吃，所生的子女更没有理由再到娘家争土地和经济利益。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在法律上确认了村规民约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农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也专门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部分村组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农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这些村规民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害妇女土地权益以及相关权益的现象。

2、依法解决该类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缺乏必要的解决手段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许多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农村妇女找村干部，村干部因为村规民约的规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对而无能为力；而且有的村本来就是村上的主要干部反对，即使大多数村民同意，因支书或组长的不同意也得不到落实；找镇政府或街道，总认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如强制执行，则势必造成干群关系对立，影响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处理中手段不多，力度不够，陷入两难境地；找到市妇联，市妇联缺乏相应的执法权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结合受害妇女所在的镇街道妇联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或是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收效甚微。依法起诉，法院因为村民委员会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由于我国法律中对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详尽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释，以致法院在受理、判决此类案件时弹性很大。即使诉讼时妇女胜诉，执行起来也很难。为此，妇女要求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妇女去找法院起诉时，法院答复暂缓受理外嫁女土地权益侵害案。因此各个部门在解决此类问题上显得拖沓和被动，使受到侵害的妇女们往往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很难。

3、利益驱动导致矛盾加剧。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农村户口利

益的优厚使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他村去，而同城镇男子结婚的“农嫁居”妇女更不愿随其夫将户口迁往城镇。长此以往，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关系压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被抢走了，所以纷纷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边缘人群。

三、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目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我们认为一是有违背法律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二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不妥善解决，带来不稳定因素；三是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以及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特别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护，需要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有力的司法救助与监督。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村组干部的法律意识。通过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把高层意识逐步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推动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和用法，增强法制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彻底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在农村形成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2、建立执法监督制度，废除与法律相抵触的村规民约。明确各级政府部门责任，建立执法监督制度，严惩渎职人员。目前，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不力现象的发生，固然有历史、立法的原因，但“执法不严”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应明确各级政府部门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职责，建立起相关执法监督制度，加大对渎职人员的惩罚力度，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加强国家法律对村规民约等的指导和规范，建立“村规民约”审查制度，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同时，出台相关法律条文，规范政府监督、管理村规民约的具体权限和程序，对涉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规定、村民或社员代表会的决定、村规民约进行彻底清理，对村规民约中侵害妇女合法财产权利的条款坚决予以清除，坚决制止村委会、村民小组制定的土政策大于法律的做法，完善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监督，确保村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

《二年律令》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篇6

一、《二年律令》对妇女政治权益的保护

封建社会前期较多地保留了远古母权制的遗风, 妇女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虽然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 但是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与封建社会后期不同的权利。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强调“男乐其畴, 女乐其业, 事各有序”的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1]秦始皇本纪·碣石刻石铭文。女织一直是秦国重要的赋税来源, 军事国力的体现。汉代延续了秦的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 展示国家对女性的保护意识。但是建立在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妇女,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表现的方式与男子不同, 她们自己不能依据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管理国家事务或参与国家事务, 但可以依附在男人身上发挥作用。比如爵位继承的权利仍然保留着, 身为母亲或妻子通过有政治地位的儿子或丈夫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一点从汉初传统的档案资料和简牍资料如《二年律令》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国家政治权利分配体系来看, 汉代妇女基本上谈不到政治权利。从妇女这个群体考察, 她们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但是, 汉代时期的特殊妇女群体在政治方面却有一定的权益。

汉律规定女性可以继承爵位。汉代的爵位继承是二十等爵及与之相一致的财产和政治特权的继承, 从“公士”到“不更”属于士阶层, 从“大夫”到“五大夫”属于大夫阶层, 从“左庶长”到“大庶长”属于卿, “关内侯”和“徹侯”属于诸侯, 不同爵位享有不同的权利。

《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 (爵位继承) :“为县官有为也, 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 皆为死事者, 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 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 毋女以父, 毋父以母, 毋母以男同产, 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 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 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

也就是说, 如果因公殉职, 儿子可以继承其爵位。没有爵位的封为最低一等的爵位即公士。爵位继承顺序是:儿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祖父、祖母。虽然在继承顺位中, 同级别女性的继承位次都在男性之后, 妻子的继承位次更是排在后面, 但这毕竟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女性继承爵位的权利, 妇女在获得相应的爵位后, 即可享有相应的财产和政治权益。

汉代妇女通过继承获得爵位, 并因此获得政治权益, 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当然这并不能说, 男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平等。如上资料所述:妇女以女儿、母亲、姐妹、妻子、祖母的名义继承家族男性死后空留下来的爵位, 妇女本身不能像男子一样因为自己的能力或通过自身的努力被授予爵位, 只能依靠男性继承爵位, 这是女性一定程度上依附男性的体现。正是由于女性爵位的取得依赖于男性, 《二年律令·具律》中才会有如下的法律条文:“杀伤其夫, 不得以夫爵论”。《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女子比其夫爵”, 即妻子可以享受与丈夫相同爵位应该享受的待遇。同时汉律又规定:有一定爵位者犯罪就可以免刑或减刑。若按此推理: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免刑或减刑, 妻子应该享受和丈夫爵位相等的待遇即免罪或减罪, 那么妻子杀死有爵位的丈夫, 按例应该得到赦免。但实际并非如此, 女性爵位的获得依赖于丈夫, 妻子杀伤她的丈夫, 自然不能免于刑罚并获得赦免。虽然汉代女性可以通过继承获得爵位, 与男性看似平等, 实则有很多差异, 这正是汉代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例证。虽然如此, 汉代女性在男性的荫护下, 拥有一定政治权益和相应的政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封建社会后期, 完全剥夺了妇女身份继承权, 如此分析, 汉代妇女仍然有着后代无法比拟的政治地位。

二、《二年律令》对妇女人身权益的保护

现代人的理念中有关妇女人身权益主要包括: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禁止卖淫、嫖娼;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2]。汉代对妇女人身权益的规定没有这么广泛, 但是, 为了社会稳定也涉及严禁拐卖妇女、严惩强暴妇女、照顾女性罪犯等内容。

1. 严禁拐卖妇女。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有严禁拐卖人口罪, 被拐卖人口以妇女儿童居多, 严禁拐卖妇女儿童的理念古今相同。汉初天下初定, 社会秩序不稳, 拐卖人口现象比平时更加普遍, 法律体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现状。乱世用重典, 为解决这一问题, 统治者严厉打击拐卖人口贩子, 在法律上以重罪处罚。《二年律令·盗律》规定:““群盗及亡从群盗, 殴折人枳 (肢) , 胅体, 及令佊 (跛) (蹇) , 若缚守将人而强盗之, 及投书、县 (悬) 人书, 恐猲人以求钱财, 盗杀伤人, 盗发冢 (塚) , 略卖人若已略未卖, 桥 (矫) 相以为吏, 自以为吏以盗, 皆磔。智 (知) 人略卖人而与贾, 与同罪。不当卖而私为人卖, 卖者皆黥为城旦舂;买者智 (知) 其请 (情) , 与同罪。”我们看到, 《二年律令》把拐卖人口罪与群盗、盗窃以及杀人等重大罪行相提并论, 都处以磔的酷刑。更有进一步规定:拐卖人口的主犯与从犯、买人口和卖人口都处以相同的刑罚。以今天的法律理念来看, 其处罚亦不可谓不重。汉代初期的法律在维护女性人身安全和权益方面较为积极, 这并不是处于男女平等观念的考虑, 而是从维护大乱初定的社会秩序的考虑。

2. 严惩强暴妇女。

强暴妇女是一种严重摧残妇女的野蛮行为, 该行为不仅给妇女的身体带来摧残, 而且在精神上更是带来难以愈合的永久伤害, 其危害程度不言而喻, 若法律不对此加以严厉的惩处, 妇女的人身保护就难以得到切实履行。《二年律令》中涉及强暴妇女犯罪的法律条文有很多。《二年律令·亡律》中提到:“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 及为亡人妻, 取及所取, 为谋 (媒) 者, 智其请, 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 以匿罪人律论。弗智者不□。”《二年律令·捕律》也规定:“强略人以为妻及助者, 斩左止以为城旦。”《二年律令·杂律》规定:“强与人奸者, 府以为宫隶臣。”以上三条法律条文说明汉律一方面规定强抢他人的妻子和强娶都处以重刑, 而参与者也一样处以重罪。另一方面规定男性身犯强奸罪, 处以宫刑, 并没为官奴隶。《二年律令·收律》规定:“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 毋收其妻。”汉律特别规定了男性如果犯有针对女性犯罪的行为:强奸、强抢他人的妻子以及打伤自己妻子而被处以刑罚的, 依律免除男性罪犯妻子的株连之责。汉律是非常严密的, 法律条文细化到“和奸”即通奸的内容, 《二年律令·杂律》规定:“诸与人妻和奸, 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 以强奸论之。”对通奸的处罚是男女双方都处以重罪, 特别强调了官吏以权势胁迫女性与之通奸的, 按强奸罪论处。可以看出汉律对女性保护措施的力度和广度。

3. 照顾女性罪犯。

从现代男女平等的法律观念分析, 妇女获罪应该与男性一样受到相同的处罚, 但是妇女自身的性别、生理状况及其他特殊情况, 使妇女在刑罚方面应该有所不同,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 针对妇女的生理特点在法律方面给予特殊保护, 体现出法律人文关怀的一面。从《二年律令》的诸多条文中, 我们不难发现, 汉律在刑罚方面根据妇女的特殊情况作了诸多例外的规定, 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刑法思想。儒家刑法思想首先是维护以父权、夫权为代表的家长权;其次是体恤老幼。因此, 汉律在刑法上不仅主张严厉打击强奸、略卖妇女罪, 还格外制定了对女犯的“恤刑”。自春秋起, 我国就有对女性恤刑的原则, 女性犯罪可以酌情减免处罚, 即“妇人不刑”之说。《二年律令》继承了这一传统, 《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当黥, 故黥者劓之, 故劓者斩左止, 斩左止者斩右止, 斩右止者府之。女子当磔若要斩者, 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 当赎斩者赎黥, 当耐者赎耐。”“庶人以上, 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 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 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 毋筭事其身, 令自尚。”女性罪犯比相同男性罪犯的处罚低一等, 是对女性犯罪“恤刑”的具体体现。严格意义上说, 汉初废除了对女犯行刑时的酷刑, 开创了先例, 为后世法典所继承和沿袭, 对保护妇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 《二年律令·贼律》对孕妇“恤刑”的规定:“斗殴变人, 耐为隶臣妾。 (怀) 子而敢与人争斗, 人虽殴变之, 罚为人变者金四两。如果殴打孕妇致人流产, 处一年徒刑。”打斗伤害人者, 处以“隶臣妾”刑法。怀孕妇女还敢与别人打斗, 即使是他人导致其流产, 自己也要被判“金四两”的刑罚, 而殴打孕妇使其流产者处以一年刑期的处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59.

育龄妇女职场性权益保护的研讨 篇7

职场性骚扰问题相当普遍,被骚扰的职场女性,从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看,大都是育龄妇女。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香港七成女行政人员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内地的一项统计数据也表明,有65%的女性受到过不同场合、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农民工妇女和保姆也是职场性骚扰的重灾区。据调查统计,哈尔滨市进城务工妇女的年龄在16-25岁之间的占38.4%,26-45岁的占55.8%,46岁以上的占5.8%。个别企业甚至存在非法搜身及污辱女性性权利的现象。基此,我们有必要先从理论上、法律上认识分析性骚扰,保护职场育龄妇女性权益。

1 性骚扰的基本理论

1.1 性骚扰的概念、特点“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女法学家

凯瑟琳·麦金农于1974年提出。她认为:“性骚扰”就是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法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欢迎的与女性有关的语言、要求或举动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方式,实行暴力的一部分或延伸。“性骚扰”最早在我国法律中出现是在2005年8月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性骚扰表现形式主要有言语骚扰行为、性挑逗行为和性胁迫行为三种类型。

1.2 性骚扰对女性的危害

首先,性骚扰带来巨大精神压力。反复发生的性骚扰会使受害女性产生情感上的震荡和沉重的心理压力。其次,性骚扰会产生身体伤害。性骚扰的受害人主要是年轻的女性,突发的性骚扰会产生许多不良的生理反应。其三,受害者往往要承担外界对其贞操名节不公正的评价,名节下降,交际能力损失。其四,利益的损失。来自上司或利益操纵者的性骚扰,往往迫使女性不得不放弃学业、辞掉工作,离开岗位。其五,婚姻家庭上的损害。未婚女性遭遇性骚扰后,从而影响他们今后的恋爱和婚姻;已婚女性遭遇性骚扰如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损害婚姻家庭关系甚至家庭破裂。

1.3 性骚扰侵害了育龄妇女的贞操权

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贞操权未作规定,理论界也有争议。我国学者认为,贞操权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然人享有的依自己意志支配性行为,并因此获得身心愉悦的权利。贞操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它具有一定的法律特征,包含有主体特征,客体特征和内容特征。

贞操权侵权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侵害行为、侵害后果、侵害行为与侵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侵害行为,构成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二是主观过错;三是举证责任。

2 性骚扰与贞操权的立法

性骚扰行为侵犯了贞操权的,可以侵害贞操权请求法律保护,而言语性骚扰行为,造成名誉权侵害的,可以名誉权侵害请求法律保护。但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民法通则仅规定了人格权法律保护制度,而对性骚扰与贞操权均未作规定。首先,在民法典制定中,应当明确规定贞操权的概念、范围和构成要件,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并将使这些规定与婚姻法、刑法的相关规定配套。其次,应当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性骚扰的概念、范围和构成要件,保障女性反抗性骚扰、性侵犯等性暴力的权利。并将这些规定与劳动法、民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相配套。最后,完善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联合国1993年就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其第2条第1款明确将“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列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些立法,是对履行国际公约的承诺。

3 育龄妇女职场面对性骚扰的对策

首先要培养自己职业化的意识。要从改变自身做起,平时上班不要穿过于暴露的服装,让别人对你的感觉从外表美转向知性美,尽量展示自己理性、聪慧、干练的一面。其次,职场共事不要反应过度。自己与上司和同事相处时,既要有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意识,同时也不要过度警惕,把握好男女交往的尺度,要自重也要让别人尊重自己。第三,拒绝态度要明确。面对让人尴尬的状况,要态度坚决,以庄严冷峻的态度表明你不喜欢,如果能及时地心平气和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快,既不伤和气,又能使骚扰到此为止。第四,职场不要贪小恩小惠。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不要轻易接受异性的馈赠,警惕上司给予的与个人工作、学习、业绩不相符的奖赏和提拔。第五,婉拒不明确的职场社交。很多性骚扰的确发生在男女单独见面的场所里。婉拒你认为不安全的邀约,在约会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有不良苗头应该马上撤退。地点要选择自己认为安全并熟悉的地方。

4 育龄妇女职场面对性骚扰的取证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把性骚扰的法律责任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这样就使得这样一个规定具有可操作性。但在这部法律中并没有对性骚扰明确界定。如果想让实施性骚扰行为者受到惩罚,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证据。我国法律上认可的证据就是传统的人证、物证和视听资料。

4.1 人证

被他人性骚扰,可找到目击者为自己作证。在找证人时,不但要找到目击者,而且目击者还要肯出庭作证,为了防止伪证,证人不能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4.2 物证

收到骚扰短信、电子邮件、纸条或收到与性有关的礼物或他人展示的色情刊物,要留下物品作为证据。不要畏缩或偷偷将其处理掉,并将事情转告其他相识的人。把骚扰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对方的行为、话语记录下来,这些都可作为日后投诉的证据。

4.3 视听材料取证

如果长期被骚扰,应该随身携带录音机和摄像机、照相机进行取证,录音、录像和照片等视听材料都可以作为被性骚扰的证据,但不可设陷阱取证。录音需要公安机关进行声音鉴别,拍摄下的照片和录像要清晰。

育龄妇女职场性骚扰的保护,同妇女其他权益保护一样,是职能部门的责任。人口计生部门要从保护育龄妇女的角度,认真研究、探讨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哪些工作,与相关部门配合,切实对职场育龄妇女的性权益给予保护。

摘要：当前,职场性骚扰问题已经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保护职场育龄妇女性权益势在必行。本文从理论与法律上对性骚扰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育龄妇女在职场面对性骚扰时应采取的对策与证据。

关键词：育龄妇女,职场性骚扰,性权益,对策,证据

参考文献

[1]周毅.现代女性的压力和应对.妇女研究论丛,1997,(3).

[2]吕世伦等.美国女权主义法学述论.法律科学,1998,(1).

[3]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赔偿.中国社会科学,1990,(2).

浅议离婚财产分配中的妇女权益保护 篇8

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以法定财产制为准则, 夫妻双方对于财产无约定时, 共同财产的合理认定将成为离婚财产分配的关键。我国《婚姻法》中概括性规定了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以及对视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做出了概括性规定, 并且仍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尽管如此, 司法实践当中在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认定上, 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夫或妻在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权益等, 应依法予以保护。”

二、司法实践中对妇女权益保护的欠缺

(一) 男女平等原则的实质缺失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在法理上确实公平, 然而法理上的公平并不代表实践的公平。”[1]将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女性与男性在法律上放置于同一地位, 享有相同的权利, 负有同等的义务, 本身便是一种缺陷, 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原则毫无疑问正是对该原则的实质缺失。首先, 现行法律对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不公。例如, 《婚姻法》解释 (三) 第5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 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实质上就是婚姻法中基本原则之一的男女平等原则的落空。这一司法解释无疑是强化了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 而对于可能对“孳息和自然增值”付出过劳动的女性而言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就不存在了。其次, 司法解释 (三) 偏向于个人财产保护[2], 即谁投资谁受益。但形式正义强调机会正当, 而并不考虑结果。实质正义则强调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 以此弥补其自身条件的不足, 真正实现婚姻法男女平等原则设计的初衷。因此, 第10条认定房屋为“谁买就归谁”过于简单, 并未考虑夫妻婚龄、房产增值以及是否共同还贷、还贷的时长、首付款在总房款中的比例等等。

(二) 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影响

首先,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包括的传统性别观念是制约妇女权益彻底实现的思想障碍。新的司法解释虽有明确规定[3]离婚时房屋产权的问题, 但忽略了我国的历史传统是男方购置住房女方置办陪嫁, 女方的陪嫁大多是消耗品或是生活用品。多数妇女离婚之后的物质生活基础缺乏保障, 根据2002年对上海市离婚女子入户调查问卷显示:离异就业的仅占34.6%, 既明显低于初婚者的53.6%, 也明显低于丧偶者的43.5%。共同财产的认定程序中, 妇女权益在实体法上便已经难以得以维护, 更无法谈及在男女平等原则下的倾向性保护了。其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 尽管法律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但经济地位与男性差距仍然很大。据统计, 我国女性人力资本近80%在农业劳动及工业劳动这两大职业岗位上, 在领导层工作岗位上的不足其总量的1%。那么, 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化也直接导致平等法律地位上的女性较之男性而言, 女性享受不到事实上平等的权利, 却要承担法律上平等的义务, 女性权益保护必然失衡。

三、离婚财产分配中妇女权益保护的反思及建议

(一) 立法的角度

要想切实维护妇女在离婚财产分配中的合法权益, 首先必须从立法层面上着手。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始终作为离婚财产合理分配的先决问题, 因此,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财产利益不仅仅局限于实物形态, 女性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创造的隐形付出以及无形财产的创造, 直接要求我们从立法的角度必须重视在夫妻法定财产制度中扩大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只要是夫妻为财产的创造付出了劳动成果, 无论是隐形的付出还是物化的付出, 均应当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才会使得众多承担主要家庭劳务的女性的隐形付出显性化物质化, 才能为其在离婚财产分配中的权益的保障创造前提条件。其次, 实行离婚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进一步完善离婚扶养费给付制度[4]、家庭劳务补偿制度、经济帮助制度, 坚持男女平等的立法理念, 强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

(二) 司法实践的角度

条文中经常出现的“可以”一词便使得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具有巨大的裁量权, 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第十条中“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则给予了司法人员很大的选择空间, “可以”并不是“必须”, 也不是“应当”。这样中立的法律解释直接要求了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弱势群体的保护, 在自由裁量的限度内, 尽可能地维护弱势妇女权益, 值得区别的是, 本文强调的是普遍存在的弱势妇女的权益, 并非包含个别十分强势女性针对弱势男性而言。

(三) 基本国情和社会现状的角度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 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也处于基础阶段, 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照顾女方, 是应该的, 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方面不得侵害女方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应视女方的经济状况及子女的实际需要给予必须的照顾。”[5]这里的“照顾”既可以是在财产份额上给予女方多分, 也可以在财产种类上将某项生活特别需要的财产, 如住房, 分配给女方。并且, 男性在更多的市场型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 工资必然高于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家庭劳务中的女性, 也是女性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有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 在财产分配的过程之中才更加具有物质保障而不至于离婚便意味着“净身出户”。

参考文献

[1]张鑫.婚姻法新解释:平等下的不公[J].非常识, 2011 (59) .

[2]婚姻法[M].司法解释 (三) 第10条.

[3]婚姻法司[M].法解释 (三) 第7条.

[4]离婚抚养费给付是指离婚时夫妻一方基于双方合意而达成的扶养协议或司法机构的裁判, 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原配偶另一方满足其生活等经济需要的合理费用, 以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是各国较多采取的离婚救济方式之一[Z].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路径 篇9

一、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和农村妇女权益

(一) 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内容

农村确权赋权改革以农村资源要素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 包括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和发证等, 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农村发展和稳定的机制保障。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使得农村村民委员会 (及村民小组) 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交叉, 通过改革, 厘清村民委员会 (及村民小组) 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进而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条例》, 并从中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外延及其各自权能, 明确村民委员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及成员资格的退出机制。

(二)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女性作为广泛民事主体中的一半, 权利与男性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妇双方拥有平等分割财产的权利”。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不明确的, 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 “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 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 不得侵犯妇女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 其责任田、口粮田等应当受到保障”;第五十条规定了责任追究, “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违反男女平等原则, 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要追究责任”。除此之外, 在民法通则、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等相关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保护妇女平等权利。

二、农村妇女权益侵害的现状及原因

(一) 现状

从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基本法律, 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规章、政策性文件,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但现实中仍有部分妇女因性别、婚嫁或婚变不能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益, 导致法律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分配起点上公平而过程不公平的事实, 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形。

1.出嫁女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村出嫁女特指与其所在村组以外的男性结婚, 无法或不愿将户口迁出的农业户口妇女, 包括“农嫁农”和“农嫁非”两种形式, 其中, “农嫁农”指嫁给农业户籍男性的农村女性, “农嫁非”指嫁给非农业户籍男性的农村女性。一般情况下, 农村妇女出嫁后, 户口即被注销或强制迁出, 即使户口没有迁移, 按村规民约也不再享有相关权益。以“农嫁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 出嫁女在娘家的承包地被强行收回, 但嫁入方又以保持土地承包现状为由, 不给承包地, 须等下一轮调整时才能获得。“农嫁非”虽然户口保留在原居住的农村, 但往往由于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义务, 被视为“准集体成员”, 允许留户口, 但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土地分红和补偿等诸多权益被收回或削弱, 在土地升值明显的地区尤为突出。据全国妇联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14个县、区的调查表明, 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 有46%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宅基地, 38.5%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分红、35.4%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补偿费方面应得的村民待遇, 35%的村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有2%的村对出嫁女保留土地, 而14.7%的村对外来的媳妇不给承包地。

2.离婚、丧偶妇女权益难以保全。与城市离婚、丧偶妇女相比, 农村妇女权益在离婚、丧偶后更易受到侵害。由于历史原因, 农村仍旧保留一些有封建色彩的旧俗和思想, 农村权益带有浓重的男性色彩, 妇女权益属于从属地位, 这些都为离婚中以户为单位的权益分割或丧偶妇女权益的保留带来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离婚妇女, 即使村委会或农村集体组织没有采取措施, 婆家也不可能让她们留下来享受“家”里的权益, 而娘家则往往把她们当作外人不予分享权益。2004年的全国抽样调查发现, 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土地权益。2010年的调查表明, 农村妇女因婚姻变动 (含结婚、再婚、离婚、丧偶) 而失去土地的占27.7%, 而男性仅3.7%。最近, 浙江省温州地区首例被法院受理并予以立案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案件所反映的就是典型案例。

3.上门女婿的权益遭限制。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中, 婚姻关系确定后, 女方到男方家落户和居住, 即所谓的“妻从夫居”婚姻模式。男娶进、女嫁出, 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正常;反之, 则被认为不正常, 受歧视, 并在分享村集体共有资源和利益时体现, 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上门”女婿, 现实生活中, 有的村庄竟然少分配、甚至不分配土地等资源, 在他们的观念中, 妇女本应该“嫁出去”, 结果却招了女婿上门来挤占集体资源;有的农村只允许无儿子农户家中的一个女儿招婿, 为其落户江分享村集体权益, 其余女儿的相关权益在出嫁后将被强行收回;有的则规定必须经村民委员会、村小组同意, 并经村民逐户签名、盖章同意, 男方及其子女才能享受与本村村民同等的权益待遇。否则, 连女方的权益也被收回。2014年7月31日的《京郊日报》曾报道,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某村委会以村民代表会决议为借口, 拒绝支付上门女婿张先生一家三口本应分到的购房补助款。

4.未婚女性的权益受侵害。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沿袭下来的家庭父权制度, 使得男性以“世居者”身份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家庭以父系血脉进行传承。有限的资源与并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驱使“世居者”常常以牺牲“非世居者”的利益来保全自己的利益, 他们指望女性出嫁空出股权、土地等集体资源, 对未婚姑娘及待嫁女的权益减半计算或者预先取消资格。一句俗语“姑娘迟早是别人的”彻底地诠释了这一现象, 认为家庭和村庄投入到姑娘们身上的资源被转移到丈夫所在村庄, 并能对其做出永久性贡献;而做出投入的家产和村庄并未获得回报。前面所述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中, 还涉及了一直未婚的杨女士和金女士女儿权益减半的侵害。

5.性别歧视。尽管有法律及政策明确规定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 但现实中女性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分红、土地补偿和宅基地等权益时, 与男性并不平等, 受到了家庭和村集体组织的双重干预。首先, 当土地等“资源稀缺”这一情况出现时, 村集体组织尽其可能排斥潜在的“非集体成员”拥有本来便十分稀缺的资源。有的则以“测婚测嫁”规定未婚男子在结婚前可以预先获得“未来媳妇及子女”的耕地, 未婚女性少分甚至分不到土地;有的只给18岁以上的男劳动力分责任地, 规定男孩可单独立户, 而女孩则只能随父母;有的则给男孩分好地、女孩分差地。其次, 家庭财产的继承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社会习惯通常只让男孩继承。2005年, 浙江省义乌市房屋拆迁政策规定, 多子家庭按儿子数量分配宅基地, 而只有女儿的家庭则不论女儿多少只给一块宅基地。中国法制监督网曾报道, 2009年6月28日通过的浙江省绍兴市《×村城中城改造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意见》规定, 户口在册的外嫁女及子女, 无合法产权房屋的, 不予安置;有合法产权房屋的, 不享受人均40m2的保底安置;配偶一方户口在外地的, 则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2013年浙江省上虞市梁湖镇某村民反映了该村的落户政策中, 规定男性可以带妻儿迁回, 而出嫁女则不能迁回。

(二) 原因分析

我国法律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政策也致力于保障妇女权益的实现, 但现实中农村妇女以土地为核心的合法权益屡遭侵犯, 究其原因, 大致可归纳为传统观念的制约、政策制度的不足、村规民约缺乏监督以及司法和行政救济渠道不畅等因素。

1.传统的男权文化。“女性是人类社会中第一种奴隶。作为整体, 她们是男性整体的奴隶;作为个人, 她们一直是男性英雄们掠夺和压迫的对象”。在我国, 男权至上在《易经》中已基本形成, 从秦汉, 经唐宋, 至元明清, 漫长的封建社会系统化了中国古老的男权思想, 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强行将妇女置于依附性的性别角色。在传统男权观念的影响下, 一些传统习俗逐渐形成并沿用至今。“妻从夫居”习俗影响着农村女性的合法权益, 女性结婚后搬至夫家生活, 其在原居住地享有的集体资源被剥夺似乎已成约定俗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男性继承”习俗直接导致女性权益的丧失。资源的有限与拥挤, “养儿防老”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欠缺, 很自然地将女性权益尽可能排除在外。

2.法律制度的不足。我国目前有关农村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并不缺乏, 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均有涉及, 但法律的质量有待提升, 存在反复规定、冲突、疏漏等问题, 法律原则性有余而操作不足。如《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 (三) 》 (2011年) 第五条明确“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 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立法的原意是追求公平价值, 但无形中损害了农村离婚妇女的权益。我国农村结婚传统是男方准备房屋, 女方准备生活用品类的嫁妆, 房屋通常是升值的, 但作为日常用品的嫁妆只会贬值或被消耗。又如,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 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 妇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 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正是因为缺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认定的统一法律机制依据, 导致现实中以不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为由而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同时, 土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与女性因婚姻而流动的矛盾, 造成因“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大稳定, 小调整”而使得出嫁女权益两头落空。另外, 以户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权益主体, 虽然形式上是中性的, 但却忽略了农村家庭中固有的男权制度的传统, 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女性带来不利。

3.村规民约缺乏监督。村规民约是我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 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 调节着社会生产生活以及道德规范。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依据, 它确认了村规民约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第五条又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后, 农村妇女权益受损的很多情形都打着村规民约的旗号, 标榜着村民自治, 以集体的形式侵犯个体成员的权利。虽然强调合法是村规民约下村民自治的前提, 但由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民会议决议不能被干预, 村民会议可以以村民决议是合法程序通过为由而不予遵守妇女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条款, 村民决议内容缺乏有效监督。另外, 受传统男权文化以及妇女自身素质的影响, 参与村规民约讨论与制定的基本为男性, 制定的村规民约自然以男性利益出发。前述的《×村城中城改造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意见》以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参会人员100%同意加以执行就是实例。

4.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农村妇女在自己的权益受侵害时, 大多选择村委会协调解决, 然而这在村民会议上难以实现权益的维护;少部分的女性会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益, 但法律往往没有有效手段来解决。以土地权益为例, 《土地管理法》第二章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这一规定使得法院难以对这些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做出裁判;第十六条又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 法院则不能直接受理农村女性要求土地权益的诉求, 而是必须先由乡镇政府调解, 再通过行政诉讼来裁决。程序上只有在乡镇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后, 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这一过程又会因管理责任、执法权限等问题而推诿。另外, 多数农村没有土地预留, 即使法院作出裁决, 也难以执行。

三、建议和对策

我国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十分普遍, 已直接影响到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打击她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构和男女平等的实现。针对农村妇女权益侵害的原因, 我们认为可从法律政策、司法救济以及监督机制着手。

1.完善法律政策。法治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依照法律和政策法规治理国家。因此, 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法规是维护和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基础。通过修整现有的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删除不适合农村实际的法律条款, 增加法律政策的可操作性, 调解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实现农村妇女权益的有效保障。建议在《婚姻法》中明确“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 均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明确《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家庭承包方”可以是“户”, 也可以是“个人”, 同时在承包合同或转让合同的要件中, “户”需注明全体成员及签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 明确“农村女性与男性在股权、分红、土地承包、土地征用补偿、宅基地分配等权益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增加“上门女婿权益”内容, 明确各种妇女权益侵害的特征、构成要件, 提高可操作性;增加《物权法》中对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细化和规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规民约”的制定、备案、监督、修改等相关条款, 保证其与国家法律政策一致;修改《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 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避免多数人按照乡土社会的传统习俗对少数人实行权益侵害, 做到有法可依;在农村确权赋权改革政策制定中, 可以确权到人的权益, 如集体收益分配权, 明确“确权到人、权跟人走”, 以户为单位的, 如宅基地使用权, 做到“证上有名、名下有权”。

2.建立司法和行政救济渠道。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屡遭侵害, 与仲裁机构缺位、法院缺乏措施、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管理等有关。因此, 必须建立采用司法和行政相结合的方法来维护和保障农村妇女的合法权利。乡镇政府能切实意识到维护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要性, 专门设立相关机构协调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调解权益纠纷;建立村民自治的司法救助机制。村民不服乡镇政府行政决定时, 可向法院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发挥妇联组织力量, 发展保护妇女权益的民间组织, 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县 (市) 级以上 (含) 的政府机关中, 设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求助中心, 为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3.完善监督机制。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作出决策时, 引入政策文件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 充分考虑该立法和政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 消除立法和政策中对女性的不公平之处。针对村规民约侵害妇女权益明显的现实, 在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制定阶段, 乡镇政府应审查草案内容, 不允许违反国家政策、法律规定的内容, 提交村民大会表决, 从源头上杜绝;在村规民约的执行过程中, 发现有侵犯发生的, 基层政府主动介入, 及时化解矛盾。

4.提高妇女的维权意识和地位。长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 导致农村妇女在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接受培训机会、财产拥有权等方面均明显弱于男性, 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处于弱势, 在集体事务中缺乏声音和权力。因此, 须提高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 增强其维权能力。在具体措施上, 一是加强宣传, 通过普法培训与宣传, 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知法、懂法, 增强权利意识。二是在制度上保障妇女的维权地位, 提高参政比例, 在村民自治组建中, 确保妇女占有一定比例, 保证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 以制度确保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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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绥铭.神秘的圣火[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路径 篇10

一、农村妇女经济生活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 近年来随着甘肃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性别意识推动下的社会进步, 使农村妇女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其财产、人身以及婚姻、家庭等权益保障也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贫困依然是甘肃省农村妇女普遍面临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㈠农村妇女普遍参与经济生活且作用日显重要, 种植业是妇女参加的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调查结果显示, 在妇女参与的生产活动中, 从事农业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比例为68.1%, 养殖占5.6%, 种养兼顾占5.4%, 加工占5.3%, 在本地企业工作占3.9%, 在外地务工占6.2%, 其他 (包括生病没有从事生产活动的) 占5.5%。妇女的主要收入来源项目依次是, 种植占48.9%, 打工占22.1%, 养殖占13.7%, 加工占6.9%, 个体经营占2.8%, 其他占5.6%。

对妇女参与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的分析表明, 农村妇女是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 农业女性化趋势开始显现[1]。

㈡劳动收入偏低, 生活普遍贫困调查结果显示, 妇女个人年收入600元 (包括600元) 以下的占47.9%, 600元～1000元 (包括1000元) 的占19.9%, 1000元～2000元 (包括2000元) 的占19.0%, 2000元～3000元 (包括3000元) 的占7.5%, 3000元～4000元 (包括4000元) 的占2.7%, 4000元～5000元 (包括5000元) 的占2.2%, 5000元～6000元 (包括6000元) 的占0.4%, 6000元以上的占0.4%。目前妇女个人的主要支出项目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个人及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占20.4%, 供子女

农村妇女劳动收入普遍偏低, 而且近一半妇女的生活水平仍在贫困线以下。近几年教育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致使家庭经济发生困难甚至入不敷出, 贫困妇女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加。

㈢农村生活压力较大, 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妇女中占13.3%的家庭没有电视机, 占96.1%的家庭没有电脑, 占93.5%的家庭未订阅任何报刊, 占91.5%的妇女反映所在村社没有文化娱乐场所。对于妇女从事劳动生产以外闲暇时间的分配, 在“做家务”的时间占了总时间的50.0%, 用于教育子女的时间占21.5%, 串门聊天的时间占10.4%, 用于读书 (或报刊杂志等) 的时间占6.9%, 参加培训的时间占3.7%, 参加文体活动的时间占2.7%, 参加村社活动的占2.6%, 其他的占2.2%。

许多妇女即使有脱贫致富求发展的主动意识, 也由于缺少接触报纸、电视、互联网、科技期刊这些能提供大量的、通俗易懂的现代信息和农业知识的大众传播媒介, 长期处于较为落后和封闭状态, 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外部环境、家庭经济条件及家务劳动的限制造成妇女文化生活贫乏。

在非农转移与农村男性劳动力外流的形势下, 一些家庭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出外务工,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妇女既要耕种土地、养殖牲畜、加工产品, 还要操持家务, 一天劳作12小时以上, 身心压力过大, 有的未老先衰, 甚至一身病痛。

二、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一直都在重视农村妇女工作, 但是农村妇女发展的现状与建设全面发展、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 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文化教育、政治、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权益问题不容忽视。

㈠受教育程度低调查结果显示, 妇女中文盲占25.4%, 小学以下占19.7%, 小学毕业占26.8%, 初中毕业占23.5%, 高中占3.1%, 大专占1.1%, 本科及以上占0.4%。农村妇女不但文盲率高, 而且在受教育者中有半数以上集中在小学。以家庭为单位, 占35.9%的家庭有孩子失学的情况, 其中占64.7%的是女孩失学, 占16.7%的是男孩失学, 男孩女孩都有的占18.6%。“家庭经济困难” (56.9%) 、“没考上” (20.5%) 、“父母不让上” (10.3%) 是目前造成农村女童失学的三个主要原因。

目前农村适龄女童辍学或失学的现象还是存在。从调查数据上看, 在同等条件下农村男孩能获得的受教育机会是女孩的3.88倍, 可见性别歧视是一个因素。在现代社会中, 教育机会往往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 接受较多的教育意味着为跻身较高的社会层次创造了前提条件。教育对妇女的经济、政治、社会参与能力和妇女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农村妇女文化程度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1]。受教育程度低严重影响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的提高, 也是制约甘肃省农村妇女改善生存条件、获取自身发展机会的瓶颈。

㈡农村妇女劳动技能单一、科技素质低在调查中, 许多农村妇女表示自己长期从事传统农业生产, 只掌握一种或两种传统的种养技术, 没有接受过第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农闲时也只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加工生产, 无法进行精细的加工生产。在现有条件下, 参加培训是农村妇女接受继续教育和提高生产或生活技能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 回答“您参加过何种类型的培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为占36.1%的农村妇女选择“计划生育知识培训”, 占13.9%的选择“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占7.5%选择“法律知识培训”, 占7.5%的选择“政策宣讲”, 占5.8%的选择“卫生保健常识培训”。回答“您最想接受的培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为实用技术14.4%, 文化教育13.7%, 打工信息13.5%, 计划生育13.4%, 专业技能10.7%。

农村妇女对实用技术掌握的程度反映了她们拥有劳动技能的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意识到知识对自身发展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性, 对参加实用技术培训有强烈的愿望[4]。但通过对比发现, 对妇女培训的现有供给与妇女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尤其欠缺文化教育、打工信息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㈢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民主建设总体比例偏低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妇女对“女性进村两委会的态度”, 认为“有必有进”的占42.2%, “一般说应进”占36.7%, “可进可不进”占12.3%, “没有必要进”占8.8%。实际情况是占5.8%的妇女竞选过村委会成员, 占3.3%的妇女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村、组干部。

对政府的改革和政策以及新农村建设占81.8%的妇女表示关心。但只有18.8%的妇女表示参加过政府公共政策的讨论、征求意见等活动, 27.8%很少参加, 53.4%没有参加过。妇女对村里需要女干部持肯定态度, 但对选举等活动参与是比较被动的, 多出于应付心理。在现实中她们的愿望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实现。

㈣农村妇女人身权益受侵害现象仍然存在, 尤其是家庭暴力在有些家庭还比较严重调查结果显示, 有近七成以上的妇女认为, 目前在农村农民的家庭暴力中主要是丈夫对妻子这一类型。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农村妇女认为导致夫妻之间家庭暴力的三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家务琐事和夫妻双方脾气性格。总体来看, 贫穷家庭多于富裕家庭, 文化程度总体较低的家庭多于文化程度高的家庭。

发生家庭暴力时寻求救助的渠道, 选“娘家父母兄弟”的占36.8%, 选“公婆”的占25.2%, 选“村社干部”的占15.8%, 选“妇联”的占10.0%, 选“乡政府”的占7.3%, 选“公安派出所”的占2.6%, 其他占2.3%。

㈤农村妇女失地的现象不容乐观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妇女中占64.9%的人有自己承包的土地, 占35.1%的人没有自己承包的土地。“因结婚失去土地” (占30.1%) 和“因离婚失去土地” (占25.9%) 是妇女没有承包土地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这些数据说明, 婚嫁或离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经常性地遭受侵害或排斥, 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会受到极大地威胁, 从而变成农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妇女失地的现象不容乐观。

㈥农村妇女的继承权普遍受到漠视和侵害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妇女出嫁后, 只有11.4%的妇女能继承娘家财产, 而有88.6%的妇女不能继承娘家财产。有35.7%的离婚妇女可以继续承包土地, 有64.3%的离婚妇女不能继续承包土地。有39.9%的离婚妇女能对原家庭财产分割, 有60.1%的离婚妇女不能对原家庭财产分割。在村里土地分红等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权益享受方面, 占32.5%的妇女表示能全部享受, 占50.1%的妇女表示能部分享受, 还有占17.4%的妇女表示没有享受到这些方面的权益。

三、贫困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影响

经济上的窘迫是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的根本属性, 它集中表现在:经济收入上绝对或相对处于社会低层;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 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质量较低, 使用廉价生活用品, 文化、娱乐消费等缺乏;甚至导致学龄儿童失学[3]。农村妇女经济上的窘迫延伸到文化和权利层面, 则表现为各种权益的脆弱性和易受损性。这种在文化和权利层面上比经济窘迫更为隐蔽的性质, 极有可能因被忽视而得不到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关注和重视。在社会经济不够发达和极度不发达的地区, 发展和贫困是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这也是对甘肃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注解。

㈠贫困影响甚至决定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向家庭收入的增加、物质文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于改善女性在家庭中的境遇具有积极意义。甘肃农村的普遍贫困状况一直制约着农村妇女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 贫困决定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或发展方向。以“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原因和目的”为例, 调查结果显示, 占总数50.0%的农村妇女愿意外出打工, 占39.5%的表示不愿意, 占10.5%的表示无所谓。在愿意出去的妇女中, 有60.5%的人外出打工的原因和目的是挣钱, 学技术的占17.1%, 扩大见识面的占7.7%, 能和亲朋在一起的占4.2%, 避开家庭矛盾的占2.8%, 避开计划生育的占1.1%, 随大流的占1.1%, 其他占5.5%。

根据一项全国调查的结果,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到城市工作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是“寻求个人发展或创业”或“见世面、长知识、学技术”, 属于发展型外出[4]。在本次调查中, 发展型外出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比例。

㈡贫困制约农村妇女群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学者将个人所面临的贫困分为三种类型, 即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 (收入贫困) 、挣钱能力的缺乏 (能力贫困) 、政治和文化权利不同程度地丧失 (权利贫困) 。妇女群体表现出的这三种贫困是互补和互动的关系。收入贫困可以导致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反之亦然, 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使妇女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不足, 又会造成收入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贫困。从问卷调查结果看, 目前在甘肃农村, 收入贫困直接影响到妇女能力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以“受教育权受损”为例, 正是由于贫困, 许多农村女孩子不能上学或不得不中途辍学, 参加农业生产或家务劳动, 以增加家庭收入或减轻家庭负担。在调查中有51.8%的妇女表示自己受教育程度低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占总数56.9%的人表示子女辍学的主要原因也是家庭经济困难。

㈢贫困是农村妇女实现自身权益的主要障碍之一从“贫困会影响农村妇女文化程度提高”视角分析, 文化程度低是农村妇女实现自身权益的主要障碍之一。首先, 在政治权利方面, 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低影响其政治地位和参政意识。农村妇女文化素质较低, 使得他们政治认知程度低, 对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了解较少, 影响投票的积极性和准确性。因为受教育水平低等因素的影响, 妇女获得信息能力差, 视野狭窄, 对新事物理解和接受能力低。同时也导致自信心不足, 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自卑感强[5]。其次, 在婚姻家庭权益方面, 对于贫困的农村妇女群体而言, 她们更加依附于经济收入高于她们的男性 (包括丈夫或者成年儿子) 。在家庭分工中妇女承担与维持或延续日常生活有关的家庭内部劳动;在家庭重大活动的决策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在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取向上遵从成年男性的意志;甚至承受来自丈夫的暴力[3]。第三, 在土地承包权及其他财产权利方面,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也能通过各种渠道甚至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许多农村妇女却因为文化水平低下, 自身的权利保障意识和权利保障能力明显不足[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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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全国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J].中国妇运, 2007,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