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2023-01-23

第一篇: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司法保护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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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

及征地补偿权问题浅析

汪丽

1内容提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及“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土地承包权前、后难以协调。笔者列举了五个审判实践中案例,给予分析,并为我国在司法与立法上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征地补偿权,除特别加以保护外,亦有学理探讨之必要。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承包 征地补偿 妇女权益 案例分析 完善

一、导论

2005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有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征地补偿权的规定只有两条,即该法第30条和第50条。这两条规定,可以说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实践中,远不能适应农村现状。2005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32条、33条增加了有关规定,并于第55条规定了违反本规定的处理。但这几条,仍可以说是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则问题多多。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妇女属弱势群体,其承包经营权常受到侵犯。农村中普遍存在问题是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其应当取得的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财产权益及与土地相关的其它财产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而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已有所觉察与重视。

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说明“要坚定不移的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1995年9月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通知》中规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三十年不变的土地联产承包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后土地承包权与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前土地承包权如何衔接、如何协调的矛盾。请看以下五则案例:

二、实例:

案例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某村李某夫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该村5分田的承包权。在其丈夫死后,李某改嫁到他村,原村委会遂将其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同村村民黄某。李某得知后,以承包未到期为由要求村委会继续履行合同,遭拒绝后向黄陂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村委会和黄某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村委会的正当发包程序订立的,黄某是该村村民,具有承包资格,且对土地进行了实际耕作,故应确认其所取得的承包权合法有效,但鉴于原告的原承包合同未到期,且对土地进行了实际投入,应予适当的补偿。[1]。

案例二:江苏省海门市三星镇民乐村一组女村民杨某,1987年与同镇太阳村村民龚某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女儿随母杨某落户于民乐村一组。1993年该组42.5亩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建造三星叠石桥绣品城。同年12月1日,绣品城管委会与民乐村村委会、民乐村一组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由管委会每月补偿给民乐村一组村民2808.60元。1995年2月,民乐村村委会制订了“村规民约”,规定已婚姑娘户口不愿迁出的,不享有一切待遇。杨某遂起诉至法院。海门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妇女结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杨某结婚后,其户口及所生女儿户口一直在民乐村一组,故杨某母女享有与同组其他村民平等的权利。民乐村村委会制定的“村规民约”于法不符,严重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应确认无效。最后判决村委会支付村民杨某母女土地补偿费1032元。[2] 1汪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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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风形村村民鲁某,1997年出嫁到繁昌县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

民组,1998年生子汪某,鲁某、汪某现户口均在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但在城关镇城西村

东风村民组未承包土地,其中,鲁某在出嫁前在原村已分有土地且至今未变动。2002年7月,

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全部土地230.02亩被征用,并被给付土地征用费755万余元。城关镇

城西村东风村民组按承包土地人口数发放了大部分土地征用费,因鲁某、汪某未承包耕地,故未

分。经交涉无效后,鲁某、汪某以应分而未分得土地征用费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分得土

地征用费42190元。(755万余元土地征用费扣除青苗补偿费后按全村民组现有农业人口350人

平均分配,每人21095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以鲁某、汪某在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组未承包

土地,鲁某在娘家已分享土地承包权为由,驳回了鲁某、汪某之诉讼请求。

案例四:芜湖市棠桥卷塘村女村民王平安招女婿张某,1988年1月生育一子,1994年1

1月张某户籍由庐江县迁入卷塘村。2005年12月,属于卷塘村、王家祠村和小周村共同所有的莲

塘口水面被行政征用,卷塘村因此取得84万元水面征用补偿款。依2006年8月公示并经全村村

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大部分村民及汀棠街道办事处批复同意)的卷塘村莲塘口水面补偿分配方

案{现户口在卷塘村的为常住户(外嫁姑娘,外来女婿及其子女除外),此类人员按100%比例分

配;卷塘外嫁的姑娘,户口现仍在卷塘的按70%比例参与分配……}因王平安一家三口分别属于

外嫁姑娘、外来女婿及其子女,按照“分配方案”王平安一家只有王平安能够参加分配,又因王

平安精神上有残疾,特殊照顾王平安一人不按70%而按100%比例分到2000元,而不是6000元,

遂成讼。2006年11月30日,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镜民一初字第718号

判决: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补偿款6000元。

案例五:芜湖市广福行政村黄家村自然村女村民杨军,1991年与广福行政村殷家山自然村

村民陶某登记结婚,2000年户籍迁入殷家山陶某户。杨军出嫁前在黄家村承包有土地,在嫁入

殷家山村后没有承包土地。1999年至2002年期间,广福行政村黄家村及殷家山村土地被长江大

桥开发区等征用。有关征地安置费,黄家村居民组分配方案为:1991年以前出生的人,在黄家

村有田地且户籍在黄家村的此次可以参与分配安置补助费,人均1850元;对1991年以后出生的

人,户籍在黄家村的也可享受分配。殷家山居民组制定的分配方案为:1982年在殷家山分到田

的人,按总金额30%实际人均1594元;1991年分到田的人,按总金额70%实际人均为3142元。

因杨军的户籍在殷家山居民组,而田地在黄家村居民组,不符合两个居民组所制定的分配安置补

助费条件,两居民组均未向原告发放土地安置补助费。后原告杨军诉诸法院。2007年2月12日,

芜湖市镜湖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镜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被告广福黄家村居民组于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杨军征地安置补助费1850元,驳回其对殷家山居民组的诉讼请求(即

选择娘婆二家之中的一家安置补助费标准进行补偿,而不能不补偿)。

三:法理分析

以上案例一,从理论上分析,法院是将农村土地承包权定性为债权而处理案件的。寡妇改嫁,

其一般财产可随身带走,而承包经营权则亦可带走,代价是相关人相应补偿或赔偿即可。这种判

决值得商榷。如果将农地承包权定性为债权,那么发包人完全可以将土地再次发包,而仅仅对原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在这种法律机制下,发包人完全可以赔偿损失为代价收回已发

包的土地,从而实现其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目的。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权益。相反,将农地承包权

定性为物权,如果承包人通过正当发包程序取得这种权利,就取得了一种既能针对发包人又能针

对其他任何人的绝对权,物权在有效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功能上强于债权,其效力

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享有债权性质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妇女,在其权利受到发包方之外的

第三人侵犯时,很难针对该第三人获得充分救济;但如果其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那

么她就可以直接针对任何侵犯其权利之人主张其排他性的权利。[3]依据物权法则,法院判决是

错误的。在法学理论上倡导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有利于充分保护农村妇女财产权益,避免农村

妇女之承包地被发包方或其它任何第三人之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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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是有关土地征用费补偿的案例,法院判决维护了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并认定原村委

会规定的“村规民约”违法而无效。实践中,各地政策不一,类似的乡规民约则很多,很乱。如

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安徽省繁昌县城关镇土地调整实施办法规定了十类人享有土地承包

权,同时亦规定了十类人不享有土地承包权。[4]其中难免有属于“乡规民约”之类似条款,和

违反法律与政策的情况,并最终侵害农村妇女权益。特别是从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十类人中

之第二类、第六类、第九类、第一类中可明显看出有违法之嫌。“女方出嫁在农村的(不论户口

是否迁出)”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所嫁农村规定在原娘家享有土地,则就存在扯皮现象。

案例三中,鲁某系农业人口,其所在集体土地全部被征用后依法应当享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

费、领取安置补助费的权利。征用被承包的集体土地的,应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土地管理

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征用土

地不能越过集体土地所有者而直接向土地承包者进行。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

定,土地补偿费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即应属全体村民共同享有,村集体的任何一员,都

有权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与土地承包人系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鲁某所

在村民小组集体土地288.63亩已全部征用,依《土地管理法》第47条2款规定,全村现有农业

人口以户口为准均系安置人员,包括现有土地承包人和未承包土地的人。一审法院按1995年承

包土地人口分配上述费用值得商榷,这种做法将要造成的结果是承包人享有了所有者权益,承包

期限不是30年而是永久的,土地承包人实际成了土地私有者。

本案相反意见认为,法规并未明确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分割,更没

有规定是以户口人数为标准进行分割。该土地补偿费性质上属于对土地承包人的补偿而不是出卖

土地所得的价款,不是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自然无权领取。土地补偿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纯集

体资产,以拥有户口就得到分配财产的资格,也是一种错误地理解。户口只是主管部门对社会成

员管理上的措施,并不当然取得财产分配权。(比如挂户人口)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6条3款的规定,此种情况应由行政机关解决。鉴于孩子汪某在土地承包确立以后出生,发包

之初未预留机动地,以后也没有新开垦的及他人自愿交回的承包地,这涉及到当初承包方案,由

行政机关用更为科学的农村承包方案来解决而非用司法方法解决。而案中鲁某,在娘家取得了当

地的土地承包权,至今该权利仍旧存在。鲁某自1997年5月嫁入繁昌县城关镇城西村东风村民

组后,并没有履行任何与土地相关的义务,不得作为特等公民而享有双份权利。

笔者意见,这是农村妇女出嫁后娘、婆二家土地承包权的衔接问题。因农村中土地价值不一

样,各地政策也不完全统一,应该允许妇女选择较妥。以迁户口为准,允许妇女选择一份土地承

包权,若无机动地可分可选,则应按市场行情酌情补偿。

案例四我镜湖区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补偿款6000元的诉请。我们

在判决理由中写到: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告部分塘口水面被征用,而水面作为土地的一种,被征

用的补偿费应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补偿款是对村民集体丧失生活保障资源的一种补偿,凡是

属于村集体成员的,均有权依据成员身份参与分配。原告王平安原来即是卷塘村的村民,其子出

生后即落户于卷塘村,其夫张某1994年11月户籍由外地迁入卷塘村,王平安一家也一直居住在

卷塘村,因此原告王平安三人应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分配权利,现三原告要求与其他卷塘村村民

享有同等的卷塘村塘口水面补偿款分配权(即发放补偿款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被告辩称“分配方案”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有关部门批准,但我们认为,“分配方

案”即使经三分之二卷塘村村民同意,但也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分配方案”

有关外嫁女的分配原则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有关内容应当无效。

案例五我院镜湖区法院判决被告杨军娘家所在的村民组补偿杨军征地安置补助费1850元。

我们在判决理由中写到: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需要统一安置

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征得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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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虽嫁入殷家山居民组,但在殷家山居民组没有取得承包地,而安置补助费是基于对失地农民

进行的一种生活补助,原告的土地仍在黄家村居民组,有权要求与黄家村居民组其他村民一样平

等分配安置补助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黄家村居民组给付安置补助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数

额应以黄家村居民组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支付。原告在黄家村居民组享有分配土地安置补助费

后,在殷家山居民组不能再重复分配,故原告对殷家山居民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例

四、

五为镜湖区法院所判决,均较好地保护了农村妇女的与土地相关的权益。

四、司法与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的法律的逐步完善和国家对农村问题的日益重视,涉农审判、切实保障农村妇女权

益等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讨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应在以后的妇女法中强化。新婚姻

法第39条增加的一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也

应在以后的立法中有所体现与细化。

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于违背政策缩短土地承包期、收回结婚或离婚妇女承包地、提高承包费

等错误做法,必须坚决纠正。为充分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目前农村应做到几下几点[5]:第

一、

根据实际拥有的土地、山岭、草原、森林、荒地、水面、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具体情况,按照该集

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人数确定每人可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并平均划分;第

二、不分性别均分,

并不得在土地数量、质量优劣上歧视妇女;第

三、在确定应完成上交的承包任务时,必须男女一

视同仁,不得对妇女提出与男子不平等的要求;第

四、使用宅基地时,必须对男性成员和女性成

员平等对待、公平处理,保证男性和女性成员都平等地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第

五、在分享土地征

用补偿费时,也应该公平合理并适当照顾嫁到本农村的妇女,不得歧视。

要善于总结农村中的经验教训,必要时上升到法律予以完善。笔者意见,应该赋予农村结婚

或离婚或丧偶之妇女选择权,允许其优先选择对其有利的娘家或婆家土地承包经营。在妇女作为

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农村土地时,为增强对其权利的保护,需要在妇女法等相关法律中增设关于妇

女出嫁时承包户分割承包地的特别规定。对于妇女结婚时原承包地的处理,可以按照共有物的分

割之民法原理进行。如果承包土地在分割后无损于其经济价值,则可按承包户各成员的份额进行

分割,有损其经济价值的的,可给予相应经济补偿。[6] 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不因离婚而丧失

或有重大改变。农村妇女在离婚后不离开原地的,承包农村土地及其他村民待遇不变;离婚后离

开原居住地的,相关单位应协调处理好她们离婚后的生活问题。若在娘家的土地未收回,原所在

地可视情况恢复,若在娘家土地已被收回,原所在地不可对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份额作出收

回的规定(可由男方代耕或每年支付给女方有偿使用费),要切实赋予离婚妇女相对的稳定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让她们生活没有出路。

注释:

[1]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页.

[2] 参见鲁建春“‘村规民约’失公正 村民告倒村委会”.《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25日.

[3]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第78-79页.

[4] 参见中共中央繁昌县城关镇委员会文件(城发1995第023号)《中共城关镇委员会 城关镇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5] 参见郭彤《<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

83页.

[6] 参见陈小君,麻昌华,徐涤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和完善---以具体案例的解析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第80-81页.4

第二篇: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工作调研报告

近年来,由于农村城镇化和项目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部分乡镇、开发区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在分配土地征用款时往往出现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近两年来,我市妇联共接待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信访案件 7件(其中 4件,2010年3 件),涉及25人,其中重复上访 2 批 7人。占信访总量 181 件(126件,2010年55件)的3.8 %。为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儿童土地权益、探索妇女土地权益案件解决、落实妇女土地权益的办法,妇联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在我市的几个重点乡镇作了专题的调研。

一、接待来访事项的简要情况和特点

从我市妇联接待有关农村妇女反映土地权益纠纷的信访事项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访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征用的地方,如:高码乡、经济开发区、东江镇、香花乡等;二是反映的诉求基本一致。基本上是户口在本地的出嫁女、男到女家落户者家庭成员要求享受土地征用分配款,也有少部分为丈夫去世后或离婚后其土地权益受到一定侵害的问题;三是因妇女权益受损引发的上访多存在重复上访倾向。如高码乡邵爱玲因其夫到女家落户家庭成员要求享受组上同等待遇问题多次赴京、赴省、赴郴,到本市不计其数上访;四是造成上访的原因焦点基本为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主要是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倡男到女家落户,但由于农村传统的影响,以及一部分地方村规民约的规定,出嫁女户口必须外迁,即使不外迁在一定年限后也不再享受村组的经济成员待遇,同时,对于农村男到女家落户也有一定的限制。

权益侵害体现在:

1、有的村组外嫁女和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落实。农村外嫁女和离婚妇女,因为土地不可移动的特殊性,往往在娘家或依附于前夫,无法单独分出来;如香花乡星塘村一离婚妇女,夫家所在地将承包土地给再婚妻子,而娘家所在地也不给或无法落实其承包土地,乡村经过多次协调都得不到解决。

2、外嫁女和离婚妇女的宅基地分配权得不到落实。周边城区乡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项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经济利益,部分村组在宅基地分配问题上按照男婚女嫁习俗,采取了男女不平等政策。有些村村规民约明文规定男子成年或结婚后可单独立户批一间宅基地,而大龄女青年、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妇女、离婚妇女包括孩子不能单独立户批房,只能计入娘家或夫家大户人口。

3、征地补偿款和集体福利享有权得不到保障。随着城镇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和项目建设的需要,对土地的非农建设性需求也不断增大。在分配土地补偿金政策上,虽然各级政府都明确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外嫁女、离婚妇女不发或少发土地征用补偿金;在分配集体经济时采取剥夺或不公平分配的形式,导致土地权益纠纷,其子女户口在本村的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存在问题和根源

1、受传统观念影响。受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嫁出去的姑娘理应到男家落户,不能与娘家的村民争土地、争饭吃,所生的子女更没有理由再到娘家争土地和经济利益。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在法律上确认了村规民约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农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也专门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部分村组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农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这些村规民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害妇女土地权益以及相关权益的现象。

2、依法解决该类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缺乏必要的解决手段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许多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农村妇女找村干部,村干部因为村规民约的规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对而无能为力;而且有的村本来就是村上的主要干部反对,即使大多数村民同意,因支书或组长的不同意也得不到落实;找镇政府或街道,总认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如强制执行,则势必造成干群关系对立,影响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处理中手段不多,力度不够,陷入两难境地;找到市妇联,市妇联缺乏相应的执法权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结合受害妇女所在的镇街道妇联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或是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收效甚微。依法起诉,法院因为村民委员会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由于我国法律中对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详尽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释,以致法院在受理、判决此类案件时弹性很大。即使诉讼时妇女胜诉,执行起来也很难。为此,妇女要求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妇女去找法院起诉时,法院答复暂缓受理外嫁女土地权益侵害案。因此各个部门在解决此类问题上显得拖沓和被动,使受到侵害的妇女们往往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很难。

3、利益驱动导致矛盾加剧。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农村户口利益的优厚使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他村去,而同城镇男子结婚的“农嫁居”妇女更不愿随其夫将户口迁往城镇。长此以往,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关系压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被抢走了,所以纷纷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边缘人群。

三、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目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我们认为一是有违背法律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二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不妥善解决,带来不稳定因素;三是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以及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特别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护,需要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有力的司法救助与监督。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村组干部的法律意识。通过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把高层意识逐步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推动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和用法,增强法制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彻底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在农村形成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2、建立执法监督制度,废除与法律相抵触的村规民约。明确各级政府部门责任,建立执法监督制度,严惩渎职人员。目前,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不力现象的发生,固然有历史、立法的原因,但“执法不严”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应明确各级政府部门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职责,建立起相关执法监督制度,加大对渎职人员的惩罚力度,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加强国家法律对村规民约等的指导和规范,建立“村规民约”审查制度,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同时,出台相关法律条文,规范政府监督、管理村规民约的具体权限和程序,对涉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规定、村民或社员代表会的决定、村规民约进行彻底清理,对村规民约中侵害妇女合法财产权利的条款坚决予以清除,坚决制止村委会、村民小组制定的土政策大于法律的做法,完善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监督,确保村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

3、积极争取政策,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当前农村重大事务的决定包括涉及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过程中,妇女的利益要求和意见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往往是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决定,妇女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鉴于这种状况,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争取在原有的“至少要有一名女干部”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当增加女性“一把手”比例的相关政策,为女性当选“一把手”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第三篇: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李啸潇

摘要:妇女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土地权益却屡遭侵犯 ,已经严重威胁了农村妇女群体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 ,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文章在总结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犯的方式和类型的基础上 ,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遭受侵犯的经济、法制和历史根源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这些侵权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近段时间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后的任务之一,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但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发展的趋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这些不和谐现象,维护女性群体在农村土地中的平等地位和各项权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下,结合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实态势,从社会性别主流化、普惠政策特殊化、维权难度容易化出发,对实现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权利,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些探讨。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现状考察

1、出嫁妇女于迁入地取得承包地之现状分析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条的规定,在承包期内,妇女出嫁后,其原承包地的收回以其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为条件,因而现实生活中,出嫁妇女能否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至关重要。调查中,对“在农地(田)承包期内,娶进的媳妇(包括户口迁入本村的妇女)在你们村会分得承包地(田)吗?”这一问题,66.70%的受访农户表示“不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9.67%表示“会,村里有机动地”,9.89%表示“如果其在原来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还有12.67%表示采取了其他处理方式。选择其他处理方式的受访农户的态度十分复杂,即使将其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作最有利于出嫁妇女的理解,即出嫁妇女在迁入地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妇女之土地权益的保护状况也不容乐观,只有32.23%的受访农户表示出嫁妇女在迁入地有可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妇女于迁入地能否取得承包地的省际差异很大。在河南、山东和江苏三省,分别只有32.02%、38.20%和40.00%的受访农户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取得承包地,均远低于平均水平。而河南、山东两省分别有 38.76%和 28.09%表示由于本村预留有机动地,因婚嫁迁入本村的妇女可以分得承包地;在江苏省,49.44%的受访农户表示“如果其在原来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可见,这三省的出嫁妇女于迁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较大。在广东、贵州、山西三省,出嫁妇女于迁入地获得承包地的可能性极小,分别有97.24%、96.69%和 91.11%的受访农户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取得承包地。不过,广东受访农户也指出,对于实行土地入股的地方,虽然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分得承包

地或股份,但是可以购买他人愿意转让的股份。

2、妇女出嫁后原承包地之保护现状分析

既然出嫁妇女在迁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不大,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继续享有原承包地。但在调查中,对“你们村的妇女出嫁后,发包方(如村集体)原来分配给她的承包地(田)在承包期内是如何处理的?”从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发包方一般不将出嫁妇女的承包地收回,而是由其家人继续承包,这是除河南、江苏外各省的主要处理方式 。无论是《宪法》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或《物权法》,均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中家庭承包经营是指“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承包合同,把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户使用,农民分户、自主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根据承包合同,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可见,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正是针对农村承包经营户而言的,即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地不随其人口的增减而变化,故出嫁妇女的承包地由其家人承包符合现行法律和政策。就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外部关系来说,该处理方式无可非议,但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内部关系来看,则不无疑义。

3、离婚妇女的承包地之保护现状分析

《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要求,妇女离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保证其有一份承包地;离婚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还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土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保留其土地承包权。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条的精神一致,但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对“在农地(田)承包期内,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田)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在受访农户中,10.62%表示由“发包方收回”,52.70%表示“由其前夫继续承包”,15.56%表示“由该妇女继续承包”,7.50%表示“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则,就不收回”,还有 12.23%表示采取了其他处理方式。无论是由“发包方收回”还是“由其前夫继续承包”,都属于对该离婚妇女的承包地的侵害;而“由该妇女继续承包”或“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则,就不收回”的处理方式,则较好地保护了离婚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至于离婚妇女回娘家后,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其承包地的,本文都全部假定为是对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有利的方式。以此为基础,仍然有 63.32%的受访农户的回答表明离婚妇女的承包地遭受侵害,仅有35.29%的回答表明离婚妇女的承包地(可能)受到保护。

10 省中,黑龙江省对离婚妇女承包地的保护最为充分,62.98%的受访农户表示,在承包期内,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仍然由其继续承包。对离婚妇女的承包地侵害最严重的是广东省,97.79%的受访农户表示,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内由其前夫继续承包。

4、丧偶妇女对其配偶承包地之继承权的保护现状分析

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未考察再婚妇女的承包地之保护现状。据有关学者的一项研究,在被调查的再婚妇女当中,没有土地的有150人,占被调查者的 54%。离婚妇女若在本村再婚,其土地往往受到夫家的侵害;若是离开本村再嫁到别村,其在本村的土地往往会丧失,而且在其加入别村得到土地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得到的也拖延了几年。”由此可知,再婚妇女的承包地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

1、相关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

一些法律政策表面上看来是中性的,但是由于立法者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给女性带来不利 我国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于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忽视了由于婚姻关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权益,造成对出嫁女、离婚女土地权益以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农村土承包法》第 30 条规定了出嫁女在新住地没有分得土地的,其原住地不得收回其承包地,但是并没有规定“如果收回土地”怎么办,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承包给家庭的土地是否是可以分割的共有财产,使出嫁女分割娘家或夫家土地有一定的法律障碍。《农村土承包法》第 54 条规定了发包方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特殊性,属于用益物权,赔偿损失是在侵权过错的基础上进行赔偿,没有考虑土地本身的利益,是否可在离婚时与房产等财产性物权一并分割。

2、村规民约监管存在盲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有的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错误理解和片面强调村民自治,村规民约很多将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完全等同起来,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 村民自治与村规民约之间有很大区别,村规民约存在行政部门的格式性干预,而村民自治是有民主议定原则和程序的约束。村规民约只是村民自治的一种体现形式。例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也专门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部分村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出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

3、利益驱动导致矛盾加剧

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农村户口利益的优厚使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他村去,而和城镇男子结婚的“农嫁居”妇女更不愿随其夫将户口迁往城镇。长此以往,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压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被抢走了,所以纷纷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弱势群体。

4、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有残余

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认为嫁出去的女儿理应不能与当地的村民争土地,所生的子女更没有理由争分土地和经济利益。这是诸多损害“出嫁女”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农村几乎户主都是男性,男性是顶门立户之人,女孩往往被看成家庭的暂时成员,早晚是“人家的人”,一旦结婚,就不再享有娘家的权利,包括土地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取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实困境

土地权益是农民的主要权利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集体经济组织收益不断增多。但由此引发的土地收益分配纠纷也日益增加,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以延安市宝塔区为例,全区共有12个乡镇 ,

611个行政村,仅对柳林、万花、枣园 何庄坪 桥沟 李渠 姚店等7个乡镇共106个村组进行调查,发现有不少村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 不少农村妇女因婚嫁、丧偶等原因被部分或完全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所产生的其他权利如土地收益权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此类问题的发生呈上升发展趋势,引发了不少群众上访事件。因此,依法保护广大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已成为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 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是每一个法学研究人员的重要任务 这些纠纷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只会使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以解决。然而,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处理这些纠纷时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许多法院对此类案件干脆不予受理。此外,解决这些纠纷也存在许多现实的困难,致使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工作陷入困境 表现为:

1、给法院造成巨大的工作压力

通过对宝塔区7个乡镇的调查,涉及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就有106个村组总计2450户,因此,法院根本无法直接全部受理这些案件,即便是这些案件由法院受理审判后也几乎无法执行,因为村里没有剩余的土地,这就要求每个承包户退一部分田。如果法院执行判决1次就要求土地重新承包分配1次 这显然是无法操作的。若案件属于土地收益纠纷,则执行难度就更大。因为有些村可能已将土地收益款进行分配,这就需要那些分得土地收益款的村民退还部分款项,其困难可想而知。

2、城边村和富裕村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打破“男婚女嫁”的传统习俗,由男女双方自主决定其婚后的户口所在地,并享受相应的土地承包权及其相关利益,就会使人口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优越尤其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城边村和富裕村,致使农村土地资源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有限性同人口急剧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源压力加大,会抑制甚至拖垮富裕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农村人口流动的均衡被打破 贫困村人口不断减少。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

3、可能会出现骗婚、非正常离婚等现象

一些贫困村的青年男女通过婚姻在富裕村落户,婚后不久即离婚,然后以本村村民的身份继续在该村结婚成家。这样既造成了家庭的不稳定,又造成了富裕村人口急剧膨胀,人均福利迅速减少,原住村民对此必然持有很大意见,并由此产生该村原有农户和离婚妇女新建农户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在此困境下,法院若不受理此类案件,显然违背了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被侵权妇女的土地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她们因此会向法院提出质疑。然而,一旦法院受理了此类纠纷而又不能切实保护她们的权益时,不仅会动摇法律的权威,而且会引发农村新的矛盾,继而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法

1、社会性别主流化,完善修正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有关法律法规

1997 年 6 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致定义,即“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妇女和男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决策时,充分考虑该决策对男性和女性

的不同影响,消除决策中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作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民委员会,虽然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可见,基层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有指导和监督的职能,政府的决策意识将直接影响到村民意识。因此,在基层政府中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及社会性别主流化观念,对改变农村妇女受歧视的现状有着积极的意义。

2、普惠政策特殊化,促使男女平等观念的形成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面阐述,把关注民生的战略构想具体化。这对于人口基数大、收入增长慢、话语表达地位低、就业能力不强的广大农民阶层来说,最大给予是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实行“普惠制”。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上,亿万农民为十七大而欢呼;在涉及个体的直接利益上,亿万农民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普惠制”而欢呼 。男女平等、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执行多年,但为什么广大农村朋友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没转变?除客观原因:当前农活需要强大的体力劳动,而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的客观现实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的一些政策要么是彻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进行资格认定,基本没有对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国策为标准进行受益资格认定或者区别待遇。例如,现行的土地承包的方式基本上是按人头平分;还有些农村地区,在城市化或者工程占地补偿中,采取的是按人头发放政策,有的农民超生后所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低于人均征地补偿费,超生仅计算直接经济效益也“产出大于投入”。没有在普惠的情况下,对守“规”(遵守计划生育等法规政策)的农户给予特殊的待遇。

总之,上面提到的有关农村土地权益的政策,因为没有对受惠家庭按照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诚信守法)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从而不利于重男轻女观念的转变,不利于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的形成。当然,解决这个导向冲突的问题,不是将违“规”户在享受惠民政策上区别对待,剥夺他们享受惠民政策的人权,而是服从大局,在政策执行目标和执行手段上主动适应全面推行惠民政策的需要,即“以和为贵”,还需要有关政策能对守“规”户特殊化(事实上这是对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补偿),在普惠的同时做到特惠 ,这也是和谐社会“诚信友爱”内涵的体现。

3、抓住“关注民生”、“建设和谐”的契机,实实在在保障农村妇女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中都将事关民生的案件作为 2008年工作重点。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指出,将积极推动国家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实现生效裁判所确认的权益,维护司法权威,解决“执法难”的问题;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减轻群众“诉累”。 为了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以上措施要持之以恒,并与时俱进,才能充分调动农村妇女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的和谐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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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城郊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及对策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也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过程。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表明,城市化由于把农民从其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弄不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土地价值上升,我国土地的户籍分配制度和女性的婚嫁,使城郊妇的土地权益常遭侵犯,成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弱者。特别是城郊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更难保护,成为城市化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1、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1984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41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41名妇女联名上访

2、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3、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

,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

5、就业歧视严重。妇女因为其本身的生理原因,就业能力不及男子,需要社会照顾。城郊妇女失去土地后,其强大的生存依托失去了,就业的艰难就立即显现。在城郊就业安排中,城郊妇女不仅不能得到照顾,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例如,有的村规定,在就业安排时,先安排各家的男性就业,或者在分配工作条件好的单位时,先安排本村的男性村民,他们认为女性反正迟早会嫁出去的,应该先照顾本村的男青年就业。城郊妇女在城市就业时也常常被歧视,企业老板们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有诸多限制,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招女工,造成了女性就业不应有的压力。

二、根源:男权文化主宰城郊社会之害

城郊女农民权益被尊称为父辈和兄弟辈的男性侵害的事例随处可见,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很多。城郊的土地权益分配歧视女性,对女性进行剥夺,其根源主要是男权主宰城郊土地的分配权。

1、男权文化无视女性土地权益。在男权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人们思考问题是从男性出发,如何保护男性的利益,如何使男性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损害了女性的利益,而在于当今的文化认为这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使土地承包就成为只是男性群体内部的事。因此从思想上就将妇女排除在承包土地权利之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就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男权文化考虑问题的结果,它强化着男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从属性依附性。它方便男性,优惠男性,巩固男性对家对女人的主人地位;它为难女性,限制女性,弱化女性在家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从全社会来说显失公平。男权主宰了城郊土地的分配权,男性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益村民民主的手段,制订歧视女性的村规民约,无视女性土地权益,侵害女性合法的土地利益。

2、男主女从的家庭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丧失。男权文化积淀的制度性男主外女治内的社会结构使当今农村干部除点缀性的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这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女性附庸的官僚思想使女性参政成为一种摆设,一种装饰,一种招牌,一种遮掩。这种缺席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当这些决策者都是男性时,男性的共同利益就会自然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女性的利益则被决策者所忽视,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在决策层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和忽略。《村委会组织法》

没有对村委会决议内容制定有效的监督。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剥夺边缘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这就使村委会作出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等损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男人土地交易政策通过易于反掌。

3、男人主宰分配权制度歧视妇女。制定政策的人可能忘记别人的特殊问题,但不会忘记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言人,自然不会忘记男性的利益,女性群体的利益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由此政策必然倾向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利益或权益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将这种资源比喻为一块蛋糕,男女应各分一半,现在男性决策以家为单位分割,男人代表家分蛋糕,然后再分给家庭成员。第一次分割是男人之间的事,第二次分割则由某个具体男人说了算,男人是否公正缺乏社会监督。其实目前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就是以男人承包,男人主刀的男人之间土地分割,女人的权益以家的形式被掩盖。妇女土地权益在以家为单位的承包机制中,被悄悄而光明正大的剥夺

4、从夫居的传统习俗影响。从夫居和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的传统习俗忽视了妇女的个人权利,从夫居是男权文化的传统,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是男权文化的现代化,二者的合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又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在新形势下起着巩固男权文化的作用。从夫居、男性名字与男权文化互为因果。从夫居和土地证上的男性名字制约妇女土地承包权,从夫居使妇女土地权益被牢牢套在婚姻上,一旦离婚,土地权益就被男人强行夺走了。

三、对策:依法维权促发展

1、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具体化城郊妇女土地权利。城郊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是社会的弱者,地方在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等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城郊妇女的权。益保护,特别是要具体化和有可操作性,限制村规民约在法律和国家政策下运行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2、改进法规、政策的执行。首先,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其次,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3、

有效调适村规民约运行。中办[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0条都有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本人的责任田和口粮田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妇女有权选择其户口所在地。一切与法律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村规民约应予废止。绝不能以小政策对抗国家法律。

4、制定农村妇女发展促进法,为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厚实的经济基础。在妇女促进法中,规定对妇女进步和发展的支持,促进农村妇女的就业和发展,壮大农村妇女维权的主体力量。同时,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吸纳农村妇女从事第

二、三产业劳动,开辟农村妇女劳力农外就业渠道,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从而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从根本上维护农村特别是城郊妇女的土地权益。

第五篇:试析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探讨

试析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探讨论文摘要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女性权益保护在立法层面上取得一定成果,尤其是广东省及部分地区的立法执法部门突破思想理念阻力,在立法保护出嫁女权益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出嫁女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未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完整的土地权利。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提高女性的整体地位,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需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分析出嫁女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现状及处理该问题的社会阻碍因素,探讨广东地区对于出嫁女问题的立法经验,进而寻求解决方案的核心。希望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从而为如何维护和提高女性,特别是出嫁女的法律地位提供立法借鉴。

论文关键词 出嫁女 土地 权益保护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未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完整的土地权利。尽管法律上男女早已获得了平等地位,但事实上这种平等并未完全实现,由于种种原因,妇女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以广东“出嫁女”为视角,通过分析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剖析出嫁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与传统思想观念冲突的深层原因,以便探讨如何在地方立法层面做到保护出嫁女权益,为解决出嫁女权益纠纷开拓新思路,实现男女平等。

一、出嫁女的概念

“出嫁女”是一个带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典型词汇,其外延非常广泛。狭义的出嫁女专指与本村以外的男子结婚、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广义的出嫁女还包括嫁入本村、户口也迁入的“嫁入女”,离婚或丧偶的出嫁女,招郎入户的出嫁女,以及上述人员的子女等。

二、出嫁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表现

(一)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失去保障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出嫁女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权和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权等土地权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农村妇女在出嫁后土地承包权等权利被剥夺。

(二)出嫁女的继承权受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子女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结婚后,就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对其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在农村,村民大多奉行“养儿防老”的思想意识,赡养老人的义务主要由儿子承担,因此,父母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只由儿子继承。对此,女儿也没有行使自己继承权的意识。

(三)出嫁女的户口迁移权受限制

由于目前农村户口利益优厚,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它地区。因此,本村出嫁女的户口没有迁出,嫁入本村的出嫁女又不断增加,在利益分配时就“僧多粥少”,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减少了,所以排斥出嫁女。有的地方甚至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限期迁出户口的押金,到期不迁出户口的,扣除缴纳的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民的一切待遇。

(四)出嫁女的股份分红权及集体福利被剥夺

发达地区出嫁女大多数权益受限制都是通过股份分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村委会以通过表决股份分红方案的形式,限制或者剥夺出嫁女的股份分红权,并且很多村在农村合作医疗、外出旅游等集体福利上,限制或剥夺出嫁女享受该福利。

三、广东省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成果及存在的不足

(一)广东省有关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成果

1.遵循上位法,地方立法保驾护航

根据上位法的精神及结合广东省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现状,2007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广东省各市县也根据该《办法》制定了相关地方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和政策性规范文件,并有部分条例和文件已

涉及到了出嫁女权益的保护,如南海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简称11号文)等等。

2.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维权机构

为保障地方立法条例落实到位,广东省部分地区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保护妇女权益条例的具体实施,如《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成立妇女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妇女事务领域专业人士、社会组织和市民代表,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涉及妇女权益的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政府相关政策的解释工作。惠州市也根据本市情况也设立惠州市农村出嫁女权益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各项事务。

3.户口迁移权利保护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妇女,结婚后只要户口仍在原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相关义务,本人及符合政策生育的子女,仍然享有和其他人平等的权益。

4.开展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5.“两确权”与“五同”并举

南海区委、区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首次提出要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按照“五同”原则进行股权配置。按照文件要求,在“两确权”的过程中,要全面检查和清理农村股份章程,剔除违法违规条款。

(二)广东省有关出嫁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

出嫁女权益问题情况十分复杂,牵涉众多村民利益,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尽管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利用调解、行政等手段为解决出嫁女权益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处理效果不尽人意,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

1.违法的村规民约过多,难以彻底清理

部分村民片面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过分强调村民自治,认为“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忽略了“依法”的原则,尽管他们知道这些规定与有关法律相悖,但由于它符合农村的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保护了其他村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当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如果突然大面积清理这样的违法村规民约,会触及众多村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会引发更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要彻底清理违法村规民约难度较大。

2.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对象不明确

出嫁女的自身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婚后户口挂在娘家,但本人不在本村居住;有的户口和居住地均在本村,但没有承包地;有的婚后户口、居住地和承包地都在本村。究竟哪些出嫁女才有权利享受村集体经济收益?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3.出嫁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缺失

目前,涉及出嫁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南海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东莞市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东资格界定办法》、《惠州市农村出嫁女权益问题专项治理方案》等等,对出嫁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的大多数是条例和规范法文件,甚少法律对出嫁女权益保护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各地方规定会参差不齐,没有很好地把各地方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作出统一规定。

4.司法救济系统不完善

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出嫁女维权事件在立案层面就出现了很大问题,作为民事案件,法院认为村委会与村民之间不是平等主体关系,不予受理;而作为行政案件,村委会是自治组织,没有行政主体的资格,法院也不予受理。因此导致许多出嫁女投诉无门,出嫁女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不断发生。

四、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

广东省各市区应根据上位法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规范文件,针对出嫁女权益保护问题作出更为详细、具体的说明和阐述。另外还可在相关法律中制定对侵犯出嫁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或组织的处罚规定,并使之具体化,提高可操作性。

(二)制定村规民约备案和审查监督条例

制定村规民约备案和审查监督条例,未经备案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防止地方立法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冲突,规定将清理和纠正村规民约及集体组织章程中歧视、侵害出嫁女权益的条款,确保村规民约及集体组织章程不与国家法律、政策相抵触。

(三)通过立法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

依据“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可继承、可转让”的原则,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集体资产量化为一定量的股份,然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将股份分配给具有股东资格的村民。同时在配股的过程中,取消了男女差别,主要根据户籍、年龄、贡献等条件进行配股,股份固化后,股东永远享有股权,不因生产、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彻底解决出嫁女问题的办法之一。

(四)地方立法应注重保护出嫁女政策参与权

出嫁女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通过立法保护出嫁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保障出嫁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改变现有立法层面中缺乏出嫁女权益代表的情况,通过法律保护女性的政策参与权,出嫁女群体才能真正参与自身权益政策法规的制定中,才能激发出嫁女群体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决策的各项工作的热情。

(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出嫁女权益专门机构的权限

由于女性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往往很难有广泛影响力的权益代表,《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等广东一系列立法中,对于维护出嫁女权益的责任方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即由妇联主导的兼有政府各个涉事部门组合的维权小组,故此笔者认为,地方立法保护出嫁女权益,不仅要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还应该让小组工作有法可依,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日常事务及行政权限,该工作小组才能成为出嫁女权益保障的代言人,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出嫁女女权益保障制度。

(六)完善司法救济系统,畅通救济渠道

借鉴南海建立“行政引导为主,司法强制为辅”的解决出嫁女问题的处理原则。首先由符合资格的出嫁女及其子女向镇政府申请裁定,镇政府核实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村民小组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既不执行也不提起复议或诉讼,镇政府就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在认定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后,将按强制执行有关程序使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另外,还可制定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帮助。如果受害妇女提起诉讼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收集等具体条款。

近几年来,随着人权的倡导和对自身权益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出嫁女萌发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农村出嫁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既是妇女权益问题的一个重点,同时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因此,探索解决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与传统思想观念之间冲突问题的有效措施,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相信随着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出嫁女权益保护的问题,必将在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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