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早期教育

新中国早期教育（精选十篇）

新中国早期教育 篇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给中国美术教育带来发展的生机,新的历史阶段的美术教育建设,依然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只是更强调通过图画教学,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并促进学生个性与审美能力的全面发展。1956年建国后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图画教学大纲——《初级中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和《小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美育在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图画是中小学进行美育并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学科之一,可见美育与民族素质培养的紧密关系。大纲中关于图画教学的目的之论述,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绘画的基本知识技能,还提出通过审美能力的培养发展学生的创造性,这是在提高民族素质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是我国学校美术教育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革十年中,美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美育也摆脱不了被卷入阶级斗争的命运。此时,图画课仅仅是为政治而存在,比较建国初期,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地位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当时的教育方针中已经找不到美育之审美功能的影子。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教育的回归给美育带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1979年6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将“图画”更名为“美术”,把基础美术教学分为绘画、工艺、欣赏三大类。其“欣赏教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美术教育已从重技能的美术教育转变为注重审美的美术教育。而后几次修改大纲,无论绘画、工艺、欣赏分类的取消,还是“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爱好”的提出,都使这条重视培养国民的美术陶养与审美素养的线路更加明晰。而“素质教育”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中都有关于“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著述,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教育进入一个从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全国民素质的轨道。

在世纪之交,由素质教育所引发的争论与探讨,使教育的发展问题受到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课程改革,其中《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念深入人心。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起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自此素质教育概,因此,两者相得益彰。2001年7月,教育部出台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进一步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以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学习领域,注重美术课程的实用性,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中提高创造力与审美能力。新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以学科为中心的构建课程基础上,更加强调美术课程与学生个体经验的联系,在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中,拓展了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功能之范围。而对于新的评价系统和平等师生关系的提倡,则改变了教师是权威及主导者的原有教学模式,也是此美术教育改革的亮点之一。

中国教育问题之中国农村教育问题 篇2

教育是一个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的重大事情，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房展。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好的教育资源多分配在发达地区，在一些偏远地区和农村教育资源显得很薄弱。在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更加凸显，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村教师老龄化。农村教师有着不错的薪资待遇，但还是没能把教师留下。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的教师，最后都是选择离开，这是为何呢？因为农村生活条件差、各方面设施不齐全、交通不便等，是年轻教师选择离开的最根本缘由。其次农村教育缺乏资金支持。因为农村不比城市，人均生产力有限，所以导致农村的财政收入有限，很难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教育教学上，这样就导致农村一些学校的基础设施匮乏老旧。最后是中国农村传统守旧的思想和缺少父母的教导。在一些农村地区，对于女性子女接受教育上仍旧存在认识上的错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得在农村一些女孩无法去接受义务教育。在中国农村，大量年轻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挣钱，家里只留下年幼上学的子女和年迈的父母。这样就会出现老人溺爱晚辈，忽略对晚辈的教育，这也是教育上的一大弊病。

新中国早期的国庆期刊　　 篇3

2005年5月15日，北京中国书店古籍春季大拍中，一套民国时期的电影画报《电通》，共13期合订一册，全套合起来仅1厘米厚，以2.2万元成交。《电通》画报为半月刊，37×26厘米，电通画报社编，上海电通电影公司出品，1935年5月至11月共出版13期，编辑人员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袁牧之、摄影艺术家吴印咸等。该刊以“影写版”技术印制，每期6—8页，刊发的图片比同时代的普通杂志要清晰得多。《电通》画报曾介绍过经典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对编、导、演、摄、录、美、评、脚本等电影专业也都一一作过介绍。其中，1935年6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电通》封面为王人美，封底为谈瑛、袁牧之，对《风云儿女》作了特辑介绍，但最具意义的是首次以全景式刊登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我国上世纪30年代电影期刊的佼佼者。

1949年6月，《大众影剧》周刊创刊，由阿英等集体创办。同年10月1日出版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特刊。1949年8月，《影剧新地》创刊，毛羽等主编，同年10月1日出版了“祝贺新中国诞生专辑”。这两期内容焕然一新的电影戏剧综合刊物成为新中国电影第一刊，宣告了电影刊物的一个新时期的来临。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画报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1日出版了“国庆一周年纪念特刊”，共刊出电影图片几十幅，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在工农业、国防、科技、文体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其彩色封面成为经典之作。1959年10月1日，《大众电影》画报出版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专刊”，从此中国各种画报期刊每年国庆节都不断推出自己的“国庆专号”。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国旗征集启事》。其后短短30天里，海内外3000多幅国旗设计图案寄到筹委会。无论是开国元勋还是普通职员，无论是9岁学童还是耄耋老人，人们都在对共和国未来旗帜的描绘中倾诉着当家作主的豪情。今天，“五星红旗”被全世界认同，而那些没有入选的国旗方案成为鲜为人知的经典收藏品。笔者藏有一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出版物：《国旗图案参考资料》(1949年9月编印)，详载国旗初选方案38种，包括朱德、郭沫若、艾青、吴玉章、张仃、钟灵等人的设计方案。五星红旗图案是第32号方案，设计者是曾联松，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决议将该方案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9月28日，全国各大报纸、期刊公布新国旗，同日全国开始出售新国旗印刷件。

1958年5月1日19时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验播出，中国自己的电视播出信号第一次出现在首都北京的天空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由此开始。北京市内仅有的30多架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以广播大厦作为背景图案，上书“北京电视台”字样的电视画面。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播出，同时试办了五期《电视广播节目报》周刊。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1973年开始采用PLA—D制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58年10月1日，中国第二座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问世。1958年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今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赶在新年前也与观众见面。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试验性电视台，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兴起。1958年5月，沈力成为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1960年2月，18岁的赵忠祥成为第一个男性播音员。当年在全国仅有8000台黑白电视机。

有人称1958年9月2日开始创办的五期《电视广播节目报》周刊是中国电视第一刊。其实不然。1958年7月3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无线电与电视》(创刊号)才是中国电视第一刊。该刊着重介绍影音技术、视频器材、PLA－D软硬件以及各类音响与电子产品的维修知识，融知识性、技术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说：“电视发明至今还不足30年，现在北京已试制成电视设备，并开始试播；不久在上海也将有电视出现。”1958年10月，《无线电与电视》“国庆九周年”专号封面上的电视机就是当年全国不足300台的苏制老式电视接收机。

中国邮政通常在国庆日发行国庆节邮票，到目前为止，我国总共发行了19套国庆题材的邮票，已形成了国庆节系列。《集邮》杂志从1955年1月创刊至今，已有46年刊史。该刊的国庆专刊注重介绍国庆邮品的设计发行始末，同时记录了中国邮政交流、交换国庆邮品的当年信息，也是鉴定国庆邮品真伪的权威依据。

新中国早期教育 篇4

一、求学经历

潘菽, 名为有年, 其以水叔为字, 于1897年7月13日出生在陆平村, 陆平村位于江苏省宜兴县, 其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最高荣耀, 因为潘家向来以读书为重, 但从来不以当官为目的, 所以潘菽的祖上和兄长们都醉心学术, 不问政事。潘菽的祖上是举人, 服务于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 潘菽的伯父也是秀才, 服务于光绪皇帝。潘菽的父亲性格直爽, 疾恶如仇, 文采出众, 但是由于他不肯攀附权贵, 生性倔强, 所以终生在村上私塾做先生。父亲非常重视子女们的教育, 七岁的时候, 潘菽就跟随父亲来到私塾中, 耳濡目染四书五经等典籍。清朝晚期, 朝廷倡导废科举兴学堂, 潘菽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终于经过努力, 成功考上了当时比较有名的第五中学, 潘菽从生下来就很聪明, 而且自己也知道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取得成就, 因此, 从来不放松懈怠自己, 在很小的时候, 就把很多经典的文章和书目都通读多遍, 并且很喜欢研究作者的思想观念。在众多的思想家中, 他特别羡慕宋代哲学家朱熹,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朱熹一样博学的有思想的学者。他对很多的事情都充满着好奇心, 因此对很多方面的知识都广为涉猎, 他不仅有着非凡的文采, 美术、雕刻和书法等无一不精, 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校长童伯章非常赏识欣赏他的勤奋和才学, 多次书写条幅相赠与他, 喜爱之情溢于言表。1917年, 潘菽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一时期, 潘菽开始接触到心理学。当时中国心理学尚处于萌芽阶段, 国内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 莫衷一是, 因此, 心理学并没有引起潘菽的兴趣和重视。当时, 北洋军阀统治腐朽, 军阀连年混战, 人民流离失所, 社会矛盾复杂尖锐。1919年, 北京“五四”运动爆发, 潘菽满怀爱国之情, 积极参加其中, 是被捕的32名爱国青年之一。这场运动让尚且懵懂的潘菽猛然醒悟, 他终于知道了一件事情:我们国家总是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欺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国力太过薄弱, 思想观念落后, 因此, 必须要壮大国家的综合国力, 关键的途径是通过发展教育事业。1920年, 潘菽在读完大学之后, 又被外国一所学校录取, 潘菽为了实现通过兴办教育事业来拯救整个国家的目标, 潘菽毅然决定留学美国, 进一步寻求教育强国的路径[1]。

1921年, 潘菽远渡重洋, 到达美国。但是, 留学不久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 他深切地感到美国与中国的国情大相迥异, 美国的教育模式也根本不适合中国, 如果盲目学习了美国的教育体制, 也只是浮于表面, 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没有太大的意义。他认为研究心理学可以更好地研究人的特点, 这样不仅可以对教育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 还可以发挥更为根本的意义。他决定从研究哲学转为研究心理学, 从此, 对心理学开始了深入的研究之路。潘菽在美国留学了长达六年的时间, 而且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 后来由于生活费用来源的紧张, 又转入了较为便宜的印地安那大学, 在这里, 他遇到了受益终身的导师康托教授, 康托教授对其语重心长的教导, 促使其在研究心理学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其经过几年的学习, 顺利获得了硕士文凭。而后来, 潘菽又来到了第三所美国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在这里, 他遇到了第二位重要的导师———卡尔教授, 在这里, 他攻读了博士学位, 在1926年, 他写完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名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 接着在1927年, 潘菽完成学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二、心理学研究

1927年, 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才刚刚起步, 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成立了与心理研究有关的学科, 师资和科研能力十分孱弱。潘菽一回国就被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 半年后升为教授, 兼任心理系主任。此后30年间, 潘菽一直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时, 中国历经内忧外患, 国内大学的办学显得更加举步维艰, 为了进一步精兵简政, 仅有的几所开设此课程的大学也将其取消, 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不得不从事其他的行业。此时, 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潘菽也十分迷茫彷徨, 但是尽管如此, 他却没有丝毫动摇, 始终坚持自己理想和方向。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此时, 潘菽为了提高心理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为了引起社会对心理学的认可, 其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文章中他希望研究心理学的人们可以不要退缩, 勇往直前, 携手走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 对心理学这门科学进行研究。潘菽的这一思想, 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认可, 对心理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7年, 由于爆发了抗日战争, 南京成为日本攻陷的地区, 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了重庆, 潘菽也因此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 他没有懈怠, 而是在进行一些抗日斗争和民主的爱国运动的时候, 对心理学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他还联合其他的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书写的专著和文章, 并且受益匪浅, 对中国的形势和未来发展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 对心理活动进行了一番经典的阐述, 这使得潘菽如醍醐灌顶, 耳目一新, 他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 创设了具有新颖性的新学科———心理学理论, 主要内容是对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并且是从哲学的角度, 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 有力地促进了心理学的开拓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潘菽接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1951年, 任第一任校长。建国初期, 中国心理学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选用, 一切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为此, 潘菽一心想了解苏联心理学发展脉络和现状。1949年9月, 他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诞辰纪念活动。1957年, 他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潘菽十分珍惜这两次难得良机, 认真学习苏联的心理学成果, 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1955年, 中国研究心理学的组织成立, 潘菽担任其领导者;1956年, 中科院研究心理的组织成立, 潘菽担任其领导者。1957年, 潘菽被聘任为中科院学部的委员, 学部委员中只有他一名是研究心理学的专家[2]。文革期间, 潘菽仍然醉心心理学研究, 不受时局的影响和困扰, 虽然被划为右派, 他也以苦为乐, 坚持心理学研究。文革十年动乱之后, 潘菽已经八十多岁, 其身体欠佳, 但是仍然为发展和振兴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而辛劳地工作着, 并且还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主动对心理学进行深度研究, 通过著作传播了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活动。1988年, 潘菽因脑溢血猝然离世, 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 享年91岁。

三、学术思想和后世影响

1. 提倡“心理学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思想。

潘菽对心理学的作用和发展都有其独特的见解, 他特别提倡“心理学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教育思想。他在阅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时说, 中国人的劣根性, 给我们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范本, 中国的心理学要为唤起民族意识而努力, 只有与中国国情民情紧密结合, 心理学才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都变化得很快,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潘菽认为, “中国的心理学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问题需要解决。”在潘菽晚年的时候, 他曾在《我的心理学历程》这篇文章中对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生进行了一个总结,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定下了自己的志向和目标, 在接下来的十年又处于非常犹豫不定的阶段, 后来在十年的时间里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通过十年较为有依赖感的生活, 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学术生活, 在十年中将心理学发扬光大了。潘菽的心理学探索之路, 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2. 坚持不懈进行心理学研究。

潘菽一生致力于心理学研究, 即使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 他也将自身的精力投入到主持编纂《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的工作之中, 并还是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领导者, 虽然已经年迈, 但是仍然充满着对工作的渴望, 他的学生都非常优秀, 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1年, 中国心理学会界为他90岁生日的庆祝大会上, 他非常高兴, 连连表示自己一定会不断地工作下去。此后, 他不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 反而更加夜以继日, 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对心理学的研究非常地尽心尽力,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只能熬夜进行研究, 放弃睡觉的时间, 除非我不干这一行了。”这位已经九十多岁的老者的勤奋工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3]。

潘菽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一生致力于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拥有众多的研究心理学的学生, 对心理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深入研究和分析潘菽的心理学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 对于更好地促进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和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摘要：潘菽是中国近现代比较有名的研究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专家, 同时还致力于社会活动, 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对心理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潘菽,心理学,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叶浩生.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后经验主义蕴含[J].心理学探新, 2007 (2) .

[2]任亚辉.返本开新: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历史贡献[J].心理学探新, 2007 (2) .

浅谈中国早期教育 篇5

摘要：近20年，早期教育愈来愈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受到不同国情的影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教育日趋成熟，而我国早期教育依然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对中美早期教育的现状，然后从教育制度、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家长与教师的合作关系4个角度对中美两国早期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就中国早期教育存在的诸多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提出了体现对婴幼儿早期的人性化关怀；确立符合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课程内容；加强早期教育机构内部管理；提高对早期教育的认识和重视早期教育；加强国际早期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改变家长与教师的合作关系，从而促进我国早教健康且快速地发展。

关键词：早期教育，对比，问题，措施

早期教育作为教育的开始，对孩子一生的教育质量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竞争力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早期教育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对于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早期教育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是许多中国的早教人士对早期教育的认识却存在很多误区，这些误区足以导致孩子一生教育的失败。早教机构作为我国早教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都首先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教育模式，然后不加修改直接照搬照抄，这阻碍了我国早教的跨越式发展。而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在早期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已有多年，这与其教育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家长和教师的合作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中国早期教育的现状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差距，从而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早期教育模式。

一、早期教育的内涵

（一）、中美对早期教育的定义

中国学者对早期教育的定义：早期教育是指孩子在0~6岁这个阶段，根据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敏感期的发展特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为孩子多元智能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照美国教育协会的定义，早期教育是指对0~8岁儿童实施的教育，某些情况下，早期教育特指0~3岁儿童的教育或者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指出，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不仅对于其日后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有影响，而且对其整个一生都会产生影响。

（二）、早期教育的价值研究

1、研究早期教育的必要性。当代社会，人们虽然已经知道早期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但许多父母对早教的认识却存在着误区，“早教”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到底要不要“教”？“教”什么？“教”的重心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父母，并因此引来越来越多的争论和误解。而各种各样来自专家来自父母的论点更是让这个问题突显出来，变得 更加尖锐，也更加莫衷一是。困惑的父母们左摇右摆，怕带给宝宝太多的压力，怕耽误了宝宝的发展。所以必须对早期教育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2、研究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有关脑的研究进展，使人们对早期儿童大脑发育和终身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3、同时，国内外学者对早期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对早期儿童服务的更大关注。早期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奠基阶段，它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消除贫困、缩小不利人群和主流社会的差距，乃至提升综合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早期教育现状

（一）、中国早期教育现状

1、早教理念。国内的早教理念承袭与中国的应试教育，所以着重于规矩的教养。虽然有些家长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盲目的状态。国外各种早教机构不断涌入，许多家长一哄而上，以为把孩子放在有外教、豪华奢侈的设施环境的机构里面就保障了孩子的早期教育。但很多品牌背景差异太大，很难衡量其价值到底有多大。

2、早教内容。我国早期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运动教育。运动训练不仅有助于幼儿的身体发育和健康，而且有助于幼儿动作的灵活、协调和正确，还有助于锻炼幼儿的意志和发展幼儿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二，感官教育。对幼儿进行系统的和多方面的感官训练，是他们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发展敏锐的感觉和观察力。这个世界幼儿高级的智力活动和思维发展的。第三，日常生活教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儿童自己有关的，另一类是与环境有关的。通过实际生活练习，幼儿可以培养独立生活和适应环境、于他人交往的能力。第四，语言教育。包括一岁左右开始的基础语言（母语）能力的教育和三岁左右开始的外语教育。第五，初步知识教育。3~6岁幼儿已经具有学习初步知识的能力，完全可以教他们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初步知识教育与感官训练是相互联系的，正确的感官训练有助于初步知识的教育。第六，音乐及其它方面潜能开发教育。针对幼儿天生的潜能特质和兴趣方向培养幼儿在音乐、绘画等专长领域的潜能开发和素质培养。

3、发展趋势。根据中国早期教育园长高峰论坛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婴幼工作部主任郭建国教授的总结，中国早期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趋势。第一，国际先进的早期教育体系如蒙氏、奥尔夫、感统训练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认可，被越来越多的早教机构所接受。我国早期教育理念与教学呈现丰富的多元化势态。但如何才能真正做好蒙氏、奥尔夫等国际先进的教育，仍然需要探索和总结。第二，0~3岁早期亲子教育的发展，使得各地公私立幼儿园也在纷纷开设亲子园或亲子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开早教中心或幼儿园中亲子园2600多家，当然也有开办得不成功的，幼儿园如何开办亲子园也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之一。第三，随着教育一体化思想的发展，家园共育也成为我国早期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亲子园、幼儿园如何做好家园共育，这关系到园所的品牌建设与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二）、美国早期教育现状

1、早教理念。美国的早教理念是释放潜能，让孩子在游戏和体验中学习。这样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美国的早教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教育从第一天起’的观念在美国家长心目中根深蒂固。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重视体验”多于“知识传授”，老师认为教给孩子学习能力比教会他做几道算术题更加重要。在美国，最为知名的早教学校金宝贝就是以“游戏+体验=学习“的教学方式闻名遐迩的。金宝贝的老师们不会将不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知识灌输给孩子，而是崇尚让他们多动手、多体验，在各种益智、团队游戏中学会体验和探索的本领，更主动的认识周围的事物，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和学习方法。由此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孩子从小会养成主动学习、探索的习惯，成为真正的探知者、知识的主人，而不是被动接受老师的灌输。

2、早教内容。美国幼儿教育协会对于早期教育特别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情感、智力和语言发展。实际上，早期教育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内容大致分为十二个方面：大脑与五官刺激、身体素质和身体协调能力、情绪能力和心理健康、语言能力、良好个性和人格、良好生活习惯、社会性能力、求知欲开发和保护、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读、写、算）、审美趣味和能力、特殊才能发现和特殊技能培养。

3、发展趋势。根据中国早期教育园长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幼教中心教研主任、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赵红梅发言，0~3岁亲子教育纳入幼教体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发展趋势，婴幼教育一体化在国际上呈现如下发展特点：第一，将0~6岁一体化早期教育放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来考虑，从师资、教材、教具包括政治各方面来支持，可称为真正的“一体化”教育；第二，婴幼一体化教育呈现“家庭、园所、社会”三者的密切结合，形成早期教育的点、线、面网状结构；第三，婴幼一体化教育呈现常态化、普遍化。越来越多的公私立幼儿园开办了亲子园和亲子班。

三、中美早期教育比较及其原因

从早教理念和早教内容来看，除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如运动能力、语言能力、日常生活能力、感官刺激）外，中国早期教育更注重知识的获取，而不是对潜能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并且非常不重视人格、家庭和社会方面的教育。而美国非常重视个性与人格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孩子自身各方面能力的开发，而不单单关注知识的获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制度

中国以应试教育为主，虽然把智育放在第一位，但智育目标却是片面的、狭隘的。应 试教育从应试者这一角度出发，过分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强调知识的熟练程度，大多采取过渡学习、强化训练的手段，把学习局限在课本范围内，致使学生无暇参与课题以外的各自对发展智力十分有益的活动，从而出现知识面狭窄、高分低能的局面。由于这种制度的影响，多数家长关注的是让早期教育服务于高考竞争，追求自由、纯真、快乐、健康、个性、内涵等教育目标，在很多家长眼里更多让位于知识教育，一些家长把早期教育看作是超前进行的学校教育，理解为认字、背诗、阅读、学特长等智力开发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孩子的发展。

美国开展的主要是素质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自学和自我表达能力。总的来说，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美国教育重视创造力的培养；中国教育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美国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注重“广”和“博”。根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讲师严冷的总结，美国早期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语言、认知（包括逻辑数学认知、科学认知和社会认知）、社会领域、健康、艺术、学习品质六方面能力。美国教育者相信，儿童早期的语言、认知、社会、健康、艺术和学习品质的发展对孩子终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即将进入小学的孩子来说，更是他们做好“入学准备”的基础。美国早期教育着重于在游戏中学习，科学研究表明，游戏很玩耍时释放孩子天赋，激发孩子潜能，塑造孩子性格最基本了最理想的手段。而中国的孩子不会玩，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要认真反思教育的根本思路，放眼世界，寻找激发孩子潜能和塑造孩子好性格的最佳方法。

（二）、文化背景

当今中国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然而又对早期教育认识不足，只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而不考虑其它方面导致孩子依赖他人，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缺乏自立意识，不懂得与同伴共处。从早期教育的内容来看，不难发现中国的早期教育对独立能力和良好个性与人格的培养关注的比较少，而美国则很注重这方面能力。原因大致有一下两点。

首先，中国父母受封建制度及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思想的影响，重视读书，偏重智力开发和投资，忽视生活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而美国文化是外来文化移民文化的融合，具有多元化和开放化的特点。受基督教义影响，美国人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父母与子女民主意识强，讲究平等。他们认为，父母为孩子提供的，不仅仅是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应该是为人的目标，并且尊重孩子的天性，使孩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

其次，中国提倡群体本位，社会重于个体，中国传统文化忽略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强调群体人格的塑造，所以在强调整体的发展中，忽视了个体的个性发展和张扬。而美国强调个体本位，注重个体意识，偏重功利，注重个性人格的培养。发现在早期教育中就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使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资基础，生产力是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因素。首先，从教师群体来说，经济发展得好，可以为早期教育提供更好的师资条件，培养更高素质的早教教师队伍。同时，也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资待遇，使更多有才能的人从事早期教育，从而研究出更多、更好的教育方法。其次，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经济发展得好，可以更好的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可以为其提供更好的早教环境。最后，经济发展得好，不仅可以使国家加大对早期教育的投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早期教育的认识。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会影响一个国家对早期教育进行研究的深度。

（四）、家长与教师的合作关系

美国历来重视家长对幼儿教育的参与，参与的形式主要有：家长与幼儿园协作、沟通，为幼儿园提供帮助和支持；家长帮助幼儿学习；家长参与幼儿园有关政策和制度的协商及制定；设置宣传栏，宣传家长参与对学生发展产生的影响，以此激励家长参与意识的增强；设置专门的家长接待室，随时欢迎家长的来访，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家长社区合作，共同促进幼儿园教育方案和家庭教育活动的实施等。而我国大多数家长在参与过程中较为被动，参与的水平较低，目前主要通过家长会和家长活动日来参加。这样就使得教师和家长沟通的机会很少，对孩子的教育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早期教育在孩子的一生中影响很大，若老师和家长在教育理念和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就会造成孩子的混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这也将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

四、中国早期教育开展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拿来化。

早期教育由于缺乏经验和专业指导，将幼儿园或者国外早期教育的内容毫无修改的照搬照抄到亲子园，更加注重知识教育和智力开发，使早期教育变成了早期学习，知识化倾向严重。这与更好的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婴幼儿求知欲的开发和保护，增加其审美趣味和能力，养成良好的个性、人格和生活习惯的早期教育目标并不相符，同时压制了孩子的天性，忽视了孩子的感受以及尊重需求。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适合婴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

（二）、课程定位不准确。

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婴幼儿身体、大脑、自我意识、感知觉等方面的发展。但是，目前中国的早期教育的定位以及游戏的设计上明显偏重智力的提高，重视知识的灌输，倾向于标准化和系统化，忽视了不同孩子的不同身心需要，忽视了孩子自身的感受以及婴幼儿生命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及过多的规则束缚和压抑孩子的天性。这严重影响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三）、管理理念滞后性。

一些早教机构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存在严重的不合格现象，对教师素质要求低，随意降低教师工资，无视法律法规，不为教师提供社会保险福利，没有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这 严重制约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造成教师资源流动性偏大，无法形成稳定的教师资源团队，进一步影响了教师团队素质的提高和早期教育的办学质量。

五、中国早期教育发展对策

受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中国早期教育的目标以智力开发为主，早期教育发达国家以培养独立的人格为主。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早期教育发展并不成熟，21世纪前后，早期教育发达国家的早教思想和教育模式逐步被中国早期教育机构引入，中国早教模式精彩纷呈，然而，多数却是昙花一现、水土不服、张冠李戴、舍本逐木、物是人非、不符国情。虽然这也极大地促进国内幼儿教育研究的发展，本质上却没有改变中国早期教育的落后局面。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以及理论指导，在教育模式的引进上存在直接照搬照抄早期教育发达国家方式的问题。应结合我国早期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早期教育目标应体现对婴幼儿早期的人性化关怀

根据中国国情，建立适合中国婴幼儿成长规律的新理念，把婴幼儿的需要、情感放在优先地位，体现对婴幼儿早期的人性化关怀。要将养、教优化融合、因人而异，注重婴幼儿潜能的开发，重视婴幼儿生活规律、自理能力的培养，促进幼儿心理以及生理的协调发展。同时，在0~3岁的早期教育中要注重顺应婴幼儿的天性，不过多的对其进行规则限制以及压制，尊重其自身身心规律的发展。

（二）、确定符合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课程内容。

结合中西方早期教育，中国的婴幼儿早期教育应充分发展其感觉器官、调动其心理机能，从而提高其生活意义。使课程富有情感、思考和多重感受，减少知识性的学习，更加注重婴幼儿自身体能以及社会交往的需求，同时要符合婴幼儿的年龄特点。

（三）、加强早期教育机构内部管理

加大从事婴幼儿教育专门人才的培养，提高对教师各方面的素质要求，必须具备了解婴幼儿心理和生理发展以及婴幼儿教育规律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同时满足家长对孩子进行特长教育的需求。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从而提高教师积极性，使亲子园的办学质量有所提升。

（四）、提高认知，重视早期教育

首先，社会要重视早期教育的发展，增加对早期教育的投资，加强对早期教育的研究。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应政策，使我国早期教育走上正规化、标准化。避免各种早教机构的不断涌入给我国早期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其次，父母要加深对早期教育的认识，在改变教育理念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早教机构就能解决早期教育的一切问题。最后，早期教育的实践环节还需要共同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和早教模式方面，需要借鉴国外一些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但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符合我国国情，从而使 我国早期教育尽快完善起来。

（五）、加强国际早期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由于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对推动早期教育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期教育社区化和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早期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要紧随世界的脚步，但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

（六）、改变家长和教师的合作关系

作为教师，要为家长提供更多参与早期教育的机会，家长和教师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沟通，共同促进幼儿的发展。对于有能力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家长而言，要适当地安排家长走进课堂，和教师一起组织教学。要尽可能地组织家长定期举办讨论会，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进行交流，从而不断改进和提高。家长也要改变观念，增强参与意识，主动与老师联系，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以促进孩子更好的发展。参考文献

新中国早期教育 篇6

关键词:民族教育 师资 对策

一、新中国民族教育师资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行之有效的师资政策促进了教育的大发展,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民族教育发展也相对比较落后,而教育欠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师资问题。因此,研究民族教育师资问题,对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教育师资面临着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师资不足

师资不足一直困扰着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在一般的教育模式上来说,教师数量要与教育发展相适应,教师太多造成了人才的浪费,教师太少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队伍的数量主要由受教育者的数量来决定的。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生活条件艰苦,教学设施落后,吸引不了人才,造成师资匮乏。如西藏自治区的师资总量不足,到2007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缺编14700人,为保证“两基”攻坚任务的完成,尚需小学教师3400人,初中教师4200人。 2005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共缺小学教师8140多人、缺中学教师5740多人。 由此可看出,民族地区师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师资比较薄弱,不能满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今天。

(二)教师素质不高

1、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学历达标比例失衡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师法》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是很低的,然而,如此低的要求,目前也远未达到,而民族地区的教师学历差距更大。据调查,四川甘孜州中学教师学历不合格的占三分之一,其中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在35%以下;四川阿坝州各县也大量存在教师学历,能力不符合国家要求的现象。 民族地区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2、民办教师数量较多,能力低下

毋庸置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办教师为新中国的教育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办教师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改革现有的教师制度迫在眉睫。根据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到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方针和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民办教师占中小学教师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在一些民族地区中小学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数量仍然很多。贵州省仅小学代课教师就有40000人;四川三州有6500余名代课教师,其中凉山州有代课教师3000余人。 据调查,西藏自治区达孜县的102名民办教师中,初中毕业15人,占总数的14.2%;师范培训班毕业2人,占总数的1.9%;高小毕业11人,占10.8%;小学二、三年级结业来当民办小学教师的有73人,占民办教师的72.2%,民办教师无一人取得教师合格证书。 这只是一个个案,这样的状况在广大的民族地区并不少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素质工程任重而道远。

(三) 师资队伍建设的管理体制不适应新的形势

在管理体制方面,教师职务的终身制是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教师职务的终身制,是一种缺乏竞争、激励和活力的人事管理体制。它表现为教师只重视身份和待遇挂钩,不重视岗位职责,教师的定编、定岗工作难以落到实处,很难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造成了教师队伍结构比例失调,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激励作用不强。这些不仅直接影响到师资队伍中拔尖人才的成长,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更影响到民族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管理体制上,还缺乏系统、科学、规范、有效的全国或区域互动的师资队伍管理机制,包括以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为核心的用人机制,以绩效考核评估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以育人为核心的师德建设机制,合理、规范的人才流动和竞争机制以及教师的社会保障机制等。

(四)师资不稳

民族地区教师流失严重已成为了普遍的事实,特别是在民族高等院校,严重地影响到了教学的开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边远地区的民族院校向发达地区流动。如西北地区高校,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流出人数是调入人数的2.2倍,这种流失倾向已对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的稳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若发展下去,势必出现高校教师队伍在年龄、知识、学术结构上的断层,导致学校在教师培养方面的投入增多,周期拉长,对紧张而有限的资金造成浪费。

2、在经济不发达的民族地区,教师主要流向党政机关等待遇好、条件好、个人发展快的部门。云南楚雄州流失的168名教师中,有98人流向党政部门,占流失教师的58%。

(五)民族地区教师待遇不高 东西部之间差距大

民族地区教师待遇不高,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导致教师没有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中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教师的待遇差距明显,如农村小学教师工资,西部最低的某县教师月平均工资只有482元,而东部最高的某县农村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为1771元,高低相差1289元,达到3.67倍;农村初中教师工资,西部最低的县教师月平均工资只有482元,而东部最高的县农村初中教师平均工资为1653元,高低相差1171元,达到3.43倍。(2005年统计) 这仅是工资待遇上的差距,民族地区的教师待遇还体现还很多方面,如:津贴补助、养老保险、节假日补助等等都远远落后于发达沿海和东部地区,大大地挫伤了民族地区教师的积极性。

(六)双语师资缺乏

我国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民族基础教育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双语教学成了民族地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当前双语教学存在一些主要的问题。

1、缺乏统一领导管理机构。目前国家和各民族自治区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管理机构领导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双语教育在民族地区学校尚未普及,许多地方还处于试验阶段。

2、缺乏合格的双语教师,双语教师培训机构少,有也只是临时的培训,培训过程中不注重受培训教师的来源地。

二 、解决新中国民族教育师资问题的对策

教育关系到国家长远的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55个为少数民族,人口逾1亿。少数民族教育是国民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民族师资决定着民族教育的未来,为了民族教育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一)不断改善民族教育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教学质量

据统计:到2003年,普通小学、初中、高中和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由1998年的90.7%、79.8%和58.8%提高到96.1%、90%和68.6%,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小学教师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初中教师比例也稳步上升。职业高中、普通中专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由1998年的30.9%和67.2%提高到46.3%和75.3%,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由1998年的22.3%提高到27.0%。 这是一个可喜的成绩,但我们应看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这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民族地区远远还达不到这一水平。我们可以试着从这几方面努力:例如可以开展对提高教师素质最具有针对性、及时性教研活动;也可以采取高师函授教育,带着教学中的问题去学习,有效地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水平,又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此外,还可以通过校与校的交流、东部学校与西部学校的交流、远程教育等多渠道促进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提高教学质量。

(二)继续完善西部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工程 加强教育对口支援

关于“西部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在2004—2010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继续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志愿者到西部地区任教。设立教师岗位专项资金,吸引高等院校毕业生和其它优秀人才到西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从事一定时期的教师工作。试行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到农村地区学校实习任教制度。国家和地方财政设立“奖教金”,对在艰苦、贫困地区乡村长期任教且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加强教师与管理人员的培训。 要继续完善这一项巨大的教育工程,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培养留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的合格教师。同时,加强教育对口支援,旨在通过优质学校介绍办学经验和展示教学科研成果,与欠发达地区薄弱学校实现资源共享,缩小差距,以示范办学的形式开展对口支援,加快欠发达地区教育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

(三)提高教师待遇 稳定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

教师的工资代表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因此它对教师有重要的激励作用。首先,合理的有一定吸引力的工资能够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潜力,促进他们的工作效率。其次,较高的工资可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留得住更多的人才。当前,东西部的教师待遇差距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为了提高教师的待遇,稳定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教师法》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为了落实《教师法》关于教师工资水平的规定,切实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合法权益, 新《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专门规定,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一规定对于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这将是国家确定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制度和职务等级的原则之一,也是地方规定教师工资性津贴、补贴的重要依据,将有效地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达到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只要我们能做到“再苦不能苦教师,再穷不能穷教育”,那么教师也会静下心来教书育人,民族教育的飞速发展将指日可待。

(四)改变旧的教师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在管理体制方面,打破过去教师职务的终身制,国家也提出了这样的政策,但碍于人情问题,怕得罪人以及种种的原因很多地方都没有很好的贯彻实施。在打破教师职务终身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有竞争氛围的环境,让教师们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让有才能的教师更好的成长。此外,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系统、科学、规范、有效的教师队伍管理机制,包括以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为核心的用人机制,以绩效考核评估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以育人为核心的师德建设机制等。

(五)加强双语师资的培养

双语师资的培养至少应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1、建立统一领导双语师资培养机构,国家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统筹管理全国的双语师资培养;各省、自治区由教育厅民族教育处统一管理。

2、筹资修建双语师资的培训机构,如:有民族院校的各省、自治区由民族院校培养,没有民族院校的省份由教育厅筹建双语师资培训机构,政府应大力支持。

(六)加大经费投入 加强经费管理

经费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经费问题解决不了,解决民族地区师资问题的进程将受到影响。因此,当务之急,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1、对民族教育经费要有立法保证,把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纳入法律轨道,加强对民族教育经费审计与监督,杜绝挪用、挤占民族教育经费的现象,对挪用和挤占国家既定民族教育经费的官员严惩不怠。

2、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民族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对民族教育捐资助学。

3、国家应鼓励金融机构应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民族教育,对为了帮助发展民族教育的金融机构国家放宽政策。

4、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教育投资力度,完善民族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依法不断增加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民族教育投入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年鉴编委会:中国民族年鉴[M]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国民族年鉴编委会:中国民族年鉴[M]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民族年鉴编委会:中国民族年鉴[M]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4]中国民族年鉴编委会:中国民族年鉴[M]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5]欧以克:民族高等教育学概论[M]民族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6]滕星,王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M]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7]滕星:族群、文化与教育[M]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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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教育行业的价值思考 篇7

一、中国早教行业的运行特征

早教行业在中国历经近10年的导入期后, 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已步入高速成长阶段, 并且开始向二、三级城市扩散。从整个行业的运行状况看呈现以下特征:

———行业发展迅速, 但品牌集中度低。随着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以及国外教育理论在国内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早期教育, 早教机构数量日益攀升。据不完全统计, 仅北京市就有大大小小的早教机构数百家, 尤其在一些大型社区, 分布密度非常高, 竞争激烈。但同时早教机构品牌纷杂, 品牌集中度不高, 且大部分早教机构规模较小, 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品牌尚未形成。

———市场不规范, 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早期教育市场大, 而门槛较低。我国尚没有将0~3岁婴幼儿教育纳入教育体系, 缺乏明确的评判标准和业内普遍认可的教学模式, 早教机构一般以企业咨询或文化学校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 不需要到教育部门备案, 教育部门无法对其教学内容进行监管, 而工商部门只能监管其经营活动。因此, 早教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教育内容能否达到要求以及保育环境是否安全等, 都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从业人员素质低, 专业人才匮乏。早教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的学校和专业培养早教师资, 目前从事早教工作的教师大多数是从幼教行业经过短期培训改行而来, 人才缺口非常大, 而且现有从业人员也普遍素质不高, 难以满足早教工作要求和市场需求, 加之早教企业规模较小, 工资普遍偏低, 人员流动率非常高。

二、早教行业市场需求特征

———需求规模大, 但市场分散。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2005年, 国内0~3岁的婴幼儿共有7000万, 其中城市达到1090万, 2004年新增婴幼儿1593万, 市场基数很大。目前真正接受早期教育理念的婴幼儿家长是城市中高学历的父母, 要使接受早教理念的家长成为早教机构的目标顾客, 他们还需要拥有稳定的工作环境、较高的家庭收入、较为充裕的空闲时间。据北京艾索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07年对儿童生活与消费状况研究, 目前北京市城区3岁以下儿童参加早教的比例已达到14%。北京市作为大都市是我国早教市场的重心之一, 儿童参加早教比例最高, 而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城市, 参加比例则不足1%。早教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城市高档社区相对集中, 而在其他地区则非常分散。

———服务半径小, 有效消费率低。从早教市场消费特征看, 由于早教服务的接受者是幼儿, 他们年龄小, 参加早教与否以及参加何种早教班完全由父母决定。因此, 在不考虑服务内容的情况下, 早教机构与居住距离成为父母选择早教机构的重要因素, 这种特点决定了早教机构服务半径比较小。同时, 其消费往往受到诸如气候条件、孩子身体状况、家长空闲时间等因素制约, 往往造成实际消费不足。

三、早教机构的运营特征

从目前我国早教机构的运营情况看, 具有市场发育早期的一些典型的特征:

———早教机构运营成本高。我国许多早教机构都是经加盟某国际品牌而进入市场, 这些机构在加盟时需要缴纳相当数额的加盟费、管理费、教具费、人员培训费、教材费等, 致使开办成本十分高昂。同时, 由于早教机构对教学场所要求较高, 场地租用费和装修费高, 使得投资者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缺乏专业、系统、科学的早期教育课程设置。早期教育的特殊性要求必须有强大的科研力量作后盾, 才能编写出科学合理的早教课程教材。我国目前尚未编制专门、系统的早教教材, 而大多数早教机构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 且人员素质较低, 自己又无力编制课程教案, 只能从并不系统的书本上照搬一些教案, 或者模仿已有早教机构的教学模式, 至于这种教案和模式是否科学有效, 早教机构并不十分了解, 使早教的成效大打折扣。

———资源利用率低。我国早期教育多以亲子活动的形式进行, 需要父母的参与, 但由于大部分父母需要工作, 只有休息日才有机会参与, 致使早教机构的大量资源在平时闲置浪费。同时, 孩子的年龄特点又决定了其接受服务的不连续性, 诸如疾病传播、气候异常等不确定因素, 均会造成许多早教机构会员多, 而有效消费不足, 致使早教机构师资、场地等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生源不稳定。尽管早教需求量大, 但早教市场的特点决定了早教经营半径非常小, 因此目标顾客的数量很有限, 即使在一些对早教理念接受程度相对较高的发达城市, 由于早教机构密集, 竞争激烈, 也难以保证稳定的生源。

———教师流动性大。稳定高效的师资队伍是教育工作取得成功的基础, 然而现有早教机构的教师普遍由幼师承担。由于该行业工资普遍偏低, 公司规模又小, 人心不稳, 许多员工将早教机构作为跳板, 一旦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便另谋他就或自己开办早教机构, 既造成技术泄露, 也影响到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关于早教行业的价值思考

一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是由其内在价值决定的, 大量的早教机构面临的生存困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该行业的价值存在。

1. 当前早教机构赢利模式分析。

早教机构主要以会员的报名费、测评费、玩教具销售、婴幼儿图书教材销售、加盟费、培训费等为主要收入来源。一般早教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前四项, 其收入主要决定于会员数量。由于大量的早教机构经营成本高, 资源利用率低, 生源不稳定, 又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收入无法保证, 导致投入教学、市场营销的费用难以保障, 势必陷入恶性循环。而加盟费、培训费只有规模相对较大并具有一定品牌优势的机构才能享有, 这两项收入又取决于加盟成员的数量。从目前来看, 许多早教机构为了招商往往制造一种表面繁荣的假象, 以此吸引投资者加盟, 这种假象往往将风险转嫁到其下游加盟商, 但从长远来看, 是难以为继的。

2. 早教行业存在的价值探究。

0~3岁正是人一生中学习的黄金时段, 是人的潜能开发的最佳时机。在西方流行的“早期银行论”, 就是指对幼儿实施早期教育就好像是往他们的神经银行里储蓄, 积蓄越多, 将来受益越大。但恰好这个最关键的孩子发育“敏感期”, 也正是年轻父母最缺乏经验的时候。近年来, 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早教对孩子的重要性, 尤其是“80后”已进入生育高峰期, 他们愿意接受新的观念, 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投入早期教育, 这更为早教行业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中国需要高素质人才, 就要让中国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中国需要早期教育, 早期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五、对未来早教行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要尽快将早教纳入现行教育体制。早期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伸, 然而目前早期教育还没有具体的评估标准和管理规范, 也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标准。因此,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早教业的规范管理和发展引导, 同时为了保障人才的供给, 在师范类院校应开设早教专业, 培养高层次早教人才。

———以提高人口质量为目标, 加强对早教的宣传, 尽快普及早期教育。早期教育是一项以提高国民素质为长远目标的公益性事业, 然而目前国内真正接受早期教育理念的人并不多, 因此更需要各级教育机构、妇联组织、社区加强扶持, 加大宣传, 为早教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加强早期教育理论研究。目前国内早期教育主要以国外教育理论为基础 (如蒙台梭利和多元智能教育理念) , 这些理论没有经过本土化的研究就直接进入国内市场, 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孩子的教育模式, 而国内对早期教育理论的研究才刚起步, 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大投入, 支持早教理论的研究。

新中国早期教育 篇8

关键词：电化教育,书刊发展史,教育技术

1 研究概述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汉内斯·阿尔文）南国农先生在第四届教育技术博士论坛上的一句话。这句话引发了很多电教学者的思考，于是他们就在思考：中国的电化教育要发展，是不是也要通过研究中国的电化教育发展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从而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此外为了对建立中国电化教育史学科、开设电化教育史课程奠定基础，研究中国电化教育书刊发展史就显得更加重要。南先生曾说过：“我国电教要深入发展，必须狠抓教材建设，逐步建立各科现代教材体系”[1]。因此作为中国电化教育理论发展的电教书刊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她指导着我国电教的实践，见证了我国电教事业的发展历程。本文通过中国电教书刊的研究，来审视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

2 研究方法和材料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法。通过从一些史记性的专著、杂志、网上图书馆和网络资源等方式收集了相关的专著和教材。由于电化教育学是个交叉学科，在专著和教材方面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笔者就根据南国农先生对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几个阶段分法，将中国电教书刊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阶段（1920-1949）；(2)新中国初期的电化教育阶段（1949-1978）；(3)新中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全面发展阶段(1978-2008)[2]。在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匮乏和不完整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些资料仍未收集在内。

2.2 研究材料（电教专著和教材）

中国的电化教育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到今天经历了70年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电化教育从早期的将电影应用到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多媒体网络和计算机时期，经历了幻灯、投影、录音、广播、电视教育、计算机辅助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等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论成果，笔者主要收集到了关于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教育电视，幻灯、投影、计算机辅助教育、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网络教育等相关方面的书籍。

3 数据统计及分析

3.1 中国早期的电化教育阶段（1920-1949）这一时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早期阶段，共收集专著21本。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1)陈友松的《教育的电影》，该书是我国早期的电影专著，全书225页，该书介绍了电影教育的地位，世界各国的现状、教育有声电影的制造、有声教育电影机器和鉴别电影的标准及等；(2)社会教育司编的《电化教育》该书作为当时社会教育的辅导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电化教育的现状、电影和收音机件的使用和管理、电化教育实施法、国内主要教育影片目录等；(3)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是一本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电教专论，主要介绍了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电影教学方法和使用电影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制作电影的一些摄影艺术和技术知识。该书中作者指出了多媒体综合应用的问题和工具是为教育服务的理念，这对我国后来电化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时间维度上，20年代由于正处于我国电化教育的萌芽时期，因此没有专著出现；在三十年代由于我国电化教育一度活跃，不少教育工作者积极提倡电化教育，且在陶行知的带领下提倡采用幻灯和电影施教，故在这个时期就有14本出版；在四十年代由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经济低迷及当时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不重视等方面影响，一度活跃的电化教育开始陷入困境[3]。因此这一时期出版专著7本，且有一本是译著。

从空间维度发现，早期的电化教育主要在以江苏为代表的沿海一带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提倡搞电教的教育工作者都聚集在此处，以及一些早期搞电化教育的学校（如金陵大学）、电化教育组织和教育电影协会等也在此地区成立，这些机构和协会以及他们所实施的电教活动，都加速了此地区的电化教育的发展。

3.2 新中国初期的电化教育阶段（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很少进行，相关的专著和教材也很少，没有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4]。从建国后到文革前是我国电化教育的孕育阶段（初期发展阶段），虽然电化教育搞的也轰轰烈烈，但是没有或者说很少有理论成果。文革后又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中国的电化教育处于停滞时期。这一阶段只有三本专著,一本是在1951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编过一本《幻灯手册》有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由上海电视台电视教育组在1976年6月编的《电视教育讲座》一书，此外的就是1978年1月张建邦编著的《电脑教学》一书。

3.3 中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全面发展阶段（1978-至今）

3.3.1 教材收集情况简介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是我国电化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电化教育教材和专著蓬勃发展时期，通过收集共找到相关专著825本。由于电化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幻灯、投影、电视教育、广播、计算机辅助教育、远程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网络教育）等几个阶段，因此我们按照此对这些专著分为：电化教育、教育技术、远程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远程教育五类。

3.3.2 教材的分类及分析

将教材的情况分为五大类：如表1图1所示各类教材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单位：本）。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介绍理论的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的教材专著与关于电化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的远程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教学设计的教材的数量相当。在理论研究方面教育技术相关教材占到了所有教材的32%；在教学实践和研究方面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占了所有教材的30%，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电化教育在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到后来的飞腾发展的过程中，电化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齐头并进。

同时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教材大部分都集中在华北和华中地带，且教材作者一般都集中在这些地区的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高校对专著和教材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4 结束语

中国的电化教育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到今天，她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专著和教材的出现是电化教育学科和专业成熟的标志，形成了我国特色的电化教育专业理论体系和课程结构。通过对中国电化教育教材、专著发展史的研究，从中找到电化教育教材、专著的出版和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关系。

4.1 电化教育的发展和电化教育教材发展的关系

电化教育的发展促进电教教材和专著的出版，反过来这些理论科研成果的出版又来指导我国电化教育的实践发展。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电化教育的这种变化发展趋势符合研究的一般规律，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进行修改总结，获得新的理论知识，然后再去指导实践，不断反复，呈现螺旋式上升，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从而促进了我国电化教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5]

4.2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

从对每种分类教材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每类教材在一定时期的大量出版与我国电化教育在某一领域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教材的出版是我国电化教育在某一阶段发展的足迹和印记。此外教材的发展也与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当一个时期经济好了，就可以购买大量的电教设施，从而加速实践研究，实践研究不断向前又激励着理论研究专著的发展。另外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重视也影响电化教育的发展。政府和教育部门重视了，从物理、人力等上都会给予极大的支持，这样工作在电教行业的一线人员在精神上可以更加的有劲头搞科研，也促进了教材专著的发展。

4.3 从地域上看我国电化教育和电化教育教材的发展关系

从前面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电化教育教材的专著的作者分布有一定的聚集性，大部分聚集在沿海高校，这些高校也是我国电化教育专业开办的比较早，且发展的比较好的学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几所我国电化教育专业开办的最好的高校。这里之做一科研成果显著与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史和长期在这些高校奋斗的电教前辈和专家们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电化教育起源年代于民众教育，发展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因此电化教育相关专著和教材也分布到各个领域。由于笔者水平和精力有限，有些教材和专著未免收集不到，此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有些资料的出处无法一一列出，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南国农主编.电化教育理论和电教试验[M].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12).

[2]南先生的PPT.第四届教育技术博士论坛,2008.10.18.

[3]吴在扬主编.中国电化教育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4).

[4]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70年纪念文集[M].2006,(64).

连环画与新中国大众美术教育 篇9

1949年-1965年间,政府把发展新连环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其间共出版了一万多种连环画,总印数2.6亿册,规模空前。到1963年举办全国首届连环画创作评奖时,连环画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已完全被纳入到社会主义美术体制之中,使连环画得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通过紧密配合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婚姻法、增产节约、爱国卫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争取与保卫世界和平等运动的政治活动,创作出大量广受欢迎的连环画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规模群众性的连环画创作以艺术的普及来唤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标志着那一时期大众美术教育的突出表现。

“文革”爆发后,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30年代的文艺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艺事业,政治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样板戏连环画”成为“文革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环画由“三结合”创作组按照“高大全”、“三突出”、“红光亮”的原则进行创作,“三结合”创作组是由指挥者(领导)、名义上的创作主人(工农兵)、技术提供者(作品的真正执笔者)组成,大批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奔赴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开展美术普及工作。更为重要的是,群众直接参与到美术创作中来,农民以自己的双手美化家园,以自己的艺术创造表现自己、教育自己,使自己朴素的审美理想在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肯定。

“文革”结束,大众美术教育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系统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政策做出了调整: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把“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调整为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标准;强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一切工作指针的同时,宣布把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作为根本性的方针。新的文艺政策体现出国家对艺术规律的尊重,艺术家的主体性和个性精神得到认可和尊重,艺术摆脱了直接的行政干涉,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几乎都建立或扩大了连环画出版业务。1983年5月在湖北襄樊召开的中国连环画研究会成立大会,就有27个省、市、自治区的35个出版社、一些美协分会以及各地连环画工作者代表109人参加。连环画覆盖了中国农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人人得以欣赏这种便捷的艺术。发行方面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并存的格局。参与连环画出版的除了以前的各省人民社、人美社、少年儿童社等国家出版机构之外,还有很多地方的出版社参与竞争,如宝文堂书店、中州书画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曲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加速了连环画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通。成千上万的专业和业余画家投身连环画坛,勤奋创作,产生了无数优秀作品。专业美术院校、文化馆和出版社组织开办了各类连环画学习班,使绘画技艺迅速普及;名家连环画创作成果及时面市,成为另一种传播绘画技艺的便捷方式,想学画者不必登门求教,研究名家的作品,便可取得真经。如《山乡巨变》在艺术上的成就,使之长期以来不但成为连环画学徒入门的必读范本,而且成为学习中国人物、山水画的“画谱”,在国画界的影响并不亚于《芥子园》、《三希堂》。连环画是一所大学校,专家锻炼成了多面手,年轻人成了专家。连环画普及美术之功,永诏史册。

然而,随着经济大潮的推动,科技的进步,新文艺形式的出现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多元化,1985年前后,美术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被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教育功能被忽视。连环画艺术面临新型图像信息传媒的挑战和挤压,很多连环画创作者尝试新的转型,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手法的采用上,很多作者不再以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为出发点,而是考虑如何“自我表现”;在形式探索上,不再紧扣内容、采用易于为群众理解的形式,而是为形式而形式,为艺术而艺术,娱乐大众成为终极追求,大众美术教育缺失。所以,尽管在1985年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但从这时开始,连环画的发展已经走入低谷。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约三千种,印数8.1亿册,但大多数成了积压品,64开通行本每种发行量由十几万、几十万册骤降到万余册、几千册。许多选题因征订数过低而搁浅,有的订数连最低的开机印数都达不到。1986年全国连环画出版总量下降至1.3亿册,1987年再降至7000万册,1991年下降到了50种,几百万册,即便降价也无法销售。《故事画报》停办,《富春江画报》改刊,连环画编创出版渐趋萎缩。

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化道路研究 篇10

一、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以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整体历程为参照, 结合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具体特点, 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的颁布到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 不论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还是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都有多个条款涉及高等教育事业, 为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提供了宪法的基础和保障。

以《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为依据, 并适应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央人民政府及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等部门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高等教育暂行规程》、《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等一批政策法规文件, 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学制、院系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教师管理、生产实习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一阶段,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初步确立起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原则和框架, 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转变。

(二) 曲折探索阶段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曲折探索阶段。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 随着急躁冒进、轻视法制等错误思想日渐在党内国内抬头,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开始进入曲折探索阶段。特别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完全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尽管如此,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主要体现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高等教育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考核暂行规程》、《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 (草案) 》等政策法规文件。特别是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包括总纲、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10章内容, 第一次对高等学校内部的各类事项和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范性调整, 可以称得上是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范性文件。

(三) 全面推进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 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阶段。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教训, 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方针, 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恢复发展。1982年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即现行宪法) , 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经验, 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1], 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1982年《宪法》制定后,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开始步入了正轨, 进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主要进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提出依法治教的教育方针。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加快教育法制建设, 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体系, 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依法治教方针的提出, 表明党和国家要把教育事业纳入法治轨道的明确态度和坚定主张, 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法治化进程。 (2) 与高等教育直接相关的三部教育法律的制定。这三部法律分别是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制定的《教师法》、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制定的《教育法》、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制定的《职业教育法》。这三部教育法律的制定, 特别是作为教育法律体系之基本法的《教育法》的制定, 使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和关系都做到了有法可依。 (3) 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立法、执法、监督、普法的法制体系初步形成。例如, 在立法方面, 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 (特别是教育部) 到地方各级有立法权的机关都制定了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形成了多层级的教育立法体系。

(四) 快速发展阶段

1997年党的十五大至今, 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3月,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1999年11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 要求各级政府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1999年12月,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 提出教育领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 进行深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 加强法制建设, 全面实行依法治教。

在这一阶段,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快速发展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1) 《高等教育法》的制定。1998年,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制定了《高等教育法》。该法规定了高等教育基本制度、高等学校设立的条件和程序、高等学校组织和活动的原则和制度、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高等学校学生的权利和义务、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等内容。作为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基础法, 《高等教育法》的制定对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加强。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 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高等教育管理权, 尊重、落实和维护高校的自主权, 保障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权利。 (3) 积极推进依法治校工作。按照1999年《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和2003年《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于2003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 于2005年12月最终评审确定158所学校为依法治校示范校, 包括30所高校。 (4) 深入开展教育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从2002年起, 国务院先后4次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其中共取消39项教育行政审批项目, 调整5项教育行政审批项目。

二、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高校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在过去的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就。这些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 依法治教方针的确立

从依政策治教向依法治教的转变, 是我国高等教育治教方针的根本性转变。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由于规范高等教育活动主要是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 依政策治教就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要管理方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 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 依法治教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性要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了依法治教的思想, 并把依法治教确立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针。199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指出, 依法治教是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实行依法治教, 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依法治教方针的确立,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就。

依法治教主要包括下列基本内容和要求: (1) 立法机关加快教育立法, 提高教育立法质量, 形成与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 层次合理、内容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2)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做到严格地、规范地履行法定职责, 依法落实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切实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3) 司法机关通过依法公正审理教育诉讼案件, 监督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学校的管理活动,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学校依法规范和完善校内各种规章制度, 积极推进依法治校工作, 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 保障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5) 教育系统加强普法教育工作, 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 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和风尚。改革开放新时期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正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就。

(二) 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高等教育立法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但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较少。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包括高等教育立法在内的教育立法工作, 把教育立法视为教育法治建设的首要环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提出, 在简政放权的同时, 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2]。1993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明确提出, 要抓紧草拟基本的教育法律、法规和当前急需的教育法律、法规, 争取到本世纪末, 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 继续完善国家教育立法, 制定有关素质教育的制度和法规。同年, 《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指出, 要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 进一步推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加快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规、规章的制定[4]。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立法主体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 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使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都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就法律而言,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这2部专门性法律, 同时还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法律。就行政法规而言, 国务院制定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等5部专门性法规, 同时还制定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外合作办法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法规。就部门规章而言, 教育部先后制定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规定 (暂行) 》等40多部专门性规章, 同时还制定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等10多部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规章。除了中央的立法外, 各地还制定了不少高等教育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高等教育部门规章数量之多, 已经覆盖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包括本科专业设置、教师培训、学生管理、考试违规处理、收费管理、毕业生就业、境外办学、研究生院设置、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学籍管理、第二学士学位生培养、非学历教育、实验室工作规程、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学历证书管理、校园秩序管理、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医疗保健机构、档案管理、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接受外国留学生、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等。而且, 规章的内容大都较为具体而细致, 为高等学校的管理和运作提供明确的规范。

(三) 依法行政取得重要进展

与治教方针的转变相适应, 我国教育行政管理经历了从依政策行政到依法行政的重大转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依法行政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行政管理方式的目标之一。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有关规定, 教育部在2005年2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具体措施。为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 教育部在2004年成立了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 2007年又下设了依法行政工作办公室和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从高等教育行政执法实践来看,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努力转变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 取消不合理或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 切实转变政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自2002年以来, 经国务院决定, 教育部门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39项, 改变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5项。在这些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中, 绝大多数项目都是涉及高等教育的审批项目。例如, 在2003年国务院决定取消的15项教育行政审批项目中, 除了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审批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聘用我国公民核准这两个项目之外, 其他13个审批项目都是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审批项目。从社会影响来看, 这些项目的取消或调整, 不仅推进了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 而且也扩大了高校办学的自主权。

第二, 完善行政决策与执法的程序, 推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为完善教育部的内部工作制度和程序, 2004年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工作规则》, 对科学民主决策制度、依法行政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监管制度、会议制度、公文审批程序等重要事项做了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教育部政府信息、增强教育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2008年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该办法对应公开信息的内容、范围、方式、程序以及政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和保障等重要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在教育部的示范和推动下,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完善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程序, 促进了高等教育行政决策与执法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第三, 大力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 维护正常的高等教育秩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行政执法职责和任务的需要, 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执法机构和队伍, 保证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执法任务落到实处。特别是重点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领域和环节的执法工作, 如对高校招生和收费行为的监督, 及时查处和纠正办学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 依法治校工作扎实推进

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 因而依法治校是教育法治化的基础工程。为此, 教育部在1999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积极推进依法治校。2003年, 教育部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 对推进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具体措施以及组织领导提出了具体意见。在各级各类学校中, 教育部特别突出高校的依法治校工作, 强调高校要增加依法管理学校的意识, 依法规范校内各种管理制度, 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在各级教育部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 经过各高校持续不断的努力, 我国高校依法治校工作已取得了重要成就。

所谓依法治校, 就是在高校党委的领导下, 广大师生依照法律和校规行使教育权和受教育权, 依法管理学校的公共事务和学术事务, 依法实行基层自治。关于依法治校的要求, 《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了5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依法加强管理;推进民主建设, 完善民主监督;加强法制教育, 提高法律素质;严格教师管理, 维护教师权益;完善学校保护机制, 依法保护学生权益。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明确概括出了依法治校科学内涵的5个方面: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保证高校依法治校的自主权;界定权力 (利) , 理顺关系, 整合和优化管理资源;规范和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权;切实保障师生员工权利;推行合约管理, 建立平等自由的管理关系[5]。

自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开展依法治校工作以来, 我国高校依法治校工作取得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第一, 在治校方式上, 许多高校都把依法治校确立为学校管理的基本理念, 制定了推进依法治校工作的规划和措施。为保障依法治校工作的切实开展, 许多高校成立了专门的法制工作机构, 或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 或聘请律师或专家担任法律顾问, 负责组织依法治校工作, 处理学校的法律事务。第二, 在制度建设上, 许多高校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或完善了学校章程, 并把学校章程作为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依据。除了大学章程之外, 各高校在建立健全校内党政管理体制、教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推进了学校管理和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第三, 在依法治校工作的实施上, 法制教育在全国高校普遍开展, 高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有所增强;高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 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得到保障;学校依法处理教师与学校、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等校内争议的机制初步建立起来, 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

(五)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初步形成

随着各方社会主体 (如教师、学生、家长) 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增强, 以及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提升, 高等教育领域的纠纷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从过去十多年的情况来看, 学生与高校、教师与高校之间的纠纷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两类最令人瞩目的多发性纠纷类型。就学生与高校的纠纷来说, 多集中在招生录取、收费标准、成绩评定、违纪处罚、后勤服务、学位授予等方面。就教师与高校的纠纷来说, 多集中在职称评聘、工资福利待遇、人事关系调动等方面。

为适应这种纠纷日益增多的趋势, 在政府部门 (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 、司法机关、高等学校等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了包括校内和校外、行政和司法等多种机制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校内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协商、调解、申诉三种形式。协商是指当事人通过自主的、平等的谈判方式解决纠纷, 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简便的纠纷解决方式。例如, 教育部规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与受伤学生或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调解是指当事人在学校有关机构或人员的主持下以协议的方式解决纠纷。高校内部一般都设有民事调解委员会, 负责调解处理校内的民事纠纷。申诉是指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向学校提出申诉意见, 由学校做出处理决定。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4项规定, 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 或者认为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时, 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诉。这里所说的申诉, 既包括下面所说的行政申诉, 也包括校内申诉。2005年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明确规定,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

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三种形式。行政申诉是指教师或学生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理由, 由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的制度。教育行政申诉制度是由《教育法》、《教师法》明确规定的一种正式的权利救济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是指教师或学生与学校发生纠纷时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进行调解的制度。教育部规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时, 当事人可以书面请求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行政复议是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 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制度。

司法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最正式和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纠纷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学生状告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案件越来越频繁, 成为新闻媒体和网络热烈关注和讨论的焦点。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侵犯受教育权案, 1999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侵犯学位授予权案, 1999年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案, 都是我国当代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司法介入和解决高校纠纷的主要方式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处理的一般是发生在高校的合同纠纷案件和人身权财产权侵权案件。行政诉讼处理的一般是教师或学生不服高校的处分或处理决定 (开除学籍、不颁发毕业证书等) 的案件。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 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的方式介入高校内部事务, 成为监督学校依法行使教育管理权、充分保障学生和教师权利的重要途径[6]。

三、新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重要特色

与国外的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相比,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治化道路呈现出诸多自身的特色。这些特色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成功经验。

(一) 政府建构

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推进模式与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属于“政府建构型”模式, 后者属于“社会演进型”模式。如果从11世纪开始出现的近代意义的大学算起, 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基督教教会、帝国皇帝、封建贵族、自治城市、市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等各种社会力量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 这一历史过程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按照雅克·勒戈夫的说法, 大学的起源正如其他行业组织一样, 常常很难弄清楚。这是因为大学是通过各种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 各种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7]。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同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一样, 不再是西方所走过的那种社会演进型模式, 而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建构型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在我国行得通, 首先在于我国拥有强大而有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执政党和政府不仅具有领导社会变革的合法性资格, 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改革开放以来, 正是执政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有力的领导, 防范和避免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 保证了法治建设事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稳步推进。各级党政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领导或参与法制现代化建设事业, 不仅保障了国家法制建设总体思路和政策的实施, 也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制建设新经验[8]。另一方面, 我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可以利用后发的优势,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或成熟的法律经验和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起本国的法治模式和法律制度,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建国60年来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诸多成就是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取得的。在立法方面,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 (特别是教育部) 通过制定出一系列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不仅初步地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使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 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内部制度变革, 促进了民主管理、校务公开、依法治校等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在普法教育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党和政府先后开展了5个5年普法活动, 在包括高校在内的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应该说, 在高校所开展的普法教育活动, 增强了高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法律意识, 促进了知法、守法、依法履行职责和规范行为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为全面实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二) 宪法引领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总章程。从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到1954年《宪法》, 再到现行的1982年《宪法》, 高等教育问题一直是宪法所关注的问题。《共同纲领》设专章 (第五章) 规定文化教育制度与政策, 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的制度与政策。1982年《宪法》至少有5个法律条文涉及了高等教育问题, 其中第一章总纲部分有3个条文, 即第19、20、23条,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有2个条文, 即第46条、第47条。第19条规定,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 扫除文盲, 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 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20条规定,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 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23条规定,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 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创造条件, 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3个条文不仅指明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而且也强调国家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第4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里所说的受教育权, 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47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一条款所确认和保障的自由, 对于以科学研究、文艺创作、高等教育等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教师和学生来说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1982年《宪法》的这些规定不仅为教育立法提供了立法依据, 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例如, 《高等教育法》不仅把《宪法》作为立法的最高依据, 而且把《宪法》的基本规定具体化。《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 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国家采取措施,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 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生。这实际上是《宪法》第46条关于受教育权规定的具体化。《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 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实际上是《宪法》第47条规定的具体化。又如, 《民办教育促进法》是对《宪法》第19条关于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的规定的具体化。由此可见, 我国现行《宪法》确实在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发挥着直接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 这种作用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宪法无法相提并论的。

(三)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治建设也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国家制定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不仅明确肯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而且把这一原则贯穿到许多具体的制度中。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条规定, 国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许多方面, 特别是下列两个方面, 始终坚持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第一, 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早在建国初期, 国家就确立了高校必须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规定, 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78年以来, 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我们逐步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等教育体制, 并为党规和国法所确认和保障。199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3条规定, 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中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 确立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我国《教育法》第9条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高等教育实践中, 教育机会平等包括起点上的平等、过程上的平等和结果上的平等三个环节, 即入学平等、就学过程平等和学业成就上的平等[9]。为了切实保障公民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 《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一系列保护少数民族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等弱势群体权利的制度。例如,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高等教育法》第54-56条规定了减免学费、设立国家奖学金、高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贷学金等制度。对于少数民族学生,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1条规定, 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 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 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四) 法律与非法律手段并重

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是, 在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和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社会关系和问题时, 并不排斥和否定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教育的等非法律手段的作用。相反, 我国在实施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实践中, 非常重视并充分发挥其他非法律手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例如,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建设工作, 并且注重把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2005年, 中宣部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提出, 大学4年制本科要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必修课。其宗旨, 就是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并重, 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不同于西方法治建设的重要区别。西方社会一直追求一种以法律为主体的社会控制模式, 这就是庞德所说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0]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整个社会被一张庞大而稠密的法律之网所笼罩,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被法律化或司法化[11]。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西方人开始检讨和批判这种社会控制模式的弊端。而在我国, 社会控制模式是一种法律和非法律治理机制综合治理的模式。无论是在治国方略上, 还是在治国实践上, 党和政府都一直追求各种治理机制综合治理的理念, 善于分析和把握各种社会治理机制的利弊, 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治理机制进行取长补短的组合, 形成了一种多管齐下的网络化的综合治理体系。

130012;于立深,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导致了

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建国

建历程经历了*以来大学生6价个阶段值观念。这的些变阶化国段的变迁历程具有稳定性与以变动性交一体、开放织、物质性与性与功“拿来”性利共性来在元、性自与主主性流与性自统我一性5并个存方和面多大的基本的特征, 规律也呈。同时现出价, 大学生主值观变化学廉体在信仰与理想、具体内容、生杰代发展的趋势永联系与发展等。方面表现出时价陈变化关键词:建国以来;大学生;价值观念;值怀平建国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观张的变化, 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念华伟文化变迁“文化大革。价命”值、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改革开放等全方位变革, 必和变生作为特殊的知识群体, 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对社会现不断变化。象的反大学化会历史变应最敏感、最直接迁的晴雨, 表其。价科学地分析建国以值观的变化更是社之来大学生价值观演变的轨迹、特征和规律, 研的重建, 并在新的对加强和改历史起点上,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展望大学生价值观究一育有着、十建国以来大学分重要的意义。生价值观念的嬗变

轨迹

新中国建立至今, 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先后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 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 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变化。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大学生价值观的外在变化为分界线, 我国大学生在建国60年来发生了6次重大变迁。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初:又红又专意识下的社会本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索“建设什么样的政权”和“如何建设政权”的时代主题。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又红又专”, 对青年学生开展以“三好” (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 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同时, 在新政权优越性的感召下, 大学生普遍树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因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艰苦岁月中, 广大青年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 追求共产主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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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