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精选十篇）

文化适应 篇1

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包含两组变量——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显性, 三种结合策略:同化, 保留和改变, 封闭性, 凝聚性, 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 文化和谐性, 社团的态度和打算居留时限。心理因素包括语言震惊, 文化震惊, 动机和自我透性。

社会因素影响学习者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与目标语成员间的联系, 而心理因素则将学习者作为一个体来关注, 本质上是情感因素。社会因素起基本作用, 心理因素只有在社会因素既无明显积极作用也无明显否定作用的情况下, 才发挥作用。社会因素决定了二语学习者与所处的主流文化间的社会距离, 这一距离反过来又决定了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速度。文化适应及二语习得是由学习者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的。

文化适应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学习者与目标语团体社交联系紧密充分, 能使他习得目标语。另外, 他心理上对目标语持一种开放态度, 这也让他易于习得二语。第二种有第一种的全部特点, 但在这种情形下, 学习者把目标语说话者视作一个参照: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渴望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两种情形下, 社会交往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 学习者努力希望在更多方面类似目标语的成员, 而不仅仅是在语言方面。

一、文化适应模式理论的优势

如同Selinker和Lamenddella所言, “每一种观点都有其他观点所缺乏的优点, 同时也包含着缺点。” (P251) 文化适应模式理论, 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考虑进来, 给我们提供了二语习得的一种新视角, 有其自身的优点。

该理论在展示社会因素, 心理因素与非正式语言学习的相关性方面, 无疑是个好的尝试。该理论解释了二语学习者经常不能达到如母语学习者那样的能力的原因:因为社会距离或者心理距离, 二语学习者可能没有接触或接受到必要的语言输入。该理论使我们意识到:要重视二语习得中的社会及心理因素。

虽然该理论不能概括所有二语学习的类型, 但它可以和其他理论结合起来, 用以解释二语习得。很多研究者已经这么做了, 这也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研究二语习得。

二、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存在的问题

1、关于“文化”概念

每个人都可以高谈阔论他们的文化。但是, 文化到底是什么?“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 意思是“栽培, 耕作”, 包含多重意义。比如, 1952年, 两位美国学者Alfred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在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文化:有关定义和概念的评述) 一文中就列出有关文化的定义有164种。

当文化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时, 它包涵着一个耕耘或提升的过程, 如同农业和园艺学中。十九世纪, 文化涉及到的是个人的提升, 尤其是通过教育, 进而达到国家愿望或理想的实现。在十九世纪, 有些科学家还用“文化”来指一个人的能力。对德国社会学家Georg Simmel (格奥尔格·齐美尔) 而言, 文化是指“通过外部形式的机构, 已在客观的历史过程中的个人修养。” (P6)

二十世纪, “文化”成为人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囊括所有的人类现象, 也包括人类遗传学的结果。具体而言, “文化”在美国人类学中有两个含义: (1) 用符号代表经历并将其分类, 发挥想象力, 创造性地采取行动的已进化的人的能力; (2) 居住在世界不同区域的人将其经历分类并创造性地采取行动的独特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文化这一术语变得很重要, 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含义, 如文化研究, 组织心理学, 文化社会学和管理学等。以下是文化的一些定义: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应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人类群体的已有的共同行为”。 (P169)

“文化……存在于可以继承即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人类行为及人类创造的产品中, 与生物基因无关”。 (P8)

“文化:人们生活已习得的共同模式;日常的生活模式。这些模式渗透到人类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文化是人类的主要的适应机制。” (P367)

“现在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文化主要包括人类社会的符号, 观念等方面。文化的本质不是它的器物, 工具, 或其他有形的文化因素, 而是其成员如何理解, 使用, 看待它们。在现代社会, 将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是价值观, 符号, 对事物不同的诠释和视角;二并非实物和人类社会的其他有形方面。身处一种文化的人们, 通常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理解符号, 器物及行为的含义。” (P76)

从上可见, 随着对文化理解的深入, 文化的概念也更加难以把握。这对文化研究而言, 既有利也有弊。诚如Kranenburg所言, “文化研究的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没有研究模式, 它包括各种各样有冲突的观点;这种异质性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我们可以从多视角来研究文化, 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它。但, 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多麻烦。

2、每个人的文化都是不同的

不仅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 每个人的文化也是不同的。例如, 在相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家庭, 一个人的文化标为文化1, 另一个人的文化标为文化2, 文化1与文化2是不同的。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人有相同的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 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文化”的普遍接受的概念。文化适应模式理论的核心前提是, “二语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方面, 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文化的适应程度将制约第二语言水平。” (P251) 从这个论断可以得知, 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文化越适应, 他的二语水平将越高。但我们如何测试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呢?如上面所讨论的, 每个人的文化是不同的。关于文化, 是否存在一个标准用以测试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呢?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统一, 所以很难用一个标准来测试一个人的文化。

3、社会和心理因素

我们已经明白文化适应模式理论的核心前提, 文化适应程度及二语习得是由学习者及目标语之间的社会韩剧里及心理距离决定的。社会距离是社会因素的结果, 心理距离是各种情感因素所形成的结果。这就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之间存在区别吗?这些因素不同的组合是否对二语习得有不同的结果?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中, Schumann没有细化这些问题。

很多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学习者的二语习得, 这些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文化适应和二语习得过程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吗?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是最显著的呢?Schumann并没有解释这些问题, 他也没有解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习得的进程。

Schumann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本质上也是情感因素。众所周知, 情感因素不是那么稳定, 也很难被测试。随着时间的迁移, 这些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也会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也会影响到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但Schumann却未给予我们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随着时间改变的解释。这些因素是被视作静态的还是Schumann忽视了这些因素的变化?总之, 在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理论中, 并未发现这些问题被讨论。

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心理因素的变化吗, 或反之亦然?如果只有一个因素货几个因素变化, 其他的因素又是怎么变化的?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社会距离及心理距离, 进而文化适应和二语习得的?例如, 一名学习者的动机改变了, 这种改变怎么影响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呢?他的文化适应和二语习得会发生变化吗?又是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呢?这些问题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中也没有提及。

此外, 该模式理论也并没有揭示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个体之间是如何的不同。即使来自相同文化的移民, 他们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也会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显然, 该模式理论并没有将其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会影响他们的文化适应吗, 又是如何影响的?该模式理论也不能被检验因为还不存在检测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可靠而有效的手段。

4、影响文化适应的只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吗?

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考虑其中, 该模式提及16种变量。有没有其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影响文化适应呢?除去这16种因素, 其他的因素在文化适应中起作用吗?

根据杨军红的研究, 社会支持因素在文化适应中也很重要。如果学习者对目标语国家有良好的印象, 他将得到来自社会更多的支持。与对目标语国家印象不好的学习者比较, 他将更为积极主动地参加文化活动。 (P142-143) 所以, 社会支持因素也影响着文化适应。

5、习得的环境

Schumann创立他的文化适应模式理论来解释移民在语言环境中的二语习得问题。这个不包括接受正规教育的学习者。换言之, 该理论只考虑了自然的二语习得环境下的主要变量, 二没有考虑正规教育中的因素。

当一名学习者在学习二语时, 太多的因素影响他的学习, 比如, 教学因素, 语言输入因素, 个人因素, 能力倾向因素, 认知因素, 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等。该模式理论只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考虑其中, 此其缺陷之一。如上所论, 该理论也没有解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心理因素或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因素, 更不用提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其他因素。比如, 当一名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时, 这种变化会影响他个人因素吗?怎么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该理论未给我们任何解释。

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 出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现在的世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终生学习对每个人而言, 都是必需的。该理论只探讨了自然的语言习得, 而未将学校教育考虑其中。作者认为, 这是不够的, 该理论也可以用于学校教育。如果该理论能将这考虑其中, 也许会对我们的教学大有裨益。

文化适应模式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二语习得一个很好地解释。但它也有自身的优点和缺陷, 以下是笔者的思考:

当来自一种文化的人们迁到另一文化的主宰区时, 可能两种文化的人们都会有变化。非主流文化的人们可能会变化大些。在这一文化适应的过程中, 原来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些。其结果虽然不如同化那么极端, 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学习者会达到本土居民的文化水平吗?还是会类似中介语, 产生一种有自身特点, 研究者称谓的“中介文化” (关于中介文化的研究还不多) ?关于二语习得, 我们要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

摘要：1978年John Schumann提出文化适应模式理论来解释阿尔贝托的案例研究。这一理论提供了二语习得的一个新模式: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文化适应和二语习得中非常重要。但是, 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文中就此展开分析。

文化适应理论 篇2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Application）

是前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主席，加拿大著名学府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国际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跨文化接触与心理适应、移民与土著青少年认同心理、种族关系调适、跨文化家庭观、本土心理学、文化与认知等。先后主持了《移民家庭观国际比较研究》、《移民青少年文化心理适应国际比较研究》等当代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著名研究项目。目前他正主持包含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10余国的大型跨文化研究项目《多民族社会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关系国际比较研究》。由于他在跨文化心理与族群关系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美国、英国、法国等政府聘为族群关系顾问。贝利的理论框架

最引入关注的是其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其结构框架被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

该理论至极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全市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分析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适应群体、提出引人深思问题（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交往和变迁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对应这一过程；人们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变个人的经历和承受压力已获得最终的适应）。

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

两个维度的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

分离——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边缘化（最难以接受）——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种族隔离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分离；

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边缘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

这个模式否认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的唯一可能，向人们展示了四种可能的后果：

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

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

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

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结论：我们能否跨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如何改变自己，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应对，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与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图支配他者。

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文化适应；文化适应策略；双维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94-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解决好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能够有效改善该人群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发展状况。随着跨国生活群体数量的快速增长，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维度、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测量及其与各人口学变量的关系等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本文针对文化适应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维度理论。

一、文化适应的概念

文化适应，由美国的民族事务局Powell在1880年首次提出。Simons在1901年，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不同文化“相互调节”的过程。人类学家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了文化适应较为正式的定义：“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改变的现象。”[1]

以上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都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界定的，而心理学家认为文化适应不仅是一种群体水平的现象也是一种个体水平的现象。心理学更侧重于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的研究。1967年，Graves提出了心理学的文化适应的定义：“个体由于与其他文化接触或参与其所属群体所正在经历的文化适应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著名的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认为文化适应所产生的改变是群体和个体两个水平的。群体水平的改变包括群体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个体水平包括同一性、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改变[1]。

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Ward及其同事又区分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justment）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前者指心理和情感状况，后者指成功融入特定的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2]。Ward后来进一步提出，这两种适应既有内在联系又截然不同。首先，两者的测量指标不同。心理适应通过个体的沮丧感和总体上的情绪问题来测量；社会文化适应是依据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多少来测量的，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居住时间、外语能力、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与主族人群（host nationals）接触的频次对社会文化适应的结果有重要影响。其次，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随适应过程的发展其变化趋势不同。个体在适应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两种适应开始的初期，随后，社会文化适应的问题会逐步稳定地下降，而心理适应的问题水平则反复波动。最后，两种适应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对主族文化（host culture）和客族文化（co-nationalculture）的整合程度越大，两种文化相似的程度越大，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内在联系越大。

二、文化适应的维度

除了不断发展文化适应的定义，心理学者还对文化适应的维度进行了探索，进一步丰富了文化适应的理论构架。

1.单维度理论

单维度理论最早由Parks和Miller在1921年提出，由Gordon进一步发展得到[3]。单维度理论认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或群体逐渐摒弃自己本来的文化，不断接受和认同新的文化。LaFromboise、Coleman和Gerton认为，个体被主流文化同化越多，其保留的原有文化就越少[4]。

2.双维度理论

单维度理论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它提出质疑，随后便有了双维度理论的诞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Berry提出的双维度模型。Berry认为文化适应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个体保留传统文化和认同的倾向，以及寻求与其他文化中群体交流的倾向[5]。这两个维度是彼此独立的，个体高度认同主族文化并不代表个体摒弃其原有的文化。根据这两个维度的高低不同的水平，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结果，Berry称之为文化适应的策略分别是“同化（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当个体既保留传统文化和特性，又积极寻求与主流文化群体的交流时，采用的就是“整合”的策略；当个体只愿意保留原有的文化而拒绝接受主流文化时采用的就是“分离”的策略；当个体摒弃原有文化和特性，积极与主流文化进行交流时，采用的就是“同化”的策略；如果个体既不保留传统文化也不愿接受新的文化时，此时即为“边缘化”（图左边部分）。需要注意的是Berry区分出的这四种结果并不是个体适应过程的最终形式，他们只是个体在适应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个体在此过程的不同阶段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3.多维度理论

随着对文化适应模型的深入研究，Berry发现，在文化适应中，很多时候少数民族群体并不能自由选择他们的适应策略，他们的应对方式会受到主流文化群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的影响。于是，Berry在双维度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文化适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采取包容，尊重的态度时，采用的就是“多元文化”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积极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同化，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持抵制的态度，并避免与其交流接触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少数民族群体只能被迫采取“分离”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将少数民族群体“边缘化”时，主流文化群体采用的就是“排斥”策略（图右边部分）。Berry的三维度理论受到国际跨文化心理学者的普遍关注。Berry关于文化适应的模型被认为对该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除了Berry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了多种三维甚至四维理论。斯坦福大学的AmadoM.Padilla和WilliamPerez，从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适应模型。他们认为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on）”、“文化胜任力（acculturalcompetence）”、“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和“社会性劣势（socialstigma）”[6]。社会认知因素强调了个体会采用实用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以达到既定的目的；文化胜任力是指，个体对某种或多种文化的胜任能力，即个体习得与主流人群的价值、信念、习俗和语言相符合的行为方式的能力；社会认同指出个体的行为能反应其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的特征，个体以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的身份进行思考、感知和行为，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此外，个体往往会通过控制自我揭露的内容来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个体会将自己的社会性劣势隐藏起来，从而在与他人交往中避免受歧视和偏见。

三、评论

近年来，文化适应的课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关注，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暂，文化适应的研究尚不成熟，还有很多理论和实验上的问题有待完善。

首先，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依然使用从各自领域视角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同时，文化适应经常容易被学者与其他概念混用。其次，文化适应现象应该区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水平，只对其中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最后，文化适应到底是单维度、双维度还是多维度的，如果是多维度，又究竟有几个维度，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彼此独立，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曾就不同维度理论进行了专门的比较，如Flannery[3]和Ryder[7]，但至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如何选取合理的维度是进一步研究文化适应的基础，只有先确定好文化适应的维度才能根据不同的维度编制量表。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双维度和多维度理论，并编制了相应的量表，如Lim编制的用于柬埔寨移民的双维度量表[8]。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适应在理论和测量两个方面都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David L Sam， John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

06：11-38.

[2]Colleen Ward， Arzu Rana-Deuba.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

tion Revisited[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9，

30：422-442.

[3]Flannery W P， Reise S P， Yu J.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cculturation model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

lletin， 2001， 27：1035-1045.

[4]Lafromboise T， Coleman H L K， Gerton J.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biculturalism： evidence and theory [J]. Psycholog

ical Bulletin， 1993， 114：395-412.

[5]Berry J W， Poortinga Y P， Segall M H， et al.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nd ed）[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345-383.

[6]Amado M Padilla， William Perez. Accultur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A New Perspective [J]. Hispa

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2003， 2：34-55.

[7]Ryder A G， Alden L E， Paulhus D L. Is acculturation unidimensional or bidimensional？ A head-to-head comparis

on in the prediction of personality， self-identity， and adjust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1）：49-65.

[8]Lim K V， Heiby E， Brislin R，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hmer acculturation sca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

ral Relations， 2002， 26：653-678.

关注教师的文化适应问题 篇4

没有人怀疑, 教师是课改成功的关键因素, 所以, 为实施并推进课改, 通识培训、专业培训一轮又一轮, 一番又一番。但是, 即便如此, 多数教师通过培训“得来”的“新观念”仍没有内化为个体自觉的课程意识, 更没体现为新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行为。因此, 教师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指责。诸如:教师的思想观念落后, 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对课改有畏难情绪等等。事实上, 这些现象也的确普遍存在, 但一味地怪罪教师却有失公允。

实质上说, 这原来就是个文化适应问题。当下倡导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教育评价方式与广大教师久已形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有很大差异。可以说, 传统的理念与习惯对教师的心理、教学等产生的影响早已渗透到教师的血液里, 成为教师难以摆脱甚至是难以割舍的行为规则。让教师突然改变方式, 就像让他突然进入一种异质文化, 等于戴着面具, 扮演一个陌生的、别扭的角色。就是那些指责教师的人士, 他们也很少有会彻底地转变了观念, 他们的“知识观”、“伦理观”、“政治观”、“师生观”都在“支配”他的行为, 他可以大讲“对话”、“平等”, 但不经意间依然会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指责别人的同时, 也扭曲了自己。

那么, 是不是教师的课程观不能变呢?当然不是。不妨以那些著名的优秀教师为案例去剖析。譬如魏书生, 改革之初, 他也着眼于学生的学业成绩, 他的“知识树”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一个阶段之后, 带着迷惘, 他开始去探索学生的“动力系统”, 最终他站在“人”的高度审视, 经历痛苦的思索后, 才决心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可以说, 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异常艰难的。再如李镇西, 从他的文集中也时时能够见到批判性反思的文字。这里只想说两点启示:一是名师的成长必须也必然经过长期的“心灵跋涉”,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二是在这种“跋涉”的过程中, 定然经历了“文化整合”、“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甄别、取舍等心理的实践的种种复杂状态。

以此观照新课改理念的转变, 就会发现, 广大教师正是缺少应有的“文化适应”期, 或者说, 指导人士对处在“文化适应”期的老师关注不够。有的文化学者指出, 在文化适应的模式中, 理想的选择模式是“整合”, 亦即个体的兴趣在于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认同, 又能接纳新的文化, 也就是能够很好地将两种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关注、指导教师的“适应”, 才能形成一种成熟的课程文化和理性的教师成长氛围。华南师大郭思乐教授认为:系统的、秩序的儒家文化传统, 深入到了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的头脑和生活习惯之中;作为背景文化, 是不可能抹去的, 它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成为教育改革的潜在的稳定的甚至制衡的力量。所以, 引导教师对传统文化和新观念的整合, 才是目前实施并推进课程改革的紧迫任务;理解、关注教师在跨文化冲突中的困惑、压力甚至危机, 进而鼓励教师实现文化转型、走近直至走进课改, 才是“以人为本”的举措。一味指责, 既不公平, 也是不明智的。试想, 真正经历“心灵跋涉”的管理者有多少?整个社会有这种“文化适应”的条件和氛围吗?

作家邱巍说:“实际上, 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 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 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 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课程改革当然也如此。改革是一种创新, 创新是一点一滴的, 它不同于变革性的创造, 它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 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因此, 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寻求一种平衡。保持张力就是运用辩证法来处理课改中理论的、实践的问题。保持平衡就是避免在传统与改革问题上走向极端。

五招打造适应变革的组织文化 篇5

在自然界，有机生物可能需要经过几个世代才能进化为更高级的物种。在商界，企业可没机会耗上那么长时间去适应环境变化。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革爆炸的时代。以我们现在熟悉的互联网为例，它才不过诞生了20年左右，如今人们只需单手就能操作设备上网了。技术的进步迅速地改变了世界各地各公司的运营方式以及与消费者沟通的模式。在你意料不到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短短数年之间，全球经济衰退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迫使各公司削减成本和修改发展计划。

为了生存，一些公司不得不进行彻底变革，从进入完全陌生的行业领域到用网店取代实体店不一而足。有一点越来越明确，那就是世界变化之快、范围之广及形式之多样化要求企业的领导层培养能够适应变革且继续推进的文化。根据组织领导层应对(或根本不应对)方式的不同，每天发生的变化或许不太显著，但日积月累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面对变革，有些组织苦苦挣扎，有些却在变革中蓬勃发展，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敏捷文化或被有些人称之为达尔文式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快速评估和消除组织的弱点并帮助它在新的领域建立优势。

尽管每家公司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笔者发现在那些倾向于适应潮流的公司中，领导者往往具备某些共同特征：能够意识到挑战中的机会;专注于优先处理正确的事项;致力于进行明确、坦率的沟通;打造责任感;鼓励创造性思维和主人翁精神。

1.能抓住别人发现不了的机会

曾经有很多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公司因未能认识到变革的需求并采取行动，结果发展停滞或很快失败，这些反面教材比比皆是。然而，环境的巨变也能带来发展的机遇，只要公司的领导者能够意识到并把握这个机会。最成功的公司并不是单纯地针对外部压力而应变，而是受内部力量推动努力走在变革的前列。

Milliken&Company就是这样一家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成功秘诀的公司。在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对手关门大吉的时候，Milliken重新找到方向并获得成功。公司在其原有的利基市场上做了进一步细分，同时其高管层在科研方面大力投入。根据Milliken的CEO的说法，其管理团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拥有高等学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拥有博士学位。为了培养促进和支持创新的文化，公司领导者允许员工使用部分时间来开展他们自行安排的项目，成功者可获得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此外还引入外部专家来启发创意。得益于公司领导者采取的积极措施，Milliken不仅成功度过了经济衰退期，更在业务上得到了蓬勃发展。

DeutscheTelekom曾经只是固定电话供应商，遵循着一套保守的商业理念，但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了通讯领域正围绕消费者发生变革。公司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投入，开发技术、关注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并引入年轻的新领导层(公司的CEO是欧洲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之一)，从而将自己重新定位成综合电信业务的领军企业，为当今的数字时代消费者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2.紧盯目标

领导者若能发现并瞄准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便能很好促进变革。当他们始终关注核心的优先事项时，这种关注就能发挥指南针的作用，有助于确保组织不会因意外事件或市场条件变化而偏离轨道。因此，工作能量的引导、资源的调配和时间的使用都可按照最符合组织战略的方式进行。

曾任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全球营销官的吉姆〃施滕格尔在10年间研究了50,000家公司，并在其著作Grow中简要介绍了调研结果。他发现绩效最高的50家公司都以理想为动力。在回答“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如果公司能明确说明其理想并在整个组织中推行，往往能获得持续的成长。

在TargetCorporation，“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客户。“顾客是每次对话的核心，”Target的CMO杰夫〃琼斯(JeffJones)说。Target的文化以客户为中心，让他们能够及时响应并预测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些便是零售商面对的最重要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发展，琼斯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部署新的数据和社会化媒体工具，协调不同团队并强化创造力和评估效果，以此实现职能部门的现代化。

在培养成功、可灵活适应的组织文化时，懂得哪些需要或应当改变与确认有待改进的领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有时候，人们认为改变与艰难的挑战或危机有关，但并非所有改变都是出于亡羊补牢的需求。有些公司尚未出现漏洞，只是稍加调整就可以到达更高的层次。

“许多时候，我认为别的公司的CMO或很多高管陷入了困境，而我并未遇上这种情况，”琼斯说，“公司的文化是成就Target今日地位的最大优势之一。在我加入时，我的挑战是：如何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果领导者能掌握变化的细微差别并在行动前花时间评估局势，就能在变革中妥善保护和保留成功的要素。

然而很多时候，处于困境中的公司需要的是快速而剧烈的变革。当丹尼尔〃康纳斯(DanielConnors)接管时，该公司在财务上正面临燃眉之急。只差51天，就会因无力还债而违反借贷协议，从而启动破产程序。康纳斯断然采取强力措施：他下令在该季度结束前削减所有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开支，包括临床消耗品和补给，任何例外情况都需要他特批。

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有人问康纳斯要削减的临床开支究竟包括哪些。他回答说：“所有项目。”员工中又有人问：“卫生纸怎么办?”他略带开玩笑的口吻答道：“我说了，所有项目!”这个关于卫生纸的故事成了组织内部广为流传的笑话—管理层中的一位成员甚至承诺在公司成功出 售时，给康纳斯立一座青铜雕塑，就以一卷卫生纸为题。尽管披着幽默的外衣，他传递出了一个坚定的信息—不论在危机时还是蓬勃发展时，整个组织都应当共同承担起控制开支和维护整体财务健康的责任。

3.对话，而非命令

尽管对话是任何公司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能够灵活适应的公司通常在这方面的表现会格外突出。如果公司上下对变革的内容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都是一知半解，那么他们便不可能适应变革。领导者需要传递单

一、清晰且连贯的信息，向员工说明他们的目标以及整个团队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德尔蒙食品公司(DelMonte)的CEO大卫〃韦斯特(DavidWest)说，如果要进行的是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组织就有必要向员工解释为什么愿景或战略有变。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非由上层传达不可。如果组织推行的是为变革而提前准备的文化，领导者也能行使组织代表的职责，利用组织各级别的优秀创意。

美国烈酒与葡萄酒公司Beam的CEO马特〃沙托克(MattShattock)主张尽可能在放松的环境下从各级利益相关人那里获取反馈，以帮助组织得到真实、坦率的反馈。“刚上任的那一百天对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锻炼，”他说，“我尽可能多地拜访了公司不同部门、不同同事，询问同样的问题：我们的表现如何?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你希望我们改变什么做法以改善绩效?我们还为了解组织的情况而询问：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太快了，或者是不是太慢了?变革的性质是否正确?是否能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停下来，查看进度，听取意见，然后继续前进，这些都是流程的一部分。”这种公开的对话有助于强化沟通的文化，同时又能为所需的变革获得支持。自由问答以及在组织内部定期举办小组间的见面活动都有助于培养透明的氛围。

4.打造责任感

变革适应型的企业文化灵活机动，但并非毫无架构可言。这种适应力要想在短期内带来收益，就必须与问责制结合。在成功进化的道路上走得最顺畅的组织往往将变革当作起点，随后建立明确的目标并不断评估现实与目标的差距。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公司的领导层(及其变革管理技巧)应当经过彻底评估。举例说，实施变革后，从季报中的P&L能看出什么信息?员工满意度的调研是否能反映员工对组织文化的好感有所增加?

5.创造性与主人翁精神

在各级别的员工中鼓励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能够推进整个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在Beam的文化中加入创业精神，沙托克相信此举能让公司成为业内的领头羊。Beam在2011年作为独立公司启动上市活动，这一举措也起到了对组织的催化作用，激发了各级员工的股东意识，让他们团结一致，焕发热情。

培养主人翁精神，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授权员工自主决策和行动，以协助企业运作。采纳利益相关者建议的最佳实践，如调整某家食品饮料公司的口味或精简某个零售网络，并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它将切实反映出组织对于集体所有意识的承诺。

如果组织为员工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学习且拓展在其舒适区以外的技能，也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并培养出打破部门隔阂的意识。“当我开始踏上专攻财务的职业道路时，有人甘冒风险让我得到了战略方面的相关经验，此后我就从CFO的职位上转去领导销售部门，”韦斯特说，“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商人，其次才是财务人员，这种思维让我能够顺畅地在不同的角色间切换。在员工职业生涯前期冒险让他们尝试不同可能性，此时的成本和风险均较低，然后你可以将他们调到不同的职能部门。”

此外，工作场所中的乐趣尽管有时会被认为肤浅而被取消，但其存在却能为公司的成功做出巨大的贡献。施滕格尔从他的调研中意外收获的一点是，绩效前50名的公司的员工认为工作是一种享受，这些企业包括IBM、Zappos和瑞士莲(Lindt)等。

对外汉语教学与交际文化适应 篇6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交际文化 跨文化交际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汉语这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喜爱，学习汉语的外国友人逐年增长，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义乌工商学院以当地外贸经济为依托，“自2007年起招收外国留学生，已成功培养了来自五大洲60多个国家2000余名留学生，2013年有来自58个国家的730余名留学生在校学习，留学生规模在省内同类高校名列第一。”[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一个民族的语言负载着该民族的社会风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因此，语言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导入。张占一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交际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因素是“交际文化”，而不直接影响交际的则为“知识文化”。[3]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较为注重语音、词汇、语法的学习。近些年来，许多教学机构也开设了专门的文化课程，意在传播“知识文化”，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而对“交际文化”的投入则较为欠缺，这就使得学生会说、会写，却不会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最重要的目标是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奠定的基石。我们在与外国人交谈时，对于他们的发音和语法错误往往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对于那些违背我们交际准则的错误则较难以容忍。跨文化交际学认为“文化是行为的方式和交际的模式……文化差异会影响人们的语言交际行为和非语言交际行为。”[4]因此，对直接影响交际顺利进行的“交际文化”做一调查和研究，总结教学方法和对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项目

我们一般将语言交际文化分为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张占一和毕继万将语言交际文化分为“时间词、数词”等词语、“见面语、委婉语”等语句、“句子功能”“语体特征”四个方面，将非语言交际文化分为“体态语”“交际规约/现象”和“实物文化附加义”三个方面。[5]本文结合已有理论，联系教学对象和实际，将交际文化分为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两个方面，并通过对问卷当中的8个问题加以细化，借此了解留学生对于交际文化的适应程度：

（二）研究方法

结合上述交际文化分类，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设计了8个问题，意在分析留学生个体变量（来中国时间长短、性别、年龄、学历）与交际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总结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本文发放问卷220份，回收问卷212份，获得有效问卷204份。

为对所得数据做出科学合理的描述和解释，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主要采用SPSS17.0软件包中的单因素ANOVA分析法，SPSS是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的缩写。单因素方差分析也称作一维方差分析，它检验单一因素对于几个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若显著性值低于0.05，则说明该单一因素的影响力较大。

三、调查研究结果

义乌工商学院的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从地区角度来看，以中东和非洲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从文化信仰来看，以穆斯林为主；从母语背景来看，则以法语和阿拉伯语为主。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在掌握汉语以后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有的人是为了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获得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的人是希望在学好汉语以后能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其他的课程和知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学习侧重点的差异。此外，留学生的学历水平、年龄层分布以及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也存在高低不平、长短不一的现象，这就使得他们在理解接受和适应能力上存在差别。由于中东和非洲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大，甚至有的班级里所有学生都来自这两个地区，因此样本研究会失去针对性和可比性，因此本文将着重从“来中国的时间长短”“性别”“年龄”“学历”四个方面探讨学生个体因素与交际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

（一）单因素分析

时间 ANOVA

平方和df均方F显著性

打招呼

用语组间9.33933.11318.201.000

组内34.206200.171

总数43.544203

谦虚的

回答组间9.71333.23815.684.000

组内41.287200.206

总数51.000203

了解传统

节日组间3.29131.0974.818.003

组内45.547200.228

总数48.838203

喜欢传统

节日组间5.62331.8749.363.000

组内40.038200.200

总数45.662203

模糊话语组间14.56734.85626.949.000endprint

组内36.036200.180

总数50.603203

色彩文化组间2.4913.8304.462.005

组内37.215200.186

总数39.706203

生活观念组间15.10035.03328.604.000

组内35.194200.176

总数50.294203

见面礼节组间5.05431.6857.334.000

组内45.946200.230

总数51.000203

性别 ANOVA

平方和df均方F显著性

打招呼

用语组间7.00417.00438.720.000

组内36.540202.181

总数43.544203

谦虚的

回答组间18.360118.360113.625.000

组内32.640202.162

总数51.000203

了解传统节日组间3.89813.89817.522.000

组内44.940202.222

总数48.838203

喜欢传统节日组间5.86815.86829.789.000

组内39.793202.197

总数45.662203

模糊

话语组间3.26313.26313.923.000

组内47.340202.234

总数50.603203

色彩

文化组间1.73311.7339.216.003

组内37.973202.188

总数39.706203

生活

观念组间.2011.201.810.369

组内50.093202.248

总数50.294203

见面

礼节组间2.04012.0408.417.004

组内48.960202.242

总数51.000203

年龄 ANOVA

平方和df均方F显著性

打招呼

用语组间5.34822.67414.071.000

组内38.196201.190

总数43.544203

谦虚的

回答组间.5112.2561.018.363

组内50.489201.251

总数51.000203

了解传

统节日组间.0222.011.045.956

组内48.816201.243

总数48.838203

喜欢传

统节日组间1.3512.6753.064.049

组内44.311201.220

总数45.662203

模糊话语组间3.67221.8367.864.001

组内46.931201.233

总数50.603203

色彩文化组间2.45721.2296.629.002

组内37.249201.185

总数39.706203

生活观念组间1.9302.9654.010.020

组内48.364201.241

总数50.294203

见面礼节组间.4542.227.903.407

组内50.546201.251

总数51.000203

学历 ANOVA

平方和df均方F显著性

打招呼

用语组间.7941.7943.752.054

组内42.750202.212

总数43.544203

谦虚的

回答组间2.83312.83311.882.001

组内48.167202.238

总数51.000203

了解传

统节日组间1.92211.9228.273.004

组内46.917202.232

总数48.838203

喜欢传

统节日组间3.08913.08914.656.000

组内42.573202.211

总数45.662203

模糊

话语组间1.18611.1864.849.029

组内49.417202.245

总数50.603203

色彩

文化组间3.63313.63320.344.000endprint

组内36.073202.179

总数39.706203

生活

观念组间1.47111.4716.087.014

组内48.823202.242

总数50.294203

见面礼节组间.1771.177.704.402

组内50.823202.252

总数51.000203

（二）百分比条形图

从单因素分析数据和百分比条形图可以看出，时间因素对于交际文化适应性的影响力最大，在8个问题4组交际文化类型中，它的显著性值都低于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时间较长的留学生，其文化适应性较高。性别因素的影响力也较大，除了“生活观念”一题外，其他各题与性别之间的显著性值均低于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较高，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能力更强。此外，“年龄”与“学历”也对交际文化适应性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对于文化的适应能力越强，然而其显著性明显低于“时间”和“性别”因素。

四、交际文化的教学对策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累积和沉淀的结果。语言的使用习惯是一个民族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映照，也是一文化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显著标志。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目标是提高学习对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提高他们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能力。然而，如今的对外汉语的交际文化教学存在教学项目模糊、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等不足，教师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教学上。针对这些现象，结合本文的调查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对外汉语的交际文化教学：

（一）文化意识的融合性和整体性

文化意识的融合性指的是能够站在异文化的立场上尊重、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留学生群体有着不同的母语文化背景，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本身应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树立跨文化意识，尊重和接纳每一种异域文化，并在上课、备课之余多阅读一些文化书籍，对异域文明做更多、更为深入地了解。

文化意识的整体性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应树立“汉语·文化圈”[6]意识。留学生学习的是汉民族共同语。在我国境内，还分布着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间以及方言区内部的语言千差万别。在工商学院学习的留学生常说义乌人的普通话不标准，一些有过走南闯北经验的留学生也惊讶于汉语南北语音的明显差异。面对这种现象，教师应对学生做简单的讲解，让学生对汉语文化有所了解，同时也可拿一些词语做方言之间的比较，增强课堂趣味性。但教师应坚持用高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进行教学，让学生学到标准的、规范的普通话。

（二）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目标是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向学生传授汉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为了更好地让学习者融入中国文化和当地生活，消除跨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课堂的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

实用性方面，我们应注重汉语语境和地方特色。教材当中，时常出现一些为了教授语法而设置的语句，如“你是哪国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用“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来自哪里”来提问；再如课文当中经常出现“今天是几月几日”，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几月几号”更为常用。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应根据不同的课程具体设置教学内容，如综合课、精读课等较为注重语法知识教学的课程可以按照课本当中的原有句型进行教学，而口语、听力课等则可根据现实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扩充。此外，对外汉语教学应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义乌是一座国际性商贸名城，经贸往来频繁是义乌的一大特色，因此在课堂中我们应多传授一些市场上和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和句子，扩充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他们的交际文化适应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时间”“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都影响着交际文化的适应性。因此，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应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时间角度来讲，我们应分阶段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在初级阶段我们应侧重基本的交际文化教学，使学生会说符合社会规约的词汇和语句、能理解所处文化沟通交流的方式。在中、高级阶段，则应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系统地传授中华传统文化。从性别、年龄和学历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学侧重点应视课堂学生的组成而定，这就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对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和梳理，以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如班级中女生较多，教师应多介绍服装、饰品等穿戴习惯；如班级的平均学历较高，教师则可简单地解释交际文化表象下的深层原因。

（三）教学过程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针对我们调查的几个交际文化项目，个体因素对四组文化项目的影响力各不相同，其中思维习惯的个体因素差异最为显著。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对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的文化项目做出系统合理的编排，由浅入深，由差异显著的到差异不显著的，某一文化项目是选择在综合课上导入还是在听说课上导入、以何种形式导入等都应该纳入考量。此外，课程内部、课程之间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学生识记规律以及学生学习情况循序渐进、循环往复。

（四）教学方法的趣味性和灵活性

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普遍具有较为浓厚的兴趣。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课堂教学有时会牵涉到古文字、成语等难以理解的语言项目，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水平、理解能力、兴趣所在等因素，机械地照本宣科，就会使得学生不知所云，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此，教师应多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形象具体地展示中国文化。此外，也可播放一些生活小短片，向留学生介绍我们的传统习惯、沟通交流和思维的方式；同时，教师应灵活掌握课堂节奏，运用课堂现有的教学因素，积极地向学生传授交际文化知识。如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某天一位学生戴着绿帽子进教室，笔者利用这一契机，向班级里的学生说：“在中国，男生不可以戴绿帽子哦！”然后再讲述具体原因。这种教学模式，既可以达到传授交际文化的目的，又可增添教学的趣味性，使学生在良好的课堂氛围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文系浙江省义乌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度院级课题“对外汉语教学与交际文化适应——以义乌工商学院留学生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025。）

注释：

[1][3]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

[2]义乌工商学院网：《学院概况》，（2013-12-11）[2014-03-19].http：//www.ywu.cn/News.asp？Id=7029

[4]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张占一，毕继万：《如何理解和揭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

[6]卞觉非：《论“汉语·文化圈”跟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策略》，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2]董明.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琐谈[J].语言文字应用，2007，（01）.

[3]李丹青.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交际文化教学[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

[4]孟子敏.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1）.

[5]欧阳祯人.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学的几个问题[J].长江学术，2007，（4）.

[6]周思源.“交际文化”质疑[J].汉语学习，1992，（4）.

培育适应课程改革的学校文化 篇7

一、开放和接纳

学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与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家长等发生密切联系。学校课程变革,需要政府的政策引领,需要高校的科研支持,需要社区和家长的理解和配合,离开这些支持和配合,任何一所学校的课程变革都可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实施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中小学必须认识到外部援助与支持的重要性,树立开放的课程变革文化。这种开放,首先表现在开放的心态。只要是有利于学校人才培养,有利于学校课程建设,有利于学校发展,任何资源都可以为学校所用。其次是开放的时空。学校课程建设应对网络、媒体开放,对社区、社会场所开放,对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开放,对家长开放,对社会有识之士开放,从而构建学校课程建设的全时空。最后是开放的接纳。开放的目的是有效的接纳和利用。通过接纳,获得大众媒体的舆论支持,扩展学校之外课程学习的场所,补充学校拓展性课程师资,增添学校课程学习的设施设备。

二、学习与发展

当课程处于稳定的非变革状态,学校强调原有秩序的遵守和规范。一旦学校进入课程改革,常规的稳定状态必将改变和打破,人们对新的课程改革的观念目标、行为指向、操作程序是模糊和不明晰的,甚至是抱着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为什么做?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会困扰和阻碍学校课程变革,因此,学校必须构建和倡导一种学习和发展的文化。首先是学习的文化。课程改革是一项新的政策,不同于教师头脑中已有的课程架构,需要有一个新知的认知和吸收过程。学校要通过政策宣讲、理论讲解、参观考察、榜样示范等多种途径,让教师理解课程改革的价值和理念,接受课程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同课程改革的路径和策略。其次是改变的文化。学习的效果要通过行动来落实和巩固。学校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公开课、示范课,让教师在实际的课堂中逐步把握学校课程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体会、领悟课程改革的精神和精髓,反过来指导自己的课程和课堂改革。最后是发展的文化。发展在于使教师的课程建设意识、理念和行为都得以改变,学校需要以课题引领、经验总结等方式,整理、梳理学校课程建设成果,归纳、提炼学校课程建设特色,建构别具特色的学校课程建设体系,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使学校课程进入新常态。

三、关怀与合作

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变革是一项庞杂的变革,从课程价值到课程评价,从学科到课程群,从低段到高段,是全面的全方位的系统变革,仅仅依赖一个或几个优秀教师的力量,是不可能实施的,必须集合学校众人、众力、众智,方可得以实现。因此,合作成为学校课程建设中必须的文化。合作体现在关怀和信赖。学校管理者要理解教师,鼓励积极变革者,感化变革中立者,不歧视暂时的变革反对者;对教师在课程变革中出现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要给予关心、关怀,充分信赖和鼓励。合作体现在教师之间的坦诚交流和分享。课程变革要求教师具有新的思考和做事方式,掌握新的态度、知识和技巧。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知识和技巧,会给教师带来许多困惑和困难。面对这些困惑和困难,教师之间需要互帮互学,开展对话、讨论和协商,分享思想和智慧,分担困惑和烦恼。这样的分享和分担,有助于增强教师的自信和试验的勇气,也有助于提升教师课程建设能力和水平。合作的文化还要求通过各种机制来保证和实现,学校要以团队的、群体的、合作的文化取向建构课程建设中的导向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

四、尊重与选择

教育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受到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影响,强调知识学习的效率,强调教育产品的标准化和单一化。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形态、转型期社会的发展特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都促使教育的选择性必须得到尊重和彰显。选择的文化首先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正如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学生,学生在兴趣、爱好、特长、潜能等方面各不相同。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整齐划一的课程来切割学生的差异性,而是让学生的差异性得以张扬和发展,让每一个学生成为他自己。其次,选择的文化还要体现学生的主动性。选择不是被动的、指令性的,而是学生自主决定、自由选择。选择什么、怎么选择都要建立在学生自我意识、自我判断、自我负责、自我发展的基础上。最后,选择的文化还要求提供多样化的可能。学校根据自身历史和特色创建丰富的课程体系,教师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长提供多样化课程,学生根据自身潜能和特质寻求适合的个性化课程。

五、渐进与稳妥

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调查报告 篇8

一、调查概况

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城市流动儿童。调查抽取了湖北省的武汉、黄石、宜昌和浙江省的丽水、舟山等5个城市, 每个市均抽取了中小学各2所, 共20所学校。共发出调查问卷1200份, 收到有效问卷1167份。其中武汉市400份, 回收387份, 有效回收率为96.75%;黄石市200份, 回收189份, 有效回收率为94.5%;宜昌市200份, 回收200份, 有效回收率100%;舟山市200份, 回收194份, 有效回收率97.5%;丽水市200份, 回收197份, 有效回收率为98.5%。发放对象为各市有代表性的民工子弟学校以及城市公办学校。

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的两个衡量维度, 即语言与风俗习惯。语言主要涉及的是流动儿童进城后的语言适应状况, 风俗习惯则涉及的是流动儿童的卫生习惯、居住地理位置以及家乡节日。

3. 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采取集体施测的方法, 对调查获得的所有数据在spss上进行录入及相关的统计处理。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认为, 外来族群适应本地族群文化的衡量标准有三个:一是语言;二是宗教;三是风俗习惯。由于流动儿童不存在宗教上的适应问题, 因此, 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两个维度上。通过我们的实地调查发现, 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状况并不理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前期语言交流困难

戈登认为, 族群间最明显的文化差异通常表现在语言方面, 如果两个族群在语言上互相不通, 无法进行思想交流, 那么这两个族群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显然会比较少, 偶有交流也容易因彼此语言隔阂造成误解。在明显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下, 通常各族群居民会形成事实上相互隔离的社区, 这样的族群之间也就谈不上相互的融合或同化。

流动儿童进城之初以及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他们仍旧习惯性地使用方言与他人交流, 特别是在同族群中,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然而, 流入地与流出地间的语言毕竟存在差异, 两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障碍。作为支配群体的城市族群, 他们无需变更自身的语言系统。而作为从属群体的农民工及其子女, 将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母语”, 转而向城市主流语言靠拢, 否则他们将很难适应城市文化。

调查表明, 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初期, 尽管讲普通话的人占大多数, 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使用的是老家方言, 而使用城市方言的人数明显不多。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一般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差异, 这就容易导致语言交流障碍的产生。平均超过60%以上的人能够听懂流动儿童使用的老家方言, 但也有平均将近40%的人不能听懂流动儿童使用的老家方言。语言不通, 客观上导致了交流障碍的产生。

调查发现, 除宜昌市外, 其余四城市中的大多数流动儿童均不会使用流入地方言, 这对处在从属地位的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是相当不利的。

调查结果显示, 平均超过60%以上的流动儿童能听懂所在流入地的城市方言, 但也有平均将近40%的流动儿童不能听懂城市方言。作为从属群体的流动儿童, 如果无法听懂所在流入地的城市方言, 那么他们将很难与城市文化融合。平均超过70%以上的流动儿童认为在与城市儿童交流时不存在语言障碍, 但也有平均将近30%的流动儿童认为存在语言交流障碍。

2. 风俗习惯差异大

在族群历史演变的过程中, 各族群都会依据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而形成各自特有的传统的经济活动 (如农耕、畜牧) 和传统生活方式 (定居、游牧) , 同时形成自己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具体而言, 流动儿童与城市族群之间的风俗习惯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卫生习惯差异

在我们调查中发现, 不少流动儿童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不良卫生习惯 (详见表6) , 如衣服未能及时换洗, 指甲不能经常修剪, 有的同学不爱洗澡, 还有的同学早上起来, 口脸没洗就去学校上课去了。流动儿童的这些不良卫生习惯, 也从我们对城市儿童及教师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如:“他们不爱讲卫生, 个人卫生习惯很不好, 不想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不爱干净, 经常随地吐痰”、“妈妈不让我和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一起玩, 说他们不爱卫生, 又喜欢打架”、“流动儿童相对于城市儿童而言, 在卫生习惯方面确实要差些, 一位教师如实说”, 这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听到的对流动儿童个人卫生习惯的评价, 尽管其中可能有夸大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卫生习惯差已成为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 而城市儿童在这些方面则无疑要好很多。

(2) 居住格局差异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 流动儿童大都居住于城乡结合处 (详见表7) , 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性。高度聚集的居住模式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流动儿童与城市支配群体的“主动”间离, 一方面是浓厚的乡村文化气息, 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的都市文化, 二者之间的文化沟堑也就此形成。而流动儿童与城市支配群体在大部分时候的“终日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交际模式, 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适应城市文化的艰难性。

(3) 节日差异

城市日益缤纷多彩的节日化, 与乡村相对比较执着的传统时节相比, 无论在数量、内容还是形式上, 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如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母亲节、父亲节、元旦、五一劳动节等愈发受城市族群热衷的节日, 在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看来,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与吸引力, 更多的则是淡视, 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流动儿童与城市文化裂痕的生成。

三、调查结论及建议

1. 结论

(1) 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已凸显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交流障碍, 二是风俗习惯差异大。其中语言交流障碍具体表现为流动儿童进城后的前期语言交流障碍, 风俗习惯差异大具体表现在卫生习惯差异、居住格局差异以及节日差异三个方面。

(2) 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流动儿童这个群体的人数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越来越多, 希望融入城市的孩子也会越来越多, 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也会愈发凸出, 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解决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

2. 建议

(1) 大力推广普通话, 构建良好语言环境

在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与普及过程中, 会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观念问题。从说惯了家乡方言或城市方言到改说国家通用语言, 不仅仅是能力问题, 更主要的则是观念问题。目前推广普通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在于还有多少人不会讲普通话, 而是很多人本身会讲普通话却不好意思、不愿意讲, 许多人的语言观念仍旧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尽管“宁可卖祖宗, 也不改祖宗声”的封建语言意识不是那么强烈了, 但是一改多年的用语习惯而改讲普通话, 恐怕还需要鼓起一点勇气来。在一些流入地城市, 这种保守的语言观念表现为盲目的语言优越感, 排斥甚至看不起自身方言以外的任何语种, 这是一种典型的族群语言意识的体现;二是克服使用普通话的心理障碍问题。有些人害怕讲普通话, 担心讲不好会被嘲笑, 或者觉得讲普通话不自然甚至会感到尴尬, 时间一长, 就对讲普通话产生畏惧心理。流动儿童语言交流障碍的产生就与他们的用语担心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无论是讲普通话还是老家方言, 他们都会面临着被嘲笑的危险, 而流动儿童幼小的心灵又很脆弱, 很容易受到伤害, 类似的事件发生几次后, 他们就不会再轻易开口讲话了。攻破上述两个难关, 普通话就可以在城市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得到很好的普及与推广, 流动儿童的语言交流障碍也就会随之消除。

(2) 循序渐进, 逐步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需从流动儿童的实际和特点出发, 要符合他们发育成长的规律, 对不同年龄段的流动儿童需提出不同内容的卫生习惯要求。教师要把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的目的及意义向学生阐述到位, 遵循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轻到重的循序渐进培养原则。如对一年级新入学的新生第一个月就应该着重教会他们正确的看书及写字姿势, 第二个月就应该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地做眼保健操, 注意保护好眼睛。之后要逐步培养学生不乱扔杂物、纸屑的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 良好卫生习惯的形成与不良卫生习惯的消除, 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流动儿童在习惯的培养过程中会有“反弹”的特点, 改变固有的条件反射, 建立新的条件反射,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 需反复坚持训练, 方可取而代之。建议教师在班级中采取“反复抓”与“抓反复”的策略, 充分利用班干部及其他同学与小学生的作用, 相互监督、相互检查, 加之强化训练, 便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强化法可同学校的常规管理相结合, 依据学校在不同阶段对学生的卫生习惯的养成教育, 确定强化训练点, 学校、班级上下一致强化训练。

(3) 加大群体间的互动频率, 消除偏见与隔阂

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歧视, 往往源于这两大群体间的误解与隔离。所以, 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 减少大众媒介对流动儿童的消极负面报道及宣传, 转而以增加尊重、重视流动儿童为主题内容, 特别要对流动儿童中自强不息、德才优异、考取大学等典型事例, 予以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 扭转并改变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误解, 让他们意识到流动儿童将是未来城市居民, 二者在同一城市空间生活, 两大群体之间只有相互信任以及相互帮助, 彼此才能过上理想的生活, 并能在心理上接纳和认同流动儿童, 进而以平等的态度正确看待流动儿童, 为流动儿童打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以及舆论环境;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城市各社区单位还应采取各种活动方式, 促进城市居民与流动儿童及其父母间的交往互动, 以拉近彼此间的情感距离, 加深彼此的了解, 改善二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促进群体间的相互融合, 进而建构城市居民与流动儿童共同的社会认同。

(4) 尊重差异, 相互接纳

二元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城乡教育差距, 在流动儿童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心理差距与尊严差距。流动儿童由于家庭背景、文化传统, 行为习惯仍旧保留着原有的乡村痕迹, 在与城市儿童的交往过程中, 他们的这些行为方式显得有些“老土”。这种“老土”导致了他们自卑心理的形成, 从而在与城市儿童的交往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迟钝与封闭。与此同时, 由于大众传媒的负面报道以及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陌生, 也导致了城市儿童不愿意与流动儿童交朋友。为此, 学校应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让城市儿童认识城乡差异, 让他们了解农村, 让城市儿童体会到流动儿童父母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了解中尊重差异, 在差异中赢取尊重。在实践层面, 就城市儿童来说, 了解农村, 尊重与欣赏差异;引导流动儿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发扬、挖掘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自身的优秀品质, 开展“结对子”活动, 将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一对一结为好朋友, 让他们在学习上相互帮助, 生活上互相关心, 促进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相互学习与交流, 让他们在同伴交往中了解彼此, 自然融合。差别引发歧视, 差别引发矛盾, 差别引发格格不入。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入手, 让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拉近二者间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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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bour, M'hammed1999, "The Socio-Cultural Exclusion and Self-Exclusion of Foreigners in Finland:The Case of Joensuu."in Lit-tlewood, Paul et al. (eds.)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Problems and Paradigms, Aldershot:Ash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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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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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4) .

高校外籍教师跨文化适应研究 篇9

跨文化适应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 研究者普遍认为, 人从一种文化移居到另一种文化时会面临很多方面的冲击, 如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随着来华外籍教师的人数上升, 聘请外籍教师来华工作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直以来, 我国高校的外籍教师管理都非常重视外籍教师硬件条件的提供, 对于外籍教师来华后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却较少问及。

本研究以天津科技大学的18名外籍教师为研究对象, 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的形式, 探讨影响外籍教师跨文化适应的因素,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外籍教师管理方面的可行建议。

二、理论框架

跨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 王佳蕾, 2009)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显示, 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八个。内部因素: 性别、旅居时间、跨文化沟通能力、出国前准备及跨国经历、人格、文化智力;外部因素: 文化距离、社会支持。

Church ( 1982) 指出, 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表现出更好的适应力。出国前准备与跨国经历与跨文化适应能力呈现正相关。王佳蕾 ( 2009) 利用多元文化人格问卷实证研究发现, 旅居者文化共感性越高、社交主动性越高、情绪越稳定, 其文化适应水平越高。外部因素方面, Babiker、Miller ( 1990) 提出文化距离的概念, 指旅居者自我感知到的原文化和旅居国文化的差异。根据Ward等 ( 1999) 的研究显示, 文化距离越大, 跨文化适应水平越低; 文化距离越小, 则跨文化适应水平越高。Ward等 ( 2008) 根据旅居者社会支持的特点, 开发了包括两个维度的支持量表: 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指旅居者受到的实际帮助, 如学习当地语言、解释当地法律法规、提供相关生活信息等; 情感性支持指提供的爱和关怀, 包括孤独时的陪伴、日常关怀等。

三、外籍教师跨文化适应研究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笔者围绕性别、旅居时间、出国前准备、文化距离和社会支持五个影响因素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问题。由于跨文化沟通能力、文化智力和人格需探讨的维度较多, 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问卷和访谈内容均为英语。

问卷共包含25个问题, 部分调查问卷翻译如下:

1. 您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A. 体验文化B. 教学

C. 旅游D. 锻炼自己

2. 您来中国前懂得汉语:

A. 是的B. 不是

3. 您到中国初期感到过迷茫:

A. 是的B. 不是

4. 您认为出国前准备对于您适应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A. 是的B. 不是

5. 您认为您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不大:

A. 是的B. 不是

部分访谈内容翻译如下:

1. 您到中国后, 是否适应新的环境? 哪些因素影响您对新环境的适应?

2. 您觉得您的哪些特质帮助您很好地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

3. 到校后, 学校提供的哪些支持您觉得对于您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4. 您认为到中国后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您认为中国和您自己的国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笔者以天津科技大学的18名外籍教师为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其中, 5名日本籍、4名澳大利亚籍、1名英国籍、3名美国籍、4名加拿大籍、1名菲律宾籍; 女性11名, 男性7名; 初次来华者7名, 来华1年者6名, 2年及以上者5名。本次研究发放了18份问卷, 全部回收, 全部有效。在分析问卷的基础上对18名外籍教师开展有针对性的访谈。

( * 满分10 分)

经过对18份问卷的统计得出外籍教师对性别、出国前准备、旅居时间、文化距离和社会支持五个因素在影响跨文化适应上的认可度, 见上表。

统计结果显示, 外教对于所探讨五个因素的认可度从高到低分别为: 社会支持、出国前准备、旅居时间、文化距离、性别。

外教在性别这一项上的打分仅为1. 6, 说明男女外教在跨文化适应上的差别不大。在访谈中, 部分女性外教表示初来异地会感到孤独、无归属感, 有些许抑郁; 而男性外教比较容易结交朋友, 融入教学环境, 较少感受到文化冲击带来的情绪波动。但总体来说, 性别对于跨文化适应并不产生显著影响。

外教在文化距离一项上的打分为5. 4, 主要是亚洲外教和欧洲、北美洲外教在本项上选择的差别较大。参加问卷调查的亚洲外教都来自日本, 日本和中国本身就在许多方面有文化共通之处, 可能这也是日本外教较之欧美外教更容易适应中国文化的原因所在。后续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

旅居时间一项的总体得分为5.6。接受访谈的外教表示, 他们在最初来华的6个月内, 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适应中国文化; 而在半年之后, 这一变化逐渐变小。也就是说, 旅居时间在外教来华的6个月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半年后这一因素的影响变小。

参与调查的外教在到中国前都对中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外教在这一项是否影响跨文化适应上的打分为7. 8, 这说明来华前的准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适应了中国文化。在访谈中, 外教表示, 来华前他们主要了解中国文化、法律法规、所工作城市的气候环境和饮食等, 这些知识储备帮助他们提前预知将要接触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心理缓冲, 避免来华初期的文化冲击。

社会支持包含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都对外教生活和工作的适应产生显著影响, 外教在本项上的打分高达9.6。即外教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跨文化适应水平越高。外教在访谈中表示, 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同样重要。初到中国时获得校方、学生和朋友的帮助, 如教他们汉语、介绍中国制度、熟悉学校周边环境、介绍教学岗位要求等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适应工作和生活; 而中国朋友和校方管理人员对外教提供的关心、陪伴和鼓励等也可以在心理上帮助他们减少在异地的孤独感。

四、外籍教师管理方面的建议

本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了影响高校外教跨文化适应的因素, 为高校外教管理人员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外教、帮助外教尽快适应在华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新思路:

第一, 尽早向外籍教师介绍中国文化, 帮助外教熟悉中国情况, 做好来华前准备。本研究显示, 出国前准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旅居者提供心理缓冲, 极大程度上避免来华初期的文化冲击。鉴于此, 校方外籍教师管理人员应尽早向外教发送介绍资料, 如关于中国、任教学校和学校所在城市的图片、文字、影像资料, 以期获得初步印象; 介绍中国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地方习俗等, 帮助外教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顺利度过来华初期的不适。

第二, 加强对外籍教师到华后的岗前培训, 提供社会支持。问卷和访谈的结果均显示, 社会支持对于跨文化适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工具性支持方面, 给外籍教师播放关于所工作城市的城市风情、地方习俗的宣传片; 提供学校及学校所在城市的信息, 学校周边生活设施信息, 如银行、医院、超市、饭店等; 为外籍教师安排系统的汉语课程。情感性支持方面, 到校初期给外教配备专门的生活联络员, 让外教体验到在中国的温暖, 建立新的社交圈。

第三, 持续保证对外籍教师的在岗培训, 强化校方提供的社会支持效果。在外教聘期内, 应持续对外教的提供社会支持, 将外教的聘请效益最大化。工具性支持方面, 定期组织外教参加教研活动, 参与制订教学计划, 熟悉教学过程, 解决教学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情感性支持方面, 设立“外教关爱日”, 给外教过生日, 和外教一起过他本国的节日, 碰到中国的节日也可邀请外教共同参加, 让外教时时感受到温暖。

第四, 高校在聘请外籍教师时, 尽可能选择在中国旅居时间较长的外教, 可以降低外教上岗前的文化冲击, 以尽早开展正常的生活和教学工作。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 旅居时间对于外籍教师的文化适应在前半年影响较大, 6个月后旅居时间的长短基本不再影响文化适应。因此, 高校外籍教师管理人员在聘请外籍教师时, 如有条件应当尽可能选择来华时间较长的外教。

五、结语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性别、出国前准备、旅居时间、文化距离和社会支持五个因素在外籍教师适应中国文化上的影响, 并据此提出外籍专家聘请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启示, 从而改善外籍教师在华适应情况, 以便其更快地开展新的工作和生活。但由于本研究所调查样本有限, 且亚洲外教均来自日本一个国家。如选择其他国家外教, 调查结果也许会存在差异, 这也不得不说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

摘要：本文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框架, 以天津科技大学的18名外籍教师为样本, 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 探讨来华初期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及其重要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校外籍教师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见。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高校外籍教师,外籍教师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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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篇10

一、关于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的研究中,以高校地域为研究方向的主要文章有:《长春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传播网络分析———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模式研究》、《河北省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策略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基于对在杭州日本留学生调查数据的分析》、《新疆中亚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与研究》、《重庆市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影响因素及适应策略的研究———基于深圳高校留学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在华东南亚留学生文化适应策略实证研究》。

其中,《长春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谈到了长春作为中国东北第二大城市成为很多外国留学生的选择地之一,作者对长春地区的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河北省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分析》尝试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河北地区三所高校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了解河北地区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

二、以留学生国籍为研究角度的文章有:《来华欧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调查与研究》、《留德中国学生文化适应策略实证研究》、《亚洲国家在华留学生文化适应策略与相关因素研究》、《在华东南亚留学生文化适应策略实证研究》、《中亚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冲突与适应》。

《传播网络分析———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模式研究》一文对上海五所高校的304名韩国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30名韩国留学生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和深度访谈。得出结论:在华韩国留学生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分别为“分离型”、“过渡型”和“整合型”文化适应模式。《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策略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基于对在杭州日本留学生调查数据的分析》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讨论,文章作者认为帮助日本学生适应新文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培养留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第二,加强对日本留学生的社会支持,同时辅以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

《留德中国学生文化适应策略实证研究》一文调查了留德中国学生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德中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策略模式表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主要源于中德两国之间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华欧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调查与研究》通过实验调查的手段,把来华欧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分为“观光心理阶段”,“严重文化休克阶段”和“文化基本适应阶段”,同时文章中提出了对教学和留学生管理工作的相关建议。

三、从留学生专业角度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来华医学留学生的跨文化心理适应及其相关因素研究》、《来华医学留学生汉语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等。《来华医学留学生的跨文化心理适应及其相关因素研究》反映了来华医学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交友、得到他人理解、适应当地气候等。医学留学生的压力主要是思乡之情,还有感知到的文化冲击感。但是,医学留学生的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水平均显著高于中国医学生,但医学留学生现在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下降。女性医学留学生的健康水平普遍低于男性。

这篇文章得出以下结论:(1)来华医学留学生存在一些社会文化适应困难及文化适应压力问题其文化适应压力显著高于中国医学生。(2)医学留学生焦虑失眠症状高于中国医学生,其余的社会功能、正性情绪、主观幸福感等主要心理健康指标均好于中国医学生。在华医学留学生的文化与心理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留学生较男性差。(3)对医学留学生文化适应和文化适应压力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跨文化敏感性和依恋焦虑。

《来华医学留学生汉语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主要以郑州大学的医学留学生为例进行研究,分析了来华医学留学生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分别提出了对策。第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第二,重视师资培养,提高教学层次。加强对相关学科的学习,努力拓宽知识面。对外汉语教师要不断学习先进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技能。第三,高校要做好教师的管理工作。第四,选择适用的教材和改革课程设置。当前仍没有通用教材用于医学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另外,文中指出从医学留学生实际情况来看,医学留学生重视汉语的听说能力,对读与写没有太大需求;同时,如何选择教材,以及如何从基础汉语过渡到专业汉语的学习,都是教学工作者要予以考虑的。改革当前课程设置形式,将汉语学习预科化,一方面可使医学留学生将较多时间精力放在汉语学习上,另一方面为开设丰富课型提供了可行性。过早地设置医学专业汉语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还会因学无所用导致兴趣骤减。

四、从学历层次分析留学生文化适应的文章有《短期来华美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研究》、《来华预科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等。《短期来华美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研究》以云南大学留学生院的短期美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昆明的生活、学习、心理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适应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进而针对其现象提出有效建议。作者认为性别、年龄、汉语水平、专业、留学时间和跨文化经历等变量均对短期来华美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有所影响。当遭遇文化适应障碍时,留学生会产生身体心理的双重不适,适应速度也有快有慢。为了使短期来华美国留学生能够较平稳地过渡到文化适应期,留学生自身需要用包容的态度了解异域文化并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在努力提高自身汉语水平的同时也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主动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作者认为除了需要留学生自己的积极调整,也需要老师和管理部门各方的关注和努力。作为对外汉语教师,要有扎实的教学功底,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负责的态度教学,用灵活的思维处理各种突发问题或状况。而管理部门则要为留学生做好生活和学习上的服务,尽可能为留学生提供更便捷的环境。

《来华预科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提出预科留学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目前针对留学生研究的一些成果并不能完全适用于预科留学生。结论:(1)总体来看,山东大学硕士学位文科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良好,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文化适应较好,同时对在华的生活较为满意;(2)来华预科留学生对社会文化比较适应的学生占大多数,其次是适应性一般与非常适应,被试者中没有很不适应和比较不适应的学生;被试者对社会文化适应只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且女生的适应性要比男生要强一些,在地域与年龄上没有什么差异;(3)社会文化适应与生活满意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4)来华预科留学生在适应的过程中侧重于整合策略,其次是分离策略、同化策略,选择用边缘化策略的人数最少,在使用跨文化适应策略上不存在年龄、性别、地域的差异。

五、以新媒体为视角分析的文章有《来华留学生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研究》、《传播网络分析———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模式研究》。《来华留学生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研究》提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特别是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不多。因此,对留学生社会网的研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缓解生活压力。此文研究留学生的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跨文化适应。提出了几点结论:(1)来华留学生社会网的规模对其跨文化适应起着积极作用,规模越大,则跨文化适应状况越好;(2)来华留学生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相对地位高低对其跨文化适应会产生作用,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高,跨文化适应水平越好;(3)来华留学生社会网的紧密度越高,越有利于心理层面的适应,却不利于社会文化层面的适应;(4)来华留学生社会网的异质性越高,越有利于其社会文化层面的适应,却不利于其心理层面的适应;(5)来华留学生社会网中的强关系越多,越有利于心理层面的适应,却不利于社会文化层面的适应,只有当留学生社会网中强关系提供资源的能力较强时,社会文化层面的适应才能越好。

《传播网络分析———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模式研究》从传播网络的观点分析,身份重新定位是韩国留学生跟中国人建立传播关系,并从中延伸出传播结构的过程。文章认为:在华韩国留学生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它们分别为“分离型”、“过渡型”和“整合型”文化适应模式。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了解决来华韩国留学生适应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充分利用“整合型”留学生、韩国留学生传播网络的资源;其二,在生活、学业方面实行“隔离和趋同结合在一起的韩国留学生管理方式”。最后,笔者提出一些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六、除以上文章外,还有部分论文从综合因素研究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中国高校国外留学生的适应状况和应对策略》、《促进在华留学生文化适应成功因素的文化适应应激因素的探索性研究》、《留学生文化适应现状———影响因素及策略的实证研究》、《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中认为:“留学生的跨文化心理适应过程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留学生教育者和管理者既要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又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一文从个体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引入文化智力这一概念,研究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

霍夫斯坦特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会有差异,作为世界各地的来华留学生,他们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科学、合理的解决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和管理模式面临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综述,得出探索性的结论:关于留学生文化适应的研究,在宏观政策方面较集中。首先对于不同国籍留学生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特点微观分析较少,仍需在跨文化教学中进行进一步的实践调查;其次,影响留学生文化适应的各种因素间的内部关系也需要更多的量化研究。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我国高校学习。在这些来华留学生中,文化适应成为他们留学生活中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已有理论文献作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划分并进行综述分析,为系统、深入研究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做基础性准备,同时为高校跨文化教育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