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

刑法（精选十篇）

刑法 篇1

关键词：近代刑法,形成过程,政治社会,公共权力

这里深入强调的近代刑法, 实质上是西方不同国家独立法律机构开放沿用的实体刑法, 当中蕴含的丰富理念便是刑法观念, 不过因为其独有的自治性限制, 只能够在西方近代维持运行。近代刑法观念存在该类核心命题, 犯罪本身属于一类客观行为, 不过归根结底在于不良主观思想的泛滥, 理当接受公共权力的适当惩罚, 建立在对犯罪行为遏制和自由心态拯救等动机背景下, 刑法应运而生。

一、近代主观救赎理念对于古代客观归罪模式的合理传承替代背景论述

刑法观念一直受到基督教深刻影响, 尤其在赎罪方面被强加一种神学理论, 即主观犯罪和惩罚结果之中俨然存在一类因果关联, 犯罪和刑法不单单表现出谋害、被害人员的冲突迹象, 同时使得犯罪主体遗留的罪恶感顺利消除, 至于以往归罪处理手段和近代刑法救赎理念的相似、差异结果, 则具体如下所示:

首先, 传承方面。古代刑法时刻保留过于浓厚的宗教思想痕迹, 人的生命原本就是十分短暂的, 在这个过渡周期内, 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赎去所有的罪恶感, 确保之后能够顺利地步入天堂, 而耶稣的死, 和违反罗马法律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透过另外一类层面观察验证, 其是在进行所有人类的救赎。归结来讲, 古代刑法是建立在上帝理论基础上, 他们认定, 上帝直接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并会自动实施报应体制, 善良且拥有正义感的人会得到不可计数的财富, 而结党抵抗的人会引起愤恨并被丢到火海里去, 这种鲜明的对比结果为近代刑法的确立, 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指引方向。

其次, 替代方面。寺院法是西方近代刑法的发源地, 其主张刑法的存在意义, 不单单限定在对于迫害人员的惩罚结果之上, 同时要利用救赎思想加以渗透, 令该类充满病态思想的人群得到根治, 这便是近代刑法改善主义的核心理论。自从近代宗教仪式改革之后, 刑法才顺利地摆脱宗教全力束缚效应, 不过两者的联系过于缜密, 想要在短时间内予以根除, 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如今, 西方法律的诸多领域, 还是到处弥漫着宗教韵味。

二、残酷肉刑向人道主义刑法观念的过渡交接过程研究

第一, 古代社会刑罚过于野蛮粗暴。西方古代时期惩罚体系架构过于深入复杂, 包括犯罪人员自尽、流放等残忍处罚现象。当时人们毫无贞操观念, 通奸问题肆意恒生, 严重影响社会管理秩序。所以, 至此过后, 古代严明立法, 将该类不道德且容易导致民族危机的行为定位为严重的犯罪问题, 主张配合较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加以克制。

第二, 古代已有刑法专制、残酷性显著。结合以往史料调查分析, 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前期, 奴役、鞭刑拷打、死罪等刑罚措施大为兴盛, 单纯在肉体惩罚层面上, 便可细分为直接绞死、绞刑加肢解、车裂后焚烧等形式。受刑者当下体验到的痛苦都是经过计算量化处理的, 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 往往都会被匹配对应痛苦效果的酷刑。绞刑和斩首有着本质化区别, 其明显地令受刑人员痛苦时间延长, 而令人痛苦感官效应上升到极限状态的, 莫过于肢解了。这类将生命痛苦加以延长的极限刑罚, 在当时被普遍认定是一类高尚艺术, 人的痛苦愈加激烈精细, 才会对周边人群产生警示效果, 避免相似事件的重复衍生。

第三, 人道主义刑法的全面兴起。持续到18 世纪, 西方资产阶级兴盛, 并开始主动针对过往残酷的刑罚加以否定, 特别是在新兴人文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支持作用下, 涉及人道主义刑法开始得以正式确立。处于该类时代环境下, 人类理性主义特征明显带有厚积薄发之势, 逐渐透过反基督道德观念中, 验证刑法形式正确的必要性, 从此人与神的关系, 开始在西方国家刑法根基中产生动摇。近代刑法观念, 观察处理一系列问题, 都应该事先挖掘事物本质特性, 不应该盲目依靠神的旨意来操控人类社会管理体制。人始终是独立的个体, 时刻保留独特的理性和情感特征, 不应该长时期被神学理念操纵把玩。再就是透过君主和臣民的上下关系验证, 军权自民出和人民主权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将君权神授制度取代, 唯独如此, 人道主义刑法和相关协调治理观念, 才能顺利延续发展。而延伸到我国近代, 传统身份等级制度被打破, 民主、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社会日益朝着更文明的方向迈进, 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都起了思想解放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关于刑法和刑法观念形成过程, 内部涉及要素过于繁多, 包括国家性质、宗教信仰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随着日后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提升, 关于刑法人道主义特性会更加显著, 在此类科学管理和适当警示效应下, 有关不良罪犯心理和犯罪案件都会得到适当的克制。

参考文献

[1]杨尚文.近代刑法精神在罪刑法定中的实现[J].法制与社会, 2009, 22 (19) :103-116.

第一讲 刑法与刑法学 篇2

第一讲 刑法与刑法学

第一节 刑法概说

一、刑法的概念和属性

（一）刑法的概念

1、对刑法内涵的界定：

一般从刑法的阶级本质与刑法的主要内容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

（1）阶级本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以国家名义颁布，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

（2）主要内容：基于对刑法结构的不同理解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A、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

B、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C、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

2、对刑法外延的理解

（1）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2）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3）形式刑法与实质刑法。扩展：关于“刑法”的称谓

在外国，既有使用“刑法”概念的，也有使用“犯罪法”概念的。英美多使用“犯罪法”（criminal law）概念，而德日则使用“刑法”（penal law）概念，法国则是两个概念都使用。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是使用“刑法”概念还是使用“犯罪法”概念，主要是一种习惯，难以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实质区别。或许可以说，使用“刑法”一次时所重视的是规范的一面，使用“犯罪法”一词时重视的是事实的一面。

（二）刑法的属性

刑法的属性，是指刑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的基本特征。

1、保护范围的广泛性。

2、规制对象的特定性。

3、调整手段的严厉性。

4、功能发挥的保障性。

二、刑法的目的和机能

（一）刑法的目的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现的动机。”（耶林）刑法自然也有其制定和适用的特定目的，对该目的我们一般从以下三个层次理解：

1、刑法的整体目的；

2、刑法各个章节的目的；

3、刑法条文的目的

对于条文的理解不能超出章节的目的范围。

（二）刑法的机能

1、行为规制机能。其一，其二，2、法益保护机能。其一，其二，3、人权保障机能。其一，其二，扩展：关于刑法的保障机能

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将这一命题归结为刑法的悖论性，指出：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缘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性：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民对国家以保护犯罪人；不仅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等译，第9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课后思考】如何协调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之间的冲突？

三、刑法的渊源和体系

（一）刑法的渊源

1、什么是刑法的渊源？

2、刑法渊源的种类（1）刑法典。

（2）单行刑法，即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刑罚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

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3）附属刑法，即附带规定于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问题：关于《刑法修正案》的性质？

（二）刑法的体系

1、我国近代刑法的发展历程

2、当前我国刑法体系：

3、我国刑法典的编纂体例（1）编：（2）章：（3）节：（4）条：（5）款： ·引用表述： ·但书：（6）项：

四、刑法的解释

1、刑法解释的特殊性 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而言，刑法解释有其特殊性：由于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为内容的，所以任何一个法治文明国家对此都应慎之又慎，这就要求我们以最严格的态度解释刑法。

扩展：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反对对刑法进行解释，他认为：“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

【课堂讨论】是不是可以不经解释而直接适用刑法？

2、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

（1）主观解释论，是一种根据立法者原意来探求刑法内容的刑法解释论。持此论者认为：刑法的本质是主权者的命令，刑法规范的内容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立法时的意志。刑法规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解释者的客观认识对象，其含义不仅与解释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无关，也不应该因社会的变迁而不同；解释者对于立法原意具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而没有探讨其合理性的权利。

（2）客观解释论，是一种主张根据社会需要来理解刑法规范含义的刑法解释论。持此论者认为：刑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解释都应该服从社会需要这一根本目的。刑法规范一经制定，其内容就应脱离立法者的意志而获得独立的生命力；刑法的解释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揭示立法者意志过程的认识活动，而应该是一种不断地促使刑法规范与社会发展同步发展的创造性活动。

扩展：

法国哲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一旦形成，就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产生一定的举例，成为一个有自律性的言语实体；理解是解释者与文本意义的同化过程。【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元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以下。

【课后思考】刑法解释应当采取何种立场？

3、刑法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明确性原则。·可预测性原则。

4、刑法解释的方法

将解释方法分为解释理由和解释技巧。在进行刑法解释时，解释理由可以是多种并行的，而解释技巧只能采用一种，选取哪一种解释技巧取决于解释理由。

（1）解释理由： ·文理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

·体系解释，是指将刑法条文放在整个刑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中，根据其在体系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

·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比较解释，是指外国立法与判例或刑事法理论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本国刑法规范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来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扩展：

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在所有的解释理由中，只有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意义。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在于所有的刑法解释都要从法条的文理开始，而且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目的解释的决定性在于在对一个法条可以做出两种以上解释结论时，只能采纳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换言之，“正确的解释，必须永远同时符合法律的文言与法律的目的，仅仅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是不够的。”

（2）解释技巧：

·平义解释，是指对法条用语进行最平白的字义解释。

·限制解释，是指在法条的字面含义过于宽泛时作出缩小法条文义的解释。·扩大解释，是指在法条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时作出扩大法条文义的解释。·补正解释，是指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技巧。

判断下列刑法解释中所运用的解释方法：（1）强奸男性不成立强奸罪；

（2）T111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构成犯罪。司法解释将其中的“情报”解释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

（3）婚内强奸不成立强奸罪；

（4）将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包括借记卡和贷记信用卡；

（5）T64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T191中的“没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第二节 刑法学概说

一、刑法学的概念

·最广义的刑法学，又叫刑事法学，是研究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一切问题的学问，包括研究刑法规范的理解与适用、犯罪的原因及对策、刑事诉讼程序、刑罚的执行等与犯罪和刑罚相关的一切内容的学科。

·广义的刑法学，即以刑法实体规范为研究内容的学问，包括刑法解释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以及国际刑法学等分支学科。

·狭义的刑法学，即一般意义上的刑法学，主要是指刑法解释学及部分意义的刑法哲学。

二、刑法学的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指的是刑法总论的理论体系。

1、刑法基础论：刑法与刑法学、刑法基本原则、刑法效力范围

2、犯罪论：犯罪与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四要件+正当行为）、犯罪的特殊形态（停止形态+共犯形态+罪数形态）

3、刑罚论：刑罚的一般理论、刑罚体系和种类、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消灭制度

三、西方近代刑法学思想发展简要

浅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篇3

关键词：刑法；罪行；法定原则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法律依据，更是制衡国家公权力，使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坚强后盾。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它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只能求之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理论。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模式和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萌芽、产生，经确立到发展，现已成为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中，罪刑法定原则形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和相对罪刑法定两个不同时期，其具体内容上也有所差别，反映了刑事立法由较为严格到灵活发展的趋势。

（1）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内容。绝对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较为严格的、不容选择或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的刑罚的法律规定是绝对确定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而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

（2）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内容。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原则，是对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修正。其基本内容是：①在刑法的渊源上，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但以却有必要或不得已为前提；②在定罪根据上，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③刑罚的适用上，允许采取相对不定期，但禁止绝对不定期刑；④在刑罚的溯及力上，原则上禁止事后法的适用，但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体现与司法适用

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但要使这一原则体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则必须依赖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保障。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具体体现，完善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实际需要、维护了人民的合法权益，法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禁止对违法行为进行类推，成为刑法典修订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定刑处罚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予以处罚。修订后的刑法，全面、系统的体现了罪刑法定这一原则的内在价值和理念。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总则中，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体现的：一是具体明确的规定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二是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一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有具体的法定刑，如果只规定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没有对法定刑进行限制，则无限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出处罚过重和不公的现象，如果这样，和我们的立法理念和社会主义法制目的向违背。三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任何一个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包括四个要件，即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只有完全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才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在分则罪名的规定方面，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法律的始终。修订后的刑法一方面将1979年刑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后纳入其中，确保整部法律的完整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例如在侵犯公民人民权利、民主权利罪方面，修订后的刑法增设了强制猥亵罪、民族歧视罪等。在经济犯罪方面，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新刑法分则第七章还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增设了20个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新设的贪污贿赂罪章和渎职罪章中，修订后的刑法也增设了不少罪名。这些新增罪名，不仅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规范详备的要求，而且本身也加强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实务中的可行性。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立法和实施的重要原则，只有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要付诸实现，必须依靠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因此，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务必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活动的具体体现。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

对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认真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量刑适度。每起案件都要于法有据、公正裁判。严格以法定性和法定情节为依据，来对各种犯罪量刑。

2.正确进行司法解释

对于刑法规定不够明确或不够具体的犯罪，有权机关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具体的定罪量刑活动，这对于弥补立法之不足，统一规范和指导司法实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司法解释应当在法律的限度内，不能超越其所解释的法律，因此，任何司法解释都应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违反法律的真实意图，更不能去替代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刑法任务的进化之刑法修正案(九) 篇4

刑法的目的是刑法法律条文的本源。刑法第一条将立法目的阐述为“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刑法第二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表述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只是操作上更为具体。可以说, 刑法的任务与目的具有本质上的等价性, 刑法任务是刑罚目的的具体化。

二、刑法任务的来源

我国刑法诞生于1997年, 刑法任务的立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 从立法本源上来说, 坚持以社会为本位;第二, 从功能上来说, 保护社会的功能尤为突出。当然, 这也与社会本位的立法出发点相呼应;第三, 从打击犯罪的手段上来说, 打击犯罪的方法具有单一性, 仅仅单独规定刑罚方法, 没有明确规定非刑罚方法。

从以上特点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当时刑法任务立法中具有一些不足之处:刑法任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社会, 这本身就与以人为本相违背, 自然在立法中对于人权的保障体现就会很少。对于人权保障的忽视在打击犯罪的方法之中最能体现———缺少关于非刑罚方法打击犯罪的规定。

三、刑法任务的渐变

自97刑法颁布以来, 我国先后共进行了九次修正, 都未曾对刑法第二条进行任何修改。不可否认的是, 刑法任务应当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法的任务即使是保持法律条文上的稳定性, 在其他条款中的体现应当有所变化。

其实在97刑法制定之初和多次修正案对刑法的修改之后, 虽然非刑罚方法并未明确进入刑法第二条之中, 但在具体的犯罪中却早已存在通过非刑罚方法惩治犯罪的规定。例如在97刑法制定之时考虑免除处罚的情节, 在具体适用中对于刑罚的范围进行了实质上的限制, 只是关于免除刑罚并没有进行体系化的规定;刑法修正案 (八) 在为第三十八条增加了的第二款关于禁止令之规定。从刑法修正案 (八) 中, 非刑罚处罚方法由隐含到明确的具体规定, 这种体现不仅仅表明了刑罚方法的多样性, 同时是对于犯罪分子人权的保障, 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本位到人本位的巨大转变。

四、修 (九) 刑法任务新体现

虽然修 (九) 同前八次修正案一样, 未对刑法第二条的表述进行更改, 但是在刑法的其他条文中对刑法任务的体现却又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首先, 关于法律后果的完善———刑罚与非刑罚。世界各国的非刑罚化改革, 主要通过限制刑罚的方式来进行, 其主要途径有:其一, 通过对免除刑罚和免除处罚的制度及适用情形加以规定, 进而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其二, 以非刑事制裁措施来限制刑罚范围, 例如英国以社会服务命令来代替监禁刑, 美国的缓刑监督制度等;其三, 通过保安处分包括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来完善刑罚的功能, 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可以说, 非刑罚处罚化是当今刑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修 (九) 的最大亮点, 就在于对保安处分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虽然我国并未在刑法中使用保安处分这一概念,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实质意义。

修 (九) 的第一条就是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 可以称之为“职业禁止”。此处的“职业禁止”本身就是一种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将“职业禁止”作为刑法中的一种非刑罚处罚手段, 是对保安处分内容的进一步完善, 其处分范围是对刑罚适用范围的一种限制。具体而言, 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违背职业要求, 那么, 职业明显包含了职务, 若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则受贿者在遭受刑罚处罚之时完全可能得保安处分。然而, “职业禁止”中的职业亦不能将其范围无限扩大, 否则会导致受处罚人刑罚结束之后无法工作, 获得生活来源, 不仅没有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反而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修正案 (八) 到修正案 (九) , 保安处分的措施越来越多, 越来越完善, 是我国刑法非刑罚化的一大进步, 更有利于完成刑法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的目的, 并且在人权的保障上更加深入。

刑法修正案 (九) 的另一关于刑法任务的亮点:法益保护的提前。犯罪之所以受处罚, 原因就在于其法益侵犯性, 毫无疑问, 保护法益是刑法任务的应有之义, 尽管并未明文规定在刑法第二条之中,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一般而言, 只有违法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实害, 或者有紧迫危险的时候, 该行为才被规定为犯罪, 只有预备犯和抽象的危险犯是例外。而现在刑法保护的提前, 将这两种例外的处罚变成了常态, 规定出了独立的预备罪。最主要的体现就在于修 (九) 在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五条, 仅以第一百二十条之二为例, 其将恐怖活动的预备行为, 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 这是我国刑法前所未有的。这种法益保护的提前, 是对犯罪的界定范围的扩大化, 更早地对法益进行保护, 更利于完成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

五、结语

总而言之, 刑法修正案 (九) 虽没有对刑法第二条的条文进行改动, 但是对于惩罚犯罪的手段和保护人民的起点进行了新的改动, 也是刑法任务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4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刑法 篇5

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最早发端于12《英国大宪zhang》第39条。这个原则先后为美国和法国的宪法文件所吸收。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也有利于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该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经常被违背，并发生了一些错误的判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强调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实践 判决

一、罪刑法定原则概述

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另外，罪刑法定原则还有相关派生原则，即禁止类推、禁止不定刑、禁止习惯法、禁止事后法和明确性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制度非法专横的产物，是对罪刑擅断主义的彻底否定。它最早发端于1215年《英国大宪zhang》。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发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思想渊源上看，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的阐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目前，西方国家多用自由，民主****理论来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也有利于保障****。此外，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对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公民事先了解哪些行为是受到社会禁止的行为，同时也了解如果实行这些行为将受到何种惩处。”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及中西方规定的差异

(一)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在犯罪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和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刑罚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和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并判处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刑法分则中的体现。在19刑法修订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将1979年刑法及其以后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也增强了法条的操作性。

(二)中西方关于罪刑法定原则规定的差异

按照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另一方面是消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积极的罪刑法定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一般并不去刻意突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关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方面，更注重对****的保护，而我国刑法则是刻意突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方面，把重点放在了打击犯罪上，对****保护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付诸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司法认定、司法解释和司法裁量。在司法认定方面，在司法适用中，首先面临找法活动。法律的明文规定包括显性规定和隐性规定。隐性规定是法律文本内容上的包容规定，要将显性规定与隐性规定相结合，做到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在司法解释方面，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解释是有限度的，司法解释不能采用类推解释，同时，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也不应被允许。在司法裁量方面，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因而给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应将司法裁量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以浙江裸liao案检讨我国的司法实践

因在网络裸liao，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龙游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xing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有关方面证实，因网络裸liao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国内尚无先例。经开庭审理，法院认为方某裸liao以牟利为目的，涉及面广、社会危害大，结合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需要，依法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作出上述判决。

传播淫秽物品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本案的关键是一是行为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二是传播的必须是“淫秽物品”。被告人方某的行为目的确实具有牟利性，但在客观上方某凭借裸liao行为牟利，展示的是其身体，根据我国《刑法》第367条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着作不是淫秽物品。裸liao并不符合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构成。尽管网络环境需要净化，裸liao行为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裸liao属于犯罪之前法官可以将网络裸liao入罪。就本案而言，与有罪判决相比，如果法官作出无罪判决的话，尽管客观上放纵了被告乃至其他类似的行为，但是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和对法治理念的尊崇。

(三)我国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制度

新中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一些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法律制度。包括严打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如今，虽然“严打”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但是各地公安机关的一些行动仍然冠以“严打”的称号，严重侵犯了****。劳动教养是指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劳动教养这么长时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肯定是有悖罪行法定基本法律原则的，并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限制行政处罚权的机能。劳动教养与普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四)由许霆取款机案浅析媒体及公众对于判决的影响

山西籍的打工青年许霆因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错，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于11月29日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广东高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广州中院作出重审判决，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许霆案的发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广泛质疑。关于许霆案的定罪量刑，在刑法上原本并不复杂，许霆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他明知自己的借记卡现金只有170余元，发现了ATM机的故障后进行了取走17万余元。关于盗窃罪的量刑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本罪，具有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数额达到17万，但因本案具有ATM机出现故障等以及许霆案发后积极退赃等从轻情节，一审的无期判决有些量刑过重。但从重审改判来看，媒体与舆论显然起到了干预司法的作用，广州中院在压力下做出的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完全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原则，许霆案虽然具有从轻情节但仍应该在法定刑之内判处刑罚。

四、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反思与相关建议

(一)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规定与执行方面的缺陷

如前文所述，罪刑法定原则包括积极地罪刑法定和消极的罪刑法定，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突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方面。我国刑法在功能方面主要侧重于它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对罪刑法定原则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则势必会影响到刑法****保障功能的发挥。同时，由于部分法院在判决中错误适用类推原则，在量刑时忽略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致使对被告人量刑不正确。另外，由于目前网络媒体的盛行公众及媒体的各种舆论给了审判法院非常大的压力，使其在判决时往往会抛弃罪刑法定原则而做出一个能让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结果。在一些个别案件的审判上，由于我国在司法独立方面还不够完善，也会出现最终政府左右判决结果的情况。

(二)关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建议

1.应该严格遵守禁止类推原则并正确进行刑法解释。在我国审判活动中，法院对于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刑法是否明确规定了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一定要认真分析该行为与相应的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方面是否一致，不能在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与该行为近似的刑法规定。此外，进行刑法解释时，无论是扩张还是限制解释，都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将刑法解释限定在法条原文文义的范围之内，并避免进行类推解释，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保障****。应该高度重视刑罚的法定化。当我们往往忽略罪刑法定化中的“刑”即刑罚的法定化，事实上法院也要遵循罪刑法定。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以及相应的法定刑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我国法院的很多判决就是忽视了刑罚的法定化使这些判决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造成量刑不正确。因此，在未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定要重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对被告人正确量刑，使判决真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断完善刑法分则，做到与时俱进。由于法律的局限性与滞后性使得法院在判决时对很多新出现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刑法规定因此，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在刑法分则中增删相关罪名，并修改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对于法院在判决中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完善刑法分则的过程中，还要关注立法技术问题，使明确性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更好地得到体现，保证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坚持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我国的司法独立，使法院在判决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着手：首先，在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政府以及我国的权力机关不应当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作指示或命令更改司法机关的裁判。其次，应该正确处理司法独立与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在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的同时，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篇6

【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理解。认为对新刑法第3條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

二、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连一部刑法典都没有，更不要奢望有罪刑法定原则了。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未做明确规定，却明文规定了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的类推适用，虽说这是一种经过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但它还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没有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无从发展。

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更是对立法机关的要求。但是，1997年之后，我国还是普遍存在着“严打”、“集中整治”某些犯罪等“运动式”的刑事司法实践，并在这些实践中出台了一些关于溯及既往的规定。例如，“严打”斗争初期通过的追究犯罪的刑法“从新原则”、“从重从快”，就明显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至今没有明文废除。第二，“疑罪从有”的意识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进入司法实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确立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即所谓“疑罪从无”，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法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使错误的定罪量刑造成对无辜者的伤害，必须对威力强大的国家机器作有效的限制，而这种限制的代价之一，就是必然使极少数人可能逃脱了法网。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的技术性规定不完善，而在于人们头脑中没有确立一种人文关怀的刑事法治的信念。

三、提高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适用性

（一）提升刑事司法理念

（1）树立限制刑事司法权、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刑法权和公民的个人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和惩治犯罪，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而公民个人只有在其行为触犯刑律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事追究，否则他就是自由的。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能够合二为一，那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这两种价值往往存在冲突。强调或者过分追求打击犯罪，就会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强调人权保障势必会削弱打击犯罪。当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怎样来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宁愿保障人权，削弱或者牺牲打击犯罪，还是相反，为了打击犯罪，宁可降低人权保障范围或者牺牲人权保障范围?这才是在法治社会要做出的重要选择。过去过分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随着法治进程，我们应当把人权保障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打击犯罪决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

（2）重视刑事司法中的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密切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建立在形式理性基础之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要看是否有法律明文规定，只有当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认定犯罪。因此，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就成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一种在有罪无罪判断上的一种形式理性思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碰到一个案件首先考虑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社会危害性，在考虑了有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再来考虑有没有法律规定。这样一种判断是先作事实判断再作法律判断，这样的思维方法是和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相背离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行为。

（二）刑事司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应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并不排斥执法者的司法裁量，它应当也能够容纳司法裁量。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裁量是应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对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一种无法司法，是一种人治的表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应严格适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认为罪刑法定就是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加以区别地定罪量刑。

参考文献

[1]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2]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王俊华：《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与机能协调》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咸阳市三原县人民法院）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篇7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中基本原则之一, 在现代刑法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贯穿始终的基本指导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是绝对重要的地位, 同样, 在刑法的解释也应处于基础地位。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的刑法解释, 目标, 方法和结果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 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刑法解释获得合法性。罪刑法定原则在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最高价值, 努力实现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同一时间限制, 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之间的枢轴点, 同时, 对刑法解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刑法解释的解释作为一个解释学的共性, 但它不同于其他法律解释, 它的特殊性在于刑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 要求不超出刑法本身解释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是明确禁止的法律, 犯罪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相对应。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 立法的基础, 也成为刑法解释的奠基。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解决案件的解释法律的规定, 面临着许多方法和对结果的解释, 他必须确保选择, 只有当这种选择是符合法定标准的, 有说服力的解释获得合法性。法官的情况并非历史检验, 但应根据现实的法律解释和应用, 而不是由个人的想象力任意解释, 应以更高的价值标准作出解释, 这一更高层次的价值标准是法治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规范中的表现。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在基础和总体目标上以及同一目标的实现途径上存在差异, 即矛盾性。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是对立统一的, 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协调。因此, 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一体化的价值基础。法律的正义来自对司法的实践, 实体正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但立法和司法界有互动效应。然而, 司法和立法两者并不冲突, 他们是相互修正的过程, 这也成为司法解释合理的理由。考虑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 法律补偿机制将主动抑制在可受范围内, 这是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可受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人权的价值选择, 选择形式是采取固定的方式, 从而促进实现内容, 是形式上的秩序保障人权的价值实体。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需要根据社会实际的变化作适当调整, 调整的过程是依靠刑法解释。其中, 可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理解成一个因社会需要所改变的尺度, 它与刑法解释出现重合的话, 就会因此而得到正确的处理, 两者统一的观点是实现基本条件和社会实践的要求。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途径

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定要求之前, 刑法, 司法机关依照刑事定罪和量刑, 公民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根据成文刑法的性质和后果, 导致法律禁止自由。刑法上的表面是由一个固定的文字表述, 似乎有不确定性, 但问题是在“文本”, 许多词是含糊不清。文字、词语可随着社会发展作出新含义, 产生的问题是, 采取立法意义还是适用意义, 对刑法认识存在不确定因素。法律语言的特点, 带给成文刑法一个很大的阐释空间, 各地区法官没有遵循先例的限制, 可随意按照自身理解的刑法解释来运用刑法, 那么就导致相同行为各法院判决不同, 有很大的差异。其实, 法律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具有法官的发现性, 法官认为法律应该理解法律文本和事实的风格, 从而发现其实是理解, 解释和适用的法律。对于刑法, 应严格的解释, 但法官不是随意地解释, 应该根据刑法条例以及刑法解释来作出刑罚判决。

四、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影响

刑法有权解释, 是由法律规定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作为刑法有权解释, 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

《立法法》42条规定, 对法律解释的权力是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若有以下情况,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1.法律规定需更进一层明了其含义的;2.制定该法律之后, 有新情况发生的, 需要对此进行具体明确所要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的。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国家立法机构, 因此它对刑法规定的解释叫做刑法立法解释。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具体规定, 对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应具体运用法律和法律法令的问题,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将进行的具体刑法解释;对于检察院工作, 也应具体运用法律和法律法令的问题, 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将进行的具体刑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和检察的工作中对一些刑法问题所具体运用的刑法解释, 称为刑法司法解释。

作为刑法立法解释, 它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刑法解释, 然而, 它仍旧需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牵制和制约, 刑法立法解释不能逾越刑法中法条各词语之间的具体意义, 不能出现如下情况:当在解释刑法的规定时不能随意的发表自己根据解释内容所创设的观点, 不能随意地出现刑法所不包含的内容, 简单来说, 就是不能通过对法律的解释自己去创造法律, 这样必然会破坏法律的神圣性和威严性。所以, 对于刑法立法解释来说, 也只可以在刑法的条款中所阐述的法条意义下进行解释, 不能逾越其本身的含义, 如果逾越的话, 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四、结语

通过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研究, 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重要意义, 以及对刑法解释存在的制约性, 刑法解释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性,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途径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影响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关系,制约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解释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同注②.第132—133页

[2]陈兴良著:《刑法方法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205页

刑法 篇8

(一) 人性初探

人性崇美, 美即和谐。关于人性的话题从古至今一直是我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完整的答案。中国哲学往往把人性分为善和恶进行探讨, 而在西方哲学讨论中, 往往主要集中于理性人和经验人的争论中。理性人的称谓建立在对人性的一种假设:假定任何人都是意志自由。刑事实证派的人性假设是经验人, 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中, 那么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制约与影响。它认为犯罪人的犯罪意识和犯罪行为都是被决定的, 犯罪是由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所决定的。从刑事责任本质上来说不是道义责任而是社会责任。由此可见人性对作为刑法的根基的重要性, 不同的人性观决定了不同的学派。

在古代, 传统刑法理念异常冷酷。古代刑罚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以严酷的惩罚方式起到震慑作用。在封建社会,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规制人民的行为, 制定了残酷的刑罚动辄游街示众、杀头、抄家、诛九族, 甚至还有戮尸的法律规定。犯罪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刑罚过于残酷, 缺乏人性只能是贻害无穷, 如果不是商鞅顽固的认为“行刑, 重其轻者, 轻者不至, 重者不来, 此所以刑去刑, 刑去事成” (2) 也不会自食其果。理想和充满正义的刑罚应该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人为本成为和谐社会的最主要的理念, 只有合乎人性, 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才能真正体现现代意义下法律的真正价值。

(二) 刑法之人性体现

刑法作为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乎人的生死存亡, 稍不留意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犯罪本身来源于社会,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存在的根基正是人性.所谓刑法的人性化, 就是要我们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包括对人自身的尊严和生存的关怀, 寻求一种平等、博爱、宽容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通过人性的互动使刑法能够获得民众的情感认同与尊重。刑法总则部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反对特权, 提倡平等,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个体权利的维护和保障, 规定缓刑、假释、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等更是对这些弱势群体所体现出特殊的人文关怀。在刑罚适用上规定自首、立功、累犯制度, 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明确规定。在死缓制度中, 对于判处死刑而不必立即执行, 而是可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2年期满无故意犯罪的, 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充分给予人重生的机会, 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还有自首、立功等等。都体现出对人自身的极大尊重。近几年高考生涉嫌犯罪的暂缓起诉, 也曾一度遭人褒贬,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公众更多的肯定, 因为此项制度“使被告人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合乎法制人性化倾向”, 他成为“拯救和关怀被告人的利器。”

(3) 人性化执法和我国当前“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相适应的, 它是时代的要求。日本1947年修订刑法草案48条规定:“在适用刑罚时, 必须考虑犯人年龄、性格、经历、环境、犯罪动机、方法、结果及对抗社会的影响、犯罪后犯人的态度等等, 必须以有利于犯罪抑制以及犯人改恶从善及更生为目的。”对犯罪未成年的非刑罚处罚, 暂缓起诉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等等。我们不得不为此欣喜鼓舞、拍手叫好。这些制度都是给予人的权利而制定, 充分体现了刑法的人性化, 也是刑法人道性的必然要求。

二、刑法的本源性思考之二:以人为本, 弘扬人道

(一) 刑法的人道思考

人道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最初体现是人文主义, 反对特权和专制, 提出以人为中心, 尊重人性和人的尊严, 尊重人的自由意志。18世纪中期, 资产阶级刑事古典学派由于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 对中世纪的严酷刑罚提出了改进, 主张废除和限制了死刑, 取消了残废刑和耻辱刑, 从而建立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刑法的人道性正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是刑法不可缺少内在价值的底蕴之一。曲新久认为:“刑罚的人道主义实质命题是, 将犯罪人作为伦理的主体对待而不足作为物体来处理, 刑罚的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自主性的承认, 中心思想是犯罪人也是人, 必须将其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手段对待。 (4) 尽管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 但实质都是相同的。犯罪人也是人, 也有人格尊严, 要把他们当人一样看待, 无论是刑罚种类和执行方式的设计上, 尽量少适用生命刑和终身监禁, 给犯罪人更多的机会回归社会, 不要迷信重刑主义, 这样不仅失去了刑罚与改造的意义还会使犯罪更加猖獗和严重。“刑罚的适用如同双刃之剑, 用之不得其当, 则国家和个人就会两受其害。” (5)

(二) 人道主义刑罚体现

刑罚人道无疑是刑法保障人权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公权力面前, 个人永远显得弱小, 严重的刑罚只能失去刑罚原有的公正和感化作用, 只能引起更多人的不满和报复, 社会上的人也因此开始同情犯罪人, 也就失去了刑罚预防功能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刑罚的人道性首先应该反对酷刑、重刑, 主张刑罚的宽容和缓和。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决不能给犯罪人施以过多的痛苦, 主张刑罚应当宽和, 只要刑罚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 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 因而也就是蛮横的。” (6) 刑法只有保持谦抑性, 人民大众的权益才不会受到侵犯, 实现刑罚人道化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它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人道主义的理念, 转变传统的观念, 不断完善制度。

三、刑法的本原性思考之三:终极目标, 保障人权

(一) 从历史的本源追溯人权

什么是人权?人权最基本的权利起源于古代和中世纪, 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后经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得到广泛传播, 并确定立法原则, 从而使人权的保障得以实践。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布人而平等且自由, 人的自然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一次以法律对“人权”提出了口号, 1945年联合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国际性文件, 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待遇或刑罚。刑法体现:1.刑法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专制社会的刑法, 公民一旦指控为罪便丧失了一切权利处于被折磨与刑讯地位, 甚至受非人待遇, 刑法的设立, 有效地保护了犯罪行为者权利及利益, 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2.刑法对民众的保障。刑法不仅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更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刑法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这一思想是现代的法治国家的灵魂和精髓, 也是现代的刑法与以往专制的刑法的根本区别之一。 (7)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与保障人权之理念不和谐的做法, 忽视保障人权功能、人权意识淡薄;先入为主, 重口供, 轻视其他证据, 重视从重从严, 忽视从宽从缓。忽视了弱势群体权利保障, 忽视未成年人、死刑犯等权利保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刑法也在逐渐变得温情。公民的权利是宪法上的一种基本权利, 人权意识的觉醒是闪耀的火花, 人权保障也就成了刑法永恒追求的目标。

(二) 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 法治文明的程度并不取决于法律对那些善良、守法的公民的权利的保障, 恰恰取决于法律对被告人、犯罪人权利的保护程度, 这是刑法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 彰显了现代刑法的文明发展程度。我国刑法在刑种设置、量刑及刑罚的执行上, 人道主义色彩浓厚, 黑格尔认为, 由于文化的进步, 刑罚的发展总趋势从残酷到缓和,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的处罚方法, 已经为国际所认可。我国刑法无论是罪刑法定的确立、刑事法律期间的计算, 还是刑罚裁量上对量刑情节的考虑, 是否初犯、偶犯还是惯犯, 有无自首、立功等, 犯罪人一贯的表现、犯罪动机、目的、犯罪人事后表现、悔罪表现等, 无不体现了刑罚个别化、人道化的要求。

一位刑法学家说:“梦想设计一部十全十美的法律是幼稚的也是对立法者的苛求。我国刑法上尚有很多不足之处, 实践中我们常常会把法条机械化、教条化形式化, 片面的专注于具体犯罪过程中的行为, 全然不顾案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变迁。一味加重或减轻刑罚, 势必会逾越罪刑相适应的“底线”。“人的心就像液体一样, 总是顺应它周围的事物, 随刑场变得日益残酷, 这些心灵也会变得麻木不仁。” (8) 对犯罪人尊敬、犯罪原因的深刻理解背后便是“以人为本和悲天悯人”。国家应该和犯罪人做朋友, 成为知心人、知情人, 像医生对病人, 家长对孩子, 教师对学生一样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使之尽快回归社会, 融入社会。正是我们以保障人权为目标, 寻求与人性相和谐的发展道路, 才使我们的法律更具有魅力和生机。正如培根所言:“对于一切事物, 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 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 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 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

摘要：理性的刑法离不开人性的信仰、人道的弘扬、人权的保障, “刑法是以规制人的行为作为其内容的, 任何一种刑法规范, 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的基础之上, 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因此, 刑法的本源性思考, 必然将理论的触须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1刑法的一切规范都要与之相契合从而寻求最大化的正义。本文通过对刑法人性、人道、人权的解读来探索刑法的内在底蕴和终极价值。

关键词：本源性思考,人性,人道,人权

注释

11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2 <商君书·靳令>.

33 孙文红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44 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55 林山田.刑罚学[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127.

66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77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论中国区极刑法视野下的环境刑法 篇9

( 一) 香港地区环境刑法概述

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香港地区的环境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 考虑到香港地区沿用英国式的普通法体制, 政府对于违反环境法规的违法者并无行政规制机能, 所以本质上看, 香港地区的环境法规均可视为环境刑法。 (1)

香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体现在: 76 年制定的《动植物濒危物种保护条例》、80 年制定的《水污染管制条例》、80 年制定的《废物处置条例》、81 年制定的《噪声管制条例》、83 年制定的《空气污染管制条例》、89 年制定的《保护臭氧层条例》、95 年制定的《海上倾倒物料条例》、97 年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条例》。这些法律规范后期基本上都根据形势变化, 作了相应的修改。这样, 香港地区的环境刑事立法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 立法和司法的及时性包括民众地积极参与, 使得香港地区近年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依然是国内、国际旅游者青睐的胜地。

香港地区的针对生态环境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立法模式的沿袭, 在立法和司法的很多方面两者都体现出极大地相似特征, 总体看来香港地区的环境立法主要特点有:

1. 环境刑法以单行条例为体系, 无统一的环境刑法。一方面, 香港地区的环境刑事法通过各个条例, 非常全面地涵盖了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众多要素, 所指向的对象包括了水、空气、废物、噪声、臭氧等等。这样, 对于生产、生活中几乎所有严重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均被纳入到刑事法评价体系之中, 内容全面, 体系详尽。另一方面, 尽管前文中提到了该地区的环境法规本质上属于刑法, 但是这些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不是香港地区刑法的组成部分, 两者自成部门, 彼此割离。这些环境法规, 将责任认定、处罚方式、免责事由、赔偿原则等等事项, 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在处理环境违法案件时候, 不需参照本来的刑法规范, 只要依据具体的环境法规定罪量刑即可。

2.香港环境刑法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是指, “只要一个或者多个行为要件而不需要心理事实的刑事犯罪责任” (2) 。在香港地区的环境犯罪中, 无论行为人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 一旦行为人违反相关的环境保护条例并且造成了实在的环境破坏, 即可对其定罪处罚, 只有极少部分环境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故意。因此, 我们香港地区环境刑法是严格责任原则的广泛适用者。这样一来, 控诉方只需要搜集相关证据证明环境污染事实是由特定行为人所致即可, 至于行为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或是在所不论。在当前国际刑事法领域, 严格责任制度的运用一般采用克制和慎重态度, 只是在类似于环境污染等公害犯罪中有选择地采用。在严格责任制度之下, 被告人出于绝对被动的地位。因此, 香港环境刑法中, 允许被告人通过举证证明自己有采取确保不会造成污染的措施的行为, 以及其他可以阻却刑事责任的事由。

( 二) 澳门地区环境刑法概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 澳门通过《澳门组织章程》获得了政府立法自治权, 开始大规模立法活动, 到二十世纪末期基本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这其中包括了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 也正是如此, 澳门地区一直以来怡人的环境得以持续, 时至今日依然是国际达官显贵休养娱乐首屈一指的场所。

澳门地区关于环境保护的刑法规定主要散见于《澳门刑法典》、《环境法刚要》、《规范若干环境噪声之预防及控制法案》、《控制及减少使用可减弱臭氧层之物质法令》等。这些法案当中均有环境犯罪的部分规定, 刑法典中也没有专章专节来规定环境犯罪, 只是部分条款设有环境犯罪的规定。澳门地区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长达一百多年, 直到1999 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生活均受到了葡萄牙及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影响。同样, 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刑法的立法体例也基本沿袭了葡萄牙的立法传统, 刑法典是澳门地区处置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和蓝本。 (3)

澳门地区环境刑法也集中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一方面, 环境刑法的主要渊源为刑法典, 同时以附属环境刑法条款为辅。前文中也提到, 这是澳门地区对葡萄牙立法传统的一种沿袭。澳门地区大部分的环境刑法条款都被规定在了刑法典的相关条文中, 这也是司法系统处理环境犯罪案件的主要依据。此外, 其他的一些环保法案中的部分条款, 也附属性地规定了一些规制环境犯罪的内容。另一方面, 澳门地区环境刑法将故意犯和过失犯均纳入到刑法评价范畴。如《澳门刑法典》第268 条第 ( 2) 规定: 如因过失而造成上款所指之危险, 行为人处最高5 年有期徒刑; 第 ( 3) 款如因过失而做出第一款所指之行为, 行为人处最高3 年徒刑或科罚金。由此可见, 过失的环境犯罪依然是澳门刑法不可忽视的一个评价视角。最后, 澳门环境刑法既处罚实害犯也处罚危险犯。很明显, 这是跟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相关联的。环境犯罪往往危害大、影响面广、危害潜伏期不定, 一旦造成时还结果, 人类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 在处断这类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公害犯罪的时候, 刑法规制的时间不得不提前, 也即危险犯成为了环境犯罪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 三) 台湾地区环境刑法综述

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刑法几乎涵盖了所有生态系统要素, 保护范围非常全面, 采用行政、民事、刑事手段向结合使用的方式。台湾地区的没有专门的环境刑法典, 也没有在刑法典中大范围地规定规制环境犯罪的条款, 而是将环境犯罪行为规定在行政、民商等非刑事法律规范之中, 其内容十分散乱、庞杂。其中包含了环境刑事法条款的法律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空气污染防治法》、《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饮用水管理条例》、《森林法》、《矿业法》、《野生动物保育法》、《废弃物清理法》、《渔业法》、《水利法》、《山坡地保育法》、《原子能法》等等, 具体条文及其零散, 但是对于刑事法的精神和原则并无违背之嫌。

台湾地区的刑法也是我国旧社会时期法律体系的一种沿袭和改良。该地区的环境刑法基本上涉及到了所有必要保护的生态要素, 内容全面但也混杂, 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环境刑法以附属刑法为主要表现形式。台湾地区刑法典中立法者没有为环境犯罪设立专门的章节予以规定, 而是在其他众多的行政类、民商类、经济类法律中附属地规定者环境犯罪的内容。当然, 这种立法模式也是在考虑到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专业性等特点, 难以在一个固定的章节做出全面、详尽的规定。而且, 环境犯罪往往涉及到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等行为, 在刑法典中作单一规定不利于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全面且复杂的评价。而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 将环境犯罪的规定条款分解到其他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之中, 能够有针对性地对破坏行为进行处断, 同时也便于灵活运用刑事、行政、民事手段进行追责。但是, 这样的立法模式也频遭诟病。

2. 因果关系认定上采疫学因果关系和推定规则。众所周知, 传统刑法原则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才应该对行为结果承担形式责任, 这是刑法中罪责自负精神的内涵。然而, 因果关系的确定一直刑法学中的难题, 把这个难题放到环境犯罪的评价中更是难上加难了。一方面, 一个恶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出现多因一果或者一果多因的现象。另一方面, 多个污染源进入环境之后, 经过物理和化学地变化, 非常容易就会产生扩散、转化、病变等一系列的反映和相互作用。同时, 环境犯罪往往涉及专业领域的知识, 或者需要有专业科技的辅助, 这对于正常的司法工作人员要理清各种关系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因素无形中成倍的增加了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难度。“日本学者总结出了证明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两个难点: 一是难以查清原因物质; 二是难以查清‘污染经由’。” (4) 当然, 行为人针对不利于自己的推定提出反对证据是应该被允许的。

二、中国区极环境犯罪司法协作之进路

( 一) 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环境犯罪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犯罪地、结果发生地容易有大范围地地域跨度, 犯罪时、结果发生时容易有较长的时间跨度, 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则容易迅速蔓延, 波及周边地区。基于这样的特点, 同一个环境犯罪事件, 不同的地域可能同时具备该案件的管辖权。如果这种冲突得不到妥善地解决, 各个地区都关起门来办案, 就会造成案件被重复评价, 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 对犯罪人本来来讲也是相当不公。同时, 彼此封闭的办案模式, 不利于环境犯罪的证据调查, 各项数据信息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共享。而且, 不同地域内的环境刑法难以避免的有诸多差异和不尽相同的处断方式, 那么, 管辖权冲突也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后果, 不利于司法公正和法治权威。因此, 对于环境犯罪发生之后各法域应该及时磋商, 确定一个最优的管辖主体, 其他方面则全力配合, 以便准确、高效、公正地处理案件。解决环境犯罪管辖权冲突的思路有:

1. 以案件的主要结果发生地为管辖地。环境事件爆发以后, 如果波及多个地区, 那么可以以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为管辖地。一旦发生范围的环境污染, 波及地区肯定很多, 但是有些地区的危害相对较弱, 则不便被确定为管辖主体。而危害较重的地区, 往往民众呼声很高, 社会影响恶劣, 官方的舆论压力也相对较大。倘若, 司法当局将案件移管到其他法域, 将难以平息民众的情绪, 也难以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甚至容易滋生其他的社会矛盾。再这样的情况下, 其他法域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积极配合危害结果最严重的地区妥善处理该环境犯罪案件, 以便及时地降低生命和财产损失, 化解社会矛盾和恶劣影响。

2. 以处理案件经济便利为原则选择管辖地。环境犯罪发生, 一旦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 很容易在短期内发生病变和其他化学反应, 证据采集和保存相当困难, 司法机关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否则错过采证最佳时期将陷入被动。同时, 环境犯罪的评估涉及到专业的知识和仪器设备, 对侦查机关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 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犯罪行为, 各个法域因为管辖权而纠缠不清, 势必影响犯罪的认定和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推进。这种情况下, 应该根据采证便利性、司法资源经济性的标准, 协商出应该适用哪一法域法律管辖。有些法域司法机关能够利用有利条件, 迅速做出反应、固定证据, 理应承担起该案的诉讼事宜。或者说, 某一地区的司法机关有所类似的办案经验, 处理环境犯罪犯罪技术娴熟, 能够高效地推进诉讼程序, 也应该承担该案的控诉重任。这样的协商机制既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及时、准确的把握, 也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浪费。

( 二) 诉讼过程的配合

环境犯罪往往具有涉及面广、影响大的特点, 爆发大规模的环境犯罪事件, 需要各法域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才能打赢攻坚战, 最大限度地消除环境事件所造成的损失, 为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而提供助力。在环境犯罪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 各法域司法系统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彼此协作:

1. 各法域应该互相提供取证、追赃、抓人等便利。对于严重的环境犯罪, 一般会涉及到跨地域取证, 这是追究犯罪人责任的最大障碍。那么, 其他法域的司法机关应该建立迅捷的沟通、协作窗口, 互相提供快速取证的“绿色通道”, 保证能够在第一时间固定和控制犯罪人证据。必要的时候, 司法机关还可以代替境外法域的兄弟部门调取、保存证据。另外, 一个环境犯罪事件可能会涉及到多个犯罪人, 这些犯罪人也可能涉及到不同的居所地。这样, 犯罪人在环境事件爆发后很可能利用, 司法机关的地域障碍迅速逃匿, 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也会因为不同法域之间的鸿沟而迅速转移。这会给司法机关的后续侦查、起诉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那么, 各个法域的司法机关应该在程序正当、合法的基础上, 利用自身了解本区域情况、办案程序简单的优势, 最大限度地为对方部门提供追赃、抓获嫌疑人的便利。对于打击跨地域的环境犯罪, 这个环节尤为重要。

2.及时移送己方掌握和控制证据、赃款、赃物、嫌疑人等。当本法域司法机关掌握了兄弟法域所管辖案件的证据、赃款、赃物、嫌疑人等的时候, 应该及时与对方部门沟通, 履行移交手续, 保证环境犯罪案件能够顺畅地得到侦破和审理。按照国际上的惯例, 赃款赃物的追回依附于引渡制度。 (5) 在区际刑法当中, 我们认为同样也是可以类推适用的, 即嫌疑人和相关的赃款赃物在程序正当、合法的基础上, 经过协商, 及时、全数移送到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之中。为了保证这一系列协作的规范、公正进行, 笔者认为各法域之间可以建立专门的对话窗口, 并在协商基础上, 针对协助的范围、程序、时效等制定平等、有序的约定。

3. 建立互信的信息共享平台。环境犯罪前文已提到, 侦查、后果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等, 都会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或者相关的数据。但是, 我们知道跨地域地查询这些信息是十分困难的, 资源匮乏、程序繁琐、可靠性偏低等等问题令人头疼。各法域的相关部门, 可以针对环境犯罪的协助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 各主体及时上传环境要素的数据, 同时也可以随时下载、查询数据资料。这不仅给各地区的司法机关办案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节约了人力、物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对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无疑助力百倍。

注释

1 刘仁伟著.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247.

2 齐文远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138.

3 蒋兰香著.环境刑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4.45.

4 [日]藤木英雄著.公害犯罪[A].丛选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魏汉涛.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刑法变革要提防两种倾向[C].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3, 1 (1) .

刑法 篇10

关键词：扩大解释,类推解释,罪刑法定

刑法条文本身的语言具有高度概括性, 将其明确到贝卡利亚所要求的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1]是不实际的, 难免需要法律人进行解释。刑法解释的方法和解释的理由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解释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首要原则。于近代市民阶级抬头过程中, 为防止国家恣意行使苛酷之刑罚权, 保障市民之权利与自由, 而确立出来的近代刑法之基本原则, 以“罪刑法定主义”最为重要[2],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和“实质的侧面”。禁止类推解释是“形式的侧面”的一个要求。另外, 对刑法的解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也是教义刑法学的应有之义。刑法教义学以现行的刑法规范为基础和界限, 通过对现行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来解决具体案件, 并使裁判知识尽可能体系化。[3]“裁判的依据是‘现行法律规范’”、“裁判结论的得出方式是对法律规范的‘严格解释’”, 以及“裁判知识的体系化”是其三个最为核心的要素。[4]笔者认为对法律规范的“严格解释”正是指对刑法的解释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

对刑法条文进行无限制的解释是对刑法相对稳定性的破坏。立法活动本来就具有滞后性, 法律从制定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滞后于社会的需要, 刑法也不例外。但是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不能朝令夕改。有学者认为扩大刑法解释的范围就既可以维护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 又能解决刑法条文的滞后性问题。殊不知, 此种做法实质上已经破坏了刑法的相对稳定性。我们应当正视刑法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完美的。但辩证唯物主义启示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 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而刑法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它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实施, 保障了人权, 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但是它具有滞后性。但瑕不掩瑜, 比起朝令夕改和任意解释刑法, 一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刑法更能起到保障公民个体权利与自由的作用。

解释应在刑法条文的语言射程之内, 厘清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的界限。刑法解释的技巧有平义解释、宣言解释、限制解释、扩大解释、反对解释与补正解释。在运用以上的解释技巧时, 尤其要把握好扩大解释的限度, 禁止转化成类推解释。类推解释, 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 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5]扩大解释, 是指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 于是扩张字面含义, 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的解释技巧。[6]比较以上两个概念, 可以看出, 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超出了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的语言射程。扩大解释既能使具有相当性的犯罪行为得到处罚, 又能在法条的含义犯罪内。例如, 将重婚罪中的“结婚”解释为包含事实婚姻, 属于扩大解释;将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解释为包含通奸, 属于类推解释, 因为“同居”与“通奸”的区别在于是否共同生活。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提到过, 解释刑法时, 只要实现两个“做到”就可以了:一是做到不超出法条文含义, 二是符合法条目的, 也就是说, 刑法的解释应当是对刑法条文的“可能的含义”进行的解释, 而不能是超出“可能的含义”犯罪之外的造法行为。而“可能具有的含义”, 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 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 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超越“可能具有的含义”, 会打破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更破坏了刑法条文对国民行为的指引作用, 是不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原理的。通过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是国民能够预测的, 而通过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是国民不能预测的, 是国民在刑法的“价目表”中看不到的。前文提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是为了“防止国家恣意行使苛酷之刑罚权, 保障市民之权利与自由”的, 而类推解释延伸了国家的刑罚权, 限制了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因此理应为罪刑法定原则所抵制。

总之, 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都应当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在刑法活动中, 当合法性与合理性发生碰撞时, 要优先考虑合法性。罪刑法定原则允许扩大解释, 但是扩大解释要严格限制其范围, 不能成为带着扩大解释皮囊的类推解释。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12.

[2]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3.

[3]武良军.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之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 2014.

[4]王春业, 张忱子.论法官的依法裁判——兼论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官裁判的意义[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2 (4) .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