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价值

保护价值（精选十篇）

保护价值 篇1

一、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定义

高保护价值森林是指由于其具有很高的环境、社会、经济、生物多样性或景观价值而具有显著和关键重要性的森林, 并且已被判定拥有和需要维持或增强其高保护价值的森林。所有的森林都包含一定的环境和社会价值, 当森林的这些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或具有特殊的保护价值时, 这些森林就可以被定义为高保护价值森林

二、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判定标准

(一) 高保护价值1 (HCV1) 的判定标准。

1.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以及国家 (际) 重要湿地以及重要的保护地 (如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2.受威胁种和濒危种的重要生境。3.地方特有种的重要生境, 指某个地理区域特有的重要生境。地方特有种系指那些只出现在某个地理区域的物种。

(二) 高保护价值2 (HCV2) 的判定标准。

具有重要保护价值且集中连片的原始林、老龄林或顶级群落, 要求面积大 (大于1万公顷) 且分布连续。

(三) 高保护价值3 (HCV3) 的判定标准。

1.典型的地带性植被, 如原始的红松阔叶林。2.分布于特殊生境的植被类型, 如重要湿地内或周边的森林。3.珍稀、濒危或孑遗的群系。主要指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名录中的植物群系。4.为重要的保护物种提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

(四) 高保护价值4 (HCV4) 的判定标准。

1.对集水区非常重要的森林。2.对侵蚀控制非常重要的森林。3.作为破坏性火灾重要屏障的森林。4.具有特殊用途的森林。包括:母树林、国防林、实验林、农田防护林以及风景林。

(五) 高保护价值5 (HCV5) 的判定标准。

满足当地社区的基本需求 (如生存、健康) 的森林区域。那些当地社区从中获取必要燃料、食物、工具、饲料、药材以及建筑材料且没有其他替代来源的森林, 此类高保护价值的目的, 是保护为当地社区提供基本生计和安全保障的森林。还包括当地社区唯一水源地。

(六) 高保护价值6 (HCV6) 的判定标准。

自然与文化遗产地、风景名胜地、历史与革命遗址地的森林区域。

三、区域内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基本判定

(一) 天然紫杉保护区。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1,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寒葱河、黄松和青山林场 (所) , 总面积为11 850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1- (2) 受威胁种和濒危种的重要生境。

(二) 野生东北虎保护区。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1,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三岔河、暖泉河、园山、三节砬子、中股流林场 (所) , 总面积为11 850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1- (3) 地方特有种的重要生境。

(三) 天然、人工母树林。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4, 总面积为10 190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4- (4) 具有特殊用途的森林。其中:天然红松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三岔河林场3-5林班、万宝湾林场, 面积为980公顷;天然长白落叶松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暖泉河33-36林班、园山、中股流、三节砬子林场 (所) , 面积为8 050公顷;天然赤松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万宝湾林场, 面积为830公顷;天然柞树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寒葱河林场、双枒子经营所, 面积为100公顷;天然白桦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双桥子林场, 面积为20公顷;人工长白落叶松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二道岗子经营所, 面积为120公顷;人工红松母树林, 分布为绥阳林区的二道岗子经营所, 面积为90公顷。

(四) 野生刺五加保护区。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5, 总面积为36 775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当地社区从中获取必要燃料、食物、工具、饲料、药材以及建筑材料且没有其他替代来源的森林。

(五) 野生松茸保护区。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3, 总面积为5 670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3- (3) 珍稀、濒危或孑遗的群系 (主要指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名录中的植物群系) 。

(六) 小天桥森林公园。

保护价值级别为HCV6, 总面积为15 000公顷, 森林类型描述为6- (1) 自然与文化遗产地、风景名胜地、历史与革命遗址地的森林区域。

四、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保护措施

(一) 保护珍稀动植物。

根据法律、条例对区域内的珍稀动植物进行重点保护, 如:野生东北虎, 天然紫杉等, 建立保护区和禁伐区, 不安排任何生产作业, 维护好野生东北虎优良栖息地, 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特别要保护好对东北虎猎物采食有影响的结实树木, 及时清套, 严厉打击滥挖、乱采和滥捕行为的发生, 促进高保护价值森林内的珍贵树种、珍稀动物的健康生长和种群繁衍。

(二) 保护河流及水源地。

大小绥芬河两岸要退耕还林, 严禁倾倒采伐剩余物、杂物和垃圾。小绥芬河源头要禁止一切林木生产活动。

(三) 定期对高保护价值森林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及应用进展 篇2

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及应用进展

简要介绍了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形成的背景、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定义、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特点、高保护价值森林工具包,对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的应用领域、国内外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的应用状况进行了分析.

作 者：宋小双 王凤友  作者单位：宋小双(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黑龙江省森林保护研究所)

王凤友(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刊 名：防护林科技 英文刊名：PROTECTION FOR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2) 分类号：S718.5 关键词：高保护价值森林   森林认证   应用  

专利保护制度价值取向初探 篇3

【关键词】专利保护制度；价值取向；公权力介入；强化保护；利益平衡

专利权是一种私权，其即缺乏物权的物理边界，同时也不具有债权明晰的法律边界，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但它具有明确的“公共运用才具更大价值”的特殊属性，选择激励公用的财产权形式，才能使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获得比较健康和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所以，专利保护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和司法规则，应在公共政策制定和考量的范围之内。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整个国家在追赶现代创新经济过程中不得不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境况中不断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产物。从我国当今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战略高度角度来看，对专利权的保护其实是一种利益平衡的考量， [1]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国家专利保护制度最佳的平衡点是不同的。创新能力强的国家，专利强保护能够激励研发主体增强其创新能力，也能够充分保证专利权人的利益；创新能力弱和科技成果少的国家，专利弱保护能够有效促进初级工业的发展，但也会打击创新热情，限制科技发展，不是长远之计。专利保护制度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专利权人保护强度过大，则会导致技术垄断，不利于社会公众对创新成果的使用和分享以及市场竞争；如果对专利保护强度过弱，又会损害权利人创新积极性，抑制研发，抑制技术进步的节奏和减损技术成果的质量，动摇技术创新市场的根基和结构。如何实现本国科技创新利益平衡，既促进科技快速转化，也保障创新成果被公众充分利用，又保障权利人合法的利益预期，是制度建设追求的美好愿景。

一、公权力介入是专利保护制度的法经济属性的内在要求

（一）专利保护制度的经济分析

“专利（patent）”起源于拉丁文“litterae patentes”，为公开信之意，最开始是指授予和公开宣布特权的官方文件，后来被人们用于对发明的公开授权上。法理学家研究的结果是专利保护制度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当时为了鼓励厨师创新并确保厨师基于创新而从中受益，授予该创新厨师为期一年的对该烹饪技艺的垄断权。 [2]故“专利”天生即具有垄断和激励之意。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通过使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现获得有期限的专有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的进步”即是美国宪法对美国专利保护制度宗旨和目的的最好诠释。专利保护制度的激励成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和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推进器。专利法中存在诸多元素，其加强或消弱都将影响专利法的激励效果，故从激励理论的角度，专利权不是自然权利，而是功利主义的安排，适用的也是功利主义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3]。

知识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没有有形的外在，但有不可度量的高度差异化的本质和价值，它具有不可触及性、持久性、非损耗性，它可以通过与其他资产和物质的结合产生系列的物质价值和收益。个体对知识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故知识产品满足“非竞争性”的特性。知识产品无需付费的“溢出”，具有正外部性，它的复制与传播的边际成本相对于创造成本相当低，因此知识产品也具有“非排他性”。按照经济学通常的划分标准，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性的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即知识产品或专利具有公共性。但专利的产生不是公共手段的衍生，而是个体思想的创造，即专利又具有天生的私权属性。极端的强调专利的公共产品性将阻碍思想创新。综上，专利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就导致了在专利保护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既要赋予专利垄断利益的索取权，同时也要确保社会公众的分享权。所以，专利的授予是一种特殊产权的创造，迪吉克指出专利的特殊性在于临时性和强排他性。 [4]

国家不仅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合法物质利益，也有责任保护公民创新性的思想。“法律经济制度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制，通过对权力、义务、责任法律信息、法律程序的安排，可以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5]可见，不同的专利保护制度机制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种专利保护制度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该种机制是否能够最大限度节约社会成本，促进经济效益。如果这种专利保护制度机制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便是最合理、最高效的专利保护制度机制。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是这种专利保护制度机制设计应考量的核心因素。

交易成本是指人与人之间针对特定资源物进行交互性行动而产生的成本。帕累托效率优先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的资源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组织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物品和劳务的组合，那么，这个经济就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任何可能的生产的重组都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任何一个人的情况变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配置效率。帕累托最优有三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它假设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某人获利而他人受损则不是帕累托最优；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帕累托最优取决于个体的天分、家庭、受教育程度及遗产和财富等，市场经济承认因起点不同而带来的富裕程度的差异；三是假定人的幸福仅仅取决于他所享受的物质条件。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在进行交互式行动的成本为零时，不论如何对特定资源物进行何种初始配置，任何一种的自由交易总会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即如果产权被清晰的界定，并且所有的产权交易成本为零，则该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断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该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但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则应当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法律规则，这样才具有效率。即通过适当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权利人对权利交易的障碍。科斯做出了如下推论：当交易成本达到可以阻碍谈判和交易的足够高的程度是，资源的效用取决于产权的有效分配。

考特和尤伦在其《法和经济学》的著作中提出了影响交易成本的十个因素：产品和服务类型、不同产权、参与者数量、参与者有好程度、参与者熟悉程度、行为是否合理、交易快慢、偶然因素、监督成本高低和惩罚难易程度等。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因素无处不在，并且基于专利权的自利性，其所衍生的交易、侵权、政府规制和司法裁判行为不可能都符合帕累托效率。并且，如果必要要经过权利人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交易、行政政策、司法裁判，这将导致成本无限扩大，最终成为不可能，不符合效率的原则。

卡尔多1939年发表了《经济学福利命题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论文，提出市场价格的变动将会影响到个人的福利状况，但即使一部分利益受损，但只要从总体来看利益大于损失，则社会整体福利增加了，受损人从社会福利角度得到了补偿，即使这是一种虚拟、假设和宽泛化的补偿。希克斯针对这种虚拟、假设和宽泛化的补偿指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即使在短阶段个人利益受损，但长期来看，所有人的境遇都会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补偿。根据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如果一种资源配置的变化使一部分人情况变好而使一部分人的情况变坏，而变好的那部分获得的收益足够补偿变坏的那部分人的损失，则属于财富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

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变成了现实的帕累托效率；如果现实中交易成本为正，则无法成为帕累托改善。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一般采取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

只有当物品稀缺时，才具有社会价值，才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专利权利存在稀缺性。由于存在稀缺性，权利人才会在行使权利是考量如何使权利效用最大化，如何利用权利的稀缺性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波斯纳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当赋予最珍视它们的人。波斯纳定理建立在三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一是行为人的所有行动都是建立在一定法律框架内对成本—效率进行分析的结果，行为人对权利的估价是其交易进行的原动力；二是法律制度的运行会给权利人带来成本和收益，所以可以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来评价法律行为；三是财产权利边界清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制定使权利让渡成本较低的法律促使资源流向适用效率高者手中，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波斯纳认为普通法最显著的经济作用就是矫正外在性和减少交易成本，推进市场进程。波斯纳还认为“判断一个法律规则的效率，其正确的态度是向将来看----即这种规则是否可以产生让当事人在将来有效率作为的激励”。 [6]故专利权损害赔偿机制的目的在于预防潜在损害的发生，而不仅仅为了弥补权利人因侵权已经遭受的损失。

如何对专利权进行适当和科学的保护，法律经济学关于权利保护的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为衡量专利保护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角度。基于成本与效率这两个考量因素在专利保护制度机制设立中的核心地位，卡拉布雷西和梅拉梅德提出了著名的权利保护三种规则。一种是财产规则，即他人不得对权利人权利进行侵犯；第二种是责任规则，即无论权利人是否同意，他人可以通过补偿权利人取得该权利；第三种是不可剥夺规则，即权利禁止转让。财产规则是普世性规则，责任规则是降低交易成本时取代财产规则的更有效的规则，不可剥夺规则则是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规则。专利权是一种私权，具有自由处分的天然属性，不可能适用不可剥夺规则。专利权的交易成本和实现成本决定了如何选取采用责任规则或是财产规则。尽管很多学者认为采用财产规则就是对专利权实行强保护，采用责任规则就是对专利权实行弱保护，但实际并非如此：财产规则是公权力对专利权进行最直白的规定，即权利完全属于权利人，任何非许可适用即为侵权；而责任规则是公权力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即未经许可，也可使用，但需要补偿。从理论上说，正确选择对专利权的保护规则，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如果选择不适当的对专利权的保护规则的话，将延缓该国经济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从证伪的角度来看，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实行的弱保护，经济发展趋缓，八十年代之后趋向强保护，经济增速；但中国和日本尽管对专利实行较弱保护，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7]这说明，上述实证分析并不能找到经济发展与专利保护之间有效的规律。我们对美国、日本和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条规则：美国属于科技高度发展，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对核心科技的垄断程度和科技产能转化能力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即越强化保护专利权，经济增速越强；而日本和我国属于科技后发展国家，尽管日本的科技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日本也和中国一样经历了学习、模仿和赶超美国的发展之路，所以，对专利权的弱保护有利于后发展国家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发展还与各国科技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科技生产力转换的成熟度等函数有关，对专利权进行强弱保护只有和各国的创新能力、科技发展和产能转化水平综合进行变量分析时，这种分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但不管怎样，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衡量专利保护科学适当与否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向度。

生物学教授哈丁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为私有产权提供正当性的公地悲剧理论。他认为由于过度放牧的成本由整个社区承当而个人受益，则会导致过度放牧而毁掉牧场。所以应该建立牧场的私有产权而避免因过度使用而毁掉公共财产。

公地悲剧理论强化了专利权私权保护，随着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使得专利保护制度遭遇了“专利丛林”现象。 [8]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体具有完全理性，在进行选择时会遵循理性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决策。每个行为人都是自利的，都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9]为了达到自身权利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行为人在进行选择时必然会对比预期效用和所付成本之间的数量关系来选择可以达到预期最大利益及预期付出最小成本的选项，从而催生机会主义行为。专利权人为了获得最大私利，将竭尽所能将权利最大化，这无异于将智慧财富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完全私有化，通过机会主义行为，破坏诚信原则，推升专利交易成本，知识财富逆向流动，司法手段工具化，阻碍科技创新的传播，最终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

美国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曼根据排他权和使用权的结构分布，将财产权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地财产权，即多个权利人对某权利客体享有使用权，不享有排他权，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公共部分的财产权；二是个人财产权，即一个权利人对某个权利客体即享有使用权也享有排他权，如一般物所有权；三是多个权利人对某个客体享有排他权，但不享有使用权，如多个权利人分别对其权利客体享有个人财产权，但各个权利客体如果单独存在并不具有商业上的使用价值，只有组合在一起才具有商业上的使用价值。对于“客体的集合”，各个权利人享有排他权，但都不享有使用权，导致对“客体的集合”的使用不足。

面对公地悲剧理论所产生的困境，1998年，海勒和艾森伯格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他们认为，专利权的排他性产生了高交易成本，导致下游企业对上游专属的专利技术使用不足，使得智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运用，阻碍了思想的传播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反公地悲剧理论强调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公共财富或者力量抑制过高的专利权交易成本。

因此，专利的内在属性为公权力的介入专利保护制度提供了法经济学前提。

（二）公权力介入专利权保护的必然性

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道路可大致概括为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一类是內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源性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另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往往是“被惊醒”的，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追赶冲动，因此，也被称之为追赶型现代化。 [10]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典型的迟发外源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是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长和积累的结果，而是通过对来自埃布的挑战的领悟从外部引进的变迁过程。由于自身现代性因素的贫乏，现代化往往缺少民间力量的支持，而稳固的传统力量却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才有可能启动和成功。” [11]正如中国其他法律体系形成一样，中国专利法律制度恍如“一夜成型”“一步到位”。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威权政府的公共权力介入专利权的保护与救济在中国出现绝非偶然。

由前文通过“成本—效率模式”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分析可知，专利保护制度应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设计。尽管法律运用是在事后，但效率标准要求制定的法律必须起到事前引导预防的公用，即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引导行为人在行为前采取从社会最优的角度从事行动。公权力对专利权设置与分配进行适当的干预，能够激励权利人创新和实施，弥补公权无权现象的不足；同时对专利垄断行为进行惩罚和威慑，预防潜在的私权垄断行为的发生。TRIPS协议第7条也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证实了专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权力调控性，它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说明TRIPS协议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同时，对于专利的创新、转让和传播而言，已经具有了“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公共利益性，所以说，不存在没有公共利益目的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强化保护是我国国情的客观需要

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是各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政策性工具，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成为了衡量知识产权制度是否科学的参考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的定位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本国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阶段；二是本国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和属性；三是知识产权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基于创新和变革的方式不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不同的起源，一种是內源型的现代化，即由于社会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内部的创新和变革，因而又称内源型变迁，主要动力来自于内部，外力居于其次或者可以忽略；一种是外源型的现代化，主要是基于外来影响力而被惊醒，表现出强烈的追赶冲动或者外力驱动，因此也称之为追赶型现代化。 [12]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并且是迟发外源型现代化。迟发外源型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该国家内部现代化因子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结果，而是基于外来力量的挑战或者驱动而不得不从外部引进现代化变迁的过程。由于自身内部现代化因子的缺乏，因而现代化进程缺乏民间自发力量的支持，并且传统的力量往往会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此，只有通过国家力量主动地推动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才有可能开启并实现。 [13]故尽管知识产权是私权，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构建适宜的知识产权机制。

（一）专利保护制度分析与借鉴

1.美国专利保护制度的分析和借鉴。

隐私权保护价值分析 篇4

价值分析法是对作为客体的现象或事物与作为主体的人 (一定的阶级、阶层、群体与个人) 的价值关系, 即对特定客体内含的、应有的价值因素的认知和评价。在法学研究中运用价值分析法, 对法律现象进行认知和评价是十分必要且有重大意义的。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 分析法律为什么存在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价值分析的方法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法或者成文法范围, 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 不仅思考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还更多的关注法律的目的和价值。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重视, 在西方有着浓厚的理论积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基本价值入手, 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的问题;古罗马及中世纪时期, 自然法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启蒙运动时期, 洛克、孟德斯鸠等著名理论家在“自然法”的旗帜下, 弘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理念, 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价值分析的方法。

当我们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去透视法律制度时, 我们就会看到: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基于自身一定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体系。人与法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 人才制定了法并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因

性, 实现了计量基础的多元化。但基本准则第43条也明确提出, 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还是应当以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基础, 在采用其他会计计量基础时一定要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由此, 我们相信, 历史成本作为主导型的计量属性在我国仍然会继续持续一段时期, 因为新引入的计量属性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适用对象, 将它们作为辅助性的计量属性, 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使用, 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

□文/王新勃边立辉郑淞

而, 人既是法的实践主体, 又是法的价值主体。

二、隐私权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及展望

具有现代意义的隐私权概念源自100多年前两位美国学者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隐私权》一文, 使得隐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问题。

我国隐私权的发展起步比较晚, 但是隐私权保护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隐私观念的觉醒而不断发展的。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 第一次在“人身权”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性人格权, 诸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但是并没有规定隐私权。因此, 这一时期的隐私权保护在立法上仍是空白。随后, 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 对隐私保护观念不断强化, 实际的司法过程中相应的需求也在增加, 因此就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逐步地建立和发展了对隐私权的保护。这些司法解释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的名誉权进行保护来间接的保护个人的隐私权。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中, 隐私权正式被确认为“民事权利”而非“民事利益”, 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名誉权这样的权利。

事实上,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

(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永生.I ASB公允价值研究近期动态及启示[J].财务与会计, 2007.2.

[2]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J].会计研究,

[3]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应用[J].会计研究, 2006.

[4]杨玉祥.浅析公允价值计量在新会计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 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具有决定权。概括起来, 隐私权包括不让人知道的权利和公开权两方面的权利。隐私权有其自身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在:其一, 享有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隐私权可言, 这使隐私权区别于名誉权;其二, 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及相关利益, 其内容具有秘密性和真实性, 而且隐私一旦泄露, 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其三, 针对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认定上, 存在着诸多抗辩事由, 比如受害人的同意、知情权的需要等, 这些情形都阻却了侵犯隐私行为的违法性。

《侵权责任法》中的关于隐私权的普适性规定, 使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获得了质的突破, 并且已经开辟了广阔的独立发展道路。展望该制度的发展前景, 我国立法和司法在隐私权保护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和课题需要解决、需要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监控设备的广泛使用和高空摄影等, 又给这一新课题带来了新的挑战, 更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关注科学技术, 进一步深

准则中的应用[J].经济师, 2007.10.

[5]王丽杰.关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相关问题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6]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7]王学军.现值计量属性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J].中国农业会计, 2006.5.

[8]葛家澍, 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会计研究, 2006.

[9]伍刚.公允价值计量的新视角[J].财会月刊 (会计) , 2006.

入研究隐私权保护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宏观背景下的保护领域、保护方式及隐私合理适用与限制等问题。目前, 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仍处于建构阶段, 对隐私权重在保护而非限制。实际上, 当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架构基本完成的时候, 立法及司法的视角应当同时关注隐私作为信息的范畴同样存在合理使用和适当限制的问题。尤其是公众人物在隐私信息的合理披露和隐私权适当限制方面以及公共场所的隐私权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调研和司法的探索。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限制的问题也有待我国隐私权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来解决。

三、对隐私权的价值分析

对隐私权的价值分析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隐私权的基本构成要件, 隐私权的范围以及对隐私权侵犯的归责原则。

(一) 隐私权的基本构成要件。

凡是一切不愿被他人知悉而且又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有关个人生活的一切事实均属隐私的范畴。作为一项权利, 它是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某项权能和利益, 表现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作为和义务主体的消极不作为, 即隐私权的主体对隐私事实具有隐而不宣的权利和予以公开的权利。隐私权作为一项绝对权, 他人应承担不作为的义务, 不得窥视, 不得公开, 更不得刊登、评论他人的隐私事实, 即使出于善意亦须征得本人同意。1、隐私首先是一种事实, 而这种事实带有主观性。作为个人隐私可能是客观的既定的现存的事实, 也可能是曾经存在过, 但已经消亡的事实, 还可能是一种臆想, 一种不存在或不曾存在的东西。至于这种事实是否重要, 是否应当归之于个人隐私的范围, 不受他人评价和公共准则的制约。可以说, 某种事实是否为重要事实, 完全取决于权利主体的主观认识和理解。也许, 在他人看来, 某一事实无足轻重, 但只要当事人认为重要, 不愿公开或值得珍视就已经足够了;2、隐私是一种私生活事实。人们不愿意公开的、可称为秘密的情形比比皆是, 但个人隐私只指私生活的领域。私生活是与公共生活相对而存在的一个概念, 是社会个体自主选择、自主决定、自主行为、自我负责的生活状态, 是个人自治、自律的领域或者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相反, 集体、公共生活中的秘密, 诸如经济、国防、政治等情报都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3、隐私是一种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实。作为隐私, 可能是个人生理上的缺陷, 可能是值得珍视的一段情感, 但作为隐私的更大部分的内容却是与前述二者无直接的关联。也许, 它既不是缺陷也不是情感, 甚至包括个人的优点, 只要个体不愿被公众所知悉, 就是个人的隐私。隐私以个人的心理、情感为归依。个体的态度在何者为隐私的问题上是关键的。因为隐私是个人生活保持宁静、不受侵扰所必需的, 也是文明社会个人自治的基本前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不想被他人所知的东西。这种东西所关涉的领域、层面、数量因个体的背景、文化、性格、情趣、性别、国度、环境、时期等而不同。隐私是一个变量, 只能具体而非一般地去理解。例如, 年龄、住址、姓名、电话等只要当事人不愿公开都可以成为隐私的内容;4、当然, 隐私须受到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制约。人是个体的, 又是社会的。社会尊重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 个人应受道德与法律的规制。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相对的, 从来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权利。

上述四方面构成隐私的基本要件, 而这些要件决定了隐私所涵涉领域的极其广泛性。身体、健康、婚姻、家庭、经济收入、个人癖好、经历、情感、女性的年龄等都可成为隐私的内容。

(二) 隐私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权利是市场制度的核心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也是权利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体制, 有其本身所需要的基本文化氛围。市场经济将市场机制配置于分配一切社会资源的关键地位, 清晰的产权观念、平等的法律地位、自愿的交易原则、自负盈亏的责任方式, 都在承认与保护着法律关系参与者的独立地位, 强化着主体意识与权利观念。市场经济与对他人事物的无端干涉是格格不入的, 在遵守公共道德与国家法律的原则下, 没有法定的事由任何人不得侵入他人的私人领域, 或者对他人的事物指手画脚。相反, 宜有一种基本的平和、宽容、谨持与操守, 因为市场厘定了自我与他者的严格界限。市场主体独立人格的确立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要求, 它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依归。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程的加快, 良好的法制环境的形成, 公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成为自觉, 法律意识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将普遍得到增强。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 哪些是他人的个人空间, 哪些是自己的权利范围。人们将会愈来愈宽容, 心态亦会愈来愈平和与开放。应该说, 隐私范围的扩大, 隐私权的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个人的隐私, 但对隐私的真正保护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真正的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 市民法的基本理念乃是私权神圣、身份平等和意思自治。市民社会之自治、自律、自己责任的基本理念肯定了法律关系主体自主、自由活动的空间。所谓自由就是不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自由的真谛是赋予每个人尽可能多的价值。它强调的是自立自主, 合作宽容, 不干涉他人事物。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市民社会理念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我国法律也确立了权利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公共利益等项原则, 对个人的隐私权作了充分的法律规定, 并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 (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的) 。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7条第2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100条、101条、102条再次具体地肯定了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不受侵犯;现行刑法则在第四章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制裁;《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明确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另外, 有关的司法解释和行业规章, 诸如《执业医师法》等对隐私的保护都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关于隐私的法律保护, 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 姚建宗.略论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析方法.

[2]张新宝.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3]姚俊廷.隐私权的法理学思考.

[4]范亚东.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

保护价值 篇5

—以山西省佛头寺保护规划为例

■ 褚奕爽

《文物保护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文化遗产得到更有效的保护。通过对文物保护单位细致的实地调研以及对其历史资料的全面搜集、科学考证，准确地把握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价值和衍生价值，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出全面准确的保护规划，以达到保护文物，有效地传播文物的价值，使文物能可持续地利用下去。

一、佛头寺概况

佛头寺位于山西省平顺县阳高乡车当村中，因背靠佛爷垴而得名。寺原有两进院，有山门、大殿、三教殿等建筑。现山门、三教殿已毁，仅存大殿一座，为宋代建筑。

现存大殿平面近似方形，坐北面南，三开间，通面阔12.1米；进深四间，通进深10.8米，单檐歇山顶，筒板瓦屋面，琉璃正脊，吻兽部分残缺。铺作设于前后檐柱头和补间，两山面仅设柱头铺作，斗拱五铺作，华拱呈下昂式，昂下部“文革”期间被锯，前后檐次间铺作同柱头铺作，当心间补间为华拱两侧各出斜拱一缝。梁架为四架椽屋三椽栿对后搭牵通檐用三柱，山面用五柱，柱侧脚、升起显著。虽经历代重修，但斗拱、梁架结构、木装修仍保持宋代遗构。

二、价值评价

（一）本体价值

文物保护单位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为它代表或体现了一种文明的源泉。人们了解文物保护单位、认识其价值自然是从认识文物保护单位本身开始的，从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身所携带的原始信号可以考证出各种历史信息、历史上人们的审美艺术观以及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这些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显现是文物保护单位本质的属性是固有的。

1.历史价值。佛头寺创建年代不详，但从现存大殿的一些特征可以推断出佛头寺属北宋年间的寺庙。据考证，梁架虽然有元代修葺过的痕迹，但较完整地保留了宋代手法。清代曾对佛头寺现存大殿进行维修，立有《重修佛头寺三教殿记》碑。由此可见，该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2.艺术价值。原有两进院，现仅存宋代佛殿一座，坐北面南，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平面近方形，呈现早期建筑平面布局形制，是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单檐九脊顶，建筑造型优美，外檐斗栱、内部梁架结构较完整地保留了晋东南地区北宋时期的建筑手法，是一处建筑形制较为独特的宋代建筑。斗栱完整保留了宋式做法，柱生起、侧脚显著，是研究包括《营造法式》等内容在内的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珍贵资料。

3.科学价值。佛头寺历经数载风雨，经过数次地震而屹立，其形制和结构的特殊性为研究宋代建筑提供了实物标本。古人根据当地的山型走势，巧妙地规划出佛头寺的布局，使村内所有人能在不同位置欣赏佛头寺，从而也证明佛头寺在当地村民中的地位很高。这是我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艺术和当时所掌握的丰富的地理和物理等科学知识的产物。

总而言之，对所有文化遗产来说，本体价值是核心、是灵魂，基于这种价值的保存是具有绝对性的。文物保护单位被烙上的时代印记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生态状况和社会时代信息，包含着特有的丰富的文化符号，给后人展现出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

以及人们的创造能力。

（二）衍生价值

人们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认知在不断深化，挖掘文物价值的过程也在不断深人，其作为文化遗产这种特殊的资源，在社会领域发挥着精神熏陶、宣传教育、文化生态、文化产业等功能，并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经济效益。功能的使用产生了价值，在社会领域，文物保护单位发挥了它的有效作用，产生了社会和经济效益，体现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二者都是文物保护单位自身价值的派生产物，表现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衍生价值。

1.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包括文化所处环境中当代社会的相互作用并在建立社会和文化认知上发挥着作用。车当村是在太行山分支上依山发展的村落，佛头寺所在位置又是车当村村域中相对其他建筑海拔比较高的位置上，从村内任意位置都可以欣赏到佛头寺的景观，这样的布局可以反映出佛头寺在当地村民心中存有很高的位置。文物保护单位凝聚着所在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是所属区域发展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

2.经济价值。车当村进行了新农村规划，对于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以保守的保护为目的，而是把旅游业引入到保护的范畴之中，村内已计划开展“以佛头寺为中心，连并村内其他四处文化遗产为主线”的民俗旅游。这种行为就文化遗产而言，可理解为由文化遗产本身或保护行为而产生的价值，也就是经济价值。在佛头寺的保护规划中，认清佛头寺的价值，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以保护为目的，合理利用其价值，才是佛头寺永于世事的策略。

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主导力量，而经济价值则是派生出来的。经济价值源于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体现必须以承认其本体价值为前提。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社会价值，实现它的本体价值是最终目的。

三、价值评价对保护规划的影响

（一）价值对保护规划的影响

佛头寺因其位置在村中的特殊性而得名，选址上顺应了佛头寺所处山地的地域条件，区别于同时期其它寺庙建筑大多都建于平坦的区域，体现了高超的科学价值，因此，做好佛头寺的保护规划必须首先认识其价值。根据现有的地域状况和文物保护单位地面遗址的现存状况，结合调查研究的证实，准确认识到佛头寺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寺庙本身，还涉及到佛头寺周边的山地环境。所以，在保护规划中必须要做好周边山地的护坡。

（二）价值对规划原则和策略的影响

规划需要保护的对象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规划原则。规划原则的制定与保护对象是相辅相成的，也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价值紧密联系。明确规划对象的本体价值和保护要点，就能够制定合理的规划原则和有针对性的保护规划策略，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全面保护。平顺佛头寺保护总体规划的保护对象包括：佛头寺文物本体与环境、可移动文物/文献及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车当村现存历史建筑及其环境。它们在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的重要价值决定了佛头寺保护规划的原则：“切实有效地保护佛头寺正殿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延续性；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文物保护和当地文化发展的有机结合，提高保护规划的可操作性与长效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文物的可持续保护。”

（三）价值对保护区域划分的影响

保护区域的划分是在对保护对象本体价值评估的基础上依据保护原则、规划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划定的具有不同保护和管理措施的保护范围。价值认定清晰、价值认识程度的足够深入，保护范围的划定就能更具有研究的科学性、管理的合理性和保护措施的针对性。

保护范围的划定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既能确保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又体现了文物本身的价值。佛头寺的保护范围包括了现存大殿遗址

内的所有构成要素，体现了佛头寺历史风貌格局的演变，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文物保护单位本体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

保护范围的划定是以佛头寺现存大殿为核心，损毁建筑的基地遗址所携带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信息所体现出的价值也是佛头寺文物保护的一部分，而由它和现存大殿共同构成的佛头寺寺院的空间格局也需要保护和维护，因此也要划在保护范围内。佛头寺东侧靠近山体，为防止外界因素对佛头寺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属于保护范围的一部分。

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主要是为佛头寺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背景。通过对此区域内的建筑类型、景观类型、视觉类型等加以控制，协调佛头寺周围的环境，为佛头寺文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奠定基础。

（四）价值对管理规定的影响

管理规定的制定是要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文物保护单位的衍生价值，实现保护规划的原则，达到保护规划的最终目的，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

佛头寺保护范围内的管理规定“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平顺佛头寺及其环境安全性、完整性的活动；不得进行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之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文物保护相关工作需要进行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在充分保障文物安全性的前提下，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应拆除危害文物安全和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

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规定相应地加强了历史环境风貌协调、生态建设、村庄控制与协调发展等内容。

（五）价值对保护和利用的影响

保护和利用本身既是矛盾对立的，又是一个统一体。其本质就是文物保护单位价值中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体现，通常贯穿于保护和利用的全过程。非经济价值指的是一切价值的根本，是保护的对象。保护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但保护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它的衍生价值。在衍生价值得到展现的同时，它的经济价值才能更好的体现，而经济价值又是现阶段文物保护单位的物质保证。

佛头寺保护规划以保护佛头寺现存大殿为根本立足点，以发掘其社会效益，做到以研究为基础，弘扬民族文化，发挥其教育价值，展现晋南民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同时规划实现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文物保护事业关键阶段，正确认识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相协调，使得其价值真实、准确、完整地展现给后人，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

浅析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正义价值 篇6

关键词：少数人 正义 善良违法 宽容

美国黑人为争取自身地位，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其中以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最为典型，由此而生的“肯定性行动”（Affirm Active Action，意译“特殊照顾政策”①）也由联邦政府加以颁布推行，来平衡黑人、少数族裔同白人的利益。以此为背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相应的制定了照顾少数族裔的录取制度，却不料被这个照顾政策而挡在门外的白人考生贝基，凭借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法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在美国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以及其所居住州的居民，任何州都不能制定或执行任何削弱美国公民权利或豁免权的法律。”②认为该学校的特殊录取制度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将该案逐步推向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多名法官围绕着“給予少数族裔特殊保护的政策是否合法合理和是否该录取贝基”的问题争执不休。自从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7条特别规定了少数人权利的条款，有关少数人的概念及其在各国社会中的地位才又成为国际法上关注的重要问题，③；但另一方面，以贝基为例的美国白人，却认为该种保护少数人的措施，触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是指历史上的弱势群体的成员，如有色人种、妇女等，得到相对优惠的待遇，而以历史上的强势群体的成员，如白人、男子等的利益为代价）。

我们知道，正义是法的最底线。而不同时代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的。也许，在原始社会中，完全的平分原则就是一种正义的表现；而在少数人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现今，完全的平分原则不仅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的均分，而从某方面来说，可能还正是因为这种完全的平分才真正导致了现今的不正义。所以，要实现正义，分配的天平应该适当的为少数人倾斜。

一、适当地保护少数人是正义的必然要求

反对的大法官认为权利应当“平均”的分配给每个人，贝基应该被录取。但拿出的法律依据却是1964年《民权法》第6款。但作为黑人运动产物之一的《民权法》本来是本着保护少数人而生的，最后却被用来保护多数人，这种滑稽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这种结论有着不当之处。但赞成的大法官认为少数人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特殊保护是应当肯定的，所以采取了不录取贝基的态度。双方的争议，各有理由，于是才有了最后“和稀泥”的判决。

但这种看似“似是而非”的判决却是一种极好的解决途径，利益的平衡，使双方当事人达到了一种双赢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保护少数人，如果威胁到了多数人的利益，超过了这个必要限度，就是一种逆向歧视；相应的，多数人的稳定，是一国的政治需要，但不能因为这种稳定而置少数人利益于不顾。罗尔斯曾在其《正义论》中，将正义设定为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也即，罗尔斯把正义理解为一种“公平”，由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正义的两原则”，从两方面阐释了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正义（公平）：

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④这一原则要求我们把一个社会整体的权利义务做一个总的划分，尽量维持一种“均衡”状态，这一原则，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二原则上，社会出现的暂时的不公，就需要第二个原则优先来调节：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⑤该原则即强调对少数人的照顾是必要的。就该案来看，加州大学制定定额给予少数人照顾，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业已存在的不公所造成的不正义。

所以，加州大学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最后的判决即使判决录取了贝基，也没有把该政策否定掉，因为为了实现正义，给予少数人特殊保护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我们理智的反过来看，该制度是否超过了必要“界限”，不经意地导致了逆向歧视？我们不得不说加州大学没有好好的平衡这个“天平”。

二、在少数人善良违法中寻求多数人的宽容

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中，对“善良违反”进行了充分的解析。他认为：善良违法是一些人“对一些极严肃的道德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有时这些分歧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具有鲜明正义感的独立的人们便把它以某个方式表现了出来”。是出于一种“正义”感的号召，是在于寻求一种社会的平等与适宜。这也正如德沃金所说，“他们接受政府和政治社会的根本合法性；他们与其说要挑战不如说要履行其作为公民的义务”⑥。

而“多数人的宽容”，是针对少数人“善良违法”而提出的，基于善良违法的正义性，多数人的宽容即为必要的。一个社会是否有着真正的正义，并不是多数人的话语权，而是要由少数人所接受的权利与其义务的平衡性来衡量的，如果他们是基于权利义务的不平衡，而善良违反，那么他们就是合理的，这时，多数人就应该对他们的善良违法保持宽容，这种宽容并不是一种“给予”、一种“慷慨”，而是多数人应有的义务。

也许，这是我们在解决少数人和多数人问题中所期待的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如果少数人在出于善良违法的“口号”下，使得“善意结果”予以扩充，从而危害到了多数人的利益。这时，就不能说此举为完全的善意违法，因为它已经触碰到了另一个群体的利益，超过的部分也必须纠正，因为多数人的宽容不能换来少数人无止境的“侵犯”，其实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在肯定多数人权利值得特殊保护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出了，其实多数人的宽容也会是有限度的，在善良违法和宽容之中，寻求一种连接点才是最重要的，使少数人权利得到特殊保护，又不会让多数人觉得不公。就罗尔斯正义两原则来考量，笔者认为，保护少数人主要依靠的是第二原则，以该原则为指导制定出的制度，不仅要符合该原则，还应该为促进实现第一原则为最终目，这才会是一个良好的制度。

参考文献：

[1]德沃金.原则问题[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2]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3]陈伟.美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最高人民法院.2006.10

[4]朱景文.法理学关键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

[5]郑玉敏.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对待的权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

[6]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

[7]都市快报.2010.10

注释：

①陈伟：《美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6年10月，58页.

②《都市快报》，2010年10月22日.

③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3页

④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12页.

⑤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12页.

⑥德沃金：《原则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135页.

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和措施 篇7

一、民间美术文化价值

在视觉角度产生的图式中,民间美术与西方美术形式有所不同,其依据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无限想象,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与经验的思维意识,以现代角度看,可以称之为一种“图式”。图式实际上是指图形或图像能在人类思维中对应的一种影响关联,从根本上讲,它属于视觉范式领域,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视觉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而人类思维模式中都会有一种固定的图示信息。

从视觉角度呈现的技术文化民间美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性,是因为其将物质、自然以及工艺完美结合,在我国的《考工记》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民间美术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所用材料的审美意境。民间美术作品普遍以质朴粗犷为主,善于运用材料的天然特点,不仅将材料本身的美感细加雕琢,还能够体现出工艺的巧妙与流畅。工艺与材料的完美结合也是民间艺术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和谐关系。其二,所用工艺的巧夺天工。事实上,民间美术是手工业与技术。而民间美术由于材料、工具、知识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对其作品的细节并不多加修饰,但正是因为这点,才更将大巧若拙的哲学意境表现了出来。其三,所用技艺的相互融合。在我国古代,“技”与“艺”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技术指的是创作过程中的手段与方法,艺术界,需将两种形式充分结合,达到“技融于艺,艺融于技”的境界。

二、民间美术文化传承

民间最古老的传承方式是运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对艺术与文化进行直接传承。很多拥有熟练技能的工匠文化程度偏低,无法运用文字对技术迸行记录,因此,只能通过口述与示范的方式进行传授。这也是长期以来工匠的主要传承手段,虽然与文字相比保留得不够准确与完整,但能够使传承者更直观地认识到传承的魅力。很多民间技艺领域内部都流传着记忆口诀,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已经成为民间美术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法则。与其他传承方式相比,口诀以其简练、清晰、上口等特点,在传承过程中更具优势,也是传播民间文化的主要方式。

文化遗产存在于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者要熟悉遗产周边的环境、景观风貌,在进行文化还原时,其完整性不仅表现在遗产的外部形象,还要倾向于人文环境等诸多性,为对文化遗产景观风貌进行保护以还原文化脉络与精神传统积累更多的宝贵经验。建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评估制度和监测体系、加强非遗保护与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改进、鼓励非遗衍生品的开发,拓展与丰富非遗的主题及表现形式、支持举办多种形式的展示活动、开展大规模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成果的利用和传播、强调非遗环境和生态的整体保护、让非遗在当地得到公共传承和生存空间。

摘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人们对其某个层面或多个层面的价值予以重视并进行行为展示、保留其价值的过程。从某种层面上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其“信息”的保护。信息是指存在本身的全部属性和总和,这些属性包括事物存在的形式、形态、结构、性质等等,是事物所具有的一切性质。

昆明近代建筑的价值与保护利用 篇8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历史忠实的见证。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一个失去历史遗存和记忆的城市,是一个失去传统文化根基的民族,是一个肤浅的民族。”历史文化除了史记(文字记载),最有表现力、最为生动的证据是历史的实物遗存及其历史环境,因此对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成为城市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一环。昆明近代建筑的发展反映了昆明近代城市历史的进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条件,昆明近代建筑体现了较高的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的价值评价成为昆明近代建筑保护研究和利用的前提条件。

一、昆明近代建筑的发展

近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对昆明近代建筑而言,主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来自本地“内部”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回民起义后的恢复重建;2.来自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欧洲复古主义建筑思潮在昆明的传播;3.作为抗日后方重镇的建设,主要体现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发展。

(一)第一阶段

1856——1869年,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许多古城、古建和民房纷纷毁于战火,带来了昆明城市大规模的战后恢复重建,这是昆明近代建筑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恢复重建的大多数建筑仍然遵循着旧的规制,但是在昆明主城区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少量西式教堂建筑,如1876年建立的平政街天主教堂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与法国的殖民地越南、英国的殖民地缅甸接壤的云南与外界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也被打破,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事业,一些近代工商业建筑在昆明诞生。如1872年昆明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官办的云南机器局的出现等。这一时段开始了昆明近代建筑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外部来说,这一时期昆明的建筑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西方建筑文化的直接冲击强度较小,但是为以后昆明近代建筑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二)第二阶段

1899年和1902年法、英两国在昆明分别建立领事馆,行使所谓领事裁判权,加紧了入侵云南的步伐。自1905年起,昆明被迫作为自辟商埠开放,并划定商埠界址,后被法国人控制,开始了真正大规模殖民式建筑及其他近代西式建筑修建的步伐。

1910年,滇越铁路的开通为引进西方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创造了条件,通过滇越铁路的修建和铁路沿线建筑的修建实践,法国式的洋化思想传入昆明和铁路沿线地区,新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引入后,“风气大开,屋宇多取西式”。

这一时期的建筑是欧洲复古主义建筑思潮在昆明的体现,采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在外形上具有典型的西洋风格,是昆明城市的一道景观,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有代表性的建筑是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的会泽院,为法式建筑,是昆明率先模仿西洋风格的典范。同时塘子巷、巡津街、正义路及华山西路一带出现许多西式或中西合璧式建筑,西式餐厅、咖啡馆等西式建筑逐渐盛行,昆明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三)第三阶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内地的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向抗日后方昆明转移,导致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出现了昆明大兴土木的现象。主要来自京沪一些优秀的建筑师、工程师、高级技工等带来先进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于是昆明出现了一个规模大、范围广、设计与施工水平高的建设高潮,这在近代昆明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时期建成的重要新建筑除少数几例外,基本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1937年至1945年是昆明建筑业的辉煌发展时期,留下许多在昆明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建筑。如昆明大戏院、南屏电影院、人民胜利堂、卢汉公馆、龙云故居“乾楼”等,数量众多。

这一时期的建筑集合了当时先进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先进的建筑材料,同时也出现了众多名人故居、革命据点,见证了当时先进科技的引入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历史价值。

二、昆明近代建筑价值评价

近代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是建立在对近代建筑的科学认识与价值评估基础之上的,通过对近代建筑相对价值的判断,将其进行有效的分类和研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保护定位,这是实现对近代建筑保护和利用的前提。本文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关

于历史建筑价值评估部分的要求为基础,结合昆明近代建筑特点的具体情况提出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三方面的价值评价准则。

(一)近代建筑的科技价值

所谓科技价值,指建筑在结构、用材和施工等方面的科学成就,以及以建筑形式反应出来的历史上的科技成果和科技水平。它满足了科技史以及建筑师的科学研究的需要。近代许多新的建筑结构形式和建筑类型打破了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昆明近代建筑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在新建筑类型、新建筑材料、新建筑工艺和技术的运用方面。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近代建筑业的繁荣,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昆明近代出现的新建筑类型主要包括教会建筑、商埠(租界)建筑、铁路沿线站房建筑、商业和金融建筑、旅馆和会馆建筑、工业建筑、科教文建筑、行政办公和会堂建筑、医院建筑等。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略后方的转移,昆明有近代工业厂房、仓库、邮电局,有为商业服务的百货商店,有旅馆饭店、影剧院,还有居住大院和住宅区等,各种新型建筑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众多新的建筑类型在昆明市的出现标志着科技的普及、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近代传入昆明的新建筑材料包括钢材、水泥、玻璃等,新材料的出现满足了新的结构技术的需求,出现了大空间的桁架式木结构、砖石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新型结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施工方法,构成了近代建筑发展的基础。

昆明近代建筑具有科技价值的典型建筑物众多,如:

1937年建成的南屏电影院(南屏大戏院),采用砖石结构,大胆运用当时的新技术和新设计手法。平面采用非对称设计手法,二层回廊设置观众休息厅,临街一侧设置配楼和出口门厅,并配置弧形玻璃窗,门厅采用两层通高的空间,围以一圈跑马廊,是一座具有较高设计水平和施工标准的新型电影院,也是当时最为现代化的影剧院。

1945年前后昆明兴建的一座以大礼堂为主、兼具多功能的大型公共建筑抗战胜利堂,在结构上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大空间桁架结构,大厅部分为钢筋混凝土的大空间结构,其他部分为砖混结构,是当时新结构的典范,在建筑材料上运用传统材料与新材料相结合的手法,坚固实用,是当时昆明最高规格的大会堂,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二)近代建筑的历史价值

所谓历史价值,是指一些建筑以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实事为基础,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体现在建筑上的凝固而连续的时间观。城市厚重的历史感不在新的现代建筑而在于新旧建筑的共生。近代的昆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近代史上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的时代背景,出现了很多或与著名的历史事件有关,或与著名的历史人物、党派有关,或者代表了近代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工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或本身就是历史的纪念碑的建筑。具有历史价值的典型建筑物众多,如:

位于今翠湖西畔的陆军讲武堂,为明初沐英练兵旧地,清末革命党人李根源择此建军校,在讲武堂中革命党人向学员宣传民主思想,传阅革命书刊,倡导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使讲武堂成为当时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革命军的摇篮,培养了后来“重九”起义、护国起义和护法战争中的骨干军事人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位于五华山水晶宫红花巷4号和小梅园3号的朱德旧居,由于其与特定的历史人物朱德有关,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红花巷4号原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马标的私人房产,1921年至1922年转让给云南省会警察厅厅长朱德居住。小梅园巷3号为朱德亲自布局设计的带花园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的两层花园楼房,提名“洁园”。当时朱德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洁园潜心研读革命书籍,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52年整修之后为幼儿园之用。1995年5月,昆明市五华区委决定把朱德旧居作为五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在其中开辟了“朱德故居陈列室”。1999年9月6日,“朱德旧居”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近代建筑的艺术价值

当近代建筑的造型、形式与某一风格流派相吻合,反映了地域的或时代的艺术特征,或者能够满足感官舒适的要求,则认为该建筑具有艺术价值。影响艺术价值高低相关的因素包括建筑风格:是否是著名的、惟一的或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设计水平:建筑设计布局、构图、工艺和细部特色;建筑规模:建筑现存组群的规模及完整程度;装修:装饰装修、施工技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昆明工商业日趋兴盛,各类建筑渐趋增多,铁路车站、教堂以及一些官署、私宅和公共房屋等都呈洋式建筑。法国文艺复兴式晚期建筑、古典复兴式、哥特复兴式、“摩登”式、中国古代建筑的更新等建筑风格相继在昆明亮相,丰富了昆明城市的建筑景观,活跃了城市形象,形成了传统建筑、西方建筑、中西合璧式建筑多元并存的局面。昆明近代建筑中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如:

1924年建成的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的会泽楼,整座楼由雄伟壮观的主楼和95级青石台阶组成,主楼正面由四根希腊多立克式圆柱支撑一个平台,整体建筑由砖石建成,全院墙有上下隔层窗框,四周均用石条镶砌,独具特色,是昆明较早的大型西式建筑之一。

昆明市委3号楼(盘龙阁、李培天府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建筑正处于“传统复兴建筑”风行时期。在“中国式”处理上,大体有三种设计模式:一种是仿古做法的“宫殿式”;一种是折中做法的“混合式”;另外一种是新潮做法的“以装饰为特征的现代式”。而该建筑整体风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既有欧式建筑格调,又有代表传统“中国固有形式”的古建风貌。粗犷的毛石室外立面和精细的室内欧式装饰形成了鲜明对照。该建筑已突破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和整体轮廓,建筑不拘泥于台基、屋身、屋顶的三段式构成。建筑形体由功能空间确定,墙面已经摆脱了檐柱额枋的构架式立面构图,取而代之的是以石墙承重的新式门窗组合,屋顶仍保持大屋顶的组合,不过已有较大变化。端头屋顶处理是根据建筑多边形转角,采用了亭榭屋顶三坡的做法,并且在中部大屋顶后坡加入了欧式的老虎窗,使得原本沉闷的歇山大屋顶增添了几分轻盈和灵动。

在昆明近代历史中,府邸别墅多为西欧样式,像李培天这样的府邸主体风格虽为折中的“混合式”,但中式建筑风格尤为突出的建筑现存的并不多见,并且盘龙阁建筑保存较完整,能够很明确地反应出时代特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昆明近代建筑的保护利用思路

近代百年已成为历史,但对这时期有纪念意义和对城市风貌有重要影响的建筑,应当进行保护、更新、再利用。昆明近代建筑遗存数量众多,对它们全部加以保护是不必要的,需要先对其价值做鉴别,在鉴定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和保存名单。对于有保存、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按照科技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分类圈定,在调查中应根据其现实情况,确定可能的处理方式。

对于一切被确认为保存和保护的建筑,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一)城市规划部门应划定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建立相应的档案资料,档案中应包括:1.建造年代、地点、历史背景;2.有关图纸和照片,如用地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等;3.科技、历史、艺术价值分析资料和有关专家鉴定意见;4.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及其对邻近新建建筑的要求等。

(二)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尤其是历史文物类建筑应主要采用维护、加固的方法,定期检查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及时清除隐患,避免破坏的发生。

(三)对于科技价值比较高的建筑,不得变动原有建筑的结构体系,保留其反映当时先进材料、施工技术的部分,建筑内部在保持原有结构体系的前提下根据使用功能的需求允许做适当的调整。

(四)对于艺术价值比较高的建筑,不得变动建筑原有的外貌,以恢复和保持原有建筑风貌为主,适当更新设备和家具,精心考证已损坏部位原来的材料、色彩和装饰物的图样,注意新增的元素及设备不能损害原有建筑形象。对于其中由于功能要求需要改建的建筑可采取保护其立面及外形、仅仅改变其内部结构及空间的方式,以适应新的使用需求,使之具有活力。

(五)对历史价值比较高的建筑在保持原有建筑整体性和风格特点的前提下,允许对建筑内部作适当的变动,可充分利用其经济物质价值。对其中无建筑造型特色的,可根据改造后的使用用途重新设计改造,注入新的生命,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从而让其周围的环境复苏。

对中西方建筑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昆明近代建筑的保护和利用的方法归结为以下两点,对不同的建筑应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的情况区别对待。一、对于特定功能、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近代建筑,特别是文物类建筑应以维护、加固、修复为主,以延续其历史、艺术价值为主要目的;二、对于一般有价值的近代建筑的保护利用则应灵活一些,以充分挖掘其使用价值为主,重在延续近代历史文化的氛围,使其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从而调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在不破坏其历史真实性、保留其具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可以对建筑整体或局部做适当的改、扩建,以适应新的功能要求。对于近代建筑而言,应根据其具有的不同价值采用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

对于近代建筑的保护利用既应重视建筑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注重近代建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协调配合,又要维持其科技、历史、艺术价值。

四、结语

近代是昆明城市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昆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陆续引进国内和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运用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学会了新建筑的设计原理、新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新材料的制作工艺,掌握了近代先进的施工技术,在这一阶段昆明建筑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具有很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对于近代建筑的保护利用是延续昆明城市历史文化的主要方面。

采用的保护方法不能僵化单一,除了保存部分或整体的史实性之外,还要替旧的建筑注入新的活力,使得建筑本身和周围的环境与人们共享历史建筑的新生。同时保护工作还要与现行有关法规相衔接,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建筑保护法规。另外还必须开展广泛的宣传,提供详尽信息,让公众共同参与,继承城市文化的精华,使全社会形成共识。

参考文献

[1]．蒋高宸张复合村松伸伊藤聪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昆明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2]．刘学主编．春城昆明．历史现代未来．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3]．华峰何俊萍．近代建筑文化生长的多元复合土壤——昆明近代建筑研究．华中建筑．2000/4

[4]．杨健．西方建筑思潮对昆明近现代建筑的影响(1899- 1999)．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3

[5]．李晓丹童志勇兰耀东．昆明市人民胜利堂建筑研究．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2/3

[6]．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建筑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7]．谢本书李江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1997/7

[8]．卓维华主编．新编昆明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4

[9]．陈古逸．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

刍议保护人权是法治的价值取向 篇9

一、人权的内涵

人权概念是个十分广泛的概念, 已突破了个人的范围, 也超出了国内法的界限, 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 如何把握它呢?一般讲, 应从三个层次去揭示人权的内涵。

(一) 人权描述一种制度安排, 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 选择受到法律效力的保障, 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这种意义上的人权是法定的人权或称法律权利。这是由如下两方面决定的:第一, 人的“应有权利”只有法律确认为“法定权利”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没有法律的确认, 人权就没有保障, 哪里没有了法治, 哪里的人权就化为乌有。第二, 法律本身体现着公平与正义, 它同权利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 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被法律规定的人权就不是人权, 因为毕竟法律确认人权的范围要受到阶级性和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二) 人权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 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 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 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利, 人之所以拥有权利, 是因为他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人如果失去这些权利, 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在人类社会中, 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要生存, 要追求自由, 追求人权。同时, 不同的社会中,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因此, 不同的人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 特别是对应有权利的范围的认识更有差异。所以说, 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 体现着共性与个性的对立与统一。

(三) 人权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实有权利, 即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人权作为实有权利与应有权利和法律权利是相对的。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 仅仅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或资格, 这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权。作为法律意义的人权, 才是具体的、现实的、有保障的权利, 才是实有权利。因此, 强调人权是一种实有权利, 这一点从我国现阶段的国际环境或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看,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人权的内容及特征

(一) 人权的基本内容

人权的基本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关于公民个人地位的各种权利;涉及政府行为的权利, 尤其是涉及法治和司法行政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为人之必需, 是应该具有的, 也应为法律确认与保障并切实实现的。

(二) 人权的特征

人权既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 又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 人权具有普遍性, 也有阶级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人对人权的要求是共同的, 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对人权的要求总是有区别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要求, 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 也有不同的追求。人权具有以下的特点:

1.人权是人所固有的权利。人之所以成其为人, 就在于人是把生命与权利融为一体的动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 人就不成其为人。

2.人权具有排他性, 为每个人所固有, 不能转让, 不能代替, 不可剥夺。如果可以转让, 可以代替, 可以随意被剥夺, 就不属人权的范围。

3.人权具有母体性, 它可以派生出其他权利。

三、法治是实现人权的最有效的途径

人权与法治是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保护人权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法治是确认与保障人权实现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途径。

(一) 保护人权是法治的价值取向

人权是法治的重要价值基础和取向, 也是法治的根本目标。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限制公共权力, 保障个人权利, 防范个人权利受到他人侵犯。法治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对法治的理解和应用是不同的。不同历史类型的法治对人权的确认程度是不同的, 也是有选择的。严格地讲, 人权作为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取向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结果, 是近代以后才有的。因此, 人权与法治的结合既是人权的重大发展, 也是法治的巨大进步, 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权作为法治的价值基础在实现上遇到了重重困难, 甚至可以说以法治保障的人权只能是形而上学的, 而实际上则很难实现。尤其是在穷人与富人之间, 在实现生存权这项基本人权以及其它人权方面, 不可能是平等的。因此, 我们认为, 人权作为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 只能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条件下才能由理论变成现实, 法治对人权的保障才能实现。

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法治”概念的丰富内涵, 来加深认识。首先, “法治”是一个表征治国方略的概念, 在这种意义上, 法治与人治对立。法治与人治对立的主要表现之一即为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显然, 法治保障的是人权, 人权只能体现在法治里。其次, “法治”是一个表征状态的概念, 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 只有在这样秩序里, 人权才会得到法律的确认, 得到行使和保障。第三, “法治”是一个表征价值的概念。在当今社会, 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基础应包括人权, 即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据此意义, 尊重人权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

(二) 法治是确认和保障人权实现的工具

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 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核心标志;离开了人权, 就不会有真正定义上的法治;离开了法治, 再好的人权, 也难以实现。关于法治是确认和保护人权实现的最可靠形式这一命题, 可以从人权角度来加深认识。第一, 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问题, 如果得不到法治的确认与保障, 人权就不能实现。要保护和尊重人权, 必须实行法治。人权法律化, 人权只有通过一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才能从应有的权利转变为法定权利。可见, 健全和完善人权立法是法治实现保护人权的前提。第二, 人权只有得到法治的确认与保障, 才能有明确的实现人权的程序与方法。因为人权的实现是具体的, 是活生生的现实, 必然需要过程, 只有法治才能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一套严格、完备、科学合理的司法救济程序。第三, 人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 必然要求有一个实现人权的运行机制, 而这种体制与机制, 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予以建立。以我国对人权的司法保障为例,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诸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两审终审, 公开审判等重要司法制度, 以保障诉讼过程中的人权,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第四, 人权的实现是复杂的, 对公民而言, 必须要了解和熟悉法治确认的人权, 而且要从思想上树立起权利本位的意识, 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政府来讲, 必须要依法行政,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避免对人权的侵害, 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 人权实现需要法治, 法治社会构建的过程正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政府保障人权自觉性提高的过程, 法治状态下的公民会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人权。

四、小结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 保障人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目标之一。近年来, 我国在法制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人权的保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问题的存在, 从客观要求我们始终不忘记:法治的核心问题, 就是要限制公共权力, 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人权是法治的根本, 法治是人权的保障。

摘要：法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法治价值观的确立, 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价值追求。就法治与人权的关系而言, 人权是法治的目的和灵魂, 法治是人权的体现和靠山。

关键词：法治,人权,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权利与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汪习根.发展、人权与法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保护价值 篇10

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 1992年发布并施行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有关条款都在儿童的权利保护方面作出了规定。但儿童权利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如观念问题、经济问题等不自觉地对儿童权利造成了侵害。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并作为治国方略写入了宪法修正案, 依法治教, 尊重学生权利, 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是教育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006年6月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并于2006年9月1日施行的新《义务教育法》, 在诸多方面都有较大突破, 尤其在中小学生权利保护方面, 作了详细而适用的规定,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如第一条即开宗明义, 直陈目的, “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 提高全民族素质, 根据宪法和教育法, 制定本法”。可见新《义务教育法》对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视程度。综观全法, 笔者认为, 它在学生权利保护的以下方面予以了强调。

一、生命安全权及受保护方面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生命权是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 许多思想家作过精彩的阐述。孟子说过, 生, 我所欲也。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生存, 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然而, 一系列的意外伤害和校园安全事故令人痛心疾首, 2002年9月23日18时50分左右, 内蒙古乌盟丰镇二中的学生因楼梯间照明灯损坏而发生踩踏, 导致死亡21人、伤47人的惨剧[1]。2005年11月14日5时40分,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第二中学学生因为在公路上跑早操, 发生了特大车祸, 导致21条年轻生命顷刻间随风而逝[2]。据有关部门统计, 2005年全国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44万, 每天有近40名学生死于非命。来自多项研究的数据表明, 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位死因, 也是儿童致残的首要因素, 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2007年3月26日是全国第12个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据教育部当日发布的《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 学生食物中毒和校园伤害等事故有所增多。事故和伤害, 使孩子的身心受到损害, 给学生家长造成物质和精神上的痛苦, 使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受到影响。李岚清曾讲过一段话:“每见到一份事故报告, 都要引起我一阵阵心疼。尽管许多事故最终都能依法查处并追究责任, 但人死不能复生, 亡羊补牢, 毕竟为时已晚, 人死了, 还谈什么教书育人?生命不保, 何谈教育!”

新《义务教育法》在这方面相当重视, 规定学校建设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 适应教育教学需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选址要求和建设标准, 确保学生和教职工安全, 以防止建筑和环境因素带来的危险。为了确保师生安全, 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 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有关政府部门应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 学校不得聘用不适合从教的人担任工作人员。同时规定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 并在第七章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自上而下, 从校舍到教师, 由外因到内因, 从事前预防到事后责任追究, 精心打造了一个安全保护网。

二、平等的受教育权方面

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 由古而今, 从中到外, 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 《乌托邦》还是《独立宣言》, 都有描述。受教育权平等是一种不懈的追求, 它的含义包括:以人为本;受教育机会平等, 包括平等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平等的学业成功机会;差别性对待, 对不同的受教育个体施以不同的教育对待。我国义务教育虽然有了较大发展, 但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 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重点校与薄弱校之间、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距, 具体到学生个体而言, 即受教育权实质上的不平等。新《义务教育法》的显著特点是保障学生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努力消除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

1. 明确规定学生具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 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普遍承认, 许多国际人权文件和多国宪法、法律都予以保护。我国《宪法》 (1982) 和《教育法》均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新《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该条规定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具体化, 权利与义务相结合, 更重权利方面, 使权利保护更进一步体现了该法的权利本位, 以人为本的原则。而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是“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五条) , 重义务轻权利, 体现了义务本位。受教育权是一种发展的权利, 根本作用在于促进人的发展, 新《义务教育法》在第五章“教育教学”中, 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儿童和少年要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 要在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方面得到发展, 还规定了他们在学校里面进行文化娱乐等等。这表明我国不仅在法律上确认了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而且在质量上作了规定。

2. 明确规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予以保障

通读新《义务教育法》, 会发现有关政府责任规定较多, 这是此法修订的亮点, 反映了国家对实施义务教育的重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国家义务性, 在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中, 对于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均有规定, 其中对受教育权规定最全面且被我国批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 在义务教育方面规定国家承担的义务是:对一切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性的初等教育, 是一种结果实现的义务。联合国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在“第二项目标”中明确要求到2015年使全世界所有儿童, 尤其是女童、贫困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高质量的初等义务教育。新《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国际公约精神一致, 它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不收学费、杂费, 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第二条) 。这是第一次以法律形式阐述义务教育的特征和性质, 阐述国家对受教育权保障的义务性。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免收学费, 但实施细则又规定可收取杂费, 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一直收取杂费。新《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提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规定, 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担, 实行省统筹的经费保障新机制。此项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有利于确保“三个增长”, 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在经费上得到保障。新机制2006年在西部农村地区实施, 2007年春季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面推开。在新机制中, 中央在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上承担了主要责任, 其中免学杂费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 西部地区为8∶2, 中部地区为6∶4;免费提供教科书所需资金, 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校舍维修改造所需资金, 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和地方按照5∶5分担。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明确, 投入总量增加, 并由工程性的专项资金转为用于学校事业性支出的经常性经费, 成为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保障水平提高。2007年, 全国各级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达到2235亿元, 比2006年增加了354亿元。农村学校拿到了政府按学生人数和标准拨付的公用经费, 新机制为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3]。

新《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国务院领导, 省级政府统筹规划, 县级政府为主的新管理体制, 增强了管理的灵活性。为了落实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 “总则”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采取措施, 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县级人民政府的职责总的来说就是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责,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体包括: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 按国家有关规定, 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 保证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实施特殊教育的学校 (班) , 对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智力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和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 对需要维修、改造的, 及时予以维修、改造;依法聘任学校校长;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 采取措施发展教师教育;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 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和统计公告制度;组织和督促户籍所在地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帮助解决其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 采取措施防止其辍学, 为流动儿童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 并在第七章规定了法律责任。特别是第九条负责人引咎辞职的规定, 能更好地鞭策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负责。

3. 明确规定学校应予以保障

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机构, 其实施效果如何直接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新《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了在义务教育中要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实施素质教育”, 把素质教育纳入法治化轨道, 学校要做到: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 采用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教学方法, 以切实保障平等的受教育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按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不得分重点班、非重点班, 不得开除学生。学校应把德育放在首位, 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要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 组织有益的课外活动。对于残疾孩子, 新《义务教育法》以“全纳教育”理论为依据, 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残疾孩子平等地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4. 明确规定教师应予以保障

此处教师特指义务教育学校、机构里的从业人员。教育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 在实施中教师难免会带有主观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教学效果。有的教师由于个人性格等原因, 在教学中有体罚、变相体罚现象, 甚至造成犯罪, 影响极坏, 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利。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人格, 不得歧视学生, 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当平等对待学生, 因材施教, 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学生享有在教育过程中被平等对待的权利, 以确保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国家鼓励学校和教师采用启发式教育方法, 面向全体学生, 使学生全面发展。为了提高教师积极性, 规定了义务教育教师职务制度, 分为初级职务、中级职务、高级职务, 还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5. 明确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保障

由于传统观念的作怪, 一些人认为读书无用或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 影响了孩子们读书的机会, 第十一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义务送适龄儿童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还规定了批评教育和责令限期改正的法律责任。

6. 明确规定社会应予以保障

社会是一个有机组合的系统, 每个组织在这个大系统中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五条第四款规定, “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做到人民教育, 人人有责。第十四条还禁止用人单位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 以法律形式堵住了辍学儿童的流失去向。

三、正当的消费权方面

在有些学校, 有向学生推销商品和服务的现象, 且屡禁不止。严重侵害了学生的消费权, 也有损学校和教师的形象。新《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 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 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牟取利益,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学生的在校正当消费权。

长期以来, 我国的立法价值偏重于管理和秩序, 重集体轻个体, 重权力轻权利。我国1979至1989年的立法中, 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占总数的80%, 民主政治方面的立法只占4.3%, 其中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只占0.78%;1990至1996年立法中, 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占70%左右, 民主政治方面的立法只占8.1%, 其中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只占2.5%。[4]但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 一系列的教育维权案说明了这一点。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及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学生权利的保护均有提及, 但比较零散、不系统。新《义务教育法》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具体化, 规定了国家在管理和经费保障方面的责任、学校管理的责任、教师的教育培养的责任, 在学生生命安全权、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权、正当的消费权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突出了其权利保护的目标价值, 使儿童的权利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 也使这部法律不仅有实施的价值, 而且在理念上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那就是以人为本、保障权利。新《义务教育法》吸收以往立法、理论、做法的积极成果, 为我国义务教育确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管理机制和制度支持, 它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和教育法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 它的实施肯定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郝卫江.尊重儿童的权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