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治理

国际金融治理（精选十篇）

国际金融治理 篇1

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 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 从体制机制方面看, 金融疏于监管, 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第一个环节,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按照国际惯例, 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 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 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 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 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 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 穷人都住上大房子, 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第二个环节, 房贷证券化。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 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 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 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第三个环节, 投资银行的异化。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 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 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 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 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第四个环节, 金融杠杆率过高。金融市场要稳定, 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 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 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 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 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 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第五个环节, 信用违约掉期 (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 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 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 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 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 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 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 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 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 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第六个环节, 对冲基金缺乏监管。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 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 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 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 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 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 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 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 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 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 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 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 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 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 一是股权重组, 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 解决流动性。首先, 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 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 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 把银行的坏账剥离, 打包放在一边, 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 如果银行倒闭了, 由政府埋单, 将坏账清零。第三, 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 老百姓挤兑时, 注入资金, 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 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 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 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 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 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 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 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 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 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 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 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松动银根, 降息、降低准备金率, 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 推进并购重组, 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 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 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 振兴实体经济之外, 还要亡羊补牢, 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 健全金融制度。

(三) 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 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 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 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 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 美国黄金大量外流, 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 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 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 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 欧元、日元实力日强, 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 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 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 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 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 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 美国GDP12.5万亿美元, 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 超过GDP50%, 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 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 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 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 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 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 (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 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 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 股市、房市回调, 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 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 从总体上看, 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 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 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 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 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 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 审慎严格而又灵活, 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 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 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 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 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 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 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 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 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 法制逐步健全, 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 见事早、行动快, 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 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 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 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 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 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 2011—2012年开始复苏。

(因无作者详细通联地址, 请作者见文后速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实务守则 篇2

第1条 为落实金融控股公司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并促使金融市场健全发展，特制定本守则，以资遵守。金融控股公司关于公司治理制度之建立，应依本守则之规定办理。

第2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良好之公司组织及文化，遵守法令及章程规定，并依据下列原则建立有效之公司治理制度：

一、保障股东权益。

二、强化董事会职能。

三、发挥监察人功能。

四、重视员工及利益相关者之权益。

五、金融控股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及其它关系企业间之公司治理关系。

六、信息充分揭露增加透明度。

七、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第3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能确保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享有充分知悉、参与及决定等权利之公司治理制度，以保障股东权益及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第4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令之规定召集股东会，并制定完备之议事规则，对于应经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须按议事规则确实执行。

股东会决议内容应符合法令及公司章程规定。

第5条 董事会应妥善安排股东会议题及程序，并给予股东适当之发言机会。

董事会所召集之股东会，宜有董事会过半数董事之出席。

第6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鼓励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并使股东会在合法、有效、安全之前提下召开。公司应透过各种方式及途径，并充分采用科技化之讯息揭露方式，藉以提高股东出席股东会之比率，暨确保股东依法得于股东会行使其股东权。

第7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令规定记载股东会议事录，股东对议案无异议部分，应记载「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股东无异议照案通过」;股东对议案有异议并付诸表决者，应载明采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董事、监察人之选举，应载明采票决方式及当选董事、监察人之当选权数。

股东会议事录在金融控股公司存续期间应永久妥善保存，公司设有网站者允宜充分揭露。

第8条 股东会主席应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订议事规则，并维持议程顺畅，不得恣意宣布散会。

为保障多数股东权益，遇有主席违反议事规则宣布散会之情事者，董事会其它成员宜迅速协助出席股东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推选一人为主席，继续开会。

第9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重视股东知的权利，并确实遵守信息公开之相关规定，将公司财务、业务、内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形，经常且实时地利用公开资讯观测站之信息系统，或得利用公司设置之网站提供讯息予股东。

第10条 股东应有分享金融控股公司盈余之权利。为确保股东之投资权益，股东会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选任检查人查核董事会造具之表册、监察人之报告，并决议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董事会、监察人及经理人对于检查人之查核作业应充分配合，不得有妨碍、拒绝或规避行为。

第11条 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取得或处分资产等重大财务业务行为，应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并订定相关作业程序，提报股东会通过，以维护股东权益。

第12条 为确保股东权益，金融控股公司宜妥善处理股东建议、疑义及纠纷事项。

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令或公司章程，或其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执行职务时违反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规定，致股东权益受损者，公司对于股东依法提起诉讼情事，应客观妥适处理。

第13条 为保障所有股东最大利益，对金融控股公司有控制能力之股东，应遵守下列事项：

一、对其他股东应负有诚信义务，不得直接或间接使公司为不合营业常规或其它不法利益之经营。

二、参加股东会时，本于诚信原则及所有股东最大利益，行使其投票权，或于担任董事、监察人时，能践行董事、监察人之忠实与注意义务。

三、对公司董事及监察人之提名，应遵循相关法令及公司章程规定办理，不得逾越股东会、董事会之职权范围。

四、不得不当干预公司决策或妨碍经营活动。

五、不得以不公平竞争之方式限制或妨碍公司之经营。

第14条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会应向股东会负责，其公司治理制度之各项作业与安排，应确保董事会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规定或股东会决议行使职权。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会结构，应就公司经营发展规模及其主要股东持股情形，衡酌实务运作需要，决定适当董事席次。

董事宜普遍具备执行职务所必须之知识、技能及素养。为达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标，董事会整体宜具备之能力如下：

一、营运判断能力。

二、会计及财务分析能力。

三、经营管理能力(包括对子公司之经营管理)。

四、危机处理能力。

五、产业知识。

六、国际市场观。

七、领导能力。

八、决策能力。

第15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公司法规定制定公平、公开、公正之董事选任程序，采用累积投票制度或其它章程所订足以充分反应股东意见之选举方式。

金融控股公司对于董事会最低席次及其中独立董事资格条件、认定标准及最低席次或所占比例等事项，应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办理。

金融控股公司在召开股东会进行董事改选之前，得由董事会就股东、董事或提名委员会所推荐人选之资格条件、学经历背景及有无公司法第三十条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项进行事先审查暨整体评估后，将董事候选人提名建议名单并同相关审查评估意见及资料，提供股东参考，俾选出适任之董事。

第16条 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之职责应明确划分。

董事长及总经理不宜由同一人担任。如董事长及总经理由同一人或互为配偶或一等亲属担任，则宜增加独立董事席次。

第17条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会应就旗下主要子公司之业别，各配置至少一名具有各该子公司专业之董事。

第18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规划符合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之独立董事席次与比例，经依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办理后，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之。

金融控股公司应于董事任期内持续符合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有关独立董事席次或比例之规定，如有不足时，应适时办理增补选事宜。

第19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明定独立董事之职责范畴及赋予行使职权之有关人力物力。公司或董事会其它成员，不得限制或妨碍独立董事执行职务。

金融控股公司应于章程或依股东会决议明订董事之薪资报酬，对于独立董事得酌订与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薪资报酬。

第20条 独立董事对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管理之重大缺失或违法情事所提改进意见不为管理阶层采纳，有肇致金融控股公司重大损失之虞者，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

第21条 金融控股公司所属子公司董事、监察人由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依下列原则指派之：

一、依各该子公司规模指派适当之席次。

二、资格条件应符合各相关主管机关之规定。如无规定，除遵守公司法第三十条规定外，至少应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具该子公司业务专长。

三、对子公司宜指派独立董事、独立监察人，各该董监事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准用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之资格。

前项第三款之独立董监事于任职期间如无正当理由，不得改派之。

第22条 为达成公司治理之目标，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之主要任务如下：

一、选择及监督经理人。

二、审定公司之管理决策及营运计画。

三、订定有效及适当之内部控制制度。

四、督导达成公司之财务目标。

五、监督公司之资产负债配置及营运结果。

六、监督及处理公司所面临之风险。

七、确保公司遵循相关法规。

八、规划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九、选任会计师或律师等专家。

十、协调并监督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内部权责。

十一、建立与维持公司形象及善尽社会责任。

第23条 为强化管理机能，金融控股公司得考量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人数，设置各类功能性专门委员会，并明定于章程。

专门委员会应对董事会负责，并将所提议案交由董事会决议。

除本守则另有规定外，专门委员会应有三名以上董事组成，其召集人应为未担任经理部门工作之董事。

专门委员会应订定行使职权规章，经由董事会通过。行使职权规章之内容至少包括委员会之权限及责任，行使职权过程(组织地位、委员之资格条件、行使职权资源、行使职权流程等)，及每年复核与评估是否更新行使职权规章之政策。

第24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优先设置审计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检查公司会计制度、财务状况及财务报告程序。

二、审核取得或处分资产等重大财务业务行为之处理程序。

三、与公司签证会计师进行交流。

四、对内部稽核作业进行考核。

五、评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六、评估、检查、监督公司存在或潜在之各种风险。

七、检查公司遵守法律规范之情形。

八、审核本守则第二十八条所述涉及董事利益冲突应回避表决权行使之交易，特别是重大关系人交易、取得或处分资产等。

九、评核会计师之资格并提名适任人选。

十、对董事会交办事项进行追踪、查核。

审计委员会应有独立董事参与，并担任召集人，且宜邀请独立监察人列席。

前项之独立董事应至少有一名具有会计或财务专业背景。

第25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委任专业适任之律师，提供公司适当之法律咨询服务，或协助董事会、监察人及管理阶层提升其法律素养，避免公司及相关人员触犯法令，促使公司治理作业在相关法律架构及法定程序下运作。

遇有董事、监察人或管理阶层依法执行业务涉有诉讼或与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情事者，公司应视状况委请律师予以协助。

第26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至少二个月召开董事会一次，遇有紧急情事时并得随时召集之。

董事会应制定议事规则，并提报股东会，以提升董事会之运作效率及决策能力。

第27条 金融控股公司定期召开之董事会应事先规划并拟订会议议题，按规定时间通知所有董事出席，暨邀请监察人列席，并提供足够之会议资料。

如有董事二人以上认为议题资料不充足，并经独立董事一名以上同意时，得向董事会提出申请，要求延期审议该项议案者，董事会应予采纳。

第28条 董事应秉持高度之自律，对董事会所列议案如涉有董事本身利害关系致损及金融控股公司利益之虞时，即应自行回避，不得加入表决，亦不得代理其它董事行使其表决权。董事间亦应自律，不得不当相互支持。

第29条 金融控股公司召开董事会时，应备妥相关资料供与会董事随时查考。

董事会讨论取得或处分资产等重大财务业务行为时，应充分考量审计委员会或独立董事之意见，并将其同意或反对之意见与理由列入会议纪录。

董事会进行中非担任董事之相关部门经理人员应列席会议，报告目前公司业务概况及答复董事提问事项，以协助董事了解公司现况，作出适当决议。

第30条 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之议事人员应确实依相关规定纪录会议报告及各议案之议事摘要、决议方法与结果。

董事会会议纪录须由会议主席和记录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应列入金融控股公司重要档案，在金融控股公司存续期间永久妥善保存。

董事会之决议违反规定，致公司受损害时，经表示异议之董事，有纪录或书面声明可证者，免其赔偿之责任。

第31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将董事会之决议办理事项明确交付适当之执行单位或人员，要求依计画时程及目标执行，同时列入追踪管理，确实考核其执行情形。

董事会应充分掌握执行进度，并于下次会议进行报告，俾董事会之经营决策得以落实。

第32条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应忠实执行业务及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并以高度自律及审慎之态度行使职权，对于业务之执行，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外，应确实依董事会决议为之。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金融控股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

董事会决议涉及金融控股公司之经营发展与重大决策方向者，须审慎考量，并不得影响公司治理之推动与运作。

独立董事应按照相关法令及金融控股公司章程之要求执行职务，以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

第33条 董事会决议如违反法令、公司章程，经继续一年以上持股之股东或独立董事请求或监察人通知董事会停止其执行决议行为事项者，董事会成员应尽速妥适处理或停止执行相关决议。

董事发现金融控股公司有受重大损害之虞时，应依前项规定办理，并立即向监察人报告。

第34条 董事会之全体董事合计持股比例应符合法令规定，各董事股份转让之限制、质权之设定或解除及变动情形均应依相关规定办理，各项信息并应充分揭露。

第35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为独立董事就其执行业务范围内依法应负之赔偿责任，与保险业订立责任保险契约。

第36条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宜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于新任时或任期中持续参加涵盖公司治理主题相关之财务、业务、商务、会计或法务等进修课程，并责成各阶层员工加强专业及法律知识。

第37条 金融控股公司全体监察人合计持股比例应符合法令规定，各监察人股份转让之限制、质权之设定或解除及变动情形均应依相关规定办理，各项信息并应充分揭露。

金融控股公司对于监察人最低席次及其中独立监察人所占比例及资格条件、认定标准等事项，应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办理。

第38条 金融控股公司章程订定监察人人数时，应就整体适当人数酌作考量，担任监察人者须具备丰富之专业知能、工作经验以及诚信踏实、公正判断之态度，并确实评估能有足够之时间与精力投入监察人工作。

第39条 监察人应熟悉有关法律规定，明了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之权利义务与责任，及各部门之职掌分工与作业内容，并经常列席董事会监督其运作情形且适时陈述意见，以先期掌握或发现异常情况。

第40条 监察人应监督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之执行及董事、经理人之尽职情况，俾降低金融控股公司之财务危机及经营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金融控股公司为买卖、借贷或其它法律行为时，应由监察人为金融控股公司之代表。如有设置独立监察人时，为加强监督，宜由独立监察人为金融控股公司之代表。

第41条 监察人得随时调查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公司相关部门应配合提供查核所需之簿册文件。

监察人查核金融控股公司财务、业务时得代表金融控股公司委托律师或会计师审核之，惟应告知相关人员负有保密义务。

董事会或经理人应依监察人之请求提交报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规避或拒绝监察人之检查行为。

监察人履行职责时，金融控股公司应提供必要之协助，其所需之合理费用应由金融控股公司负担。

第42条 为利监察人及时发现金融控股公司可能之弊端，金融控股公司宜建立员工、股东及利害关系人与监察人之沟通管道。

监察人发现弊端时，应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弊端扩大，必要时并应向相关主管机关或单位举发。

金融控股公司之独立董事、总经理、财务或会计主管、签证会计师如有请辞或更换时，监察人应深入了解其原因。

监察人怠忽职务，致金融控股公司受有损害者，对金融控股公司负赔偿责任。

第43条 金融控股公司之各监察人分别行使其监察权时，基于公司及股东权益之整体考量，认有必要者，得以集会方式交换意见，但不得妨害各监察人独立行使职权。

前项监察人交换意见之程序事项由全体监察人商订之。

第44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为独立监察人就其执行业务范围内依法应负之赔偿责任，与保险业订立责任保险契约。

第45条 监察人宜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有关规定，于新任时或任期中持续参加涵盖公司治理主题相关之财务、业务、商务、会计或法律等进修课程。

第46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规划适当独立监察人席次，并由股东、董事或提名委员会推荐符合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资格之人选，经董事会就其资格条件、学经历背景及有无公司法第三十条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项事先审查暨整体评估后，将监察人候选人提名建议名单并同相关审查评估意见及资料，提供股东参考，由股东会选举后产生。

董事会应确保监察人任期内独立监察人能达到规定之席次与比例，如有不足时，应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适时办理增补选事宜。

第47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于章程或经股东会决议明订监察人之薪资报酬，对于独立监察人得酌订与一般监察人不同之合理薪资报酬。

金融控股公司应重视并充分发挥独立监察人之功能，以加强风险管理及财务、营运之控制。

第48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与客户、往来银行或其它债权人、厂商、社区或其它利益相关者，保持畅通之沟通管道，并尊重、维护其应有之合法权益。

金融控股公司对于往来银行及其它债权人，应提供充足之信息，以便其对公司之经营及财务状况，作出判断及进行决策。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金融控股公司应正面响应，并以勇于负责之态度，让债权人有适当途径获得补偿。

金融控股公司并应督促其所属子公司依前二项规定办理。

第49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员工沟通管道，并鼓励员工与管理阶层、董事或监察人直接进行沟通，适度反映员工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或涉及员工利益重大决策之意见。

金融控股公司以股票分配员工红利时，除金融控股公司之员工外，并应考虑所属各子公司员工福利，综合金融控股公司及各该子公司员工贡献度分配之。

第50条 金融控股公司在保持正常经营发展以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同时，应关注消费者权益、社区环保及公益活动等问题，并重视社会责任。

金融控股公司宜督促其子公司订定消费者保护方针，内容包括消费申诉及争议之处理机制。

第51条 金融控股公司与所属子公司或其它关系企业间之人员、资产及财务之管理权责应予明确化，并确实办理风险评估及建立适当之防火墙。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对所属子公司善尽责任。

第52条 金融控股公司负责人兼任子公司职务，依金融控股公司负责人兼任子公司职务办法及相关法令之规定办理。

第53条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应按照相关法令规范建立健全之财务、业务及会计管理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应对其所属子公司办理综合之风险评估，实施必要之控管机制，以有效运用资源并降低各项风险。

第54条 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所属子公司及其它关系企业间之交易，应合乎法令规定并本于公平合理之原则，就相互间之财务业务相关作业订定书面规范。对于签约事项应明确订定交易价格、条件及支付方式，并杜绝非常规交易，严禁利益输送。依法令规定必须取得证券承销商、估价公司或会计师判断合理性之报告时，应先行取得方得进行交易。

第55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随时掌握持有股份比例较大以及可以实际控制公司之主要股东。

前项所称持有股份比例较大者，原则系以证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十五条所订比例为准，但金融控股公司得依其实际控制公司之持股情形，另订较低之比例。

第56条 信息公开系金融控股公司之重要责任，其应确实依照相关法令、公司章程、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之规定，忠实履行义务。

第57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公开信息之网络申报操作系统，指定专人负责信息之搜集及揭露工作，并建立发言人制度，以确保可能影响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系人决策之信息，能够及时允当揭露。

第58条 为提高重大讯息公开之正确性及时效性，金融控股公司应选派全盘了解各项财务、业务或能协调各部门提供相关资料，并能单独代表金融控股公司对外发言者，担任发言人及代理发言人。

金融控股公司应设有一人以上之代理发言人，且任一代理发言人于发言人未能执行其发言职务时，应能单独代理发言人对外发言，但应确认代理顺序，以免发生混淆情形。

为落实发言人制度，金融控股公司应明订统一发言程序，并要求管理阶层与员工保守财务业务机密，不得擅自任意散布讯息。

遇有发言人或代理发言人异动时，应即办理信息公开。

第59条 金融控股公司宜运用网际网络之便捷性架设网站，建置财务业务相关信息及公司治理信息，以利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等参考，并宜参酌外国投资人之需求提供英文版公司治理相关信息。

前项网站应有专人负责维护，所列资料应详实正确并实时更新，以避免有误导之虞。

第60条 金融控股公司召开法人说明会，应依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之规定办理，并宜以录音或录像方式保存，另亦可透过金融控股公司网站或其它适当管道提供查询。

第61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相关法令及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买卖中心规定，揭露下列年度内公司治理之相关信息，并宜视需要增置英文版之信息：

一、公司治理之架构及规则。

二、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权益。

三、董事会之结构及独立性。

四、董事会及经理人之职责。

五、监察人之组成、职责及独立性。

六、董事、监察人之进修情形。

七、报酬结构及政策之信息。

八、利益相关者之权利及关系。

九、金融控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暨子公司财务报表之揭露。

十、大额曝险之揭露。

十一、关系人交易相关信息。

十二、资本适足性之揭露。

十三、对于法令规范信息公开事项之详细办理情形。

十四、公司治理之执行成效和本守则规范之差距及其原因。

十五、改进公司治理之具体计画及措施。

十六、其它公司治理之相关信息。

第62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及证券交易法之相关规定，定期公告或揭露经会计师签证、董事会通过及监察人承认之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暨子公司财务报表。

第63条 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对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为授信、背书、或其它交易行为之加计总额或比率，应于每营业年度第二季及第四季终了一个月内，向主管机关申报并以公告、网际网络或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予以揭露。

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应建置对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资讯系统，以利进行相关交易行为时之查询及控管，并指定专责单位负责资料之搜集、建文件，以利申报作业。

第64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充分揭露关系人交易信息，并依相关规定增加揭露子公司达一定金额以上之关系人交易信息。

前项关系人应依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六号规定认定，于判断交易对象是否为关系人时，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亦须考虑其实质关系。

第65条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应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各业别资本适足性之相关规范。

金融控股公司应依主管机关发布之计算方法及表格，经会计师复核于每半年结算后二个月内或主管机关认为必要时，依其命令填报集团资本适足率并检附相关资料。

第66条 金融控股公司如属上市公司，其与所属子公司遇有重大讯息之情事者，除符合证券交易所制定之「上市公司重大讯息记者说明会作业程序」，应召开记者会外，皆应于事实发生日起次一营业日交易时间开始前，输入网际网络信息申报系统，如于国外发行有价证券者，并应以英文输入该系统。

第67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并确保该制度得以持续有效进行以健全公司经营。

金融控股公司之内部控制制度应涵盖金融控股公司之营运活动，并就组织规程、公司章则、业务规范及处理手册订定适当之政策及作业程序，并应配合法规、业务项目及作业流程等之变更定期检讨修订，并有稽核单位之参与。

金融控股公司之内部稽核制度应评估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运作及衡量营运效率，适时提供改进意见，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续有效实施，协助董事会及管理阶层确实履行其责任。

第68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遵守法令主管制度，指定单位负责该制度之规划、管理及执行，建立咨询、协调、沟通系统，对各单位施以法规训练，并应指派人员担任遵守法令主管，负责执行法令遵循事宜，以确保遵守法令主管制度之有效运行，并加强自律功能。

第69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规划其与子公司整体经营策略、风险管理政策与指导准则，以加强经营管理，各子公司应据以拟订相关业务之经营计画、风险管理程序及执行准则，以确实遵循。

第70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设置隶属董事会之稽核单位，并应建立总稽核制，以独立超然之精神，综理稽核业务，定期向董事会及监察人报告，金融控股公司并应赋予总稽核对稽核单位之人事自主权。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稽核人员应具备符合法令规定之资格条件，并应参加业务专业训练，以提升稽核品质及能力。

第71条 金融控股公司稽核人员及遵守法令主管，对内部控制重大缺失或违法违规情事所提改进建议不为管理阶层采纳，将肇致金融控股公司重大损失者，均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

第72条 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之稽核及法令遵循单位，除确保金融控股公司办妥稽核业务及遵循相关法令外，并应督导各子公司执行相关规定。

第73条 金融控股公司董事会应选择专业、负责且具独立性之签证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适任且具独立性之外部稽核，定期对金融控股公司之财务状况及内部控制实施查核，并针对会计师于查核过程中适时发现及揭露之异常或缺失事项，及所提具体改善或防弊意见，应确实检讨改进。

第74条 金融控股公司应随时注意国内与国际公司治理制度之发展，据以检讨改进其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度，以提升公司治理成效。

国际金融治理 篇3

关键词：金融；治理；模式

当前，已经加入WTO的中国，一方面，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国际游资的冲击的影响。因此，金融行业为了预防风险，本文提出了对治理金融行业的概念，并构建了金融机构治理、金融行业协会治理与外部治理即金融行业三层治理结构。

一、金融行业治理的意义

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具体出现的风险，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有可能构成威胁；一家金融机构因具体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有可能构成威胁；系统风险一旦发生，金融体系运转失灵，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必然的混乱，甚至严重的政治危机被引发。在中共中央，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刚刚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将会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确把握和认识我国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探索我国金融行业的治理模式，研究我国金融行业风险化解与防范的思路，确保中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行业治理的内涵

（一）金融行业治理的概念

从最初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发展到公司治理评价的体系构建是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我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李维安教授在“第三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到，要对具体的行业治理进行研究，其中提到了公司治理的边界要扩大。基于此举，本文提出了金融行业治理。

金融行业治理是金融行业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总和，它们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公司控制者做出可促使以公司所有者（企业的出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决策。金融行业治理看作一个关系密切的整体来研究金融机构，对单个金融机构整治边界的扩大，包含三个层次：金融机构内部整治、金融行业协会的整治以及国家、市场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对金融行业的外部整治。

（二）金融行业治理的特征

1.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首先，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其次，金融机构的特征为高负债、高风险、高回报、高报酬，使得为追求业绩，金融机构的经理人客观上容易具有很强的冒险能力。因此，公司治理需要设计各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内控制度，来抑制金融机构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最后，金融机构破产容易出现较强的外部影响，这不仅是因为金融破产会在金融系统内部快速传播，同时，也因为它可能会对其它经济部门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2.金融产品的特殊性

货币是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产品，而且办理的是存款与贷款业务，在资本结构中，绝大多数是企业与个人的存款和部分贷款，金融成本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作为一个高度负责运营的金融机构企业，具有的风险性很大的特点，在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中，这一特殊性使得要面临更多的债权人，受存款人利益的约束。

3.金融契约的特殊性

与非金融企业相比，掌握信息金融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和监管者处于劣势。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监管者、贷款人与存款人等使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应，金融产品的信息不对应比一般公司的产品要繁杂，银行的一种产品贷款，其信传递号比较困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判断其质量和收益情况并不容易，并使信息不对应的程度加剧。金融产品的特殊性，不但减弱了产品市场的传递信号功能，而且使股东、债权人和监管者不容易从市场上得到消息。

三、金融行业治理的实施

依据金融行业治理的特殊性，我们提出了金融行业的三点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治理、金融行业协会治理和外部环境治理。

（一）机构内部治理

1.改革产权

原有体制下，单一的产权结构被打破，实行股份制改造。产权主体的多样化，有助于还原国有金融机构经济人的本质，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治理公司结构的问题。厉以宁指出，“多股制衡”是更好的股权构成，有利于完善治理公司结构。因为：第一，实行股份多样化后，会有人性价值上的产权主体行使股东权力，对重要决策进行审议，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营运状况密切注意，使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变得生效；第二，股权多样化使单一国有股权下股份不能流通的弊端减少了，产权交易市场的出现使金融机构的经理有失去掌控权的危机，从而有效转变“内部人控制”的情况；第三，实行股份多样化后，国家信用将减弱，债权人的风险认识会加强，约束债权将得以强化；第四，有利于扩充银行资本金，改变资本充足率当前过低的现况。

2.完善金融机构内部制衡机制

分别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使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互分开，明确划分董事长、监事长和行长（总经理）的职责，并规范其操作。要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意图来监督董事和监事，充分运用董事会的作用来任免行长和决定行长的年薪，充分利用监事会的作用对行长的营运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依照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改善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中的核心环节是金融机构董事会，所以，我们应重视董事会的设立，尤其在董事会的结构中，要建立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来增强董事会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3.优化对金融机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事实上，金融机构高级经营管理层拥有对金融机构资源的投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他们是否会积极利用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企业家精神”）为银行创造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有影响。因此，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如：相对较高能力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认股权，等等，这些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给予以他们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加大对经营结果的控制、检查和估价，促使这些事实上拥有投票权的人员对投票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如：风险金等方式，从而控制“廉价投票权”的广泛存在对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覆盖。

（二）行业协会治理

治理金融行业协会主要是行业内通过协会联盟对的金融机构进行协调，对各种资源进行整顿，并提供金融机构经营所需要的环境。协会联盟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内容：协助和敦促会员贯彻执行金融法规；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监管机构反映综合经营的建议和要求；收集整理金融经营综合信息，为会员和监管机构提供服务；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开展协会间的业务交流；对各金融生态会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组织金融综合经营有关课题的研究；检查、监督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金融新产品实施情况的协调与调查研究；推动金融系统之间的职业资质、执业资格认证与互相承认；金融系统之间的风险提示；征信系统与信息的相互共享以及管理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

（三）外部环境治理

优化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必不可少的方面就是外部治理，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应大力发展，即直接大力发展融资。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代替效应，促使金融机构自觉完善内部整治；二是建立并实施金融机构的退出机构，加大行业对外程度，鼓励行业合并，通过增加进驻机构生存压力来促进治理构成优化，提高风险控制力度；三是大力促进金融机构的上市进度，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整治构成优化的促进作用。金融机构上市有利于加快金融机构发展，倚靠外部力量改善金融机构整治结构和机制。

除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外，目前，世界排名前50名的大银行均为上市银行，表明金融机构银行上市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四是加强外部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监管要求对国内金融机构实行评级，并大力推进规范的信息披露规定，吸引公众和存款人关注金融机构的信用情况，强化债权人约束，进而推进金融机构自觉优化治理结构。五是大力培育金融家市场，给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的人员流动创造条件。通过建立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才市场，给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者加大必要的压力，这种替代性有利于对高级管理者实施更好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黄德根.公司治理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罗开位,连建辉.商业银行治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金融研究，2004,（01）.

国际金融治理 篇4

关键词：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绩效管理,治理结构,项目监测体系

我国从1980年开始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其中以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为主。国际金融组织在华贷款项目的范围多为公共福利有关的项目和弱小产业发展项目, 包括了农业发展项目、城市环境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贫困人口的发展援助项目等, 这些项目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征。多年来, 我国公共项目的管理由于体制的原因, 公众对公共项目工程的满意度一直较低, 许多地区由于公共项目的问题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 对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方式的探索, 是化解公众对公共项目信任问题的有效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 国际金融组织在项目的绩效管理的理念及方法随着世界银行的实践而日趋成熟[1]。经过多年实践证明, 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行地区建设, 不但有助于减轻公共项目建设对地方财政的压力, 其较为成熟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还有利于贷款地区公共项目建设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国际金融组织在华贷款项目资金构成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 公共项目的投资得以突破政府投资的局限, 引入市场机制, 使其突破了财政资金的限制, 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来看, 公共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了政府财政投资、发行债券、利用国内外政府赠款及国家财政担保的国内外金融组织贷款等[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资金构成一般由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由地方财政部门提供, 形式包括财政拨款, 税收补贴等;二是财政资金担保下的国内银行贷款;三是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资金存放在指定国内银行的财政专户内。

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 (以下简称IFI项目) 中, 为了对项目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协议》中要求地方政府设立项目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项目办) , 承担项目的管理、协调及监控责任。因此, IFI项目会形成如图1所示的委托代理管理关系。在IFI项目委托代理关系中, 国内银行、地方财政与国际金融组织共同出资建设项目;由项目办承担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管理协调工作, 负责对进行业主进行连续的监督和管理;国际金融组织也以检查团的形式对项目办及项目业主的行为进行监督;业主通过承包合同对各个承包商进行管理。

二、IFI贷款项目绩效治理结构分析

国际金融组织十分重视项目绩效的实现, 在项目管理上, 设置有效的绩效治理结构, 建立起针对各项目的其项目监控体系, 有效降低自身所面临的投资风险。国际金融组织设计了综合监督管理机制, 即通过项目的自管理、国际金融组织项目团队的监督及国内第三方咨询机构监督的三维治理结构, 通过对项目立项和建设环节的“过程”和建设的“结果”进行监督和控制, 有效实现了项目的绩效管理, 促进项目结果与其目标一致。

(一) 项目的自监督体系

项目的自监督体系由项目办为管理主体, 对项目进行监督。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协议中将项目办的建立写入条款, 规定了项目办的人员构成及机构组织, 以及项目办所承担的责任及所能行使的权利。

首先, 项目办的人员构成。根据项目的特点, 项目办的人员由相关管理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及一些专家构成。比如, 城市环境改善项目所涉及的管理部门, 包括财政局、发改委、规划局、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局、环境保护局、水利局、城管局、物价局及一些街道管理委员会, 项目办的工作人员由这些相关的管理部门中的工作人员组成; (1) 专家团队由环境保护、财务、审计、城市规划、工程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人员组成。由于项目办的工作人员由相关管理部门人员组成, 因此项目办成为各相关管理部门信息沟通的平台, 使传统项目中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不足的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提高了项目运行的效率。相关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 使项目各方面的监督工作和管理工作更加专业化, 提高项目管理的水平。

其次, 项目办的职责。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项目办对项目进行管理、沟通、协调和监督, 按照国际金融组织所要求建立自控制体系, 并指导业主进行自控制活动, 如要求项目业主将项目各阶段的活动凭证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 并督促项目业主定期进行自评和总结等自控制活动。项目办将这些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资料按照国际金融组织的要求进行归档管理及备案。通过这一过程, 实现对项目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国际金融组织通过项目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和职责规定, 使项目建立起自我管理体系, 对业主行为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国际金融组织自有团队监督机制

项目的管理由国际金融组织中的项目经理具体负责, 根据项目的特点, 项目团队由工程专家、环境专家、移民专家等组成, 通过咨询团和检查团的方式, 对项目进行监督, 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

首先,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通过调查与沟通实现风险的降低。咨询检查团按照国际金融组织评价体系, 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全方位的评价, 并撰写工程技术、环境评估、移民状况、弱势群体发展计划 (包括妇女、儿童及少数民族等) 等各个方面的评价报告, 以支持可行性研究的结论。 (2) 尤其注重对移民状况和弱势群体的调查, 指导第三方咨询机构编写《移民安置计划》, 并到项目区检查, 对报告内容进行核查。因此,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咨询检查团的咨询、培训及检查活动使国际金融组织对项目可行性信息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一定程度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与此同时, 由于特别关注项目区公众的生活是否因项目的进行受到不利影响, 规定第三方咨询机构必须对不少于项目区受影响总人口数的25%的公众做相关调查了解, 并要求制作项目介绍及公众申诉渠道介绍的小册子在项目区进行分发, 使项目区公众对项目情况的了解程度高于国内投资的公共项目, 公众对项目实行监督并反映自身意见的成本降低, 使公众的信息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其次, 在项目进行阶段通过咨询和检查对项目进行监督与控制。一方面,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会制定系列的咨询培训计划, 从工程技术、环境保护、财务管理等与项目相关的各个关键技术和管理方法提供咨询培训服务, 并形成相关专家咨询报告, 此报告中也涉及项目当前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另一角度对项目质量进行了监测。另一方面, 国际金融组织会定期派检查团对项目进行监测, 一般每年访问1—2次, 主要了解项目的进度是否按照计划进行, 是否有需要提请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事项等等, 是国际金融组织对项目重要的直接监控手段。

第三, 项目完工阶段。竣工验收程序一般按照国内项目完工程序进行, 同时项目的各内部监测和外部监测咨询机构均会针对项目的完工做出相应的监督检验报告, 最后由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团进行验收, 并按照其绩效评价框架对项目进行总结性评估。

(三) 第三方监督机制

国际金融组织要求项目招标第三方咨询机构, 是项目绩效管理咨询的专业团队, 分为内部监测和外部监测两大类。内部监测机构严格意义上属于项目自监督体系, 一般还是会聘请第三方咨询机构协助项目建立连续的内部监测机制。在实践中, 内部监测机构已经成为自监督体系与外部监督体系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组织设置。外部监测机构则是按照要求, 针对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监测与评价, 如环境监测评价, 移民状况监测, 项目外部监测等。各第三方咨询机构按照国际金融组织规定的绩效评价框架, 对项目进行连续或是定时监测, 定时形成项目的监测报告, 并协助检查团对项目进行检查。第三方咨询机构的监测为国际金融组织的“过程监测”提供基础的项目进展情况数据。

三、IFI贷款项目与内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结构的差异

对比内资公共项目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绩效治理结构, 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明显差异。

(一) 利益主体之间制衡关系的差异

国内资金投资的公共项目利益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失衡, 地方政府在利益主体中的力量强势, 在公共项目建设中把握话语权, 其行为缺乏监督, 因此表现出治理结构中利益主体的力量失衡。

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治理结构中, 设计了多方利益主体, 如第三方内部监测、第三方外部监测、咨询检查团等, 各利益主体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样化, 使得利益主体效用函数的多样化。各方利益主体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会对其他主体可能的造假行为产生监督动力。如国际金融组织的关注点在于项目的社会影响, 因此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监控与项目有关的社会事件, 若项目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 (如强拆导致恶性冲突事件) , 国际金融组织会根据不利影响采取不同级别的处罚措施, 最严重的包括今后不向该地区提供贷款甚至是立即停贷的惩罚。因此, 国际金融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对项目代理方实现了有效的监督;同样, 对第三方咨询机构而言, 如果项目基底数据与实际情况偏差过于严重, 会提高内部和外部连续监测服务的难度和成本。因此, 第三方咨询机构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项目基底调查环节, 会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督促项目建设方提供在可接受偏差范围内的基底数据。

因此, 国际金融组织在项目治理过程中引入多方利益主体的设计, 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项目中利益主体力量失衡的情况, 利于监督体系的运行。

(二) 公众参与机制的差异

国内资金投资公共项目, 公众的参与机制是缺失的。公共项目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依靠的是地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对项目区的移民而言, 由于申诉机制的不通畅, 其利益的保障也只能依靠于地方政策补偿政策的偏向性, 比较难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中, 由于其关注点在于项目的社会影响, 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是否能否从项目受益, 或至少生活水平不低于项目开展前, 因此, 在其项目治理结构中, 公众参与机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首先, 在项目的立项阶段, 第三方咨询机构按要求调查项目区公众的经济生活状况 (必须包括入户访问形式) , 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补偿及保障措施, 并说明这些措施的实行将使项目受影响公众生活不低于项目开展前的水平。在此阶段, 按规定必须设计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 并告知 (如采取印发小册子的方式宣传) 公众反馈渠道和反馈的形式。其次, 在项目的进行阶段, 第三方咨询机构将对受影响群众的生活状况进行定期监测, 国际金融组织派检查团不定期走访项目区, 对项目建设方和第三方咨询机构的监测情况进行验证。再次, 在项目完工后, 会对立项时制定的针对弱势群体发展计划的效果进行核实, 第三方咨询机构也要按要求对公众的满意度进行调查, 并对公众生活质量等相关方面进行绩效评估。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 国际金融组织这一机制设计, 对于项目建设管理方而言, 将公众排斥在治理结构外必然导致造假成本的大幅增加。相比之下, 导入公众参与的成本反而相对较低, 且公众满意度较高。因此, 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中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四、公共项目绩效治理结构优化的建议

从上述两种绩效治理结构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治理结构在引入多方利益主体, 构造利益制衡关系, 增加公众话语权上有其特有的优势。这也是我国内资项目在绩效治理结构的弱势, 是今后公共项目管理方式改进的重点。借鉴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经验, 对国内资金投资公共项目建立有效的绩效治理结构,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 在制度建设上推动公民为本管理理念的树立。目前内资的公共项目管理多以管理者导向。国际金融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援助项目, 为了降低公共项目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 (诸如农民因征地返贫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 会重视项目区公众的意见, 会聘请第三方独立咨询机构对项目区的经济状况及公众对项目相关方面的需求进行调查, 客观上形成了公民为本的管理理念。自2010年底四川省施行国内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府规章以来, 各地陆续出台了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并开展试点, 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项目可行性评估的重要环节。可以在此制度基础上完善, 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成为了解公众对公共项目需求及公众意见收集的平台, 从制度上促使公民为本管理理念的形成。

其次, 在管理工作上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监测与绩效评价体系。目前内资公共项目的监测体系并不完善, 有的甚至是缺失的。国际金融组织在项目管理上建立的项目监测体系比较成熟, 如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绩效监测体系 (Projec Performance Monitoring System, 一般简称为PPMS) 对建立项目监测体系非常具有借鉴意义。表1所示的PPMS框架将项目的“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影响”五个维度作为项目信息收集和绩效评价的关键点, 并对项目的风险进行预计和监测。这些环节也是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 因此, 内资公共项目借鉴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监测框架, 建立适合的项目监测与绩效评价体系。

再次, 对公共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绩效评价活动建立制度上的保障。项目进行过程中所进行的绩效评价活动被称为形成性 (formative evaluation) 评价。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通过系列制度来规定项目的形成性评价的开展, 尤其对债务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绩效管理职责的规定方面, 国际金融组织将相关绩效管理活动内容和组织机构安排等要求写入借贷双方的《项目协议》中, 在制度上规定债务方在过程管理和评价中应该承担的义务。而内资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还是集中在项目的后评价, 从2004年开始, 我国相继出台了对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的管理办法和规定, 为公共项目的后评价提供了制度依据。但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绩效评价还处于实践阶段, 因此, 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绩效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M].钟震宇,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43.

[2]丁茂战.我国政府投资治理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3]卓萍, 卓越.政府创新的前沿路向:从目标考核走向绩效评估[J].中国行政管理, 2013, (1) :44-49.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篇5

月15日）

魏礼群

 2011-11-02 19:34:1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11年年会，感谢组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本届年会围绕“公共行政之50年：全球公共行政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当前全球公共行政的相关问题，很有意义。

借此机会，我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交流。

正确分析和判断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是改进和加强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衰退，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也造成深远影响。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也受到巨大冲击。近三年来，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剧烈动荡的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缓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上正常增长轨道，金融危机的阴影和造成的创伤依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少，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艰难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是扩张性救援政策负面影响显现。在应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迅速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和正在显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美国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升至3.8％，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升幅；欧元区今年四月通胀率升至2.8％，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新兴经济体也面临通货膨胀高企。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些情况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二是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突出，债务负担超过偿还能力。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00%；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近100%；欧元区国家目前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为85.2%，有的国家陷入债务漩涡。一些国家高额债务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的一大风险。

三是金融系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中，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注资、收购等救助性措施，而没有根本解决发生金融危机的机制制度问题，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仍未完全恢复，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大量资本无序流动也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四是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尚未形成。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透支国家信用，虚拟经济无节制扩张，消费需求膨胀，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一些国家面对大量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还面临诸多困难。

五是世界经济形势增加新变数。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西亚、北非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国际石油市场受到冲击。二是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灾害，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这些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历史罕见，处理应对艰难复杂，造成的影响持久深远。如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能力，是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任务。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巩固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使世界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认真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构筑实现世界经济持久繁荣的体制机制。纵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新情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着力研究解决以下5个新课题。

第一，树立公共治理新理念。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传统的公共治理理念，特别对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作用的理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受任何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当今世界，公共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市场、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只有建立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必须既重视多元协调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既重视市场自发调节又加强政府引导监管作用。政府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是市场公平、社会公正的构建者，也是市场规制、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应更加注重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公共行政质量和公共行政效率，要充分发挥积极的、正当的、有效的作用。为此，应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同时，要强化企业自律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构筑全球公共治理新体系。创新公共治理体系是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原来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形成更多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应该逐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和主导，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团体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全球性公共治理体系。应深化对国际货币、金融、财政、贸易公共治理架构的改革，理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职能关系，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各类会商机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治理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商机制中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应该将其纳入全球公共治理主体的范围，发挥其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重要保障。要探讨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调控机制和监督预警制度，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和信息披露的监督，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与磋商机制，加大对重要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加紧完善相关监管的标准和规范，防止风险投机过度。强化全球金融监管联合行动机制，加强对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监管。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各国际金融组织互相配合、各司其职。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管改革。

第四，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才是治本之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全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也是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国际社会要通过重组全球经济结构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经济过于虚拟化。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

第五，推进全球合作新体制。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只有保护世界的共同利益，也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应当利用国际上各类型、多层次多边合作机制，广泛开展务实有效合作。20国集团是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治理经济的重要平台，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要推动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应该按照诚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及时妥善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以上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要提高公共治理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服务能力和合作能力，提升全球公共治理的预见性、协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启示和结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近三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在加强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变危机冲击为发展机遇，变严峻挑战为强大动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2%和10.3%，既持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也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治理合作，同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公共治理模式符合自己的国情，具有明显的优势。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提升公共行政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把巩固和扩大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重要任务，并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今年把控制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走绿色发展道路，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加强区域统筹协调，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六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和谐包容社会；七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八是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实施这个规划，必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必将对深化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升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水平，既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行政院校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行政院校的重大使命是通过教育培训公务员、提供科研咨询服务，来增强公共治理能力，这既包括增强本国公共行政能力，也包括增强国际公共行政的能力。因此，紧紧围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水平，围绕提升各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大力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咨询等活动，是当前国际行政院校十分重要的课题。

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IASIA）是在全球公共行政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行政院校系统最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机构。50年来，依靠各会员的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致力于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公共机构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推动全球公共治理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积极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好评。近十年来，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在中国联合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即2000年的“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面向新世纪的观念与启迪” 国际研讨会、2004年的“危机管理—全球的经验和警示” 国际研讨会、2010年的“金融危机下的政府管理”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都获得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中级公务员、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新型学府，是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思想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紧紧围绕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创新教育培训理念，更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和咨询服务，为国家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金砖国家与国际治理 篇6

IMF投票权之争

国际金融架构，事关预防和管理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以及提升金融稳定性。除了传统上着重于汇率、国际流动性和IMF的各项职能以外，它还涵盖治理、金融监督和国际标准与准则等更为宏观的方面。其主要执行者，是以IMF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及地区性机构和安排。IMF仍是经济政策合作方面最主要的正式多边机构。

国际治理很大程度上在于IMF的投票权分配。各国在IMF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来源于各国的股权份额或者认缴资金（资源份额），而股权份额和资源份额总体而言取决于一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作用。也就是说，一国经济权重越大，投票权也就越大（即所谓“钱包的力量”）。尽管IMF旨在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而且通常也是这样做的，但不论是推行改革IMF运行方式的重要变革，还是为IMF设定目标，其过程中投票权都十分重要。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权重的衡量指标，以市场价格计算，包含金砖国家、不含欧盟（EU） 27国的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3%升至2014年的41%；金砖国家的比重则从8%升至22%。如今新兴市场在IMF的投票权比重为39.5%，而金砖国家仅为11%。

IMF的投票权分配一直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其他诸如IMF总裁、工作人员以及执行董事的国籍等有争议的IMF治理问题，一部分已另作解决。IMF承认，许多国家的投票权，尤其是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投票权，不再能够充分体现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比如，目前比利时的投票权大于巴西，瑞士大于韩国。因此，快速经济发展可能导致投票权和经济权重出现显著差异。IMF进行了一系列治理改革，以使各国的投票权基本符合各自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和作用，从而纠正一些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这被视为恢复IMF有效性及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200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IMF年会标志着一系列IMF份额改革的起点。这次的改革方案规定，对一些份额低估最严重的国家进行首轮特别增资，其中包括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再次提高新兴市场份额的第二轮特别增资于2008年通过，2011年生效。IMF在2010年批准的一项份额改革建议，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的份额，并将IMF的总份额增加了一倍。按照原本的预期，2010年的改革应于2012年IMF年会之前生效，但由于等待美国国内的批准，目前仍在拖延。对于包含金砖国家、不含欧盟27国的新兴市场而言，投票权比重从原有水平（新加坡会议之前）到新的水平（2010年改革建议）将累计提高5.1个百分点，其中金砖国家累计提高4.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的投票权比重提高至42.1%，金砖国家提高至14.1%（如图）。中国的投票权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名第三。

金砖国家也需要“包容”

2010年改革方案被誉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是基金组织65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作用”。建议的新兴市场投票权比重将确实做到基本上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相符。然而，金砖国家的投票权将仍然显著低于它们在全球GDP中的比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IMF的代表性依然不足。金砖国家的投票权还将低于阻止IMF重大决策所需的15%，而美国拥有这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关于投票权分配的建议方案似乎意味着，在短期到中期内，金砖国家投票权的进一步提高将只能以降低其他新兴市场的投票权为代价。

国际治理结构的调整步伐太慢。除非迄今有关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话语权的基本指引原则得到改变，否则很难看到步履更为轻快的进展。不过，金砖国家的情况可能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发展状况，那就是，现有国际机构根本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改革，或者有一些真正的国际治理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重要的结构性和经济发展。而这些发展要求有全新的国际治理策略，或者使全新的国际治理策略变得更为有效。

金砖国家似乎也认为国际治理改革的步伐太慢。围绕美国批准IMF 2010年份额改革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普遍的焦虑不安。不过，金砖国家可能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它们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它们将充当领导者，还是更像一个专属俱乐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采取的治理结构，总体上与现有做法一致。虽然它们向新成员开放，但它们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由于限制性的决策规则和赋予创始成员国的大量特权，它们采取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可能打消较大国家加入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需要妥善解决可能需要在新兴市场内部分配对国际金融架构的影响力及控制权的问题。美国在IMF的代表性长期以来一直不足。尽管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投票权是必要的，但金砖国家可能需要构思一种类似美国的策略，以保持现有多边框架的包容性。迄今为止，这一框架相对完美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很难找到一种真正比它强的方式维持国际经济的团结。金砖国家必须牢记这一点。

亚洲金融合作对区域治理的作用 篇7

一、区域治理

当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盛时,区域化潮流也不甘落后。全球一体化演绎全球政治与经济,区域化着重于区域政治与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区域治理是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等因素而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和自主治理的过程。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各个治理主体(比如跨国公司,组织,企业等)共同发挥作用。区域中各个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合作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比如以区域性政治间组织为载体的制度形态,非正式的对话、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以及国家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形态。区域合作往往选择低级政治的共同合作,避免涉及无法妥协的核心利益。由于同一个区域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必然有许多摩擦甚至战争,而区域合作更契合区域的利益,因此各国必须搁置前嫌,致力于共同的发展。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国家“硬实力”之一,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的第一要务,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区域国家往往采取经济上的合作。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推进,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各个国家的日程,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关注,治理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政府和人民越过国界通过合作治理。但是区域治理仍然面临着认同的问题,地区内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区外行为体的影响。因此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仍然面临这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渐进地从经济、社会等非核心问题拓展到政治、安全等领域深化区域一体化,完善区域治理。

二、亚洲金融合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本着共同努力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宗旨,建立了东南亚联盟。从最初3国东南亚盟发展现在的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0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的区域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东盟10国组成的地区合作组织,通过建立东盟自贸区和开展经济合作,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东盟大市场。东盟国家还制定了东盟宪章,提出了到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东盟+1”(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后,日本、韩国紧随其后谈判签署了日本—东盟自贸区和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与此同时,东盟开始了与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谈判建立一系列“东盟+1”自贸区协定。从“东盟+3”框架即东盟+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扩展到“东盟+6”(东盟+中日韩+印澳新)的共同参与的东亚峰会再到“东盟+8”(东盟+中日韩+印澳新+美俄)的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在东盟这个区域平台上,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地区国家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家展开了战略性对话论坛,这一切又为亚洲的金融合作机制创造了条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2000年,东盟+3 (中日韩)在财长会议一上签署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2009年,同样是在东盟+3 (中日韩)财长会议上,决定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为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自此,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定型为以峰会形式出现的地区政治合作机制、以自贸区形式出现的地区市场一体化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东亚版本的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但是目前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倡议很多,比如2003年东盟+3提出的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2002年泰国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CD)、2002年香港提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倡议等,但基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

目前亚洲的金融合作主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发挥作用。亚洲开发银行是覆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966年,现有67个成员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投票权分配有失公允,区域内国家投票权有限,而区域外的一些大国却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限制了其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由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了总规模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如今亚洲货币基金(AMF)已具雏形。东亚外汇储备库与亚洲开发银行能够一起监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并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运用的决策等诸多职能。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的签订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发展现在已经将框架下的双边互换安排转为多边安排,将以往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统一了起来。但是清迈协议仍存在较高的互换资金启动的条件性,清迈协议规定80%的资金启用须与IMF资金救助的条件性相挂钩,限制了清迈协议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亚洲汇率机制和货币合作,尽管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亚洲通货单位(ACU)的动议,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技术限制,而且亚洲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执政理念等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参加国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定2006年5月启动ACU的计划无限期推迟。但是汇率的合作能够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汇兑风险,有助于促进自贸区的完善,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能避免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的汇率制度的批评,减少欧美国家对亚洲国家汇率政策的压力,提高抗震能力。因此在2012年6月1日起,人民币和日元实现了直接交易,迈出了汇率合作的重要一步。

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说明业洲国家不再愿意臣服于美元霸权之下成为规定服从者,而是更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者,增加亚洲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从美国对参与”东亚峰会“态度不明朗到如今成为”东盟+8“政治和安全问题议程的参与国之一,说明美国在亚洲区域的核心问题上希望确保不违背其意愿,同时也说明在东亚峰会与“东盟+3”会议议题限定的经济领域之外,亚洲国家仍然需要美国提供的安全和政治体系,不愿意放弃美国霸权体系下创造的安全等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free-rider)。

三、亚洲金融合作对亚洲区域治理的作用

东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契机,尽管亚洲国家始终因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执政理念等原因未能达成和解和认同,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在经济和金融合作领域颇有建树,成为了区域治理的巨大动力。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自贸区、“东盟+3”领导人会议以及东亚峰会等机制,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东亚地区性机制,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和汇率合作勾画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体系。亚洲的金融合作和经贸往来,将亚洲治理的领域逐渐拓展到全球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亚洲发展银行将“治理”列为扶贫战略的支柱,权力涉及受援国国内的公共支出管理、公共管理改革、法律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公众问责制(包括反腐工作)等领域。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绿岛、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改变了中国政府2004年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地球村等中国、缅甸、泰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以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旗帜,搁浅了中国政府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建设怒江水电站的计划。

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东盟方式”:对正式机制化持谨慎的态度,非正式化贯穿于东盟治理机制的每一个环节;广泛的包容性,也即所谓“开放的区域主义”重视共识,强调一切决定的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对主权的尊重。“东盟方式”是亚洲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尝试建立起来的符合区域内国家利益的,具有亚洲特色的治理机制。但是,虽然亚洲区域治理日益走向多边化和机制化,不可否认,在亚洲地区还有许多领域的合作仍然没有破冰,亚洲区域内部也出现了如缅甸问题造成的内部离心力,也存在区域外国家施加影响的“外部性”,因此亚洲区域治理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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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与治理金融危机的税收措施分析 篇8

一、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税收措施分析

各国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税收措施主要特点如下:

(一)税收措施内容多、范围广

各国防治金融危机的措施,内容上有的增加税收、缩小优惠以利减少财政赤字;有的鼓励投资,促进各业发展,增强经济基础;有的奖励出口创汇,平衡国际收支;有的支持企业重建,增强企业竞争力;有的减税鼓励出口,刺激经济发展;有的调整产业结构,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等。从范围上来看,既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与关税等许多的税种,也涉及了税率、税基、违章处罚等税制要素的变动,内容深广。

(二)税收措施针对性强、目标明确

各国政府都能根据危机对本国的实质问题制定出明确的税收政策调整目标并辅之有效的税收调整手段,做到了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总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刺激消费、促进投资、稳定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等。第一在刺激消费方面,美、日、法、葡等国对居民纳税人购买住房方面给予了税收抵免的优惠政策;第二在促进投资方面,各国制定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给予企业信贷和税收优惠支持,包括降低所得税税率、扩大适用优惠税率的中小企业范围、延长公司亏损向前结转的期限、以退还税款的形式代替常用的税收抵免、减少物业税等;第三在稳定就业方面,美国规定在2009年和2010年对新招聘的越战老兵和16岁～24岁的无业青年给予就业税收优惠;第四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巴西在采取短期政策应付目前困难的同时,根据国情注重将眼光放在将来,用税收措施开发未来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增强国民技能、重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如规定汽车企业享受工业产品税减免政策,对小排量汽车给予减征或免征的政策。

(三)税收措施运用灵活

各国在用税收措施防范和治理金融危机时,概括起来不外乎灵活运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紧缩财政,增收节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增加出口,限制进口;注重科技,调整结构。这些税收措施的内容在运用上灵活,如增税与减税措施并举、短效与长效措施相结合。比如日本起草了从2009年至2015年左右的金融财政措施中期方案,在承诺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又包括提高消费税税率。

(四)税收决策及时强制实施

各国政府都能在危机发生后及时做出决策,针对本国实际调整经济改革计划,制订出防范和治理金融危机的各种措施,包括税收措施,并强制实施。这对于各国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约束广泛存在的漏税现象,及时调整了其政府改革计划和税制改革计划。

二、我国防范与治理金融危机的税收措施分析

去年9月份以来,为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促发展的重大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公共投资,加强重点项目建设:二是推进税费改革,实行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消费需求;四是调整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五个方面可以浓缩为两大点:即增支和减收。同时在加强纳税服务方面,要求全国税务部门加快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的办理工作。同时,加大宣传和服务工作力度,确保各项税收政策尤其是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此外,我国还施行了包括降低住房交易及汽车消费税、实行成品油税费改革等多项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宏观调控手段日趋成熟,已经越来越高度重视和灵活运用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

三、防范与治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税收措施

(一)更加自觉地做好组织收入和服务发展

当前,处理组织收入和服务发展的关系,要做到“四个更加突出”。第一,企业是保增长促发展的主体,保企业就是保税收、保增长,必须更加突出支持企业科学发展;第二,税收政策是经济发展的“调节器”,推动企业科学发展关键靠政策引导,必须更加突出用足、用活、用好税收政策;第三,重点税源企业是经济的“命脉”,把握“命脉”就抓住了保增长促发展的根本,必须更加突出搞好重点税源管理;第四,服务决策是服务发展的重要途径,税务部门是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必须更加突出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二)更加坚定地坚持依法治税

坚持依法治税,是营造法治、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内在要求。经济形势和环境变化越是剧烈,依法治税的要求越是紧迫。对税务机关而言,依法治税体现在税务部门依法征税和税务干部廉洁从政两个方面;对纳税人而言,依法治税要求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

(三)更加进一步地深化税制改革

作为上层建筑的税收制度,必须适应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省的努力方向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继续“费改税”进程。尽管我国执行了多项结构性减税政策,但纳税人仍然感到负担较重,矛盾的焦点是各项非税收入影响了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是建立真正的“双主体”税制模式。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第三是适当下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调控地方经济,防止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

(四)更加进一步地推动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企业抵御风险、增强竞争力的有力武器。在来势汹汹的危机风暴中,只有知变、思变、求变、善变,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站得住、抗得起,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因此,税收调控必须立足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因地制宜制定扶持优势行业、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特别是要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首先,根据国家科技立法制定税收鼓励科技进步实施办法,使其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其次,对企业中间试验品给予免税。因为中间试验投资大,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应予以免税。第三,允许高科技企业建立科技准备金制度,以使其用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发展。第四,对高科技企业的机器、设备等允许和支持其加速折旧,使这些企业能有更大力量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第五,对符合国家规定高新技术的转让、进口给予税收优惠。

(五)更加进一步地强化税收征管

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治理对策 篇9

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灵活调节社会资金余缺, 扶持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地方经济, 但非正规金融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处于无序状态, 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虽然曾屡遭治理整顿, 但它却始终存在和发展着, 这说明我国非正规金融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合理性。从实践上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单纯依靠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我国非正规金融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不科学的行政干预只会使非正规金融以更隐蔽的方式开展活动, 产生更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政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其地位, 规范其行为。

一、政府应该承认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非正规金融因其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具有弹性、服务态度好、回收快、资金利用率高等优点而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如高利贷、高风险、金融欺诈、隐蔽性强、不可控制等, 有时会严重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对非正规金融要区别对待。对于非正规自由借贷、合会等有利于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非正规金融形式给与法律层面上的承认, 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并对其实施监管;而对于高利贷, 只要不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 也不一定完全禁止, 而应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机构逐步将其挤出市场, 这也是国外的经验借鉴;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正规金融形式予以坚决打击和处理, 并对人民群众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通过立法, 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 可以使非正规资金合理、安全、透明地流动。同时政府还要制定《合作金融法》《非正规金融管理条例》等管理法规, 要准确界定非正规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明确非正规借贷的利率, 用法律手段规范非正规金融市场, 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运作, 建立非法融资行为的界定、查处和取缔等全过程的法律规则, 为规范化工作建立法律化基础。

二、降低金融市场准入的政策门槛, 建立非正规金融进入金融领域的准入制度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行业,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外部复杂性决定了进入金融市场有很高的门槛, 从而保证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 就是指符合相关条件 (如达到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有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层和合格的员工;有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章程;在过去的经营活动中, 无不良记录, 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其他设施等) 并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 按照法律程序设立独立的金融机构, 来参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一种市场行为。对于非正规金融来说, 如果他符合一定的条件, 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政府原则上应该按照固定的程序模式, 经过严格考核后, 颁发经营许可证, 允许其开业。同时政府应该将《非正规金融市场准入法规》写进《商业银行法》与《公司法》中, 对民营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章程内容等进行规范化处理, 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

政府可以进行非正规金融发展进行多样化的探索, 如:将非正规金融引入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中, 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为合作制金融组织;以信托制度方式实现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机构合作;促进非正规金融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给予非正规金融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享受国民待遇;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一种规范、开放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 使得非正规金融获得稳定、明确的制度预期。

三、将非正规金融活动纳入金融监管体系

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出来的金融制度安排, 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需要金融监管, 否则可能会因非正规金融的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 而引发市场失灵, 进而给参与金融交易的双方带来损失, 并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和安全稳定。在监管的内容上, 要改变原先只注重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经营行为的监管, 而是突出非正规金融风险监管, 强化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监管;在监管的法律、法规方面, 要更加具体和可具操作性。同时监管机构应该敦促非正规金融机构建立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相适应的内部管理机构和风险内控制度, 形成有效的风险监督机制;建立非正规融资监测通报制度, 各非正规金融机构应定期披露和上报有关资金借贷的基本情况, 以便监管部门进行监测与管理;建立非正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应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风险预警指标, 对接近或进入预警区域的金融机构, 应立即发出预警信号, 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建立非正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对有问题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可以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 通过采取收购或兼并等方式进行重组。

再次, 建立多元化的非正规金融监管机制。如建立与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 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应体现以央行为核心, 实施分业监管, 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 自律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最终形成银监会、财政部门、金融存款保险公司以及民营审计组织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 能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及时发现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多元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各个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又相互竞争的关系, 有助于提高监管的质量和效率, 还有利于非正规金融的安全发展和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四、加快信用建设, 改良非正规金融生存环境

非正规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比正规金融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非正规金融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较低、倒闭和破产频率较高。而融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关系, 相对于其他商品交易关系更注重诚信原则, 因此进一步加强征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是非正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征信制度的建立是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和非正规资本进入正规融资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应根据金融发展的要求, 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牵头、由各金融机构参与、并联合工商管理、消费者协会、税务、保险、不动产管理等部门组成的征信体系, 建立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信用数据库。随时向客户提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黑名单, 以保证金融交易中有关当事人的利益, 包括存款人、贷款人、存款保险机构、信用担保机构、金融机构本身的利益。

五、加大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努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消除非正规金融生存的土壤

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难, 是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因此要解决非正规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要建立一套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 打通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瓶颈。当前正规金融体制在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改革上应当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积极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 开办企业联保贷款, 减少由不规范的非正规融资引发的法律纠纷;积极发展各类互助型、股份合作制的信用担保机构, 为城乡广大的中小企业群体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上, 政府应该进一步拓宽其业务领域, 积极引导其向农村合作银行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和完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 如信托投资机构、基金投资公司等, 不断丰富和完善基层金融组织结构;同时政府一方面应构建多样化的间接融资方式, 对一些确已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 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非正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 培育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 如完善股票市场结构, 发展三板市场;培育债券市场, 认定民营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发展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 吸纳非正规巨额资金。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 满足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需要是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和引导非正规金融进入正规金融系统的重要措施。

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提供金融安全保障

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被世界公认为金融安全的三大基本要素。居民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明显低于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国有银行。最主要是因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成立时间短、品牌优势不明显, 无国家信用作后盾, 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出了问题, 存款人就会"挤兑"。而且, 一家出了问题, 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会受到牵连, 也会纷纷提款, 最终金融风险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减少了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引起其他机构随之倒闭的可能性,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整个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 也避免了非正规金融出了问题, 风险损失由政府来承担和解决的做法。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众多为之服务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也必将诞生。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应付风险的能力较大金融机构弱, 实行保险制度有利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民众对中小金融机构信心的增加。

七、推进利率市场化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致, 一直以来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人为造成资金供求的失衡, 利率无法正确反映资金的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非正规融资由于管理的无序和信息的不透明, 非正规融资利率也不能正确反映其资金的供求状况, 其利率既有低利率的互助式借贷, 也有利率水平较高的信用借贷, 还有不规范的中介借贷以及变相的企业内部集资。这种低利率水平的参差不齐既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 也有可能产生为谋取高额利息而非法经营的行为, 因此必须进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 使基准利率成为非正规融资利率的风向标;二是改革和完善存贷款利率的形成机制, 通过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 构建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形成机制, 使存贷款利率在非正规融资中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三是改进和完善利率的监控机制, 对非正规融资利率进行实时监控, 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非正规融资政策。只有实行利率市场化, 才有可能带来储蓄、投资、技术创新、就业和收入五大效益,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八、对大量非正规资金进行疏导, 增加民间投资渠道, 减少民间流动资金对非正规金融的供给

一直以来政府实行低的利率政策, 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使得发展中国家个人投资的金融产品过于单一, 收益低, 风险大。个人投资者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于非正规金融使得体制外存在大量的流动资金。因此为解决个人投资问题, 政府必须为我国非正规的流动资金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为非正规资金开放基础设施等方式投资开拓渠道。针对个体投资风险大的特点, 可建立一批实力雄厚、规范运作、由专业人才管理的产业投资基金, 将众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参与桥梁、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这样, 可以节省政府自己投入, 又可为非正规资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在多元化金融投资品的开发问题上, 就投资者而言, 既要有满足低阶层居民的以储蓄保值为目的的金融工具, 也要有面向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以投资理财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工具。就资金需求者而言, 创新金融工具包括贷款类、信托类、外汇类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各种金融衍生类金融工具的创新, 如期权、期货和互换等通过增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可以拓宽投资领域, 促进社会的资金融通, 推动利率市场化, 让非正规金融的收益和风险、权利和责任更加对称。同时利率市场化以后, 风险成本的核算与选择将交由市场各方自我完成与承担, 这不仅透明, 也更安全。

九、非正规金融的自我完善

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除了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扶助以外, 也必须加强自身内部的改革和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讲, 非正规金融的内部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 已经能够成为其发展的障碍, 所以需要自我完善和解决。

1. 完善产权制度

应该说, 非正规金融具有产权明晰的优势, 产权明晰是非正规金融的“预算硬约束”。但是,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是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难以确立, 非正规金融活动不受法律的明确保护, 对个人的财产权也就不能有效保护;二是我国的国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数以万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 都有民营资本参股或投资, 由于管理结构的不合理, 它们有的由政府或国有企业筹建或控股, 而受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干扰, 偏离了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方向。所以, 首要的是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和实现产权制度, 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确立了, 社会公众的财产权利才能得到保证和神圣不可侵犯。并且, 由个人集资入股而组成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要明确其所有者或股东, 保护其行使所有权, 在此基础上, 形成责、权、利三位统一的组织结构。对于那些股份制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适当扩大非正规资本比重, 实现国家控股向民营资本控股的转变, 建立真正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2. 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是金融机构安全和有效的根本。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为了有效地进行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程序、措施、手续和方法的总称, 是金融机构内部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管理机制。从当前来看,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有:一是稳健的经营方针,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设置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制定和组织实施合理的业务发展战略;二是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按组织控制方法, 建立董事会、监事会、贷审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等必要的咨询决策机构, 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使内部各部门形成权责明确、相互牵制、相互补充的统一整体。按照相互协调和平衡制约的原则, 合理配置业务部门、管理部门和监督控制部门, 完善对信贷、会计等要害岗位人员在岗、离岗的绩效审核制度, 加大轮岗和人员交流力度, 保证对重要岗位和要害岗位进行充分制约与监督;三是尽快建立完善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信贷风险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使这些制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总的来说要解决非正规金融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就要消除金融抑制, 实行利率市场化, 增加金融理财产品的有效供给, 使得居民家庭理财工具多元化, 减少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 从而消除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竞争中, 非正规金融将逐步失去存在的基础, 最终会走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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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篇10

自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活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 由于我国的公司制企业不是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而来, 国有企业在公司化改革进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制约性因素, 其中由于政府身份不明确而导致的所有者“缺位”问题、由于监督机制不完善而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经济理论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围绕着如何建立各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分工、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经济理论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 逐渐形成了若干理论命题, 并最终对高层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公司治理对于国企改革的核心作用。因此, 为了确保我国企业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 探析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 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公司治理机制透视

公司治理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问题, 归根到底产生于现代公司制度的委托—代理关系, 即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管理者的分离。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 现代公司是一个复杂的营运系统, 为了确保其有效运作, 就必须由具有专门知识和才能的职业经理人从事经营和管理活动, 以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提高经营效率。然而, 由于委托人 (股东) 与代理人 (经营者) 之间的目标利益函数的不一致, 作为具有完全理性经济人特征的经理人, 在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下, 极易产生道德风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为。为了保障出资者的合法权益, 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对代理人监督和激励的机制。由此可见, 公司治理实际上就是投资者控制经营者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制度安排, 其目标是通过解决股东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治理主要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是是以董事会为首的内部控制体系。为了对公司的资产运营行使有效的控制, 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行使这种控制权。因此, 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由其在维护股东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便成为必然。当然,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股东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免具有完全的决定权, 若股东失去或放弃了这种权利, 董事会就不能真正成为股东赖以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约束和监督的工具。可见,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内在统一是内部治理的基本特征, 而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是内部治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外部治理则是通过外部力量对公司经理人实施制约和控制。其中完善的要素市场 (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 、法律制度等外部环境要素对公司治理具有较为关键的作用。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 对于经营者的不作为或无作为, 投资者往往通过抛弃股票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 股价的下跌代表了公司业绩的下降, 因此, 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公司业绩价格信号”也就成了经营者业绩的监督者和裁判员;外部经理人市场中提供的代理人的价格, 反映了其能力和信誉, 这就迫使经理人更加关注自身的形象及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具有权力特征的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制度, 无疑对公司治理的实践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可见, 外部治理虽然不是公司治理的常务性内部控制机制, 但其对公司治理结构却具有间接的调控作用, 而成熟发达的要素市场、完善配套的法律机制是外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三、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 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治理模式, 即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监控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监控模式。从两种模式的运作机制看, 股权结构对于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不同的股权结构又与一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市场发育程度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1、市场监控型治理模式

从民族文化方面看, 英美国家提倡平等竞争、强调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小、市场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在公司化发展进程中, 股权结构逐渐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并由此带来了代理问题。早在19世纪末, 公司制企业已在英美国家占据重要地位, 最初的公司主要由私人家族控制, 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壮大和资本的不断扩张, 股票持有出现了高度分散化的趋势, 即使一些大的私人家族也丧失了对财团的控制权, 由于所有权广泛分布于中小股东之间, 稀薄的股份加大了单个股东的监督成本, 这种“免费搭车”的心理削弱了单个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 他们很难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控制, 因此, 股东大会、董事会逐渐丧失了其权威性, 最终经营者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然而, 由于美英具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和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 外部力量对经营者产生了较大的监督作用。在美英的资本市场上, 股东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对公司股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职业经理人不得不听命于股东的声音, 其管理渎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规戒作用下得到抑制和修正。同时, 英美国家对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 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律进行规范, 交易规则清晰透明, 这些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大股东的治理。

2、内部监控型治理模式

从民族根源上看, 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君主统治, 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比较接近, 日尔曼民族富有较强的纪律性, 而大和民族则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 这就决定了德日两国在公司治理方面注重权威、追求和谐的治理理念。德日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股权结构的高度集中, 董事会 (或监事会) 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日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 但国力迅速强大, 二战后,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日、德政府实施了以银行为公司融资的主渠道的融资政策, 对公司在银行以外的金融市场融资进行了限制, 这就使得银行在企业融资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德国, 银行持既是企业的贷款人又是企业的大股东, 银行凭借其债权人和所有者的身份, 与企业保持着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在日本, 由于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又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法人相互持股比较普遍, 这就必然使银行股东的地位更为牢固, 最终形成以主银行为中心的内部治理机制。

由上可以看出, 英美模式侧重于外部治理、德日模式则侧重于内部治理。就两种模式的优缺点来看, 英美模式中, 市场运作透明度较高、政府干预较小, 因而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董事会对管理者束缚较小, 有利于高层管理者充分发挥其职业能力。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董事会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监督机制,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容易出现管理层的单边行为;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更多的是一种补过式的、反应式的事后机制, 因而难以及时地调整公司的改革方案和战略决策。德日治理模式中, 作为拥有企业控制权的法人组织, 既有动力也有条件行使其职能, 因此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以董事会为首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快速地对相关事件作出反应, 因此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司的管理行为,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其不足之处在于:市场调控作用较弱, 资本、劳动力流动性不强, 制度比较僵化, 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创新和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由此可见, 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各有利弊。笔者认为, 若能积极创造有利于内、外部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的环境, 寻求两种模式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 做到两种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无疑更有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从近几年两种治理模式的发展看, 英美在强化政府规制和监督、重新审视银行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主动参与公司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而德日则在政府放松规则、培育要素市场、加大直接融资比例方面了取得了一定的改观。这一趋势充分说明,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实现由“单边治理”到“多方参与、共同治理”, 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的最佳路径选择。

四、对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思考

我国的公司制企业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逐渐形成的, 从股权结构来看, 国有股目前仍占据着主流地位, 理论上讲, 国有股作为大股东应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积参与公司治理、监督经理人的行为。然而, 与德日模式中银行作为法人实施控制的治理结构相比, 作为“一股独大”的国有股却不能实施有效的治理。探究其原因, 政企职责不明确、所有者“缺位”是制约其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从扮演所有者角色的政府职能看, 政府既是国家的宏观管理者, 又是企业的所有者, 多重身份决定了其多元化的目标, 若政府为了行使其多重职能而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 必然违背了公司治理中“股东至上主义”的逻辑, 使国有股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国有股的归属方面看, 国有资产虽然归全体人民所有, 然而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格化”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 与法人股或个人股股东相比, 代表国有股的机构并不真正拥有剩余资产的索取权, 对经营者监督的内在动力不足也就成为必然。我国公司改革的实践表明,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很难对经理人实施有效的约束,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掌握了事实上的控制权, 在公司决策中, 他们的自身利益得到了充分体现, 过分的在职消费、追求短期利益、信息披露不规范等现象比较普遍, 行使监督权的政府官员与经营者合谋侵蚀国有资产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值得思考的是, 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并没有形成日德模式中以董事会为首的内部治理机制, 却与英美模式中经理人控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然而这种“相似”的背后却隐含着截然相反的原因, 英美模式是基于股权高度分散下的“经营者控制”, 而我国是基于股权高度集中的“内部人控制”, 由于国有股作为所有者角色的虚置, 形成了国有股股权代理人的实际控制。又由于目前我再理条件不成熟构成了现阶段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

从长远看, 建立我国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必须从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发展要素市场、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首先, 应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 逐步缩小国有股存量。鉴于目前我国法律对银行参与企业投资活动的限制, 应大力培养法人股股东、非银行金融机构、私人投资者, 逐渐削弱国有股的控股地位, 股权结构分散后, 若企业成为受法人控制的经济实体, 便能从根本上解决代理问题, 即使多元化的投资企业最终仍可能由国家控制, 代表国有股东的职能部门由于受到其它股东的制约, 其无端干预企业事务的行为必然得到抑制和弱化, 因而有效地缓解了“一股独大”带来的治理问题。其次, 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 目前仅具有较小的融资功能, 众多国有企业尚不能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改变其股权结构;即使已获得上市的企业, 由于股权分置和国有股的流通问题仍未解决, 只有小部分流通股进入市场交易, 股价的变化很难对经营者造成压力, 外部治理的效应短期内尚未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 中国居民手中拥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 众多机构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渠道。因此, 有计划地扩大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 将有利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进程;同时, 我国应加快股权分置改革的步伐, 使国有股逐步进入证券市场流通, 从而促使经营者关注公司的股票价格, 不断改善经营业绩, 发挥外部治理的效应。最后, 应培植和建立公司治理有效运转的制度环境。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 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准则提供制度保障。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 尚需逐渐出台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规章,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我国应在明确公司治理改革总体目标的基础上, 逐步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 并依据法律制定、修订有关公司治理的准则、制度;各利益主体则应充分认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明确自身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真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使我国公司治理改革朝着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 最终形成切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结构。

摘要：我国国有企业在公司化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本文从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探析了公司治理的运作机制;通过对国际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阐述了内、外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及各自的利弊, 指出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途径在于积极创造内、外部治理环境, 实现共同治理;最后在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的基础上, 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英美模式,日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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