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使用

武力使用（精选六篇）

武力使用 篇1

以禁止使用武力为核心, 以非法使用武力的例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武力使用法得到《联合国宪章》的确认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也遇到诸如“预先性自卫”“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网络条件下自卫”和“保护的责任”等前沿性问题的挑战。对此, 法国拥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一、关于预先性自卫问题

预先性自卫是指一个国家对尚未实际上开始但可以合理地认为已迫在眼前的武力攻击而使用武力。 (1) 自卫的目的是防御外来武装侵略, 维护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它是主权国家的自然权利, 也是法定权利, 得到《联合国宪章》的承认, 是“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情形, 但合法的自卫权是否包括预先性自卫, 各国的看法各不相同。 (2)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率先提出先发制人战略以来, 法国继澳大利亚、日本、英国、以色列、俄罗斯和印度后也表示支持对敌人先发制人的战略。

在法国官方文献中并未就“预先性自卫”一词作出明确解释, 但法国国防部认为, 面对冲突或危机, 保证安全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追根溯源地采取行动, 防患于未然。在《国家安全与防务白皮书》中提出“预防行为”概念, 将其解释为避免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任何事件的发生或恶化, 以法国或欧盟为平台, 通过外交、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合作的预防行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裁军, 防止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 控制军火贸易与禁止某些武器的生产、使用和交易, 都属于预防战略的组成部分。

从概念定义而言预防的行为与预先性自卫至少存在两点区别:一是预防行为强调多样措施, 包括了外交、经济、司法、文化等多种行为, 而预先性自卫强调自卫的行为, 仅涉及军事行动;二是预防行为主体可是一国或多国, 而预先性自卫的主体是一个国家。虽然两者存在区别, 但仔细阅读法国预防行为的战略方针后, 仍然可以发现两者的共同之处。

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后, 于2013年对预防行为的战略方针进行了重新规划:

(一) 重新定位国防安全合作政策

自冷战结束后, 法国始终奉行将威胁置于本土之外和欧洲整体安全的国防政策, 将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欧盟的南大门, 与法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和经济合作, 被法国视为其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轴心。然而, 随着近年来中东、非洲地区恐怖极端势力的增长和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定, 法国在上述地区驻军变得逐渐难以应对复杂严峻的环境, 同时过多的军事干涉导致法国本土受到更加严重的恐怖袭击威胁。 (法国情报部官员斯卡尔西尼认为, 法国强硬的对外政策和参与在阿富汗等地的反恐行动都使极端恐怖分子有理由针对法国发动恐怖袭击。) 鉴于上述情况, 法国决定以预先性防御为目的, 重新定位国防安全合作政策。

1. 对驻军进行合理化部署

倡导在欧盟框架下实行区域内国家安全合作机制, 如地中海5+5国安全机制, 加强多国联合安全预测和军事行动, 尽可能减少法国独立执行军事行动。

2. 修改同非洲国家的双边安全协定

废除与科特迪瓦、加蓬和多哥等国签署的安全协定中涉及法国可能出兵维稳的条款, 新的安全协定将在欧盟或地区性组织框架下签署, 由单方面的军事援助向双边军事合作伙伴和多国集体出兵维稳的转变。

3. 提高集体安全综合能力

提高非洲本土军队在地区安全稳定中的作用, 突出欧盟在非洲地区维稳地位。加强同非洲国家的联合军事行动, 着重打击恐怖组织, 预防核生化武器扩散和非法走私等方面。

(二) 提高军控能力和打击武器扩散

法国支持欧盟和国际社会打击武器扩散, 并监督国际裁军协定的落实情况。在欧盟授意下帮助和监督有关国家对《禁止使用生化和毒素武器公约》的签署和落实。利用军事专家和相关技术检测有关国家的生化、放射性和核武器的运输和生产, 民事安全力量和军事力量将作为打击扩散和控制裁军协定的有效手段, 重点打击相关国家生化和非法核武器生产基地。

(三) 对潜在危险地区的预设性兵力部署

法国认为, 在特定情况下的预设性兵力部署, 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也可通过其威慑作用, 有效地阻止潜在威胁的发生, 同时法国强调在特殊的情况下, 将给予预设性兵力直接参与军事或民事安全行动的能力。目前法国在非洲部署兵力10000人, 每年投入7.6亿欧元。 (1)

从上述三条战略方针中可以明显看出法国提出的预防行为战略方针实质上仍然以军事干预作为核心支撑和手段, 其目的与预防性自卫是一致的。此外, 根据法国国防白皮书第12章规定, 法国的国防战略中排除了任何预先性战争, 但并不禁止对具体的可预见即将发生的威胁进行抢先的行动。由此可见, 法国对预先性自卫的立场是持肯定态度的。

二、关于武力打击恐怖主义问题

传统上, 恐怖主义作为刑事犯罪对待, 由国家内务司法力量惩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猖獗, 国际恐怖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运用武装力量实施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此问题上法国首先认同运用武力打击恐怖组织。法国认为恐怖主义是其面临的最主要和最持久的威胁, 它将协同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合作组织积极、坚定和不惜一切代价地打击恐怖组织, 其中包括军事打击。根据法国国防法规定, 法军需具备完成特殊任务的能力, 即独立或在多国联合条件下解救人质和打击恐怖主义 (2) , 这实际上就承认了武力打击恐怖组织的合法性。

在大规模出兵反恐实践方面, 2001年法国陆续投入数千兵力, 支持美国发起的阿富汗反恐战争, 但其军事力量始终避免参与直接的作战行动, 主要负责治安和重建事务, 出工不出力的态度表露无疑。2012年3月21日马里军人发动政变后,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势力趁乱控制了马里北部地区, 导致该国一直处于“南北分治”的局面。随着马里国内局势持续恶化, 作为马里原宗主国的法国在马里反恐问题立场最为坚定。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表示:如果法国和欧洲不采取行动, 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极端势力将威胁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安全。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也表示, 宗教武装团体在马里“建立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的企图, 可能对整个非洲乃至欧洲的安全造成威胁。2013年1月11日, 法国总统奥郎德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法国军队当天下午为马里军队击退占据北方的武装团伙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军事支持”, 并将此次出兵定义为打击“恐怖分子”。此次出兵法国动用了地面部队、军用直升机、幻影2000D、幻影F以及“阵风”等直接军事干预力量, 同时也是继2002年军事干预科特迪瓦以来, 法国首次迅速且单方面军事介入非洲国家的行动。行动虽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大国的支持, 但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法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乐于积极发声彰显国家形象, 践行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立场, 但会根据与其利益关系紧密程度, 付出的力量差异明显。法国前后两次出兵反恐, 一方面验证了其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 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其维护国际安全稳定光环下, 实为保护其在非洲国家既得利益的真实目的。

三、关于网络条件下自卫问题

2006年, 法国政府遭遇首次网络攻击, 攻击者系土耳其黑客, 原因是不满法国政府通过《关于否认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法律草案》, 黑客袭击了法国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上百个网站, 将网络首页改为土耳其国旗和宣传语。 (3) 此后, 法国加大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力度, 在2008年版《国家安全与防务白皮书》中, 首次承认网络威胁是对法国造成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提到:目前频繁对法国网络进行的攻击, 不论其来源是否具有国家属性, 都对国家社会秩序和军队作战能力造成潜在的严重威胁。法国网络战略应由被动防御向纵深积极防御战略转变, 并首次提出网络条件下的攻击能力概念。它提到, 目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新领域, 法国应当加强在该领域的军事打击能力。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3年《国家安全与防务白皮书》的序言中再次明确提出“鉴于法国国防、经济和其他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中网络空间的份额越来越大, 所面临的安全风险足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因此网络防御应被列入国家利益最优先的领域, 并将互联网视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予以保护。”

法国网络条件下自卫基于以下两大应对原则:一是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保护系统, 并在总理的领导下与战略工业运营商和相关部门合作, 在第一时间甄别和确定可能面临的威胁;二是有能力作出基于外交手段的政府层面反击, 但并不禁止在势态逐渐升级、国家战略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使用军事手段。

总体而言, 法国肯定了在网络条件下采取军事自卫行为的可能, 其中包括网上军事反击和对实体的军事打击, 然而他没有对受到网络攻击和实施军事自卫行动的具体标准作出明确界定, 只是提到并不禁止在势态逐渐升级、国家战略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使用军事手段。此外, 它还提出同盟国中任何国家受到网络攻击, 其他成员国都有责任作出回应, 而对回应的方式却未作说明。这样的模糊解释为法国更加灵活地采取军事自卫行动提供了的空间。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联合国宪章禁止各国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允许诸如自卫作战、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抵抗殖民主义镇压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例外情况。然而,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 国际矛盾冲突愈加激化, 国际武装冲突复杂程度明显加剧, 传统武力使用理论也面临了更多前沿性问题。文章仅研究介绍法国在武力使用理论的前沿问题的相关立场与实践。

关键词：武装冲突法,武力使用理论,法国

注释

11宋新平.预先性自卫研究述论[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08.

22 朱世宏.当代德国关于武力使用法的理论与实践.[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12.

31LIVRE BLANCDéFENSE ET SéCURITéNATIONALE.CHAPITRE 9-Direction de l’information légale et administrative, Paris, 2008.

42 Direction de l’information légale et administrative.LIVRE BLANCDéFENSE ET SéCURITéNATIONAl.édition numérique réalisé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Paris, 2013.p104.

警察武力之善法 篇2

——论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标准

Proper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olice Use of Force： On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of the Law of Chinese Police Use of Force 作 者： 荆长岭

作者简介：

荆长岭，广东警官学院 战术部，广东 广州 510232 荆长岭(1957－)，男，河南郑州人，广东警官学院教授、战术部主任，从事实战警务指挥研究。

原文出处：

《政法学刊》(广州)2012年第1期 第5-13页

内容提要：

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标准由标示正义价值方向的基本理念和标示正义价值尺度的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分级承担并贯彻。中国警察武力法有：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有机统一、保权与控权有机统一和价值、规范、事实有机统一三个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和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武力行为克减和多样化和正当程序四个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上述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对系统理解、把握中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和构成要件、各种规范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构思未来的、“应然”的中国警察武力立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are realized by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value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dicating the scale of it.The Law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 embodies the three philosophies,which are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legal justice,the coherence of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and the power of protection,the combination of values,regulation and fact,and the four principles,which are the stipulation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the equivalence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and proper procedure of the curbing and reduction of force.It is of grow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lated law-making process that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is necessary as of the principles and relations of the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期刊名称： 《宪法学、行政法学》 复印期号： 2012年08期

关 键 词：

警察武力/正义价值标准/基本理念/基本原则；/police use of force/justice value criteria/fundamental philosophy/fundamental principle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45(2012)01－0005－09

法治的“善”的本质决定法治应具有正义价值标准。而警察武力法治要实现“善法良治”首先应使警察武力法具有明确的正义价值标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欲做引玉之砖，以求高品之作。

一、警察武力法的内涵及现实概况

警察武力法治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丰富，且兼顾静态和动态两类要素的概念。本文取“法治”关系社会结构状态的涵义，即“法治”意谓一种社会结构状态的表述——一种权力与权利结构状态的表述，故警察武力法治的内涵为：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人权之间的界限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得到合理划定的状态下，以法律规束警察武力权力，使之运作既能达到维持、又不损害两个层面合理状态的一种追求。警察武力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法对警察武力的统治，因而其首先需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可称为警察武力法或警察武力法律制度。

法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有组织化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1]45警察武力法不是一部法典或一部法律文件的称谓，而是基于对警察武力法律制度内容的系统化分析和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需要，对处于分散状态的警察武力法律文本进行有机化整合和范畴性概括后，所得出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称谓。“实然”的警察武力法或者称警察武力立法，是指已有的、各种形式的警察武力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包涵警察使用武力的种类、原则、要件、监督和后果处理等，但实质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划界、警察武力权干预人权的理由、警察武力权行使的正义性。

在法律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警察武力法也出现了国际和国内的分野。国际警察武力法是相关国际组织制定并向主权国家和特定地区开放的警察武力法律规范的总称。就现有资料来看，一个国际组织的警察武力法文件通常有多个。在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法文件中，包涵警察武力内容的就有：《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大会1979年12月17日第34/169号决议通过)、《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等。因《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这两份文件没有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它们属于通常所说的“软法”。然而，它们对与维持法律与秩序有关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国内警察武力法是主权国家和具有独立立法权的地区制定并颁布实行的警察武力法律规范的总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警察武力法既可以集中立法——形成警察武力法典，也可以分散立法——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警察武力法体系。就现有资料来看，国家或地区的警察武力法以分散立法形式出现的居多。

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也是以分散形式出现，由多形式、多层次警察武力法律规范组成的警察武力法体系。其中，有些警察武力法律规范由法律设定，如《人民警察法》、《人民武装警察法》和《监狱法》、《枪支管理法》等，有些由行政法规设定，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看守所条例》等，有些由部门规章设定，如《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公安单警装备配备标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①等。

针对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警察使用武力的规定不甚明确，一些公安民警不敢依法使用武力处置违法犯罪或者随意处置的问题，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发布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公安民警制止违法犯罪操作规程》或《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了警察武力的种类和使用的原则、准则、规则(包括对以往法定基本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和新增加的一些准则、规则)，为公安民警现场依法、及时使用徒手武力、警械武力、武器武力处置违法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详细的法定依据。但就法理而言，《操作规程》并未取代《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地位和内容。在《操作规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均为实行法，使得警察武力规范更加零散甚至冲突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对警察武力法的首要价值——正义价值进行理论论述，以使警察武力规范有一个统帅性、系统性的灵魂。

二、标示警察武力法正义价值标准的基本要件

“法治社会的达成，离不开精神的、实体的和形式的三方面要件，该三要件的统一，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法治。”[2]法治的精神——“它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2]法治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和广泛，人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运用它，但“法的统治的观念是法治精神的核心”。②

法的统治的观念追求“善法”和“良治”两个互相联系的目标，即通过善法实现良治，有善法才有良治，良治体现善法。“善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所谓法治，首先是指‘善法之治’”[2]。善法表现在人们的观念和立法、法律解释上，而良治则是指法的实施的良性状态和结果。

“法治当中的‘善’，意指益于人的道德准则，在观念形态上它已转化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义。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使人们在观念上有了‘法上之法’与‘法下之法’以及‘合法之法’与‘不法之法’之分。正义为法上之法，追之近之为合法之法，去之远之则为法下之法或不法之法，亦即恶法。”[2]可见，正义的价值标准是区分善法、恶法的唯一标准，也是善法的首要价值标准。因此，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法的基本理念或立法的基本理念——统摄立法、法律解释和对法律理解的理念，也必然以体现正义的价值标准为首要任务。不过，法的基本理念是以标示正义的价值方向来体现正义价值标准的。

鉴于法的正义价值标准既有方向性又有尺度性，因而居位“法上之法”的正义，从理念走向实体，从抽象走向具体，最终形成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有机统一的法律制度，还需一些标示正义价值尺度的基本原则——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法的基本原则或立法的基本原则将之导入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准则、规则中。只有如此，居位“法上之法”的正义才能成为稳定性、具体性和操作性的制度规范，才能在法的实施中得到落实。可见，立法的基本原则不同于人们通常日常所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制定法的规范所体现的基本原则。而立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制定法、法律解释、对法律的理解具有统摄意义的原则。综上可知，法的正义价值标准要进入到立法、法律解释和对法律的理解中，应首先由法的基本理念和法的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对其做出标示性论述，形成明确的正义价值方向和正义价值尺度。

上述理路对警察武力法治建设具有奠基性、全局性意义。首先，若不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对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方向和正义价值尺度做出标示性论述并以论述结论为指引，警察武力立法则可能以恶法理念和恶法原则为指引，使自己成为恶法之治。这一思维对审视中国现实的警察武力立法的“正义品格”，系统构思未来的、“应然”的中国警察武力立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对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方向和正义价值尺度做出标示性论述，极益于系统、准确地把握现实中国警察武力法规范的互相关联性，建构一个脉络清晰的法律文本解释系统，以便警察深入学习、理解和执行法律文本。最后，在中国警察武力法律文本处于散状甚至冲突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两项基本要件对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方向和正义价值尺度做出标示性论述，并以此对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准则、规则——警察使用武力行为的基本原则、准则、规则进行梳理和整合，并合理调适其冲突。

三、标示警察武力法正义价值方向的基本理念

当代法的理念是由多向度、多层次理念构成的理念体系。从当代法的“正义、人权、控权”等基本理念俯瞰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指向，对现实中国警察武力立法的精神内涵进行范畴性概括，可以发现标示警察武力法正义价值方向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三个。

(一)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有机统一理念

警察武力正义(或称为正义性)虽然也是主体问性的正义，但其有特别之处：1)它的主体间性是多元化的，既有国家与社会个体(个人)的主体间性、社会公众与社会个体(个人)的主体问性，也有社会个体的主体间性，有时几种主体问性是重叠在一起的；2)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追求的正义，即在主体间发生价值冲突时不得不舍弃特定主体的一些价值才能达到的正义；3)它是以武力方式解决价值冲突的正义，有特定的惨忍性；4)警察既是武力正义的先定者，也是保障者，比喻之，警察在使用武力过程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警察武力正义的特别主体间性要求警察在使用武力时兼顾多元主体的价值需求，对于多元主体的价值需求冲突采取合理的逻辑和标准予以调适，以使价值冲突降至最低限度。警察武力正义的不得已性要求最少使用武力，也就是尽量寻找其他非武力方式解决冲突，不是确实必要不得使用武力。警察武力正义的惨忍性要求尽量降低使用武力的强度。警察武力正义的自我保障性要求使用武力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用武力的良好素质，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警察使用武力行为只有全面实现上述正义才能视为达到系统化的正义。

上述四个层面的要求均属警察武力的宏观、总体意义上的社会正义——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在其之下还有警察武力的微观、具体或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即个案的警察武力正义——每一个警察使用武力的社会正义。个案的社会正义存在于个体危害行为、危害主体和警察武力行为三者的关系之中，是具有实际、具体内容的社会正义。微观、具体或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和宏观、总体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是就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关系而言的。辩证地说，没有众多微观、具体或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就没有宏观、总体意义上的一般社会意义和普遍社会正义，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之中有普遍性一样。

宏观、总体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和微观、具体或特殊上的社会正义均需警察武力法——这一特殊法律形式予以反映和规制。因为任何“实质”或“内容”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出来。如此一来，便引出警察武力法的正义问题——警察武力法如何反映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才能证明自己也是正义的——警察武力法的形式正义问题。

与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相对应的是警察武力的法律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指警察武力在法律表现形式上的正义。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主要是指警察武力在社会结构状态上的正义，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人权之间的合理界限状态上和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合理界限状态上的正义。相对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义，它是实质(内容)正义。而警察武力的法律正义是指受警察武力社会正义的内容决定并反映其社会正义内容的法律文本上的正义。相对于警察武力的实质(内容)正义，它是形式正义或者说是实质正义的表现形式。就此而言，警察武力立法上的所有规定，不论其是实体规范确立的权利义务内容还是程序规范确立的程序规则，都属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义。反映警察武力实质正义的形式正义及其实践推行就是警察武力法治。实行警察武力法治就是倡导警察武力的形式正义，通过这种形式正义最终追求社会正义；而不应该脱离形式正义追求社会正义。

但“形式”的东西都只是与“内容”或“实质”相对而言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具有相对性，同一事物，在此时此场合是形式，在彼场合则就成为内容了。警察武力的社会正义一旦被规定在警察武力立法中，成为形式正义，它就会与程序正义相对应。这时警察武力形式正义就成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以立法和执法为标准所做的划分。实体正义相当于立法正义，即实体权力(利)与责任(义务)在立法上进行分配的正义，与此相对应的程序正义，是指法律适用或执法阶段的正义。“程序正义与法治的关系是：法治是一种强调程序的社会控制方式，在法治的精神内涵中包含着程序正义的追求。”[3]

按照法哲学的基本原理，法律正义(形式正义)是社会正义(实质正义)的反映和法定化，社会正义是法律正义的本体和支柱。任何一部具有正义品格的制定法，其第一位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追求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有机统一。因此，努力实现警察武力在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上的有机统一应成为警察武力法治——警察武力立法的首要理念和首要目标。这不仅是根据法哲学原理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警察武力实践对警察武力立法的期望所在。如何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警察武力立法对警察武力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本质关系把握的深刻程度，尤其是对警察武力正义模式(价值尺度、要件及其过程)规制的合理化程度。

(二)保权与控权有机统一理念

现代法哲学认为，法律通过确认或授权两种方式对应两种价值：法律确认或授予公民权利的价值在于保障自由，法律授予国家权力的价值在于确立秩序，二者同时存在。可见，自由与秩序是一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关系，对立的一面只能用统一的法则予以调适，使之达到合理的衡平状态，不可偏废。“至善之法，即是衡平价值关系而使价值冲突降至最低限度之法。”[2]

秩序与权利的衡平关系要求权力和权利均需正当运用，也均需用法律适当规制，以防范其作恶犯错。在人类已经找到的防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作恶犯错的诸多理论和方法中，以社会本位为根基的“保权—控权均衡说”具有有机统一性和高度的可接受性。“社会本位由权利本位发展而来，而权利本位事实上是一种个人权利本位。启蒙运动以来，个人权利立法大大增强了人的积极性，刺激了财富的增长，但极端的个人权利本位也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分化，造成社会发生冲突和对抗。于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日益成为法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个人权利本位也开始向到社会本位转移。为了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并保持一种均衡关系，法不得不回归于社会。由于社会本位与权利本位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所以‘控权’理念不可抛弃，但这种控制的方式应更加灵活，应在权力适用范围扩大和权能增加、增强的同时加以必要的控制。‘保权—控权均衡说’成为法的核心理念适应了社会本位价值观的要求。”[4]

警察武力权力与个人权利也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统一的一面表现在：警察在行使武力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使国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得到保障的同时，也使广大公民和警察的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否则，国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威胁和破坏，广大公民和警察的个人权利也就会受到威胁和侵犯。二者对立的一面表现在：警察在运用使用武力权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公民、警察的个人权利时，势必要威胁、缩减、剥夺某些特定人群或个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这些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可见，警察武力权具有正价值和负价值，而且正、负价值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微观、具体、特殊的使用武力过程中。警察行使武力权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公民、警察个人权利的价值是正价值；警察行使武力权力威胁、缩减、剥夺某些特定人群或个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这些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价值是负价值。为此，联合国和各国、各地区的警察武力法多以社会本位为根基，遵从“保权—控权均衡”理念，从正当性、必要性、规范性三个方面规制警察行使武力权力，以使警察武力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达到合理的衡平状态。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也应如此，且实际上也如此。

(三)价值、规范、事实有机统一理念

任何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制定法都应实现其价值正义、规范正义和事实正义的有机统一。因此，警察武力立法应尽最大努力去把握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正义、规范正义、事实正义的特性、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使它们在法律文本上达到有机统一。这一思想本身也是警察武力法的一个理念。

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标示的正义价值方向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标示的正义价值尺度都属于宏观的、“应然”的价值正义。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在理论和立法意志上表现为“将然”正义——理论意愿和立法意愿上的正义，在实定法上表现为“已然”正义。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从“将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把警察武力法的正义价值方向和正义价值尺度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的过程。警察武力法的事实正义是指警察武力法规范所设定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正义。武力行为正义要达到微观的、具体的、特殊的“实然”正义，就必须准确把握个案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所应有的“实然”关系正义。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从“将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把警察武力行为的“实然”正义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的过程。

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居于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正义和警察武力法的事实正义之间，承担着贯彻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正义和提炼、整合、规制警察武力法的事实正义的双重任务。在立法上，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均是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的先导或渊源，而警察武力法上的事实正义则倒逼着警察武力法的规范正义及其表述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三者之间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矛盾性，因此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关系。正由于三者的矛盾关系，才存在警察武力法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细致的发展过程。

从警察武力法规范的构成要素来看，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正义和事实正义均需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准则、规则等要素来贯彻或承担，警察武力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细致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准则、规则等要素科学、严谨表述警察武力法的价值正义和事实正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优化赖于立法技术的支持。

四、标示警察武力法正义价值尺度的基本原则

警察武力法实际包涵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类基本原则，一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则。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即警察武力立法的基本原则——警察武力法的基本原则，它承担着上承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下启警察武力“法中之法”基本原则——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的功能，是对警察武力立法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原则。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四个。

(一)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

警察武力法理上的危害行为应是指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他人或本人具有危害性，且须由警察使用武力才能预防、制止的行为。危害行为也可称为使用武力的客体。构成危害行为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危害主体、二是危害行为状态，三是危害结果。危害主体既可以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他人安全、自身安全(如自杀、自伤等)的人，也可以是危害社会秩序、人的安全的动物。

武力行为即警察的使用武力行为，是指警察为预防、制止危害行为而对危害主体使用有形物理力，以使危害主体服从或丧失危害能力的各种行为手段(包括方式和战术)和过程。就其要素而言，警察使用武力行为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警察使用武力行为由武力客体、武力主体和武力手段三个要素组成，中义的警察使用武力行为由武力主体和武力手段两个要素组成，狭义的警察使用武力行为仅指武力手段。这里取“中义的警察使用武力行为”。

警察武力法贯彻正义价值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哪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作为警察武力法上的危害行为？即法定危害行为；对不同社会危害性的危害行为、不同情形的危害行为以及不同状态的主体适用什么样的武力手段才具有正义性？警察武力手段应符合什么样的规范性条件才具有正义性？这些内容均需警察武力法予以规制，而首先应由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予以说明。

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危害行为和武力行为应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警察在实践中随意擅断。2)实定化，即对什么行为是危害行为及其所应具备的要件和对危害主体所使用的武力，包括武力类别、武力行为的要件等都应由法律予以确定。3)明确化，即警察武力法应做到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在理论上，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不容变通的原则，它要求危害行为和武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警察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力。相对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在武力种类、强度和使用程序上，允许警察有一定的选择权力。即在警察武力法对武力种类作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警察有权根据危害行为的不同情形和危害主体的具体状态，在法定的武力幅度内选择确定适当的武力手段。从国际和国家、地区的警察武力立法和警察武力实践来看，采用相对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的十分普遍。

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法定原则具有两个层面的预期性意义，其一，其以明确、具体、规范的方式告示社会：哪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将引发警察使用武力以及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使人们通过警察武力法可以预期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能引发警察对自己使用武力。其二，告知警察：在发生何种危害行为时可以使用何种武力，使用武力应遵守什么样的行为准则和程序，并在使用武力后承担什么义务，违法使用武力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二)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原则

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原则，又称为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适应、均衡或者相称原则。这些名称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翻译的原因或用语上的不同，其并无本质的差异。这一原则的内涵是：危害行为的性质、情节、情形等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表现与武力行为之间应具有一定的“相当性”。

第一，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相当性”表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关系具有相对性。关于这一点，是由危害行为的无限性与武力行为的有限性决定的。未来的危害行为，无论是危害行为的种类、情形、主体状态还是社会危害性程度，现实都无法穷尽和确切地估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危害行为具有无限性的特点。相对而言，应对危害行为的武力行为则是有限的。武力行为不仅在种类和手段上是有限的，而且严厉性程度也是有限的。因此，企图在无限的危害行为与有限的武力行为之间寻求一一对应的相当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徒劳无益的。鉴此，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永远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现实中，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是以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不相当为参照的，只有在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的不平衡状态中去寻求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的平衡状态，才能领悟到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原则的真谛。

第二，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相当性”表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具有对应性。关于这一点，是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性质上来界定的，即从质的方面来讲，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要求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在性质上务必相同或相近。这一观点意在强调平等性是相当性的一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对于性质相同的危害行为应当适用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为。

当然，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对应性也不能绝对化。这是因为，即便是性质完全相同的两种危害行为，但由于它们在行为构成之内、之外的其他因素上存有差异，因此，行为主体所应受的武力行为也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可以成为阻却使用特定武力行为的理由。如对儿童、怀孕妇女一般不能使用武器，对老人和身体较弱的妇女不能使用警棍等。然而，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的对应性并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差异而使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发生畸轻畸重现象合理化。比如，对情形紧急的持枪杀人者仅仅使用胡椒喷剂，而对一般盗窃者则要使用武器。如果这样的话，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在性质上就会相去甚远，形成极大的反差，警察武力法的公平性就无法体现。而一旦警察使用武力行为失去其公平性，那么警察武力法就会沦为纯粹的法律工具，既无法建立警察武力法的权威，也无法发挥警察武力法的规范功能。

第三，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相当性”表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具有相称性。关于这一点，是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应的比例关系上来界定的。即从量的方面来讲，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要求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在比例上务必相称。武力行为无论是种类抑或强度都具有一定的量的要素，但总的来说危害行为只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危害行为的轻重、缓急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要像武力行为那样量化是很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在量上的相当也不是绝对的量化，而只能是比例上的相称。而要实现这种比例上的相称性，首先必须赖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等级化、合理化和科学化。在这一方面，借鉴美国学者赫希所提出的罪与刑“基的相应性”与“序的相应性”③，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危害行为界定一个轻重有别的基本的武力行为范围，同时也为个案的武力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斟酌空间。其次是在武力行为的适用上，应力求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具体相当。其特点就是在法定武力幅度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反映不同危害主体之可受武力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是片面与危害主体之可受武力性相当的结果，而是危害行为的严重性制约之下的个别差异性。因此，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相称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武力行为适用的一致性来体现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的相当性并非一种个别判断，而是一种关系反映，即不同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同危害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武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武力行为决策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关于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应性的评价最后是通过不同武力行为决策和结果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警察武力法不应存在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之孤立的、个别的、绝对的相当。确切地说，适用武力行为时的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之间的相应性，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同警察之间适用武力行为的一致性。即要求不同地区的警察之间、不同机关的警察之间以及同一机关的警察之间对于相同或近似的危害行为作出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为决策，而不能存在过分的悬殊。二是同一警察对不同危害行为适用武力行为的一致性。即对于具有相似严重性的不同危害行为应该作出相似的武力行为决策，而对于情节差异明显的不同危害行为应当作出不同武力行为决策。如果对于两个情节相似的危害行为作出明显不同的武力行为决策，而对两个情节明显有别的危害行为却作出相同的武力行为决策，则违反了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关系的相当性。

(三)武力行为克减和多样化原则

危害行为与武力行为相当原则的要旨是根据危害行为的性质、情节、情形等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将武力行为分为若干等级，反过来，使警察主观上的使用武力行为有一个客观对照，并以此规制警察对武力类别、强度、程序的选择，同时也使之成为警察使用武力行为合法性的一个依据。而武力行为克减原则的内涵则是：在武力行为与危害行为保持一定“相当性”的前提下，应尽量不使用武力、减少使用武力行为或降低武力行为的强度，而且也能达到制止危害行为的目的。因为与其他警察行为相比，警察使用武力行为与人权的关联性更高、更直接。警察在制止危害行为过程中，即便是较低强度的武力使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缩减公民的一定权利和自由；而高强度的武力使用还可能致人重伤、死亡。致人死亡的武力使用如果发生错误，事后救济也无法挽回。

武力行为克减原则势必提出武力行为多样化问题，这是危害行为的无限性与武力行为的有限性决定的。从警察使用武力实践来看，武力行为的种类越少，其局限性就越严重，反之，武力行为的种类越多，其局限性就越少。武力行为多样化的核心是武力装备的多样化，而武力装备多样化的核心是非杀伤武力装备的多样化。只有如此，才能减少使用杀伤类武器的必要性。为此，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2条要求：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一系列手段并用各类武器弹药装备执法人员，以便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有区别地使用武力和火器。这应包括发展供适当情况下使用的非致命但可使抵抗能力丧失的武器，以期不断扩大对使用可引起死亡或伤害人身的手段的限制。为了相同目的，执法人员还应可以配备自卫设备，例如盾牌、钢盔、防弹服和防弹运输工具，以便减少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器的必要性。

(四)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来自外国法，更为准确地说应为“正当法律过程”[5]。“但对于什么是正当法律过程、正当法律过程在制度上应当具备哪些要件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甚明了。从法院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实际情况看，该条款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不论是法院还是学界都认为，这种‘弹性’只有在确立了一种稳固的、包含价值导向的基础作为原则性要求时，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种原则的‘弹性’并不是灵活性，而不过是恣意或反复无常的代名词。因此，对正当法律过程的考察，必须将其基本原则与精神作为重点。”[5]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加重了警察使用武力过程条款在警察武力法中的分量。就警察使用武力过程条款的精神与实践来看，正当法律过程条款实质上对警察使用武力行为施加了两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当过程”和“实体的正当过程”。实体的正当过程是指当警察使用武力威胁、缩减、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时，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其行为的必要性。换言之，实体性正当过程要求警察必须为其使用武力行为提供正当化的理由。程序性正当过程是指警察在使用武力威胁、缩减、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换言之，程序的正当过程对警察行使武力权行为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警察使用武力过程在程序上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正义。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制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时就已经对警察使用武器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199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均规定了相应程序。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发布施行的《公安民警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分别规定了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使用武器制止三种武力手段的具体程序。通常情况下，警察事先均应履行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口头制止(警告或命令)程序，且“经警告无效的”才可以实施这三种武力手段。这些规定凸显了正当程序在警察武力使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也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收稿日期：2011－12－23

注释：

①1999年1月5日，我国组建了海关缉私警察。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该决定明确规定：“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配备专职缉私警察，负责对其管辖的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此后，《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适用于海关缉私警察。

②这种观念不同于政治学上所说的阶级统治。阶级统治的观点不承认统治阶级再接受其他主体的统治，而法的统治的观点，则把法作为主体，而把社会所有人作客体。见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③依赫希所言，基的相应性是这样一项要求，即刑罚的绝对水平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序的相应性是这样一项要求，即刑罚的严厉性的分级应该反映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的分级。刑罚在幅度上应该被排序，以便其相关的严厉性与行为的相对的应受谴责性相适应。见李永升：《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原文参考文献：

“武力模式”的诞生 篇3

8月22日，保罗集团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消息——“保罗集团成功收购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国食品工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整个消息不超过两百字，只是简单介绍了中食集团和中食投，对保罗集团如何收购中食投、收购的金额、收购后的操作模式等细节性的内容一概没有涉及。

随后，记者登陆了保罗集团的合作伙伴中食集团的官方网站，却发现该集团的组织机构里根本没有“中国食品工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样一家企业，其官方网站上也没有任何关于子公司被收购的新闻。关于保罗集团和中食集团合作的内容则只有一句话，“3月7日，中食集团与北京保罗科工贸发展集团在公司举行了合作签字仪式，中食集团总经理蔡永峰与保罗集团总经理武力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细节无一介绍。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武力否定了“收购说”。他表示中食投不是收购行为，而是保罗集团通过与中食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食品供销公司以增量式改制的模式进行的重组，重组后成立了现在的中食投。

“此前保罗集团就有这个（重组）打算，我们也有几个意向伙伴，但后来都觉得不合适，这其中有资产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向差距太大等多方面的原因。”武力说，与此同时，中食集团也在寻求重组的客户，虽然有过不少的接触，但也都没有实质性进展。“后来他们主动找到了我，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签订了增量式重组的合同，非常顺利。”

至于增量式改制的细节，武力不愿意深谈，他只是透露说：“我们的增量式改制和经济学里其它的增量式改制一样，也是完成了一个资产增量。”武力没有透露具体的资产增量。“我们只是保留了原有的壳，但加入了新的股东，加入了新的内容，变成了一种新的机制，补充了原来企业的结构不足。”至于具体的过程及涉及的数据，他礼貌地建议记者通过其它途径了解。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教授坦言，“实际上，增量式改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它是一种改革实践的产物。增量式改制即在改革过程中，首先不触动体制内利益，在体制外进行改革探索，当增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再通过增量改变存量，推动整体改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增量改制追求的是帕累托改进式的、稳定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但在分析了中食投的情况之后，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著名经济学家徐逢贤表示，中食投的运作模式应该不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且也明显“触动了体制内的利益”。“因为食品领域属于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央企不应该被重组，（中食投）是钻政策的空子。”

随后，本刊记者多次致电中食集团总经理蔡永峰，蔡永峰也认为双方的合作属于“增量式改制”，是“通过资产置换进行的一次重组。”和武力一样，他也同样认为这种重组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对未来的央企改革没有参考价值。”对于重组中的若干细节问题，蔡永峰同样选择了回避。

在随后的日子里，记者就这一问题多次电话联系了国资委研究中心等相关部门，也给相关负责人发去采访要求，但截止发稿，记者一直没有获得中食投具体运作模式的任何信息。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说得恶劣一点，中食投可能涉嫌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说得积极一点，中食投是央企走向市场的积极探索。”

虽然中食投的“来路”似乎并不清晰，但其定位却非常高远——“立志成为中国食品投资领域具有突出特色和影响力的权威机构。”

武力对未来的中食投给予了极高的期望。“我们的重组是想进一步优化、整合、提升中国食品的产业资源，因为央企在上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限制，在中食集团的机构里也缺少一个投资平台，所以我们之间的重组是机制优势的互补，中食投实际上就是一个窗口，可以和资本市场更好的结合。”

但实际上，中食投并没有仅仅将眼光局限在食品领域。8月19日，某人才市场发布了中食投的一则招聘信息，招聘岗位涉及生物、化工、物业管理、金融分析、房地产开发、管理工程等多个领域。

资产流失还是改革探索：“民企国家队”的争议

“武力实在是个聪明人。”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赞叹着说。“‘中字头’是多大的无形资产啊。不考虑幕后的利益，有了这个头衔，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诚信度都将获得巨大的提升。”

但也有不少人对武力获得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国家不是一直在缩减国有企业吗？‘民进国退’好像才是经济改革的主流？难道历史的车轮又往回转了？”在接受采访时，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疑惑地表示。在了解了重组的大概情况之后，他表现得很是愤怒，“这属于变相侵占国有资产吧？有了这么一个‘中字头’，企业的经营明显要优越于普通的民企，这对于我们民营企业很不公平。”

“武力是民营企业家，但是他把国家的东西拿到手里了，所以严格来讲，这就是侵吞国有资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也有类似的想法。

“（中食投）的操作很不规范，今后国资委和发改委应该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对中食投的存在表示质疑，但徐逢贤认为中食投有其积极的一面。“‘民企国家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试点。在央企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行业和企业的特殊性而出现‘武力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国家进行这种试点也未尝不可，但这种试点不能太多，也不能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教授也表示了认同。“从法律层面考虑，中食投的存在并不违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看成是央企改革中的一次尝试，当然，如果整个重组过程能够透明可能会更好。”

一位经济界人士告诉记者，因为各种积弊，北京某知名国企年需国家注入资金30亿，而企业的年利润只有5000万，他对这种资源和资产的双重浪费表达了愤慨。“这是怎么经营的？需要多少年才能收回国家的投资？这样的老板是应该拉出去枪毙的！”基于此，他对“民企国家队”寄予了足够多的期望。他认为，如果有“民企国家队”入驻，民企的灵活机制加上“国字头”的资源优势将改变这家国企惨淡经营的局面。

也有专家认为，在不涉及国家安全而央企经营又相对薄弱的环节，应该鼓励更多的民企积极进入，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补充。而类似“民企国家队”的进入，除了成为市场经济中一支新生的力量外，也能在市场经济结构里形成骨架上的互补，对今后的央企改革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民企发展的下一步，不是抗拒，不是回避，而是应该尽快融入到国家各项产业政策的发展、调整、布局中去”。武力表示，民企及早的、有选择的参与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中去，比在很散乱的市场中找机会赚钱要更“上档次”。“改革开放30年，民企的地位已经获得很大的提升，民企应该跟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且企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必须要与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紧密联系到一起，这样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为人民服务：武力的华丽转身

重组改变了保罗集团和武力，也将保罗集团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武力也并不否认。“‘中国食品工业’这6个字就是一面金字招牌，它确定了我们在食品行业的地位。”

“如果把中国食品产业比喻成一座大厦，我们以前只是在大厦的底部活动，但是现在，我们一下子站到了高层……站在高处远眺的感觉真好。”武力如此评价此次资本运作。

“我不是为了图利，也不是为了将自己变成红顶商人。”武力认为重组带来的身份变迁是对自身价值的体现。他表示自己很愿意通过重组后的企业平台将管理企业的经验放大，使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为更多的人服务，以践行自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本刊记者也了解到，在与中食集团重组前，保罗集团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其研发生产的微生物酵素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中已占有同类产品的最大份额，武力的产品和他本人在微生物制品业界都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在进行重组之前，我们也先后考虑了五六家央企，选择中食集团也是我们慎重考虑的结果。我们不是毫无选择的一般性重组，而是有意识、有选择的重组。从我的层面看，我是希望投身到这个产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从中食集团的角度考虑，他们是希望找到一个有经验的、能带动发展的管理者的。当然，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实现我的个人价值。”

“从管理企业到企业主再到企业家，这是一个商人的成长过程。企业家需要有经营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胸怀，我也希望将来能参与到国家的远景规划和发展等事务中，为中国的将来做一些贡献。纽约市长本身也是个企业家，他每年从市长岗位上拿到的薪酬只有象征性的一美元，他是在通过市长这个平台来经营城市、服务民众。”武力对此很是感慨。他稍加沉思道，“企业家也应该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不可以呢？”虽然对中食投的增量式重组存在疑问，但徐逢贤仍旧对武力践行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大加褒扬。“7月8日，中组部、国资委宣布对外招聘16名央企高管，其中包括三位总经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央企需要走向市场，人才也必须走向市场化。我们要选贤用能而不是任人惟亲，央企也需要人才来推动自身的良性发展。”

“民企国家队”的组建让武力在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上迈出了一大步。“我已经准备10年了，我也渴望有更大的天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去管理中石油，我想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论警察武力使用的合法性 篇4

一、警察武力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警察武力,按照国际警长协会的定义,应为“警察用以迫使不服从的嫌疑人服从所必要的手段的总称”。(1)从该定义我们不难看出,警察武力有如下特征。

(一)警察武力使用所指向的对象是嫌疑人,而且是不服从的嫌疑人

一方面,这里的“嫌疑人”应作扩大解释,即被怀疑和某事有牵连的人。“某事”并不仅仅指犯罪,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包括在内。这与警察所担负的职能是分不开的。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警察体制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国家(地区)的警察都担负着几乎相同的职能,那就是:维护国(地区)内安全,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比如,《法国国家警察守则》(1986年)规定:“全体国家警察确保国家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共和制度,维护社会安宁和公共秩序,保护人身和财产”。(2)《韩国警察法》(1991年)规定:“警察的任务是保护国民生命、身体和财产,对犯罪进行预防、镇压与搜查,搜集治安情报,管制交通及其他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事项”。(3)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察提出的目标是“为确保社会稳定,香港警队务必:维护法纪,维持治安,防止及侦破罪案,保障市民生命财产……”(4)我国的《人民警察法》也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罚违法犯罪活动。”这样看来,只要某人被怀疑存在危害国(地区)内安全、影响国家(地区)法律实施、破坏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可能性,都可以被称之为“嫌疑人”,而并不局限于“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警察武力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嫌疑人,而只能适用于那些”不服从”的嫌疑人。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服从的对象必须是警察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换言之,如果警察违法在先,那么即使是嫌疑人也应有权以权利对抗权力,即不服从。

(二)警察武力使用的主体,即有权使用武力的只能是警察,非警察身份不存在警察武力使用问题

尽管法律也赋予了普通公民使用武力反抗不法侵害的权利,即正当防卫权,但其与警察武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从行为性质上来看,虽然国家设立正当防卫的目的旨在鼓励公民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但正当防卫归根结底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公民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并不会因为放弃防卫而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而警察武力则不仅是国家赋予警察的一项职权,是其对抗、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力,还是其在法律上应当承担的义务,它具有强制性。警察如果不履行这项义务,就是渎职,要承当法律责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其次,从时机上来看,公民的正当防卫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即必须是在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阶段实施,事先防卫与事后防卫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警察使用武力则不限于违法犯罪行为正在进行,只要该行为在法律规定之列,且警察使用武力符合法律程序,则不论事先与事后。再次,从强度上来看,公民实施正当防卫具有随机性,没有固定、专门的防卫工具;而警察武力的使用通常涉及警械和武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攻击性,与公民的正当防卫相比,强度明显较大。

(三)警察武力使用带有强制性,即“迫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警察从来都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依靠暴力和强制等特殊手段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力量。作为拥有武装和特殊强制手段的执法力量,法律的权威性,常常需要以警察的强制为后盾。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其关于警察武力的立法形式并不相同,但都给予了其具有正当性的法律地位。概言之,警察武力的强制性来源于法律的授权。

(四)警察武力使用仅限于“必要的手段”

所谓“必要的手段”,需满足以下两方面条件:一是警察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能使用武力。联合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3条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时所必需的范围。”(5)《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4条规定:“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已方求诸使用武力和火器。他们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者没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方可使用武力和火器。”(6)由此可见,警察武力并不是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常用手段,而只是在遇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时,采用武力以外的执法手段起不到作用或者无法实现预期的执法结果时才能动用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二是限度条件,即尽管警察能用来克制“嫌疑人的不服”的武力手段多种多样,比如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和使用武器制止等等,但必要性要求警察必须选择与想要达到的执法目的成比例的武力手段,而不能采用超过目的的武力手段。通俗地说,就是“不用大炮打麻雀”。正如《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5条所规定的,在不可避免使用武力和火器时,执法人员应当对武力和火器的使用保持克制的态度,并视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所要达到的合法目的而行事;同时,武力使用要尽量减少损失和伤害、保全人命并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救援和医护。(7)

二、雷洋案中警察武力使用的合法性探讨

纵观雷洋案的发展进程,公众对于该案中警察执法的质疑其实都可归结于对警察武力使用的合法性提出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

(一)辅警能否成为警察武力使用的主体

我们注意到,在对雷洋实施武力制服的过程中,不仅有警察还有辅警。所谓辅警,简言之,就是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人。从国家设置辅警的初衷以及各地方法规和规章对辅警权限和职责的规定来演,辅警是不具有单独的执法权的。因此,辅警不能成为警察武力使用的主体。

(二)警察能否对雷洋使用武力,即他是否是“不服从的嫌疑人”

按照警方所通报的,他们是在对某足疗店存在卖淫嫖娼问题的线索展开调查时发现雷洋的,而当时他正从该足疗店离开。那么,鉴于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雷洋显然有“嫖娼”这一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行为的嫌疑。然而,仅仅有嫖娼的嫌疑还不能认定已经具备了警察武力使用的对象条件,还要看该嫌疑人是否对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服从。按照我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关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警察在发现雷洋时,依法应先出示相关证件即亮明身份后,才能对其进行盘问、检查。否则,作为嫌疑人的雷洋当然有权不服从,也不能因不服从而成为警察武力使用所指向的对象。

(三)警察对雷洋使用的武力是否超出了“必要的手段”这一限度条件

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警察对雷洋使用武力是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当警察发现雷洋从涉事的足疗店出来时,经向其出示证件亮明身份后,有权要求其接受盘问和检查。如果此时雷洋不配合盘问和检查并加以反抗,试图逃跑的话,那么警察使用武力将其抓获就是在当时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反之,则不然。另一方面,是否选择了与想要达到的执法目的成比例的武力手段。本案中,警察的执法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让雷洋接受盘问和检查。为了实现这一执法目的,如遇到反抗,试图逃跑等不服从的情形时,警察可以选择的与之成比例的武力手段从轻到重依次为口头制止,即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发出的强制性命令;徒手制止,即使用身体的强制力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手段;警械制止,即使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的驱逐性、制服性、约束性警用器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手段;武器制止,即在紧急情况下,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的规定使用武器制止暴力犯罪行为的强制手段。从现场目击者的证言和警方通报的情况来看,警察对雷洋先后采用了徒手制止和约束性警械制止两种武力手段。

三、结语

然而,雷洋最终不幸死亡。2016年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公布了雷洋尸检鉴定意见,即其“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鉴于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已经报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依法决定逮捕。由此看来,法律虽赋予了警察使用武力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警察武力使用都是合法的,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武力使用才合法。概言之,就是武力使用的主体、指向的对象、限度等等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摘要：警察武力是警察用以迫使不服从的嫌疑人服从而使用的必要手段的总称。雷洋在警方对卖淫嫖娼这一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展开调查的过程中不幸死亡,此事件在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警察武力使用的合法性问题。文章认为,警察有权使用武力,但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若超出了“必要的手段”,警察对武力的使用则丧失了其合法性。

关键词：警察武力,雷洋,合法性

注释

1李国军.试论警察临战武力使用的若干问题[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6)。

2(3)陈卫东,石献智.警察权的配置原则及其控制---基于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诉讼的视角[J].山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

3(4)李元起,师维.警察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5)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18/13/9338438_225023102.shtml。

哈,“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篇5

你好!我想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对同学不友好的人，我十分讨厌动不动就动手动脚的人，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你的同桌这样对你，我也很生气。

我不知道你的同桌是不是开玩笑而动手动脚。如果他只是开玩笑，我想他的玩笑开得有点过头了，你很有必要坦率地告诉他你不喜欢这样。如果他根本就是欺负人，那可以根据情况处理问题。假如你的力气比他大，可以和他扳手腕，或者进行其他比赛，和他一决高下’告诉他你并不是好欺负的，你没有反击他只是自己不想伤了和气。如果你的力量没他大，那你要智胜，比如争取其他同学站在你的立场上，让力气比他更大的同学去警告他山：小有山、人外有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请成绩比他好的同学告诉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学习很重要；或者私下里请班长管一管，让班长去报告老师。如果这几招都解决不了问题，你就要自己报告老师，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给你换个位子，甚至换个班，再说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们的朋友不怎么友善，那我们很难从他们身上学会友好待人的处世方法。我们到学校是去学习知识，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一些无聊的人“战斗"，你说呢?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也可以建议爸爸妈妈去找找同桌的爸爸妈妈，让他父母管教管教。

我觉得多交一些朋友很重要。朋友多，你不和同桌玩，就可以和别人玩。当然了，和好同学交往可能更能帮助我们进步。还有，你要发展自己的特长，比如你的学习特别好'大家都特别尊重你，你的同桌也不敢怎么样的。因为我写得太长了，就不讲故事了。祝你快乐。

反恐，只靠武力是不够的 篇6

9月的俄罗斯实在不太平。先是两架客机失事，接着地铁车站发生爆炸，随后又是北奥塞梯一所中学的人质事件，300多名妇女儿童无辜丧生。雪上加霜的俄罗斯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同情和声援，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能起到什么根本性的作用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苦难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呢？

恐怖主义是可恨的，因为他们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于是自然产生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和行动。事后普京这样说：俄罗斯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一定要抓出这一事件的幕后主使。执世界反恐行动牛耳的美国甚至也曾不惜“以恶对恶”、“以恐反恐”的方式，借以达到彻底消灭恐怖组织的目的。归结起来，当前反恐的方式似乎只有一种：打！但我们不幸地看到，就像在俄罗斯一样，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似乎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对整个世界越来越高的反恐声浪像是一种嘲笑，恐怖主义越反越厉害、恐怖分子也越反越多。

武力反恐的结果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越打越多！

老子在《道德经》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面对抱着玉石俱焚决绝心态的恐怖制造者们，仅靠武力是吓不倒和打不垮他们的，相反，还会导致血越积越厚，仇越积越深。看来反恐的方法是应该反思了。

恐怖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历史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不一而论。当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些制造恐怖屠杀的年轻人和“黑寡妇”们眼神中喷射出的冷漠和仇恨光芒时，无不感到不安和恐惧。那么，谁应该对那一双双冷漠、仇恨的眼睛负责？难道他们生就一双仇恨的双眼？为什么生为父母者，却无力给自己的孩子明亮的、充满笑意的眼神？无疑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历史积怨。

因而，无论是谁反恐，除了要防止恐怖制造者“恶”的蔓延，能否考虑一下用阳光驱散那些笼罩在恐怖源地上空的阴霾？不久前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式上发布的由70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中，中国的学者们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试想，哪一种文明、哪一种宗教不是引导人们积极向善的呢？所以，只有平等地正视、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和各种诉求，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对历史问题如此，对民族问题如此，对国家问题也是如此。这是否能作为一剂解决这个世界众多问题和冲突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