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精选十篇）

日本帝国主义 篇1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动摇了资本主义永垂不死的神话和新帝国主义的美好憧憬, 使人们又一次开始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重新成为读者手中的宠儿。另外一本值得推荐的图书就是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的《新帝国主义》。哈维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及人类学家。作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集大成者, 哈维不仅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研究新问题, 而且在实践中提出许多创新性的见解。《新帝国主义》就是哈维在牛津大学克拉伦登演讲的基础上于2003年出版的, 该书将“新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进程”。

一、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领土逻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国家和帝国政治”, 指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土上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资本逻辑即“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进程”, 指帝国主义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 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是第一位的。[1]由于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故应该结合实际的情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 应避免落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的模式。哈维认为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区分新旧帝国主义的主要标志。“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 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相区别的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

但是在固定的空间内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的对外扩张?哈维认为必须要通过时间空间的生产而得以生存下来。“时空修复理论”就是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办法。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 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者社会支出来进行时间转移, 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第二, 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 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在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下为资本积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下, 通过不公平和不平等的交换, 可以榨取垄断租金。“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 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利来保护增长的财产。”[2]而霸权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

二、剥夺性积累

“原始积累开启了通往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是一回事, 剥夺性积累中断和破坏了这一早已开启的道路则是另一回事。”[1]“剥夺性积累”是相对于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而提出来的, 是当前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一种方法。哈维认为,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 而现阶段的资本积累是建立在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上, 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的。这种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四种手段实现的, 即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和操纵、国家再分配。[3]

剥夺性积累主要强调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有时可以不通过生产得以实现的, 而这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 (有时甚至免费) 释放一系列资产。近几年来, 英国在社会住房、电信、运输、水利等方面私有化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盈利空间。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 就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 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子。

三、从认同到强制

霸权的政治权力通常是由强制、效仿和通过深化认同这三个不稳定体构成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这三者的实现又是建立在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1]目前新帝国主义的霸权已不仅仅停留在对个别国家的控制与剥夺上, 控制全球成为这种霸权最大的目的。

美国在20世界70年代失去了全球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 而90年代美国在金融业中的力量也开始降低, 技术领导的角色正受到挑战, 其文化和道德领域的霸权地位也正在迅速式微, 只剩下军事力量作为统治全球的唯一明确武器。[3]同时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全球化运动, 这些运动在面对由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所精心安排的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实践的时候, 采取了对抗或远离的态度。哈维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沿着更具有干涉主义和中心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 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 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管理, 资本从而控制国际贸易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

然而同时必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他们认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并不能作为对当今新帝国主义特征的描述。因为哈维的理论是建立在利润率下降或者趋于零的假设上, 故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强劲增长和利润率上升的状况, 特别是近十几年资本主义向上增长的趋势。[4]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 2008.

[3]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重论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 篇2

——“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将面临三重困扰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些成就取得的同时，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盟，千方百计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博奕，竞争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间尚且十分激烈，更何况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在我们国内，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发展的趋势，从内部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十一五”时期，中国要严密防范这三重困扰，坚决同各种危害人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斗争到底。

关键词：

帝国主义 官僚主义 封建主义

引论

回顾历史，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随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风云变换，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因素增多起来，并逐渐形成一股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危害最广泛人民利益和阻碍中华民族崛起的反动力量，本文拟把这些不利因素归纳为三点——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与建国前不同，新世纪中国面临的这三重困扰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内生性。“十一五”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实践检验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将不可回避上述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内外的经济矛盾，本文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以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抵制危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必然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帝国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统领的政治经济网络，其中美国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举足轻重。而中国是目前唯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要远比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深刻。然而，有史以来，因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在近现代就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大战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其中的主角。二战后，继之而来的冷战则揭开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序幕，苏联解体后，冷战也告一段落，可是冷战思维在有的国家还延续着，即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采取遏制的战略；纵然没有社会制度巨大差异的隔阂，在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的目标，依然困难重重，毛泽东当年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引进“中心—外围”理论，分析经济拉美化的成因，以此来类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外部困难。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 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正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循环陷阱，才有了经济拉美化的表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发达国家的附庸。

其次，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情况。加入WTO以后，中国将会逐步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的市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坚定的执行着针对中华的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企图最大限度的瓜分其可以攫取的一切经济利益。目前即使融入WTO是我国的自愿行为，是对外经济联系发展的必要选择，但不可避免的是WTO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好处的同时，是否注意到潜在的不利影响和危害以及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负面的效应，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此外，要慎重考虑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可行性，谚语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指的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行为。在国与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互利的行为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妥协，领先、超越与反领先和反超越的意图即使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会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符合以下模式的：即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发展之后要领先。目前，要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要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较早的经济理论比如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就强调国家要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发展主导产业。我们要认识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十分强大，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官僚主义

《辞海》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和“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邓小平评官僚主义说“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对官僚主义进行经济分析，它的危害突出的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一个是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下面首先谈谈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英国学者C.N.帕金森在所著《帕金森定律》中指出：官僚主义者喜欢无事忙，通过扩大下属机构抬高自己的身分，因而行政机构总是呈金字塔形，并按一定速度增长。各种委员会的人数总是不断增多，当委员会成员增加到20人以上时，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于是其中少数起作用的委员便构成核心，成为实际领导机构，而一般委员则不起作用。人数持续扩大，致使委员会名存实亡。在各种会议上，官僚主义者总是无原则地拥护一方反对另一方，或者像表决机器一样为他人所操纵。各种考试制度多流于形式、弊端丛生，官僚主义者所需要补充的人员是“下手”而不是“对手”，总是反对任命或者提升任何将来可能胜过他自己的人。办公大楼愈堂皇，设备愈精致，往往管理愈加混乱，管理者愈腐败无能。年老迟钝而又居领导职位的人不肯退休，使下级的接替者倍受挫折，心灰意懒或产生变态心理。帕金森在分析组织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增加成比例，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多增机构，一个人的工作由几个人干，比一个人干时还忙，因为这些人之间将形成许多的相互关系，制造出许多工作，几个人都将会显得很忙，组织的历史越久，规模越大，成员人数越多，关系就越复杂，扯皮的事就越多，组织的规模越扩大，成员的质量就越下降。目前在中国由于财政供养人员日益增多，明显的存在“吃饭财政”的问题，人浮于事，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当年提倡精兵简政，在今天更体现出其社会经济意义。

此外官僚主义还导致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问题可以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寻租” 的概念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此外，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在中国，公务员以权谋私一个突出表现是所谓“官僚资本”的出现，可以利用权力“寻租”的公务人员，与资源和资本（包括变相占有的国有财产）结合起来，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不但侵蚀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根基，而且损害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困难重重。“官僚资本”的拥有者既是国家的蛀虫，也是人民的蟊贼，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在损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封建主义

对于封建主义危害的表现，本文仅对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进行经济分析。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是采取各种游离于现行法律或中央政策规定之外的方式来试图保护地方或行业利益的行为，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经济调配资源效率的发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危害着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而户籍制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良好的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度安排，绝大部分农民会被束缚在仅有的耕地上，无法参与到现代化的工业进程中来。

第一，谈谈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实行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的弊端在于这种保护使企业垄断了资源配置的权利，这样形成的垄断地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合理规划与布局，不利于形成规模优势和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人为的区域和条块的划分，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一致的发展目标，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得经济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严重的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与健康发展。

其次，作为我国行政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户籍管理在经济改革中极大的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旧有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现在的中国经济日趋活跃,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已成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特发展特别是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管制已经相对松缓，但解决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之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硬性瓶颈的约束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首先就要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户籍制度。要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除了要发展现代农业，搞活乡镇产业链，还要使农民走出去，要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工业进程，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分流到其他的产业中去，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合理分配。

总结 综合以上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要审慎关注国内外的各种动向，既要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危害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不同的对策。帝国主义是外在的威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在以美国经济霸权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控制全球经济，抑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美国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断的攫取其他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不断推行经济自由主义以企图各国开放市场并逐渐沦为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附庸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要保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不要沦为历史车轮的牺牲品，要以独立的健康发展的经济立国，要采取赶超的战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要仅狭隘的关注GDP的增长，更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长远的考虑如何才能跻身于世界经济的领跑地位。在国内，官僚主义是经济改革难以推进的极其强大的阻力，一方面官僚主义导致效率的低下，导致财政的无谓支出和白白浪费，是改革中的顽固性障碍，政府能否保持高效的运行，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的重大；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导致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腐败问题在世界各国由来已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要完善监督机制和完善法治，限制没有监督的权力，要特别重视已经出现的“官僚资本”的现象，“官僚资本”的存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害巨大，“官僚资本”既非法侵吞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得市场经济的运转掌控在个别人的手中，使得权力成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对于封建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就经济领域而言，集中的体现在那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区域性或行业性自利性行为以及中国现有的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户籍制度上。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宏观调控的措施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要为市场化改革扫清一切障碍，破除各种旧有的落后的观念，努力提升国内经济的整合能力，要有全局观念，打破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框架和条款的束缚，加快改革的速度。总之，“十一五”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要用五年时间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为以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曹锦清：《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华夏时报》演讲稿

董国辉：《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顾爱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年第3期 邓大才：《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保护主义探源》，《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李义凡：《试析“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含义及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解》，《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林珏: 《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从帝国主义到苹果主义 篇3

所以虽然经历过1929和1987两次经济大衰退，但美国人从来没像2008年那么恐慌过。那场空前的金融灾难蒸发掉的不仅是巨额的财富，还有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金融命脉。五大投行倒掉了3家，数以百计的银行宣布破产，没人来得及在意它们是否曾是昔日明星。那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恐慌的时刻，光鲜照人的总裁和董事长们失业了，雷曼兄弟的总裁福尔德还在健身房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美国的工业体系也生不如死，曾经被认为“通用（汽车）就是美国”的GM，被它的汽车金融业务彻底压垮了，而福特旗下的沃尔沃品牌差不多变成了中国商人李书福的私产。尽管事后被认为是“一个完全荒谬并错误的谣言”，但可口可乐破产的传言还是让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惊悚不已，至少美国人不再相信可口可乐是美国最后一个帝国主义象征，也不再相信“上帝”代表了信仰，“她”代表了性，“可口可乐”代表了剩下的全部。

他们需要另一个“可口可乐”，另一个经过了几十年神化后可以作为一种生活的意识形态，思想的行为模式的名字，以其有形的物件儿和无形的“主义”影响我们的星球。他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和气力就找到了。

苹果，被乔布斯、时尚、生活方式包裹，被创新、华尔街以及商业理想主义化妆之后的苹果，以及“苹果主义”。

1976：一个字头的诞生

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10年5月26日，在纳斯达克，苹果以每股244.11美元收盘，以2220亿美元的总市值超越了微软的2190亿美元。对苹果的加冕礼，彭博社称：“凭借对技术和设计的不懈创新，苹果成为了本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企业。”

《纽约时报》第二天的评论《新的技术之王：苹果超越微软成第一》甚至将其称为美国科技界和商界1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华尔街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时代也已开始：全球科技含量最高的产品不再是你桌上的，而是在你手中。”“苹果CEO乔布斯很早就预见到，硬件和软件需要融合到无需用户费力的设备上去。他看得比微软超前多了。”

看过电影《微软英雄》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天的意义，对于乔布斯来说，这是里程碑式的胜利，它意味着昔日濒临倒闭、需要微软注资的苹果翻身成为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技术企业；它还意味着乔布斯又一次走出比尔·盖茨的阴影，成为睥睨科技行业的新主。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里，苹果的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中石油，成为仅次于埃克森美孚石油的全球第二大公司。资本再次铸就了新英雄，而“苹果”开始成为一种传说，“苹果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强调，北京时间2011年8月11日，苹果股价报收于363.69美元，公司市值约3372亿美元；埃克森美孚报收于68.03美元，公司市值约3308亿美元。以当天收盘价计算，苹果公司正式取代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今天的史蒂夫·乔布斯被形容为“一个海盗，一个偏执狂，一个将艺术和科技完美结合的IT领袖，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而在1997年再次成为苹果CEO之前，他只是一个失意的创业者和落魄的富豪。

1976年愚人节，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夫·沃茨创办了苹果，他们在1977年成立了公司并且推出了Apple II型PC。他们以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以其洞察力和远见开始创造一个新时代。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1980年12月12日，苹果在华尔街上市的时候，他们对梦想和未来已经触手可及。起初乔布斯以为那一点点就是百事可乐的CEO约翰·史考利，于是他以丰厚的酬金和股票，以及“你想一辈子卖汽水，还是想要来改变世界？”的梦想使史考利变成了苹果的CEO。

史考利没有使乔布斯改变世界，而是联手董事会将刚愎自用、满脑子怪异想法的乔布斯扫地出门。那是1985年的事。那时候史考利和苹果的董事会并不清楚，IBM已经完成了“银湖计划”，华丽的转型将使其统治一个微电脑时代；微软和英特尔正在崛起成为新的霸主，IBM一手缔造了自己的敌人。一个原本属于苹果和乔布斯的未来，突然间变得遥远和模糊不清。

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就如同无主之地，史考利带领苹果一步一个陷阱地往前走，终于走进了火坑。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乔布斯继续其失败的创业之路。1991年，在乔布斯家中，《财富》杂志邀请比尔·盖茨与乔布斯进行一场关于PC未来的对话。那时候比尔·盖茨已经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新宠，而乔布斯却再也没有当初那种睥睨天下、视盖茨于无物的勇气。

1993年，被苹果扫地出门的人轮到了史考利，但史考利的离去丝毫无补于苹果的困局。乔布斯却在重新崛起，《玩具总动员》的成功使制作商NeXT重新变得充满活力，也使苹果意识到，除非乔布斯重新回来，否则苹果终将难免一死。

1996年，苹果公司4.29亿美元收购NeXT，乔布斯以“顾问”身份回归。1997年，在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支持下，乔布斯再次成为苹果（临时）CEO，他重新掌握了权柄。

那一年的波士顿举办了MacWorld会展，会展结束后，乔布斯和同事兴奋地走回酒店。乔布斯双手抱拳，放肆地大笑。稍后他亲自制定了“Think Different”系列广告活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让苹果重获生机。1998年，iMac成为美国最畅销个人电脑。一个属于乔布斯和苹果的新时代，经过了十几年的转折之后，终于重新开始了。

革命：从iTunes到iPad

千禧年的纳斯达克股灾和2001年的恐怖袭击都没能击垮美国的帝国主义体系，反而使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虽然在2000年出现季度亏损导致股价大跌，但它并未伤及苹果的命脉。乔布斯又开始频频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最佳CEO”的榜单中；苹果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最受尊敬企业”、“全球最佳顾主”的排行中，与拥有“７Ｘ神秘配方”的可口可乐，以及通用电气、沃尔玛、花旗银行相提并论。

起初的时候，乔布斯把复兴苹果的希望放在音乐领域，他在2001年宣布iTunes將带领苹果通往音乐之路。iTunes是苹果历史上最具革命性创新的产品，有人认为，直到今天它的意义依然被低估了，因为没有iTunes的出现，就没有iPhone和iPad这些革命性产品的出现。

iTunes使乔布斯已经清晰地看到，在那条信息高速路上，音乐将发生一场革命性巨变，传统音乐模式将被网络下载所取代。他和苹果必须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如果他们不能掀起另一场革命的话。

他再次将其性格中的偏执与刚愎自用展示出来，苛刻地追求完美，追求包括焊线笔直度在内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设计的新玩意儿叫做iPod。2004年夏天，当乔布斯开车行驶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他注意到每个街区都有人耳朵上戴着白色耳机。“我当时想：‘哦，我的上帝啊，iPod真的开始流行了’。”那时候，苹果已经推出了iPod4。

iPod的流行使苹果和乔布斯再次屹立到了时代的潮头，但使他们成为领导者的却是2007年发布的iPhone手机。iPhone上市时，大批苹果迷在全美各个iPhone销售门店提前排队，以争取在第一时间使用上这款新时代手机产品。那一年，乔布斯被《财富》杂志评为年度最伟大商人。

2010年1月27日，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正式发布。美国《新闻周刊》在4月5日的封面文章开始探讨“苹果的创新与独特”，它相信，乔布斯除了能折腾出些新鲜玩意儿外，“领导下的企业所设计的新产品在不停地改变着现代人们的预期和周围事物存在的方式。最近推出的iPad就是一款有着改变未来人们生活方式的产品”。

“iPad的简洁外观和便捷的使用方式掩盖不了它带来的深层变革能力。有人称，iPad引领了一个新的数字计算时代。iPad是终日挂在网上的，它最终会成为人们的电视机、报纸和书库。此外，iPad可能还承载着乔布斯的宏伟大志，以及他公然挑战传统，让硅谷的习惯思维向他低头的意义。今天的互联网代表着是自由和选择。然而，乔布斯推出的互联网产品的确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

4月12日，乔布斯第七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在与英国演员、作家史蒂芬·弗莱的对话中，他说：“我一直认为苹果的位置，处于人文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交界处。”“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要有商业价值，但它从不是我们的出发点。”

史蒂芬·弗莱写道：“苹果高级设计副总裁Jonathan Ive告诉我说，他们最为iPad感到骄傲的是，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存在。科技记者们都在执迷于这样的问题：它能做这个吗？它能做那个吗？他们一贯把发明看做性能之和，但是这种观念却绝不存在于苹果的DNA中。iPad当然有它的功能：日历、浏览网页、视频音频、游戏……但当我最终接触到这款发明时，我发现它绝不只是一个工具，而像是接近了一个生命体。”“我相信乔布斯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他是为数不多的改变世界的人物之一。”

伴随这些赞誉同时到来的是，2010年4月3日iPad上市，首月销量100万台。2010年6月24日，iPhone4首发，首日销售100万部。一年后的3月11日，iPad2在美国上市，乔布斯称“如果说iPad拿在手中像是一本书，iPad2就像是一本杂志”。如今iPhone5已经降生，它的半遮半掩、半推半就，已经吊足了追随者和旁观者的胃口。

强权：新秩序与被征服

乔布斯曾对史蒂芬·弗莱说：“我没把人生看做一场事业。我会有所作为，也对周遭世界做出反应。我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事业，而是我的人生。”而在18岁时曾和乔布斯一起去印度朝圣的老朋友丹·科特里则说：“他的成功源自他内心怀有的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得他必须出去闯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2009年的时候，乔布斯就已经成为《财富》杂志评选的“十年最佳CEO”。在新千年的头十年里，“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三大行业的秩序：音乐、电影和手机。而对于他最初涉足的行业：计算机，他的影响力仍在上升”。“改变任何一个行业都可称作终生成就，而改变4个行业则前所未有。”

乔布斯不仅前所未有地改变了4个行业，还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iPod-iPhone-iPad”使经历了恐怖袭击、战争、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的美国人乃至地球上的所有人找到了一个类似于灵魂栖息地的庇护所。在一个瞬间就可能一无所有的年代里，苹果抓住了人们心灵中最脆弱、最缺乏安全感的骨节，将人们拜物的弱点与宗教的需求杂交起来，变成一种新的信仰，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外观，延续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苹果的影响所至，超越了政党、国家和宗教。它代表另一种秩序。它就像是用消费金钱表达的虔诚。当人们为了购买即将上市的新款苹果产品而带着帐篷食物，提前一个星期就在专卖店前排队的时候，苹果已经不只是一个象征，而是变成了一个神话。

金融危机的那年，大选的时候，美国人曾冀望于奥巴马成为救世主，现在他们知道真正的救世主是苹果和乔布斯。与神话同时而来的是，苹果不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主义，“苹果主义”。

要描绘“苹果主义”的力量并不困难，电影画面中的排队待购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苹果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的慰藉，它就像是可口可乐在二战时带给美国大兵的那种幻觉：“我们只要把可口可乐运到前线就行了，敌人肯定不战自败。”

现在，苹果取代了可口可乐，取代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取代了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文化进行世界扩张的象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符号，用一种直观的意识形态向人们确证美国的优越和资本主义的荣耀。

“苹果主义”直接为投资者创造的巨额利润已经体现在财务报表中，然而其影响所至，无论你喜欢抑或憎恨，它都已经成为美国和财富的象征。斯坦戴奇曾说：“可口可乐瓶中装着20世纪发生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权的出现。”而在今天，“苹果”则拥有21世纪发生的一切，尽管它刚刚过去了10年。

作为商业组织的苹果已经证明了它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与那些优秀公司的区别在于：苹果是一个符号，而那些优秀者只是一个组织；苹果出售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苹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使这种方式最终演变为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据说在美国，劫匪在打劫的时候，已经开始喊出“把钱和苹果拿出来”的口号。

伟大的商业机构从来都是依托想像力进行创建，依托意识形态进行说服的结果，他们都渗透进人们的生活，试图进行颠覆性的改造。那些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人以及他们所提供的产品，一面满足了全球化的需求，一面又推进了全球化。当全球化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贩售意识形态的伟大公司与它完成了内在的媾和。“苹果主义”的出现，再次证明了这种媾和的存在——纯粹商业的理解则是，苹果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从产品创新到商业模式创新，从销售产品演变为销售主义。

弗朗西斯·福山2000年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新时代：难以命名》一文解释了这种新的媾和：“当今的全球化与100年前是迥然不同的。它是由技术，特别是廉价的通信技术所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里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却触及了世界上最偏远地方的村庄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

福山的论断，在10多年后的今天看來，像是特别为乔布斯与苹果提供的背书。与可口可乐一样，苹果是“资本主义的精髓”。不同的是，可口可乐仅借助资本的力量就踏上了全球化的潮头，而苹果在金融海啸之后，其所借助的力量，不仅是基于移动互联而被描绘的“美丽新世界”愿景，不仅是硅谷海盗们强力攫取的技术创新，不仅是华尔街倾力打造新神祗的努力，还有整个世界为之付出的热望和癫狂。

我们每购买一款苹果，我们就为全球化有所贡献——不仅仅是金钱和就业机会，还有被“苹果主义”俘获的快感。德鲁克把“组织要有前途，系统要有效率，员工要有成就”三句话作为一家企业优劣的判断标准，而从可口可乐到苹果的嬗变则证实了一家企业是否伟大的标准——产品要有主义。

信息化带动的全球化新革命使苹果成为财富的神话、生活的宗教和思想的习惯。从加勒比海到撒哈拉沙漠，从格陵兰岛到南极冰天，人们忘记了每个毛孔中滴着的血和肮脏的东西，记住的只是从大脑中渗透出来的“苹果主义”。

《印度之行》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篇4

关键词：《印度之行》,文化帝国主义,意识,批判

引言

E·M·福斯特是英国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 他擅长以英国风俗小说的传统手法, 讽刺、批评英国社会, 往往相信实现“爱的原则”后社会矛盾可以和解。 他一直同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一生撰写过以下小说:《印度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A Room with a View, 又译《窗外有蓝天》) , 《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 》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 《 最漫长的旅程 》 (The Longest Journey) , 《莫利斯 》 (Maurice, 又译 《墨利斯的情人 》) 和《霍华德庄园 》 (Howards End) 。

《印度之行 》被公认为福斯特最杰出的作品, 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 《印度之行》发表于1924年, 该小说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 英国另一位杰出的作家D·H·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 当很多读者和研究者对阿苔拉小姐的岩洞幻觉感到困惑和不解时, 劳伦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 那是因为阿苔拉小姐对棕色皮肤的阿齐兹情有独钟, 压抑的环境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幻想变相地表达了出来。 阿苔拉小姐的这种欲望正是福斯特钟情深色皮肤的印度男子的间接写照。

《印度之行 》讲述二十世纪初, 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前往印度, 一个看望在那里任殖民官的儿子, 另一个则是看望这位未婚夫。 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出于热情和友谊, 组织了不少人陪同两位客人前往当地名胜马拉巴山洞游览。 在幽暗的山洞里, 阿德拉小姐感觉似乎有人侮辱了她, 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是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 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所在。 自古以来,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往往表现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流入、渗透和改造上”[1]。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和腐朽的, 是一种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 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 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 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汉斯·摩根索在《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中说:“它的目的, 不是征服国土, 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 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 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 ”[2]

二、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

在小说《印度之行》中, 福斯特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及本质。 一方面, 他十分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和犯下的滔天罪行, 另一方面, 他描述了印度民众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行径的奋起反抗。 福斯特既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表征, 又在作品中折射出他的文化帝国主义意识。

(一) 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征

在《印度之行》中, 通过福斯特的描述, 读者可以清楚明确地意识到: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 是指英国无时无刻不在印度推行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让处于弱势的印度民族不仅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处于无力的依附状态, 而且使印度的文化自主性被急剧瓦解, 从而使印度民族在英印各方面的交往中保持沉默, 并丧失文化发言权, 从而使印度文化彻头彻尾地依附于英国文化。

《印度之行 》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昌德拉普尔小镇。 它原先是印度北部 (那时还是莫卧儿帝国) 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 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 城内城外的景象相距甚远。 城外除了离城二十英里处的马拉巴山洞之外, 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这里以后, 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 那么单调而无生气。 街道鄙陋, 寺庙冷清, 巷子里污物成堆, 人人不望而却步。 恒河从该镇缓缓流淌, 原本是印度的圣地, 如今河边连沐浴的台阶都没有。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原来被印度人居住区挡住的酿酒棕榈树、楝树、芒果树和菩提树现在清晰可见, 可从这边看, 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印度人居住区。 说到那座行政官署, 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既不惹人喜爱, 又不令人厌恶, 显然这里是按精确的设计建造起来的。 这块地方没有丑陋的东西, 但只有风景是美丽的。 可以看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入侵印度小镇后, 对他原有的建筑风格做了彻底的改变。 原有的印度特色的建筑或消失殆尽, 或完全被遮盖。 视觉所到之处尽是殖民者强加给小镇人民的建筑和风景, 显得不协调不悦目。 所有这些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文化层面对印度的侵略, 是殖民者文化霸权主义的一个缩影。 “这块地方与城区除了共有头顶上那个圆拱形的天空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3]。 通过这句描写, 福斯特道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危害。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见一斑。 自诩给印度带来文明的英国实际上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贫瘠。

(二) 福斯特的文化帝国主义意识

在《印度之行》中, 福斯特通过对主要人物的细腻刻画和景色充分描写, 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因种族歧视而表现出的骄横狂妄、粗俗浅薄的丑态, 充分体现了他对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人的同情和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厌恶之情。 这似乎让读者感觉到福斯特是从印度人的立场考虑的, 是支持印度民族的。 但是, 不可避免, 由于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的局限性, 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 福斯特本人也表现出这种意识。正如福斯特在1935年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他的年纪和他所受的教育实际上决定 “他是依附于大英帝国而非支持它”[4]。这句话告诉读者:福斯特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去支持法西斯, 又不是共产党人去支持共产主义。 他既不赞成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其印度的殖民统治, 又不完全反对它。 这一点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上得到充分的展现。 “东方总是作为一个与西方相对应的‘他者’形象出现的, 处处流露出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民族优越感”[5]。 由于印度长期遭受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 因此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人本身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优越的、至上的, 从而“认同殖民统治者的文化, 体现着强烈的自卑感和民族羞愧感”[6]。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才致使印度人常常用殖民主义者的所有文化价值标准评价自己的为人处世标准, 评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

福斯特在描述除阿齐兹以外的其他印度人时, 笔端充满了对他们的不屑一顾, 带着种种歧视的目光和偏见的态度。 在文中, 福斯特借着殖民主义者的口吻, 武断地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以内的炎热气候里的土著都是畜生”[3]。 他把印度教徒戈德博尔教授刻画成一个毫无责任感的、 非人道主义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还极力丑化另一位印度教徒, 即潘纳·拉尔医生, 认为医生是个邪恶的、狡猾的和奸诈的人物。 总之, 福斯特把他们描述成一群十分危险的人物, 认为他们是松懈的、懒散的、古怪的。

结语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刻画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分享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转变, 阐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探讨了东西方联结和实现文化的交融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 最终实现的不是文化交往的平等和谐, 而是文化交往的失衡。 东方文化处于弱势文化的态势, 西方文化处于优越、高高在上的态势。 这篇小说的这个主题对于今天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的交往不应该是强制输出的, 不应该是霸权主义的体现, 而应该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文化输出与输入。只有这样的文化交往才是和谐的文化交往, 才是可持续的文化交往。

参考文献

[1]邹广义, 徐庆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36.

[2]汉斯·摩根索, 卢明华, 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3]E.M.福斯特.杨自俭, 译, 印度之行[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4]E.M.福斯特.李辉, 译.福斯特散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39.

[5]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 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帝国主义论 马哲读书笔记 篇5

《帝国主义论》

——列宁

要提起《帝国主义论》，当然首先就要说一下列宁。列宁是第一位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眼光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也是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经典分析、概括并使其发展到成熟科学高度的思想家。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钻研，终于写成了《帝国主义论》，这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最重要的著作，同时也是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而经典的阐述。《帝国主义论》一共分为十章，分别是：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二、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四、资本输出，五、资本家瓜分世界，六、大国瓜分世界，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八、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九、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十、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通过读这本书，感觉到经济问题是人类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它在货币的产生时候就出现了，而且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完美的解决办法来应对这一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减轻雇佣工人的劳动强度和被剥削程度，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消除两极分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且还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加深；生产发展推动社会化的同时，也加剧垄断的速度，证券、股票等金融资本的畸形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与腐朽性发展相适应，随着货币资本大量聚集到少数国家和少数金融寡头“以‘剪息票’

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

列宁指出，垄断的产生不仅限制了技术的进步和革新，而且还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说“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列宁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特别强调资本与生产的高度集中、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结合以及金融寡头的形成，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还说“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当今金融资本国际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庞大的跨国资本、巨型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寡头主宰着世界经济。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很独到的，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诠释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对我们当今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应对经济危机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本著作。

卡路里帝国主义 篇6

在2004年的记录片《超码的我》里,美国导演斯珀•洛克考察了美国快餐业和肥胖症之间的联系。在影片中他问美国人知道卡路里的定义吗?有的人摇头,大多数人都猜可能跟肥胖有点联系。甚至专家也很难想起卡路里的定义,那就是将1克水在1大气压下提升1℃所需要的热量。

■ 卡路里:饮食业的巴别塔

在1893年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占地19英亩的农业馆是栋玻璃圆顶的拱廊建筑,里面摆满了法国奶酪、印度咖喱、爪哇咖啡、希腊橄榄油和德国巧克力。

对于各种肉类、蔬菜和五大洲千奇百怪的食物来说,缺少能够统一比较的巴别塔。美国知名记者亨利•亚当斯观察到,能量、吨位和速度是通往未来的三个关键,但是在农业馆,参观者感觉到食物迫切需要一个普遍标准。

美国人习惯用数字说话,1905年之后,赌马之徒把赛马记录当作判断依据,棒球粉丝根据体育新闻的统计表来押宝球员。商业公司的效益好不好,要看它的季度收益,评估文学作品是否成功,要看卖出去多少本……用数字说话体现了美国人的理性精神。“如果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那美国则是会计师的国度。”美国批评家和剧作家怀特(Eugene R. White) 说,“我们这是要用委员会报告和统计报表来改变和净化这个世界。”

自从1896年3月23日之后,对食物的评价也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这一天的清晨美国化学家亚特华特结束了在卫斯理大学地下室里进行的食品热量研究实验。

媒体把亚特华特描述为“科学的囚徒”,亚特华特曾邀请自行车赛冠军纳特•巴特勒去实验“一个鸡蛋的热量能让一个人骑车骑多远”。不过最终的统计数字:一份特定食物和运动相当于多少热量的表格让亚特华特的名字家喻户晓。

经过了无数次试验,亚特华特给出了食物中一些基本组成的平均热量。每克脂肪被氧化时产生9千卡的热量,酒精的热量是7千卡/克,蛋白质和糖类每克能被人体吸收利用4千卡的热量。亚特华特宣称:卡路里将决定未来的食物供应。

神职人员欢呼,因为上帝创造的人体比机车更能有效率地产生能量。亚特华特的一个实验结果公布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游行抗议,因为这项实验证明一个人只喝酒的话能存活6天,证明了这种液体也是食物。

亚特华特的热量表直接影响了美国工厂、监狱、学校、军队里的食物配给。不过亚特华特最大的成功在于,从此以后,营养学家们可以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阶级进行精确的对比了。1911年,C. F. 兰沃继亚特华特之后成为美国农业部下属的营养研究的负责人,负责把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调查编成一张不同时期、不同种族日常饮食消费的表格,结果刚果倒数第一是2812卡,而美国则名拔头筹高达4510卡。

营养学家在对比各国饮食的时候变成了美国食物的鼓吹者。卡路里表格说明,谷物、肉类和乳制品等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而水果、绿叶蔬菜这些没什么热量的东西几乎不能称为食物,曾经促使西方人远渡重洋的茶、咖啡和香料,几乎根本没有价值。

美国官方为亚特华特和兰沃的发现欢欣鼓舞。食物消费需要索引,早就被政客们意识到了。在卡路里这一准绳发明之前,营养科学被素食主义者所把持,他们认为吃荤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些营养学家用道德和美学的标准来评论食物。1911年泰勒制诞生后,能量领域合理化的需求也跟着出现了。

■ 政府的指挥棒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所有的数字,从国民生产总值到出生率都变成了政府管理的工具,卡路里就是这样一个单位,一开始是表示食品供给和全民消费的数字,后来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留下了最明显的印记。这个热量单位影响了美国人想象世界粮食问题的方式。

营养学家认为平衡是进步的饮食习惯的基本特征,希望能用一种卡路里表格体系来提高国家的消费效率。官方已经使用税收、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数字来揭示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并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卡路里则揭示了自然行为和通过社会控制达到的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亚特华特和兰沃来说,卡路里可以让政府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卡路里之于能量与美元之于金钱是一样的”。联邦政府也迫切需要抓住卡路里,用于衡量食物的生产和消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美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出现了粮荒。联邦政府的官员们意识到他们不知道每个城市,每个家庭需要分配多少粮食,以前需要多少,这些数字各地区别很大,因此增加了政府工作难度。但是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和食物热量表可以推算出城市、部队甚至整个国家需要多少粮食。

在战争的压力下,调度食品消费成为国家的一项关键任务。美国的战地记者们根据搜寻蛛丝马迹,推断战争双方是如何为餐馆和肉类市场提供货源的,还有士兵的口粮含多少卡的能量。由美国工程师组成的小组为饱受战争之苦的比利时提供了大批食品,他们提供救济粮的多少用卡路里来标注,表明了饥荒救济观念的新逻辑。当美国人的粮食供应,对西线战场来说变成关键因素之后,欧洲人学会了美国人计算食品的数字逻辑。

在美国,战争动员从1917年开始了,这一年国家食品管理局成立,负责人是赫伯特•胡佛,这位采矿工程师也是比利时救援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在食品管理局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威拉德酒店,胡佛提出了一个动议,以保证糖、脂肪和谷物出口到前线。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小麦的种植,因为它是便于运输、高热量的基本食物。于是在战争期间,“在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想象里,小麦面包迅速变成了国家生存和稳定的象征”

为了给欧洲节约出2000万蒲式耳小麦,美国人需要改变饮食习惯。在设置口粮、寻找替代品,定义爱国的饮食控制方面,都离不开卡路里。一份手册建议:应该经常的使用卡路里这个词,不说一片面包,一块派,而说100卡的面包,350卡的派。

消费卡路里过多,就会削弱个人和国家的效率。曼哈顿餐厅则在每个菜品旁边列出了热量数,同时标注每个行业人所需的热量是多少。美国宗教人士、著名编辑莱曼•阿博特却把每顿饭都考量卡路里蔑称为“精神上的疑病症”。而《洛杉矶时报》则哀悼这些日子把“有关饮食的最高学问变成了用一把刀数绿色豌豆。”

胡佛强调战争的危机对个人饮食的考验和对国家的考验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美国人可以做到为了国家利益在饮食上牺牲个人享受,这表明美国已经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已经准备好保卫自己和欧洲的民主制度。俄国永远都不能达到这样的阶段,他鼓励美国人战胜自我,也战胜自由之敌。

胡佛既把粮食看作国际秩序中的薄弱环节,也认为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理想工具。一战停战协议签署前不久,食品管理局的专家统计了全球食品资源和卡路里需求的总数,胡佛告诉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我们将不得不对45个国家实施救援,“如果我们想把这些国家从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解救出来的话。”

胡佛还是把安全和社会福利联系起来的先行者,“饥荒滋养混乱,”他解释说。“无政府状态是传染性的,粪坑一样的传染源会危及法国和英国,最终也会蔓延到美国。”政策制定者抓住稳定的新基准,密歇根州前州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使用卡路里作为全球通币,“对卡路里的追求而不是对黄金财富的需求将会是永恒的。” 他解释说。

于是1925年,英国杂志《旁观者》观察到:“美国人关于饮食的伟大工作……已经全面胜利……(美国人)有关平衡的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坚实。”

■ 影响全球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欧洲观察家表现出对科学规则的极大热情,对他们来说这些美国特征是未来现代化的征兆。但是对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来说,美国人对数字的偏好代表着“头脑的泰勒制”,为了效率牺牲了思想自由。

1930年,法国小说家乔治•杜阿梅尔让“卡路里”吓了一跳。请他吃饭的美国人要他不要点土豆而点燕麦片,因为“这会多给你带来200多卡的热量”。“卡路里这个词除了吓了我一跳之外,什么意思也没有,”他写道,“我在实验室里长大,但是我认为实验室和私人生活是完全分离的两片领域……对科学的信仰不会带给你安宁:只会给你带来扭曲的不安。”

卡路里还对各国的美食产生了影响。例如,现在被称为希腊风味的饮食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尼可拉斯(Nikolaos Tselementes)的烹调书里,作为波斯餐馆里的厨师,尼可拉斯改进了肉末茄子饼和烤通心粉,去掉了安纳托利亚和斯拉夫酸乳酪、橄榄油和香料,加入了糊状的百卡玫调味酱——相当于高热量的白酱油,是一种美国营养学家呼吁可以代替肉的东西。

墨西哥革命政府通过改进小麦的烹调把印第安人的玉米饼变成了墨西哥薄饼。1921年对卡路里的营养学研究导致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全面改观。为了让日本“皇军”在营养上与潜在对手的军队看齐,部队厨师采用西方菜谱使用高热量的原材料比如牛肉、猪肉、面条和油炸面团(天妇罗)。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意识到,“营养不良”的危机给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新借口。甘地选择饮食作为攻击帝国主义的突破口,因为卡路里让食品与劳作、土地脱节,他有意识的把他的饮食建议与具体的烹调方法、肥料、食物的质地和口感结合起来。每一种蔬菜和水果都拥有实质的和精神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体内——这一独一无二的实验室里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衡量。通过在饮食和国家主义之间建立联系,甘地把食品提升到在现代科学均质化逻辑下受到侮辱的象征的高度。

正是这种普遍化的逻辑引导盎格鲁—美国人努力建立世界食物的秩序。在大萧条的逼迫下,向营养不良的地区分配欧洲和美国剩余品的全球计划形成了。1936年国联发布了有关各国营养学方面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促进了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成立。

这份报告的发现“简直是革命性的”,《旁观者》杂志这样评论。对《纽约时报》来说,这份报告揭示了“这个时代混乱背后的原因,现代战争的真实背景。”

这份食物报告的影响力通过三组并列的数据显示出来:母亲和儿童的最少需要量、不同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和生产总量,全部用卡路里的形式表述。这种比较显示有些国家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与其他国家营养不良的问题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化帝国主义” 篇7

一、从全球化到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 90年代以后,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其是21世纪区别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典型特征。

全球化是一种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 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不断弱化消弱, 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像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正是由于国家未能处理好后金融危机的各种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有了这场社会变革并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连锁反应, 最引人注意的即是利比亚国内武装冲突事件。

20世纪末以来,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加剧,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理论, 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 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 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一定程度才出现的, 是建立在信息现代化和现代传媒基础上的。如今, 互联网使得“地球变成了平的”, 这个时代日新月异。

与文化全球化联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是“文化帝国主义”, 指西方强国通过对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系统渗透和控制, 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他国人民头上, 以达到重塑其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 减弱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阻力的目的。

概括而言, 文化帝国主义可以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教授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 一种是硬实力, 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 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

二、新媒体时代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的传播在当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当下新媒体较之传统的大众媒体更多地被草根利用, 低廉易掌控, 在传播上多对多, 体现草根阶层草根声音的魅力。新媒体作为“第五媒体”在全球化的今天发挥着越来越难以估量的作用。其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 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美国《连线》杂志更是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吉登斯在谈到新媒体的时候说:“世界上已有了实时交流, 这意味着瞬间即刻的, 从任何地方飞跃到任何地方的交往。这并不会诞生一个到处都一样的无缝世界, 也不会产生‘地球村’。”的确如此, 新媒体的出现弱化了私人领域, 公共领域的空间被不断扩大。这一空间的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到开放性的公共议题中。因此, 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介于政府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桥梁, 对其把握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发展。

目前国内媒介宣传出现了娱乐商品化,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公民如若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于娱乐的关注上, 其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将是十分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公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特别是在国民素养尚不够的情况下, 很容易人云亦云或是为眼前短浅的利益而追逐某种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新媒体的力量可正可负。

在通观当前国内网民对于诸如“强拆”等事件的看法之后可知, 以规范的方法是难以回应汹涌的民意的。应当看到, 公民社会不等于民主社会, 实行民主之国家其公民社会力量可能十分微弱, 若仅有民主而缺乏公民力量, 这个社会将是十分危险的。新媒体的发展, 使得汹涌民意的力量被无限放大。文化大革命期间, 当局采取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也早已是有目共睹。

加之新媒体具有消解的力量, 即能够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 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 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等。这意味着一个开放、解中心化的网络将导致开放的社会与文化, 导致真正独立的个人。

我认为新媒体时代下“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仍是有效的主要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的。改革开放以来兴起了一股宣扬“普世价值”的思潮, 其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概念混淆, 将西方的一些制度观念灌输到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网络等新媒体工具带来的个体化倾向, 人类内心荒漠化等现象恰是文化帝国主义侵蚀所需要的温床。因为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便没有战斗力, 民族精神也无扎根之处。

三、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梁闻刚作为一名“全媒体整合营销高手”, 在其发起的“新媒体守卫国家核心利益运动”中就明确表态, 要对来自国外各种势力在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进行追踪反击和严密控制。守卫国家核心价值观、以正义力量控制网络舆论、全社会网络秩序建设、中国传统企业的电子商务机遇、网络商业公平新秩序等等话题, 都是摆在当今社会精英面前的重大时代命题。

在上文本人已经论述新媒体时代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可能发展趋向, 其实可以明显地看到, 如若未能利用好新媒体则有可能掉进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里。

哪怕今日新媒体给了公众更多说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可以站在所谓的“统一战线”反击一些企图进行文化侵略的行为, 但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新媒体这一途径潜移默化对于受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 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在今天仍具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将其与“文化全球化”的真正内涵区别开, 加上正确利用新媒体的力量, 才能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找到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形态出口。

摘要：本文开篇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即文化帝国主义三个概念的定义入手, 阐明三者的基本内涵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讲述了新媒体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可能被具有帝国主义野心者利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新媒体时代下, 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存在和研究的价值性。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新媒体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56-57页

日本帝国主义 篇8

今天, 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而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以其雄厚的实力为后盾, 美国奉行其所谓的“文化外交”战略, 打着“普遍人权”、“普世价值”等旗号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推销到全世界, 在全球性的交往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倾向, 因此, 美国成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也就是让各国的文化实现美国化, 进而心甘情愿接受其控制。

1. 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方式

如上文所述,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文化帝国主义是伴随着西方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帝国主义, 相比较而言, 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更为高明和隐蔽。一般说来, 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方式表现为:

第一, 利用先进的信息传播网络, 大肆宣扬其价值观, 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一直推行其“和平演变”的外交战略, 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 利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积极谋求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权, 美国著名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曾经指出, 单纯的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形势了,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必须通过向其他国家灌输其价值观来对他国产生影响, 而且, 他认为, 这种影响比军事、政治手段更为有效。基于此, 美国政府开始以人权、民主为幌子, 以援助、投资为手段, 依托其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意识形态的渗透。据资料显示, 通过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信息发布, 美联社、合众社、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媒体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际新闻的发布, 它们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并译为多国语言和文字来介绍、宣扬、美化其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生活方式, 或者选择对它有利的新闻来播报给世界各国, 给人们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听觉冲击, 已经成为了对外宣传和文化扩张强有力的武器。“美国政府的海外喉舌———‘美国之音’电台, 现在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52种语言播音, 每周播放时间超过1 200小时, 以此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 ‘帮助’各国人民‘正确理解’美国的价值观。美国政府增设的‘自由亚洲电台’于1996年3月正式开播, 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缅甸、柬埔寨、老挝、北朝鲜以及越南的听众, 美国设立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 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剧变”[1]。同时, 依托其强大的人才、资金优势, 美国还紧紧控制了被誉为“第四媒体”的因特网的操作系统和信息发布。目前, “美国文化占据了全球网上信息资源的90%”[1], 以自身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为依托, 美国成功地将其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输出到别国, 肆意扩散宣扬自己的价值观。

第二, 利用发达的文化产业, 大规模生产文化产品, 进行大众文化的殖民和扩张。“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 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 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CNN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新闻”[2], 文化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依托先进的生产力并加之成熟的市场化运作, 美国大规模地生产和复制承载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 从而成功地扩散了其文化价值观。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文化生产, 使得普通民众失去了反抗性、辨识力和创造力, 变成了一群文化笨蛋, 甘于接受文化精英的统治, “从根本上看, 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 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 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 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3], 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出一种虚幻的、受操纵的消费品为标志的文化, 是被统治阶级感心被统治, “革命的倾向不论在何时羞涩地露出一定的苗头来, 都将被一种大体上类似于财富、冒险、热情似火的爱、权力以及肉欲主义一样的愿望——梦想式的虚假满足所平息和遏止”[4], 以这种方式, 美国成功在大众文化领域实现了扩张:世界的各个角落,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随处都有青年人穿着牛仔裤, 喝着可口可乐, 吃着肯德基、麦当劳, 追逐着好莱坞影片和明星。

2. 理论侵蚀

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1989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民利益》季刊夏季号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 以纪念冷战结束, 并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其主要观点认为, 20世纪以来,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与专制主义的残余、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相继取得了胜利, 尤其是冷战的结束, 更表明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胜利, 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都只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人类已经走入在经济领域获得立体声系统和政治领域享有民主的大同社会。在此基础之上, 福山进一步指出, 阶级问题随着资本与工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 共产主义对于西方的吸引力比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在东方, 日本人吸收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并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其形态, 使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得以传播;而中国已经开始通过改革来昭告世人, 它已不再成为典范;苏联的解体标志了共产主义制度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取代了斯大林主义。伴随着解体而失去可信度和影响力的极权政治和随着西方劳资矛盾解决而失去吸引力的共产主义都不可能再具备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今后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只有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两种, 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构成威胁。这一理论表达了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西方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乐观态度, 赋予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为其文化渗透和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石。

紧接着,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 他指出未来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决定了世界的秩序。这一观点的提出,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同年, 亨廷顿在《外交》杂志第5期发表了《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 他进一步阐述了“文明冲突论”, 提出了冷战结束之后如何“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文明范式”。在亨廷顿看来, “文化上的”冲突在冷战结束以后取代了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 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 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八种文明所决定, 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将爆发重大冲突。由于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由此引发了人们的冲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不同体系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这种交流在强化人类文明意识的同时也使得从属于不同体系的文化差异日益突出和强化。伴随全球社会的发展进程, 人们在脱离传统地域束缚的同时也削弱了其自身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因此, 为了缩小两者之间的空隙, 人们选择了“宗教复兴”作为其联合的基础。加之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 为了弥补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 文化和宗教成为了合作的基础。基于以上分析, 亨廷顿认为, 文明的冲突将发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 为了自身的经济政治等利益, 不同文明的国家通过宣扬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斗争;在微观层面, 不同文明的种族为了领土的殖民扩张而产生争和冲突。在亨廷顿看来, 冷战结束以后, 对西方的反抗已经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儒家与伊斯兰文明的结盟所取代, 而并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也就意味着, 在多极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 西方国家未来的、潜在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故而, 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内部应该有结盟, 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之间要进一步合作, 将西方文明覆盖到东欧和拉美各国, 融为一体。另外一方面, 在儒教与伊斯兰国家两者之间要积极寻找机会并利用其文明间的差异制造冲突, 制止其扩张和合作。

二、民生新闻

民生新闻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 寻求的是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主流观念与受众收视率之间的平衡点, 它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三贴近”的思想原则, 符合新时期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理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的组成部分, 或者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社会实践。但是在当前文化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 民生新闻却并不尽如人意, 内容陷于表面、节目流域世俗, 有的甚至是制假, 而这一切只为了吸引观众目光:

2007年7月8日,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民生新闻播出了以《纸做的包子》为题的假新闻, 引起了轩然大波,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此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发出了通报和批评。这则虚假新闻败坏了国家声誉, 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近几年, 我们发现“假新闻”大多都出在涉及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中。这类假新闻名义上都是在关注民生, 实质上是直接损害了民生, 也误导了社会舆论。从上海《新闻记者》从2001年开始, 每年都统计出前一年的国内“十大假新闻”, 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民生新闻领域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为什么虚假新闻多见于民生新闻中呢?譬如:2005年的假新闻《王小丫陈章良携手入围城?》、《女大学生捡剩馒头充饥近两年》、《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家镛逝世》、《中国股市:1 500亿元热钱4月30日前惊心大撤退》等。这些虚假新闻的出现, 并非全是恶意造假, 大多数都是在没有认真核实真伪的情况下, 为赶时效而匆忙发稿的。不客气地说, 有些传媒的民生新闻在功利性的“高时效、大容量”的新闻运作机制下, 都是在“饥不择食”地寻觅新闻线索, 反映的大都是些浮光掠影的社会现象, 甚至肆无忌惮地造假、杜撰。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邓小平曾经指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思想战线各部门的工作必须大力加强, 这方面工作的加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和政治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

南方电视台 (TVS) 经过十年的发展,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广东电视市场上, 已经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 形成了具有南方电视台特色的南方文化, 加之电视已经成为目前最大众化, 最具效力的传播媒介, 在在电视宣传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便显得尤为紧要。而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是我们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根本和关键。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强调党性原则。新闻宣传坚持党性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他关于党报、党性的思想是他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 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新闻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 这一主张的提出影响了中国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思想, 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邓小平站在党性原则的高度, 对这些错误观点和主张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并提出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邓小平多次郑重地提出, 在新闻宣传上, 要让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阵地,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于包括新闻宣传战线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 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明确要求, “作为一名共产党, 要时刻增强自己的党性, 任何人都不允许搞特殊化, 要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党报党刊也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5]党领导的报刊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只有坚决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 才能完成各项任务。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包括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他认为坚持党性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 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抵制中央领导。这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向。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新发展。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6]此外, 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江泽民把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 提到“党的生命的一部分”的地位并给予高度重视。江泽民强调新闻宣传在政治上要坚持党性原则, 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把党的政策、方针、政治观点准确地表达出来。坚持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显著特征, 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精神支柱。

第二,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强调真实性原则。毛泽东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多次强调新闻报道要真实。他说, “记者, 特别是记者头子, 头脑要清醒, 要冷静。”“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 使下面很难办。因此, 干劲一定要有, 假话一定不可讲。”[7]邓小平说:“追求表面文章, 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8]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报道要用事实说话, 不仅要真实准确地报道单个事实, 而且要做到总体的本质的真实, 要在准确报道事实的同时, 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 反映人民的意愿。

新闻事业是常干常新的事业, 是有着广阔的驰骋空间的事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 新闻工作不论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 还是在传播手段和管理经营模式上, 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变革, 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 新闻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指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当代新闻工作者, 不仅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 而且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实践, 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摘要：以美国为首的强势国家纷纷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通过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方面的优势, 大肆向殖民地国家宣扬和扩散, 在全球性的交往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倾向。民生新闻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 在文化帝国主义背景之下, 民生新闻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倾向, 在此背景之下, 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无疑将对民生新闻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民生新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参考文献

[1]于炳贵, 郝良华.文化帝国主义与国家文化安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3, (8) .

[2][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456.

[3][德]霍克海默, 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洪配郁, 等,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118.

[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 郭发勇, 周辉,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45.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55-272.

[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70.

[7]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108-113.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及影响探究 篇9

关键词：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影响

迄今为止, 人们对日本文化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毫不怀疑。在当前全球化的发展时代, 意识形态的分野逐渐弱化, 民族文化愈来愈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有着较强的民族凝聚力, 其产生的背景以及演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其文化性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概述

1. 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分析

首先, 日本文化中吸收性以及创新性特点体现得较为明显, 日本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着重要的联系, 不只是吸收外来文化, 并且能够对其加以创新。日本文化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吸收外来文化, 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文化进行融合, 从而创造出属于日本特色的文化。

其次是功利性特点, 在对外来文化吸收之前总会对这一文化的价值与自身的价值取向及实际的需要是否契合进行考量, 而后再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及创新。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时, 日本将儒学的“仁”这一核心理论进行了改造, 最后以“忠”作为日本的儒学理论核心, 从而体现出日本文化自身的价值。

最后就是杂交性特点, 这一文化特点主要是体现在日本人的思想发展中能够允许多种信仰“和平共处”, 他们通常是以儒学道德规范指导生活, 而结婚是在教堂或者神社, 死后则采取佛教仪式进行礼葬。这一文化特点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进步。

2. 日本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其实并不厚重, 但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创新, 从而得以传承。以“和魂”为日本的深层文化, 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作用中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 也即:群体意识抑或集团结构。与此同时, 日本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驯化能力较强, 这也是日本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其自身对外来文化的驯化能力强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 总之这些都有利于日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持。在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中, 日本文化始终以“和魂”作为核心, 而对外来文化进行创新改造, 从而和谐地融入日本的文化风土当中, 并形成兼容和传承同在的文化品质。

二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影响

1.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分析

东亚国家的关系和民族主义的矛盾都与文化的差异有着重要的联系, 从而反映在现实的政治权利的追求以及利益的追求当中往往也会上升到“文化保卫战”。在明治初期, 西方的启蒙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本质上的影响, 在其思想文化领域针对欧化主义有着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酝酿着, 这便是日本的“国粹主义”, 它和国民主义都表现出了坚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自信心, 他们一方面对国粹进行提倡, 对国学者的无理性神国思想以及狭隘的攘夷论加以拒绝;另一方面又要对日本文化的自主性要求维护, 还要将西方的优秀文化和日本文化精华相结合, 这些最终使得国粹主义出现了异化。在日本文化领域的“文化侵略”思想由来已久, 日本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文化优越论”使得日本逐渐地走向文化扩张的道路。

有些学者对日本战后的复兴理解成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等, 在其国内也掀起了对日本文化以及传统和国民性与现代化关系的相关研究, 要求文化上的复古, 这些也造成了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不良倾向民族主义思潮的涌起。在对日本战后文化论的流变进行考察之后可以发现, 日本文化界“集体失忆”了,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 日本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开始了膨胀, 这些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2. 当前日本文化的发展战略和影响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 日本内阁成员提出了“文化大国”这一概念, 主张从国家战略这一层面来对日本文化在世界中的影响及地位方面重新进行评价, 在此之后日本加大了文化外交的力度, 在整个文化领域都得到了加强。日本政府也大力地支持国际文化教育的交流, 采取这一方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发挥出积极的效果, 但是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负面效应, 其在文化的大力宣传方面很难不让人认为是想借此来淡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罪恶行径。

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文化也同样会被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 从而造成和平主义以及民族文化前进的历程受到阻碍, 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赞扬强调本国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 不光是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的行径进行美化, 同时也不顾事实真相进而曲解历史。所以日本只有消除民族文化的狭隘性在国家战略这一层面的影响, 从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 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民族主义在日本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内容, 它是一种聚合性的信仰, 文化特征以及独特历史是对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定义的关键要素。就日本而言, 当代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而本质上是日本输出意识形态的需要, 但将本民族“独特”文化凌驾于民族文化之上只会对日本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晓霏.从京都到江户:论德川时期日本文化中心之转移[J].浙江社会科学, 2013 (10)

东方主义在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探讨 篇10

一、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中国

日本文学者受到历史条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的脱离地域东方的约束,将文学作品创作的东方舞台集中在中国,中国具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广袤无垠的土地以及与日本适当的距离成为大正日本文学中“原始东方”重要素材,中国也因此成为大正日本文学作家普遍关注的“东方文化异国主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量的日本文学创作者来到中国寻找他们思想意识当中的远古神秘、异国浪漫。在当时大正日本文学创作者的眼中,当时的中国是浪漫、美丽、落后的,他们带着西方殖民者的眼光看到中国的败墙颓垣、幽静暗夜,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未来臣服于自身的地方。这是由于大正时期日本文学创作者想象中与眼睛看到的实际中中国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日本人与自己真正理解的汉文学和中国文化产生极大裂痕之时的最后一代人”,大正日本文学创作者用自身的观念、方式去理解中国,例如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等,他们用自身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怀来吸收、理解中国的汉文化,形成自身的认知,并且将其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同时,赞美和蔑视并存也是大正日本文学作品对中国独特“东方主义”理解认知的一个主要特点。

二、大正日本文学对中国“东方主义”的书写

日本大正时期时间内,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破败、颓废、古老、原始、神秘,为日本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大正日本文学创作者在中国寻找、描述这浪漫、神奇的故事,又享受着殖民者的优越感。在这种轻微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大正日本文学对中国这个亚洲古国进行了丰富的书写。

首先,大正日本文学作家将中国荒废的历史城墙、民歌舞姬的轻歌曼舞都写在了他们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感受当中。当然,在这些感受当中加入了他们大量的自我想象,形成了文本中国的幻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描写只是大正日本文学创作者对文本中国形象的一种反复述说和印证,这在文学作品表现当中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如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和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中就引用了大量的中国经典文本。

其次,大正日本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疆域辽阔和壮丽美景进行了大量的描写,通过自然条件的描写赋予了东方主义的神秘、质朴色彩,同时也营造了东方主义落后、愚钝的错觉。这在大正日本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很多大正时期的日本作家将中国的壮丽河山作为舞台,加上他们自身的浪漫主义情怀,营造了丰富的浪漫作品。例如谷崎润一郎的《人鱼的叹息》、《麒麟》、《鹤唳》和佐藤春夫的《鹭江的月明》、芥川龙之介的《湖南之扇》等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国被想象成浪漫、唯美、传奇的大地,日本文学创造者的想象力得到尽情地挥洒,但是他们笔下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只是大正文学作家霸占地位话语体系所构造出来的东方幻象而已。

最后,大正日本文学中还体现了他们作为殖民者的优越感,对东方主义的中国充满了歧视和偏见,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夸大了中国的贫困、愚昧、疾病,作品中经常会看到中国的乞丐或者是苦力,而且对绅士的描述也是带有一定的讽刺和嘲讽意味的,通过这种带有优越感的描述,大正日本文学作家们似乎找到了将中国定位为近代文明之外区域的理由,同时也为他们心安理得的寻找心灵故园和浪漫热土寻找理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正日本文学作家对当时中国的苦难现实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只是在不断地回想尘封已久的往昔美好和辉煌。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历史的不断进步,大正日本文学作家想象中美好逐渐被现实所取代,没有了实际存在的支持,大正日本文学走向了自然的消亡。

结语:

大正日本文学的出现有着是随着特殊历史发展时期的特点也出现的,中国作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视角,是大正日本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但是随着现实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交错,在失去实际支持的大正日本文学最终走向了消亡。

参考文献

[1]李雁南.试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1-65+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