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改税

2024-05-05

费改税（精选十篇）

费改税篇1

2009年1月1日, 国务院决定自即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 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

由此, 燃油税改革从1993年首次提出到最终出台, 历时十四年, 在各方期待中, 在国际油价处于历史低位的有利时机得以成形。

2009年1月15日,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在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逐步开展二级公路取消收费试点, 并且一并上报了收费人员的安置方案。但这项改革却因“牵涉面太广、利益链太复杂”而在地方遭遇梗阻。

关键词汇

燃油税改革, 油价上涨

专家意见

燃油税的实施, 对于卡车企业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戴定一认为, 燃油税实施后, 节油、轻量化的车型无疑将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大吨位的载货车也将发挥其燃油经济性高的优势, 这对于汽车企业提升产品实力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对于‘费改税’的评价, 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是站在这些车主的立场上, 那看到的可能只是自己眼前的利益受损, 但作为一项要服务于全国人民的政策, 就要考虑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针对这些车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对“费改税”做出的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刚表示。

针对二级公路停止收费, 江西省交通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地方政府的“不积极”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 取消收费后, 二级公路现有还贷、养护费用和未来新增二级公路的融资都将是一个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果全靠财政拨款, 怎么算都将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

对此, 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负责人颇感委屈:的确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 燃油税费改革的征收在生产环节, 与成品油销售环节没有任何关系。据介绍, 自燃油税改革方案正式实施以来, 从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销售数据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与历史同期保持在正常浮动的范围。

针对油价过快上涨, 南方物流企业集团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2008年国际油价从历史高位跌至每桶不到40美元时, 国内油价的降幅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幅度, 而且这还是在市场的千呼万唤声中才作出的调整;而这次国际油价从每桶40美元上涨到50美元时, 国内的油价却迅速有了反应,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涨快跌慢’。”

武汉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吴建勇也坦言:“公交企业本来就是亏损大户, 除了油补, 我们更希望政府能加大公交场站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 进一步将公交优先落实到位。”

交税不如缴费划算?立场不同, 反响不一

关于排污费改税的思考篇2

1．性质界定上的缺陷使排污收费制度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政府的收入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税收，一种是收费。如果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筹集资金，使得这种征收不能与支付者的受益直接对应，就应当采用税收形式；反之，就应当采用收费的形式。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典型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只要处在这个区域内的人，不论是否为环保支付了费用，都可以同等地享受环境改善的好处。可见，对污染者应当采用税收的形式而不是收费。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具有行政收费外壳的一种准税收，表现形式与实质内容的不相吻合，使排污收费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2．偏重筹资和排污末端治理不能有效规范企业行为。

我国排污费制度的设计主要着重于环保资金的筹集以及对企业排污行为的末端治理，而不是像税收那样发挥对企业行为的事前指引和诱导作用。诱导机制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考虑到排污收费纳入生产成本，对其利润的影响，在项目投产前尽可能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防污于未然。其内在动力在于企业对自身最大利润的追逐，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筹资和治污的约束机制则是指建设项目投产后，环保主管部门为筹措重点污染源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资金，向排污企业征收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排污费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如税收那样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起到规范、指引的作用。

3．征收程序不规范存在寻租空间。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对排污费征收的具体操作规程、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征收程序不规范，征收过程存在寻租空间，存在部分征收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

4．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够难以依法足额征收排污费。

环保部门是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管理、监测的机构，不是国家专职财税机关，加上机构设置和人力的配置有限，由环保部门负责排污费的征收，既容易分散其管理环境的精力，又因为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低，往往不能依法足额征收排污费。

5．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排污费征收不到位。

部分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片面的发展观、政绩观，是导致地方政府保护超标排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环境保护工作在部分地方领导人的心目中没有经济效益、产值、税收、财政收入等指标重要，且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潜伏期长、隐蔽性大，不能引起足够重视，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地方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环境保护工作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有意无意地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干预。

二、排污税的优越性

1．排污税比排污费更规范、更透明、指引调节功能更强。

排污费作为行政收费立法层次较低。排污税则体现国家意志，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比行政收费具有更高的透明度，覆盖的范围更广，影响更广泛。排污税的制定，还可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起到指引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营者为了减少排放、降低税负而自觉地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结构。

2．排污税强制性更强，有利于确保排污资金征收入库。

排污税具有很强的法律强制性。排污费是一种行政事业性收费范畴的环境费，尽管对于抗缴排污费的单位或个人，环保部门可依法采取增收滞纳金、处以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强制性措施，但这些强制措施与征税相比都不是很有力。如果将排污费改成排污税，除了采取上述措施，还可以通过责成提供纳税担保、冻结纳税人的存款账户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商品、货物等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性措施。对于偷税数额较大或抗税行为触犯刑法的，可以依法给予刑事制裁。

3．排污税执法程序更严格、更规范。

社保也想加盟“费改税” 篇3

最近关于社保的话题真不少。上期我们刚刚谈论了社保基金欲投资股指期货所引发的争议，这期我们的话题还是聚焦在社保税上。最近财政部长谢旭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主动透露，中央正在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

意在全国统筹社保

事实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就提出，由于历史和制度因素，目前国家社保基金存在巨大的历史欠账，同时不少企业逃避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使得社保费征收乏力，欠缴严重，因此建议用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来代替目前的社会保险费，从而强化社保资金的征收。所以，近期财政部长谢旭人的表态，可以说是对这一提案的回应。

目前，中国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是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进入社保基金的，主要在省一级统筹。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社保资金的筹集和发放标准也各有不同，因此难以实现跨区域统筹。

由于社保难以随本人的工作和生活地点的转移而转移，因此近年来在珠三角等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域出现了农民工集体退保的事件。本刊去年也曾报道过轰动一时的“易承芳事件”：作为第一代南下打工的农民工，湖南衡阳人易承芳在广州缴费不满最低标准15年，因此无法在广州退休。而户籍所在地衡阳却又不认可她在广州缴纳的养老金，于是易承芳面临10年养老金“缴了也白缴”的困境……

从改革的宏观视角看，中央研究开征社保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将社保资金筹集名目由“费”变“税”，进而把征收和使用的权利从地方上移到中央，形成社保全国统筹，从根本上打破目前各省社保“各自为政”、无法流通进而制约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参保积极性的问题。

支持方：扩大参保覆盖面

然而。在是否支持社保“费改税”的问题上，社会各方意见却并不一致。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开征社保税有三大突出优点，一是由“费”变“税”，提高了法律级次，具有了强制性，让不良雇主无法逃避社会保障责任和义务，进而真正做到保障劳工合法权益；二是“费改税”后，社保资金征收范围和覆盖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民工、个体户在内的所有工薪劳动者都必须纳税参保，从而让更多的人有资格享有社会保障权利；三是社保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并缴纳国库，使用过程中会通过正规渠道返回，更有利于公平分配。

此外，国税局是全国性的、专业性的税务征缴与查办机关，它在征税方面的效率远高于社保部门收费的经办机构，因此社保“费改税”还有利于精简社保机构人手，节约社保管理成本开支。

反对方：各地差异大实行难

然而中国税务学会理事杨卫华对社保税能否顺利开征却表示担忧。他说，由于目前我国各地区差异较大，如果采取统一税率征收社保税，富的地方征税多，但最终享受待遇时却全国统一，那么征收社保税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会遇到一定阻力。另外，由于现在社保费全由地方征收，若改为税，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就会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分成，地方可支配收入势必减少，这就会在地方上产生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则把着眼点放在了如何切实降低民众和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的问题上。他说：“现实中的社保费征收率已相当高，不少企业和个人都觉得难以承受，而且眼下各地社保基金缺口又在逐年拉大，‘费改税’很有可能会成为国家变相提高劳动者社保税费负担从而弥补社保资金缺口的手段。”

杨志勇还认为，社保“费改税”之后，一些企业缴费的“弹性”没有了，代之以固定的社保税负担，会大幅抬高企业的用工成本。眼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的关键时期，如果很多企业无法承受社保税负担而倒闭的话，会大幅增加就业压力。结果不仅社保税征收受挫，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会受到影响。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则指出，我国社保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从目前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逐渐过渡到完全的“个人账户积累”制度，即你退休后拿的养老金全是你年轻时自己缴的，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保基金存在缺口的问题。一旦“费改税”则很可能意味着上缴费用从“个人财富”变成了“公共财产”，由政府统筹使用。这等于是回到了过去的统付统收(现付现收)制，即年轻人现在缴纳的养老金去支付退休人员现在支取的退休金，这显然与社保改革的大方向相悖。

民众最担心加重负担

这边，专家各执一词；那边，民众同样意见不一。

有网友认为，征收社保税比社保费更能维护职工利益。尤其是那些在不肯为自己缴纳社保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工作的职工，今后可以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逃避缴纳社保税义务的企业今后也将面临更重的惩罚。

然而同时又有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反对开征社保税，认为现在的社保费负担已不轻，再征税恐怕会增加自己的负担。就算开征社保税是为了统筹管理社保资金，从而调节贫富差距，许多人也还是对上缴的社保税最终是否能用到自己身上表示怀疑。网友“第二滴血”说道：“税收的征收和使用是两码事，眼下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税收得太多而发放得不公平。毕竟国家税收的使用一直不透明，谁能保证社保税收入统筹使用时就一定很公平呢?社保基金都出过事情，谁能保证社保税不会被不法官员贪污或挪用呢?”

开征社保税乃大势所趋

排污费改税的思考篇4

一、关于排污费改税

我国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正式提出开征环境保护税。现阶段我国的排污费改税的主导方向就是将过去的排污费“改”成税收。我国江西省于2010年11月份出台环境税试点方案, 预示着环境税在我国的实行与发展已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争论, 而是正式进入实践阶段。并主要针对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进行“费改税”。

二、进行排污费改税的必要性

(一) 有助于更好的明确其税收的性质

就收费政策方面而言,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立法中, 对环境保护及治理的措施主要是靠收取环境费, 为重点污染源治理筹集资金。以排污收费为例, 现行的排污收费已覆盖废水、废气、废渣、噪声、放射性等五大领域, 收费项目达113个。然而繁复的环境收费政策并不利于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费改税, 将排污税的征收制度化、标准化、法律化, 其法律地位将会提高。使具体执行收费政策的政府机构做到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提高办事效率。更是着眼于从区域上治理环境。

(二) 有助于更好的统筹监督治理环境

在收费标准方面, 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收费, 而不考虑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单个排放污染物达标, 但是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负荷, 事实上已经造成环境污染, 这时反而因为“排污达标”而不收取排污费,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会致使污染者从自身经济效益出发, 宁愿支付环境费而不愿采取减污控污措施。相对环境费而言, 环境税会通过法律对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纳税环节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有较强的透明度、可操作性, 这就使得征收环境税的执行机构可依法既对单个排污量进行检测监督, 又可以对排污总量进行控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监督治理, 更好地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三) 有助于解决治理资金的问题

我国治理环境的资金多来自于环境费, 并不能满足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需求, 更不必说用来治理污染的后备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通过排污费改税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排污税比排污费具有更强的法律强制性, 税收的范围、种类、数目等皆有规定, 有法可依。这就使得无论纳税主体是谁, 不论钱多钱少, 必须缴纳。这样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用于治理环境的资金的来源。

三、排污费改税的建议

(一) 费改税的范围

我国目前征收的环境费主要包括:超标排污费、污水排污费、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污水处理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按照“对号入座”的方法, 将相同部分的“费”直接变为“税”, 异同部分可采取结合并设的办法。将有关资源部门现有的资源补偿收费纳入资源税范围, 如将矿产资源补偿费, 生态环境补偿费, 林业保护管理费、水资源费等纳入资源税范围。将超标排污费、污水排污费等纳入新设税种——污染税范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收费项目改为税后有相关法律直接规定, 一方面使资金的缴纳和流向更为透明, 另一方面意味着纳税主体有法定的义务按法律相关规定缴纳税款, 与此同时也为有关部门依法征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费改税的标准问题

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中有关环境资源税收方面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等。对于这些费用征收还有标准适用的问题。比如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的认定的问题, 造成环境污染的标准认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对排污主体认定离不开对排污的检测, 排污又有质与量两个方面。因此, 应从监测系统监测的综合指标和与污染有关的行为两个方面考虑进行征税。至于监测的主体应由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 监测机构的资质认定方法不论其内部还是外部, 都应当有一套适合与其自身健康发展的方法。总言之, 它既要为减少排污改善环境服务, 又要兼顾排污企业的利益,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企业改变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 向低碳环保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变, 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三) 环境税的资金管理问题

有了一定的资金来源后, 资金的管理与适用需要有相对完善的运行体制来运作, 确保这些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或与之相关的地方。相对环境税而言, 环境费资金被有关政府部门大量积压挤占、挪用、非法使用, 其中返回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部分很难确保真正用于环境治理。而且随着我国治理污染力度的加强和深入, 所需要的用于环境治理的后备资金将短缺。而环境税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此种状况。环境税可由相关的税法对其进行调整适用。现行的中国税制中, 有的税种 (如农业税、城市维护建改税) 有“专款专用”的特点;现阶段可将环境税的功能定位于以筹资资金为主, 兼顾行为激励。利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调控手段, 为环境治理资金提供来源, 专项用于补贴污染控制与自然保护等环境保护措施。

摘要：近年来我国为了更好的对环境进行保护, 政府及有关部门释放了一系列的实施环境税的信号, 而这其中排污费改税更是重头戏, 排污费改税在我国势在必行。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 按照什么是排污费改税;为什么要进行排污费改排污税, 即排污费改排污税的必要性;怎样进行排污费改排污税, 即对排污费改税的建议的思路, 对排污费改排污税进行分析, 浅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排污费,排污税,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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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税篇5

我认为，相对而言，当前最需要去做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并不在于纠缠“费改税”的概念本身是否确切或使用这个概念是否适当，而是脱出字面的局限，深入到它的核心内容：“费改税”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政府收费应还其本来意义

作为一种政府收入形式，收费与税收当然有所不同。收费的取得，要以交换或直接提供服务为基础。税收的征收，则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故而，在政府的收入体系中，后者属于主角，是基本财源：前者扮演配角，起补充或辅助作用。但是，不管怎样，配角也是必要的。起补充或辅助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收费本身有什么不好。

然而，以政府收费的内涵和外延为标准，对照一下现存我国的政府收费，就会发现，目前我们称之为政府收费的项目，其大量的，不在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之列。

第一，在现存的政府收费中，既有单纯凭借政府的政治权力征收，并未在征收的同时伴之以服务，因而属于名为费实为税的项目；也有既不必要亦不合理、没有任何征收依据的纯属乱收费的项目。

第二，现存的政府收费项目的相当部分，并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甚至未经过上一级政府的批准。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行发文，在各自职权所能覆盖的领域，巧立名目，按需而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收费项目既不合法，也不规范。

第三，现存的政府收费收入，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因而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系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且开支范围随意性很大的收入。

显而易见，现存的政府收费与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应当将两者区别开来，在区别的基础上，讨论“费改税”的对象问题。

“费改税”，当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改为征税。事实上，在我国，即使是改革之前的年代，政府收费的形式，如规费，一直是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对于它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改为征税。可以纳入“费改税”的视野范围的，只能是现存的政府收费中与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不相符的部分，即名为费实为税以及纯属乱收费的项目。

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

其实，深入一步看，现存的政府收费与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的不相符，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非它的实质。事情表现在名为费实为税以及乱收费上，问题的根源则存在于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之中。人们所反感、所厌恶、所极力加以改变的，并不在于收费本身，而是通过收费所表现出来的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

比如，政府收费浪潮的兴起，最初尽管是由于政府规范性的收入渠道不畅以至收不抵支，但其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根本的原因，是收费所实行的自收自支、不列预算的管理办法。既然能够自收自支，收费项目的多与少和收费规模的大与小，同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挂上了钩，特别是同有关人的个人利益搭上了桥，收费便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利益驱动。既然能够不列预算，来自收费收入的支出去向可以脱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那些不便公开亦无法公开的开支项目，便找到了在预算内无法安排的资金来源，各种腐败行为也就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温床。到这时，收费便走上了一条“越收越多，越多越好”的膨胀之路。[!--empirenews.page--] 再如，国有企业的困难显然与其负担沉重有关。注意一下国有企业负担的构成，便会发现，在其中，除了规范性的税收之外，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非规范性的收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而且，从企业的角度看，后者的征收，既无固定章法，又似乎永无止境。政府部门，每新办一件事情，每增加一项职能，几乎都要启动收费之轮，都要向企业伸手要钱。诸如节日摆花费、亮灯费、禁烟牌费、驱赶叫化子费、精神文明知识大赛培训费、树木打药费、排放雨水河道清淤费、河道维修排水费、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门前三包责任书镜框工本费、旧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等五花八门的政府收费项目，并非只有某个地区征收。放眼全国，政府部门摊在企业身上的收费项目，肯定不是以几

十、几百来计算的。

又如，在农民那里，所谓“三提五统”（即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乡镇五项统筹：办学经费、计划生育费、优抚和五保户供养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的基本特点，是一事一费，花钱者收钱。这样一种公共分配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增加农民负担的基因。既然干一件事收一种费，收入与支出直接挂钩，那么，随着农村公共事业范围的扩大，新的收费项目只能不断地派生出来。既然花钱者直接收钱，收多少便能够花多少，那么，随着乡（镇）村政府需要的日益增长，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和额度自然会层层加码，甚至达到不堪重负的地步。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站在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费改税”不过是为规范政府收入机制而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改革举措。

着眼点应放在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上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费改税”的着眼点不应也不能放在将一部分政府收费改为征税上。实现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才是“费改税”的真正动因和实质所在。如果不从问题的根源入手，只是就“费改税”论“费改税”，其结果，很可能像割韭菜那样，割下一茬——将一部分收费纳入税收轨道——后，由于其根——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机制——尚在，新的一茬韭菜——乱收费项目——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所以，只有牵住了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这个牛鼻子，通过“费改税”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才能占据打赢“费改税”这场战役的制高点。

那么，什么是或怎样才能算是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

依我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标志可以依循：

第一，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便收多少。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

第二，全部政府收入进预算。政府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度和公开化。它体现着立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收支行为的监督，并非简单地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入哪一类表格反映。也即是说，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论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必要性篇6

（一）社会保障法规滞后

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但是对于征缴流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必要的强制征缴手段和措施。为适应地税机关征收加大收缴力度，部分省市制定了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强化征收手段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文件和规章的法律层次不高，不能全方位保障征收的顺利进行。

（二）社保资金欠费严重，政府财政压力大

1999年，我国社保收入1600亿元，全国欠费359亿元，中央财政补贴了79亿元，2000年国家财政补贴达到263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2293%。分析社保欠费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企业效益差，无力及时缴纳社保费。二是社保资金征收力度不够，征收机关对不及时足额缴纳的欠缴单位缺乏强制征收的法律依据，追缴难以到位。三是征收与管理相分离、相脱节。缴费登记、费基核定、缴费检查仍由劳动部门负责，地税机关仅承担征收环节，不能及时掌握缴费对象和基数的变化，增大清理欠费难度。四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到来，企业社保缴费率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加重，由此形成的支付危机，也就造成了政府财政补贴的逐年加大。

（三）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比例不统一，筹资层次较低，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较窄

首先，比例不统一造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社会保障负担不一，这不利于公平环境的形成，且损伤企业的积极参与，造成省际、省内以及条块之间的矛盾。其次，社保资金统筹层次大都局限在市、地一级甚至县一级，省级单靠行政手段强制调剂，且调剂数量有限，使得社会保障的共剂性受到限制，分散风险的能力也远远不足。再次，筹资和保障的覆盖面窄，当前社会保障中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统筹仅限于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其他资产类型的企业还没有纳入保障和统筹之内。

（四）社会保障基金委托税务机关代征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90年代后期，一些省份社会保障基金委托税务机关代征，真正实现了社保基金的收支两条线，提高了征收效率，降低了征收成本，但目前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1、基金以费的形式存在，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2、部门配合不协调，代征地位尴尬。缴费基数的核定由社保部门提供，缺乏及时沟通，削弱了征收效率，而且不能象其他税种那样从容应对。3、现行国家预算科目中没有“社保基金收支科目”，这部分收入进入国库时，国库认为是份外工作，配合不够积极，退单和不划款情况时有发生。4、职责不明确，征收经费无保障，操作中有一定随意性。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职能、编制没有正式确定。所以税务机关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无法满足其刚性需要。以上种种的不规范必将逐渐被强有力的税收手段取而代之。

二、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社会保障“费改税”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必要扣除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费用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之中，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之前，应进行社会必要扣除，包括“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障基金”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等。“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强调指出，保险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存在的”。马克思从社会产品分配的高度概括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和内容，提示了广大的社会保障学说，为社会保障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必要扣除的原理。

（二）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很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国企改革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累计达2亿人，而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本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剂”，社会动荡的“减压剂”，在目前已有潜在社会保障危机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此外2010年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急剧增加，现实的老人赡养或“养老”资金问题，对每个人来说已不再遥远。

（三）社会保障税是筹集保障资金的有效途径

1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力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采取税收的形式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将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杜绝拖欠、不缴或少缴的现象，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保证。

2有利于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的预算和管理，避免目前社会保险资金使用中的随意性、隐蔽性和浪费性。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纳入复式预算管理，基金收支分离，可使该项收入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形成税务、财政和社会保险机构等部门间的监督机制，从整体上加强对基金的宏观监督管理，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其中特别是强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改变社会保险机构一身数任的不合理现象，避免现行保险收费方式的某些浪费、挪用现象，更好地建立起健全、稳定、规范的社会保障体制。

3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现有的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降低制度运行中的成本。

4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的条块分割，实行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同时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从而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

5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同时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竞争要求企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减少用工人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劳动者的下岗、失业。同时，由于企业间竞争加剧，一些企业被兼并甚至破产，也会造成大批的失业、下岗。为了保障暂时失去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四）社会保障“费改税”已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机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医疗制度改革的进行，随着社会成员风险意识的增强，许多人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同时，迫切希望国家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它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经济低迷、机构改革、下岗分流。社会保障“费改税”以后，征收具有强制性，管理具有规范性，税收具有专项返还性，能够保证所有纳税人从中受益，易为广大群众接受。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越来越多的省、市、区划归地税征收，改变了原来社保部门集征、管、用一身的局面，使社会保障费改税不会象其他费改税那样，因为部门的既得利益而消极抵制。当前，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稳定，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开征社会保障税必将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而减轻开征新税的阻力。

“费改税”问题的法律研究篇7

一、“费改税”问题提出的意义

1. 促进利益关系向法制化方向发展

人类社会的关系都是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 因此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必然的利益关系, 其作为独立的整体在发展过程中定会追求良性发展, 同时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部门也会发生自利行为, 表现为部分的执法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进行巧取豪夺, 将获得收入少量交给国家, 大部分归为执法部门, 促进执法部门向产业化发展。另外, 由于国家政府拥有行政权力, 在与公民的冲突中占据主动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对公民的利益进行损害。因此, “费改税”问题的提出, 促进公民和国家利益关系向法制化发展。

2. 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平衡

国家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矛盾是最基本的宪政领域矛盾,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区分人治和法制的关键。因此, 如何实现对公权力的限制, 防止公权力对公民利益造成肆意的损害, 就需要利用“费改税”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达到平衡的状态, 在达到对公民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 实现政府收入和政府公共开支的保障。另外, “费改税”形成的机制可以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对私权利实现有效的保护, 进而达到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状态。

3. 促进经济民主的实现

在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不断的进行乱罚款和乱收费, 并且逐渐形成了不良的执法风气, 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因此, 为了达到满足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要求, 通过“费改税”的实施, 促进市场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氛围。另外, 从法律层面促进“费改税”的实施是为了有效的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力, 特别是对政府部门财政权力的限制, 对政府财政的收入方式进行优化, 最大程度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如何从法律角度促进“费改税”的开展

1. 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由于“费改税”的开展对分配体制产生了冲击, 会影响到公务员和政府部门的利益, 从而会受到极大阻碍作用。因此, 需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其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进行明确, 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其二, 对《预算法》进行完善, 主要是对政府预算收入进行细化, 从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同时利用法律法规督促地方政府对财政权利的正确使用。

2. 促进分级财政体制的建立

首先, 采用先中央后地方的模式。先对中央政府的大部分部门实施“费改税”, 将那些合理的不宜改为正税的收费尽量转变为使用费的形式。另外, 还可以赋予省级政府部门适当达到税收立法权, 让省级政府根据自身的情况, 对税种和税率进行调整。其次, 采用先清理后规范的模式。即先对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清理行动, 明确哪些是可以进行的, 哪些是不应该存在的乱收费项目, 同时根据我国的税收制度对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进行规范, 将合理的收费项目进行保留, 将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摒弃。

3. 进行机构的改革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对各级政府的职能进行细致的划分, 并根据职能的区别对各政府间的事权关系进行明确规定, 促进事权关系和财权关系的统一, 进而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性优化, 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公众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另外, 对县乡级政府进行改革, 对其机构人员进行精简, 促进农村财政体系的快速建立。同时, 各级政府要加快对政府职能的转变, 杜绝“吃饭财政”和“养人财政”现象的出现, 在对机关人员的聘用时, 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竞争机制, 选拔最优秀的工作人员。因此, 为了达到上述的要求, 必须依靠法律法规的强有力支持, 利用法律的强制性促进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结语:

面对当前费大于税的问题, 必选促进“费改税”的快速实施, 促进政府财政收支的优化, 虽然近几年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促进“费改税”的工作开展, 但是取得的效果却不明显。为此, 需要研究者从法律层面对“费改税”进行研究, 并提出有效的促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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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国坤.“费改税”问题的法律研究[J].吉林大学, 2005-04-20.

环境费改税的理性思考篇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自然被人们寄予厚望。很多发达国家都开征了环境税, 并且在税制改革过程中把建立绿色税制作为目标:丹麦1993年通过了一项重要的税收改革方案, 即在降低劳动力税份额的同时, 提高自然资源和污染的税率;瑞典是最早把所得税转换成能源税和污染税的国家。荷兰于1995年由财政部设立了绿色委员会 (Green Commission) , 其任务是为实施绿色税制提出建议。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政策对其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于是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开征环境税, 全面进行环境费改税便成为很多经济学者讨论的热点。但是, 多数学者在探讨开征环境税时只考虑到了开征环境税带的好处, 却忽视了中国的国情。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未达到SO2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库兹尼兹曲线的拐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促使环境改善。虽然经济增长并非是改善环境质量的万能药, 促进GDP增长的政策不能代替环境政策, 但是我们在进行环境费改税过程中也应充分认识我国国情, 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做法。

二、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分析

(一) 我国排污收费历史及现状描述

1978年, 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在其所作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 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第一次提出了在我国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的设想。1979年9月, 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第十八条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污染物, 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 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1982年2月, 国务院在总结27个省、自治区、省辖市开展征收排污费工作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发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对排污收费的目的、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做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标志着中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正式确立。1988年7月, 国务院颁布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 对排污收费资金的使用做出了具体规定。2002年1月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排污收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对排污收费的征收和使用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这标志着中国排污收费制度进一步完善。

(二) 排污收费的成效

1. 提高了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人员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排污收费制度不仅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状况, 而且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 因此, 地方各级政府特别重视排污收费制度的具体落实。一方面体现在加大、加快了排污收费地方立法的步伐, 各地的一些排污收费的地方立法纷纷出台, 如国务院发布《排污费征收使用条例》后, 《湖南省实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办法》等办法、意见相继颁布实施。另一方面, 各级环保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 对排污收费中出现的违法失职行为严惩不贷, 在执法中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

2. 促进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排污收费是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来征收的, 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影响的程度越大, 排放的污染物的数量越多, 需要交纳的排污费的数量就越多, 因此, 为了节省成本, 减少排污量, 就迫使企业加强技术改造, 综合利用自然资源, 防止资源的浪费。

3. 为环境保护筹集了资金。

排污收费制度实施以来, 为环境保护筹集了资金, 2007年, 排污费征收户达到635721户, 征收排污费173.6亿元, 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环境保护, 对环境保护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三、环境费改税的理性思考

(一) 环境税并非治理环境的惟一途径

由于经济手段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能促进环境管理系统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佳的环境效果, 因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税收手段是经济手段的重要内容, 但并非惟一手段。除了税收手段, 还有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产品收费、预付金返还、污染理赔、价格等方法。

(二) 环境收费与环境税的理论依据相同

环境税的理论依据是庇古的环境外部性理论。按照该理论的要求, 为了克服经济行为中外部性, 要对外部性行为征收环境税, 使外部性内部化。这里的环境税只是一个学术概念, 并不单是税收手段, 既包括排污税、污染产品税, 又包括排污收费等手段。这里的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经济行为中的负外部性, 不管是收费还是收税, 只要能够使经济行为中的外部性内部化, 就是达到了目的。

(三) 我国排污收费不应作为费改税的重点对象

排污收费只占税收外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2000年非税收入达到12994.64亿元, 而同期的排污收费只有58亿元, 只占非税收入的0.446%, 并且排污收费是已经纳入预算管理的收费项目。目前, 我们税费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首先, 取消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收入。其次, 规范预算外收入。在实行分税制和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下, 预算外资金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需要统一的预算管理, 实现国家预算的完整、统一。最后, 适当保

90北方经济·2009年第7期

留预算内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部分。在预算收入中, 非税收入尽管绝对数量一直稳步增长, 但占整个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一直很小, 大多年份都控制在预算内收入的10%以内, 有些年份甚至不足1%。由于排污收费已经纳入了统一的预算管理, 并且, 占收费总量的数目很小。因此, 对于部分排污收费项目应该予暂时以保留。这样既不会影响税费改革的步伐, 又不会导致全面进行税费改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四) 环境税的“非中性”问题不易解决

所谓“税收中性”是指税收体制的惟一目的是用最小的扭曲和对行为方式最小的影响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在多数情况下, 要取得环境效果, 必须把环境税确定在较高的水平上。在中国排污收费改税过程中, 改革后的税收标准将会比现行的收费标准要高。这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的行为产生扭曲作用。OECD主要用税负不变政策来推动环境税的开征, 即通过减轻企业其他税负来进行。而我国目前税制尚处于改革探索阶段, 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合。因此, 开征环境税后的税收扭曲作用不易克服。

(五) 我国全面进行环境税的条件还不成熟

1. 中国经济水平不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GDP总量从1978年3645.2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00670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 中国人均经济总量还比较低, 2008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一方面, 由于税负转嫁的存在, 环境税的大部分负担将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这样, 低收入者将承担更多的相对负担。另一方面, 负担由于不同的收入群体对相同环境改善程度的货币评价往往是不同的。一般情况是, 收入越高, 对环境改善的效益评价也越高。这样, 环境税将产生累退效应, 加大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而OECD国家实施环境税时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很高。

2. 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

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 税收征管中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收, 存在着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税收征管中某些日常征收管理活动和征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导致偷税、漏税、欠税问题严重;另一方面, 中国的税收征收成本高, 1993年我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 1996年为4.73%, 已达到5%~6%。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为0.6%, 日本为0.8%, 加拿大为1.6%, 英国为1%~2% (郭烈民, 1999) 。在中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贸然进行全面排污收费改税, 会加大税收征管难度, 导致更多税款流失。

3. 环境污染的复杂性。

排污费的征收技术性很强,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亲临现场, 对企业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进行分析和计量。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 不能适应这种需要。排污企业很容易为逃避税收而隐报、少保污染物排放量, 而税务机关事后稽查又很难取得可靠证据, 从而可能形成大量的税收漏洞。

4. 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

目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 并可能向经济危机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在原“两防”方针指导下的“软着陆”过程, 加入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 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 已带有在经济周期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中“硬着陆”的危险。一些加工企业, 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为应对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下降以及失业率上升及社会不稳定因素,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应该以减轻企业负担为目的, 对企业实施减免税或多退税。如果在此期间贸然进行全面环境费改税, 必然会加重企业的负担, 使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四、结论和建议

(一) 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1. 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

针对我国现行排污收费标准过低, 收费金额不足以弥补企业造成的外部损失的情况, 我们应该按照“谁污染, 谁付费”的原则, 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 使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在此过程中, 我们应采取一些配套措施, 如减少或取消其他对企业的收费项目、对企业进行税收返还等措施, 减轻因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而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此举也为未来全面进行环境费改税奠定基础, 积累经验。

2. 扩大排污收费的征收范围。

现有的排污收费只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排污行为进行收费, 而对于个人的排污行为却没有收费, 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以杭州湾为例, 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 杭州湾的污染仅有5%来自工业污染, 其他均为非工业污染。针对以上情况, 我们可以将农业污染行为和个人生活排污行为纳入排污收费体系。将一些未纳入排污收费的污染物纳入收费项目。

3. 加强排污收费工作的管理。

首先, 加强排污收费的立法工作, 使对排污收费的征收和管理有法可依。其次, 各级环保部门在收费过程中应严格核定排污者污染物排放量, 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征收标准计征排污费, 不得降低排污费征收标准或擅自减免排污费, 也不得超越审批权限或违反审批权限批准减免排污费。考虑建立排污量和排污费缴纳情况公告制度。最后, 加强排污收费资金。针对有些地方截留、挪用排污收费款的现象, 应该加强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使用资金, 切实落实专款专用的原则, 是排污收费制度对治理污染起到更大作用。

4. 积极开展排污费征收情况稽查。

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对不按国家规定核定排污量、计征排污费, 或者违规减、免、缓征排污费的, 上级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对拒报、瞒报、谎报排污量, 以及不依法按时足额缴纳排污费的, 要依法予以处罚。

(二) 选择部分污染项目进行环境税试点

我们进行排污收费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开征环境税最终建立绿色税制, 我们在进行排污收费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税基比较大, 而且比较稳定, 征收技术要求比较低的污染因子开征环境税, 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另外, 我们还可以将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如含磷洗涤剂、电池、含臭氧破坏物质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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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税篇9

日前,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印发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的通知, 确定河北省作为目前全国唯一试点省份, 从7月1日起面向纳税人开征水资源税, 原水资源费费率降为零。河北省地税局联合河北省水利厅在全省范围内对水资源利用实施 “费改税”, 并在税收征管方面实现 “费改税” 无缝衔接, 确保水资源税平稳过渡、顺利征收。

在河北省先行试点开征水资源税, 可以有效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并与其他政策措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有效抑制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水需求, 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推动形成节约保护水资源的社会环境。据悉, 此次改革的原则是税费平移, 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维持原有负担水平不变。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 抑制不合理需求, 对特种行业、超计划用水以及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取用地下水, 从高制定税额标准。

费改税篇10

一、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具体名称为城镇国有土地所有权出让金。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全民所有或者全体所有。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我国的土地出让金指的是政府在批租土地时,凭借所有权向土地使用权者征收的地租收益。土地出让金在我国能起到的作用有:一是根据对土地出让的控制,控制土地的利用,来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根据土地出让金来合理分配土地使用者、土地所有者和国家之间的土地权益,调节市场竞争关系,以达到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我国现行土地出让金制度是一个既有批租性质,又有一次性收取的似税非税性质的矛盾复合体。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设计的缺憾有:

(一)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

目前,我国在规范土地出让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无法精细地处理具体问题。比如,没有规定土地出让的具体年限,只是规定土地出让的最高年限;对不同的出让方式对应着不同地块的规定较为笼统。我国现阶段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将这些环节进行较为清晰的规定。

(二)土地出让金制度设计相对滞后

我国为了维护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立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土地出让状况,目前的土地立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国需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来加快对土地出让制度的设计。

(三)土地出让金制度造成税费混乱

我国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税费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税费体系较为混乱的现象。比如说,我国的税费存在相互重叠、名目较多的情况,造成我国税收存在重复征税的状况。在土地出让方面,我国的税费也是较为混乱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需要转型为“服务型”的政府,减少费用的征收,减少税费重叠、重复征收的状况。

(四)土地出让金中央与地方分配混乱

原来我国土地出让金中央地方分配比例是六四分成,现在变成了七三分成。另外,中央将所分得的大多数土地出让金都还给了地方。然而,地方由于财政较为紧张,在出让土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与中央进行博弈。比如土地出让金价格压低,但是提高配套费用;采用“实物地租”的形式却暗自里用补足出让金。无论是采用哪种博弈方式,都会给国家宏观土地的调控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二、土地出让金“费改税”面临的困境

我国土地出让金“费改税”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费改税”后的土地转让问题

我国土地批租制已实行二十多年,截至目前,相当数量的房地产已经缴纳了40—70年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进行“费改税”后如果再对这部分的房地产征收房产税明显是不合理的,有失公平。

(二)“费改税”土地评估制度设计

国外有关土地的税法当中普遍采用的重要原则是以土地的评估价格为基础来计算相关税收,这种原则有利于税负公平。我国土地“费改税”制度设计中也可以借鉴这一原则,以土地的价值来设计相关税收制度。但是,我国的土地价格评估制度还不成熟,如何对土地的价值进行有效的评估,土地的评估制度需要不断地构建和完善。目前的评估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首先是评估主体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还是政府部门。土地出让金“费改税”不仅仅涉及税务机关,它还涉及国土资源、财政、城建、房产、公用事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三、域外地产税立法的经验与借鉴

(一)域外地产税立法的经验

1. 法国地产税立法的经验。

目前,法国的地产税主要是由土地的业主缴纳。在法国,中央掌握财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管理的税额必须由国家来确定。地方政府在遵循中央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享有一定的税收自主权,比如可以根据当年地方经济和财政状况来在一定幅度内提高或者降低税率,或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减免细则。

2. 美国地产税立法的经验。

美国对不动产征收的物业税是归类在其财产税之下的。美国的纳税人是不动产所有人,课税对象是纳税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其中主要包括土地和房屋等等。由于财产税与当地经济密切相关,因此美国的税基主要由各个州自行制定。在美国,其50个州均对财产税进行一定的征收。税率一般依据地方的支出规模、非财产税收入额以及可征税财产的估价来确定。另外,美国财产税的优惠规定主要依据财产所有者的类别、财产的类别和财产的用途来制定,分为减免税项目、抵免项目和递延项目。

3. 台湾地区地产税立法的经验。

台湾地区跟我国一样,税制也是分成了国税和地税两大系统,在财政体制上形成由中央、省(院辖市)和县(市)构成的三级财税体制。房地产税在台湾属于地税的征税范围。现行财税体制下,其房地产税的收入已经基本接近其所得税的收入,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构成了台湾地区的第二大税种。目前,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台湾地区实行的主要土地制度,其房地产税制根据房地分设税种。其中主要以土地为主,并且对土地课以重税(一般为房屋税的4倍左右)。

(二)域外地产税立法的借鉴

1. 合理的税制、体系设计。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以及不可再生性,房屋作为土地上的附着物,由此也派生出一定土地的特性。在美国、法国和我国台湾均将土地税纳入了地税征收范围,并且对其课以重税。在保持税收收入的可持续性的同时,对完善税务体系,防范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可以防止获得土地的同时也获得了日后土地增值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抑制土地价格上涨过快。合理的税制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土地利用更加充分合理,还可以防止土地闲置,使资源得以有效的利用。

2. 有效的税、费制度立法。

“年租制”与“批租制”是土地出让制度当中存在的主要制度。其中,“年租制”指的是按年份来收取地租的制度,类似于地产税制度;而“批租制”指的是一次性收取完整土地出让期地租的制度,也就是我国当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就土地出让金实践来说,香港目前正是实行土地出让“年租制”和“批租制”的混合体制。这种混合体制的产生与香港政府土地出让制度的复杂历史有一定关系,并且与香港政府希望能够分享一定土地收益息息相关。我国大陆现在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财政背负的地方债务和财力紧张情况需要我国改进土地出让制度。我国大陆可以考虑借鉴香港的土地出让制度,在土地出让金“费改税”的同时对已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土地就不再征收地税,以实现公平公正。

3. 完善的土地登记评估及信息管理制度。

借鉴美国、法国等国的资产评估制度,在保证财产税能够足额征收的情况下,税收机关应设置相应的土地房屋估价部门,并且聘用一定的房地产评估专业人员。另外,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房地产评估制度标准以及方法体系。在相应制度建设当中,应该设立专业的评估师团队,设定合理的收费标准,设立严格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及专业的财产评估机构。通过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对房地产的评估工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保证房地产评估价值的公平、合理、客观、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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