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冤假错案的反思

第一篇：对冤假错案的反思

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渐呈上身趋势，先后曝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冤假错案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就其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过对制度的探讨来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冤假错案的防范给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冤假错案;诉讼内机制;印证证明

近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究其发生，总归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诉讼领域内的问题。

首先，司法人员观念滞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思想长期存在。在没有干预，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以疑罪从有、从轻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于担忧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罪犯，受到社会公众质疑，受到领导批评，法官即使认为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是习惯于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其次，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办案机制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结合众多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大多数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着密切关系，若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则后续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纠正这些违法侦查手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来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和执行的监督职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的发生，人民检察院本应发挥法律监督者的作用，对此及时纠正，扼杀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同时，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审判职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来保障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实现，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

然而，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此原则的贯彻落实确有偏差，三机关更加注重相互配合架空了相互制约，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位置，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的公检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在三机关接力赛跑、合力打击犯罪的诉讼模式下，原本应当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和作为公平审判者的法院，也染上了较强的追诉色彩，三机关之间的同质性高、角色混淆，诉讼监督、制约机制全面失灵。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据审查也存在颇多问题。我国实行的是证据裁判，定罪量刑的标准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证据审查判断机制严格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实行的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就是将诉讼的各种证据对照比较审查，确定各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我国印证证明模式的形成具有诸多原因：

第一，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的内容，但由于我国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不彻底贯彻，我国的证据出示呈现书面化的形式，在我国特有的案件审批制度下，存在着“审判分离”“审而不判”的现象，因此案件审理注重证据间的相互印证。

第二，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和再审法院的审查范围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全面审查，但二审和再审多为书面，法律仅规定了部分案件必须开庭审理，在书面审查的环境下，法院审查的依据就在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

鉴于上述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也存在缺陷：

第一，印证机制僵化。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在自由心证体系下，对证据更加注重对证据质量的要求，对证据的审查只要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即使孤证也能定案。然而根据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孤证不能定案。这也就是“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特点。对证据数量性的要求过多而忽略了证据的质量，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我国“孤证不能定案”实际上是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影响下，多数人对刑诉法53条有一种错误认识。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也即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证据之间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锁链，所有证据共同指向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在这种刑事证明标准之下，单一证据是不能定案的，也即“孤证不能定案”。因此，对于刑诉法第53条的理解就是只有口供不定案，只有口供，就必须以其他证据进行补强证明。但实际上，口供补强这一规则的适用环境是仅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就对其定罪。但定罪和定事实是有差别的。在以犯罪嫌疑人口供而认定事实时，口供补强规则就不适用了。

第三，对口供的极其依赖，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关键性的印证证据往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这种对口供的严重依赖极容易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之后会获得一些证据，然后希望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获取更多的线索来印证已经收集的证据。为了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就可能采取违法侦查手段甚至刑讯逼供。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也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前后相互印证，且口供与其他证据也相互印证，即可以提起公诉。审查起诉阶段这种以口供为中心的审查方式，容易使审查起诉部门忽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不利于实现侦查监督。在审判阶段，法庭调查的第一步骤也是讯问被告人，然后出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如果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认罪，那么随后的法庭调查就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等量刑情节展开。因此，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供述也处在证据链条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获取口供的强烈愿望可能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迫使被告人自证其罪。

综合全文，我国在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改变司法工作人员的错误思想，重新定位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完善证据审查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董坤：《侦查行为视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 赵淑美，张洪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3] 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一个法社会学的思考》，载《法学》1997年第9期。

第二篇：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预防

论文摘要 近年冤假错案现象的频繁发生引发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断关注，关于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预防的研究也很深入。各领域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探讨冤假错案的产生找其原因，并努力建言献策。本文亦结合现有研究，从法学理论角度分析法治国家当中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并相应提出预防对策。

论文关键词 法治社会 冤假错案 诉讼效率

一、冤假错案的产生成因

在法治国家中，冤假错案的产生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诉讼制度成因——错案存在具有客观性

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诉讼过程中，有罪者得到惩罚，无罪者不受追究，合理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当事人、审判人员亦是法治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的法治期望和道德愿望。但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在追求公正结果的理想道路上，也会遇到许多挫折。克莱夫·沃克曾提到“人们都希望在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判决有罪的证据既有压倒性优势„„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个阶段如何费尽心机，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①这说明，错案的存在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的适用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为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确定性，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认定事实不当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发生错误裁判存在可能性。因此，错案的发生总是客观存在的。

(二)诉讼价值成因——诉讼价值要求效率性

诉讼价值是指诉讼活动及其结果满足民众、社会和国家之需要的程度。主要包括公正、人权、秩序和效率等。诉讼价值要求效率性是指，应当及时收集证据避免不必要的费用和延缓。然而诉讼价值的效率性本身是与事实真相的查明存在相关性的。一方面，追求诉讼效率可以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案件发生以后，及时地收集证据能够防止一些证据的灭失，鉴定检材的变质、证人的记忆误差等，促进案件真相的查明。另一方面，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又时常会与事实真相的查明相冲突。通常而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越多，就越有利于细致、准确地查明事实的真相。但是，法治国家在面临案件数量快速增长而司法资源又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则不得不得考虑一些提高诉讼效率的特别途径，诸如规定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等，这些程序加速了案件处理的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但却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牺牲追求真实为代价。在法治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和审判人员偶尔因追求尽快解决难题就采用了不当的手段，追求效率的同时忽视了对公民权利尊重保护和案件真实真相的追求。而现行法律关于拘留、逮捕的条件的规定亦存在过于宽泛易产生漏洞，比如在对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为犯罪的、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和身份不明的嫌疑人都可以实行拘留的规定，就给部分追求效率的办事人员以滥用权力之机，冤假错案也就顺其自然而发生。

(三)能力保护成因——审辩掌握信息差异性

冤案常常产生于犯罪嫌疑人还不明白自己有何权力的情况下就被定罪。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当然也不可能对称，即存在差异性，直接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

当下诉讼过程中“口供”证据的广泛使用也放纵了刑讯逼供的猖獗。在法治国家中，在刑事诉讼法中几乎都规定了被指控人的沉默权。这种沉默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被适用，包括在庭审过程当中。如英国早在16世纪就规定了被指控者享有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证词。对比之下，我国法律规定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就显得柔和许多。因为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体现了法律并不保护被指控人的沉默权。

在法庭审判环节，缺少质证也是审辩掌握信息差异性的体现。审判方已经掌握了双方的信息而犯罪嫌疑人则很多情况下应对着书面证言进行无力的辩驳。而在法治国家中，质证则是法庭认定证据的必须程序。许多国家的诉讼法都确立了这一原则。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直接审查证据的诉讼原则——要求法院原则上必须对证人本人予以询问。只有在特殊例外情况下(指如证人死亡、有精神病、患病或其他不能排除的障碍的情况下)才可以以宣读笔录代替询问证人、鉴定人。因此缺少质证也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成因之一。

(四)角色定位成因——法官角色负担紧张性

在社会结构转型期间，随着国家政权从社会生活中的逐步隐退，社会自主性发展面临社会规范的片段化，甚至社会规范的真空从而呈现出社会关系不稳定，资源稀缺，纠纷广泛发生，这使得以“定纷止争”为使命的法律和司法作为新秩序的生产装置被社会寄予了高度期望。大量社会纠纷的涌入、不同利益个体共同规范的缺乏、社会冲突的你胜我负都加大了司法的正常载荷量，也使得法官在处理大量案件过程中承担各色扮演。法律要求法官独立审判，做中立的裁判者;社会民众希望法官“为我做主”;政府要求法官“为我服务”。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法官角色的紧张。在角色紧张，难以适度调和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产生也就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结果。

二、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的预防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为了实现法治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法律的权威得以继续维持，司法的公信力能够得到重塑，对这一类错判的预防就显得极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的预防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抓住前提——制定特殊法律，突出人权保障

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通过国家针对冤假错案受害人制定适应的倾斜保护制度。以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对国家法治丧失信任的冤假错案受害人给予帮助，从而缓解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为此，首先要修改宪法，增加冤假错案受害人的宪法权利。赋予宪法基本权利以直接司法适用效力。冤假错案受害人的宪法规范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如果没有宪法的保障，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法律的权威得不到巩固，法治的公信力也得不到重塑。冤假错案受害人本身、社会大众对法治的权威只会抱以畏惧和不安。更谈不上信任和认同。我国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已经确立了对传统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包括对老人，保障、抚恤军人及家属，帮助残疾人等规定，但是对于近年来频发的“冤假错案”受害人这一直接由国家暴力导致的群体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修改宪法时应注重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保护。其次则是制定关于冤假错案受害人保护的特殊单行法。不仅是司法以诚实和正直的面容向公民展示的体现，也是突出保障公民人权的表现。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特殊法律，使冤假错案受害人有合法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人权，提高自身的防卫手段，加强自身的保护力度，也同样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重视关键——坚决严格执法，整合诉讼效率

完善的立法是冤假错案受害人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现代软性亲和的司法是冤假错案受害人获得法律保护的方向，严格公正的执法就是加强对冤假错案受害人法律保护的关键。

冤假错案受害人保护的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建立严格执法的运行机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在全社会增强法制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同时应当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社会支持和保护网络。整合诉讼效率，把握诉讼价值之间的一致性。在诉讼程序中，诉讼公正永远是法治追求的首要价值，只有在诉讼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才有意义，诉讼公正是对诉讼程序定性的分析，诉讼效率是对诉讼程序进行定量的分析，应当在保障合理限度程序公正原则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而不是只偏效率而失公正。在兼顾公正和效率的指导之下，如有冲突和矛盾，坚持公正为先。宁可错放，也不能错抓。从而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防止冤假错案受害人的进一步扩大。

(三)改进手段——认真对待口供，保护公民权利

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形势政策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重心，忽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形势下的潜在意识是：“宁可错判，不可放纵”。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之下，诉讼制度对司法机关的权力约束是不严格的，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带有放任的危险。相关人员的刑讯逼供就发展壮大起来。而法律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就能堵住追诉机关进行逼供的可能。法律保护被告人不开口，从而迫使侦查机关致力于调查事实真相，就不会致力于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审判机关认真对待口供，在庭审中能坚持当面质证为原则，就能辨明真伪，保护公民权利，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添加润滑——开发法官智慧，缓解角色压力

法官智慧是司法亲和力的裁判实现。②开发法官智慧需要从提升法官的平衡理性、坚定司法公正的信念和培养法官的抗压能力三个方面努力：

1.提升法官平衡理性

司法是公正和善良的艺术。法官应当提升自身的平衡理性，在个案的审判中，维护个案的公正，充分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在进行形式逻辑推理的同时，紧跟法的整体精神来进行价值判断，在个别正义和个别正义、个别正义和整体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之间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平衡和选择，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2.坚定司法公正信念

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所在，是司法价值的灵魂。民众对司法权公正性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其他的价值期待。在个案裁判中，法院和法官是否站在富有正义感的立场上，怀有对人民大众的深沉感情，为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而判，决定了一个案件的最终判断。③因此法官应当坚定司法公正信念，依靠司法公正获得公信力、民众的信服。

3.培养抗压心理能力

法官需要培养自身的抗压心理能力，在纷繁复杂的案件、多方需求的角色中磨砺高尚的法官品格，使法官值得信赖、信任和模仿，能够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股的尊重，赢得个人人格的魅力，赢得法院系统在公众心中的认可和支持。法院和法官被赋予的责任是巨大的，因此法官的抗压能力也应当是经得住考验，能够独立思考、果断决断并正确做出裁判。

(五)认准目标——推进软性司法，完善救助制度

软性司法，是指司法的柔性特质。司法的柔性体现在司法主体与社会公众相互间关切和亲和方面。司法活动对公众需求的关注和满足程度，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认同程度，就是司法对于社会要求的高度满足性和社会对司法的高度信赖性和亲和性的体现，也是公正严明司法的本质之上的软性特征。推进软性司法，要求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满足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根本需求和愿望。以满足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愿望为目标，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 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bbxsfj.com/huanqiuyulecheng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 3 "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4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三篇：近几年的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及原因

最高检昨日下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规定，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程序。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

《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类过错要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

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中国十大冤假错案受害人曝光：

1】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今年10月 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相关人士称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对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许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念斌投毒案”，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3】佘祥林杀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因为张在玉患有精神病。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不久即被京山县公安机关抓捕。这一年，佘祥林28岁，张在玉31岁，他们的女儿才 6岁。然而，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5月10日，佘祥林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5年10月底，佘祥林及其家人，最终累计获得70余万元国家赔偿。

4】赵作海杀人案：58岁的赵作海，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11年前的5月9日，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当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羁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杀害”多年的赵振晌突然出现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死人”复活令赵作海得以昭雪。

5】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经石家庄和河北省两级法院审判，被判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河北省高级法院复核(当时最高法院尚未收回死刑复核权)，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22岁。十年后，2005 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当地某砖瓦厂内抓获一名可疑男子。该男子真实姓名叫王书金，河北广平人。他向警方供述，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其中四人被杀害。之后，王书金被广平县公安局押回河北，到其所交代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其中就有十年前由法院认定被聂树斌“杀害”的康某遇害的现场。

6】徐计彬强奸案：徐计彬，邯郸市曲周县乡村教师，1991年因强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无罪。1990年12月3日，徐计彬的邻居尚某某报案称自己在家中被人强奸，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展开调查。案发现场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现场精斑化验血型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计彬乘着全省大接访的有利时机，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徐计彬到多家正规医院重新鉴定了血型，均爆出惊人结果：徐计彬的血型为 “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7】孙万刚强奸杀人案：孙万刚，云南巧家农民，在昆明上大学期间因强奸、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判处死缓，8年后被宣判无罪。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陈兴会 (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会计专业二年级学生，巧家籍)在巧家县城郊红卫山一块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开颈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涉嫌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及家人此后不断申诉。2003年8月，该案被定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四大督办案件之一。2004年 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证据不足”，最终认定孙万刚无罪。

8】胥敬祥抢劫案：胥敬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阎胥庄农民，因“抢劫、盗窃”蒙冤入狱长达13年，2005年被无罪释放。1991年春节，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了10多起入室抢劫案。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胥敬祥招供后，轰动中原的这起连环抢劫案终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狱中给审判长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自诉答辩书，哭诉自己的经历："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 2005年3月15日，被关押13年后，胥敬祥终于走出了监狱。

9】李久明入室杀人案：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2002 年7月12日，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因一些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7·12入室杀人案为自己所为，才使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10】张绍友“奸杀侄女”案：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被判死缓，九年后真凶落网获释。2002年12月24日，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凶杀案。法庭上，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绍友始终声称“绝对不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张绍友则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实在受不了拷打才口头承认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认定张绍友案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决定进入再审程序，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周后，一直在监狱服刑、身体饱受摧残的张绍友被取保候审。

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分析：

冤假错案中都存在不同程度刑讯逼供问题

关于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几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课题。我国冤假错案形成的高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主要原因是无法无天的去法律化，是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被彻底否定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过拨乱反正，已经向法治社会迈进，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冤假错案。

在法治建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纠正和防止冤假错案，应当成为一项更值得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形势下，形成冤假错案的因素仍然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非法取证，权力干预，利益驱动，理念误区，排斥律师。

一、非法取证

以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获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证人证言，是形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也是与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相对抗的一种顽症。这种顽症至今没有消除。无论是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冤假错案还是仍然在不断生成的新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都形成于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之所以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决心不强。决心不强的理由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观念使然，因为有人仍然认为逼出来的口供具有可信性，迷信其效果;另一个则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讯逼供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刑讯逼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种千年顽症，但是在现代诉讼理念和诉讼制度中已经难以容存。如果直到今天在我国诉讼程序中仍然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只能流于空谈。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对刑讯逼供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规范本身不够严谨和缺少救济条款，并未收到明显效果。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效果甚微甚至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足以表明刑讯逼供的势头还相当严重，也足以反映出遏制刑讯逼供措施的不彻底性。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决心!只要进一步明确立法中的限制条件，真正落实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刑讯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定会收到显著成效。遏制刑讯逼供与破案率之间会有一定冲突，但权衡利弊，防止冤假错案显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

二、权力干预

权力干预司法是司法行政化的体现，也是我国法治环境不完备的突出问题。权力干预司法在我国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一种怪圈：人人都在反对权力干预，同时又都在寻求权力干预。这种以权力干预对抗权力干预的现象，客观上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干预的作用，加剧了权力干预的恶果。

权利干预的理由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善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处于正义感和责任心而对个案做出的指示。这种干预的动机纯属善意，而且实践中也确实防止和纠正过一些冤假错案，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同样也有过导致冤假错案的消极作用。由于干预背离了程序的正当性，缺乏正当程序的权力干预显然无法保证公正性。

另一种是恶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出于个别人的私利或部分人的私利而干预个案。这种干预直接表现为以权力左右司法，形成冤假错案具有必然性。

无论是善意干预还是恶意干预，都是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严重破坏，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排除权力干预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机制设计上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否则，任何对于权力干预的禁令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利益驱动

办案机关基于利益驱动而破坏公平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当前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特殊问题。这种利益驱动的理由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办案机关与利益相关人的权力寻租，在我国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不完备的情况下，有些人因利益纠纷而利用司法机关的权力加害于对方，而司法机关中的个别人则为攫取经济利益与利益相关人沆瀣一气，利用公权力达到个人非法目的。这种权力寻租的方式可以发生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但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侦查阶段。虽然多年前公安部就不止一次发布文件，严格禁止办案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但此种现象至今仍然屡禁不止，足见问题的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目前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有些做法已经达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二是将部分涉案资金提留作为办案经费的利益驱动。 前些年，由于办案经费不足的原因，有些办案机关即从罚没的涉案资金中提留一部分作为办案经费使用。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办案经费短缺的问题，却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实践中，有些办案机关为了得到涉案资金更趋向于对案件做出有罪结论;也有不同地区的办案机关为了争夺涉案资金而不惜越权管辖;还有的办案机关因在移送案件时截留涉案财物而争执不休;更有的办案机关由于在判决生效之前先行处置了涉案财物，而妨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将罚没的涉案财物提留作为办案经费，虽然并非与用于个人也非出于个人私利，但是，这种对单位形成的利益驱动同样可以破坏司法公正性。更严重的是，这种以公权利益为理由而实施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可以更加明目张胆，为所欲为! 允许将涉案财物作为办案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办案机关为获取更多经费而倾向于有罪结论。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能容许将办案经费与涉案财物混同处理。

因办案机关利益驱动而妨害司法公正导致冤假错案，其原因与监督机制有关，更与涉案资金提留的政策有关。这是我国目前所特有的、严重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理念误区

在形成冤假错按的原因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一些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认识误区，更值得引起重视。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上还存有争议和误区，这种现状已经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思想，甚至已经成为妨碍推进司法改革的羁绊。

例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法律真实、保障人权，这些重要原则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原则在我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而且在认识上还有很多分歧和误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曾经以事实求是为目标来否定无罪推定原则，理由是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而只坚持实事求是。直到今天，虽然已经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认可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仍然未能将这个原则堂堂正正地规定在刑诉法条文之中，足见其对这个原则的认可度还不够明确。

直到今天仍坚持宣扬一个理想化的口号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却并没有深刻地研究过，这种不枉不纵论的主张除了可以表达一种理想境界之外，在实践中却是一个逻辑冲突的命题。因为，当具体案件因证据不足而面临“宁可错放”和“宁可错判”的冲突时，只能是要么选择疑罪从无，要么选择疑罪从有，而并无中间道路可走。

以“实事求是论”去否定无罪推定和以“不枉不纵论”去否定疑罪从无，都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去否定作为方法论的具体原则。这种认识的结果，不仅模糊了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而且导致了价值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因为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话语权则成为得出结论的决定因素。所以，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在权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多年来，在刑事证据标准问题上，客观真实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经过多年讨论，如今法律真实论已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认同。但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是，客观真实论并未因此而退出舞台，却出现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的认识。毋庸讳言，“并重说”又是一种理想状态，形式上全面、周延、无可挑剔。但是，“并重说”同样也存在一种逻辑冲突。因为，当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标准发生冲突而难以并重时，就必须在两难之中做出一种选择。而面对“并重说”的双重标准，或者会使当事者无所适从，或者又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点，也同样体现了十分明显的逻辑冲突。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目标，在2012年出台的刑诉法修正案中终于写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然而，却又将保障人权定位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地位。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回避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内在冲突的自欺欺人。因为，这两种目标有时候是无法并存的。或者，强调以确保打击犯罪为前提，兼顾保障人权;或者，强调以切实保障人权为前提，兼顾打击犯罪。无视或者回避这种冲突的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在对诉讼价值观问题上的忽左忽右或者无所适从。

以“事实求是论”否定无罪推定原则，以“不枉不纵论”否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论”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论”，不仅暴露出其认识自身的逻辑冲突，而且还反映出证据标准和诉讼理念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理念上的误区，使人们难以摆脱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客观真实论和重打击而轻人权的滞后观念。而这些滞后观念则是铸成冤假错案和阻碍纠错的深层原因。

五、排斥律师

在陆续发现的冤假错案中，绝大部分都是武断粗暴排斥律师辩护意见，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律师辩护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律师辩护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律师仍然没有在主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被贬低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排斥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甚至形成公、检、法三家三位一体与律师对抗的态势。这种现状，无疑是冤假错案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律师是唯一可以适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法律人士，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所追求的结果是法律的公正性。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法律的天平就会因为控辩失衡而发生倾斜。一个没有律师的法治结构是残缺的，一个排斥律师的法治环境是扭曲的，而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是排斥律师的。可以说，排斥律师对于铸成冤假错案来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至今为止，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空间仍然受到限制，律师辩护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这种现状不仅与对律师的轻视有关，而且也与诉讼理念的误区有关。因此，要重视律师就必须更新诉讼理念，必须把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把律师视为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积极力量。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只有当任何一个法官为了公正审理案件都离不开律师，在听不到律师的意见就感到难以作出判断时，才表明法官真正有了兼听则明的需求。这时候，律师的作用才会真正受到重视!相反，只希望听一面之词的法官和没有中正性的法官一定是排斥律师的。

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以上五种相对突出。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是，分析原因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消除这些原因，更困难的是如何才能排除形成这些原因的深层阻力!■

第四篇：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中央政法委最新新闻报道要求 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 记者蒋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意见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据了解，为保证这个意见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政法委机关近日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一轮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第五篇：2013年）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作者：合肥律师 来源： 日期：2015-02-26 阅读：430次

【发布部门】 中共中央政法委 【发文字号】 中政委[2013]27号 【时效性】 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 团体规定 【法规类别】 法制工作综合规定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中政委[2013]27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和孟建柱、郭声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依法惩罚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就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作如下规定。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不得以起赃、辨认等为由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外进行讯问。

二、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严禁隐匿证据、人为制造证据。

三、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及时提出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指派检察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的复验、复查。

五、人民检察院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抗诉关，对不符合法定逮捕、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特别是无罪判处有罪、有罪判处无罪、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诉。

六、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依法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七、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明标准。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妙作、当事人及其亲属上访闹访和“限时破案”、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九、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死刑复核等环节，应当依法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十、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复查。经复查，认为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请)抗诉、再审。人民检察院对本院及下级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处理决定，依据法定程序及时纠正。 十

一、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罪犯提出申诉、控告的，不影响对其减刑、假释。

十二、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

十三、明确冤假错案的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十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十五、各级党委政法委应当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予协调;协调案件时.一般不对案件定性和实体处理提出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