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疑罪从无”原则与冤假错案的防范

2022-11-28

几乎人人都希望公正、高效的刑事司法, 希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希望有罪的人被绳之以法、无辜的人得到保护。但是, 刑事错案的发生总是如影随形, 一次又一次让我们震惊, 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心痛, 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尝试改变。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 从张氏叔侄案到呼格吉勒图案, 一系列的冤假错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震撼、愤怒乃至痛心疾首。冤假错案不仅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造成重大危害, 而且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降低司法公信力, 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范冤假错案一再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明确要求。近年来, 面对频繁曝光的刑事冤错案件, 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定了我们防范冤错案件的信心。高层的关注、政策的指引, 让“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这一沉重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错案分析

刑事错案的屡屡曝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 一个又一个被害人竟然“复活归来”;从杜培武案到李明久案, 警察竟然也被屈打成招;从滕兴善案到邱兴华案, 究竟还有多少疑问尚未解答……。

研究典型错案我们可以发现, 像佘祥林案、赵作海案, 属于“亡者归来”;像张氏叔侄案、呼格案, 属于“真凶再现”;而像李怀亮案、念斌案, 则属于“疑罪从无”的典型。笔者认为坚持“疑罪从无”宣告无罪的的案例更具有重要的法治标杆意义。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坚持“疑罪从无”是何等的艰难啊!福建念斌案前后历经8次审理、10次开庭, 被告人先后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次又被撤销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曾6次批准案件延期审理, 使该案成为2014年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而李怀亮被相关部门羁押了近12年, 曾前后经历了有期徒刑15年、死刑、死缓, 两次发回重审, 最终宣告无罪, 当庭释放。以上两案, 念斌案历经八年, 李怀亮案历经十二年, 均按“疑罪从无”宣告无罪处理。

就我国的立法而言, 关于“疑罪从无”原则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时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原则精神,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坚持并完善了疑罪从无原则, 在第171条第4项、第195条第3项都有明确规定。根据法律规定, 在出现证据不足, 不能证明有罪的情况时, 作出无罪处理是正确的。在司法实践中, 虽然法律明文规定, 但是疑罪从无原则落实情况不容乐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像“有罪推定”、“宁枉不纵”等错误的司法理念根深蒂固, 办案人员并未树立起“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面对存疑案件, 不能“疑罪从无”, 而是选择“疑罪从有”, 仍对案件进行起诉;或者选择“疑罪从轻”, 对存疑案件“降格处理”, 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或者是选择“疑罪从挂”, 无辜者被超期羁押, 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最终导致冤家错案的发生。

二、疑罪从无原则

(一) 内涵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 是被追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当代各国和国际公约普遍确认的司法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 要求疑案要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针对被追究人, 若出现证据不足既不能排除犯罪嫌疑、又不能证明有罪的情况时, 推定其无罪。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时, 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作出无罪处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62条第3款对疑罪从无作出了明确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4款、第195条第3款坚持了该规定。有观点认为, “落实疑罪从无是司法认定环节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精神的关键”, 坚持“疑罪从无”, 有可能放纵一个坏人, 但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就此而言, 它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避免冤假错案, 是一国刑事司法文明进步和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司法实践中, 疑罪案件大多都很复杂, 有罪轻罪重疑罪、一罪数罪疑罪、罪与非罪疑罪等等之分, 对这些不同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不同。总之, 只对案件有疑问的部分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 对于罪轻罪重的疑罪应该坚持“疑罪从轻”, 只有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疑问时, 才应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二) 疑罪从无实施的的困难性

根据无罪推定的精神, 法院在出现既不能排除犯罪嫌疑又不能证明有罪的情况下, 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疑罪从无”原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 “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现象依然存在, 这为冤假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影响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审判由于受传统刑事司法观念影响, 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过于注重惩罚犯罪, 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不到位, 办案人员仍存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侦查、公诉机关更多的是从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角度出发, 缺少搜集无罪、罪轻证据的意识, 过于依赖口供, 将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有的依然将口供置于“证据之王”的地位, 将口供作为重点突破对象, 在面临疑罪时, 宁愿相信被告人有罪供述, 也不相信其无罪辩解, 从而为冤假错案的发生埋下隐患。“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的说法只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 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 我们不得不在“错放”与“错判”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在“不冤枉一个好人之间”和“不放纵一个坏人”之间作出选择,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 我们宁可放纵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此, 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必须牢固树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理念, 唯有此, 才能打牢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理念基础。

2. 程序意识薄弱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优先, 程序公正更能体现司法公信力。但是, 在司法实务部门程序至上的理念并未落实, 办案人员的程序意识薄弱, 正当程序的思维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指出: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 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 法院人员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要想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 宁可错放, 也不可错判。目前, 司法人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背道而驰的观念, 一味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护, 刑诉逼供、诱供、骗供等现象普遍存在。诸如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案、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办案人员程序意识不足引发的刑讯逼供。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办理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时, 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 法官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即使案件存在着证据瑕疵等问题,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比如法官对于死刑但证据存疑的案件, 一般会以“死刑缓刑”结案, 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3. 诉讼结构严重失衡

刑事错案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刑事诉讼机制造成的。理想和公正的诉讼结构应该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裁判者中立”。目前诉讼机制的突出问题在于控诉双方实力的严重不对等。只有控辩双方平衡, 才能保证案件事实的全部真相被揭露, 才能减少冤假错案。而作为裁判者的人民法院必须要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依据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刑事诉讼法》第7条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司法实践中三机关却是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一般不会做不起诉的处理;法官对于检察机关的公诉, 一般也不可能作无罪认定。这种线性诉讼流程由于后程序对前程序制约的不足而使错案发生成为了可能。这种状况造成的不利后果是, 检查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过滤形同虚设, 审判机关的开庭形式化, 经过法庭审理后,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公诉案件, 法院本该根据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 但是如果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公安、检察机关往往承担要国家赔偿责任。法院作出无罪判决, 是对前期侦查、起诉工作的否定, 面对各机关的内部考核、责任追究、国家赔偿等方面的压力, 法院通常会选择从轻的有罪判决。尤其是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如果法院协调检察院, 双方未取得共识, 则法院一旦宣告无罪, 往往遭到检察院的强力反对, 有时检察院甚至会动用法律监督的权力对法院审判进行施压。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目的是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更好的配合来完成刑事诉讼活动。只有当“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裁判者中立”诉讼结构确立时, 才能有效的预防冤案错案的发生。

三、疑罪从无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唯一选择

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在打击犯罪的同时, 不能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不能片面的追求惩罚犯罪的基本任务, 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 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这样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从“无罪推定”到“疑罪从无”, 这不仅是近现代的司法理念, 它更是重要的司法规律和规则。无罪推定的核心和内容是任何人在被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之前, 均被认为是无罪的。无罪推定要求司法机关在入罪时依法严格谨慎, 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或者尚未到达确实、充分的标准, 被告人应当判决无罪, 这就是疑罪从无。

坚持“疑罪从无”是刑事司法中价值平衡的抉择。首先, 对证据和证明标准的适用上,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只能以“法律真实”为标准。我们必须承认案件事实发生后, 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再加上时过境迁, 穷尽包括科技手段在内的一切方法也可能无法完全恢复案件的客观真实。公、检、法三机关办案人员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把案件事实查证达到法律真实的标准。“以事实为根据”, 我认为就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当然, 法律真实要尽量接近客观真实, 但永远也没法达到可能复制的客观真实。由此可以看出在客观真实地法律事实之间会永远存在一段距离。正是因为这段“距离”的存在, 决定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定罪量刑, 在价值的选择与权衡上, 只能遵循“疑罪从无”的规则。由于现有的证据, 没法排除合理怀疑, 或证据与证据之间存有矛盾, 我们只能主观推断被告人无罪。否则, 就会出现冤假错案, 冤枉无辜。

其次, 在诉讼目的的选择上, 我们只能既坚持打击犯罪又坚持保障人权, 要竭尽全力实现二者的平衡。“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 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特别是为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生矛盾时, 作为公、检、法机关, 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选择, 只能首选“保障人权”。诉讼目的的抉择和平衡, 必然走“疑罪从无”之路。因为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裁判, 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和标准, 此时此刻, 人权保障大于一切, 重于一切, 只能按“疑罪从无”处理。

第三, 在“错放”与“错判”之间的选择上, 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培根曾说: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诚然, 刑事诉讼的进行, 最佳选择和理想模式, 应当是“不枉不纵”, 即既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刑事诉讼是一种回溯性的认知活动, 由于案情的复杂、证据的缺失以及办案人员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并且追诉犯罪活动受法定程序的约束等影响, 做到“不枉不纵”的确很难。“客观地说, ‘错放’抑或‘错判’都背离了我们追求的目标, 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宁可放掉可能的坏人, 也不能冤枉真正的无辜。”在司法实践中, 公、检、法机关办案常常遇到放纵坏人和冤枉好人的两难境地, 在这时选择“不枉不纵”已不可能。因为案件在证据上存在疑问和矛盾,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诉讼任务和现实迫使我们只能按次优选择原理, 选择“错放”, 而不选择“错判”, 走“疑罪从无”之路。

以上论述试图从理论和诉讼规律上阐述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 科学的立法与正当的程序变成现实, 贯彻到诉讼之中, 还需要有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的形成和引路, 这样才能才能贯彻实施。目前在我国像“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留有余地”等错误的司法理念根深蒂固, 要想除旧更新,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像“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种现代的司法理念, 我国立法虽然有规定, 但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化和理念。只有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先进的司法理念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 才能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

摘要：实现“疑罪从无”是杜绝冤假错案发生的必由之路,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需要, 是顺应刑事证明责任理论的基本要求。“疑罪从无”原则之所以还很难实现是因为“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程序意识的薄弱以及诉讼结构失衡等等。严格贯彻“无罪推定”理念, 实现“疑罪从无”, 才能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

关键词：冤假错案,疑罪从无,无罪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