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行为疑难问题研究

2022-09-10

毒品流通与扩散, 不仅破坏国家对毒品的管制秩序, 也侵害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 将毒品的抽象危害性转化为现实, 此类行为必然受到刑事法律的规制。然而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运输毒品罪并未区分犯罪目的, 实际上, 基于不同行为目的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性质并不相同, 其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评价亦不相同。本文拟对实践中几种较为特殊的运输毒品行为———吸毒人员的运输毒品行为、代收或者为人代购毒品后运输毒品行为、短途运输毒品行为的法律认定进行分析, 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助益。

一、由运输毒品罪概念引发的争议

运输毒品罪的概念, 学理上阐述颇多, 见仁见智。通常将其概括为“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在我国领域内转移毒品”[1]。通常, 学界普遍认同的运输毒品罪概念只从客观方面对该犯罪行为进行归纳和界定, 几乎所有的教材或论著均未对该罪的主观方面作出阐释和说明。即便论及该罪的主观方面, 也仅仅以“该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过失不构成此罪”作一般性概述。由此将产生两点争议。其一, 我们以此标准判断毒品犯罪时, 很难将某些行为特征完全相同的犯罪从性质上进行区分。例如, 以个人随身携带方式实施的运输毒品罪与移动状态下的非法持有毒品罪应当如何区别处理。其二, 尽管法律也规定了实施运输行为的人主观上要“明知”运输物为毒品, 但这只揭示了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 对意志因素并非提及, 而这恰恰是运输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区分的关键点。因此, 对运输毒品罪进行定性, 除了关注行为人采用何种方法运输毒品的客观行为外, 还应当关注其转移毒品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例如, 运输毒品是为了吸食, 还是为了窝藏或贩卖, 以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作为主观方面的内容, 进而分析认定其转移毒品行为的性质。

二、吸毒人员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

通常, 吸毒人员运输毒品可能出于两种不同目的, 或是为了个人吸食而非法载运、携带、邮寄或运送毒品, 或是意图实施其他毒品犯罪。实践中, 对吸毒人员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出现疑难, 主要表现为特定情形下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分问题。

2000年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 在购买、存储或运输毒品过程中抓获的吸毒者,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毒品犯罪, 当查获毒品数量较大时, 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该规定在法律层面肯定了动态的非法持有毒品行为, 避免对犯罪嫌疑人客观归罪, 但在执行时却引发了争议, 甚至对运输千克以上海洛因的吸毒者却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案。[2]基于这种司法实践悖论, 2008年的《大连会议纪要》中规定, 吸毒人员购买、存储或运输毒品途中被查获, 携带毒品数量较大以上, 若没有其他毒品证据, 对毒品携带者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然而“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却存在模糊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在购买或存储毒品过程中查获吸毒人员且毒品数量较大时, 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若是在运输毒品途中被查获的, 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即使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 但携带毒品数量尚属合理吸食量范围内的, 仍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只有当毒品数量明显超过正常吸食量时, 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在此, 本文支持第二种观点。

非法持有可分为静态持有与动态持有, 运输毒品的前提必然是持有毒品。实践中, 吸毒人员可能以吸食为目的携带毒品发生空间的位移, 如果一概认定其实施运输毒品罪, 未免定罪扩大化。当前我国刑法中吸毒行为不入罪, 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吸毒为目的的运输毒品行为, 如果定罪时不考虑该情形, 就违背了刑法不处罚吸毒行为的原则[3]。因此, 没有证据证明吸毒者有其他犯罪意图, 其运输毒品数量在合理范围内, 可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运输的毒品数量大, 明显超过合理吸食量, 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毒品用于吸食, 可认定成立运输毒品罪。然个体机能不同, 吸毒者的吸食量及耐受力亦不同, 合理吸食量的界定实属难题。业界观点, 纯品海洛因单次用量在0.05-0.08克之间, 致死量为0.75-1.2克;纯品甲基苯丙胺的单次用量在0.02-0.03克之间, 致死量为1.2-1.5克[2]。另外, 还应当综合考虑查获的毒品种类、纯度、吸毒人员的瘾癖程度以及当时、当地毒品的价格、吸毒人员的经济状况和毒品运输情况等各方面要素, 综合考虑毒品数量。

此外, 下列情节亦作为综合考虑的因素, 如行为人运输的毒品是否为其惯常吸食的毒品、是否存在受雇运输、从其运输行为中牟利的情形、行为人是否有其他违法犯罪经历等, 如果有证据证明吸毒者具有上述目的, 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吸毒者是以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目的而运输毒品, 依法相应定罪处罚。

三、为他人代收毒品后又运输的行为认定

如今, 采取邮寄、快递的方式交付毒品案件日渐增多, 购毒者常常会委托、雇佣第三人 (代收者) 代为接收毒品。面对新的毒品流通方式, 实践中亦引发新的争议。具体而言, 购毒者收取邮件 (毒品) 的行为, 应认定运输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代收者接收毒品后又运输交付购毒者的行为如何认定。

首先, 购毒者本人接收邮件 (毒品) , 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毒品犯罪时应定为何罪, 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贩毒者应购毒者要求发送毒品, 并在其配合下实现运输, 购毒者与贩毒者存在运输毒品的犯罪合意, 因此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贩毒者邮寄毒品其实为交付毒品的一种方式。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有其他毒品犯罪故意, 只有当毒品数量较大时, 可认定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此, 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运输毒品罪中的共同犯罪, 要求两个以上行为人不仅有意思沟通或联络, 还要在实行行为中相互配合、补充照顾, 形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整体。而购毒者为贩毒者提供地址或电话的配合行为并不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行为”。其次, 还应当从单纯的吸毒行为不入罪的角度出发, 如果吸毒者仅以吸毒为目的购买毒品并且数量较小 (不足10克) , 根据第一种观点, 该吸毒者仍然可能被定为运输毒品罪, 有犯罪扩大化之嫌。

实践中, 真正的购毒者往往还会委托或雇佣第三人代为接收毒品, 接收者常常以运输方式交付毒品。笔者认为, 对代收者运输毒品的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处理:一是代收者受委托时的义务不仅包括接收邮寄、快递的毒品, 还包括将毒品以交通工具送达至购毒者处,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存在其他毒品犯罪故意, 毒品数量较大并且毒品的代收者未从运输行为中牟利的, 对代收者与购毒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二是代收者仅仅有义务帮助购毒者接收毒品, 而后又在购毒者的指示下将毒品运送至另一处, 并且代收者从该运输过程中获得高额运费, 那么代收者应以运输毒品罪论处, 先前的非法持有毒品行为不再重复评价。需要注意的是, 在此均要求没有证据证明代收者明知购毒者有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

四、代购毒品后又运输行为的认定

《大连会议纪要》规定, 若行为人只是单纯替他人购买仅供吸食的毒品, 并未从中牟取利益, 如果数量较大, 托购者与代购者均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若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实施了毒品犯罪, 客观上仍助其代购或运输毒品的, 应当以相关的毒品犯罪和运输毒品罪论处, 不再考虑牟利因素。这一内容在《大连会议纪要》中已明确阐述, 毋庸赘言。但如果行为人协助购买并运输仅供吸食的毒品行为如何定性, 实践中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行为既实现了毒品在空间上发生位移, 又促进了毒品由上游向终端流通, 因此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对此, 笔者持否定意见。发达的现代交通决定了许多情形下代购人都要采取运输的方式交付代购的毒品, 如果不结合代购毒品的目的和用途, 不评价运输行为的性质而一概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实为不妥。因为代购人的运输行为是在购毒者的委托、雇佣下而发生, 购毒者可能因毒品数量较小不构成犯罪或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而代购人却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帮助人的罪行大于始作俑者, 明显违背司法公正的原则。

如果代购的毒品用于吸食, 运输的目的是为实现交付进而帮助他人吸毒, 由于吸毒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因此无偿帮助他人获得仅供吸食的毒品同样不构成犯罪。只有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时, 才可以认定代购人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此处需要注意的是, 代购的毒品是否单纯用于吸食, 不能仅以毒品的数量、纯度或种类来判断, 而是以代购者的认知为限。此处的证据认定标准远远高于根据吸食量判断吸毒者本人运输毒品的行为。

五、短距离运输毒品如何界定

运输多长的距离才能构成运输毒品罪?实践中亦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距离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不能因为距离过近而否定运输的性质;也有人主张, 成立运输毒品罪应当有距离要求, 过短距离的运输毒品并未实现毒品的扩散, 因此不宜认定为运输。应当辩证对待这一问题。首先, 运输距离不是判断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关键。例如, 甲明知毒品而接受雇佣, 助乙将毒品通过安检并送至机场大厅50米处收取高额运费, 尽管距离短, 但仍可定甲的行为是运输毒品罪。丙以吸食为目的将10克海洛因从云南中缅边境运输至北京, 虽然距离长, 也仍可定其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由此可见, 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才是区分运输与动态持有毒品行为的关键, 行为人是否有将毒品持为己有的故意, 是否有转移风险、窝藏毒品的故意, 另外, 是否存在从运输行为中牟利的情节, 同时再结合运输的距离、毒品的数量, 综合认定此罪还是彼罪。另外, 下列情形应当视为运输毒品罪:1.长途运输甫一起运即被抓获;2.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短距离运输;3.以牟利或贩卖毒品为目的的短距离运输行为。[2]

由上述可见, 司法实践中对运输毒品行为认定的疑难, 主要体现为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分上。刑法第347条为运输毒品罪配制了与走私、贩卖、制造相同的法定刑, 其上限可至死刑, 这足以说明该“运输毒品罪”是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意义。因此, 对运输毒品罪本质的界定, 既要考虑运输毒品的实际行为, 还要考虑其规范意义。只有当行为人不仅实现了毒品的物理空间转移, 促使毒品从上游流向终端, 同时其主观意志因素是为了追求扩散这种社会危害性时, 才能认定行为人成立运输毒品罪。

摘要：我国《刑法》第347条运输毒品罪仅规定了客观行为方式而未区分犯罪目的, 因此造成实践中基于不同行为目的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定性并不相同, 其社会危害性不同, 在刑法上的评价自然亦不相同。如果将行为人的运输毒品行为概括性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未免过于武断。为运输毒品行为正确定性, 既体现了罪、刑、责相适应的刑事原则, 亦可保障正确定罪量刑的刑事目的。

关键词：毒品运输,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