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共6篇）

篇1：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WTO与档案立法研究优秀论文

王刚同志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强调：“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档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对有关的档案法规、规章进行清理，以保证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一致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在深入有关部门和行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清理和修改档案法规、规章，使之更好地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

现行的《档案法》及其与之相关的法规体系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在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是在几十年档案工作的实践中产生的，为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过，并且仍然发挥着十分积极、富有成效的作用，功不可没。没有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就没有档案工作今天的局面。

但是，由于档案工作自身的特点，种种与社会进步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往往显现的比其他行业迟，影响也较为缓慢。因此，加入WTO后对现行档案法规体系产生的影响还没有立即凸现出来，但这种影响与不适应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学论文《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从外部讲：入世将使我们的档案工作面临巨大的冲击，档案作为一种历史凭证、史料信息资源和综合性信息性载体，应当接受WTO法律规则中的市场开放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性原则，在不涉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开放与公开。但是我国目前的档案管理工作政府性、部门性、保守性、收藏性太强，显然不能和国际接轨，不适应“入世”的要求。

从内部看，目前我国档案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执法主体不明、管辖范围不清、“条”“块”分割、服务质量不高、馆藏档案利用率低、征集难、经费困难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档案立法不尽完备有关。

笔者认为：档案立法问题是加入WTO后档案工作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之一，甚至关系到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档案事业兴衰。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转型与加入WTO导致现行档案工作体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现行的档案法规进行完善与补充;依法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馆的职能、编制、经费等重新进行确定;根据各级政府机构的差异，企业性质的多样化，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特性，依法构建大统一，小差异的多样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依法增强档案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度，保障法人与公民充分享有利用档案权利、改善服务方式。

随着加入WTO，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速度在不断加快。立法与法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现行的《档案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大都是在经济主体和档案所有权单一，并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形成的。近年来，虽作了一些修改，但力度不大。尚缺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经济、走向市场、面向社会、着眼全球的法律规范。由此确立的立法框架应当是：

1 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基本原则与任务。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 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 领导体制。

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归属，使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化。现行的省、市、县多数档案管理部门的归属与《档案法》的要求不符，使档案工作体制面对要么改变现行的归属，要么修改《档案法》有关条款的尴尬。

2.2 职能分工。

确定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类档案馆的职能分工。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增强其管理的权威性、政策性和宏观性。明确各类档案馆的保管利用职能，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服务更多一些学术化、公众化和市场化。而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中尚未不完备。如：如果不是笔者手中文本印刷有误的话，那么，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第六条与第十条中对于档案 “接收与保管” 的职能划分就产生了重叠，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希望是文本印刷上的错误，或是笔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对此疏漏进行必要的修订。再如：《条例》中新增了有关档案登记的条款，那么诸如由那个部门实施登记?如何登记?登记哪些内容?也需要细化与明确。

2.3 调整范围。

将全部法人与公民个人档案纳入调整范围。现行《档案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有”的范围内，不利于国家全部档案的收集、监督与管理。如，过去我们对企业档案的管理是以企业所有制来划分的，这样的划分在所有制多样化及企业产权多变的环境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所出相应的修改。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在便于对各种各类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同时，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4 档案资源归属与管理。

明确公共档案的划分标准与所有权归属，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使公共档案的监督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档案管理机关与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效能差，成本高。确立“属地” 原则，在现行档案馆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第三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条款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以落实，将有利于全省档案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

2.5 财政体制。

虽然，《档案法》与各地方《档案管理条例》大都将“把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为重要条款写在其中，但由于现行档案管理体制归属，造成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及各级档案馆很难从各级政府财政那里等到必要的经费保障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安排。

2.6 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点是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条例》中对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资格认定交由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这无疑对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内对行业从业资格的认定大都是通过“考试”来确定，既只要通过了特定专业的从业资格(或专业技术等级)考试就获得了相应的从业资格。但我们档案专业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评聘制，既通过考试、考评、聘用三个环节才能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由于专业技术职务在一定范围内需按比例配置，并不能突破;且在退休和解聘后不在具备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这样一来，只有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从业资格。目前企事业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还十分鲜见，那么就只有我们档案局馆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这个资格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许可证合适吗?因此,需要对档案专业行业准入的方式做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条例》的要求。

再如，《条例》对造成档案损毁，无法确定被损档案价值时，要求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通过鉴定来确定。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进去：一是专家不能只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会显得有失公正;二是在目前情况下各级档案部门是否有聘请专家进行论证的先行支付能力?这笔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一条款执行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3 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进行“入世”后档案立法问题研究是我国加入WTO后，档案事业与国际接轨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档案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档案事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单单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采用分类对比(中外对比、现实与历史对比、行业间对比等)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加入WTO后我国档案立法工作进行研究。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有利于从法学、档案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门学课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立法工作，探索新时期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对于充实完善，丰富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档案立法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篇2：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入世在即，必须履行其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作的承诺，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下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并在金融服务业立法方面及时创制和修改以接轨WTO规则。论文从前言、WTO所需的国内金融立法补白、WTO所需的国内金融立法创新、接轨WTO需要修改的金融立法及结语五个方面予以实证论述。

【关键词】WTO/金融立法/接轨

前言

WTO对金融市场的基本要求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我国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的参加国和缔约方，业已作出承诺的我国服务市场开放领域包括金融、保险等30多个部门，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必须日渐减少直至最后取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金融业发展的开放化、国际化日益加深，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此背景下，12月13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达成了《金融服务协议》，对金融市场开放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缔约方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作;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根据协议的界定，金融服务是由一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关金融方面的服务，包括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银行和其他金融性服务。

中国入世，金融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全方位国际竞争在即。根据我国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作的承诺，具体开放领域及进程为：(1)银行业：入世后两年外资银行可从事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入世后五年全面开放地域和客户限制。(2)保险业：两年取消对外资保险机构的城市控制，五年后取消许可证限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权。(3)证券业：外国金融公司允许在基金管理企业中持股33%，三年后增至49%，外国股票包销商可以在合资承销公司中占33%股份。据此，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向内地扩散，经营范围也将扩大到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等;竞争将日趋激烈，呼唤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立法的及时立、改、废之创新应对。

一、WTO所需的国内金融立法补白

对世贸组织成员而言，凡世贸组织要求制定的法律必须制定。这是因为，无论是基于透明度、通知(世贸组织成员必须通知该组织本国有关的法律法规)还是与规则一致的考虑，都需要首先存在相应的国内法。

就全球范围放眼，任何一个WTO成员方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毫不例外地都是从制定或修改其相关国内法律肇始的。中国也概莫能外，并且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十五”期间是很凸显的(注：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有步骤地推进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开放，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适应跨国投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合理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严格监督外债融资，防范外债风险。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提高透明度。”)。就我国整体性金融立法而言，当前需要填补的空白是大批量的。

一是加快出台规范外资金融机构的立法，对其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产实力、资本金标准、违法处理等必要事项作出规范，在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同时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保障。诸如《外资银行法》、《合资银行法》、《外资财务公司法》之类的立法就属此类;与此相配套的则是例如《外资金融机构违法经营处罚条例》这类涉及金融监管和处罚的立法补缺。二是尽快推出加强保险监管的诸如保险资金运作管理、保险企业资产评估、保险中介业务职能和组织形式、保险企业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等立法(注：我国迄今涉及保险的法律法规只有5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三是加紧制订调节金融市场所需的期货、信托、外汇以及《证券法实施细则》等立法，有效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付诸阙如以及一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窘境。四是抓紧填补入世后将大量呈现的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开展的例如金融租赁、保险中介、消费信贷和新兴金融衍生工具等新金融业务的立法真空。第五，面对外资银行等经营性机构入世后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迅速向内地扩散并且经营范围也全方位向国内同行叫板等竞争发难，诸如金融资产和债权管理、合作金融管理、融资租赁公司管理、呆坏帐核查管理、金融机构接管整顿、金融机构合并重组、金融机构的关、停、破产运作、个人信用制度、政策性银行法等方面的立法监管真空也急待补白。

“非歧视进行贸易是WTO的基石，是各国间实现平等贸易的重要保证，也是避免贸易歧视和摩擦的重要基础，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加以体现。”(注：参见：《什么是“乌拉圭回合”、“最惠国待遇”是什么》，载《人民日报》201月4日。)为此，WTO规则针对“国营贸易企业”特别作了规定。GATT第17条把“国营贸易企业”认定为：“各成员方建立或维持的企业(不论其设于何处)或正式或者事实上授予独占或特别权益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又作了补充界定：1.国营贸易企业是被授予该国法定权利在内的专营权或特别权利的企业。2.国营贸易企业的购买或销售活动可以影响进口水平和流向。具体地说，世贸规则对国营贸易企业的主要要求是，在进行进出口贸易时，应当只以商业上的考虑作为标准，管理私人贸易的政府措施需遵循不歧视待遇原则为其他成员方的企业提供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的充分竞争机会。

据此，我国一些违规金融政策有必要在今后出台新的金融立法时予以舍弃和超越。典型的是现行信贷资金政策，以所有制来区分诸如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股份制等贷款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在贷款方面享有较多的优惠，而对外资企业则实行严格的抵押和其他一些贷款办法;另外，一直还实施不为WTO规则允许的企业、产业、产品专向性补贴的财政资助，如对500多户国家重点企业实行封闭贷款政策。其次，在融资渠道上，我国的银行体系也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在正规渠道上获得银行贷款困难重重。就直接融资而言，当前全国性资本市场同样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重组，非国有企业融资举步维艰。毫无疑问，这些明显违规却受政策保护的灰色区域，往后的金融立法都要作出鲜明取舍。

再有，长期来，

我国法律法规严格审查外资金融机构从注册到业务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的运作全过程，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吸收存款的规模和范围，明确规定其吸收境内存款规模不能超过其总资产的40%，并且存款范围仅限于境外和境内三资企业。入世后，外资银行可吸收的外汇和人民币储蓄存款范围将大举拓展。“179家外资银行共吸收了45.5亿美元外汇存款，平均每家2500万美元，如果按照每家增长50%的速度计算，279家可吸收的外汇存款规模可达104.6亿美元，相当于从我国目前600多亿美元的储蓄存款中转走10%。”(注：转引自黄萱怡：《“入世”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载《国际金融报》年9月28日第7版。)因此，随入世而大量进入国门致力竞争的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以处理巨额不良贷款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低效分配激励机制将带来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转轨契机。借此良机在立法上作出国民待遇化的平等竞争规制补白无疑是大势取向。

二、WTO所需的国内金融立法创新

(一)股指期货的立法创新。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中美WTO协议，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将允许同中国企业一起进入部分流通领域;在证券方面，将建立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形式，允许外资进入部分证券市场。在《金融服务协议》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性服务的自有帐户与消费者帐户交易的规定中，包括了证券与期货交易。这都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包括证券期货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逐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当前，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一个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及其他衍生品市场的完善体系。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期货市场与WTO的要求还相距较远，诸如市场机制功能、市场规模、交易模式、投资者、品种结构等都存在差距;同时证券市场体系不完善，风险日大，市场对避险工具的需求日旺。

股票指数期货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重要国际金融衍生品种和新型投资工具(注：自1982年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首次引入股指期货以来，股指期货发展迅猛，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最具活力的要素。发展至世纪之交，全球已有上百种股指期货合约在各大洲的各类交易所交易，年股指期货交易量已达几十万亿美元。并且，全球各大金融衍生品市场还纷纷走向联盟，形成全球化的交易网络。)，由于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增加市场流动性、丰富投资工具、规避风险和促进组合投资和资产配置等功能，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日隆。如果我国一直没有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会一直无法提供WTO所要求的金融服务。放眼全球，继发达国家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下为增强本国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纷纷开设股指期货为国际资本的保值与投资提供服务(注：就亚洲来说，马来西亚于1995年11月推出了吉隆坡综合股价指数期货。韩国于6月开设了KOP―SI200股指期货。此后，印度也推出了股指期货。)。加入WTO后，国际资本将大量进入我国市场。考虑到国外衍生品市场的发达，在WTO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下开展股指期货交易将有利于增强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道理很简单，关贸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诸如较长和灵活的协议实施过渡期，并允许其承诺较低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义务等优惠待遇。在服务贸易包括金融领域，还特别规定应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更多地参与(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序言开篇就提出“希望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服务的能力、效率和竞争力等手段，促进他们更多地参与服务贸易并扩大其服务出口。”)。如果我国错失良机被其他国家开发自身的股指期货，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在加入WTO后陷于被动出局。所以，开发股指期货对提供风险回避以完善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促进我国接轨WTO和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都是重大利好的。

缘此，在立法渠道上大力推出、支持并保障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开展是推进WTO所要求金融服务的有力举措。毕竟，这些年来中国股市和期货市场一定规模的发展也使股指期货的推出具备了可行性。而且，自1993年来我国已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期货市场的法规条例(注：典型的是9月专门为实施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这四个配套法。)，加上股指期货的单行立法，无疑有助于尽早推出统一调整期货市场的基本法《期货法》以对接WTO规则。并且，在具体操作上，还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世界上成熟的相关立法，少走弯路、促进发展(注：典型的像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交易法》。该交易所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规范的期货市场，在期货证券管理方面拥有一套科学、严密的操作管理制度。《期货交易法》作为一部享誉全球的专门立法，在其期货市场的成长发达中功不可没。)。这一立法创新在往后是日见其用的。

(二)金融电子商务的立法创新

对我国当前的金融立法创新来说，除了股指期货交易立法的出新，还有必要及时推进金融电子商务的立法出新。

从1948年的GATT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传统的货物贸易已逐步走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一个明显的趋势是，WTO规则涉及的范围将越来越广。预料之中的扩展首当其冲的是呈一日千里发展态势的电子商务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统的商业贸易日益转移到INTERNET运行平台上，“电子商务”得以迅猛成长，同时对传统社会关系下的立法调整提出了重大挑战。统一、通用的交易规则是开展全球电子商务的基础，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积极通过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在协调内部关系的同时努力争取利己国际规则的制定(注：需要指出，美国和欧盟是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先行者和主导者，都力争形成利己的国际规则。类似立法在亚洲也形势逼人。继19马来西亚首开先河之后新加坡政府制订了《电子交易法令》、《新加坡电子交易(认证机构)规则》等配套法。19韩国《电子商务基本法》正式生效。2000年，菲律宾《电子商务法》问世。2000年1月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也通过了《电子交易条例》。)。世纪之交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尽快制定《电子商务法》的议案列为大会的第一号议案。当前我国急需解决的诸如电子合同、网上交易安全等电子商务立法问题呈现出整体性空白，而金融电子商务领域更是急需有形法律平台的支撑。道理很简单，电子商务交易必然涉及支付，数字化货币在网上流通支持着在线交易;与此相关，数字化货币必须与银行结算系统相结合并明确银行的权责及其与客户的法律关系。据此，相关现行法的不足是既存的：比如调整资金划拨关系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资金划拨失败的法律归责、自动取款的举证及损失赔偿等都还未及规范;与此

相关的结算管理制度、操作标准外加权威电子商务认证机构也亟待立法补缺以有序信用交易。而且，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这种立法缺失还很可能成为洗钱(money―laundering)的温床，因为技术发展已能让电子货币绕过银行操作员而自由转移并完成洗钱。“尤其当大额电子货币能够跨国转移时，洗钱者只需通过Internet就可把资金安全转移到洗钱犯罪和金融管制漏洞多的国家”(注：参见“ImplicationsforCentralBanksof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Money”，reportedby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BIS),PAYMENTSSYSTEMSWORLDWIDE,Winter―，PP.30―36.)。

客观地说，“在国际电子商务市场上的竞争，与其说是技术上的竞争，不如说是相关产业、市场环境和政策制度方面的竞争。与其他两个层面的因素相比，技术上的差距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技术引进等措施来弥补，也可能通过企业或个体行为来推动，而相关产业、市场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却是长期的、全局性的，必须由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公众机构来推动才能解决。”(注：参见薛小和：《推进电子商务需要相关产业的发展》，载《经济日报》2月23日第1版。)由此，更是凸显我国金融电子商务立法制度出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尤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下世界各大期交所纷纷摒弃传统交易方式而代之以电子期货交易平台的今天(注：譬如欧洲交易所EUREX交易系统、法国MATIFR的NSC系统等都能使交易者从一个电脑屏幕中进行多个市场的期货交易;CME推出了GLOBEX2并以法国NSC交易平台为基础;CBOT还将与EUREX联合建立一个电子交易以便交易员能直接进入两个市场增加交易量。)。

三、接轨WTO需要修改的金融立法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近期指出，“中国加入WTO已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目前在中国加入WTO的多边谈判中，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执行WTO农业协定、工业补贴协定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等问题。”(注：参见余东晖：《石广生表示不可能预测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时间》，下载自http://www.chinanews.com.cn/―03―13/26/78011.html)不容回避，我国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的开放已经成了入世谈判的主要问题和焦点，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现行国内法的及早修改对接轨WTO规则乃至推进众望所归的入世都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我国调整服务贸易领域立法的主基调要为接轨WTO作出大方向转轨。

其一，现行法对金融服务等市场准入的原则性限制是鲜明的。我国《外资企业法》第3条规定：“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由国务院规定。”《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条则具体规定诸如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保险、邮电通信等服务行业的外资企业禁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发布，1997年12月再经国务院批准修订发布，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准入限制有所放宽，但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目前仍归属实行限制和禁止的行业，这最长只能拖延到入世后的过渡期之一时救济。其二，具体规定的限制也有待逐一修正。典型的是1994年4月起施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虽肯定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存在，但限定它们只能经营外汇金融业务，“本币业务和其他外币业务”必须经过批准。根据加入WTO对非歧视贸易和市场准入原则所作的承诺，我国扩大开放服务贸易的领域不仅限于中外合资、合作形式，还要容纳外商独资企业;在扩大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上也要做到限期推进(注：因为，像《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类国内立法中有关限制乃至禁止外商投资的有效规定，入世后很容易被其他成员方和外商指控为违反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则而导致不利。)。

其次，是外汇经营管理这一现实立法大户的转轨。在国内金融法框架中，外汇经营管理领域的立法是很成型的。首先是《商业银行法》和《外汇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从申请审批、经营到终止、撤销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其次，《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1993)、《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1996)、《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1997)、《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1997)、《贸易进口付汇核销监管暂行办法》(1997)和《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1997)等规章也分别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市场准入、推出及业务营运管理等作出了具体的专门规定。但是随着加入WTO，随着人民币有条件自由兑换政策向人民币自由兑换政策的转变，这类以相当程度和范围的外汇管制为特点的外汇监管法也要随之转轨以对接WTO规则，这一逆转将使前者很大程度上失却其存在的基础。相应的，对诸如《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立法中不符合WTO规则之处作及时修改也就是责无旁贷和必要有加的了。

再次，对证券立法而言也是如此。比如19颁布的《证券法》过多地代表了证券行政机构的利益而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的明显缺陷，加上《证券法》的许多条文流于原则、不易操作的弊端，加紧修改也不言而喻。

结语

篇3：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WTO规则允许并支持其成员国发展各类型的经济特区。在国家的改革发展进程中, 经济特区被赋予率先与世界贸易制度接轨以引领国内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使命。然而, 中国入世却在国内掀起了关于特区存在必要性的讨论。部分人认为, 经济特区的存在是对WTO的基本规则——国民待遇的挑战, 国民待遇原则明确要求:国内企业应与外资企业享有相同的政策支持, 但中国目前以超国民待遇为代表的特区政策是明显有违WTO基本法律规则的。然而, 基于中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特区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 WTO并不排斥对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适当提供优惠安排的做法, 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特区仍然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们不否认特区立法与以国民待遇为代表的WTO的基本原则存在冲突, 但国民待遇原则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及其诸多例外条款的限制也传达出规则设置对特区发展的认可态度。中国入世是经济发展的的契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需要更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维护, 近几年的特区发展的繁荣背后, 也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世贸组织规则与特区立法的尴尬局面是目前亟需深思的问题。

二、WTO对现有特区立法的冲突

WTO协议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之综合平衡, 通过各成员方互惠互利、开放市场之承诺构建世界贸易体系。严格遵守世贸组织日渐形成的共同行为规范准则是对成员国的基本要求。“条约必须遵守”早已载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加入国享有条约赋予的权利与保证国内立法与条约保持一致之义务是不可分的。①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成为经济特区立法与WTO法律制度的冲突所在,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特区优惠政策与国民待遇的冲突

国民待遇的定义:从法理角度讲, 国民待遇实质上追求的是内外平等, 内国人与外国人有着被平等对待的权力, 外国人在内国不享有超越内国人的权利。本国国民享有主权国家做赋予的最高待遇是国际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国家的责任设置应首先立足与本国国民。WTO规则排斥内国给予外国人的待遇高于本国人。然而长期以来, 为吸引外资, 经济特区所实行的以超国民待遇为代表的优惠政策使外资享受到的优惠政策较其他地区更多, 由此所造成的不公平现象都导致了特区优惠政策与WTO基本原则之国民待遇的冲突。

(二) 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

国家在经济特区设立时一般都划定有明确的空间范围, 但却在监管方面严重缺位。例如, WTO要求实行关税减免的经济特区需与国内其他地区划分明确的分界线, 但目前政府只是在保税区实施较为严格的经济监管, 对其他经济特区的边界缺乏严格的控制, 最终助长了部分经济特区的走私现象。按照法律规定, 经济特区审批设立权归政府所有, 但就目前实施状况而言, 除中央政府之外, 部分省、市等各级地方政府对此均有涉足。审批权的高度分散也是经济特区实际功能及与其产业结构去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使得经济特区设立已背离其初衷及目的, 也加剧了各级政府、经济特区在政策优惠上的博弈, 竞相优惠让利的行为最终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需求。

(三) WTO对法制统一的要求与经济特区立法特殊性的冲突

中国入世后, 必须按照WTO协定统一配置其立法权, 政府应当保证国内地方政府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相一致, 实现制度接轨, 同时, 一系列与货物、贸易、投资等有关的行政性法律也有待地方各级政府统一、客观和公正的执行, 摆脱政策执行难的现实尴尬。然而, 我国经济特区在以往发展过程中以制定特殊关税、税收及管理制度满足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的需求, 在制定与贸易、货物等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时也能与我国其他地区存在冲突之处, 违背了WTO统一性的基本要求。

三、解决方案

研读WTO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和例外条款, 我们发现, 这种非全面、毫无例外的国民待遇原则并不影响经济特区在引领经济进程中发挥其特有的魅力, TRIMS规范仅指向于东道国或其政府所实施的对货物贸易有着限制或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 而并未将服务贸易等其他投资措施纳入调整范围。可见, 中国入世并不影响经济特区的既有地位。我们目前需要作出努力的, 应该是对经济特区立法的进一步完善。笔者对加入WTO以后经济特区面临着的问题, 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 明确经济特区立法权限

解决好中央立法和特区立法之间关系的冲突是贸易制度统一实施的前提, 通过专门的立法明确经济特区立法的权限范围来解决这一冲突的基本思路。现目前, 无论是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立法法》相关条文, 均没有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作出明确规定, 这十分不利于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因而, 明确界定特区授权立法范围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亟待出台。我们需要通过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性的规定, 在保障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在不与宪法相违背的前提下, 合理界定界定中央立法和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职权范围。

(二) 打破特区内部立法多元化格局

基于前述分析, 目前经济特区内部普遍存在的立法多元化格局最终造成了各类立法形式的效力冲突问题。解决这一现象有待于专门立法的出台。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适用于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与适用于经济特区的法规共同构成经济特区立法渊源体系。而后, 《立法法》将深圳、珠海、厦门以及汕头四个市级经济特区人民政府的授权立法转为职权立法, 那么, 原先由其制定的经济特区规章如何清理?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先特区规章可以逐步上升为经济特区法规或者转为地方性规章, 既有利于减少经济特区的立法形式, 同时消除了经济特区区内、区外适用不同规章的“一市两制”的尴尬局面。而对于其他种类的立法形式, 我们应遵从总的效力等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三) 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改革

在中国入世新形势下, 我们要借鉴各国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 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和中国对外作出的承诺, 实行经济特区新形势下的优惠政策改革。笔者对此分析如下:首先, 从范围上看, 经济特区应将开放面覆盖至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区不仅对外资开放, 也要实现对内资开放, 从而实现内外资平等并逐步构建国内外公平开放的贸易格局。其次, 以内外资同等地位的完全国民待遇原则实现取代原先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而诸如次国民待遇等对外资所做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则应予以取消。同时, 从创设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及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角度来看, 如果能够实现在WTO规则许可的范围内制订经济特区新的特殊优惠政策, 也将进一步特省经济特区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四、结语

概而言之, 加入WTO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标, 经济特区为引领国内经济发展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对于入世后的中国, 经济特区并不缺失其继续存在的法律基础, 经济特区原有地位不变, 基本政策不变, 优势地位也会继续加强。从当前国情看, 我们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已经从要不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化为怎样融入经济全球化, 怎么去改良中国经济特区立法以继续为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对于立法工作新的挑战。依托于WTO背景, 中国经济特区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继续争当示范地区, 发挥其窗口作用, 为内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并努力形成和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

摘要：中国入世之后, 经济特区特殊优惠政策是否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 特区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毫无疑问, 中国的入世确实给经济特区原有立法及优惠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然而, WTO非歧视性和国民待遇原则设定了诸多有限性及例外性的条款, WTO并不排斥特殊经济区的存在, 也一定程度上认可为区域内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因此, 中国入世并不影响特区存在及发展, 只是对经济特区的立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基于此, 笔者从WTO的原则规定及与现有经济特区立法冲突为角度, 探讨特区立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入市,经济特区立法,国民待遇,贸易制度统一,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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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军.入世后, 经济特区向何处去[J].凤凰周刊, 2001 (2) .

篇4：清代档案立法研究

我国关于档案立法的研究，早于《档案法》的颁布。最早在文献中涉及“档案立法”一词的是1960年扬·巴拉斯基夫、韩玉梅发表在《档案工作》上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工作》。在1987年《档案法》颁布前，有近50篇文献在文中提及“档案立法”一词。到2010年，共有116篇以“档案立法”为题的论文发表，而以“档案立法”为主题的文献则多达378篇。

有关中国历朝历代档案立法研究的文献，从1987年到2010年的24年间一共有27篇。涉及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福州大学、杭州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宁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杭州市档案局等13个研究单位的22名作者。在27篇文献中，涉及中国古代档案立法的20篇。在这20篇文献中，5篇对中国古代档案立法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2篇先秦社会档案立法研究，2篇汉朝档案立法研究，2篇唐代档案立法研究，5篇宋代档案立法研究，3篇元朝的档案立法研究，1篇明代档案立法研究。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研究进行一些分析。

在27篇文献中，涉及中国近代档案立法的5篇。分别是胡惠秋1987年发表在《档案》上的《略谈封建社会的档案立法》；朱国斌1988年发表在《档案》上的《中国近代档案立法活动述论》；李财富1997年发表在《湖南档案》上的《我国封建社会档案立法工作特点探微》；施懿超2002年发表在《档案与建设》上的《中国古代档案立法之特点分析》和2006年徐绍敏、方敏、胡红霞发表在《浙江档案》上的《清朝档案立法概述》。

下面，就清代档案立法进行研究：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建都北京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190余年的文书和档案立法活动，基本上是我国封建主义档案管理活动的延续，主要继承了唐朝以来特别是明朝制定的档案法规。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由于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方面，顽强地保留了档案法制建设方面优秀的民族遗产；另一方面，也开始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档案管理、保护诸方面先进的制度，实行一定程度的改良。清朝的文书和档案立法活动与整个国家立法活动相适应，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大清律例》的编纂、修词、颁行为核心，从顺治至乾隆历时近百年。第二阶段，以雍正对书吏的整治和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第三阶段，以行政立法为线索，以编纂历朝会典为主要内容。第四阶段，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实行的预备立宪。清朝所制定的文书档案法规，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文书呈献制度、驿站递送公文制度、上缴朱批奏折制度、吏典、官员役满离任文卷交接制度、建立档案副本制度、文书及档案违法处罚制度等。

一方面，清代的档案立法代表中国封建社会档案立法的最高水平，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加强了对文书档案人员的整治。制定了档案整理、分类方案。而在清以前没有档案整理方法见诸文献，前人只采用了简单的“打包结捆”清理档案的方式。清朝对文书档案违法行为的处罚比历代封建王朝都残酷。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阶级与封建社会档案法规逐步开始瓦解，半封建半殖民地档案法规不断产生，文书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外交文书形式如照会、申陈、章程、条约等大量出现，“外文文书日益增多，公文文种、公文形式、称谓、行文关系都体现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并通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固定下来，并逐渐法制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税务司署等机构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司务厅和清档房两个文书档案机构。总税务司署内设有机要科和汉文科，负责档案管理并由洋人制定完全西化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以满清少数民族为主，满汉合流的政治统治形式相适应，清代档案立法的典型特色，在刊物上公布档案，出现了近代利用档案的新事物。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政府汉文和满文两套运行制度和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这是清朝末年对档案立法和利用的一次重大改革，档案从仅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逐步扩大为一般的臣民服务，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开明和进步。

篇5：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以WTO《政府采购协议》为鉴，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立法

孔焕志 徐 佳

政府采购是指政府或其代理人作为消费者为其本身消费,而不是为商业转售所进行的采购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中，政府每年的采购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以上，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购销活动，政府采购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的作用，进而促进一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正是由于政府采购对国内企业和经济的这种重要影响，导致很多国家长期以来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采购活动中奉行“优先购买本国产品，排除外国产品进入”的歧视性政策，随着这种国内保护的强化和传统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消除，再加上1947GATT法律体系中，将政府采购行为规定为国民待遇的例外 而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合法的非关税壁垒，最终导致了政府采购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破坏作用变得日趋明显。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尽早在世界范围内开放这一重要市场，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使本国的商品在别国的政府采购中得到平等的机会和对待，70年代末，众多发达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磋商，并达成了最初的《政府采购协议》(通称《政府采购守则》)。该《守则》对政府采购的活动原则，适用范围，适用例外以及采购的技术性要求都做了规定。但由于《守则》的适用范围太过有限，且条文数量太少，内容过于简单，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各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扩展和改善了原来的《守则》，在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间达成了新的《政府采购协议》(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简称GPA)，GPA作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附件之一，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生效，作为WTO负责管辖的诸边贸易协定，GPA与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多边贸易协定不同，不属于强制的“一揽子"接受的范围，只对协定的签字国有约束力。我国在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时，并未签署该协议，故无须承诺受其约束。但是毫无疑问，GPA的通过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措，我国徘徊GPA之外虽然在一定时期对本国的民族产业和薄弱产业有保护的作用，但也使得中国企业被挡于外国政府采购市场以外，这将不利于我国融入WTO多边自由化的游戏规则，也限制了我国享受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所以，接受GPA，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我国未来不久的必经之路。考虑到我国承诺加入WTO两年后将会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工作，届时我国将会根据谈判结果来决定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情况，因此在这很短的缓冲期内，如何抓紧时间对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采购市场进行有效地规划和建设，对现存的种种弊端、不足进行改造，力图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和更加成熟的政府采购市场，为未来的市场开放创造条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法因时而立，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该法吸收了国内外众多政府采购活动和立法实践方面的有益经验，它的颁布，极大地填补了我国政府采购领域立法的空白，也改变了以为一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条例、办法，但是未能形成统一的规范，严肃性、权威性不足的混乱状况。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和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发展一样，我国相关立法的工作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本文将在简要对比介绍《政府采购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出用法律手段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建议。

一、WTO《政府采购协议》

《政府采购协议》作为世贸组织法律体系中的诸边贸易协议之一，它的宗旨与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就是试图通过该协议的实施，在参加协议的成员国之间就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多边体制，从而减少或者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世界贸易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而这一宗旨是通过GPA的三大基本原则来体现的。

(一)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原则是针对成员方歧视性待遇的一项缔约原则，它要求成员方在实施某种优惠和限制措施时，不要对其他成员方实施歧视待遇。在世贸组织法律体系中，非歧视原则主要由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出来。GPA也对这两个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协议》规定，对于本协议涵盖的有关政府采购的任何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每一参加方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对其他参加方的产品、服务或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提供不低于下列水平的待遇：(a)给予国内产品、服务和供应商的待遇;(b)给予任何其他参与方的产品、服务和供应商的待遇。

(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 在《协议》的第5条,对参加该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专门作了规定。各参加方在实施和管理《协议》过程中，应当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从而达到在以下几方面给予这类国家优惠待遇：1、保障其国际收支平衡，使之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执行经济发展计划;2、促进国内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包括促进农村或落后地区的小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3、支持完全或者实质上依赖政府采购的工业单位;4、在向WTO部长级会议提出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鼓励其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或全球安排来发展经济。

不仅如此，GPA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保证原则得以实现。首先是为发达国家设定了一些特定的义务。例如在发达国家根据《协议》来制定采购范围清单时，应该尽可能列入购买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产品和服务实体;应发展中国家参加方的要求，发达国家应当向其提供其认为合适的一切技术援助，以解决这些国家在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为了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充分地从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发达国家参加方应当单独或者联合建立“信息中心”，以答复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与政府采购有关的各类信息。其次，协议还通过一些例外性规定赋予发展中国家一些“特权”，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加入该协议时，可以经过与其他国家商谈，共同确定将其实体名单中的某些实体、产品或者服务排除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已达到暂时性的继续对这些例外范围内的产品或服务的国内供应商提供优惠。

(三)透明度原则 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各参加方应当公布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为了保证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度，GPA对各参加方政府规定了具体的资料提供义务，具体要求是：1、各成员方应当将与政府采购有关的普遍适用的任何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裁决和任何其他程序(包括标准合同条款)迅速公布于《协议》附录4所列出的有关刊物上。2、各成员方应当用WTO的一种官方语言公布采购通知及其摘要。3 、各参加方应当随时准备在接到请求时向其他参加方或其供应商解释有关政府采购的信息。4、各成员方应确保一般不在其采购过程中改变采购规则。一旦该种改变不可避免，应保证有满意的补救手段。

GPA在正文的第一条及附录1中列明了受其约束的政府采购实体的

范围，主要是指由成员方直接或者实质上控制的中央政府或经其授权的代理机构，具体而言，分为如下三类：1、中央政府实体;2、次中央政府实体，即地方政府;3、其它依据协议采购的实体。第一类主要是指成员方国家的各个部委、司局等政府办公机构，而省、州、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和其他地方机构则属第二类，第三类主要包含一些公共机构和公用事业机构。

对于协议范围内采购合同价值的最低限度，即“门槛价”，协议作出如下的规定：中央政府为13万特别提款权，地方政府为20万特别提款权，一般企业为40万特别提款权，建筑服务业为500万特别提款权。而在对合同价值进行确定时，前提是要考虑到所有形式的报酬，包括任何奖金、酬金、佣金和应收利息。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采购实体采用其它估价方法或者分割采购项目来逃避适用协议。

GPA要求，政府采购的投标程序不能违背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并用正文中用了十个条文对投标程序的运作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如下内容：

(一)招标种类

采购实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可采用三种招标程序，即公开招标程序、选择招标程序和有限招标程序。公开招标程序是指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无论来自国内或者国外，均可参加投标，这当然是世贸组织最为倡导的招标方式。选择招标程序指的是只有应招标实体邀请的供应商才可以投标的招标方式，为了在该种招标程序中继续保证国际竞争的最佳有效，GPA又专门在第十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各采购实体在保证采购制度有效运转的前提下，应以非歧视的方式邀请最大数量的国内供应商和其他国家供应商进行投标，并且应当保证各供应商机会均等。有限招标程序又叫作单独招标，即实体只与一个供应商进行单独接触并邀请其参加投标。这种方式无疑最容易对公平竞争构成威胁，造成采购实体对他国供应商的歧视和对国内生产者、供应商的保护，因此协议对其进行了格外严格的限制。

(二) 供应商资格审查

采购实体在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时，不应该在本国或外国供应者之间构成歧视，在审查程序上，应将参加投标程序的所有条件提前公布，使有资格的供应商了解到具体采购项目的资格要求;要求各供应商提供资金担保、技术资格以及确定供应商资金、商务、技术能力所需的资料，以作为资格审查的依据;采购实体应当迅速对提出参加预订采购的供应商开始资格审查，并将完成审查程序后的有关决定即刻通知供应商;在审查过程中，只有在供应商有破产或者虚报等特殊原因时，采购实体方可在不违背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取消其供应资格，否则，不得以其他理由任意排除供应商。可见，GPA有关供应商资格审查制度的规定是比较完备的。

(三) 预购通知的公布

预购通知是对参加公开或选择性投标程序的投标者的一种邀请。根据不同采购的具体情况，可以分别采取“拟议采购通知”，“关于资格审查制度的通知”和“计划采购通知”三种方式。通知一般包括以下信息：采购的性质、数量以及交货时间;采购程序是公开的还是选择性的;投标者进行资格审查的条件;接受投标的地址、期限;投标者应提供的经济和技术要求，如担保等。

采购实体还应当使用一种世贸组织的官方语言公布通知的摘要内容，写明采购合同的标的物，提交投标申请的期限和方法以及索取合同的地址等等。

(四)投标与交货期限

各采购实体应当合理的规定投标时限，应在与其自身需要一致的情况下，考虑到特定采购的复杂性，从而尽可能确保国内外供应商有足够的时间在招标程序截止前准备好并提交投标书。在此基础上，《协议》对接收投标的期限作了一般性规定，无论是公开招标还是选择性招标，接受招标的期限自预购通知公布之日起不少于40 日。在交货期限的问题上，在符合实体合理需要的基础上，确定交货日期要考虑到预定采购的复杂性，预期分包的程度，还有生产、缩减储量和自供货点运输货物或提供服务所需的实际时间。

(五)标书的提交、接受、开启与合同的授予

GPA规定，如果在招标过程中，一实体允许用几种语言提出投标书，则其中之一应当是世贸组织的官方语言。向供应商提供的招标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的能使国内外供应商作出投标反应的资料和必需的一切信息。在公开招标和选择性招标过程中，对于参加招标的供应商对招标文件寻求合理解释的要求，各实体应当迅速答复并转交招标文件，但是前提是保证这样的资料和帮助不会使该供应商在授予合同的过程中取得优先于其他竞争者的地位。

在投标的形式上，一般以书面形式或者邮寄方式提交，而不认同电话方式提交，这主要是从投标的安全性方面考虑。如果采购实体允许使用电传、电报、传真来递交标书，则该标书必须包括评审标书所必需的所有信息，特别是投标人提出的最终价格以及投标人关于同意预购通知中的一切条款和规定的说明。标书必须立即以个人信件或者电报、电传、传真的签署副本予以确认，而且，当以上述方式进行投标的标书与逾期收到的文件有差别或者抵触时，均以原来标书的内容为准。另外，在开标和授予合同期间内，对于投标人非故意造成的错误，只要不构成歧视性作法，应当准予其改正。

有关标书的接受，《协议》只作了一点规定，如果仅因为采购实体工作中的不当造成迟延，从而导致招标文件中指定的供应商办事机构逾期收到投标书，则该供应商不应因此受到处罚。

为了确定投标书的优劣，决定合同的授予，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协议的参加国可允许各实体之间进行谈判：1、采购实体在拟议采购通知中已经表明了谈判的意思;2、在按通知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具体评估标准进行评估时，发现任何供应商的标书较其他方都不具有明显优势。谈判的原则依旧是对国内外供应商的公平对待。

合同的授予是整个采购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协议规定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只有来自符合招标条件，且开标之时符合预购通知和招标文件的基本要求的供应方，方有资格中标;2、合同授予前应确信该投标人完全有能力执行合同;3、要在国内外产品、服务中选择最具优势或者价格最低的投标书;4、授予合同要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列明的标准和基本要求。这一规定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是GPA能否发挥效用的关键。

GPA具有自己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为了保证《协议》的良好运行，凡是《协议》的参加方，均应派出代表共同组成“政府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设立特别咨询小组的工作组和其他附属机构来完成其主要工作任务，即向各参加方提供机会，使其因实施政府采购行为而产生的纠纷在此得到充分的磋商机会，并在磋商不成的情况下对争议进行审议，通过建议或者裁决的方式尽快促成问题的解决。

另外，“质疑”程序是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某一供应商就在一项政府采购过程中违反《协议》的情况提出申诉，则每一参加方应当应鼓励该供应商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以寻求解决。有关各方应该立即开始磋商，力求尽早解决。如果磋商未能得到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政府采购协议委员会就会在一方提出请求后插手进行调查，并尽快提出调查结论，提出该问题的建议或裁决。

总体来说，尽管GPA作为一个诸边贸易协定，仅对签字成员方具有约束力它能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但是应该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扩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开放政国内府采购市场之路，GPA必将越来越受到各成员方的重视，在未来必将为促进世界发展发挥更

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成员，我国更应当对GPA加深认识、了解，给予足够重视。

二、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现状分析

政府采购的实行在国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政府早在1761年就颁布了《政府采购法》，英国政府1782年就设立了文具办工局，专门负责政府集中采购工作。西方国家一向鼓励自由市场竞争，而且政府行为受到议会检查机构和舆论的多重监督，很久以来一直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其政府机关的物品采购，因此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政府采购模式与规则。尽管各国政府采购的目标、作用、具体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彼此间也有差别，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采购的政策、方式、程序及相关的技术要求都是大同小异的，其差异主要是体现在发展程度及管理水平上。所以说，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200多年以来实行政府采购的经验和教训对在我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具有很深的意义。

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由国有经济做主导，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各预算单位的采购行为是通过计划手段来进行的，特别是有关国家命脉的国防、能源、通讯、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农业和环境等基础建设项目大多是由国家财政投资，这些采购的性质真正是“花国家的钱，为国家的项目而采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手段的逐步弱化以及买方市场的形成，原有的规章制度已不适应。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预算单位应遵循的采购政策、采购程序等作出规范。结果是预算单位自行作出采购决策，采购行为得不到规范，加上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旧的采购方式的弊端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一是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脱节，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是重复采购、盲目采购等现象时有发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三是采购资金不能完全按预算目标使用，挤占、挪用采购资金的现象十分严重，采购质量得不到保证;四是采购过程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五是采购活动分散，形不成合力，不能发挥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作用。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市场供应越来越丰富，政府采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早已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锁，并逐步和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并融洽，此时我国已经完全具备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条件，而且加快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步伐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节省开支，一般资金节约率为10%左右;二是保证采购项目质量，采购单位可以得到质量有保证、价格合理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国家机关有效行使职能;三是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推进保护国内产业、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中小企业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是促进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五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六是有效抑制腐败，遏制采购中的权钱交易和其他腐败行为。”

我国政府采购各项改革已相继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正由初创阶段迅速转入全面推行阶段。政府采购工作在全国铺开已有近7个年头，自开始试点以来，试点范围迅速扩大，到，政府采购工作已在全国铺开。我国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政府采购模式已初步确立，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1亿元，为130亿元，20达到328亿元，20突破600亿元，预计20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将将达到1000亿元。而且政府采购的范围由已经由单纯的货物类扩大到工程类和服务类。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及执行机构，年，国务院明确财政部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在财政部门设立或明确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政府采购活动。另外，我国政府采购的原则框架已基本形成，财政部继19颁布《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后，又陆续颁布了有关招标投标管理、合同监督、品目分类、信息公告管理、运行规程、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中央单位政府采购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为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采购法》的出台，使我国政府采购领域的法规得到了统一，立法层次更为完整。为了加大政府采购信息的披露力度，可以让供应商平等地获得信息，目前，我国已形成报纸(《中国财经报》)、网络(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及各地方权威政府采购网)、杂志(《中国政府采购》)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框架初步建成。

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作为一项新的工作，政府采购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更被老百姓誉为“阳光工程”而深入人心。尽管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才刚刚进行几年时间，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并在稳步推进中显示出它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与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政府采购在我国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无序到有序，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从目前全国总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如：我国的政府采购规模不大，采购的货物、服务的范围也偏小，大量的采购行为仍然得不到规范;采购程序依旧不够规范，在中央、地方的采购中，分割市场，歧视供应商的行为还是经常发生;另外，地方的政府采购工作要快于中央，沿海地带要快于内地边远地区，而且这种不平衡一定时间内还会持续;政府采购知识普及程度不够，政府部门中相关专业人才匮乏，多数供应商对政府采购的运作也不够了解;政府采购机构设置及职责不明确，使得制度推进十分困难，等等。

要尽快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采用多方面各种手段，其中包括政治、行政、法律、经济、宣传、舆论的等。加强政府采购的法制建设当然是最基本、最有效的一种，这也是为我国几年的政府采购实践所证明的。下面，笔者将对如何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 我国政府采购起步较晚，发展迅速，短短几年下来已经是颇具规模，但是在政府采购法制建设方面曾一度出现很大空白，很长时间没有一部法律对政府采购予以规制。无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出台将极大改变这一状况，加上《政府采购法》出台以前，财政部根据采购工作的需要制定一系列实施办法，如政府采购资金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运行规程规定，政府采购投诉受理程序等，以及同样适用于政府采购程序的《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应该说我国以《政府采购法》为基本法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可以预见，有法可依的中国政府采购必将朝向科学、合法的方向更快地蓬勃发展。但是，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少有待补充、修改之处，而且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发展成熟，我国的相关立法工作也必须保持与之同步，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不论涉及多大金额，采取什么方式，一个项目的完整采购程序都大概包括以下十个阶段：(1)确定采购需求;(2)预测采购风险;(3)选择采购方式;(4)资格审查;(5)执行采购方式;(6)签订采购合同;(7)履行采购合同;(8)验收;(9)结算;(10)效益评估。在以上十个阶段中，前六个阶段构成合同形成阶段，后四个阶段构成合同管理阶段。美国在开始实行政府采购的同时，颁布了《联邦采

购法》、《购买美国产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不同的侧重点对政府采购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相比之下，不难发现，我国对政府采购中很多方面的规定都是太过原则化、简单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政府采购的其他配套法律法规，例如，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解释、实施细则等来使我国现存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更为完整。

其次，加入WTO对于我国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开始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废或改的清理工作，而新立的法律法规，更应当充分考虑到与WTO规则接轨的问题。在政府采购领域，尽管我国暂时还未正式接受《政府采购协议》，但是，为不久的将来开放市场作准备，我国在政府采购立法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借鉴《协议》的内容和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这样，在未来我们只需对法律进行局部内容的修改，可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提高工作效率。

(二) 逐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新增一些采购品目，逐步将大型商品、跨部门通用商品以及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力争实现绝大部分政府采购买性支出列入政府采购范围，这是我国未来政府采购发展的目标之一。而要实现扩大采购范围这个目标，一个首要前提便是要从法律上准确界定我国政府采购的范围。我国《政府采购法》和其他法规在这个问题规定上存在几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首先，政府采购与商业采购等采购行为的界定范围不清楚。我国应当参照世贸组织对政府采购的定义，具体体现在1994GATT第三条第8款a项的规定 。这一规定表明，政府采购的根本法律特征是采购的用途和目的，即政府采购应当是以政府为最终用户，不以商业转售或者商业销售为目的的采购行为。而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关于“政府采购”定义的规定中 可以看出，只是考虑到了采购主体、采购资金、采购对象三个构成要素，并没有提及“非商业性目的性”这一政府采购的根本法律特征。这无疑为实践中区分政府采购行为和其他采购行为埋下了隐患，之前对国有企业采购性质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就源于这个原因。这是定义的缺陷，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

另外，应当注意，并非所有纳入采购范围实体的全部采购活动都一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之内，保留一部分自由采购作为政府采购的补充是很必要的，全盘否定自由灵活的采购形式是不正确的。界定二者的便是通常说的“门槛”设置。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规定，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就算是进入了“门槛”以内。在未来我国开放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时，“门槛”限制也是我们用来保护国内企业最有力的武器。集中采购目录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属于中央预算的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这是国家控制政府采购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的空间和前景。

结 语

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WTO这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进程中，政府采购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政府采购活动的国际化将构成我国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大宏观趋势。可以预见，由于政府采购制度的暂时还不完善及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相对低下，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将会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民族产业带来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与挑战。因此，科学地用法律为主的多种手段规范完善政府采购市场，力争尽快能够按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原则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和逐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采购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作者：孔焕志 大连海事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徐 佳 大连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年版。

2

8 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网 www.zfcg.net.cn

中国e财网 www.chianecai.com

篇6：WTO与档案立法研究论文

第五节 我国劳动法治的转型

在WTO部长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多次提出要在WTO协议中写入“社会条款”，以实现其推行“核心劳动标准”的目的。尽管美国的提议因遭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而草草收场，但是对于“社会条款”的争论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

加入WTO不可避免地将对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带来全面的冲击，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刻的冲突将发生在体制层面上。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过去劳动者是“企业人”，国家包就业、企业办社会，现在劳动者是“社会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在“企业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现有劳动法律制度的种种缺陷暴露出来，许多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律、法规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劳动力的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未来的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国际人”，这与我国劳动用工的现状将形成更大的冲撞，现实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入世”的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劳动法治的转型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我国劳动关系立法模式的转型

我国劳动关系的立法模式应从基本法式向专门法式发展，进而向法典式转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的劳动立法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为了便于《劳动法》的贯彻落实和具体操作，国务院与劳动部以及其他有权机关相继制定了许多配套行政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了地方法规。但是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层次还比较低，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只有一部《劳动法》，大量存在的地方立法各自为政、良莠不齐。许多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法律法规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实际状况形成巨大的反差。即使是1995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并非尽善尽美，对于一些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入世后，更多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和透明，目前的立法现状使国外跨国公司望而却步。我国应加快劳动立法的步伐，及时废除或修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立法层次，尤其是加紧制定促进就业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障法等全国性的专项立法，条件成熟时争取制定“劳动法典”，使劳动法体系更完善、透明。

二、 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

国际上通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在这三个层次上，我国的劳动规律制度都必须实现全面转型。

1.宏观层次上：目前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基准法水平是高还是低。国际资本看中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就是我国的工资水平偏低。其实，低工资只是我国劳动力的显性成本，在工时、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我国的水平并不低，有些方面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高;企业还需要负担大量的社会福利职能，这些因素都使劳动力的隐性成本居高不下。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不合理的隐性成本将向显性成本转化，显性成本不断上升，最终能够客观地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与国际基准法水平相比较才能得出准确的答案。

2.中观层次上：我国企业虽普遍推行集体合同制度，但是集体谈判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工会还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扮演着企业内部福利部门的角色。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对第八条关于“工会自由和罢工自由”的条款提出了保留;WTO部长会议上关于社会条款的多次争论，其核心也集中在工会自由与集体谈判上，这些充分说明了国际趋势与我国工会工作的实际状况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工会改革无疑是一项当务之急。10月通过的《工会法修正案》明确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为工会的改革指明了思路。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加快工会改革，必须从工会的重新定位入手，使工会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有关问题将在本章第五节详细论述。

3.微观层次上：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不断加快，我国的劳动关系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使用越来越具有“雇佣”的性质。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与国际通行惯例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劳动法》中并没有对劳动者和经营者进行严格的定义，实践中就出现了高级管理人员算不算劳动者的问题，我国也应建立所谓“雇主理论”，明确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对于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我国《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又强调“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这种传统的合同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劳动力快速流动的需要，我国应借鉴各国通行的口头合同及相应的管理模式，用更加便捷的形式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又如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跨地区人才流动放松管制、的问题，应在立法层面上获得解决，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这类问题有法可依。

三、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转型

加入WTO，劳动争议的解决应向着高效、便捷、公正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仍然采取“调、裁、审”依次进行的单轨制，其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劳动争议经过基层调解、仲裁、一审、二审的全过程，往往费时过长，久拖不决;二是基层调解不能真正体现企业、职工、工会协商的三方原则，其主要的障碍是找不到一个代表企业的“雇主组织”并且工会在三方机制中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将仲裁作为诉讼的必经程序，这与仲裁作为非行政、非诉讼的社会公断行为的性质不符，并且排除了当事人对仲裁自由选择的权利;四是仲裁后案件的起诉率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仲裁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

为了解决传统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低效率与迅速解决争议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①加强三方协调机制，使更多的劳动争议通过调解的方式在基层解决，逐步培育和完善行业协会、工商联等机构使之成为合格的“雇主组织”;改变工会的的官办色彩和对企业的依附性，忠实地代表职工的利益;②不宜将仲裁作为诉讼的必经程序，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仲裁或是直接进入诉讼程序;③应设立由专家组成的社会化仲裁庭，突出社会公断的效力，实行“自愿选择、一裁终局”的制度，避免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大大降低诉讼成本。

四、 我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型

入世无疑将把我国企业直接推进激烈的国际竞争，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市场的失败者如何能够度过难关、重振雄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基本

上扩大到全体城市居民。但是受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另外，国家、企业、个人对社会保障费用的负担还很不合理，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问题和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至尽无法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面对诸多问题，我们只有先从社会保障的立法入手，改变当前立法缺乏主题规划，体系残缺不全，立法空白点多的局面，对全民性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加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加大对企业拖欠社会保险费的监督，同时明确社会保险机构失职行为的法律责任。唯其如此，才能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