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精选4篇）

篇1：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正是后一种职能的体现。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禁暴卫善的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 1

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很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见义勇为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注释]足见当时的法律有类似后世正当防卫的规定，当自身或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在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多处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更是明令对见义勇为者给予法律保护。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

自西汉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立法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一麟半爪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规定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注释]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注释]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在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

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宋代法律制度沿序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注释]清律规定：“贼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注释]

需要指出的是，宋以后一些朝代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新增加了些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注释]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援助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

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能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一篇为《法律答问》，里面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其中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

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注释]这句话是说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如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仍应论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去救助，很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注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援救，其距离在百步以内，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如《唐律疏议》卷21中即有：“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制度的日渐成熟。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宋以后至清，许多朝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释]《大明律》卷19.>[注释]清代法律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注释]这些规定都有对见危不救者予以惩处的思想。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道德出现论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写进了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一篇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注释]也就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不过这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还不是由政府出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业产，以赏纠人。”[注释]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但是，隋文帝的这项措施给人感觉似乎缺乏见义勇为的含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其内容是：“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注释]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记载了宋朝时期的《捕亡令》，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二年（1035年），为了从快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了奖赏令。“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注释]号召人们起来勇于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

此外，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政权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注释]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给予奖励的办法。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

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注释]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注释]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注释]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注释]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对于那些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清政府还另行奖励，“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注释]综上所述，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皆有过明确的立法。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法律规定早已淹没于史海之中。但透过这些零散的记载，我们仍可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即从最初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后来对见义不为者的严惩、以及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严密性和适用性。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既保障了见义勇为者的正当权益，使他们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时不至于缩手缩脚，又有助于弘扬正义，抑制邪恶势力，维护社会的政常秩序。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借鉴意义。

篇2：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3-31 我要评论(0条)找刑事辩护律师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整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也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禁暴卫善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后一种职能。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大都制定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寇贼劫掠行为的人，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护。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解释，“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可见当时的法律已有类似后世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含义，即当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制止不正当侵害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上》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危及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意思。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国家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的保护条款，即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所以在现存的秦代法律文献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古人见义勇为的事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引秦代的爰书“盗马”条记载：“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覆（複）衣，帛里莽缘领褎（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自西汉中期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捕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杀伤之，及穷之而自杀也，杀伤者除，其当购赏者，半购赏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捕盗贼或罪犯，如果盗贼拒捕，双方发生格斗，因此而杀伤盗贼、罪犯，或盗贼、罪犯自杀，追捕者免除刑事责任。若法律规定对于追捕者给予奖赏，“半购赏之，”即给予一半的奖励。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来看，显然有利于保护捕获盗贼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晋朝的法典中有盗伤缚守和斗杀伤傍人的条款，由于《晋律》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与汉律的精神大体相同。南朝梁武帝时，下诏禁止挟私复仇。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元年八月诏：缘边初附诸州郡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諐，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报复，则治以重罪。这里也有对纠举者保护的意思。北周时期，法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记载：“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即奸同籍内，虽和，听从捕格法。”长孙无忌等对此作了疏议：“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在《唐律疏议》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条更是体现了唐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意图：“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唐律对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杀死罪犯者也给予了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当然，法律也考虑到了为避难滥杀，不利于司法机关审讯，对于不拒捕而杀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维

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追赶捕举告盗赏门”中，也有两款是对于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内容：其一，规定：“诸人已为盗诈时，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别人帮助，于盗人逃后追赶，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见其盗追赶者，将盗人射、刺、杖、斫，盗人死伤时，追者不治罪。若盗人自还给，请捕，已入手后，贪人畜物，若以错置无理而杀时，使与第七卷上逃人自还来唤处时，喊捕者被他人杀毁罪状相等判断。所杀盗窃犯应得短期徒刑者，当与杀人从犯相同。其中盗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进时，追赶者□失，使强力而杀伤盗人，当比前有罪状上减一等。”其二，“偷盗物入己手，物主追赶，盗人以强力相向，杀伤物主时，以强盗杀伤人法判断。又他人助赶捕盗以及物主家处他人、住客被盗人杀伤时，当与杀伤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清朝的法律严格保护追捕盗贼者的人身安全，据《大清律例》卷23“强盗”条记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赃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权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篇《法律答问》，其中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法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若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虽不在家，仍应治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前去救助，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离在百步之内者，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晋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条款。程树德先生认为“当时以比附定罪。”晋律对于“遭劫不赴救”的处罚十分严厉。南朝刘宋统治时期，依据“遭劫不赴救”条款，竟然对于盗墓掘冢的行为也比照不救助处罚，据《宋书·沈约自序》记载：“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军征虏将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事，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以晦其迹；强劫之党，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恒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邻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止非之宪，宜当其律。”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诺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唐律疏议》卷21记载：“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趋成熟。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典中，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则适用耻辱刑，即对于怯懦者给予羞辱的刑罚。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败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书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规定：“因而被牦牛伤害致死，对不救者之惩处为：罚银五百两给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伤，其惩罚为：罚银二百五十两，交与自牦牛身下幸免者。”从该法律文书我们看到，古代藏族对于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有二：其一是财产处罚，罚银五百两给死者；其二是耻辱刑，为见危不救者挂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我国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也有对见危不救处罚的条款，其中规定：“家主中持拿盗窃者时，邻近家主当立即协助救护。若协助救护不及，不往报告时，城内城外一律所属大人、承旨、行巡、检视等徒一年，迁溜、检校、边管、盈能、溜首领、行监知觉，有位人等徒六个月，此外家主徒三个月。又已与盗相遇，赶及不往报告时，有官罚马一，庶

人十三杖。”

宋以后至明清，许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卷19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钦奉圣旨立按察司条画内一款节该：守土官常切觉察，毋致盗贼生发，或有贼人起于不意，即时申报上司，并行移邻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报稽迟，并有失察觉，致令滋蔓，结成群党者，纠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贼根底民官、军官一处镇压者，贼生发呵，一处拿者，贼根底拿不获呵，罪过他每根前要者。钦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书刑部呈：“大都路申，右卫军营见于永清县所辖地面置立，其本县设尉司弓兵即系职掌捕盗，虽是本卫编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铃军人，终非有司。拟合令永清县于本卫关厢巡捕。本部拟得：古卫关厢如遇火盗生发，既责有司官兵捕限根缉，合依大都路所拟。”上述三条法律条款就有对见危不救施以惩罚的意思。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 清代法律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定的十分琐细，其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积极救助，反而哄抢财物者，处罚更为严厉，比照江洋大盗例处罚，据《大清律例》卷24“白昼抢夺”条记载：“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果“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

护律，杖一百。”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社会道德出现沦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还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写入国家的法典之中。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逃亡者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秦律又规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钱”，对于取钱的范围作了限制。秦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规定的十分细致，具体表现为：其一，假如罪犯随身没有携带钱财，秦律规定则由国家奖赏。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甲告乙贼杀人，非伤■（也），家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这句话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杀伤人，经讯问乙是杀死了人，并非杀伤，甲应受赏，奖赏多少？应奖赏黄金二两。如“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对于捕获逃跑的罪犯，法律规定亦应由官府奖赏黄金二两。其二，秦律规定了私家奴婢盗窃钱财，亦由国家奖励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盗百一十钱，问主购之且公购？公购之之。”该条秦简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盗窃一百一十钱，有人捕获告官，问应由主人给予奖赏还是由官府给予奖赏？法律规定由官府给予奖赏。汉朝继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能捕获盗贼者也给予了物质奖励。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捕律》规定：“□（捕）亡人、略妻、略卖人、强奸、伪写印者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若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汉朝法律还规定，对地方小吏能捕获盗贼的行为可以给与职务是的迁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盗律》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不欲拜爵及非吏所兴，购入律。” 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表现在能捕获盗贼上，有时对于那些敢于捕杀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猛兽也可视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两汉时期，许多地方因人烟稀少，猛兽经常出没，危害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封建政府经常出台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勇为者为民除害。据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举的《捕律》条记载：“捕豺■购钱百（《说文》引律），虎，购钱三百（《尔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汉律也），其狗半。” 汉律的条款为晋朝所沿袭，据《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引《晋令》云：“诸有虎处，皆作槛穽，篱栅皆施饵，捕得大

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投贼家业产，以赏纠人。”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具体内容如下：“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唐代《开元令》中对于为民除害，捕杀猛兽的行为也给予了奖励，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诸处有猛兽之处，听作槛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

在同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措施十分独特，如在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条款，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为了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厂奖赏令。“能告群盗 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号召人们起来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诸处强恶贼有未获者，“如能巧设方略，亲行斗杀有劳，当超资酬奖。”自宋仁宗以后，奖励告奸之风更盛，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资之半为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枢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盗，凡能“获首领赏钱六百千。”其后赏法愈来愈密，赏格也愈来愈高。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诏：“捕获海洋劫盗，除所属保奏推恩外，……捕获海船贼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钱三百贯，二十人以上支钱四百贯，三十人以上支钱五百贯。”提高了赏赐的额度。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权中，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赏赐的办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 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的行为给予奖励的办法。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黑城发现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对于能缉捕盗贼之人的赏赐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其一，捕盗贼见等赏赐法已明，依条下有，当由盗人出，盗人无有，贫穷无力出，由家门出工仍不足，则由知盗分物、买、抵债、使典当、接状中间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则由畜物主得偿还物中，二十缗中分成二份，一份当给追捕、首告赏。二十缗以上每十缗当抽出二缗给赏。若畜物主所得赔偿甚少，不足按份给偿数，则当由官赐给。其二，举告强盗赏赐之法，依人数及物量分为两种：盗人多，物甚少，则一人二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缗。若人数甚少而物很多，则当于全部二十缗中等分，其数以上每十缗中当出二缗，勿超过二百缗。赐举告赏时，将人数、物量自共比较，当得其高者。其中举告群盗赏亦依强盗法判断。其三，举告偷盗之法，当依前述人数甚少物数甚多法赏赐，当勿超过一百五十缗。其四，捕盗及见盗赏法，见盗赏当在举告赏数上算，应得三分之一。捕赏当于见赏数上算，二分中当赐一份。若盗者强横，设置密谋，自行捕捉，则当在见赏上增利一分。捕、见盗者人多，亦当共同等分之。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

心。”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对有些地方老虎经常伤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奖励措施：“议得凡有虎害去处，拟令本处官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杀，或不系应捕之人自愿设机捕获者，皮肉给付充赏。”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如见义勇为者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清朝法律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名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 对于海上救护商船及其遇难人员，《大清律例》卷24亦规定了奖励办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财物者，该督抚亦酌量给赏。”

篇3：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一、我国古代档案立法的演进历程

1.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初步发展。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 奉行法治, 是一个有“以法立国”传统的王朝。建立了一整套尊君抑臣并注重政务效能的文书档案制度, 而且秦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涉及文件书写材料的选择、文书名称、文书体式、文书用印制度、文书档案撰写制度、文书档案传递制度、文书档案保管制度、文书档案人员任用及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

汉朝为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发展的繁荣时期, 以《九章律》为主体的汉代法律制度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其中也有少量的文书档案方面的规定。两汉时期不仅文书档案种类有了新的增加, 而且从中央到地方, 在文书的起草、处理、邮递、程限等方面, 建立了一整套文书工作制度。档案管理方面, 在档案典籍的收集, 文书档案的立卷、移交, 档案典籍的保管, 档案人员的选拔、文书档案违法行为和处罚等方面, 也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汉朝在档案立法方面, 对档案人员的选用规定最为明确, 如对较高级文书档案官员中的察举任官, 必须“取孝廉年未五十, 先试笺奏, 选有吏能者为之”, 对身份、年龄、工作经验等方面都有特定的要求。对中央王朝重要部分的文书档案官员, 则以经过严格考试任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政局动荡, 战乱不断, 各王朝为了在动荡中求生存, 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立法建制, 以此来强化国家机器。如曹魏的《新律》, 两晋的《泰始律》, 北魏的《北魏律》, 东魏的《麟趾格》, 北齐的《北齐律》, 都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代表, 其中的“邮骚令”、“诈伪”、“盗律”、“贼律”、“杂律”、“擅兴”等篇中就有许多条款涉及到对文书档案工作的规定。

2. 唐宋时期:

全面发展。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隋朝统一后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唐朝在隋基础上, 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时期。唐代, 频繁的立法活动和大量法律制度的出台, 使封建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 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 档案管理工作自身所固有的规律性逐渐显现出来, 同时, 为保证档案文件的安全, 约束各级国家机关官吏, 防止流弊, 唐代建立了一系列档案管理制度, 并将其收入国家法律条令中, 档案工作律令在唐代应运而生。唐代档案法规的内容, 大多散见于《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中。历经唐朝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 宋朝把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最基本的治国方略, 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 宋朝档案立法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的编纂和颁发是宋朝文书、档案立法的主要成就, 在文书用纸用字、文书程限、公文一文一事、印章、文书档案收集、文书档案清理鉴定、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利用、档案出版公布、文书档案奖惩等方面, 宋朝文书档案法规都进行了规定, 同以往各朝代相比, 宋朝档案立法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

3. 元明清时期:

系统化发展。元朝在文书档案立法上并无大的进展, 以对宋朝制定的文书档案律令加以沿用为主, 并在前代已有法规的基础上, 制定了一些文书档案工作制度。明朝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被不断强化, 因而明朝立法规模之大、法律数量之多为前代所鲜见, 从《大明律》、《律令直解》、《大明会典》等法规中, 涉及很多关于文书、档案的法规与制度。总之, 除与前代基本相同的规定外, 明朝又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文书档案工作制度。清朝 (1840年鸦片战争前) 在文书档案立法活动中, 一方面, 文书程限、公文书驿递、文卷交接、档案保管、档案清查、文书档案违法处罚等制度, 大多在参照和沿袭明朝规定基础上而更趋严密, 档案违法处罚则更为残酷。另一方面, 清朝颁行了一批新规, 如档案缮修制度、档案汇抄制度等。在档案整理分类上, 《清理东大库分类目录》已按照文种、时序、问题、机构等作为档案分类标准, 虽然在标准的划分上不甚科学, 突出体现封建伦常秩序, 但却是我国封建时代唯一的、最完整、最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与此同时, 雍正时期对文书、档案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 以加强对文书档案工作及书吏的约束。

二、我国古代档案立法特点研究

1. 包容性与依附性。

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不成熟造就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一的立法体制。因此, 古代始终没有颁行专门的档案法规, 但凡对文书、档案工作的规定, 无一不包含于国家有关律令条例中。不仅如此, 除宋朝的《庆元条法事类》外, 文书、档案管理的每一项具体规定, 并非以集中的条文形式展现, 而大多是零星散见于国家法典中, 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档案法规体系。封建国家始终是将文书、档案工作视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辅助工具, 档案工作及其管理制度紧紧依附着建立它和使用它的国家政权, 档案管理终究未能发展为一项独立的科学文化事业, 因而, 档案法规根本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地位。

2. 垄断性和封闭性。

维系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 体现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保障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是古代社会立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那么, 法律就必然只为制定它的国家政权和皇权服务, 必然被制定它的主体所把持与垄断。就档案而言, 中国古代档案一概秘不示人, 以致清内阁大库档案“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一字者”;就档案保管而言, 从商周的宗庙、汉代的石渠阁、唐代的甲库, 到明代的皇史宬与后湖黄册库, 我国古代档案库房建造位置之重要, 设施之精, 保护措施之严密, 都是以适应档案管理的特定要求以及严格保密为前提的;就档案查阅利用而言, 档案利用属于一种特权, 只允许档案内容与政权机构职能有联系的那些官吏和档案的直接管理者利用。可以说, 档案立法中的垄断性与封闭性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

3. 等级性。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之一, 是严格的身份等级与立法等差, 它是专制统治、皇权无限的产物, 等级观念在文书与档案法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等级制表现为尊卑良贱有别, 如在文书程式与用语上, 为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制定了严格的文书抬头、避讳制度;在文种上, 制、敕为皇帝专属;在文书用纸上, 各朝按衙门品级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用纸规格, 文件长、高尺寸有严格界定;在文书档案人员设置上, 职掌档案工作的官员与吏之间界限森严;在档案利用上, 上级官吏有权查阅利用下级官府的档案, 下级官吏一般无权利用上级机关的档案。另一方面, 等级制表现为同罪异罚, 对损毁、盗卖、伪造皇家档案与王朝中央机关重要档案的行为, 都予以重罚, 而对地方档案侵害的惩办在法律规定上则要轻得多, 唐律有“私发官文书印封视者, 杖六十;制书, 杖八十”。清《刑律诈伪》规定:“凡诈为制书及增减者斩, 未施行者绞, ……诈为其余衙门印信文书者, 为首杖一百, 徒三年。为从者减一等, 未施行者各分首从, 减一等。”

4. 多样性和具体性。

我国古代文书、档案法规, 可以说涉及到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所有环节, 从文书的用纸、种类、格式、撰拟、办理、立卷归档, 到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销毁、保密、利用, 文书档案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都在文书档案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如对公文用纸制的质量、颜色、尺寸、等级;公文传递与办理制度中对程限、催限日期的安排和公文稽迟的处理;档案鉴定制度在长留与短留的保管期限基准上, 又有对文案、诏敕、奏疏、考案、婚田等档案具体种类的规定;文书和档案违法行为, 既有对盗、诈、弃、毁、等行为类型的详细划分, 又有对制、诏、官文书、印信、日历等违法行为对象的具体甄别。

5. 延续性与创新性。

中国古代的档案立法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档案法规, 在历朝历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汉承秦制、隋启唐律、元秉宋法、清袭明典, 其传承脉络之清晰, 在世界古代档案事业发展史中无有望其项背者。如建立于西周的副本制度, 从秦汉至明清, 一直在法典规章中予以规定和强调;雍正年间吏部大堂失火, 使清又在整顿档案工作中重申档案的副本制度, 显然这是吸取和借鉴前代经验的直接反映。而后世对前朝档案法规的沿用, 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存与废的问题, 更多是对档案法规内容进行必要的修订、扩充、细化。如关于档案鉴定销毁, 在《唐律拾遗》规定“文案不须常留者, 每三年一拣除”的基础上, 宋朝文书令规定“诸架阁库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叁年一检简”。很显然, 宋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吸摄前朝档案法规的同时, 历朝又程度不同地建立了一些新制度, 在档案立法上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如唐朝史馆利用档案修史制度的确立、宋朝在法律责任上的奖惩并举、元朝对照刷磨勘文卷制度的深化、清朝关于文书汇抄与缮修的规定等, 不过, 从总体看, 档案法规的沿传占据主导地位。

6. 以刑问罪。

至秦代始, 文书档案的犯罪量刑见于法条, 以刑问罪不仅成为承担档案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还成为治罪的唯一惩罚手段。中国古代档案立法上的以刑问罪, 是将文书、档案工作律令纳入国家总的行政制度和法律之中的体现, 在强制官吏和社会成员遵守并施行方面,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而且量刑简单, 便于执行。

7. 对文档人员的设置、整治成为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对文书档案人员进行有效的防范和约束, 是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对于文书档案人员设置选拔, 汉代兰台令史选能通苍颉、史籀篇者担任, 宋王朝中央机关架阁库官员选“有时望者为之”, 元朝规定选择文书档案人员的条件是“首论行止, 次选吏能, 又计月日多者为优”, 企望以具较高素养的官吏实现对文书档案的有效管理, 尽量减少文书档案工作中各种流弊的滋生。

摘要：我国古代档案立法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日益成熟与完善。文章从宏观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档案立法的演进过程, 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代,档案立法,演进,特点

参考文献

[1].徐绍敏.李统祜.档案立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11.徐绍敏.李统祜.档案立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1

[2].朱玉媛.档案法规学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12.朱玉媛.档案法规学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1

篇4：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利益集团 行政立法 利益诉求

在利益追逐过程中，當个人的利益表达遇到困难时，人们往往希望借助组织的力量来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表现，于是以代表、反映个人利益为己任，并寻求法律、制度保护的利益集团便应运而生。

一、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影响现状

利益集团是指具有特殊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以压力方式影响政策、法案的制定、修订和实施的政治性社会团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不可否认，我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存在利益集团问题。当前行政立法中出现的“立法割据”现象，就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使行政立法沦为利益集团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中的公开性和公众参与度并不理想，往往由行政机关自己起草，自己执行，公众几乎没有参与政策制定。这使行政立法更易受强势的利益集团影响，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情绪。

二、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

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一是通过公开演讲、张贴标语、举行记者招待会，用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等制造公共舆论，以“民意”来影响政府决策；二是通过信访、申诉、约见官员等方式向决策者明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三是参与政府的听证会或政府专门为政策制定召开的会议；四是让其成员进入立法机关、政府部门或者是能对立法、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的部门中，直接参与决策；五是提供各种信息资料来影响决策过程；六是通过行贿给有决策权的官员来影响政府行政决策。

三、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利弊影响

（一）对行政立法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

因为政府职能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同样的，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进入政策议程。而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具有分散性，政府决策系统不可能同时受理那么多的利益要求。这时，通过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就很可能在政府决策方案中得到体现。

2、有助于决策机构全面掌握相关的信息资料

由于利益集团对本行业的情况了若指掌，他们为政府提供信息帮助，有助于降低决策机构收集信息的成本，并且保证信息的完备和有效。政府决策者有可加以比较选择，使制定的决策方案更符合实际，提高决策质量。

3、能够缓和各方矛盾，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

不同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会由于利益的争夺而发生冲突，而利益矛盾的激化有可能损害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创造条件让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行充分的表达和博弈，进行统筹兼顾、平衡协调。

4、具有监督约束功能

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

（二）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消极作用

1、有可能会误导决策过程

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私利，提供给决策者的资讯难免会有利益指向性，可能会强调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对不利的一面忽略过去或轻描淡写，这样很容易对决策者起误导作用，使决策者无法顾及整个目标。

2、影响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损害公共利益

如果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的影响过大，就会使平等竞争成为虚有，无形中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使真正的自由难以维系。而利益集团所反映的民情可能仅是团体成员或集团领导阶层的意见，有时甚至与公众的意见相悖，影响了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损害了公共利益。

3、有可能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利益集团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策方案较大程度地体现本团体的利益。但因多方力量的参与，最后的决策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调和各方分歧的折衷方案。而折衷方案会阻碍政府高效率处理公共事务。另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决策方案，可能采用多种手段对政府决策进行抵制、阻挠，可能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4、有可能造成腐败

政府决策有可能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变成少数人幕后交易的产物，将“公共决策”异化为“私人决策”。利益集团依靠其成员的家族血缘、同学情谊、地缘和社会关系等私人关系纽带接触地方政府官员及决策者，影响政府决策。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与规范，就可能发展成“钱权”交易，造成官员腐败。

四、抑制利益集团对行政立法造成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机制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利益集团成为一种进行利益竞争的工具，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机制有助于充分听取民意，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机构获得充足的决策信息，有助于统筹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缓和各方矛盾。

（二）找准政府的职能定位

政府自身职能定位正确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决策质量的和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绝不能同时兼任“运动员”与“裁判员”。

（三）提升政府能力和决策者的素质，加强廉政建设

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政府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防止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过度影响。提高的决策者素质，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分辨信息的真伪、拟定正确方案、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提高公务员的拒腐防变的能力，有助于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

（四）规范利益集团运作，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

政府应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强化政府公共权威，完善决策咨询、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来应对利益集团参与背景下的复杂决策环境。

五、个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