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精选九篇）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1
笔者认为促进少数民族家长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 发挥家庭文化传承的功能, 需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加强家长自身建设、提高文化素养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摇篮, 家长对孩子文化传承具有启蒙作用, 孩子正是在家庭中耳濡目染, 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 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没有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如同无源之水终将枯竭。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 维持着人类种族和文化的绵续”因此, 对于离开故乡的少数民族家庭来说, 家长在民族文化传承的中占有主导作用。
首先,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应该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对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异文化要有认同意识, 在家庭教育中既要督促孩子学习主流文化又要积极主动地传授民族文化, 这样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又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在家庭中家长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孩子接受民族文化的程度, 家长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平常的师范把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传递给孩子。因此, 家长应加强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 通过言传身教, 知晓民族文化。从小就培养孩子热爱民族文化的意识, 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正确的情感态度,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国家观。其次, 家长应主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与学校教育配合。另外, 作为家庭当中担负绝大多数教养责任的母亲, 尤其应该重视自身文化素养。例如:母亲可以在孩子课余时间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给孩子用民族语言文字讲述民族历史文化、英雄史诗, 激发孩子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 使孩子从被动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到主动参与学习。
二、更新教育方式、增强亲子互动
随着现代化与信息化步伐的加快, 以计算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普及, 正在影响少数民族的教育方式。在异域他乡, 由于他们没有原有的文化场域, 因此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要与时俱进, 更新教育方式, 在家庭中让孩子有选择的通过电视、网络等学习科学知识, 了解当前社会发展, 在课余让孩子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文化。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增强亲子互动, 丰富家庭精神生活, 优化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内部环境, 营造民族文化的家庭氛围, 将民族文化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家长还应利用好各类民俗活动, 有意让孩子参与其中, 让孩子感受民族文化, 丰富和完善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来实现对孩子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三、提升家长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
“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而“文化教育是指一个民族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民族个体进行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及文化知识的教育。”那么, “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只有这样, 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家长树立孩子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要有一定的文化危机感, 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使民族文化在课外得到强化、延伸, 持主动、自觉的态度。
四、增强家校互动, 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
为弥补学校教育民族文化传承的不足, 家长应主动与学校沟通, 摒弃阻碍学生融入集体的狭隘观念, 不仅要帮助在校教师理解少数民族文化, 同时协助学校, 帮助孩子融入到集体活动当中, 通过学校、家庭的合作, 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 真正实现家校有效互动, 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进而不仅加深对学校师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 “优化家庭文化传承的外部条件”, 同时通过此项工作不断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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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孝通著.刘豪兴编.文化的生与死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第95页
[4]王莲花.蒙古族家庭教育及其传承研究[硕士论文].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
[5]费孝通.弘扬优秀传统实现文化自觉[M].中华文化论坛, 1998.4
老人投子女随迁入户 篇2
申请条件:
1、老人双方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以上，必须双方同时符合条件一并提出申请；
2、老人双方身边均无子女；
3、凡多子女的申请人，根据其子女户籍地的情况，按“就近不就远、就小不就大”的户口迁移原则处理；
4、老人或被投靠子女在深圳有房屋产权。
（注：老人一方已迁入本市，另一方申请迁入必须按照夫妻随迁的条件和要求办理。）
申请材料:
1、《入户申请审批表》（原件一式2份）；
2、老人与全部子女的居民户口簿（复印件1份，验原件）；
3、老人与全部子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4、老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父母子女情况证明（原件1份）；
5、老人或被投靠子女名下的本市住宅用途房产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6、老人离婚后一方申请的提供有关离婚的法律文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7、老人配偶已死亡的提供其死亡证明文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申请方式:
符合随迁入户条件的，到拟入户地派出所申请。
办结时限:
根据市政府每年下达的指标数，按受理入户申请的时间顺序统一安排审批。如当年入户指标用完的顺延至下一年审批。
收费标准:
收取《准予迁入证明》工本费人民币4元，收费依据是：粤价费
（1）函（1994）57号、粤价（1996）238号。
办理之后:
随迁入户已获批准的，特区内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持申请回执和有关证明材料到各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科领取《准予迁入证明》，宝安、龙岗两区直接到派出所领取《准予迁入证明》。申请人持准迁证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后到拟入户地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
申请受理机关 :符合随迁入户条件的，到拟入户地派出所申请。决定机关:符合随迁入户条件的，到拟入户地派出所申请。
受理程序：
各派出所接到随迁入户申请时，需详细核对证明材料。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开具回执；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受理并没收申请材料。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统一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审批，市公安局按申请时间统一排队审批，如当年入户指标用完的顺延至下一年。随迁入户已获批准的，特区内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持申请回执和有关证明材料到各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科领取《准予迁入证明》，宝安、龙岗、光明三区直接到派出所领取《准予迁入证明》。申请人持准迁证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后到拟入户地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
时限： 根据市政府每年下达的指标数，按受理入户申请的时间顺序统一安排审批。如当年入户指标用完的顺延至下一年审批。
证件名称及有效期限 ：审批同意迁入的，签发《准予迁入证明》，一次性40天内有效。
法律效力： 申请人取得《准予迁入证明》后方可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东莞：为随迁子女买学位 篇3
全国各地数百万青年务工人员的汇集，使得东莞市随迁子女学生数量从2001年开始便呈现出年均5万人的爆炸式增长速度。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达到75.65万人，不仅超过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一线城市，为全国之最，还占到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81.52%。另据东莞市教育局的数据统计显示，东莞2015年积分入学人数比前五年增加一倍多，年均递增15.4%。
在现行公办学位有限的情况下，接下来，东莞该如何解决新莞人子女享受教育公平这一“困局”？
购买民办学位规模将每年递增20%
庞大的随迁子女队伍令东莞有限的公办教育资源显得捉襟见肘，几十万名随迁子女无法入读东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其中大部分孩子入读的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教学管理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根据东莞市教育局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东莞共有中小学、幼儿园1521所。其中民办学校1026所，占比67.46%。在教育公平、均衡的价值取向引导下，东莞正通过积分入学、购买学位等各种努力，不断提升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为了有效地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十二五”期间，东莞市积极实施随迁子女就学工程，努力挖掘公办学校学位潜力，并按每年10%的比例递增积分入学公办学校学位供给，截至2015年底，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达17.34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生总数的53.20%，位居珠三角九市第一。
但近几年，随着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多，公办学校学位容量已基本饱和，且在现行控编减编政策下，东莞市已无法独立核定新建公办学校机构和新增加教师编制。而另一个现实问题是，东莞市的随迁子女数量多、增长快，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所能容纳的范围，东莞仍然有一大部分的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两个为主’（公办学校为主、流入地政府为主）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市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我市根据《东莞市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公办教育资源基本饱和的实际，大胆创新，决定在‘十三五’期间实施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政策，增加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学位供给，扩大随迁子女享受优质免费义务教育的规模。”东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小康》记者说。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2016年，东莞将针对随迁子女提供2.8万个公办学位、购买民办学位5600个。以第一年5600个学位为基数，以后每年递增20%。”据其介绍，目前关于购买学位的具体方案已出台，各镇正在落地实施。
东莞市副市长喻丽君也明确表示，决定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向优质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购买学位，并加大力度提升民办学校办学水平。
东莞户籍人口不到200万人，而全辖区常住人口却达到了830多万，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倒置”城市。不得不承认，外来人口对东莞经济腾飞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直言，没有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就没有今天辉煌的东莞。”在东莞万江镇的一位官员看来，数百万外来人口在东莞安家立业，这些当年为东莞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如今大多已为人父母，当他们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作为政府，应尽力为这些孩子提供上优质公办学校的机会，想方设法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今年1月22日上午，东莞召开全市2016年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东莞市教育局局长梁凤鸣发言时称，今年起实施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购买学位，每年递增20%，“莞城班”将取消。
对于今年东莞将购买的5600个民办学位，喻丽君指出，这5600个学位将分配到各个镇街，市教育局要抓紧制定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帮扶、师资优化、资源建设、硬件提升的具体实施方案。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是为了扩大随迁子女入学受惠面，并不是将民办学校转为公办或开设公办班。符合5600个学位的学生入读民办学校，将在学费等方面享受与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待遇，按照东莞现行的义务教育政策，几乎等于免费入读。
据介绍，按照计划，今年随迁子女将通过积分入学获得3.36万个公办学位。其中包括2.8万个公办学校的学位和5600个向优质民办学校购买的学位。届时将根据积分情况，由高到低依次安排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和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
新莞人的教育公平新期待
“虽然我们明知每年增加的这5600个学位，对于数百万新莞人而言，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说明政府没有把我们遗忘。”2002年，从湖南怀化来到东莞打工的陈旭清告诉《小康》记者，在东莞打工十几年，从一个年轻人成长为中年人，在万江买了房子，结了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能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是他目前最大的期望。
但同样也有新莞人向记者表示，因为今年是政府第一次为新莞人子女购买学位，还不清楚具体将要如何操作，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家长，他们表示如果是向东华高级中学这样的知名重点学校购买学位，随迁子女当然愿意去，但这些名校早已被挤破了头，能提供的学位肯定有限。“如果是一般的民办学校，我还真不愿意让孩子去。如果不考虑学费因素，不如自己挑选民办学校。”一位家长直言。
针对家长们的疑问，东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向《小康》记者做了详细的介绍，东莞将从政策、资金、师资等方面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推动民办学校办学水平逐年提高。
政府购买的学位包括小学学位和初中学位，主要用于安排通过积分制入学程序被录取的随迁子女和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子女。
为了确保学位质量，被购买学位的民办学位必须是东莞市标准化或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具体甄选办法由各镇街（园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制定。经统计，目前东莞市共有227所标准化或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符合购买标准，覆盖了全市除洪梅镇以外的其他32个镇街（园区），基本能满足随迁子女就近入学的需求。
东莞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254所，有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和面向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其收费水平不一，为了更好地确定购买的民办学校定价标准，东莞市在参考周边城市购买学位做法的基础上，结合东莞市的财政实际，确定购买民办学位的定价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5000元、初中每生每年6000元。
“东莞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非常特殊，没有其他地市的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带着问题探索。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做法是我市在现有资源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东莞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根据东莞的教育规划，要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全面提升民办学校办学水平，满足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分阶段、多途径稳步扩大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覆盖范围，分档次逐步实现与户籍人口同等教育待遇。
东莞随迁子女的学生数量虽然庞大，但可以预见，新莞人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校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文献综述 篇4
现在很多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政策分析上, 他们以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 结合国家行政体制, 分析现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就国家政策而言, 主要是“两为主”政策。所谓“两为主”, 即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两为主”原则;
2006年《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为响应中央要求, 全国各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并施行了具体的操作方案, 不过各地政策不尽相同。
由于认识到目前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发现了国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失, 考虑到现行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于是很多学者从政策分析入手, 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一) 政策比较研究
1. 入学门槛比较研究:
研究表明, 珠三角地区“入学门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高于县 (市区) 级城市。简单来说, 入学门槛高的地区就是流动子女相对集中的地区。雷万鹏、汪传艳指出, 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责任分担来看, 许多涉及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流入地政府不得不通过设定“入学门槛”来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 各地方政府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采取不同方式来履行其义务。
2. 中考政策比较研究:
公平的中考资格是义务教育结果公平的前提条件, 因此, 研究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是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对北京、石家庄、合肥、贵阳和兰州等5城市11所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中学开展的专题调研发现, 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初中毕业生的去留。吴霓认为, 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的原因, 是与当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评价体系等密切相关的。
(二) 政策缺陷的反思
通过地方性政策对比发现, 目前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性问题, 更是政治体制的不足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疏漏的反映。
1. 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羁绊。户籍制度城市与农村二元分割, 同时将地域与地域之间分割, 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均衡, 不均衡直接导致了不平等。而教育 (尤其是义务教育) 是社会的公共品, 政府有义务和责任为所有孩子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不均衡的教育发展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 这正是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针对这些情况, 张镇华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雷万鹏、汪传艳认为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 现代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不完善。
义务教育经费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 按本地户籍人口数为依据, 经费由财政部门拨到各个区县, 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则由流入地支付, 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财政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也不愿主动承担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成本。于是省市级政府将管理责任下放, 导致投入主体重心过低, 加大地方财政困难, 以至于经费得不到保障。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层层卸责导致了农民工成了教育经费的实际承担者。
对此, 付卫东认为是国家财政投入太少, 建议建立以中央及省级政府为主的经费负担体系;范先佐主张建构“以城市为主, 分级政府分级承担”的经费保障机制;林建勇提出流出地政府“跟踪办学”的建议。
3. 教育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和监督的缺乏。
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 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合理, 也一定程度上致使学籍管理混乱。农民工子女“被建立”了临时学籍, 临时学籍的存在不利于各地政府教育部门掌握随迁子女教育信息而影响了教育布局与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足。同时, 教育部门对学校管理不够也导致了公立学校乱收费等现象。
有学者建议, 在管理上, 应当建立起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 教育部门在做相关统计时, 应将统计口径由现在的户籍人口改为常住人口统计, 将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到当地公办学校招生计划中, 同时将农民工子女的教学经费也纳入财政预算之中, 并鼓励公办学校积极地接受农民工子女, 取消择校费或借读费等。在私立学校的管理上, 教育部门既要抓质量, 又要给予一定的扶持。
二、现状调查研究
就目前情形来讲, 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相对较缺乏, 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缺乏全面认识。目前有限的现状调查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全国范围内的抽查分析, 其二是某一城市的具体调查分析。前者有以全国1%人口调查为基本资料的数据分析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抽样调查等;后者有如北京、武汉、晋江等个别城市的调查。
调查内容则主要是流动儿童迁移特征、家庭生活学习环境、流动儿童就读学校状况及满意度、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期望和流动儿童适应性等方面。简单来说, 这些调查都是着眼于随迁子女是否有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关注是否有书可读的问题, 调查者希望从调查中找到为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或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机会。总的来说, 对义务教育的结果的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前途的关注太少。
三、今后研究方向
很多研究者不断地对各种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研究, 应该说这些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相对而言, 实地调查研究却还不够完全, 现阶段调查研究过于宽泛, 一味追求样本的代表性和调查问题的全面, 多地取材, 某一地区的特点被弱化, 反而不易找到各地特点, 缺乏针对某一个案例的深入调查研究, 结果导致片面追求“全面”而留于肤浅, 缺乏片面深刻的调查, 没有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以街道或学校甚至家庭为单位的全面深入调查。
今后的研究工作应以部分地区全面深入的实际状况调查为主, 清晰明确地反映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以及其对具体学生和家庭的具体影响, 发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反映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义务教育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今后, 研究者们应当更多地关注流动儿童的前途, 而非仅仅督促政府承担起为所有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有学上”只是基础而非目的, “上好学”才是流动儿童的追求, 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这也正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教育才能发挥其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便是通过实地调查, 获得第一手资料, 分析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结果公平与入学公平和过程公平的联系, 总结学校教育对于学生教育结果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李麟.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状况调查研究.
[2]赵刚, 李学义.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调查研究.
[3]段成荣, 杨舸.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4]范先佐, 彭湃.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构想.
[5]张振华.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6]林建永, 苏绿云.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资金亟需明确.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5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文化区隔内涵
“区隔”意指区别、差别,译自英文distinction。在《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为事物或者人按照其质量、品质进行的区分和隔离。布迪厄在其著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将“区隔”定义为“必然趣味和自由趣味的对立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2]。正如布迪厄所言,人们对事物不同的看法、追求、评判标准,使其对美学的判断分化成了对立的方面,最终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区隔。[3]
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不同位置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人们又会形成共同的文化圈,从而将自己与自身文化圈以外的群体进行区隔。文化区隔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对媒介的选择和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实现的。[2]但本文中理解的农民工文化区隔更多地趋向于一种被区隔,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而无力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有关农民工文化区隔的研究中,刘艳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的文化认同中存在困难;[4]李运庆指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区隔的结果容易造成身份认同现象的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社会地位;[5]郭星华等认为,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还是更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网络,并未在移居的城市建立起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网络;[6]郑功成等指出,农民工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份、空间、制度是导致农民工文化区隔产生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处境,很大程度上沿袭到了其随迁子女身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着文化的“区隔”。结合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和文化区隔的分析,结合具体的田野调查情况和已有资料,本文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区隔主要表现为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三种类型。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表现
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文化区隔既是对农民工文化区隔的承袭与体现,又有其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而有的特性。本文以对石景山区G中学的田野调查(2013年9月-2015年6月)为例。就整个北京市石景山区而言,截至2014年秋季开学,石景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共33 158人,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17 348人,占全区总人数的52.32%(笔者根据石景山区G中学S教师提供的石景山区2014年学生基本信息整理)。G中学是石景山区一所普通公办校,该校在2014年秋季开学后共有学生474人,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有359人,占该校学生总人数的75.74%(笔者根据G中学2014年学生基本信息整理)。以这所普通公办校为调查点,结合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实践和家庭实践,我们有必要讨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受到的文化区隔的困境。
1.制度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逾越的铜墙
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农民工随迁子女制度区隔的本源在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地树立起一道藩篱,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自然转化途径被阻隔,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被强化,城乡隔离与分治。其中,公民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都是在其户籍所在地实现的,这是为了保证全国人口分布安定性的政策。[8]农民工随迁子女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从来不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场域,教育文化体制的区隔是制度区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主要体现为政策的制度区隔。
(1)“五证”政策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京入学的门槛。“五证”主要是指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很多农民工在办理这些手续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且不一定能顺利地办好“五证”。这给学生家长带来麻烦倒是其次,更主要的是给孩子的上学问题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G中学学生玲玲正是因为“五证”问题,学籍无法转入北京,回老家上学更是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回老家无人照料,另一方面则是回去后还得重读初三。
(2)中考制度是禁止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京升入普通高中的决绝力量。2012年12月30日,由北京市教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形成,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并正式发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9]中规定:从2013年起,凡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本市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这个政策当中,规定了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考的条件。上述说明,农民工随迁子女仍无法在京升入普通高中。他们可以具备正式考生的资格,但一些家长无法提供在京3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况且一些考生父母对中职毕业的前景并不看好。在2013年9月,G中学初二(一)班共36人,农民工随迁子女17人;2014年9月,该班只有29人,农民工随迁子女10人;到2015年2月,该班共28人,农民工随迁子女只有9人。从该班级学生人数的变化中,我们知道班上已有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回了老家。在严格的中考制度下,老师、学生、家长都是无奈的。制度区隔的力量是强大的,非简单的人力所能违抗或突破,制度区隔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逾越的一道铜墙。
2.空间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在城市的浮岛
空间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遭遇的空间区隔既有物理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具体指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区隔化和人际交往的区隔化。在充分进行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实践和家庭实践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具体通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玲玲所遭遇的空间区隔进行呈现和分析。玲玲是石景山区G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老家在河南信阳,2013年9月进入该校初二班级学习,学籍无法转到北京,她是班上唯一一位没有学籍的学生。家住石景山区的一个偏僻郊区,周边人烟稀少,全家在一个小院里租住了两间平房。小院中租住者都是外地打工者及其子女,从事个体经营或废品收购等工作。
(1)生活空间的区隔化。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是农民工谋取在都市立足的主要方式。他们也是聚居在郊区,聚居区内的“居民”多是同乡,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亲缘和地缘关系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10]在此基础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活空间区隔还体现出自己的特点。玲玲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式的,她只是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穿梭往返。周一到周五,她早起上学,傍晚放学则坐公交回家。周末也不外出,一方面因父母没时间陪同,另一方面也因自己对城市环境的陌生,父母不放心孩子外出,孩子自身也选择不外出。在学校,当所有老师都在为学生中考而备战,当所有学生都在为中考而努力拼搏的时候,没有学籍的玲玲只有“暗影自怜”。
(2)人际交往的区隔化。农民工群体并未在移居的城市建立起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网络,他们和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内倾性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同乡和从其他地区来的农村人,表层性指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11]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人际交往的区隔程度更甚,他们大多只是同自己的亲人有亲密接触,同学校师生的交流也是表层和空间性的。玲玲周末只是在家学习或者看电视,或者到住处旁边的小土堆上面和弟弟嬉闹小跑一番。她连紧挨着自家租住的邻居也不熟识,甚至没和邻居的同龄孩子说过话。她没有QQ等现代交流软件能与同学有联系或沟通,一离开学校,她的生活仿佛就和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瓜葛。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是漂浮的,他们没有在这儿扎根,在北京大环境中,在户籍制度大背景下,在社会转型期,他们被城乡双重牵制,限制着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区隔使得他们如同生活在城市中悬浮的孤岛上。
3.文化/心理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和心理独白
乡村、城市因地域、历史变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烙印深深地印刻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身上。教育是文化的特殊形态,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文化中接受教育的特殊主体,因曾经所处的不同地域和文化差异,使他们在教育中更容易面临困境。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内心也有着自身深刻的体悟和感受,或许我们也该细心聆听他们内心深处的独白。
(1)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由于城乡差异或地域差异,学校办学性质及办学条件会有不同,具体体现在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校园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不同的学校,产生了相应的教育困境。
转过四次转学的玲玲刚来G中学时,连最简单的诗词背诵都难以过关,这给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困扰,学生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焦虑。而事实证明,一年的努力下来,玲玲已经能很好地背诵古诗词了,她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多次的转学,其学习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玲玲仍没有完全摆脱因这种文化差异或转学经历所带来的文化区隔及其教育困境。
(2)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独白。心理区隔是一种心理意识的边界划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区隔主要从他们接受城市的心理影响和认可、对学校和城市的归属感等角度来分析。要想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所遭遇的心理区隔,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聆听他们的心理独白。
玲玲:“我不喜欢这个城市!”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许多外地人都会来这儿工作。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因为这的人做起事比较严肃。在我家乡的时候做什么事都让人感觉挺轻松、自在。在北京车流量很大,空气不是很清新。通常都会有雾霾,很少见到晴天。而在我家乡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是早晨,让人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感觉自己还在呼吸着家乡的新鲜空气!特别想念家乡的树木、房屋,还有同村的小孩子一起疯耍的情景!
(摘自2014.11.19田野笔记)
我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我到底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内心,经历着这种种心理的挣扎与叩问。
三、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主体力量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面临着多方面的文化区隔,制度、身份、空间等都是影响文化区隔的重要因素,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既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又是其文化区隔的表现。学校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的主要场域,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区隔现状在学校体现得较为集中。学校中的课程体系是以城市文化为中心,学校的教育也是为主流城市生活做准备的,在此情况下,学校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现状是否真的无动于衷?面对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该何去何从?面对区隔,他们是否是完全无力的群体?打破文化区隔,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力量。结合笔者对G中学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看到为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多方主体正在做出努力。
1.学校———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力量
学校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学习、活动的主要场域,作为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毫无疑问它应该成为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力量。在G中学,既有城市学生,又有农村学生,既有北京学生,又有外地学生,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带有各种显性、隐性文化差异的学生相聚在一起,其中各种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力量既可能相互撞击形成文化区隔,又可能相互融合打破文化区隔。G中学主要从学校生活、学校学习、学校活动三个角度着手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
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大,为了杜绝学生之间因为服装穿着而产生的不良攀比心理以及树立学校的整体形象,G中学学生全部穿校服,学校在这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这就消除了学生在衣服上的攀比心理。“北咸南甜,东酸西辣”是我国饮食多样性特点的体现,学校饮食主要以健康营养美味为主线。学校每月进行卫生习惯大检查,注重对全体学生的卫生习惯进行教育和培养,以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所有师生在学校都讲普通话,来自各个不同地方学生的普通话都讲得特别好,听不出有明显的地方口音。学校领导、师生间相互形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良好关系,从各个方面对学生予以关心。
2.教师———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直接力量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是教育关系中最为主体的关系。师生之间不仅有正式的教育关系,还有因情感的交往和交流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在教师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教师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至关重要,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教师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直接力量。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学校容易遇到学习困境,教师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困境、解决他们学习障碍的直接力量。G中学教师经常利用午休、课间或其他零碎的时间无偿给一些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补习与讲解,他们做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们是负责任的、用心的。
3.同辈群体———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特殊力量
同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极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是青少年获得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对青少年生活目标和价值观、交往能力等有着重要意义。[12]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健康成长中少不了同伴群体的伴随,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与成人的关系,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小世界,同辈群体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特殊力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渴望有朋友,渴望与同龄人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对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区隔的打破至关重要。
4.农民工随迁子女———打破文化区隔的内在力量
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区隔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是其根源,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打破区隔的最主要途径。也有的学者从政府、社会等角度做了自己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在上文中论述了学校、教师、同辈群体等不同主体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性之余,特别强调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的力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本身是主观能动的个体,他们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努力,以或多或少打破自己所面临的文化区隔现状。
四、结语
农民工随迁子女也是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被区别对待,处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遭遇着文化的“区隔”:制度区隔使得他们在北京这个大城市中的入学和升学都面临着很多的限制;空间区隔使得他们的处境是一种空间的、城市生活的远离;文化/心理区隔使得他们面临着教育困境,经历着种种心理的挣扎与叩问。在这些文化区隔的现状下,学校、教师、学生都在他们各自的角色扮演中发挥着作用,可是,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他们能改变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能改变———制度,这是他们无法突破的一道铜墙。能改变的、能打破的,他们尽力改变,尽力打破,但这似乎总归是处在一种无奈的硬性制度下,一种无法掌控的空间情境中。但至少,这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现状呈现,他们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呼吁力量,是对所有儿童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共有的诉求!
摘要：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遭遇着文化区隔问题。为调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的教育问题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活动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主要面临着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等三种文化区隔问题。打破文化区隔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力量,学校、教师、同辈群体、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都应不懈努力,共同为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做贡献。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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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法,首先通过方便抽样确定位于上海、广州、北京3地的34所民办随迁子女小学( 上海23所、北京4所、广州7所) ,在每所学校的四年级中,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3个班级( 不足3个班级的全部纳入) ,对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学生和家长问卷各4 166份,将学生问卷中“欺负”相关题目全部未答者和其他关键变量缺失者剔除,获有效问卷4 074份,有效率为97. 8% 。包括上海2 830名( 69. 5% ) ,广州888名 ( 21. 8% ) ,北京356名 ( 8. 7% ) ; 男生2 354名( 57. 8% ) ,女生1 720名( 42. 2% ) 。平均年龄( 9. 79±0. 86) 岁。受调查学生在目前城市平均居住时长为( 6. 56±3. 39) a,39. 9% 的学生出生在目前生活的城市,36. 7% 在1 ~ 6岁来到该城市,23. 4% 在7岁或7岁以后来到该城市; 54. 6% 的被调查学生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孩子日常 生活的主 要看护人 是母亲( 72. 8% ) 。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分别占57. 3% 和51. 4%; “小学及以下”占18. 3% 和31. 5%,“高中及以上”仅占24. 4% 和17. 1% 。父亲和母亲从事体力劳动的比例分别为18. 9% 和13. 6% ,无业者分别 占3. 5% 和15. 3% 。大多数 家长( 71. 5% ) 自感家庭经济状况为“中等水平”。
1. 2 方法 参考国内信、效度较高的量表,编制结构式的学生自填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欺负/受欺负经历、校园欺负形式和发生地点、受欺负时的应对策略、旁观校园欺负经历和应对策略。同时,通过家长问卷调查孩子的年龄、主要看护人、孩子在目前这个城市居住的时间、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亲职业、自感家庭经济条件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
校园欺负行为主要参考Authoritative School Climate Survey ( ASCS) 问卷小学版[7]及陈世平等[8]修订的Smith校园欺负问卷中的相关问题编制。在向受调查者解释“校园欺负行为”的具体含义后,询问受调查者的“曾经”受欺负/欺负别人经历,“现在”( 过去1个月里) 的受欺负/欺负别人行为频率,并以“平均每周2次以上”为界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将被调查对象分为互不交集的4类欺负行为角色: 仅受欺负者、仅欺负他人者、既受欺负又欺负他人者、未卷入者。前3类都认为是卷入了校园欺负。
所调查的受欺负形式包括“骂我、给我起难听的外号”“踢我、打我”“威胁我”“抢夺或毁坏我的东西”“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和游戏,或让他的朋友不跟我玩”“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使其他小朋友不喜欢我”“通过手机短信、网络聊天,对我说难听的话或散播我的谣言”。根据经典的校园欺负分类方式[9],将校园欺负分为言语欺负、身体欺负、关系欺负、网络欺负; 同时,也调查了相应的欺负他人形式。
问卷调查于2014年3—4月进行,学生问卷由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在班级内用规范的指导语组织学生填写并当场回收; 家长问卷由班主任以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带回家给家长填写,每校指定1名教师负责将问卷在1周内回收。
1. 3 统计分析 使用Epi Data 3. 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逻辑检错,使用SPSS 21. 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描述被调查者基本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采用χ2检验分析校园欺负行为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学生旁观、应对校园欺负的情况。检验水准α = 0. 05。
2 结果
2. 1 学生校园欺负行为总体报告情况 在所有被调查学生中,62. 1% 自我报告曾经( 过去一直以来) 卷入过校园欺负,其中25. 6% 仅受欺负,7. 2% 仅欺负他人,29. 3% 既受欺负又欺负他人。有19. 9% 的学生自我报告现在 ( 过去1个月) 卷入了校园欺负,其中10. 1% 仅受欺负,4. 0% 仅欺负他人,5. 8% 既受欺负又欺负他人。男生、生活在广州或北京、无兄弟姐妹、家庭经济较差者曾经卷入校园欺负的比例较高; 广州或北京的被调查者现在卷入校园欺负的比例高于上海地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 05) 。见表1。2. 2学生校园欺负行为的形式就受欺负的形式而言,自我报告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言语欺负、身体欺负、关系欺负和网络欺负,男生受到身体欺负和网络欺负的比例高于女生。欺负他人的各类形式中,由高到低依次为言语欺负、关系欺负、身体欺负和网络欺负,男生自我报告曾经言语欺负、身体欺负、网络欺负他人的比例均高于女生。见表2。
2. 3 学生校园欺负行为发生地点 最常见的受欺负地点是教室( 54. 2% ) ,其次为上下学路上( 29. 8% ) 、学校操场( 25. 6% ) 和学校走廊或大厅( 18. 5% ) ,少数受欺负者是在家中或家附近( 8. 3% ) 、校车( 7. 4% ) 和学校厕所( 5. 8% ) 。男生在学校操场、上下学路上、学校厕所受欺负的比例高于女生( χ2值分别为17. 58,5. 11,41. 35,P值均 < 0. 05) ,而女生在教室、家中或家附近受欺负的比例高于男生 ( χ2值分别为79. 15,4. 00,P值均 < 0. 05 ) 。41. 2% 的男生受欺负者和32. 3% 的女生受欺负者通常被几个人一起欺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 33,P < 0. 05) 。
2. 4 学生校园欺负行为的应对策略 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否受过欺负,学生选择最多的策略均为寻求帮助类的“告诉教师或班干部,让他们出面解决”( 42. 8% ) ,排在第二位的策略为忍受类的“尽量避免接触欺负我的人,绕道而行”( 33. 2% ) 。曾经受欺负者选择忍受类应对方式以及选择“向欺负我的人展开反击”的比例高于未受欺负者; 未受欺负者选择“想办法改正自己缺点”的比例高于受欺负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 05) 。见表3。
/%
注: * P < 0. 05,**P < 0. 01。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
全部被调查学生中,67. 5% 在最近1个月旁观过同学、朋友或同伴受欺负。在这些校园欺负旁观者中,61. 7% 积极采取行动制止校园欺负,如“把情况赶紧告诉教师或班干部”( 44. 3% ) 或“直接用语言或者行动制止欺负别人者”( 17. 4% ) ; 38. 3% 的旁观者没有采取行动,其中21. 1%“同情受欺负者,想制止欺负行为,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7. 6%“不感兴趣,不关我的事”,3. 5%“看热闹,觉得很好玩”,还有6. 0%“与欺负者一起欺负”。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学生曾经卷入过校园欺负,2 /3的学生在最近1个月旁观过校园欺负,可见校园欺负行为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群体中的普遍性。另外,男性、无兄弟姐妹、家庭经济较差者曾经卷入校园欺负比例高,言语欺负形式最为常见,学校( 包括教室、操场、走廊和大厅) 及上下学路上为最常见的受欺负地点,与其他研究[9,10,11,12,13]结果一致。
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各类校园欺负行为角色者自我报告率有所差异: 江小小等[14]在2011年对511名上海市随迁子女小学学生的调查发现,现在仅受欺负者只占4. 3% ,仅欺负他人者占1. 6% ,既欺负他人又受欺负者占1% ,绝大多数( 93. 1% ) 学生现在未卷入校园欺负; 谭千保[10]2010年对城市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15. 8% 的学生为仅受欺负者,4. 2% 为仅欺负者,3. 2% 为欺负和受欺负者,78. 2% 未卷入校园欺负;曹薇[15]2012年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校园欺负发生率很高,有57. 7% 的儿童受过欺负,26. 7% 频繁地受欺负,35. 7% 欺负过他人,14. 1% 频繁地欺负他人。各研究校园欺负报告率差别较大的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校园欺负量表不同,校园欺负行为的判定标准稍有差异; 调查对象的年龄不同,使得研究间的可比性较低; 许多研究抽样方法不明确,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高。本研究选取随迁子女数量和其所占当地儿童百分比均位居全国前列[4]的上海、广州、北京3地进行,且调查样本量大,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虽然各研究报告率有所差异,但均可反应出校园欺负行为在随迁子女群体中普遍存在,应当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本次调查中,广州、北京地区项目学校的校园欺负报告率高于上海。参与本次调查的上海学校多数曾经做过口腔、营养、个人卫生等方面的学校健康促进项目,而广州、北京地区学校从未做过此类项目。学校健康促进项目是从学校政策、物质环境、社会心理环境、个人健康生活技能、学校健康服务、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与合作等6个方面,通过综合性的干预活动促进学生健康[16]。有研究显示,校园欺负与学校氛围有着密切联系,和谐积极的班级氛围、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合理全面的学校政策均有利于预防校园欺负行为[11,17,18,19]。上海地区项目学校开展的健康促进项目促进了良好学校氛围的形成,提高了师生的健康意识,从而可能也减少了欺负行为。
本研究发现,与未受欺负者相比较,曾经受欺负者选用忍受类应对方式的比例较高,与相关研究结果[9,20,21]一致。善于运用策略解决和处理人际矛盾的儿童人际适应状况良好,社会化发展程度较高[21],而受欺负者除自身相对弱小等因素外,又因为缺乏有效的解决策略,使得欺负者可以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实施欺负行为,使受欺负者更加难以摆脱长期反复受欺负的情境[9,21]。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中2 /3的学生过去1个月旁观过校园欺负行为,然而仅有61. 7% 的旁观者会采取行动制止校园欺负。旁观者在校园欺负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支持欺负者或提供给欺负者鼓励性信息( 如围观、哄笑) ,往往会推动校园欺负的发生发展; 对欺负行为积极抵制的人,往往会抑制校园欺负的发生; 而持漠视态度者,则在无形中助长了校园欺负行为[22,23]。在进行校园欺负干预时,仅开展针对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教育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关注校园欺负事件的旁观者,对全体师生进行宣传教育,通过营造良好和谐的校园氛围,共同抵制校园欺负; 另外还要了解旁观者没有采取制止行动的原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7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纷纷流入城市务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拖家带口,在城市中找到谋生的手段和空间,他们的随迁子女或是已经在农村老家入学,或是达到入学年龄即将入学,这样就产生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子女在城市上学问题。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的人数巨大,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因为他们的子女很难在城市某个小学和中学上学,即使找到了学校上学,到了高中毕业时想参加高考的学生又面临着返回老家参加高考的问题。进城务工者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涉及的问题很多,社会影响面大,解决的程度关系到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大局,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密切关注。由于我国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高速发展阶段,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将继续扩大,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数量将继续增加,因此,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近年来,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进城务工者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是我国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我国现有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新形势下出现的亟待解决问题。它涉及到我国教育制度、教育资源、教育公平和发展基础教育等多个方面。范先佐(2007)基于对湖北、河南等省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专门调查,从制度层面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革现行体制的政策措施[1]。李高峰认为进城务工者子女主要面临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质量堪忧和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现行制度的制约和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并提出了建立全纳教育体系、创建欢迎所有学生的学校等建议[2]。对现有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是从教育学和教育体制上进行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进城务工者子女学校教育问题还不够深入,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以便为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二、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主要是指跟随务工者的子女就学问题,包括入学与升学、学习环境和身心健康等问题。其中入学和升学是首要问题。根据我国义务教育的有关法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要受到相应的教育,享有应有的教育权利,并按照就近原则入学学习。但是,学生家长在城市务工,导致学生不得不从出生地跟随父母到陌生的城市,有的是即将入学,有的是从已有的学校转学到城市,这就使得学生被迫中断以前的入学学习轨道,开始新的学习生活。由于大部分务工者对所在城市是陌生的,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系,加上所在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资源紧张,一般的务工者子女都难以及时顺利地入学或者找到对接学校学习,从而出现现在众所关注的问题。
进城务工者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季节性,也包括城市居民中离开原居住地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务工的人们。在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加上共同迁移的家庭其他成员,这些人统称流动人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上升,规模日益扩大,他们有的长期居住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依靠打工或其他劳动方式谋生,为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城市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据统计,在2005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万人,到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6.5%。预计未来,我国流动人口将进一步增加,到2020年我国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因此,人口流动的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在流动人口中的适龄教育儿童和青少年,也日益增加。以北京为例,2011年有47.8万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学生有33.9万人。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进城务工的人口都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们的随迁子女也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这些子女的学校教育能否顺利以及教育的质量,都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各界都必须正视和用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入学难。大部分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入学难。他们因为工作和劳动就业的原因,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务工,并把子女随身带到城市生活。然而,等到子女达到入学年龄时突然发现很难找到小学、中学接收他们上学。城市中的中小学拒绝他们的子女入学的借口很多,有的也很实际,例如大部分以学校班级满员为原因拒绝接收这些需要入学的儿童,这些学校一般是公立学校,也是学区的中心学校。务工者为了能够让子女能够在规定的年龄入学学习,采取了所能想到的各种办法,甚至是采取过激的方式,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乘机收取学生家长的礼金,以权谋私。有些是歧视性收费,有些务工者不能满足学校提出的要求,只能使子女处于失学状态。
第二,进城务工者子女受到歧视,严重地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由于不是当地户口,他们的子女时常受到来自周围同学甚至老师的不公正待遇,特别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在一些学校,当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常常被同学孤立起来,在上课时不被老师重视,等等,这些都使他们幼小心灵受到极大伤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子女中有58.3%的人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其理由是“他们欺负人”的占26.2%,“看不起人”的占37.1%。另外,有3.1%的来京农民工的子女从来没有和北京的孩子接触过[3]。进城务工者子女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无疑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心理,使他们变得沉默和孤独,严重的会使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不满。
第三,进城务工者子女升学考试困境。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目前高考办法是考生按照户口所在地就近参加高考。随迁子女虽然在当地接受了高中教育,但是在高考时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参加考试。这给考生带来极大的不便。学生不得不在高考前回到出生地,或者放弃高考机会。这种情况也给进城务工者造成巨大的困难,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或劳动。对于这些问题,一些省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制定相应的措施,积极推动高考制度改革,逐步突破高考的户籍限制,实现考生随学习地点参加高考。
第四,与进入公立学校学校的儿童相比,选择在一些民办的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儿童,存在受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许多打工者子弟学校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松弛,教学条件差;教师流动性大,师资不强;教学质量普遍不高,教师责任心相对不强;校舍简陋,教学器材匮乏;学校安全难以有保障,容易产生突发事件。有些民办学校甚至不具备合法的办学手续,有些以收费盈利为主要目的,等等。由于这些原因,进城务工者子女接受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三、进城务工者子女随迁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经济根源
进城务工者子女随迁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教育体制存在深层问题,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体制存在矛盾的结果。
(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必然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进城务工者子女随迁教育公平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城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化出现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消除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劳动力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使得城市建设中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城镇中就业机会多,收入增长快,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从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看,201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23∶1,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为3.1∶1,这个差距在短期内难以缩小。按照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经济落后的农村收入水平低,在城市高收入和存在大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自动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流向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和城市化带来的劳动力就业机会的扩大,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因而也引起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携带家属(包括未成年子女)进入城市,从而产生了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可见,这是一个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我国户籍制度是导致外地务工者子女随迁教育公平问题的制度原因
除了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原因外,我国的户籍制度、教育投入制度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使得进城务工者子女教育问题变得复杂突出。城乡二元制度是我国现实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使我国城乡居民被人为地进行了身份分离,具有城市户籍的人们被称作城里人,居住在乡村的人们被称作农村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就业机会、高于农村劳动收入的吸引下,农村劳动力大批地转移到城市,投入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但是,他们身为农村居民或者非本地城市户口,因而受到来自工作、生活和子女学习等各方面的限制。户籍制度成为阻拦外地务工者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的一道无形的屏障,这个屏障也是他们的子女获得城市教育机会的主要障碍。
(三)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经费不足,中小学教育设施薄弱
通常,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是由所在地政府从公共财政中提供的,由于中小学校本身通常是公共事业部门,不仅投入的相对少,而且学校在收费上受到严格限制,一般都存在经费紧张的问题,因此,中小学校难以根据学生的需要扩大规模,而且,学生的数量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数目的限制,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学校不愿意同时也无法接收不属于本区的学生。可见,教育投入经费紧张是导致来自务工者随迁子女上学难的经济上的原因。
教学质量高、教育设施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小学校,通常是一个城市经济发达的场所,人口密度比较高,是城市外来务工者聚集之处。由于务工场所的限制,使得他们的随迁子女须需要就近入学。但是,这些中小学校学生多,教室通常爆满,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外地务工子女,因此也加剧了他们的子女上学困难。
(四)教育费用支出来源不确定,导致一些学校拒绝接纳进城务工者子女入学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处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具有就近上学和接受义务教育的各种权利。2008年9月1日起,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杂费。一般地讲,学校在教育学生时需要付出相应的费用支出,但这些费用又不能从学生那里收取,因此,学校缺乏动力接收来自农村地区或者其他城镇的务工者子女并满足他们学习的需要。只要存在着多支付成本费用的可能,就必然出现拒绝外来务工者子女就学的问题。只有在当地政府愿意并实际提供所有费用,以及奖励接收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学校时,才有可能使这些中小学校的管理者愿意接收务工者子女入学。目前,上海等城市已经做到免除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学杂费、教科书费,并按照招收学生人数给予每个学生每年2 000元左右的基本成本补助。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办法。
四、解决进城务工者随迁子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建议
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核心是机会、权利的问题,也是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的公平问题。同样是公民,应当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接受同等的教育,不受歧视和区别对待,但是,由于来自外地和农村,这些务工者的子女就被排除在城市同龄儿童之外,这是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等造成的,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化教育体制和相关制度的改革及政策。
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及其有关制度。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实行统筹规划,大力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城,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确保人口流动科学有序。在欠发达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尽量减少盲目的人口流动,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状况,实现城乡一体化,消弭城乡经济差距,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城乡户籍制度是人为分割城市和乡村公民的制度,是造成许多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之一,也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需要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一种科学合理公平的公民身份制度。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子女就应当享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城市居民不应歧视农村居民,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因此歧视农村居民的子女,并享有比进城务工者子女更好的教育资源,这是实现城乡儿童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
在平衡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建立有保障的义务教育平等制度,确保流动人口中随迁子女在入学、升学中及时得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及教育管理机构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接收进城务工者子女入学和升学的制度,例如,奖励制度、投诉制度和惩罚制度。地方政府应对接纳进城务工者子女入学的学校进行奖励,以便鼓励学校的接收行为。对不接收的学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惩罚措施。在义务教育管理上,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带来的弊端,实行居住地入学和升学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异地享有制度。这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研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义务教育管理制度。关于这一点,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全纳教育理念很值得重视。全纳教育理念要求“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为此,我们应当建立全纳教育体系,营造一个全纳教育的氛围,给予进城务工者子女“同城待遇”,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使所有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能就近入学接受教育。
在教育费用分摊和教育投入方面,必须调整现有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统一协调经费支出,从教育经费上确保进城务工者子女上学和接受接受教育。地方政府要把进城务工者子女的入学纳入到教育规划中,专门拨出经费支持这项工作。从理论上讲,进城务工者通过他们的劳动给所在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的子女也应当能够享有当地的教育资源。作为流入地的政府要担负起责任,对进城务工者子女给予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经费上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按照义务教育法,中小学城乡实现免费教育。学校因为接收务工者子女入学必然产生的教育费用,不能出自务工者,应由政府财政部门拨付和弥补。
在公立学校资源不足的地方,应大力鼓励个人投资办学,实行统一管理,并且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民办中小学校可以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费用的多少要经过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核准。民办务工者子女学校一般来说不像公立学校那样教育条件好,教学质量好,但是,由于入学门槛低,手续简单,以及学生背景相似,受到很多务工者的欢迎。作为管理部门,需要对他们加以正确引导和给予支持,努力提高民办的务工者子女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缓解公立学校的压力。
在升学考试制度上,国家必须改革高考的地区限制制度,要让考生能够在异地参加高考,而不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由于目前的制度要求考生要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因此,务工者子女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如果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只能返回原籍,另外的学生则有一部分选择辍学,一部分选择了职业高中继续学习。在实现了考生可以异地参加高考的制度后,务工者随迁子女的升学问题就相应地解决了。
此外,为了解决城市学生择校问题,国家应对制定科学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基本一致的中小学校。不仅教学设施统一起来,而且也要实行教师轮换制度,要使教师在不同的学校流动起来,定期交流,避免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实现这样的制度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例如激励措施和保障制度等,只有解决了各种问题,去除了许多障碍,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制度。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公平与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23).
[2]李高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从全纳教育的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09,(4).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8
针对上述现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因为, 我们肩负着为国育人的责任。每一位学生将来都要走出社会, 若错失及时教育引导的良机, 误的不只是学生个人前途、家庭的希望, 更是国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综合素质的大问题。
为了尽可能让这些随迁进城就读的孩子不因家庭环境而虚度时光, 我认为学校要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意识和责任, 同时把对这类学生的监管延伸到校外, 让孩子们在人生奠基阶段不学坏、不荒废学业, 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我们思考, 采取下列做法:
1.建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小孩家庭档案。目的是了解其家庭基本情况、父母职业, 尤其是父母工作时间与孩子校外时间的联系情况, 并把放学后或假日家里无人监护、管理的学生作为学校重点跟踪对象。采取“三定期”:定期分年级集中开会, 了解他们校外时间安排情况, 引导他们合理安排时间自我管理;定期由班主任、科任老师共同约见家长汇报孩子在校表现情况, 同时也了解学生在家的实际情况和家长对孩子的评价, 做到家、校常互通情况, 有针对性对孩子教育、引导;定期家访, 领导班子成员可挂点到年级组并与班主任定期上门家访, 做好帮教指导, 尤其对那些重点跟踪的对象。
2.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 加强对家长的培训, 以提高家长对孩子监护责任的重视程度并注重传授科学育儿的方法, 向家长讲明学校对孩子全面发展提出的做人、做事、学习方面的具体要求与管理, 以逐步形成家长与学校对孩子教育的协调性和合力。
3.发动党员教师分片区对本校进城务工特殊家庭的孩子进行跟踪、帮助, 以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
4.制订“学生校外表现家长评监表”, 通过它促进学生校内校外都能按学校要求、老师引导遵纪守法, 做好人、做好事、勤学习、爱劳动, 尽量减少在外松散、懒惰和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而走错路、误前程;促进家长落实对孩子监护和教育的责任, 如实评价孩子校外表现, 及时与班主任反映、交流孩子情况。评监内容可从孩子可行、可做、有利于成长的五方面进行:一是“爱劳动做家务”;二是“按时回家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多读课外书”;三是“一天在家上网不超过1小时”;四是“按规定不进游戏机室和不进黒网吧”;五是“不乱花钱、不与外人游逛晚不归家”。使用要求:家长每周对照五项要求对孩子的表现评价一次, 并亲笔签名, 班主任两周一次把表回收检查了解情况, 学校德育处定期抽查了解。这样的评监内容其实也是对学生校外做事的一种约束和引导。
5.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多借一些课外书让这些孩子校外阅读, 把其引向与好书交友上来, 也可赠予他们象棋等实物等, 引导其产生良好的兴趣爱好。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 篇9
目前在津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共有14.77万人, 占全市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8.98%。为保障他们在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天津市制定政策, 让所有随迁子女都能进入公办中小学就读, 并在免收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考试竞赛、毕业颁证等方面与天津市学生一视同仁。在2012年的初中招生工作中, 天津市教委又进一步明确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享有同等的待遇, 要求全市各学校不得将随迁子女单独编班, 要平等对待随迁子女, 关注他们的生活和个体差异,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在充分保障随迁子女在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天津市在全国较早开放了中等职业教育, 实现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继续接受高级中等教育, 使一大批随迁子女享有了与天津市学生一样的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权利。近年来, 每年都有百余名随迁子女进入天津市中等职业学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