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经济论文

【摘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在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着眼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经济思想，包括问题意识、精准脱贫、金融服务、城镇化等。这些思想，对我们认清现状，拓宽眼界，找准症结，发展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少数民族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少数民族经济论文 篇1：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核心概念。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时，还需要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与少数民族经济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活动。根据与少数民族经济之间的相关程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可分为少数民族相关经济和非相关经济，少数民族相关经济又分为直接相关经济和间接相关经济。根据其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程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可以分为典型民族地区经济、较典型民族地区经济和非民族地区经济，前二者为民族地区经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经济。

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　民族地区经济　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经济

作者包玉山，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地址：呼和浩特市，邮编010022。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自创建三十年来，近80％的成果是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问题的。然而，在现实中，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并不等于民族地区经济，更不等于少数民族经济。再者，从在这些成果中去掉“民族”字样后，从理论到内容，与区域经济学并无二致。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具有确切含义的、具有分析意义的核心概念以及概念体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大家讨论。

一、核心概念：少数民族经济

有人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不被主流经济学接受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及概念体系。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个学科，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仅有自己的核心概念，而且有用来分析、研究和表达该学科所涉及的所有问题的一系列概念，即概念体系。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核心概念周围展开运动的概念又有哪些呢?2001年施正一先生指出，民族经济学的不成熟性表现在“所使用的概念与范畴的不完全性及其内涵界定的不确定性上”。所以，他以列举的方式列出并解释了“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民族贸易”、“民族财政”等五个概念，但未能选择和确定其核心概念。到了2008年，刘永佶教授终于将“少数民族经济”概念确定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核心概念。这是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其内涵仍未进行界定。然而，对这一核心概念，以及对其周围的其他各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并说明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关系，又直接关系到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经济概念，施正一先生指出：“少数民族经济就是指多民族国家内处于少数人口的那些民族的社会生产与经济生活。在我国，它就是指汉族以外的所有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与经济生活。”显然，此定义只明确了所指“谁之经济”的问题，而没有概括出“少数民族经济”概念的本质特征。

不过，施先生在谈到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认为：“从狭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它包括的范围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把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地区(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包括“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和“一个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而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两个概念又只有量的差别，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将二者理解为“少数民族经济”。这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包括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两个层次的内容。

少数民族经济，顾名思义，是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经济，不应该包括不属于它的经济活动。因此，少数民族经济就是指由多民族国家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各少数民族独立经营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或其参与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多数的经济活动，或是由少数民族成员控制和支配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一般有少数民族特有经济活动和同质经济活动两种表现形式，并由此派生出以下两个概念：(1)少数民族特有经济。此概念是指多民族国家中的非主流的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经营和发展，并孕育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传统特有经济活动和基于传统经济文化发展出来的，以本民族成员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兴特有经济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特有经济概念中的“特有”是个泛指，实际上它既包括少数民族历史上经营和发展的，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经济活动，也包括其他民族成员虽有参与，但不如该少数民族具有优势或特色的经济活动。例如，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藏族的寺庙经济，穆斯林的清真经济。特有经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多个少数民族共同拥有的特有经济，如草原经济、寺院经济、清真经济；几个少数民族共同拥有的特有经济，如狩猎经济；一个少数民族拥有的特有经济，如民文信息产业、少数民族医药业、少数民族手工业、少数民族餐饮业。(2)少数民族同质经济。此概念是指多民族国家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少数民族后来经营和发展并有其成员普遍参与的，同时国内其他民族也都在普遍经营和发展的同质化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

就少数民族特有经济和同质经济的关系而言，随着经济结构的特色化、绿色化调整，少数民族特有经济由于是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也由于是特定文化类型的产物，可能逐渐地被更多的人接受，成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或经济文化类型，向同质化方向发展，转化成为同质经济。例如，内蒙古的乳肉绒业、养牛业、养羊业。由于文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点，今天的特有经济可能也是历史上的同质经济。例如，狩猎经济曾经是许多民族的古老经济活动，但现在它却变成了少数狩猎民族的特有经济活动。

在现实中，少数民族同质经济会随着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相关产业政策的贯彻落实而得到发展和扩张；少数民族特有经济作为少数人的生计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因少数民族同质经济的发展和扩张而日益萎缩。特有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同质经济的发展标示或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变迁的程度和方向。

在少数民族特有经济中，传统特有经济是新兴特有经济的基础，也是其决定性因素。新兴特有经济是以传统特有经济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部门，没有少数民族传统特有经济，少数民族新兴特有经济也就无从谈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特有经济逐渐地转变为传统特有经济，然后又在传统特有经济的基础上分化出别的新兴特有经济。

二、相关概念及相互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早在20世纪80年代谈到少数民族经济的范围时说：“少数民族经济当然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分不开的，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所以，“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概念是与少数民族经济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呢?

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一般都把少数民族地区简化为“民族地区”，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简化为“民族地区经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概念，施正一先生于1993年做了这样的界定：“所谓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就是指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的各种经济建设与

社会经济生活。”2001年，施先生又一次重申并修改了这个定义：民族地区经济“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居住的特定地区经济，在我国就是指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不难发现，在这个概念中，作为前导概念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民族地区”的内涵并不清楚，“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即为民族地区经济”的观念包含在里面。笔者以为，在定义民族地区经济概念之前，还需要先弄清楚“民族地区”概念的内涵及特征。

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地区概念有两种解释或定义，一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二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这两种解释也是我国官方所认可和采纳的解释。

关于第一种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曾指出：“一个地区里头，有相当数量是汉族以外的民族居住在那里，就可以叫做‘少数民族地区’。”但这里的“相当数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无答案。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解释。尽管如此，可以把第一种解释理解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问题，并把这种认识概括为“人口比例标准”，以此为标准选择和确定的民族地区可称为“人口型民族地区”。因为，在一个地区只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居住，才能叫做“少数民族聚居”。但是，在现实中，谁也没有回答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算“聚居”的问题。

关于第二种解释，较为普遍的理解就是民族自治地方即为民族地区。我们把这种认识概括为“政治标准”，以此为标准选择和确定的民族地区可称其为“政治型民族地区”。此种民族地区，在我国有155个，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型民族地区和人口型民族地区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其一致程度则取决于政治型民族地区中的自治民族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高低程度。以西藏为例，藏族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97％，所以，在西藏，政治型民族地区和人口型民族地区是很一致的，可以说，民族自治地方即为民族地区。

但在内蒙古，情况就大有不同。内蒙古虽然是大家公认的“政治型民族地区”，但按照人口型民族地区的标准，它的12个盟市中的8个盟市的蒙古族人口比例只在3％－19％之间；101个旗县市区中的49个旗县市区的蒙古族人口比例都在10％以下。如果这些地区也算作民族地区的话，民族八省区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比例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甘肃等省市也能成为民族地区。因为，这些省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都在20％以上。

类似内蒙古这样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型民族地区和人口型民族地区是不一致的，民族自治地方并不等于民族地区。但是，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内蒙古少数民族旗县市区多达95个，其中，蒙古族人口比例在10％以下的有49个旗县市区，占其51.58％。可见，从地方到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定和划分，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民族自治地方即为民族地区的观念，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在这种观念下，真正的少数民族旗县却被淡化，甚至被严重地边缘化了。因此，对像内蒙古这样的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

在区分民族地区的上述两个标准中，人口比例标准是核心标准。因为，在一个地区没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它就不能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更不能成为民族地区。而关于区分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标准问题，我国宪法及相关的民族法律中均没有相应的规定，只有在《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中有一个设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标准。1993年由国务院批准并颁布实施的《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30％以上的乡，可以按照规定申请设立民族乡；特殊情况的，可以略低于这个比例。”我们对现有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区分时，可以借鉴《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中的这个人口比例规定，并以此作为区分标准。

当然，这个30％的比例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自己的具体比例标准。但对多数少数民族来讲，30％的界限应该是一个底线，不能再低了。如果再放低这一比例标准的话，又要回到“民族自治地方即为民族地区”的认识上，继续混淆民族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两个概念，进而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等同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因此，在现有民族自治地方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按一定的人口比例标准，对其下的所有地区进行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区分，不仅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更加明确而清晰并具有分析性的民族地区概念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安排和使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客观需要。

有的政治型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一开始可能既是政治型民族地区，同时又是人口型民族地区，但随着全国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人口的迁徙，慢慢地变成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低的政治型民族地区；而有的政治型民族地区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人口型民族地区，但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它又可以成为人口型民族地区。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典型民族地区和较典型民族地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转化关系，人口型民族地区经济和政治型民族地区经济之间也存在这样的相互转化关系。

正因为民族地区有人口型民族地区和政治型民族地区两种形式，相应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有人口型民族地区经济和政治型民族地区经济两种形式。

政治型民族地区即为民族自治地方，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各个少数民族中间平面分布的结果，也是《宪法》所认可的不能更改的，但对其内部可以进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当然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标准。根据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情况，可以把民族自治地方分为典型民族地区、较典型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三种。相应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也表现为典型民族地区经济、较典型民族地区经济和非民族地区经济三种形式。其中，前二者构成民族地区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是指典型民族地区和较典型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

现实中，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使少数民族经济表现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一部分，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如此，我们不进行泛泛的“民族地区经济”研究，而只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与少数民族经济有联系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这就需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进行适当的分类，分类的根据就是与少数民族经济之间的相关程度。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越大，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大。根据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相关性程度，可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分为少数民族相关经济和少数民族非相关经济两个部分：(1)少数民族相关经济是指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2)少数民族非相关经济是指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无关联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

根据相关度的不同，把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少数民族相关经济进一步分为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经济和间接相关经济两个部分：(1)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经济是指在少数民族特有经济和

同质经济基础上分化发展出来，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得以发展起来的，且具有明显的民族和民族地区特色的，虽然其从业人员不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但它的发展能够直接带动少数民族特有经济和同质经济发展，并为其提供市场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2)少数民族间接相关经济是指虽不是从少数民族经济分化发展而来，其从业人员中少数民族成员极少，但它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经济具有间接作用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

随着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经济联系的加强，原来的非相关经济也开始与少数民族经济发生联系，成为少数民族相关经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淘汰，原来的相关经济也有可能转化为非相关经济，直接相关经济转化为间接相关经济。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也存在着与此相反方向的转化关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经济有可能被纳入到少数民族经济范畴中，向少数民族特有经济和同质经济转化。

三、理论意义

上述各概念中，少数民族经济是核心概念，其他各概念都以此为中心，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的成双成对、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体系。

通过对少数民族经济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解释，合乎逻辑地提出了少数民族特有经济、传统特有经济、新兴特有经济、少数民族同质经济等概念，并使少数民族经济概念具有很强的分析意义，使它具有了能够说明少数民族经济中的哪些经济活动对该少数民族的发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通过对民族地区经济概念的解释，提出并使用了政治型民族地区、人口型民族地区、典型民族地区、较典型民族地区，政治型民族地区经济、人口型民族地区经济、典型民族地区经济、较典型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相关经济、直接相关经济、间接相关经济、非相关经济等概念，用以分析、表达和论述与少数民族经济有关的民族地区经济问题，使民族地区经济概念在说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的哪些经济活动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有意义方面，也具有了很强的分析意义。总之，选择和确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一系列概念，并做出界定和解释，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理论及其体系的建立，提供概念和理论基础。

根据核心概念和相关概念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提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结构设计；少数民族经济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一少数民族经济的国家干预。首先，少数民族经济中侧重分析和探讨特有经济。这是因为，特有经济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各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手段。其次，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中只分析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典型民族地区经济和较典型民族地区经济)和直接相关经济。再次，在制度层面上，对少数民族经济与直接相关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问题，对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进行调控的对策建议。这样，可以使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具有了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以上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民族自治地方化”的难题。根据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标准，将民族自治地方区分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同时按其少数民族人口多寡把民族地区排好队。这样，我们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者就不会因为缺乏以民族为单位的统计资料，而无奈地采用不能反映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数据进行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从而能够避免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民族自治地方化”倾向的发生。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者也很容易从各个地区综合统计数据中就能够分离出那些反映少数民族经济活动方面的数据，对各少数民族经济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对策和策略。

[责任编辑　马　骍]

作者：包玉山

少数民族经济论文 篇2：

习近平少数民族经济思想探析

【摘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在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着眼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经济思想，包括问题意识、精准脱贫、金融服务、城镇化等。这些思想，对我们认清现状，拓宽眼界，找准症结，发展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少数民族 民族地区 经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两个发展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深入的思考，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出，充分体现着习近平的少数民族经济思想。

习近平少数民族经济思想的现实基础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他指出，中国经济运行轨道正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三期”叠加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面临人口红利丧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環境约束加剧，经济增长引擎缺位等难题，加之国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保增长、稳就业与调结构压力骤增。增长速度换挡导致的经济增长失速、内外需不足导致的消费拉动乏力、淘汰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结构带来的调整阵痛、国际金融危机宽松刺激政策退出等因素带来的消化不良逐步传导至民族地区，并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天然缺陷叠加形成波尾效应，导致民族地区既要进一步夯实经济增长基础、释放经济内生动力、保增长、稳就业，又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改革、调结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和复杂局势。

习近平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总体构想

努力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各民族发展不均衡问题；2014年9月，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强调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2015年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视察时，习近平强调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表明了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进而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体战略中。一方面，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链条不可缺少的一环，只有少数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了小康，才有可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经济又是中华民族经济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民族聚集地大多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建设起步晚，历史欠账多，产业布局畸形，城镇化水平低，内生动力不足，向“新常态”转型能力差，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与东、中部城市地区差距明显且逐年拉大。习近平将这个阶段的民族经济发展特征总结为“三个并存”，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落后并存”①，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机遇更多了，面临的挑战也更多了。因此“要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具体思考

习近平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新思考和新尝试，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和新思想。这些思考，体现在筹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体现在对当代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中，也体现在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和对发展困难的理性面对中。

着力解决少数民族民生问题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和现实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现实基础。在这个阶段，不同经济主体诉求日益多元化，经济现象日趋复杂化，经济问题也日趋具象化，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决策者和制定者在谋改革、求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认清并把握经济问题的本质和产生根源，着眼中国现实，解决具体问题。习近平指出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这就要求坚持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思考模式，将解决好少数民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作为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首要问题—“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要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为首要任务，以扶贫攻坚为重点”②。通过“问题导向”，将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具象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指南，从而形成一系列目标清晰的经济政策，形成倒逼机制，进而明确经济发展动力，推动深化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持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投入的同时注重改变投入方式。习近平立足于对当前纷杂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对当前少数民族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指出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难度较大，必须通过跨越式发展方式实现赶超。同时也强调，在实现小康的征程中，既要瞄准目标，又要扎根实际；既要考虑时间节点，更要注重打基础、谋长远、见实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通过财政倾斜、转移支付、减免税收、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加强生态系统建设、推动特色产业等系统工程，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生存发展软硬件环境，稳步提高了就业，有效改善了民生，推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③。这些转变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借助国家的持续投入，民族地区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少数民族就业人口逐步从效率较低的农业中解放出来，向效率较高的工业和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转移，使以效率为起点的分工合作得以进一步优化，从而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经济主体活力，还原了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但在加大对少数民族经济投入的同时，产出的经济效果却日益弱化：首先是边际产出递减显著，投入产出比不平衡加剧，表明了投入的经济效果恶化；其次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是以对民族地区央企和大型地方国企直接补贴为主，投资周期长、资金成本高、经济效益低、投资回报不显著，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相对偏低，客观上投入对当地就业的拉动效果有限，投入的外溢效应没有达到预期，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促进了民族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化；再次是以往的国家投入方式，抑制了民营企业活力和企业家创造力，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营经济活力，不利于激发少数民族经济自身活力；最后是既往的以项目为主导的投资模式极易引导并加剧民族地区资本、资源等的错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错配风险也会加速暴露，加之民族地区经济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比较差，因此会扭曲经济关系，加剧系统性风险。

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在注重“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通过将政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持资金投入方式由直接补贴改为股权投资，运营方式由政府监管改为基金模式运作，建设方式由政府直接建设改为PPP模式等方式，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中共中央新一届常委与新闻媒体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又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更是制定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扶贫措施。习近平对当前扶贫工作的定位是已经到了攻坚拔寨和啃硬骨头的冲刺阶段。扶贫成为“十三五”期间的第一民生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也成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主攻方向。因此，首先要摸清贫困人口底数，掌握贫困人口分布状况和致贫原因。确定了扶贫目标，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因贫施策，通过创新扶贫方式和扶贫工具，变“大水漫灌”式扶贫为“滴灌”式扶贫，确保扶贫工作扶到点上，扶贫扶到家④，切实提高扶贫工作成效，确保打赢扶贫攻坚战。贫困地区在享受税收、转移支付等优惠和倾斜政策的同时，更要注重转变发展思维，调整发展方式，目光不能仅盯在大项目、大工程和大投入为主的基础建设上，更要注重发展小项目、小工程、小投入和特色产业、微产业，通过建设周期短、收益快、见效明显的“短平快”项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激活地区经济内生动力。

习近平还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由识别到扶持，强化管理和考核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由“亲力亲为”转变为“加强引导”，对政府部门转变扶贫工作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发挥好政府引导、调节这只“手”的作用的同时，更要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尊重少数民族经济主体的创造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企业竞争—个人参与”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夯实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增收基础，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顽疾。

完善少数民族金融服务体系。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区，集中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边疆地区，远离国家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受制于成本因素发展缓慢，贷款难、融资难、金融成本高成为制约少数民族人口脱贫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难题。习近平强调，发展少数民族金融，应当立足于民族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开发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符合少数民族实际的金融产品，在各方面给予差别化支持⑤。

首先，应加强政策性银行对少数民族金融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倾斜力度。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出资成立，为执行政府特定经济政策而進行金融活动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定机构。国家应特别支持、鼓励和引导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金融产品，担负起发展少数民族金融的主体责任。应特别注重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对社会资金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努力构建金融通道，引导资金向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扶贫攻坚、生态修复、环境重建等领域倾斜，从而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等新型农村业态的金融服务力度。特别是应扩大向扶贫对象发放贴息免息扶贫贷款的范围，扩大对少数民族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建立普惠金融。

其次，应提升商业银行组织服务少数民族金融能力。一是鼓励商业银行机构积极优化网点布局，延伸服务网点，建设多层次银行体系，提高对少数民族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对偏远民族地区的金融覆盖能力；二是支持民族地区组建和发展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引导其立足当地实际，服务当地企业；三是推动民族地区商业银行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进合格投资者，鼓励民间资本以各种方式进入民族地区金融领域，提升服务能力，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四是指导商业银行机构合理配置资源，加大对民族地区的信贷倾斜力度；五是引导商业银行机构加大对民生金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三农”业务和特色产业的放贷力度，缓解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提高弱势群体就业、创业能力。

再次，应积极开发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点、满足少数民族特殊需求的保险产品，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严重疫情、重大疾病等突发事故可能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造成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意外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障渠道，通过金融手段将风险减至最低。

最后，应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手段，为少数民族金融服务体系注入新鲜活力。如：探索使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手段服务少数民族经济的新模式；推动农村土地产权有序流转交易；激发农村各生产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开仓放粮，引水养鱼，引导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向政策洼地流动，以此形成新的增长极，增加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确保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后发优势”真正转化成“后发赶超”。此外，央行在综合运用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等金融工具时，也应当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纳入货币政策调整范围，予以特别支持。

探索民族地区城镇化科学路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为32.8%。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较为均衡，形成了空间布局、产业机构、分工合作较为合理的城市群。与之相反，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超高速城镇化进程则是由政府主导的，直接依附于中央财政投入，借助高福利和政府购买等行政手段实现。要稳步推进农业和农村配套改革，创造条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实际，而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积极谋划，配套实施，稳步推进，科学布局，要立足于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大力拓展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提高旅游业比重，提高地区创新活力，提高民族地区核心竞争力，打造能够扎根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切忌重复围绕能源、资源和传统民族手工业搭台唱戏的老路。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发展主题，立足国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民族经济工作道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繁荣。同时，受制于历史环境因素，地区间、民族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发展民族经济，确保各民族群众同步实现小康，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着力解决的难点。习近平在选择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时，充分认清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认清了民族间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统筹考虑，全局谋划，稳妥推进。这些经济思想，既出自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局势的洞悉与把握，也是他对民族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他对少数民族经济崛起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为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正伟：“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4年第20期。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3日。

③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1949-2002年）”，《开发研究》，2004年第4期。

④“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⑤马志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日报》，2014年11月18日。

责编 /张蕾

作者：琚蕾

少数民族经济论文 篇3：

对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的认识

摘要：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另外，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 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西藏、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1]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周恩来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2]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因为历史的因素，各民族并未平等地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各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权利。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得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让各民族都步入先进民族的队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强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合作，为将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促使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改革。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边疆得到建设和国防得到巩固，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78.

[2]关于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23.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Minorities

PAN Xiao-dong

（Qiannan 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 Duyun 558000， China）

Key words： development； minorities； economic ； importance

作者：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