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第一篇：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本质

□郭代模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始终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抓好这个第一要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主题的认识。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本质。综观世界的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认识问题。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即第一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第三代把发展等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在发展本质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并对发展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概括，即发展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把发展视为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西方第二代发展观，还不同于较抽象谈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西方第三代发展观，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这不但突出了发展的本质，而且坚持了“一个中心”，强调了“两大动力”，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三大基本特征。在这里把握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就从根本上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国家的主题、人民的愿望，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内容是由发展的本质和对象决定的，发展的水平则是由一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按照当前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特别是《决定》的判断和要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 点：一是从发展的概念而言，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变扩张及其质变提升相统一的发展；二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三是从发展的社会角度而言，是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发展；四是从发展的主要对象而言，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五是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六是从发展动力而言，是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发展；七是从发展的效果而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八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是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此外，还要把握发展的内容，诸如发展的动力、条件、战略、机制及其目标等等。把握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把握不同时期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与根本途径。

第二篇：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当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学科领域之间前所未有地进行对话、整合，从而一方面使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显得模糊，另一方面使得不同学科的方法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虽然关注点和角度各有不同，但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历来是民族音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到了近十年，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更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学以及其它学科当中，广泛吸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但加强了自己本学科的建设，同时对相邻学科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借鉴，并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将蒙古族音乐研究放置在中国蒙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发现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孕育并发端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蒙古族民俗学先驱罗卜桑悫丹于1918年完成的《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俗学著作。在这部书的《古今歌谣类》一章中，作者收录了当时流传于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14首民歌唱词，从而开启了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先河。下面重点介绍另一个民歌搜集整理方面的主要成果《丙寅》杂志。《丙寅》杂志是现代蒙古族民间文化研究先驱卜和克什克(1902～1943)等人创办的“蒙古文学学会”综合刊物。本刊从1926年创办到20世纪40年代，定期或不定期刊出共十期，刊载并介绍了大量的蒙古族民歌。根据目前所留资料，《丙寅》杂志刊载的蒙古民歌中“蒙古源流之歌”32首，记有歌名的歌曲有50余首，加上未记歌名的民歌，共计90首左右。体裁包括赞颂歌、祈祷歌、训谕歌、宗教歌、感恩歌、宴歌、军歌、故事歌、思念歌、情歌、儿歌等，有独唱、合唱、对唱等。[1]《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标志着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起步早，起点高。罗卜桑悫丹、卜和克什克等学者，较早并系统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理论，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对每一首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背景说明，从而迈出了蒙古族民间音乐“从口传到书写”的历史性一步，并将其推到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较高的位置。遗憾的是，现存的《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仅记录了唱词而未记乐谱，[2]从资料学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见，当时蒙古族音乐研究主要是在民歌领域，而且其重点还是民俗学的和文学的。

第二阶段，蒙古族音乐学资料学科的形成。如果说，上世纪上半叶国内蒙古族音乐研究更多是民俗学领域中，或者说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依靠民俗学的话，那么首部由专业音乐学家完成的第一部民歌集则是由革命音乐家安波、许直、胡日查等人完成的《蒙古民歌集》。该书作为东北文协文工团民间音乐系列资料之一，于1949年由内蒙古日报社印行。该民歌集收录了149首民歌和7首说书调，简谱配以斯拉夫蒙文，可后用蒙、汉文字记录唱词。所收录民歌和说唱曲调分为革命尖、生活类(包括妇女生活、思亲情乡、孤独生活、宴歌等四个分类)、爱情类(包括恋歌、相思失恋、喇嘛偷情、情歌联唱等四个分类)、宗教类、杂类等五类。这些民歌中的一部分是安波、许直等音乐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采风时搜集到的，另一部分则是记录自当时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这是目前所知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记谱法记录的民歌集。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蒙古族口传音乐的搜集整理及书面化工作的正式开始。1952年，安波、许直将精选其中的部分民歌，唱词译成汉文，以《东蒙民歌选》为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由内蒙古歌舞剧团编，奥其、松来汉译的《内蒙古民歌集》，于195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东蒙民歌选》和《内蒙古民歌集》用汉文译词记录，对蒙古族民歌的跨地区、跨民族传播产生了积极意义，例如《嘎达梅林》、《牧歌》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便是通过《东蒙民歌选》流传到全国，并被内地专业音乐家所了解的。196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民歌选》(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部民歌集中收录了170余首蒙古族民歌，并用蒙文记录唱词，配以简谱，是建国后一部重要的民歌参考资料。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以五大“集成”为中心，出版了数十部民歌集、说唱音乐曲调集、乐曲集，其范畴广泛，收录曲目数量浩大，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成果。其中，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则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内部资料;有些是大型集成，有些是地方系列丛书，有些则是各盟、旗自编资料。可见，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资料的搜集整理是蒙古族音乐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十余年，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工作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但是，如果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多是在本民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孕育下形成和发展，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蒙古族理论音乐学研究则却基本独立于民俗学，并以国内音乐学研究为依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第三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理论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蒙古族音乐为对象的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工作，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标志。两部“初探”，前者旨在建构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模型;后者努力设计出蒙古族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其中，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在承认蒙古族音乐的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强调与中国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特征，并以蒙古族民歌为对象，借鉴和吸取了当时我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以及中国民族调式研究的相关方法，用大量的实例来系统地论述了蒙古族民歌曲调的调式特征。而乌兰杰的学术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从音乐史、比较研究、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等多视角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各种音乐体裁进行研究，并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建构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框架。两部著作对于20世纪末蒙古族音乐学科理论的建立来说，其开拓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余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是时期的音乐学研究，从一般的概论性探讨，向深入的音乐学理论及方法论建构发展;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向更为具体的地方音乐传统、乐种、乐人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发展。在逐渐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接轨的同时，正在形成自己特定的传统。 第四阶段，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阶段。如果说80年初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是在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双轨并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蒙古族音乐研究，却又重新回到与相邻学科重新整合的时期。其特点有三：一是，这时期国内音乐学诸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兴起，为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背景;二是，国内外蒙古学的发展，要求蒙古族音乐学研究要全面开放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以融入到整个蒙古学的大环境当中;三是，蒙古族音乐学本身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以及多元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音乐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等需要，要求音乐学研究要走出封闭，才能够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历史脉搏，才能够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多学科的再次整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相对论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进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文化霸权”斗争的武器，文化变迁理论却为人们思考民族音乐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社会学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已开始广泛运用于蒙古族音乐研究当中，极大地改变着民族音乐研究的面貌，而且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开始系统地运用口头诗学、符号学等新学科的方法理论，不仅拓宽了蒙古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促进了国内外音乐学领域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展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前景，与民俗学等相邻学科之间进一步交融和整合，仍然是今后蒙古族民族音乐研究的总体趋势。然而，这并不妨碍各学科本身的独立性，相反，各学科将交融、整合和过程当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综观蒙古族音乐研究所经历的一个世纪，我们发现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相反，它一方面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的总体进程协调步伐，另一方面则以蒙古学诸学科为依托，在彰显自己的特色的同时，不断汲取姊妹学科之优长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远没有结束，毫无疑问，蒙古族文化的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音乐学研究的有力支持，而蒙古族音乐学科的进一步推进，也要借助这种学科整合所提供的力量。 今后，民族音乐学除了充实和加强理论之外，还应为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面，我们应将自己的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与内蒙古各民族传统音乐优秀遗产的发现、发掘、抢救、保护、传承工作结合起来，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贡献(内蒙古民族音乐声像资源库)，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地将草原音乐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展现给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努力搭建起互通渠道(民族原生态音乐走进校院系列音乐会，青年学子田野调查)。

[1] 参见，巴·苏和：《卜和克什克与<丙寅>杂志研究》[蒙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 [2] 据《蒙古风俗鉴》记载，“古今歌谣类”所收录的14首民歌原来带有乐谱，但出版资料中乐谱缺失。(参见，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21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三篇：态度形成与改变的过程条件

(一) 态度的形成过程

态度形成的过程实质上教师学生社会化的过程，可以用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的过程来解释。社会学习可分为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直接学习)。

观察学习也被称为替代学习，指通过观察环境中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发生的学习(个体通过观察榜样在受到刺激时的反应及其受到的强化而完成的学习过程)

(3)观察学习的过程

班杜拉将观察学习分成注意、保持、生成和动机四个学习子过程。他详细分析了观察学习的这四个子过程。

1)注意过程2)保持过程3)生成过程4)动机过程

(4)观察学习的效应

第一，习得效应。第二，抑制效应与去抑制效应。第三，反应促进效应。

第四，刺激指向效应。第五，情绪唤醒功能。

2.亲历学习

亲历学习也称为直接学习(角色扮演学习);个体对刺激做出反应并受到强化而完成的学习过程。亲历学习可被看作是观察学习的一个特例，只是观察对象从他人的行为转化成自己的行为结构和环境事件的信息.

(二)态度的改变过程(心理学家凯尔曼1961年提出态度形成要经过服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

1. 顺从——表面接受他人的意见和观点，在外显行为方面与人相一致，而在认识上与情感上与他人并不一致;

2. 认同——是思想情感和态度上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比顺从更深一层。认同不受外在压力影响;

内化——在思想和观点上与他人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价值体系。

(一)影响态度和品德学习的外部条件

1、家庭的教养方式

2、榜样的作用

3、强化与惩罚

4、社会的风气

5、同伴集体的影响

(二)影响态度和品德学习的内部条件

1、个人的信念1)亲身经历。2)替代经验。3)社会评价。4)逻辑推理。

2、认知失调

3、道德认知发展

第四篇：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邓小平理论论文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的人都已晓得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掌舵、决策的作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集中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智慧，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重大的新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和对问题的方法就是所说的“邓小平理论”。

一、谈谈邓小平理论精髓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确定，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

当然，邓小平理论涉及的面很广，知识量也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地列举，在此我只想做一简单的概括，以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有益的辅助。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是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战之后，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由于邓小平能够敏锐的把握时代的变化，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抓住机遇、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部大国进行革命，必然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这就必须把国内的具体国情同理论相结合，使他们融合，以给我们提出正确的指导方向。实践证明它的正确性，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新确定，有力的保证和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行。现代社会中，改革开放正全面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确立有力的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全面的进行。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道路、正是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进了新的阶段。

二、谈谈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点认识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党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有精辟的解释：我们讲思想解放，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他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原理以及我国的历史经验，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和特点出发，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进行了巨大努力。第一，他首先抓了思想路线问题。他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第三，他反复论述了我国当前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第四，他努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五，他以其远见卓识和革命精神，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问题。第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全神贯注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力的集中点。

三、邓小平理论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光辉理论

20世纪是社会主义运动由空想转变为现实的一个重要时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出现，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硕果。但是到20世纪下半叶，当时代主题由战争和和平演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这些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颇和实践的失误，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或倒退，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到了马克思者面前。 面对世界性巨变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家的大无谓勇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现时代的发展和现时代的特征出发，对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和建设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考。针对过去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够清醒，他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入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一系列针对性方针、政策，构成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是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他认为，丢了老祖宗，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同时又强调不能唯书、唯上，扬教条主义，要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邓小平理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既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显著特点。二是反复强调“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灵魂。离开实事求是，不从我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会走上邪路上去。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纵观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社会建设的曲折经历，改革开放和20年出现的困惑，都是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没有完全搞清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艰辛探索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最终归结到对社会主义本质及概括。这个新的概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十分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和创新，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和不确切的认识，甚至扭曲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从不同视角作过回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况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总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有力地说明，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始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

第五篇：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时代特征 主观条件 历史意义

摘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下形成了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知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伟大思想——邓小平理论。

关键词 : 邓小平理论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主观条件 历史意义

正文

一、邓小平理论的概述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发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曾经做出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许多好的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了这些思想和观点，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理论观点。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形成正确的理论是十分珍贵的。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为我国一心一意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良好机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失误产生的原因，果断的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邓小平领导党从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理论推向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实现两大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实践。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邓小平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了独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中国跨世纪的目标、纲领等作了深入论述，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理论。

三、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

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邓小平精辟的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才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二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邓小平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也使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邓小平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之一。 邓小平为什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首先，在邓小平的一生中，其个人的经历与努力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他具有顽强的奋斗精神。邓小平的一生有着“三起三落”的独特的实践经历，邓小平年轻时代留学法国和苏联，既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亲身感受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和进步，既掌握了“工业化道路”的初步知识，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既培养了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又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以及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决心。

第二，从少年时代离家外出求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过广西百色起义，参加过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经

历过的第

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指挥过一个方面军以及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战役和决战，他出任过西南局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等。他活动工作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党建、外交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直到去世，几乎党成立以来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经历过。

第三，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经历了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磨炼。第一次“落”是在 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瑞金，第一次“起”是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第二次“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二次“起”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三次“落”是在1976年5月，第三次“起”是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不乏“落”了又“起”，“起”了又“落”的人，但像邓小平这样“三落三起”实属少见。更为少见也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每次“落”都不是因为他确实犯了错误，而是因为他坚持了正确的意见而受到错误的处理。因此，当他的正确意见被实践证明和被人们普遍接受以后，错误的处理就不得不撤销或改正，邓小平也就必然地由“落”再“起”。这样，“三落三起”不仅使邓小平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使邓小平在逆境的磨炼中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养成了不信邪、不怕“鬼”、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形成了善于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思考未来、规划发展的思维方式，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

20世纪40、50年代，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转变没有能及时的把握，党的指导思想迟迟没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的对时代的主题做出了新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问题或者是发展问题。他再三强调“世界变了，我们的观念也要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些因素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邓小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总之，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形成的主观条件。

五、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一个时

代的伟人，历史的巨人，虽然已溘然长逝，然而他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都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向前迈进!

作为时代的代言人，当代大学生，面对跨世纪的宏图和历史赋予的重任，我们不仅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更真切地感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迫切性。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用邓小平理论构筑精神支柱。

新时代的我们应该高举伟大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努力学习，大胆创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