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霸权主义的起源范文
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与道德约束机制（上）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资本主义起源有着双重的动力与道德制约机制。世俗化的消费欲望与宗教的禁欲主义同时发挥作用，而市场的运作也使其能够向着合理化的道路前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需要一个合适的硬件与软件相互配合的环境。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始的，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道德约束机制进行探索，当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动力现代意义上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自英国开始，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形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所以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中间包括：近代初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旧的商业活动也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而处于新的商业航道中心的英国，自然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急剧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并迅速积累起资金与财富，最终使得英国首先爆发
1
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1]然而，这种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观点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探索真理的欲望，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邻近英国的其余国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时发展起来;显然，英国人一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使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领了先，于是，马克思?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观点就难免使人耳目一新了。马克思?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了经济学和宗教学以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共时性的学科，但它却总是试图揭开社会发展的秘密，想回答历史的问题，因此总是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反过来，历史在试图跳出单纯的叙述领域时，也不得不向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求救。为了回答社会发展的问题，韦伯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由阶级概念发展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由原始积累发展出他的市场理论，再加上他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新教伦理”的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三个支柱。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论证了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如何逐渐地纳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这种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权力逐渐由传统的政治领袖的手中转入形式组织──即官僚的手中，这种官僚组织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官僚组织的成员并不能为自己设臵目标，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在官僚组织之上，必然有某种权威的来源。随着传统领袖权威的衰落，
2
魅力领袖的地位开始上升，他的威望来源于群众，所以不受传统纽带和责任的束缚，也不受官僚惯例的节制，他们具有革命精神，为所欲为，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并给一个往往处于僵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们的热情耗尽，传统的规范化力量又开始抬头;魅力领袖的继任者需由选举产生，他的追随者也会演变成一群新的官僚，结果是官僚的组织形式再度占了上风。于是传统社会就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治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社会，有的只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但人类的社会终究在缓慢地发展，所以理性化的趋势也在增强，但这种不断增强的理性化趋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领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败，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经济始终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经济行为的彻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种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却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2]结果，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寻找到了缺口。韦伯十分强调加尔文教和清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而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这就是加尔文教的兴起。加尔文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而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同时，加尔文教认为人的命运已经由上帝注定，只有上
3
帝的选民才有资格进入天堂。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上帝的选民，于是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种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他们就在行为上表现得好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而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作系统的安排并勤奋地工作。通过统计学的比较，他发现他所在时代的德国，新教徒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学技术、管理或商业，而天主教徒子女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这个数;熟练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作一个手工师傅，而新教徒则多半被吸引到各现代工厂去从事高级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把这一调查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在研究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动力机制时，他力图探索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精神动机。其结果便是产生了那本影响极大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对于已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来说，适当的经济环境(而且是必需的)，自身并未为其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事先或同时发生的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所以问题最终转为了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英国人的发展，并由此而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韦伯认为，这要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宗教渊源中去寻找，因为文化是人的独特的产物，只有文化的细微差别才有助于说明一些通常无法解释的问题。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和外
4
延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来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开荒进行耕作。在这种基本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以自然为对象，通过劳动和智慧而产生的一种创造物，动物是本能地适应环境，而人却通过文化去主动地改造环境。文化是人从后天习得的，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学习从社会继承而来的。正因如此，文化在人类的活动中具有某种主动的性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努力地工作，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天生是勤奋动物，人要努力奋斗，必须有某种精神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教给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的动力。加尔文教的信徒认为，“尘世是为着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也就有具有了这种特征。”[3]既然如此，人类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非人格的特征，即为合理地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的特征。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这个宇宙组织，安排的如此奇妙的目的性，显然是上帝专门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的。所以为社会服务动劳动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从而也就符合了上帝的意愿。因而，新教伦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献身于日常工作的
5
热情与动力。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这种热情虽然能够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却并不能阻止人们挥霍自己所创造的财富。韦伯由此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义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几种形式的禁欲主义，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特质。在西方的修道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系统的合理的行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摆脱他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某种有计划的意志的统治，使他的行动处于经常不断的自我控制之下并使他认真考虑这些行动的伦理后果。[4]同时，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只有被上帝选中的基督徒(即上帝的选民〕才能够进入天堂，而谁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是不知道的。在不可揣测的天意下，所有的人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宠，就是受到他的遗弃，这就使信徒必须以某种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这样的焦虑中，英国的清教徒把原有的教义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即信徒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这就使虔信与富有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互相接近起来。清教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它表现为一种以理智束缚欲望的特征。这种禁欲主义对清教徒的直接影响是不允许他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资本的积累可以表明他的成功，却不赋予他挥霍的权利，这也是黄金等贵金属流入英国和流入西班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的原因之
6
一。在这种宗教文化因素的推动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国，终于形成了一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却又严格地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这就是理想的推动英国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信徒们既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个人，不再是满足他个人物质需要的手段，资产阶级大肆赚钱的活动就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正因如此，只有在西欧才出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工业资本主义。韦伯据此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正是这种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精神因素，最后使得在西欧的英国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最先产生了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正如一切试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和归纳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会出现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其一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加尔文教的策源地日内瓦未能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摇篮，同样他也无法解释同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苏格兰地区，加尔文教的势力比英格兰地区大得多，在经济上却始终不如英格兰?其次，经济学的理论一再证明，消费是一切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哪个国家，其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都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换言之，扩大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7
正常和必要的过程。假如英国社会确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人人勤奋工作，积累资本，清心寡欲，那么，谁来消费不断增长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积压的后果是反过来抑制生产，并最终影响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近代初期英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与韦伯的看法是相去甚远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自诺曼入侵以来的6个多世纪，英国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饥饿和贫穷之中。[5]而在近代的经济发展之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明显地提高了。据统计,从近代以来，英国民众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以前的奢侈品如茶叶，糖，香料等，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仅在居住方面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在其他的生活消费方面，尽力追求奢华，经常举行大型的宴会，享受从法国等地进口的高级酒类和其他一些名贵的食品，过着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富裕的生活。[6]事实上，随着人类在物质生产手段上的改进，人们依赖自然的程度有所降低，使得人们更乐意享受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现代人比他们的祖先在消费上更为现实，更为大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地创造更多的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所以，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社会，显然并不处于一种韦伯所说的节欲状态。二，世俗化的消费因素如果考虑到韦伯理论的缺陷，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他同样认为在英国
8
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他得出的结论与韦伯恰好相反。因为他注重的是从世俗化的消费文化入手来分析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描述了从1200年间，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铺张浪费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社会尊重而竭力追求和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暴发户们疯狂追求享受，大肆铺张浪费的风气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欧洲。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欧洲不是处于一种节欲状态，相反，是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的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极为自由的状态。新富们在服饰、食品、住房上的炫耀性开支，对歌剧一类开销很大的艺术形式的赞助，连同性习俗方面的变化，很快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文化。事实上，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进化与男女双方的性选择竞争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增加，人的性竞争程度也会增加，男女双方的性本质特征也就越是得到社会的强调，所以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文明人在男女身体方面的差别比原始人要大。[7]当然，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性意识已经从直接性的内容发展到范围及其广泛，形式及其多样的以性为基础的文化形式。可以说质朴无华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首先迈出了第一步的，或
9
者也可以说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音乐、舞蹈、美术、衣饰等都是以吸引异性为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性文化随着人们的观念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这类性文化只要对人类有价值，在市场条件下它就是优质商品。如果想除去文化中的这种性特征，而保持社会一种纯洁的形象，那么也就使人类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为如果在人类的全部文化中除去性方面的内容，也许人类的文化就只剩下枯燥乏味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了。所以性内容和性动机在人类进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所占的比重，的确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认的范围之外。甚至人类的一些公认的进步的标志，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其过程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沿着如下道路进行的：即印刷术的革新使得各种学术性著作得以与公众见面，从而普及了欧洲的科技文化水平并为其迅速地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是，大部分的印刷成就被用来印刷各种色情刊物，只有极少部分被用于学术方面的刊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学术性的刊物也仅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里，95%以上的民众看的主要是世俗的刊物和报纸。如果印刷术只是为学术界服务的话，那么它根本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欧洲的兴起在这种意义上看也是由于技术为大众服务而开始的，但这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与色情联系在一起，却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
10
电影也是这样，当电影技术出现后，所谓的黄色电影也就几乎同步出现，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由于人类一般是以男性为期中心组成的社会，所以，其相应的结果是女性在性文化的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即性文化就是被异性欣赏的文化。而桑巴特也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十分强调妇女在社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世纪，由于两性关系和其他社会的行为一样，受到种种制约，所以，一切没有得到批准的、非制度化的情爱，都被作为罪恶来对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的黑暗时期最终开始逐渐地过去，而人们的情爱世俗化的过程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首先是在意大利等地区歌唱爱情的恋诗歌手，这种大众化的恋诗歌手其纯艺术水准当然不会很高，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生硬，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他们最早的起源时是不是与中世纪的骑士有关，尚无法肯定，但他们的活动毕竟成为了现代爱情的先声。因为这些诗歌充满着性欲的骚动，大约在13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本能性欲持十分肯定的立场。当然，据说在德国的疆界内产生了某种倒退，即妇女重新将自己用各种厚厚的面纱包裹起来，使男人们觉得和她们在一起根本得不到欢乐，所以他们一早就出发打猎，晚上又和好友喝酒，而不是和自己的女人呆在一起。结果是德意志相应地败落了。然而，这种倒退的现象幸好只在德意志境内发生，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南欧地区的意大利等
11
地，人们对性快乐的追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可以说，在妇女脱掉厚重的外套和面纱后，性快乐的魅力被人们重新发现了。在著名的薄伽丘的作品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个相关的主题，即“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快乐与妇女带给男人的快乐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以宗教内容为掩饰的绘画开始大胆地进行裸体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些绘画显示出，人类的眼睛重新注意到了自己的裸露的身体。在绘画中首次出现完全裸体的女人，人们终于发现了女性身体的完整的美，也充分体验到了女性身体的迷人之处所激发的性爱为何物，为情爱而战就是为女人而战。实际上，在玻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已经宣告了对女人以及她的美丽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伦洛佐?瓦拉(lorenzoValla)曾因为女人们没有将她们最美的部位裸露给世人欣赏而感到十分愤怒，结果他只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女人的身体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不过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这种愿望终于被满足了。新时代的美的理想已经不同于旧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就应该和意味着去享受性的快乐。“爱情除了快乐什么也不是。我们不通过追求别有用心的目标而享受快乐，快乐本身就是它自身的目的”。[8]由此，情爱成为了新生活的核心。而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女士则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种时髦。这些男人把女人们捧到了天上，把她们作为了神。然而，神却必须对这一切荒唐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基础上，爱情
12
的大厦逐渐地为痛苦的海洋所湮没了。因为女人们在成为神的同时，也就必须为男人们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而这些为情爱所俘虏的男人，就象着了迷一样地追求这些女神并拜倒在她们的足下，哪怕是死，他们也在所不惜。于是，与所有的其他阶段的文化发展一样，肉体的解放开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随后就是一个强烈的本能享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种自由、自然的情爱生活达到了它的高潮，紧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提炼，然后就是道德败坏，最后则是变态。几乎所有偏离和过分靠近女性文化的文明最终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爱情与责任，婚姻与情爱等，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持久的课题。然而，各个严肃的学者研究的结果却是出乎他们自己的预期之外的。爱情厌恶与其他任何盟约有关的事物，而婚姻却不是这样，因为在婚姻中，我们常常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权势，财富、父母的同意与美貌至少占有相同的重要性。于是，纯粹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现，在庄严和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却没有乱伦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爱放纵的自由和快感，于是，在婚姻之外去寻找这种快乐就开始成为另一种时尚。然而，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使情爱制度化都是必须的，所以，维护情爱制度化的努力与对这种努力的反抗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冲突的一部分。当自由情爱在情爱制度化的社会里确立了它的地位后，献身于这种新时尚的女人要么是受引诱的良家妇女和通奸者，要么是
13
妓女。而纯粹性爱在欧洲上层社会自恋诗歌手时代所取得的重要性也许集中地体现在勾引、通奸和娼妓现象有了巨大的增长上。关于前两种自由情爱的情况无疑是不可能统计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各种见解以及一些其他的迹象分析出，几个世纪来，自由性爱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诗人彼特拉克认为在他的时代，通奸所引起的苦痛已经宣告结束。一个青年人勾引已婚妇女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礼仪，否则他就会遭到同伴们的嘲笑。同时，这种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出自生理方面的需要，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在性方面进行征服的野心。同时，在这一时期，王公贵族不再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产生的后代而感到难堪，反而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在那个时期，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在所有追求时尚的社会圈子中都牢固地补充着婚姻关系，以致于通奸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可的现象。
第二篇：汉字的起源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汉字发展史贾湖刻符
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7800年)，出土了一批刻符，号称贾湖刻符。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刻符，有的认为是文字。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自张居中和李学勤教授等合作撰写的《The earliest writing Sign 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 ,China 》一文在英国Antiquity杂志发表之后，引起国内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国外感兴趣的学者在《科学》网站还进行了讨论。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分析[1]：贾湖21个刻符里，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易学里离、坤两卦之象的卦象汉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彝 )副研究员与曲木约直 (彝 )副研究员 ,曾亲自到郑州与舞阳考察，逐一对应释读，认定它们是路南古彝文[2]，认为古彝文保留了原始汉字的系统，认为彝族是中原战争里古华夏族外迁的一支人群的独立发展。 汉字发展史双墩刻符
七千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30多刻划符号，丰富多样，就同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来说，都十分罕见，惊人。符号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双墩刻符的功能可以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3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聚集蚌埠，就“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展开研讨。众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双墩刻符反映了早期双墩先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是汉字源头之一[3]。 汉字发展史半坡陶符
距今6000年前的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的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即半坡陶符，于省吾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其中一些是数字。 汉字发展史青墩刻符
属于长江下游区域良渚文化的江苏省青墩遗址，距今5000年前，有数字刻符。 汉字发展史庄桥坟刻符
良渚文化的浙江省庄桥坟遗址刻符，距今5000年前，有的连字成句了。
汉字发展史骨刻文
骨刻文是指在兽骨上刻画的符号——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在山东集中发现(赤峰、关中等地也有发现)，是我国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发现并命名，始称“东夷文字”，后称“骨刻文”，并认定刻画工具为玛瑙等锐角宝石，形成约在公元前2600～前13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自2010年底开始，著名东夷文化学者、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将骨刻文成功系统破译，从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等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的传承关系。 汉字发展史陶寺朱文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朱书文字比甲骨文还早了1500年[4]。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襄汾县所靠近的东南方翼城县就是传说的陶唐氏唐尧的后代的封国唐。 汉字发展史夏代水书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夏墟出土的陶器有24个水书文字[5]。
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字“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当然，这不是公认看法，因为夏代出土的文字还少。 汉字发展史殷商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汉字发展史西周时期
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汉字发展史秦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汉字发展史汉朝时期
隶书十分盛行，“”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汉字发展史唐朝时期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王羲之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1] 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
第三篇：汉字的起源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又见意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它独特的读音上, 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独特的形体和寓意上。读音、形体、寓意的独特性, 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20 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 改变了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文字起源课题上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传统的研究手法逐渐被摒弃, 全新的手法和全新的思路陆续出台, 由此掀起了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由于学者对出土资料的理解、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的不同, 以及对材料的取舍上存在着差异, 所以对中国文字的起源考订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综合目前的研究现状, 在20 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 至少形成了8000 多年说、6000 ) 7000 年说, 4000多年说和3000 多
一、汉字起源八千年说
此说以20 世纪80 年代河南舞阳贾湖考古发现的龟甲、骨、陶、石等刻画符号为依据, 认为贾湖契刻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是汉字的始祖。1987年光明日报记者侯红光报道了河南舞阳贾湖契刻的发掘情况:“ 出土这批甲骨遗址, 位于河南舞阳城北22 公里的沙河故道旁。经碳14 测定, 这里的文化层异常单纯, 是一处距今八千年且保存完好的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在几片呈灰黄色的龟板浮甲表层, 显而易见的人为契刻符号不容置疑。此外, 还有用锐器画在石具和骨片上较规则的符号可以佐证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 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板上, 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系的佩在身上的饰物”。据王忠恕先生和张居中先生研究认为：“这些符号的刻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所以说这些符号应该是八千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贾湖契刻才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才是汉字的始祖”。据此, 研究者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至少已有8000 年以上的历史。
二、汉字起源六七千年说
20 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先后在山东、西安、河南等地发掘出土大量的原始陶器, 这些陶器上有众多刻划的符号。学术界以西安半坡遗址和全国仰韶文化及大溪文化等遗址发现的大量陶文刻符为依据, 认为这种些刻符已具有文字的功能和性质, 是中国早期的文字或汉字。经考古年代学者研究表明, 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相对年代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
三、汉字起源四千年说
汉字起源四千年多年说, 其中又分为大汶口陶文文字、丁公陶文文字说和王城岗陶文文字说等等。此说认为大汶口刻画符号、丁公龙山文化陶刻符号或王城岗陶文是早于甲骨文并与古汉字有关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起源据此可上溯距今四千多年。
四、汉字起源3000 年说
汉字起源3000 年说其中又分为夏代文字说和殷代文字说两种。 ( 一) 夏代文字说
文献记载夏朝有“夏书”, 结合相当于夏朝的考古学遗址“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较多的陶文符号等迹象分析, 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首先是在夏代初期由居住中原地区的夏人创造的, 这与中国历史中原的夏人首先进入文明,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是相一致的。汉字是与中国文明同时产生的,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殷代文字说
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殷墟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年期间, 而殷代的甲骨文则是这一时期内应用的文字系统, 故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此说认为甲骨文字是已成熟的古汉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 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 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 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 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甲骨文说推动了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甲骨文的研究考释深化了对汉字构造理论的研究。汉字的构造方法, 即“六书”理论, 是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总结出来的。由于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战国秦汉文字的基础上, 与甲骨文尚有1000 多年的时间差距。这期间, 汉字的形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 用许慎的“六书”理论去解释甲骨文字的结构形体,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
第四篇：对联的起源
备课人:朱国朝
【教学目标】
1、了解对联的起源、发展概况及含义;掌握对偶、对仗、对联的区别联系。
2、了解对联的特点;掌握对联的格律要求及写作。 【教学重点】了解对联的起源、含义及其特点。
【教学难点】把握对联含义及特点，会赏析对联，明白对联的写作技巧。 【教学方法】双边互动式创造课教学 【教学设想】
对联作为中华民族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化载体，其含义及特点，甚至最基本的解读，都不为学生所熟知。值此新春开学的第一堂语文课，让学生了解对联的含义、起源和特点，学会对联的鉴赏，实在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教学时间:5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第一课时
一. 导入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之精华。它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灵活鲜明，雅俗共赏，历来受到人们喜爱。它能写景状物，能抒情言志，能说古道今，能褒贬讽谕。它要求以最少的字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的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使人玩味深思，受到教益。
二、激趣：对联故事
(1)古时候，有个人很喜欢附庸风雅。一天晚上，浓云遮月，伸手不见五指。他随口吟道：“黑白难分，叫我怎知南北?” 这时，恰好隔壁的穷秀才来向他借一样东西。听明来意，他让秀才对出下联，方肯借物与他。 秀才想了想，脱口说： “青黄不接，向你借点东西。” 主人一听，正是佳对，于是高兴地把东西借给了秀才。
(2)五十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湖南视察工作时即兴吟诵对联，是一段颇具情趣的佳话。据说，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车游览长沙市容，车行至湘江橘子洲畔，毛泽东诗兴勃发，提出要与周恩来作对联，并随即吟出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走洲不走”，小车离开橘子洲，直驶市区各处名胜古迹，行至天心阁，恰遇一群鸽子从阁中飞出，周恩来见景立即悟出下联：“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这副对联作得如此工整对仗，又珠联璧合，足见两位伟人文学艺术功底之深厚。
(3)从前有个少爷，平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把他父亲留下的遗产都花光了，临近年关，连柴米也没有。除夕夜，这穷困潦倒的少爷写了一副对联自嘲，贴于门口：“行节俭事，过淡泊年。”村上有位老学究读后，慨叹不已，在对联的联首各加上一字，成了：“早行节俭事，免过淡泊年。”
(4)清朝才子纪晓岚更是作对联的高手。有一次，乾隆见纪晓岚闷闷不乐，便问他有何心事。纪晓岚请乾隆猜，乾隆以上联回答：“十口心思，思家思民思社稷。”纪晓岚见皇帝直猜到他心里，非常激动，马上叩头谢恩，以下联道谢：“寸身言谢，谢天 谢地谢君王。”
(5)一书生门对富人家的竹园，故在门上贴对联一幅：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富人见后将竹子全部砍去，此人在对联下各加一字，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富人一见，干脆将竹子连根挖掉，此人又各加一字，为：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三、对联的起源
对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发展而来的。远在周代，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画像，后来直接是名字，分别画或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是对联的萌芽。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茅亭客话》、《宋史蜀世家》均载：蜀后主孟昶曾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一直到明代，人们才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春联之设始自明太祖朱元璋，《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后，曾下令“凡公卿士庶门第，须加春联一副”，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尔后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六十寿辰(1713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对楹联结构的规范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 怀瑾先生更是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第二课时
一、关于对联起源的各种说法
对于对联的起源，楹界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般都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还有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蜀梼杌》一书中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个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谭，兵部尚书王瑶题句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园林对联了。
但近年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了。这要比孟昶的那副对联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它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效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议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得以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二、名联传世
到了隋唐时期，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天水一色
风月无边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
三顾频烦天下事
两朝开济老臣心
骆宾王题杭州观潮亭联：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门上粘贴对联已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王安石在它的《元日》一诗中这样写到：“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赵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这样写道：“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这说明，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倜游黄浦江时，为碧波亭题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流传下来的也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赵孟�等人的少数作品，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赵孟�题西湖灵隐寺联：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对联形式，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到：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这也算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并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在弘扬和发展楹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如解缙、唐寅、徐渭、杨慎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
到了康乾盛世，楹联艺术日臻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只是被称道的作品不多，只有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联曰：
燕贺莺迁，乐意相关禽对语;
兰草桂蕊，生香不断树交花。
在清代300年间，涌现了无数楹联高手，如纪晓岚、翁方纲、阮元、郑板桥、俞樾、袁枚、何绍基、孙髯翁、梁章钜等都有杰作传世。在这一时期，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最长的要属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长达1612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云舫等楹坛高手。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汇集、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的《楹联丛话》等几本专著，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其他如梁恭辰、袁枚、王渔洋、谭嗣同、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外寇的入侵，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之作。这之中尤以四川刘师亮为驰名。他于1929年创办《师亮随刊》，颇有影响。他气质洒脱，语言幽默、诙谐，作品讽刺性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其他还有冯玉祥、孙中山、柳亚子、郁达夫、郭沫若等，都写过较有影响的名联佳作。
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对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全国各地楹联学会如雨后春笋，楹联爱好者越来越多，各地楹联大赛和征联活动纷纷举办。我们高兴地看到，对联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对联这一古老的长青之树，必将在新的世纪中展示诱人的姿容。
第三课时
一、对联的含义
对联，雅一点称楹联,俗一点叫对子，就是两两相对的句子。 例如：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
三、对联的特点
1、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
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2、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
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则要用平声。
3、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
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 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4、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
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复。
四、王安石与对联
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桃”和“旧符”是什么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春联。春联是对联的一种，我国的春联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第四课时
对联欣赏：
1、名联欣赏(ppt课件展示)
①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
②时御天风跨鸾凤，或入碧海掣鲸鱼。——康有为
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④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李苦禅 (ppt课件展示)
⑤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陶渊明 ⑥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明)胡居仁
⑦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刘海粟
2、(ppt课件展示)2005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对联(选录) 横批一：盛景争春
(1)三海九门，京华迎奥运(北京)
一江两岸，世博靓申城(上海) (2)朝天门喜迎天下客(重庆)
塘沽港笑纳万国风(天津) (3)车轮飞转，东西南北追风去(吉林)
钢水奔腾，春夏秋冬入眼来(辽宁) (4)雪域春秋扎西德勒(西藏)
天山南北乌鲁木齐(新疆) (ppt课件展示)横批二：世间同春 (5)南海风清，讲述春天故事(广东)
漓江水碧，飘来三姐新歌(广西) (6)孔子仁，关公义，人文典范(山东)
泰山日，壶口烟，天地奇观(山西) (7)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湖南)
两千里赤壁，览黄鹤风流(湖北) (8)万里长城山海关，龙头为首(河北)
独门绝技少林寺，天下无双(河南)
第五课时
掌握对联的基本知识。
1.请同学们谈谈对对联知识的理解。
请学生说说自己对对联知识的理解，有关对联的内容、形式等方面，能说多少说多少，一条也行。
2.学习对联的基本知识。
对联，又叫对子、楹联、楹帖、联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体制短小、文字精练、历史悠久、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学形式。常见的有春联(含节日联)、门联(含行业联)、喜联、挽联、堂联、名胜古迹联、文艺作品联、杂类等。 3.(ppt课件展示)对联的基本知识
①字数相等。一般情况下，在同一联中，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还须注意的是，上下联一般不能出现相同的字。
②词类相当。上下联相应部分要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具体地说，就是名对名，动对动，形对形，副对副，数量对数量，方位对方位。
③结构相应。即主谓对主谓，动宾对动宾，偏正对偏正，并列对并列，动补对动补。
④平仄相对。现代汉语中，凡属阴平和阳平的字都为“平”，凡属上声和去声的字都为“仄”。现代对联的平仄要求已没有古代那么严格，但还须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上联末尾一字用仄声，下联末尾一字用平声，即通常说的“仄起平收”。掌握对联的基本知识，是欣赏、拟写和做好任何一种对联题的先决条件。 (还有不理解之处请学生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对联——春联
春联是春节时门上贴的对联。它的内容须体现春节喜庆色彩。除上下联外，还多了个横批，它对上下联内容作了高度概括。横批贴在门楣正中，面对大门，上联贴在大门右侧，下联贴在大门左侧。 春联示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知识应用
下面可以入联的语句打"√"，不能入联的打"〤"。(必答题，每题10分，每个小组任一人进行判断，并加以修改)
(1)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 (2)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3)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4)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5)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6)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7)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8)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
)
)
)
第五篇：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尘世风烟 等级:狐武士 送礼物 发消息
楼主
达尔文的理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近日有学者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如果此种推论成立，将是对人类起源学说的颠覆。是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一惊人推论的呢?新闻回放据《大公网》报道，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新近以“南京直立人”的出土和研究为题，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许汉奎介绍，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由此，可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核实南京学者否认：“这是个荒谬的推论”对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一直有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推论有两个：一个是“非洲起源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欧洲的学者在非洲发现了古猿，以及80年代末通过对人类DNA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其二，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后，中国也陆续发现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化石证据，为此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人类的起源是“多地起源”。许汉奎研究员本人也很赞同这一看法。许汉奎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说，为何又将起源地如此简单地推断为具体的江苏和安徽两地?记者采访许汉奎研究员本人时，他说：“我绝没有发表过如此不严谨的推论，为此，我也很气愤，年都没过好!”许汉奎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荒谬的推论。并称，自从南京汤山的葫芦洞出土了“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后，关于“南京猿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依据，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至今，在对于南京猿人生存年代的判定上，专家们还有很大的分歧，又怎么可能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呢?讲述“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人类起源于不同地方许汉奎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是最早接触“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科研单位，但由于他本人和研究所都不是专门研究“古人类”的，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带领下进行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说，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说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这样颠覆性的话。“南京猿人”的发现颇具偶然性，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孙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头盖骨化石是南京东郊汤山镇的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骨头就是我们的祖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许汉奎研究员。随后，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也到了当地，并取走了头盖骨化石，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请他们来断定化石的年代、特征以及潜在的信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的全貌后，发现她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专家们认为，南京人1号、2号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化石证据。南京汤山葫芦洞猿人遗址的发现阐明了南京直立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相似，南京汤山葫芦洞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许汉奎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北京猿人”还是“南京猿人”，都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解读至今研究仍无法证实人类起源于东亚许汉奎介绍，他曾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常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的徐钦琦教授共事过。徐教授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即拥有了森林和草原气候。因为纯粹的森林气候不会使灵长类下地变成直立人，而单纯的草原气候又可能使其被猛兽所消灭。许汉奎研究员本人很赞同这一科学观点，认同这一地区存在猿人的可能性。南京葫芦洞有猿人头骨存在，但并不能证明人类就起源于此地。许汉奎说：“由于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而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这正是此前新闻上用来佐证“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证据。他介绍，在安徽和江苏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现了从灵长类到晚期智人完整演变过程的化石，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科研结果，根本不可能得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推论。他指出，南京汤山葫芦洞内还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遗骸和十多米厚的第四纪沉积物，这些都还有待于继续的发掘研究，人们对南京猿人的了解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究竟人类起源于何方?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地区在科研考察中的价值。美国学者利用基因技术挑战人类进化史，中科院院士接受本报专访对此观点表示欢迎从44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化石算起，人类谱系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通常认为，人类起源，有两个关键节点———人科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科学界对此有多种理论假说。学者大多赞同，最初的人类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非洲是否是全球现代人的共同起源地，这一点争议严重。2月9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坦普莱顿教授(AlanTempleton)利用基因技术的发现提出，古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而不是两次;非洲人种与欧亚人种互相交融，繁衍后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能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佐证。人类都起源自非洲?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同一起源的，人类这个群体也是其中一部分，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认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最为接近，从而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通过各地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古人类学家已经就人类起源问题，为我们描绘出大致这样一幅图景：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600万-7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能人(Ho鄄mohabilis)阶段，大约生活在160万-250万年前;第三阶段是直立人阶段(Homoerectus)，大约从180万年或160万年前持续到20多万年前;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sapiens)阶段，从早期智人一直到约10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形态与现代人类基本一致。由于目前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在科学界，人们比较赞同最初的人类可能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争议较多的却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走出非洲学说”(OutofAfrica)和“多地区进化学说”。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直立人，然后大致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但非洲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人类化石，在存在形态的延续性等方面都不支持这个假说。作为“多地区进化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新智院士，于1984年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Thorne)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基因显示非洲原始人三次出走直到现在，学界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还是争论不休。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将DNA分析方法指向了比晚期智人更早的直立人，希望从另一面揭开现有人种的整个进化历史。在发表于美国《2005体制人类学年鉴》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坦普莱顿便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的一次在190万年前。四年前，坦普莱顿就曾提出其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该论文《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fricaagainand again)发表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坦普莱顿于1995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200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他表示人类走出非洲的这一时间框架正好与化石记录相吻合，因为目前所挖掘出的直立人就是在那时由非洲向外扩展的。河套人化石年代提前 非洲起源说受质疑
2006年1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而这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河套人”年代的确定，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结点，将我国考古界目前所发现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被主流派人群所赞同的达尔文提出的非洲起源说，往往又因为存在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而被多地起源说的赞同者所质疑。
为什么“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前移，会使原先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它又是怎么给多地起源说增加新的证据?为此，记者专访了发布这条消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等专家。
上世纪80年代，两家科研机构对“河套人”的年代展开激烈争论
“河套人”的生存年代为什么会如此难以确定呢?杨馆长介绍，自1922年，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意外地采集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并从发掘到的化石中，确认出一枚人牙后，“河套人”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
杨馆长说：“‘河套人’的年代争议，缘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科学考察。”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两路专家联合进行了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当时最先进的碳14同位素的方法对萨拉乌苏遗址测定，认为“河套人”年代应该在3.5万年左右，不会超过5万年，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还应该再往前推一些，超过5万年。
于是，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联合科考的结果没有对外公布。“河套人”的确切“年龄”认定一拖就是20多年。
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黄慰文研究员作为当时参加科学考察的专家之一，向记者证实了杨馆长的说法。
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穿起来。对 “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的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简而言之，就是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河套人”的年代一提前，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人的鼻祖，东亚地区的晚期智人自成一脉，和“夏娃”是同时期的，不存在先后关系。
“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河套人”年代的断定，到底是5万年前还是5万年后?
黄慰文说：“科学毕竟是发展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
就在不久前，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尹功明用更加先进的光释光方法测定，也证明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
黄慰文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黄慰文认为，过去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河套人”化石的年代测定，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亚。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170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西方学术界面对东亚和非洲古人类考古结果标准不一，“河套人”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
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告诉记者，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