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的起源范文

第一篇：婆罗门教的起源范文

汉字的起源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汉字发展史贾湖刻符

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7800年)，出土了一批刻符，号称贾湖刻符。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刻符，有的认为是文字。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自张居中和李学勤教授等合作撰写的《The earliest writing Sign 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 ,China 》一文在英国Antiquity杂志发表之后，引起国内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国外感兴趣的学者在《科学》网站还进行了讨论。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分析[1]：贾湖21个刻符里，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易学里离、坤两卦之象的卦象汉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彝 )副研究员与曲木约直 (彝 )副研究员 ,曾亲自到郑州与舞阳考察，逐一对应释读，认定它们是路南古彝文[2]，认为古彝文保留了原始汉字的系统，认为彝族是中原战争里古华夏族外迁的一支人群的独立发展。 汉字发展史双墩刻符

七千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30多刻划符号，丰富多样，就同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来说，都十分罕见，惊人。符号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双墩刻符的功能可以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3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聚集蚌埠，就“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展开研讨。众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双墩刻符反映了早期双墩先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是汉字源头之一[3]。 汉字发展史半坡陶符

距今6000年前的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的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即半坡陶符，于省吾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其中一些是数字。 汉字发展史青墩刻符

属于长江下游区域良渚文化的江苏省青墩遗址，距今5000年前，有数字刻符。 汉字发展史庄桥坟刻符

良渚文化的浙江省庄桥坟遗址刻符，距今5000年前，有的连字成句了。

汉字发展史骨刻文

骨刻文是指在兽骨上刻画的符号——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在山东集中发现(赤峰、关中等地也有发现)，是我国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发现并命名，始称“东夷文字”，后称“骨刻文”，并认定刻画工具为玛瑙等锐角宝石，形成约在公元前2600～前13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自2010年底开始，著名东夷文化学者、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将骨刻文成功系统破译，从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等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的传承关系。 汉字发展史陶寺朱文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朱书文字比甲骨文还早了1500年[4]。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襄汾县所靠近的东南方翼城县就是传说的陶唐氏唐尧的后代的封国唐。 汉字发展史夏代水书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夏墟出土的陶器有24个水书文字[5]。

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字“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当然，这不是公认看法，因为夏代出土的文字还少。 汉字发展史殷商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汉字发展史西周时期

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汉字发展史秦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汉字发展史汉朝时期

隶书十分盛行，“”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汉字发展史唐朝时期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王羲之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1] 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

第二篇：汉字的起源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又见意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它独特的读音上, 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独特的形体和寓意上。读音、形体、寓意的独特性, 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20 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 改变了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文字起源课题上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传统的研究手法逐渐被摒弃, 全新的手法和全新的思路陆续出台, 由此掀起了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由于学者对出土资料的理解、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的不同, 以及对材料的取舍上存在着差异, 所以对中国文字的起源考订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综合目前的研究现状, 在20 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 至少形成了8000 多年说、6000 ) 7000 年说, 4000多年说和3000 多

一、汉字起源八千年说

此说以20 世纪80 年代河南舞阳贾湖考古发现的龟甲、骨、陶、石等刻画符号为依据, 认为贾湖契刻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是汉字的始祖。1987年光明日报记者侯红光报道了河南舞阳贾湖契刻的发掘情况:“ 出土这批甲骨遗址, 位于河南舞阳城北22 公里的沙河故道旁。经碳14 测定, 这里的文化层异常单纯, 是一处距今八千年且保存完好的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在几片呈灰黄色的龟板浮甲表层, 显而易见的人为契刻符号不容置疑。此外, 还有用锐器画在石具和骨片上较规则的符号可以佐证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 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板上, 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系的佩在身上的饰物”。据王忠恕先生和张居中先生研究认为：“这些符号的刻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所以说这些符号应该是八千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贾湖契刻才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才是汉字的始祖”。据此, 研究者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至少已有8000 年以上的历史。

二、汉字起源六七千年说

20 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先后在山东、西安、河南等地发掘出土大量的原始陶器, 这些陶器上有众多刻划的符号。学术界以西安半坡遗址和全国仰韶文化及大溪文化等遗址发现的大量陶文刻符为依据, 认为这种些刻符已具有文字的功能和性质, 是中国早期的文字或汉字。经考古年代学者研究表明, 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相对年代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

三、汉字起源四千年说

汉字起源四千年多年说, 其中又分为大汶口陶文文字、丁公陶文文字说和王城岗陶文文字说等等。此说认为大汶口刻画符号、丁公龙山文化陶刻符号或王城岗陶文是早于甲骨文并与古汉字有关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起源据此可上溯距今四千多年。

四、汉字起源3000 年说

汉字起源3000 年说其中又分为夏代文字说和殷代文字说两种。 ( 一) 夏代文字说

文献记载夏朝有“夏书”, 结合相当于夏朝的考古学遗址“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较多的陶文符号等迹象分析, 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首先是在夏代初期由居住中原地区的夏人创造的, 这与中国历史中原的夏人首先进入文明,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是相一致的。汉字是与中国文明同时产生的,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殷代文字说

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殷墟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年期间, 而殷代的甲骨文则是这一时期内应用的文字系统, 故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此说认为甲骨文字是已成熟的古汉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 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 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 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 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甲骨文说推动了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甲骨文的研究考释深化了对汉字构造理论的研究。汉字的构造方法, 即“六书”理论, 是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总结出来的。由于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战国秦汉文字的基础上, 与甲骨文尚有1000 多年的时间差距。这期间, 汉字的形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 用许慎的“六书”理论去解释甲骨文字的结构形体,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

第三篇：对联的起源

备课人:朱国朝

【教学目标】

1、了解对联的起源、发展概况及含义;掌握对偶、对仗、对联的区别联系。

2、了解对联的特点;掌握对联的格律要求及写作。 【教学重点】了解对联的起源、含义及其特点。

【教学难点】把握对联含义及特点，会赏析对联，明白对联的写作技巧。 【教学方法】双边互动式创造课教学 【教学设想】

对联作为中华民族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化载体，其含义及特点，甚至最基本的解读，都不为学生所熟知。值此新春开学的第一堂语文课，让学生了解对联的含义、起源和特点，学会对联的鉴赏，实在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教学时间:5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第一课时

一. 导入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之精华。它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灵活鲜明，雅俗共赏，历来受到人们喜爱。它能写景状物，能抒情言志，能说古道今，能褒贬讽谕。它要求以最少的字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的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使人玩味深思，受到教益。

二、激趣：对联故事

(1)古时候，有个人很喜欢附庸风雅。一天晚上，浓云遮月，伸手不见五指。他随口吟道：“黑白难分，叫我怎知南北?” 这时，恰好隔壁的穷秀才来向他借一样东西。听明来意，他让秀才对出下联，方肯借物与他。 秀才想了想，脱口说： “青黄不接，向你借点东西。” 主人一听，正是佳对，于是高兴地把东西借给了秀才。

(2)五十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湖南视察工作时即兴吟诵对联，是一段颇具情趣的佳话。据说，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车游览长沙市容，车行至湘江橘子洲畔，毛泽东诗兴勃发，提出要与周恩来作对联，并随即吟出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走洲不走”，小车离开橘子洲，直驶市区各处名胜古迹，行至天心阁，恰遇一群鸽子从阁中飞出，周恩来见景立即悟出下联：“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这副对联作得如此工整对仗，又珠联璧合，足见两位伟人文学艺术功底之深厚。

(3)从前有个少爷，平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把他父亲留下的遗产都花光了，临近年关，连柴米也没有。除夕夜，这穷困潦倒的少爷写了一副对联自嘲，贴于门口：“行节俭事，过淡泊年。”村上有位老学究读后，慨叹不已，在对联的联首各加上一字，成了：“早行节俭事，免过淡泊年。”

(4)清朝才子纪晓岚更是作对联的高手。有一次，乾隆见纪晓岚闷闷不乐，便问他有何心事。纪晓岚请乾隆猜，乾隆以上联回答：“十口心思，思家思民思社稷。”纪晓岚见皇帝直猜到他心里，非常激动，马上叩头谢恩，以下联道谢：“寸身言谢，谢天 谢地谢君王。”

(5)一书生门对富人家的竹园，故在门上贴对联一幅：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富人见后将竹子全部砍去，此人在对联下各加一字，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富人一见，干脆将竹子连根挖掉，此人又各加一字，为：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三、对联的起源

对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发展而来的。远在周代，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画像，后来直接是名字，分别画或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是对联的萌芽。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茅亭客话》、《宋史蜀世家》均载：蜀后主孟昶曾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一直到明代，人们才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春联之设始自明太祖朱元璋，《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后，曾下令“凡公卿士庶门第，须加春联一副”，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尔后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六十寿辰(1713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对楹联结构的规范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 怀瑾先生更是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第二课时

一、关于对联起源的各种说法

对于对联的起源，楹界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般都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还有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蜀梼杌》一书中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个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谭，兵部尚书王瑶题句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园林对联了。

但近年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了。这要比孟昶的那副对联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它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效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议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得以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二、名联传世

到了隋唐时期，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天水一色

风月无边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

三顾频烦天下事

两朝开济老臣心

骆宾王题杭州观潮亭联：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门上粘贴对联已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王安石在它的《元日》一诗中这样写到：“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赵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这样写道：“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这说明，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倜游黄浦江时，为碧波亭题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流传下来的也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赵孟�等人的少数作品，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赵孟�题西湖灵隐寺联：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对联形式，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到：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这也算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并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在弘扬和发展楹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如解缙、唐寅、徐渭、杨慎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

到了康乾盛世，楹联艺术日臻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只是被称道的作品不多，只有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联曰：

燕贺莺迁，乐意相关禽对语;

兰草桂蕊，生香不断树交花。

在清代300年间，涌现了无数楹联高手，如纪晓岚、翁方纲、阮元、郑板桥、俞樾、袁枚、何绍基、孙髯翁、梁章钜等都有杰作传世。在这一时期，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最长的要属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长达1612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云舫等楹坛高手。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汇集、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的《楹联丛话》等几本专著，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其他如梁恭辰、袁枚、王渔洋、谭嗣同、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外寇的入侵，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之作。这之中尤以四川刘师亮为驰名。他于1929年创办《师亮随刊》，颇有影响。他气质洒脱，语言幽默、诙谐，作品讽刺性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其他还有冯玉祥、孙中山、柳亚子、郁达夫、郭沫若等，都写过较有影响的名联佳作。

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对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全国各地楹联学会如雨后春笋，楹联爱好者越来越多，各地楹联大赛和征联活动纷纷举办。我们高兴地看到，对联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对联这一古老的长青之树，必将在新的世纪中展示诱人的姿容。

第三课时

一、对联的含义

对联，雅一点称楹联,俗一点叫对子，就是两两相对的句子。 例如：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

三、对联的特点

1、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

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2、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

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则要用平声。

3、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

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 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4、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

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复。

四、王安石与对联

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桃”和“旧符”是什么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春联。春联是对联的一种，我国的春联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第四课时

对联欣赏：

1、名联欣赏(ppt课件展示)

①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

②时御天风跨鸾凤，或入碧海掣鲸鱼。——康有为

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④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李苦禅 (ppt课件展示)

⑤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陶渊明 ⑥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明)胡居仁

⑦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刘海粟

2、(ppt课件展示)2005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对联(选录) 横批一：盛景争春

(1)三海九门，京华迎奥运(北京)

一江两岸，世博靓申城(上海) (2)朝天门喜迎天下客(重庆)

塘沽港笑纳万国风(天津) (3)车轮飞转，东西南北追风去(吉林)

钢水奔腾，春夏秋冬入眼来(辽宁) (4)雪域春秋扎西德勒(西藏)

天山南北乌鲁木齐(新疆) (ppt课件展示)横批二：世间同春 (5)南海风清，讲述春天故事(广东)

漓江水碧，飘来三姐新歌(广西) (6)孔子仁，关公义，人文典范(山东)

泰山日，壶口烟，天地奇观(山西) (7)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湖南)

两千里赤壁，览黄鹤风流(湖北) (8)万里长城山海关，龙头为首(河北)

独门绝技少林寺，天下无双(河南)

第五课时

掌握对联的基本知识。

1.请同学们谈谈对对联知识的理解。

请学生说说自己对对联知识的理解，有关对联的内容、形式等方面，能说多少说多少，一条也行。

2.学习对联的基本知识。

对联，又叫对子、楹联、楹帖、联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体制短小、文字精练、历史悠久、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学形式。常见的有春联(含节日联)、门联(含行业联)、喜联、挽联、堂联、名胜古迹联、文艺作品联、杂类等。 3.(ppt课件展示)对联的基本知识

①字数相等。一般情况下，在同一联中，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还须注意的是，上下联一般不能出现相同的字。

②词类相当。上下联相应部分要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具体地说，就是名对名，动对动，形对形，副对副，数量对数量，方位对方位。

③结构相应。即主谓对主谓，动宾对动宾，偏正对偏正，并列对并列，动补对动补。

④平仄相对。现代汉语中，凡属阴平和阳平的字都为“平”，凡属上声和去声的字都为“仄”。现代对联的平仄要求已没有古代那么严格，但还须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上联末尾一字用仄声，下联末尾一字用平声，即通常说的“仄起平收”。掌握对联的基本知识，是欣赏、拟写和做好任何一种对联题的先决条件。 (还有不理解之处请学生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对联——春联

春联是春节时门上贴的对联。它的内容须体现春节喜庆色彩。除上下联外，还多了个横批，它对上下联内容作了高度概括。横批贴在门楣正中，面对大门，上联贴在大门右侧，下联贴在大门左侧。 春联示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知识应用

下面可以入联的语句打"√"，不能入联的打"〤"。(必答题，每题10分，每个小组任一人进行判断，并加以修改)

(1)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 (2)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3)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4)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5)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6)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7)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8)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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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尘世风烟 等级:狐武士 送礼物 发消息

楼主

达尔文的理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近日有学者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如果此种推论成立，将是对人类起源学说的颠覆。是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一惊人推论的呢?新闻回放据《大公网》报道，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新近以“南京直立人”的出土和研究为题，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许汉奎介绍，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由此，可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核实南京学者否认：“这是个荒谬的推论”对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一直有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推论有两个：一个是“非洲起源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欧洲的学者在非洲发现了古猿，以及80年代末通过对人类DNA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其二，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后，中国也陆续发现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化石证据，为此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人类的起源是“多地起源”。许汉奎研究员本人也很赞同这一看法。许汉奎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说，为何又将起源地如此简单地推断为具体的江苏和安徽两地?记者采访许汉奎研究员本人时，他说：“我绝没有发表过如此不严谨的推论，为此，我也很气愤，年都没过好!”许汉奎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荒谬的推论。并称，自从南京汤山的葫芦洞出土了“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后，关于“南京猿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依据，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至今，在对于南京猿人生存年代的判定上，专家们还有很大的分歧，又怎么可能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呢?讲述“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人类起源于不同地方许汉奎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是最早接触“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科研单位，但由于他本人和研究所都不是专门研究“古人类”的，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带领下进行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说，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说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这样颠覆性的话。“南京猿人”的发现颇具偶然性，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孙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头盖骨化石是南京东郊汤山镇的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骨头就是我们的祖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许汉奎研究员。随后，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也到了当地，并取走了头盖骨化石，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请他们来断定化石的年代、特征以及潜在的信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的全貌后，发现她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专家们认为，南京人1号、2号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化石证据。南京汤山葫芦洞猿人遗址的发现阐明了南京直立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相似，南京汤山葫芦洞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许汉奎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北京猿人”还是“南京猿人”，都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解读至今研究仍无法证实人类起源于东亚许汉奎介绍，他曾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常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的徐钦琦教授共事过。徐教授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即拥有了森林和草原气候。因为纯粹的森林气候不会使灵长类下地变成直立人，而单纯的草原气候又可能使其被猛兽所消灭。许汉奎研究员本人很赞同这一科学观点，认同这一地区存在猿人的可能性。南京葫芦洞有猿人头骨存在，但并不能证明人类就起源于此地。许汉奎说：“由于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而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这正是此前新闻上用来佐证“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证据。他介绍，在安徽和江苏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现了从灵长类到晚期智人完整演变过程的化石，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科研结果，根本不可能得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推论。他指出，南京汤山葫芦洞内还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遗骸和十多米厚的第四纪沉积物，这些都还有待于继续的发掘研究，人们对南京猿人的了解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究竟人类起源于何方?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地区在科研考察中的价值。美国学者利用基因技术挑战人类进化史，中科院院士接受本报专访对此观点表示欢迎从44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化石算起，人类谱系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通常认为，人类起源，有两个关键节点———人科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科学界对此有多种理论假说。学者大多赞同，最初的人类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非洲是否是全球现代人的共同起源地，这一点争议严重。2月9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坦普莱顿教授(AlanTempleton)利用基因技术的发现提出，古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而不是两次;非洲人种与欧亚人种互相交融，繁衍后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能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佐证。人类都起源自非洲?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同一起源的，人类这个群体也是其中一部分，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认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最为接近，从而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通过各地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古人类学家已经就人类起源问题，为我们描绘出大致这样一幅图景：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600万-7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能人(Ho鄄mohabilis)阶段，大约生活在160万-250万年前;第三阶段是直立人阶段(Homoerectus)，大约从180万年或160万年前持续到20多万年前;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sapiens)阶段，从早期智人一直到约10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形态与现代人类基本一致。由于目前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在科学界，人们比较赞同最初的人类可能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争议较多的却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走出非洲学说”(OutofAfrica)和“多地区进化学说”。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直立人，然后大致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但非洲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人类化石，在存在形态的延续性等方面都不支持这个假说。作为“多地区进化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新智院士，于1984年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Thorne)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基因显示非洲原始人三次出走直到现在，学界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还是争论不休。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将DNA分析方法指向了比晚期智人更早的直立人，希望从另一面揭开现有人种的整个进化历史。在发表于美国《2005体制人类学年鉴》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坦普莱顿便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的一次在190万年前。四年前，坦普莱顿就曾提出其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该论文《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fricaagainand again)发表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坦普莱顿于1995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200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他表示人类走出非洲的这一时间框架正好与化石记录相吻合，因为目前所挖掘出的直立人就是在那时由非洲向外扩展的。河套人化石年代提前 非洲起源说受质疑

2006年1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而这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河套人”年代的确定，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结点，将我国考古界目前所发现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被主流派人群所赞同的达尔文提出的非洲起源说，往往又因为存在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而被多地起源说的赞同者所质疑。

为什么“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前移，会使原先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它又是怎么给多地起源说增加新的证据?为此，记者专访了发布这条消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等专家。

上世纪80年代，两家科研机构对“河套人”的年代展开激烈争论

“河套人”的生存年代为什么会如此难以确定呢?杨馆长介绍，自1922年，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意外地采集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并从发掘到的化石中，确认出一枚人牙后，“河套人”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

杨馆长说：“‘河套人’的年代争议，缘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科学考察。”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两路专家联合进行了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当时最先进的碳14同位素的方法对萨拉乌苏遗址测定，认为“河套人”年代应该在3.5万年左右，不会超过5万年，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还应该再往前推一些，超过5万年。

于是，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联合科考的结果没有对外公布。“河套人”的确切“年龄”认定一拖就是20多年。

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黄慰文研究员作为当时参加科学考察的专家之一，向记者证实了杨馆长的说法。

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穿起来。对 “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的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简而言之，就是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河套人”的年代一提前，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人的鼻祖，东亚地区的晚期智人自成一脉，和“夏娃”是同时期的，不存在先后关系。

“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河套人”年代的断定，到底是5万年前还是5万年后?

黄慰文说：“科学毕竟是发展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

就在不久前，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尹功明用更加先进的光释光方法测定，也证明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

黄慰文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黄慰文认为，过去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河套人”化石的年代测定，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亚。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170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西方学术界面对东亚和非洲古人类考古结果标准不一，“河套人”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

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告诉记者，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

第五篇：冬至的起源

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冬至的起源居然是来自于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规划。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始用土圭法测影，在洛阳测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此为土中，这在当时有着政治意义的举动，却成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节日之一。[2]

周公到洛阳，用土圭法测得洛阳所处的地方即为“天下之中”，然后开始占卜国家社稷的吉地。《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的几个地方做了考察，最后确定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皆“惟洛食”(都是兴建宗庙社稷的好地方)[3] 。周公通过“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的史实，被载入了古代典籍，也被后人奉为封邦建国的成法。

土圭测影

“土圭测景”的目的是找出“土中”(中国的中心)。这种方法的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 “测土深，正日影，求地中，验四时”。 用这种方法测到的就是“土中”洛阳、“洛邑”的理论位置。

依周公测影所定的天下之中，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4] 。“定天保，依天室”，国家社稷(都城、宗庙)完成之后，周公在成周明堂制礼作乐，详细制订了国家礼仪制度， 据记载，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周公选取的是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

由周到秦，以冬至日当作岁首一直不变。至汉代依然如此，《汉书》有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因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出现在冬至。冬至又被称为“小年”，一是说明年关将近，余日不多;二是表示冬至的重要性。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源于周代，盛于唐宋，并相沿至今。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因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没有分别。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因此，也可以说专门过“冬至节”是自汉代以后才有，盛于唐宋，相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