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法治

2022-09-12

一、新社会环境下的证据法治

( 一) 法治之风在全国大范围内进一步展开

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依法治国”的法治之风在全国大范围内进一步展开。此次全会系统地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大环境大背景下, 我们要将目光投射于司法实践当中的法治建设。

( 二) 证据与法治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该条文成为我国定义证据概念的法律依据。通俗来讲, 证据是客观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行为, 特别之处在于这种事实可以为案件中的待证对象提供证明。从其外延上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证据包括1. 物证; 2. 书证; 3.证人证言; 4. 被害人陈述;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6. 鉴定意见; 7.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8.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证据”。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 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证据只有在严格受到法律的规制调整下, 才能保证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 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认清案件事实、解决纠纷的作用。证据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只有证据才能推动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证据还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和依据。总的来说, 只有在查证属实的证据基础上进行的诉讼活动, 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保障人民的实体权利得以落实。

所以不难看出, 只有在证据与法治相结合的情况下, 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 三) 证据法治概述

证据法治即为在收集、提供证据的过程中要遵守法律法规; 并且人民法院在审查证据、定罪量刑环节都要以证据为基础, 真正做到以证据定案。

证据法治对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 1. 在证据的运用上即在收集与提供、证据的采信过程中都要符合法律规范; 2.定罪量刑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做支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上来看, 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已经达到了证据法治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证据法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1. 证据收集与提供的环节2. 质证、认证的环节3. 人民法院审查证据定罪量刑的环节。

新时期下证据法治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 证据法治对司法实践的重大影响性, 证据运用的合法性极大地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2. 证据法治立法层面与司法实践的不平衡性,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 证据运用的各个环节都符合“证据法治”, 但在“自由心证”原则下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合理体现; 3. 证据法治存在巨大完善空间。

二、我国司法实践当中的证据法治

( 一) 证据收集与提供过程中的证据法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我国刑事诉讼中多数证据由公权力机关凭职权提取, 又由于我国法定证据种类多, 调取的证据种类多、数量大; 公权力机关占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其所收集与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较有保障。但又由于我国实质上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确定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公权力机关既有权收集证据又有权通过主观的内心确信审查证据, 这不利于证据法治的实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上贯彻落实了证据法治。但将目光投射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变相刑讯逼供现象屡见不鲜, 主要通过利用自然外界的力量造成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来获取口供, 变相刑讯逼供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例如不提供饮食, 不允许睡觉, 疲劳审问、将犯罪嫌疑人暴露在强光处。以上也可以得出证据法治在我国的立法层面与司法实践当中发展的不平衡性。

( 二) 证据审查及判案中的证据法治

我国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实践当中都追求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所以在我国诉讼活动当中证据只需要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个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便可以成为证明待证对象的证据, 而不论这种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完全一致性。我国的证据审查判断是由人民法院对现有的证据材料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对证据的证明能力、证明力进行判断, 并据此做出认定案件事实结论的诉讼活动。

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新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即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简单的“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使我国证据运用在立法层面上符合证据法治, 但又由于我国取其大陆法系与欧美法系的精华, 在证据制度上实质为“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判案的不完全统一性, 这也就违背了证据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同案同判”。

三、对实现“证据法治”的建议

证据法治对我国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要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形成新的突破需要从证据收集与提供中落实证据法治、司法机关运用证据定罪量刑过程中落实证据法治, 同样也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既在证据运用过程中符合法律规范也要求在定罪量刑上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

将视野投射于其他国家, 不难发现国外的一些制度对建设“证据法治”确实有帮助。例如:

( 一) 英美法系中对口供任意性的审查制度, 这一制度有助于在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环节落实证据法治。口供的任意性审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询问主体采取了法律不允许的一切手段, 包括暴力取证也包括变相刑讯逼供; 2. 询问主体不适当的行为形成了对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强制力, 给其造成了压迫紧张感, 使得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觉得不存在于不开口提供口供的其他选择; 3. 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在压力迫使下而做出的不自愿口供。对口供进行任意性审查有助于我国公权力机关在收集与提供证据的过程中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定。对口供的任意性审查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

( 二) 加强法官精英化建设, 纵观美国的法治进程, 出现了众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大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要求法官的内心确信要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 这不仅要求法官有着卓越的学术造诣, 同时也要求大法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查判断案件。只有在精英化的法官队伍中才能使得在审查证据定罪量刑过程中落实“证据法治”。

( 三) 保障人民群众广泛的诉讼权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司法最公正的时期也是司法最透明的时期。在透明司法下, 人民群众才能够参与到司法实践当中去, 人民群众只有在参与下才能够实施监督权。人民群众的监督有助于公权力机关在收集与提供证据的环节符合法律规范, 也有助于人民法院不偏不倚的根据证据定罪量刑。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地提出“依法治国”的政治方略, 这将我国的法治进程推向新的阶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围绕着证据展开, 新时期大背景下的法治之风也必然要求“证据法治”。我国司法实践主要关注证据的收集与提供、证据的审查与定案等几个方面, 不难看出要保障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 就必须贯彻“证据法治”。

关键词：证据法治,证据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