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关联性的几个问题

2022-09-14

一、证据的关联性是自然属性还是法律属性

学者们对证据关联性进行的研究, 多是从宏观层面探讨证明关系的有无或样态, 没有对关联性的参照标准, 也就是案件事实、待证事实、当事人所提证明对象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这导致实践中对关联性的判断没有了一个合理共同的标准, 因此对于证据关联性的参照标准的研究, 关系到关联性的定义、本质属性、司法实务的具体操作。

在回答参照标准应该如何界定之前, 要先探讨证据关联性的本质属性如何。

何家弘教授认为, 关联性是证据的自然属性, 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 (1) 我认为, 关联性的本质是法律属性, 是一种法律上的判断, 谈关联性的自然属性就像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样, 没有点名有别于其他的特质。一项证据材料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据并不是说只要与待证事实有证明关系就是有关联, 根据唯物辩证法, 事物在客观上是普遍联系的, 但这显然不会对认识具体的案件事实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这样的标准只会让那些能够切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淹没掉, 同时, 普遍联系作为客观存在, 是要由具体的人去认识判断的, 没有被诉讼参与人认识到的证据材料, 即使与待证事实有证明关系, 也并不能认为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

二、证据关联性的参照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认为关联性的判断是以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证明关系来确定的, 那就与证据关联性的法律属性的要求相违背。如果认为参照标准是待证事实, 则当事人提交的与待证事实 (此处所指待证事实是当事人所提出的具体证明对象) 没有证明关系, 但对整个案件事实有证明关系的证据材料就没有了证据资格, 这样不利于案件事实的还原。

法律属性要求, 只有被当事人认识到的证据材料才可能具有证据资格, 因此, 当事人根据自己想要证明的对象提出相应的证据材料,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证明关系, 就应当认为此证据没有关联性, 这种做法和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体现的比较明显。但是国外的制度和理论要解决我国的具体实际, 就必须与本土资源结合, 考虑客观情况, 我认为, 应当把证据关联性的参照标准界定为整个案件事实, 同时明确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的判断标准是待证事实, 正确理解关联性存在但没有证明力这种情况。

把关联性的参照标准界定为整个案件事实, 可以有效解决当事人错列证明对象导致即使证据本身有证明作用但无法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 我国的诉讼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追求实事求是其价值核心, 随着我国立法技术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程序公正、效率等价值的实现也成为立法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所以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 我国更加注重实体真是, 同时, 普通民众对于法院裁决是否符合客观情况也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期盼, 所以把关联性的参照标准界定为待证事实并符合具体实际, 但把标准定为案件事实所带来的证据范围过宽的问题, 需要有配套的制度相辅助, 就是把证明力的参照标准定为案件事实, 从而达到既能最大化的还原案件事实, 作出正确判决, 又能防止没有证明力的证据最终成为定案证据。

三、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力的关系问题

我不认同广义的“关联性说”提出的关联性包含有无和大小两方面的论述。 (2) 我认为, 第一、如果把关联性分为有无的关联性和大小的关联性, 则会导致关联性侵入证明力的领域, 证明力反过来模糊关联性的本来面貌;第二、关联性和证明力分属不同的阶段, 具备了证据能力, 只是说明证据材料有了成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资格, 但并不一定最终就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因为在后一阶段还要判断各个证据之间证明力的大小。其实证据能力, 证明力, 证明标准之间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 也是与庭审的程序推进相吻合的, 证据能力是法庭审查证据的范围和程序正义的体现, 在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材料中判断每一项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证明关系的远近就是证明力,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都是以单个证据为考察对象的, 证明标准则是针对一项具体的待证事实而言的, 该项事实可能需要多个证据去证明, 证据之间可能是共同证明也可能是相互矛盾, 证明力就像是对证据作出的一种科学的量化, 通过这种可参考的量化标准, 让法官综合判断, 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不同的诉讼类型要求的证明标准也不同, 民事诉讼中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 只要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即可, 刑事诉讼则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行政诉讼则处于二者之间。司法实务中的“问题”, 是没有把各个制度所参照的对象理清, 对国外的制度也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 同时对我国的具体实际没有很好把握, 综合造成的结果。让关联性去衡量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证明关系的有无, 用证明力去判断具有证据能力的有无与大小是基于同一标准也就是与案件事实的关系, 如果认为关联性是判断案件事实证明关系的有无的指标, 证明力是判断与待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指标, 那证明力同时也包含了有无的可能性。如果认为两者都是针对待证事实, 那关联性就是有无的标志, 证明力就是大小的指标。可是, 如果把关联性界定为与待证事实有无证明关系的标准, 那在实务中就会产生,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与证明对象之间没有证明关系, 但该项证据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有证明关系的, 但是由于其没有“关联性”, 所以法官不能把该项证据当作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并不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 作为诉讼法学基础的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 表明我国是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 但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特点不会完全消除, 我国现在规定了举证责任、举证期限等证据失权制度, 但这并没有改变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

把关联性的判断对象界定为案件事实, 把证明力的衡量标准规定为证据与待证事实证明关系的亲疏远近, 这样的理论设计会导致关联性只有有无之分, 但证明力则包含有无和大小两种情况。按照关联性以案件事实为参照标准的观点, 有关联性的证据可能产生没有证明力的情形。按照一般理解, 有了关联性就说明有证明关系, 接下来就是证明力大小的问题, 怎么会出现没有证明力的情况?其实这是把关联性和证明力归于不同参照标准的正常结果。同时, 该观点的成立, 并不是说把关联性的参照标准阶段为待证事实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因为, 该观点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关联性的应有之义, 证据资格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律标准去缩小案件证据材料的范围, 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证据材料有很多, 为了追求一些法律价值, 必然要对发现客观真实的价值作出限制, 也就是不能无限制的把所有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材料都作为证据来使用, 而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在关联性上的体现就是, 只有被当事人认识到的证据材料才可能作为证据使用, 而当事人对证据的认识必然包含着对证明对象的认识, 因此对于那些虽然跟整个案件事实有联系, 但没有被当事人认识到, 没有体现在证明对象中的材料, 同样认为不具有关联性, 这是法官中立、辩论充分、由当事人主导庭审的必然要求。但是, 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和诉讼目的, 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种观点, 制度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只参考外国立法例这一个因素。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所提证据材料若与证明对象没有证明关系, 我们一般会通过否认其关联性, 将此项证据材料排除在证据之外。但是如果此证据对整个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 则不能草率的下结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由于理论上对证据关联性的参照标准的研究还不全面, 学者们习惯在更高的层面展开论述, 本文就紧紧围绕关联性的参照标准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关联性,证明力,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