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解读

第一篇：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解读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尹汉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作为社会的、现实的人，既是唯物史观主张的价值主体，也是唯物史观考察的科学客体，“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是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出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人类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正是在考察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眼点仍然是人。按照他们的科学构想，未来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所述，可见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以人为本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考察发展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全面发展乃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是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衡量，不难发现过去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出现的若干偏颇：重经济增长，轻社会进步;重发展速度，轻生态效益;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等等。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决纠正这类偏差，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在考察和处理发展问题时，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也要重视社会进步和生态发展;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也要重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重视发展速度，也要重视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实际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运用辩证思维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考察发展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发展就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产物，就是这些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要而言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都是构成发展这个矛盾统一体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是主要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虽然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但也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时，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重视次要矛盾，坚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如果眼睛只盯着经济指标、忽视其他相关指标，抓经济发展这一手比较硬、抓其他工作则有些手软，那是搞不好经济的，即使经济暂时上去了，最后还得掉下来。只有正确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如果发展思路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可能陷入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困境。事实上，我们现在既具备了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复杂情况，许多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正等待我们去探索。比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在增加物质投入、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如何推动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如何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等等。面对这些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排除障碍，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澄清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的同志以为，马克思主义只讲物质生产而不讲其他生产，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是全面生产理论，它包括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有助于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庸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限，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全面进步的做法，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也具有制约和反作用。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增长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看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自然辩证法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否则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开发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谋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最高目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切实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的需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处处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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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只有理解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到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意义，使它更好的运用于实践。

一、“发展是第一要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我们党对“发展”在当代中国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科学判定，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分析世界历史进程和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从具体国情出发，搞清楚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此基础上，他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把中国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二、“以人为本”蕴含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胡锦涛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显而易见，这段重要论述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坚持“以人为本”在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或者说，就是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所坚持的以人为“本”，即在实质上，以人民为“本”，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动力和以人民为目的。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巩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新中国的主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即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力量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由旧制度的奴隶变为国家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坚持、巩固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最关键的，是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群众是改革和建设事业之本、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人民群众，既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精神生产的主体，还是推进体制改革的主体。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无论是物质生产中的技术创新，精神生产中的理论创新，还是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其原动力都是来自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实践活动。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最要紧的，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做到以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们党把发展视为“硬道理”、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的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这样的原则高度提出的、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就是要在解决好因何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同时，解决好为谁发展的问题，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篇：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颜悦南

2012-4-11 8:28:20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2011年第9期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该文阐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明确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哲学，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1.生态文明的内涵

从“文明”的界定来看，广义上是指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态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方式之后，通过科技形成的物质和社会状态，包括用理智和实用知识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

生态文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

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学者认为工业文明因面临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他们大力倡导生态学世界观，但当时并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

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文章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将生态文明看做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

1987年，中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观点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阐述了生态文明。

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状态。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多个维度。生态文明的本质或中心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相和谐。

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多方面的含义，生态文明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人类应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生态文明价值观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与生态系统之间平等相处、相互依存、协调共生，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控制发展的模式、规模及速度，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至上，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强调生活方式的实用性，减少对自然不合理的需求，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2.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整体状态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来看，生态文明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人类文明系统的结构性来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但具有基础地位，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生交叉渗透的相互作用。

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将制约和影响未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将促使现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向着生态化方向转变。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就不可能享受高效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正确认识和处理这“四大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向生态经济方向发展，把人与自然和谐提升为精神文明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既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推动政治文明扩大视野，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拓宽公众参与的民主途径。

3.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哲学是科学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重要的学理根据和文化前提，科学发展观所依据的全面协调发展、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人本主义取向，则是生态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从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有着内在一致性。

A.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B.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提倡的全面和协调，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和社会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协调发展。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生态文明坚决反对人类中心论，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与共同进化。科学发展观不仅用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用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调节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C.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共同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也坚持“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等公平原则，同样体现了共同进步的基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生态文明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是由于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

4.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应该做到：

A.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注重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走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转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以此来实现人的行为模式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B.加强生态环境道德教育

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应该持续开展生态教育，把生态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按照“面向未来”的要求，通过对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使人们树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和谐进化的生态发展观念，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发展观、消费观和审美观，调动全社会成员的主动性、自觉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

C.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改变，就必须要实现从资源粗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继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生态农业;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费的工业发展路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建设生态工业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D.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基于对工业文明追求过度消费物质资料的批判和否定。绿色生活方式完全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它以提高生命价值为宗旨，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节约资源。提倡绿色生活方式，要求改变人们不良的食物需求与消费习惯，简化食物生产、分配、消费环节，避免食物生产与消费功能的异化。这种绿色生活方式，既有利于人自身的健康，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提倡绿色消费方式，要求人们能以一种健康合理、科学文明的姿态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抛弃过度消费、超前消费、高消费的畸形消费观，从追求繁华、浪费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改变人们对资源的强烈占有心态，将环境保护融入日常的消费行为中。

E.强化政府的生态责任，加强生态环保的制度建设

加强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机能，即政府要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和生态行政，完善生态文明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努力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整体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形态。

政策方面：应该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建立绿色GDP;利用绿色税收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贴，以鼓励他们投资环境保护产业：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尽可能合理利用资源。

法律法规方面：要加强环境法律建设，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法律和制度，加强法律约束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F.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

环境监管体制是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保证，必须加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加强司法部门的监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环境执法监察管理体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篇：论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价值

(作者：王一卓)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法哲学的视野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分析科学发展观作为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充满时代精神、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方法论。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意义，特别是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作为法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既是领会和省悟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的意义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

1 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

2 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

3 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臵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并成为积极诉求社会正义原则的时代强音。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公正的社会生活依赖公正理论的指引，因为社会公正理论能够为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一个社会能够成立，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在一起携手相存，主要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个社会的政治、法权、伦理和经济关系中体现着一种公正原则。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和谐，让我们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阐述，是我党执政观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党对正义之价值积极追求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实际上是对代际正义的诉求。经济需要增长，社会需要发展，但是，已有的历史表明，杀鸡取卵或者涸泽而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是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使自

5 然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代际正义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际正义是对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的协调，是对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的协调，因此，代际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代内正义，也需要实现代际正义，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而协调二者之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即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

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

6 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第一，从执政方式来看，依法执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要想获得民心，要想稳保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心，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以民为本。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人治思想，转向法治思维，把依法执政看做是党治理国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长久的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在新时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可靠的执政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顺应民心、获取民意的执政方式。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二，从制度保障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没有法治，民主会演化为“大民主”，没有集中的民主将是低效的民主。在党执政的前30年探索中，领导人的权力变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导致国家建设一度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历经艰险，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加以实

7 施，目的就在于保障国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7‟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创新执政活力、如何发挥人民的活力、如何继续坚持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这就需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

„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蒋熙辉.执政方式转变需要法治思维[J].人民日报,2007-9-1.

„8‟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第五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Y360920 物流班 王磊 27号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

(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

[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8][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118—11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上)：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