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化五圈四重构范文
采集重构教案
一)、色彩的再创造
1、 采集
——色彩构成 ·采集重构
艺术大师毕加索曾在他的创作理论中谈道：“艺术家是为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感动而存在的仓库，从天空。大地，从纸中，从走过的物体姿态、蜘蛛网„„我们在发现它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必须把有用的东西拿出来，从我们的作品直到他人的作品中。”可见，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敏锐的观察能力。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万物静观皆得”，只有对世界充满热爱、专注和探索精神，才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美，逐步去认识客观色彩中美妙的色彩关系和美好的形式，从而揭示美的色彩规律。
a、 写生
写生是收集色彩素材、积极地咀嚼和充分地消化色彩对象的最好方法。它在采集自然色彩时用得较多。作为写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作深人细致地观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感知对象，分辨各种色彩的复杂变化。写生的过程，是深人理解、认识色彩关系和概括、提炼色彩要素的过程。因为写生的目的不能只满足于视觉的直观再现，而应是通过采集者的审美情趣对对象加以改造和变化，从而发现美。 b、 摄影
彩色摄影是现代艺术家常用的采集手法。它简便、快速、完整、真实、准确，能把瞬息万变的自然现象凝固于瞬间。从艺术史看，整个艺术史也是视觉方式的历史。变换一种观察方法，就会革新一种观念，宏观与微观所获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科学手段的摄影技术，对色彩的敏感程度大大超过了人的肉眼和观察能力，特别是相机上可以更换的镜头，使同一个物象可获得多种截然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说，摄影采集需要的是敏锐的感觉和相机镜头二者完美的结合。旅加画家、摄影家程子然说过：“相机不是帮助我去拍作品照抄(我最瞧不起没有创作能力用相机拍了回来照抄的‘所谓画家’，我只是用相机去拍摄自然的色回来作参考而已”。在某些方面，摄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写生概念，使收集素材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国际色彩权威》、《启隆》等发布的流行色，多是通过摄影资料为依据来预测和发布的。另外，利用特技摄影，如显微摄影、旋转、微动摄影、叠影、罩影等手法加以再创造，其色彩的变化更是奇幻无比。 c、 临摹
临摹是学习和采集传统色彩、民间色彩、少数民族色彩时多用的手法。这种临摹应算是记录性临摹，即根据需要有重点地做局部色彩和图形的临摹，从具体的调色中、颜色的对比中、图形的变化中。用笔的力度中去体会该作品的特征与风貌，从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原始色彩风格。 d、 剪贴
剪贴指收集图片和标本。看杂志或画报时，我们经常会被里面精彩图片的美妙色组所打动，这时，不妨将它们剪贴收集起来，作为自己未来配色设计的依据。像火花泅票、各种绘画和摄影作品等。艺术院校的学生经常爱买过了期的旧画报，其目的也是想从普通的图片中寻找灵感，取得意想不到的美的启示。采集标本是指采集那些力所能及的小的实物，如红叶、杏叶、树皮、贝壳、鹅卵石、蝴蝶等。标本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真切、动人，犹如身临其境。当然，标本的收集非常不易，也很有限，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不要错过机会，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重构
重构的意义是将原物象美的、新鲜的色彩元素注人到新的结构体、新的环境中，使之产生新的生命。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重构：一是画面中的重构，指根据采集对象的形色特征，经抽象过程，在画面中进行重新组织的构成。色彩构成课中的练习多用这种方法，作业名称叫“采集重构”，在正方形或长方形构图中完成。此练习考虑更多的是原物象与画面，以及画面自身的完善程度。二是按不同门类的设计需要去重构，它多在专业色彩学习中出现。此时关注更多的应是抽象出来的色彩怎样与设计形式达成和谐，也就是说，重构时不但要考虑和体现原物象的色彩特征，更重要的是要看其设计作品的形态、结构、材质、风格、功能等是否与采集来的色彩相协调。 a、 整体色按比例重构
将色彩对象较完整地采集下来，抽出几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色彩，按原色彩关系和色面积比例，做出相应的色标，整体地运用在作品中。特点是能充分体现和保持原物象的色彩面貌。 b、 整体色不按比例重构
将抽象出的几种主要色彩等比例地做出色标，根据画面要求有选择地应用。特点是运用灵活。由于不受原色面积比例的限制，所以就有可能进行多种色调的变化。重构的结果仍能保留原物象的色彩感觉。 c、 部分色的重构
从抽象后的色彩中任意选择所需的色，可以是一组色，也可以是一个色。特点是运用更加自由，更加主动，原物象只给我们以色彩启示，并不受原配色关系的约束。 d、 形、色同时重构
在重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如果与原物象的形同时进行考虑，效果可能会更好，更能充分显示其美的实质，突出整体特征。因为许多物象色的表现是建立在特定形和形式之上的，尤其是自然色彩。反过来，原物象的色和色关系往往还能给画面的结构、产品形态等带来启示。 e、 色彩情调的重构
依据原物象的色彩感情、色彩风格做‘神似”的重构。重构后的色彩和色彩关系可能与原物象很接近，也可能有所出人，但始终保持其原色彩意境、情趣的方向不变。此方法较之以上几种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创作者拥有对色彩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不然，重构色彩就会缺乏感染 2.色彩的搭配 在同一空间中使用多种颜色,就必须注意色调的变化。
(二)、色彩的源泉
1、自然色
2、传统色
3、民间色
4、绘画色
第二篇：《重构》读后感
～-7-11 字数：168
1网上对于这本书的评论很热闹，在读《Java编程思想》感觉有点疲倦的时候，我拿起了这本书。这本书作者是MartinFowler，而且封面上印着"与《设计模式》齐名的经典巨著"，"《设计模式》作者为本书作序"，"超过70种行之有效的重构方法"等宣传语。对于这些宣传语我第一个感觉是宣传的噱头，Martin没有必要通过本书与《设计模式》的比较显示自己的身价。另外由于文中常常有交叉引用，可能侯捷/熊节采用页页对译，显得每页留白很多。
开篇作者并没有像常见的那样为"重构"正名溯源，而是操刀剖析了一个出租影片程序的案例。原来的代码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功能，但是面临着眼前需要增加新功能打印HTML格式，日后可能变更影片分类的长远需求。在变更前，作者对于最初的程序画出了问号。然后按照每次谨慎地移动一小步，频繁地测试的原则，对原来的代码实施重构。小步挪动以后，擦亮了窗户，对于程序的结构看得更远了，继续微调。终于在最后解决了该程序面临的问题，增加了程序的灵活性，但是也使得代码变得更加复杂了，减小了函数的功能粒度。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量变，产生了质变。代码在没有改头换面的前提下进行了脱胎换骨。
第二章作者开始步入常规，解释关于Refactoring有关的What(重构是什么)，Why(为什么要重构)，When(什么时候进行重构)，How(如何提出重沟)问题。作者也解释了重构面临的难题。我感兴趣的是重构和设计，性能比较的两节。通过对OOp的学习，我逐渐理解和接受了项目逐步培养，成长的观念。原来我一直按照瀑布式开发，在项目后期总出现一些当初设计想象不到的情况，开始我总归结于自己经验不足，需求分析做的不够深入细致。接触到Xp和重构以后，心中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我想重构与瀑布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项目开发过程中两个侧面。在我所参与的动辄上百人参与，软硬同吃的项目中完全采用Xp是不可思议的，两者必须结合使用。作者对于程序性能的问题的观点也让我耳目一新，他提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着眼性能，而且通过测试而不是事前分析的方式寻找性能问题的瓶颈在那里。
接着作者用22种代码中的坏味道描绘了需要重构的种种征兆。这一章和第6章一样，我读得很"流"，感觉内容很容易理解，但是读完以后脑海中印象却不深刻。尤其是具体的重构方法，有时候感觉作者挪动的步伐太小了，太谨慎了。也许像侯捷在序言中所说的，是日后计算机自动完成的步骤;也许是我看别人做事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后跌了大跟头才能知道其中的真意吧。
UMLClassDiagram和JUnit是顺利进行重构的左右双翼。在第1章中的那些UNL类图，我认为只是对代码进行重构结果的解释，并不是通过分析UNL类图发现需要重构的迹象。如果从项目整体或者多个类的关系入手进行重构的话，UML类图可能能够负担行军路线图的重担。(但是你为什么要等到这时候才进行重构呢?)。而JUnit是进行频繁测试的依仗，只有实现测试的自动化，才可能随时的重构。作者用第4章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测试的观点，JUnit测试构架。
从名为“重新组织你的函数”的第6章开始，作者详细介绍了每一种重构方法。对于每种方法，按照名称(Name)、概要(Summary)、动机(Motivation)、做法(Mechanics)、范例(Examples)的格式进行。这么多模式，很难记忆完全，也没有必要。我想如果理解了重构的概念和原理，具体的模式可以像字典一样平时多翻翻，多琢磨。具体做的时候没有必要非要搞清楚自己使用的是哪一种模式，然后严格按照书上的步骤照猫画虎。无招胜有招，把重构融入到自己平时的编程过程中才是真正掌握了。
这本书翻译得很流畅，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文中生动自然的语言带到桃源深处，领略别样风景。至于网友常常争论的翻译，用词等问题，我并不在意，也丝毫没有构成我阅读的障碍。我关注的是原理，技术本身，而不是某个词的译法、用法，因为我知道“个别代码的优化调整，对整个系统毫无意义”。
第三篇：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七)
经十七人次谈话了解到，当年政府和法院处理此事时，都忽略了两上十分重要的证据：一是某村民责任土地证书上虽然包含所争执的三分地，但他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大大超过证书上标明的亩数，超出不止三分地;二是证书上的地界文字发生笔误，“二塆”与“儿塆”因谐音而写误，与村委会原始记录不符。有人提出补充证据申请二审法院改判。我不同意。一是因为二审判决生效已超过两年，再审难度大，太费时;二是改判之后，又会引发某村民与村民组之间的其它纠纷。因此，只宜自行和解。
开始，某村民以“二审判决已生效”为由拒绝和解。我们便摆出新的证据，又向他解释法律有关条文。然后指出如果他与村民组长期关系恶化可能导致对他不利的后果。经十余天的反复考虑，某村民终于同意和解。全体村民补交了三年的公粮，镇政府表示不追究任何人责任。已辞职的村民组长自动复职。一场纠纷就此了结。
清代乾隆年间，湖北提刑按察史冯廷丞总结他在刑部二十余年的经验说：“夫狱者，愈求深则愈深，要在适中而止，则情法两尽。”(见《汪容甫文笺》)。时人誉为一针见血之谈，对今天的司法行政工作来说，也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的调解与前面介绍的民间调解案例不同，已不再是“纯粹的“民间调解”，而是一起行政调解，是政府出面以调解的形式解决一综复杂的社会纠纷。就纠纷的性质而言，纠纷本身表现为”行政性的”——抗缴国税，而起源却是“民事性的”——三分水田的归属问题。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按法律的逻辑，可以根据需要，将这起纠纷设计成两种案件。其一，以乡镇府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这在法律上是完全成立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实力较量上，乡镇府必胜无疑。诉讼中如果村民提出三分水田归属问题，法院将会按法律的逻辑，认定“三分水田”归属问题与本案审理的标的——税收法律关系——无关，将水田归属纠纷排斥于行政诉讼程序之外，不予处理，从而达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效果。其二，以抗税为由将领头人抓捕，杀一儆百。这在法律上也是成立的，被抓的人如果提出“三分水田”问题，公安机关将会以同样理由予以驳回——与本案无关。以上两种方法从法律角度都成立，而且看上去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正如这位司法助理员所言：“就算补交了公粮，而留下的后患则会引发更大更多的纠纷”。“三分水田”纠纷没有妥善解决引发了全村抗税并导致村委瘫痪，如果再以强制手段解决抗税，完全可能是火上浇油，结果难以预测。
这位司法助理员解决纠纷的手段也是灵活多样。作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他可以正式调查案件事实，取证、制作笔录等，但他偏偏采取不作笔录这种非正式手段。以“乡谈”这种轻松而又颇具实效的手段获取了案件事实真相。如果他采用正式手段，乡民很可能噤若寒蝉，谁也不愿意在笔录上签字。在纠纷解决上，他不是“从法律的眼光”出发，将“三分水田”纠纷排斥于抗税纠纷之外，而是“从生活的眼光”或者说“从村民的眼光”出发，将两者综合起来，统筹解决。为了全面、和平地解决纠纷，恢复村庄的安静，重整村民自治组织，乡镇府动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裁量权——许诺不再追究任何人责任，以行政责任作为“交易标的”，换取了某村民和“弃权”和全体村民与政府的合作。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纠纷就此平息了。颇有兴味的是，这位乡司法助理员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居然从数百年前的一位清代刑官笔记中，汲取了“适中而止，情法两尽”的古训，将不上大雅之堂的调解上升为艺术。
上面介绍的案情展现了在乡村社会里纠纷解决的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一个表面上看来属于民事纠纷承包合同纠纷，背后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村民自治权的落实——村干部多吃多占，村民拒交提留;民法上抗辩权的行使——村里不归还欠款，就拒绝承包。这些在学者及法官的专业眼光中互不相干的法律关系，在农民的眼中实实在在地联系在一起。“承包与否”成了农民要挟政府和村委的“质物”。
解决“承包”背后的这一系列纠纷涉及到多种行政权的运用，行政机关在解决这一纠纷中，可以将政府可以调配的各种资源作为筹码，灵活运用到纠纷解决之中。完全可以想象，没有行政权参与其间，这一起纠纷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若仅由法院对承包纠纷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审判，不仅裁判难以兑现，而且可能会引来更多的麻烦。纠纷的多样性、复合性决定了在解决复杂的纠纷过程中，纠纷的解决者不能仅以一个裁判者的角色行事，还需要见机行事，不时地扮演管理者、调解人甚至是律师的角色，综合运用多种权力和资源达到纠纷解决这一最终目的。这使我们领会到为什么在乡村社会，法庭解决纠纷经常请政府出面支持，而政府解决纠纷又经常请法庭协助。从批判的眼光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例证，但从现实的角度，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威的互助与互动。行政需要法庭出面，以增加其解决方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法庭都认为是合法的!法庭则借助行政以增强其裁判的强制力——对抗法庭意味着对抗政府!
必须看到，不同法庭具有不同的功能，相应地就具有了各自的工作重点和独具风格的行事风格。作为国家的正式司法机关——县以上人民法院——如果与行政机关过多地纠合在一起，进行所谓的联合执法活动，将会损害司法的中立性以及权威性，但在基层社会，过度强调司法与行政的两分离是不恰当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我国的乡镇法庭改造成类似英美法系国家的治安法院或其它大陆法系国家的小额法庭。治安法院或小额法庭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机构里的所谓法官往往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资格，从事的并非是单一的裁判工作，而是集司法的、行政的职能于一身，他们与其说是法官，不如说是一定社区的专职纠纷解决人，至于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则因案而异。正如费城首席治安法官Joseph J.Hersch所言，治安法官的工作“更多是社会工作而不是法律工作。”美国的治安法官中很少有律师资格的人，大部分人没有本科学历，有些甚至高尚未毕业。 [89]
我国实践中同现的这种法庭与公安、司法所以及其它行政机关共同解决纠纷的所谓“大调解”机制类似于美国社会60年代在政府资助下设立的“近邻司法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以及70年代出现的“纠纷解决中心”(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但两者有一基本不同点在于，“近邻司法中心”属于社区自治性的，而“大调解”因主要依赖于政府，性质上属于行政性的。笔者认为，结合西方国家的小额法庭、行政裁判所设置原理，可以考虑将实践中出现“大调解”机制研究改造成行政裁判所，作为解决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各类纠纷有效机制。行政裁判所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可以集调解、裁判、行政于一身，以多种手段和身份解决纠纷，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小额法庭的一个共同特征。
三、重建的原则
(一)确认行政裁决和调解的效力。我国乡镇司法行政部门解决民间纠纷的功能一直未能充分发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乡镇调解以及裁判的法律效力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乡镇调解或裁判属于当事人自愿，没有调解先行制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参酌我国以前仲裁法规定，采取行政裁决与诉讼并行制度，即对于乡镇司法行政机关裁决的民事纠纷规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内起诉到法院。过期不起诉的，裁决具有执行力，将裁决的正当性建立在“不服可以不从，服了就要听从”之上。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在法定期内不起诉的，说明当事人已经服从，即不得再起诉。一方不履行的，对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然，国家应相应地完善乡镇司法所的裁决程序，使其具备基本的程序要件，如委托律师、进行辩论、阅读卷宗材料、告知权利等，将乡镇司法所改造成行政裁判所，对辖区内的各类纠纷进行裁处。
对于经乡镇司法所调处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乡镇司法所或当事人双方送交法院审核，经法院核准后调解书具有执行力。法院认为调解违背自愿原则或国家强行法规定的，裁定撤销，当事人可直接起诉或重新到司法所申请解决。
此外，对于司法所做出的裁决或调解，法院仍可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具体可以参照现行法律中有关法院执行公证文书和仲裁文书的制度规定。 [90]
(二)有条件地实行行政裁决先行。对于某些纠纷，笔者以为可以比照台湾的做法，对某些类纠纷实行行政裁处先行制度。我国台湾1981年修订的《乡镇调解条例》即规定，对于某些类型的纠纷采强制调解原则，由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经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立者，得迳行起诉。就我国现状而言，至少对于以下纠纷可以实行行政先行调处制度：
1、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
2、土地承包纠纷;
3、山林纠纷。法律规定必须先经行政调处，如未经乡镇调处的，法院不予受理。德国与荷兰同为欧陆国家，然而，法院的受案比例却大不相同。德国的法院负担远比荷兰重，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于荷兰在处理消费者纠纷争议、租赁纠纷、简单金钱债务支付、劳资问题、交通事故乃至承揽建筑纠纷，都发展有相当有效的调解、仲裁或行政程序，使诉讼相对成为多余，而这些在德国是依赖于法院来解决的。 [91]对于其它类型的纠纷是否经过乡镇司法所裁处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建立行政裁决先行制度尤需注意的是，防止行政或法院以此为借口，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诉权的行使。
(三)设置多种类型的行政裁判所。除了将乡镇司法所改造成行政裁判所外，国家应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在纠纷较多的行业设立相应的行政裁判所。以劳动纠纷强制仲裁制度为例，据统计，全国现有劳动仲裁机构3191个，配备有20000名专兼职仲裁员，5年来审理劳动争议案件26.7万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1.8万件。 [92]我国城市职工数以亿计，然而从1995年1月至1997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法院仅受理92139件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仅约4万件， [93]究其原因，劳动仲裁委员会起到相当大的屏障作用。一项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从废墟之上转变为工业大国，劳资关系和谐安定是关键之一。日本在劳动纠纷领域建立了斡旋、调停、仲裁等系统性纠纷解决制度，罢工或其它激烈性对抗行为较少。国际劳动争议之统计发现，日本劳资争议的件数、继续时日以及劳动损失比起欧美国家轻微的多，以致欧美诸国掀起研究日本劳资关系的热潮。 [94]
我国完全可以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消费者权益纠纷、城市房屋买卖租赁、教育管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治安行政管理、物业管理、保险、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实施行政裁决先行制度。以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为例，据中消协2000年初公布的数字，1999年中消协系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20410件，解决率97.3%。消费者因经营者欺诈行为而获得的加倍赔偿金额达1044万元，比1998年翻一番。 [95] 再以交通事故为例，1989年我国全年发生交通事故257539起，直接损失3.4亿元;1998年为346129起，直接损失19.3亿元。 [96]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处理的原则是：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是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未经交管部门调解的，法院不受理;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最终裁判权由法院掌握，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诉至法院，从而保障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这一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法院的案件负担，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
一、经交通管理部门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的，仍允许当事人再行起诉，调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其
二、交通部门调处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程序规范。对于这些问题皆可以比照前面所言，通过设立行政裁决所制度加以规范。如果交通行政裁判所能够消解90%的纠纷，则法院每年将减少31万起案件。
(四)裁判者不被诉追。我国行政裁决制度不彰的另一原因是立法对于行政裁决的性质认识不清，理论及立法上皆有认其为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诉诸法院的，裁决机关成了被告。行政机关为免被诉诸法院的风险，对于裁决民事纠纷持消极态度。据宋龙凌等在陕西省某4个市调查，1990年至1993年，政府部门受理的土地权属和土地侵权赔偿纠纷持续上升，但到1994年后则逐年下降，其中西安市政府受理的土地权属纠纷案1994年比1993年下降17%，1995年比1994年下降17%，而1996年则比1995年下降高达56%。调查表明受案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行政部门担心成被告。 [97]笔者认为，假如法律准允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另行起诉，则案件一旦被法院受理后，诉讼仍应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作为裁决者的行政机关不应演变为被告。理由之一在于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另行起诉，则行政机关已无滥用裁判权并强制当事人接受其裁决的可能，相应地司法权对于行政的制约即无必要。再一个根本理由是：为了保证裁决者自由地裁决，不至于在写裁决书时胆颤心惊、忧心忡忡——如果出现差错或一方不满，自已将陷入纠纷的泥溏——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裁判者免受追究。对于这一问题，英国著各大法官丹宁勋爵在一份判词曾予清晰的解说：
“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其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成立的。„„对受害一方的补救办法是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或者申请人身保护状，要不就申请再审令或调卷令，或者采取此类步骤以撤销法官的判决。当然，倘若法官受贿或者哪怕有一点点腐化行为，或者法官滥用司法程序，那他将受到刑事法庭的惩处。但除此以外，法官不受赔偿的起诉。这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任何犯错误和办错事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地需瞻前顾后。„„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拌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 [98]”
丹宁的言论虽是针对法官而言的，但应当适用于一切居间调解人和裁判者，当然也包括行政裁决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裁判者免受诉追是指作为裁判者的机构，不应因自已的裁判行为而被诉诸法院，但这并不是说裁判者可以为所欲为。一旦发生裁判者的个人严重违背程序规则或故意枉法裁判等行为，仍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五)符合程序正义的底线。虽然行政裁判所不以严格的程序规则为要件，但为了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并达成有效解决纷争的目的，行政裁判所必须要有基本的程序规范要求，即国家应为行政裁判所设置程序正义的底线，具体包括：(1)中立。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它源自一个古老的法谚——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为实现行政裁判所的中立性，并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行政裁判所的组成人员应与行政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正如韦德在评价英国行政裁判所时所言，裁判所的特性与其说是官僚机构，不如说是民众法庭。行政裁判所应尽可能地吸引民众参与，并赋予当事人选择裁判人员的权利。例如，在劳动仲裁庭之中应当有工会成员及资方成员参与。(2)两造对抗。两造对抗不仅是居间裁决程序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已被一些行政听证程序、复议程序所采纳(如第三人的参与)。两造对抗实为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主体地位的基本体现。这一要求有时也被表述为程序参与原则。(3)程序公开。公开并非是必然要求，从不公开审理有利于纠纷和平解决角度考虑，当事人要求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否则应予公开，以便实行民主监督。(4)裁决应附具理由和证据。行政裁判所解决民事纠纷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仅须记载双方的协议便可。对于以裁决形式解决纠纷的，应附具基本的理由和主要证据，此也为程序正义的要求，但行政裁决之析理与论证以简要、明确为基本要求，与判决书条分缕析自当有所区别。
(六)接近司法之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的统一执行，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永远涉及到法律的解释，同样的法律条款完全可能因为解释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执行。为了保障法律执行的统一就必须保障法律解释权的统一，而法律解释权统一的前提是最终解释机构的统一，如果同样一部法律可由两个以上部门进行最终解释，法律势难得到统一执行。法治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统一赋予法院，在法院内部再通过上诉制度的整合，使法律的解释权最终地控制在最高法院的少数法官手中。法律统一实施是法院对行政裁判所进行司法审查的最基本理由。司法审查的第二个理由是程序保障。行政裁判所的设立主要出于效率和便捷考虑，程序保障属于其次。为防止行政裁判所独断、擅权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对其加以约束。我国现行法律中赋予商标委员会和专利委员会对一定的纠纷以最终裁决权，由此导致这两个委员会无所畏惧，滥用最终裁决权，形成很多不正常现象。笔者在办理一起商标纠纷案件过程中，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即对笔者坦言，我们的处理决定是最终的，不服你们也没有办法。就该案的实际处理结果而言，明显地无视证据和法律，但结果确实如该同志所言，当事人对此没有任何救济办法，由此反映了法律将最终裁判权交由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的危害性。
结语
社会转型的实质在于利益的重分与规则的重建，与此相伴而来的是纠纷的蜂起云涌。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司法权威的将会逐步得以重新确立。出于对法院信任，提交给法官们“依法解决”的纠纷将会成批地增长，而法院却难以承受案件之重，并且，人们最终会遗憾地发现，某些纠纷通过法院“依法解决”并非是最佳的方案。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诉讼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一刀两断”式地依法裁决，不利于在当事人间形成实体上的利益衡平。为此，日本著名学者棚濑孝雄先生断言：“重视审判外的纠纷处理机关及其解决纠纷的过程，对它们发挥的功能进行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一个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基础部分，因而具有量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对它们的研究在提高社会解决纠纷的整体质量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99]”。棚濑氏之言，值得三思。
第四篇：HR如何重构组织？
互联网纪元：HR如何重构组织?
互联网浪潮汹涌而至，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重构新的价值链，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消费正面临重新建构，人类面临工业革命后的一场新的、爆炸式的革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纪元。
全新的商业业态、业务经营模式和价值链的重建，每日在发生着。适应、改变、创新将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互联网经济挑战传统的商业模式，以一种全新的挑衅者的姿态,在虚拟的空间里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互联网的经济将会是颠覆性的、不可商量的、而且会不遗余力地渗透、推进，从而产生“线上”的巨大压迫和冲击力：
互联网将会带来以下特性：
超越时空，随时随地， 在每个时间的碎片里，在一次次点击中实现价值;
信息传递、信息使用和价值创造形成无缝链接，在一个平台上实现全部过程;
技术成为支撑营销的命脉，速度、简洁美观的设计、优质客户体验，便利性等等类似于商店的位置和入口，决定着人流和驻足者的数量;
客户体验、互动、乃至共同创造成为一种时尚，消费者可以同时是价值创造者
粉丝、传教士式的营销远远超过空洞的广告，口口相传式的价值消费、差异化消费和新奇消费会自动形成消费族，产品的价值在消费端会大于企业品牌价值
消费信息的痕迹会被记载于历史的账本，成为企业的电子档案和消费者购买的参考指南 有意义的话题、微营销，会吸引眼球，激发互动，成为拉动营销、推广企业品牌形象的高效、
实用工具和手
企业和客户在上下游都面临着更多的选择，资源、时间、和价值都会得到充分地利用，实现价值的理性回归......
那么，互联网思维如何在企业落地?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传统的业态、传统的经营模式，决定了传统的组织架构;传统的采购、生产、营销、服务模式，员工的分工、合作和管理模式;能力资质要求和薪资分配体制;乃至于企业的思维、文化和办事模式......
然而，当原料的采购可以发生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时候，当一个消费者的声音有可能被全球人听到的时候， 当生产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实现个性化定制的时候，当客户服务不再仅仅是答疑、接受投诉而是强有力的促销的时候，当我们无须搭飞机、火车遍地找客户的时候，当竞争对手变得无法隐身的时候， 当工作可以随时随地的时候，当分分秒秒可以跟踪客户足迹的时候，当网上工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企业的组织架构，内部职能的分工，团队的合作，员工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场所，公司的规章制度，薪资福利政策和奖励措施， 领导力的考核，企业文化的建设等等，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环节，每时每刻，无疑都是在挑战。
在互联网经济面前， 所有这一切，HR都必须重新检视，重新布局，重新建构，甚至要有“推倒重来”的勇气和决心。
首先，必须重新审视组织架构，评估人员配置。
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几种业务、组织管理思路上的困境：
业务是根据产品线业务模块划分还是按照地域划分?
业务可以按照线上业务，线下业务，业务外包来划分吗?
业务可以根据客户群划分吗?
业务可以是混搭的模式?无边界的服务?穿越式、互动式的、体验式的营销吗? 市场、销售、客服可以合并吗?
客服、合规部、法律部可以有直接关联吗?
采购、物流、品保(质量检测)可以外包吗?等等。
确立了新的经营模式，就必须评估现有的架构、人员配置，重新确立更加有效支持业务发展的组织架构、领导班子和人员配置。进行“断舍离”、重新组阁、资源重新分配是HR变革迈出的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其次， 当企业推行新的经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必须作相对应的调整，对现有组织、人员、能力、制度、考评等等进行一次梳理和重新定义：
工作岗位，员工的数量，各个岗位的工作内容、资质和能力的要求
企业能力模型的重新设置和定义
企业内部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的差距及对应的方案
新型(互联网经济下)的“新”文化的创建和发展
新型绩效考核的标准、流程和实施方式
适应新的组织和业务模式的薪资政策和奖励制度
企业人才的重新定义、考评和发展，接班人规划等等
再次，为了适应互联网思维和组织的要求，HR能够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提升HR的价值，HR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分析。当然， 一切的改变都是以客户、业务为中轴核心， 考量HR的业绩将重点围绕在成本、时间、效率、个性化服务，客户满意度，和变革与创新上。 传统的矩阵结构的HR团队，单线性的服务，僵化的、硬性指标导向的管理和考核将无法适应、快速应对变化了环境，一切个人英雄主义都会将企业引向歧途。
可以预见，建立以员工为中心的、面对员工的圆圈式的、扁平化的服务组织，E-HR的广泛应用， 员工自助服务的深入推广，HR共享服务中心的投入，灵活的时间管理机制，变化、创新、团队协作共赢文化的建立，价值驱动将会全面取代论资排辈式的人才管理，团队目标激励、利润共享的差异化的奖惩措施等等……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刻不容缓 !
随着互联网步步逼近，HR必须马上转型，任何犹豫、观望、等待，都是在浪费时间。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第五篇：结婚登记制度之重构
2011-9-3 17:33:42
作者：张迎秀
代写论文
关键词: 结婚登记 结婚公
告 审查期 重构
内容提要: 现行结婚登记制度存在诸如管辖规定与当事人需求存在差异;当事人签字声明书的真实性难以把握;审查和认证工作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且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婚姻登记员上岗资格门坎过低、培训大多流于形式等缺陷。我国应扩大婚姻登记的管辖范围,内地居民也可以到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应尽快实行全国婚姻登记网络化管理;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提高审查技术科技含量;实行婚姻登记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
我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及《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为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提供了依据。然而，现行立法尚存诸多不尽合理之处。因此，对我国结婚登记制度立法的弊漏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检讨，提出重构建议，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行结婚登记制度的缺陷
(一)结婚登记管辖规定与当事人需求存在差异
《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有关“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规定，给流动人口的结婚登记带来了诸多不便。在婚姻登记实践中，许多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人员回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非常不方便。而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双方均为外国人，要求在内地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当事人能够出具《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以及当事人本国承认其居民在国外办理结婚登记效力的证明，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具有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应予受理。”为何双方均为外国人的结婚登记可以由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而双方均为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就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这种政策对内地居民来讲，有失公正，显失公平。 (二)当事人签字声明书的真实性难以把握
《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由各单位为当事人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规定，代之以当事人在申请结婚登记时，须向婚姻登记机关做出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个人声明。虽然这一变革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表达了当事人缔结诚信婚姻的愿望，但新确立的婚姻状况证明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道德风险。法律对于人性的过于信任和理想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无法防止违法婚姻的产生。登记实践中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本着诚信的态度，如实告知自己的情况。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向登记机关作虚假声明，隐瞒真实情况，虚构事实，欺骗对方当事人、欺骗婚姻登记机关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过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人工登记，因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作保证，各登记机关之间基本上不需要互相联系。既存婚姻的档案，不要说不能全国共享，即使是全县共享也很难做到。由于政府监管措施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通过结婚登记，达到有效防范违法婚姻产生的目的，这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1] (三)审查和认证工作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且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 结婚实质要件的认定是整个结婚登记程序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婚姻登记条例》第7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该条规定被形象地称为“即时清结”、“立等可取”。在结婚登记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婚姻登记机关以当事人提交的户口本、身份证、合影照片等证件、证明材料以及双方当事人本人是否到场来确定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登记员从接受当事人双方的结婚申请，到经审查后予以登记，最多不过一个小时，少的十几分钟即可办完。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上海每对新人婚姻登记领证过程由平时15分钟“提速”到5分钟，而北京首开结婚登记时间短之最，只需两分钟就可以领到结婚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办理完结婚登记存在着以下弊端：一是婚姻登记员只能从表面上、形式上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及相关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对当事人的真实情况以及是否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很难查清。况且目前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手段陈旧落后、缺乏科技含量，是最原始的眼看、手摸，婚姻登记员无法准确认定证件、证明材料的真伪。二是从接受双方当事人申请，到办理完结婚登记，整个结婚登记程序全由婚姻登记员一人操办，缺乏相关人员的协助和监督，纵使婚姻登记员的水平再高，技术再熟炼，也难免有疏漏之时。[2]在我国，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公示方法均是登记。虽然登记能起到一定的公示作用，但公示范围太过狭窄。同时结婚登记只在当事人和婚姻登记机关之间进行，当事人登记结婚后如未告知其他人，那么谁也不知道其已经结婚。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只能查询婚姻档案。根据现有的条件，婚姻登记档案尚不能向公众开放查询，如何获知当事人是否有配偶尚有一定难度。由于现行结婚登记制度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且缺乏应有的群众监督，这就可能使一些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违法婚姻获得结婚登记，这是无法杜绝重婚、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不能有效地预防和及时发现违法婚姻的根本原因，也是与设立结婚登记制度的宗旨相背离的。
(四)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门坎过低、培训大多流于形式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登记员应当接受婚姻登记业务培训，经考核合格，方可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以及《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18条“婚姻登记员由本级民政部门考核、任命。婚姻登记员应当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业务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婚姻登记员资格证书，方可办理婚姻登记”的规定，婚姻登记员的资格条件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婚姻登记作为政府行为应当由政府公务员来履行职责，《婚姻登记条例》明确了民政部门对本辖区婚姻登记工作的管理职责，婚姻登记员应当是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公务员。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多年来婚姻登记管理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全国除个别地方外，婚姻登记工作必须的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使得很多地方在公务员编制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争取了一些全额、差额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员，有的甚至招聘了一些临时人员从事婚姻登记工作。这些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实在难以保证。二是婚姻登记员必须经过业务培训。婚姻登记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社会性、服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登记员应当具有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同时婚姻登记又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结婚登记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建立人身关系，离婚登记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上解除人身关系。人身关系的建立和解除涉及财产关系的变更，但又不同于财产关系的变更，比财产关系更加复杂。婚姻登记工作一旦出现失误，处理起来难度往往很大。婚姻登记员只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和办理结婚登记，才能保证婚姻登记工作的质量。婚姻登记员进行婚姻登记是依法行政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这就要求婚姻登记人员必须通晓业务，严格执法。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其他人员，在办理婚姻登记前，都必须接受婚姻登记业务培训，并考试合格。业务培训和考核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进行。
目前婚姻登记员的培训内容，全国各地极不统一，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有关婚姻登记的法律法规;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以依法行政、规范操作为主旨的婚姻登记规范化实务;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以注重礼仪规范、提高修养为核心的沟通交流技巧;有的民政部门主要组织观看《婚姻登记机关规范化建设辅导》光盘。婚姻登记员的培训时间长短不一，多者三天，少者仅一天，其中还包括半天的考试时间。目前尚无全国婚姻登记员资格统一考试制度，各地的考试方式，均由各省民政厅或市民政局统一命题、统一组织人员监考，有的闭卷考试，有的开卷考试。考试内容也是大相径庭，且对参考人员的专业、学历亦无任何限制。考试成绩及格率达100%，所有参训婚姻登记员都能够取得资格证书。
二、结婚登记制度之重构 (一)扩大婚姻登记的管辖范围
鉴于前述的方便当事人措施还不到位的缺陷，建议把《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改为：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据此，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既可以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共同到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这就可以大大降低流动人口结婚的经济成本。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工作和生活的内地居民，可以持《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及本人要求在工作地办理婚姻登记的书面说明，到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这更符合婚姻登记的便民原则，从而使婚姻登记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特殊区域居民或者特殊人群，应规定结婚登记上门服务制。特殊区域是指事实婚姻的高发区，如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如前所述，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可能是乡(镇)人民政府，也可能是县民政部门，在幅员辽阔、交通闭塞的广大农村，县民政部门是十分遥远的，甚至有的乡(镇)人民政府也是很遥远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困难重重。如果婚姻登记机关到边远地区巡回登记或者设立派出机构就地审查，就可以方便群众，提高登记率。同时对行动不便或由于其他情况不能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的特殊人群，婚姻登记机关应为其上门登记。[3] (二)尽快实行全国婚姻登记的网络化管理
在目前的结婚登记实践中，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时所持的户口簿、身份证，只是起到证明个人身份的作用，登记程序完成之后，婚姻登记机关不会在户口簿上进行任何的更改，已结婚的当事人户口簿上显示的仍然是未婚，所以当事人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不一定真实。而民政部门与户籍管理部门之间的不沟通、不协调，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钻法律空子。随着电子政务的完善，应尽快建立个人婚姻状况的网上查询系统，从技术上进行防范，避免重婚、欺骗婚的发生。目前全国涉外以及涉及华侨、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的婚姻登记将很快实行网络化管理，当事人在任何地方办理登记的信息都将直接进入民政部数据中心库。我国应加快内地居民之间婚姻登记的网络化进程。目前，上海已经开发并试运行了“国内婚姻登记应用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准确掌握每位市民的婚姻状况。民政部门应与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实行联网，开通“婚姻状况查询系统”，建立起婚姻登记机关与公安户籍管理部门之间、各级婚姻登记机关之间的联网查询系统，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实现即时互通。当事人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后，婚姻登记机关应把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及时告知户籍管理部门，以便户籍管理部门及时更改当事人户籍簿上的婚姻状况。需要了解婚姻状况的单位、个人可通过网络查询到公民的婚姻状况。
(三)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提高审查技术科技含量 2001年《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对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四种情形即重婚、未达法定婚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有禁止结婚的疾病的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这对贯彻结婚登记制度无疑是有效的措施。但是无效婚姻制度毕竟是一种“事后制裁”。如果在违法登记之前能依靠群众监督防止违法登记婚姻的发生，就会提高登记婚姻的质量。许多国家实行的结婚登记公告制度正是提高结婚登记质量的一种有效办法。
所谓结婚登记公告制度，是指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结婚申请后，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对形式上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申请，以公告的方式公布，公告期限届满，如无人提出异议，则认可当事人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而给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如有人提出异议，则待进一步审查后再做出是否给予结婚登记决定的制度。结婚登记公告制度，早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即有规定，而且现在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都采用，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举行婚姻仪式之前，应由人口动态统计官作出预告。未婚夫妻应向一方住所地之地区人口动态统计官员作出预告申请，并在夫妻居住的地区进行公告。在公告期间，一切熟悉结婚当事人的人都可以对婚姻存在的障碍进行监督，提出异议和告发，这有助于防止违法婚姻的发生。由于接受了社会监督，并且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因此公告结婚登记比婚姻登记员一人独立、即时完成的婚姻登记，更有利于对即将成立的婚姻进行监督，更有利于保证婚姻的真实性和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违法婚姻的产生。在我国现阶段，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将具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在公告期内，敦促当事人对是否应该结婚作认真、充分的考虑，避免草率结婚。二是可以将当事人的结婚意愿及结婚条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便于及时发现当事人所存在的婚姻障碍。三是有利于婚姻登记机关在充分的时间里，对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作充分的审查和监督，避免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结婚申请的审查流于形式。四是可以认真审核区际婚姻和涉外婚姻的合法性，增强结婚审查的效力。[4]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婚公告可以作如下设计： (1)结婚公告由婚姻登记机关负责。在接受婚姻当事人的结婚申请和相关证明后，由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依照婚姻法的结婚条件进行初步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社会公示; (2)结婚公告的方式和内容。婚姻登记机关所在地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公告栏，或在当地的报纸、有特色的电视台开辟专栏，或设立网站;公告的主要内容是男女双方的基本情况，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出生日期及地点、现住所地、身份证号码、户口证明以及双方当事人各自父母的姓名和现住所地。另外，在公告最后附有法律关于结婚禁止条件的规定，如什么范围内的近亲属不能结婚，哪些疾病不能结婚等，便于广大群众知晓从哪些方面对当事人能否结婚提出意见。(3)结婚公示的期限。结婚公告如果接受社会监督的时间太短，就不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达不到监督的目的，太长又易于产生松懈麻痹思想，给当事人的结婚之事造成人为的延误。笔者认为结婚公告的期限以15天为宜，从接受当事人申请结婚登记次日起算。(4)公告期限届满，如无人对拟结婚的男女双方提出异议，婚姻登记机关应给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如有人提出异议，婚姻登记机关则对该异议进一步审查，审查属实，则不给予结婚登记并说明理由;如经审查并非属实，则向提出异议的人作出书面答复，异议人未对答复提出复议申请，视为同意审查的结果，然后由婚姻登记机关给予当事人结婚登记;如提出异议的人对婚姻登记机关的答复提出复议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暂缓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给予登记并向其说明理由，直到异议完全查清后，最终做出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登记与否的决定。[5](5)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在一方有生命危险或者有其他重大事由的情况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双方符合结婚法定条件的，可作出缩短结婚公告期限或者免除结婚公告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记录在结婚登记档案中。[6](6)对恶意告发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上的损害)，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可提出损害赔偿之诉，诉讼时效应为一年。(7)申请人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准结婚登记的决定，也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7] 另外，婚姻登记机关应设立身份证、户口本读卡机，提高审查技术的科技含量，以防止有的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向登记机关提供假身份证、假户口本，隐瞒真实情况，欺骗对方当事人及婚姻登记机关情况的发生。 (四)实行婚姻登记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维护法律尊严，提高婚姻登记员法律水平及整体素质，加强婚姻登记员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婚姻登记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笔者认为应实行婚姻登记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要求考生具有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如前所述，目前各省组织的婚姻登记员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是相当宽松的。对报名条件不加限制，不利于提高婚姻登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因此，应当对参加考试人员的报名条件进行适当限制。在恢复高考制度33年后的今天，我国法学教育已有较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专业人才，能够满足进一步发展婚姻登记员队伍的需要。笔者认为，报考者应当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具体讲，包括以下两个要求： 1.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报考者必须具有法学专业知识，禁止不具有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者报名。要求考生必须具备法学专业知识是由法律职业特点决定的。婚姻登记员职业的专业性极强，婚姻登记的规范化建设要求未来的婚姻登记员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外语阅读和交流、计算机特别是网络方面的知识等。婚姻登记员应当具备多门学科知识，是个具有广泛知识的“杂”家，但最重要的应当是懂法律的“专”家。而博大精深的法学基础理论与细致繁琐的诸多法律条文，不通过接受系统、正规、严格的法学教育是很难真正领悟和掌握的。法律专业和其他非法律专业相比，是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学科，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和所学知识的特定性，决定了其他学科是无法代替的。
2.对学历的要求。报考者必须取得本科以上学历。一定的学历是婚姻登记员获得较为丰富的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的前提。婚姻登记员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对从业人员的学历要求应当是很高的。而我国目前的婚姻登记员资格考试对参考人员的学历无任何要求，这就造成了婚姻登记员在入口处即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不能有效地保证婚姻登记员具有较高的法学综合素质。
婚姻登记员资格考试科目应涵盖以下内容： (1)基本法律常识; (2)与婚姻登记有关的法律法规，除《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外，还有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收养法、国家赔偿法、计划生育法。(3)相关学科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外语阅读和交流等。(4)基本工作技能，如计算机特别是网络方面的知识。
综上，我国结婚登记制度立法的弊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对其加以完善，规范结婚登记工作，同时体现以人为本、强化权利及责任意识的民法理念。 注释: [1] 刘英明:《我国婚姻程序制度的缺陷及其对策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8期(下)。
[2]叶英萍：《关于结婚条件的几点立法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 巫昌祯:《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5] 叶英萍:《关于结婚条件的几点立法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肖淑惠:《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之我见》,载《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7]《婚姻家庭法》法学专家建议稿第26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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