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简介范文

2022-06-07

第一篇：彼得德鲁克简介范文

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旁观者

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老师。我不遗余力地在探访他们的身影，观察他们的教学方式，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一听说谁是“大师级”的老师，就设法留进这位老师的课去旁听，观看。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有趣。墨守陈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及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第二篇：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介绍

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之父，“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于1909年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祖籍为荷兰。德鲁克家族的先人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德鲁克的父亲为奥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母亲是率先学习医学的妇女之一。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裕文化的环境之中，其1979年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旁观者》对其成长历程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界是受人尊敬的思想大师。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1909.11.19~2005.11.11)1909年11月19日生于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德鲁克一生共著书39本，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30余篇，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文风清晰练达，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等人都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德鲁克一生笔耕不辍，年逾九旬还创作了这本《德鲁克日志》，无怪乎《纽约时报》赞誉他为“当代最具启发性的思想家”。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家中逝世，享年95岁。

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管理学者。他曾发誓：“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要写到80岁”。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祖籍荷兰。其家族在17世纪时就从事书籍出版工作。父亲是奥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曾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国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于文化的环境之中。

德鲁克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受教育，1929年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于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1937年移民美国，曾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国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1943年加入美国籍。德鲁克曾在贝宁顿学院任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并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了20多年的管理学教授。尽管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德鲁克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师。

1942年，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

1946年，将心得写成《公司概念》，“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该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

1954年，出版《管理实践》，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

1966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知读者：不是只有管理别人的人才称得上是管理者，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即为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卓有成效。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1973年，出版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告诉管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不是计量方法，不是行为科学。该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1982年，出版《巨变时代的管理》，探讨了有关管理者的一些问题，管理者角色内涵的变化，他们的任务和使命，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

1985年，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管理的实践》推出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强调目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1999年，出版《21世纪的管理挑战》，德鲁克将“新经济”的挑战清楚地定义为：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在欧洲经历了二战的残酷，并目睹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德鲁克感到那些优秀的领导者才是那个世纪的英雄。德鲁克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的冒险》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式，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

“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透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根源。

此外，德鲁克在预测商业和经济的变化趋势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例如，早在1969年德鲁克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劳动者出现———知识员工，他们的职业将由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决定，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仅10月19日一天，美国全国损失股票市值5000亿美元。对此，德鲁克说，他早就预料到了，“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德鲁克将当时的华尔街股票经纪人称为“完全不具有生产力的一群，但又能很轻易地大把捞钱。”

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代，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德鲁克著书和授课未曾间断，自1971年起，一直任教于克莱蒙特大学的彼德·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院以他的名字命名。1990年，为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由弗朗西斯·赫塞尔本等人发起，以德鲁克的声望，在美国成立了“德鲁克非营利基金会”。该基金会十余年来选拔优秀的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出版教材、书籍及刊物多种，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德鲁克至今已出版超过30本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传播及130多个国家，甚至在前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国也极为畅销。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原则概念及发明，包括：“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是管理哲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满足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是行销与创新、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策略中的角色、成效比效率更重要、分权化、民营化、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以知识和资讯为基础的社会。”至2004年，德鲁克还有新书问世。

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无论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还是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这是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家中逝世，享年95岁。

资本主义的预言家

曾经有一位美国公司的经理写信向彼得·德鲁克报告说，他的经理班子对德鲁克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反复的探讨，并总结本企业可以从中得到的教益。对于管理学家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毫无疑问，坚持这种作法的绝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企业和它的经理班子。事实上，自从40年代管理学学术研究兴起以来，德鲁克的文章从来都是企业界，特别是一线经理们关注的焦点和对比学习的标尺，他也因此而被誉为“美国公司总裁的导师”。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要想取得上述成就必须在本专业内做到以下三点：(1)正确地提出问题;(2)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3)与时俱进，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重复前两个步骤。

德鲁克本人的工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满足上述条件的典范。不仅如此，在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一工作流程也是德鲁克本人所极力提倡的。

例如，当大公司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往往会出现突然的停滞，甚至衰退。这样的例子在企业界里可谓比比皆是。人们的最初反应往往是企业的僵化、官僚主义，甚至员工的怠情等等。治疗的方法则是战略规则、重组、团队激励等。但是，是不是可以让思维再发散一些呢?

德鲁克在分析上述问题时独蹊径，提出了他的事业论观点。一个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顺利地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独具的事业理论。它以企业自觉的使命力核心，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基本假设以及实现使命的一般手段。成功的事业理论将把企业提升为行业发展的领头人和主导者。然而，当事业理论实现后，这类企业往往却会迷失方向，作出有悖于时势的行为。

20年代，AT&T为自己的组织规定的使命是“让每一个美国家庭和公司都装上电话” ，在这一使命的激励下，公司积极调动资源，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当它在50年代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公司却开始陷入危机，其原因既非官僚主义，也非技术优势的丧失。这些说法固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却不足以解释公司遭受的挫折，

关键的问题是未能调整和提出新的事业理论，公司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反应却是任何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今天，这种危机同样潜伏在像微软这样的处于事业巅峰的企业中。我们都知道微软的口号是“让每个办公室和每个家庭的桌上都摆上一台电脑”，这一口号正是取自 AT&T 50年前为自己规定的使命。当这一目标正在迅速接近时，微软如何调整自己的事业理论将是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

在这一问题上，也许另一家美国大企业的选择可资参考。通用电气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发布以来硕果仅存的成份股，在其强悍的CEO杰克·韦尔奇的领导下，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但他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缨，引人了新的事业理论。现在，整个公司正在为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进行准备和调整。韦尔奇由于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巨型企业转向电子商务时代而获赠E-Jack的雅号。

德鲁克在论文中为这种情况开了两个药方，第一个就是主动放弃，第二个是追随自己的顾客。 GE的选择与德鲁克的理论不谋而合。对照德鲁克的论文和GE的行动，CEO们不难悟出自己的企业目前处于什么位置，甚至连工作的流程都可以设计出来。德鲁克谈论的仿佛是最一般的情况，但你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将它引伸到自己的企业，并且知道应该怎样操作。这正是一位卓越的管理学家独特魅力之所在。

关注企业面临的一般性经营问题固然是管理学家的职责，但如果管理学家仅仅从企业经营的微观层次上，而不能从社会和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出发，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中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作出敏锐的反应，那么他所培养的只能是“解决问题 ”的经理而不是发现机会、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的“企业家”。这可不是德鲁克的风格。作为“企业家的导师”，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先知的荆冠戴到自己的头上，必须以高度的敏感觉察和分析时代变迁向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向企业界报告他的发现，向一线的CEO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竞争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努力，其成就即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大批作品如《断裂的时代》、《经济人的末日》、《企业人的未来》、《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理》等。单从名字上看，它们更像是社会学的文献，而不是管理学的著作。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资本主义的预言家”的称号。

尽管如此，德鲁克毕竟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他对社会变化的兴趣最终还是落实在企业层面。众所周知，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提法最早就出自德鲁克的笔下(60年代)，他在论文中使用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而他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则集中于企业内部授权、信息流向、知识工作者的业绩考核等等。

在另一篇题为“新生产力的挑战”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知识经济背景下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是什么?在回顾了历史上提高物品生产和移动的工作效率的努力之后，德鲁克将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作了精彩至极的划分：前者可以归结为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提炼为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在传统经济工作中，管理者不得不教会工人怎样操作才能提高效率，以泰罗的翻砂工动作分解研究为代表。但是，在知识经济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其专业水准早已超出管理者的水平，从而谈不到辅导和培训) 知识工作者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却是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提高知识生产力的关键是规定正确的工作内容，而不是告诉知识工作者怎样完成其工作。

“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用纯粹操作层面的语言界走两大时代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人做得比德鲁克更出色的了。

正如他的同事乔治·哈里斯所说，德鲁克一向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还原为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可以领悟到的思想观念”。在阅读德鲁克的论文中，你将不断享受到这种思维的乐趣。这正是德鲁克所希望的。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德鲁克则补充道，分享的知识才是有力量的。

核心遗产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再多活8天，彼得·德鲁克就能迎来他的96岁生日了。但以他的睿智，似乎早已无意玩这种和时间“较劲”的游戏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拥有一个年轻的心灵和头脑。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但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

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别的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经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在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和观察了两年。

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位留学欧洲的博士告诉记者，他当时为了写博士论文，看过几百篇学术论文，没有一篇引用德鲁克的话语。他唯一一次听到德鲁克的名字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足够久，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管理是一种实践

1971年秋天，德鲁克离开了曾经任教20多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到洛杉矶的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这所大学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便是现在的美国商学院排行榜中，它的排名也在50名之外。

这个选择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日益不满。他相信管理学应该是一门综合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些细分学科的组合。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也遵从了他的管理哲学，在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和管理，而且要学习历史、社会学、法律和自然科学。

这种学术训练方式沿袭了欧洲的大学传统，也反映了管理的本质要求。那就是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技能的训练，而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和企业的整体认识。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理论和学术研究，而是应该用来解决社会和企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高度评价。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杰克·韦尔奇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第一第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

幸好有像安迪·格鲁夫、比尔·盖茨这样伟大的企业家和杰克·韦尔奇、张瑞敏这样伟大的经理人积极实践他的理论，从而不容辩驳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而这些成就也符合德鲁克的一贯看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虽然是德鲁克创建了现代管理学，但恐怕连他自己当初也没想到如今的管理学已经走入了这种高度分工的学术研究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学副教授告诉记者，当前的大多数管理学学术论文虽然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其价值却不为企业界所认同，没有什么实践的价值。

追随德鲁克的其他管理大师在管理学界也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其中包括《基业长青》[1]和《从优秀到卓越》

[2]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以彼得·圣吉为例，他现在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资深讲师”!

想想我如何贡献

1994年冬天，吉姆·柯林斯完成了他在管理学上的重要著作《基业长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加州的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时年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属于“无名小辈”，和85岁的德鲁克在一起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

柯林斯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

“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临行之前，德鲁克告诉柯林斯。柯林斯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德鲁克却告诉他：“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留学，晚上经常去歌剧院听歌剧。有一次他被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的美感深深地震撼了，更让他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是威尔第80岁时谱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威尔第在谈到创作《福斯塔》时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

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一生写了39本书，仅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就出版了10本著作。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将于明年1月份正式出版。

正是这种超常的勤奋，使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头脑。他兴趣广泛，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都造诣颇深，并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在2002年的《福布斯》封面文章中，称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在他9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每5年重读一遍莎士比亚!”

十大兵法

1.“分权与授权”才能引发学习动机

验证：当今所有的国际大企业全都是依照“分权、授权”而壮大的。

2.用成效来管理，用目标来管理，而非用监督来管理

验证：“数据、e化、科学分析、考评稽核”已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石。

3.不连续时代的现象：知识产业时代的来临，全球经济取代个别经济，政府魅力式微

验证：Bill Gates、Google„„已替“全球知识经济凌驾政府权力”做出批注。

4.不创新的风险，比创新高很多

验证：“创新”已成为本世纪所有企业生存发展的马达，墨守成规的公司纵使没做错事，也都活不了了。

5.顾客是企业存在的目的

验证：“以客为尊，顾客至上，客人第一，以消费者为导师„„”已成为企业成功的第一信条。

6.管理者的三大使命：“达成目的、使工作者有成就感、履行社会责任”

验证：“利己利人之后，还有社会责任”正是当今倡导最兴盛的“公益、环保、慈善、教育、文化”等五大使命。

7.公司经营不能炒短线

验证：“永续经营”是现代所有企业绞尽脑汁在追求的宝典。

8.化社会问题为商机

验证：“化社会问题为商机”的卓见，让所有企业的领域创新了，不但茁壮了自己，也方便了社会。

9.组织的目的不在管理人，而是领导人

验证：形而下是管理，形而上是领导，彼得杜拉克从实务的管理到组织的领导，都创立了典范。

10.家族企业妨碍企业进步

验证：这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的理论滥觞。这个兵法让天下“有才却无财”的能人，能够找到发展舞台，创下荣景的二十一世纪。

第三篇：读书笔记——读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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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拜读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先生《德鲁克日志》、《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这两本著作。其中《德鲁克日志》是汇集了德鲁克先生几十年来从事管理学工作所获心得的一本书，包含了德鲁克先生在管理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全书以日期相串联而《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又是以德鲁克先生和日本企

业家中内功先生之间书信交流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所以内容间的相关性相对较差些。故而所读所悟都是些德鲁克先生零碎的思想，所幸自己也是个间或会有想法的人，所以便拜领了德鲁克先生的大智慧并融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这样一篇读书笔记。

这篇读书笔记的内容我打算分三层内容来讲述，依次为：社会组织的功能界定、商业企业运作理论、个人发展探索。当然，由于笔者自身知识储备极为有限以及篇幅限制文章在思想内容上可能平庸乏味、漏洞百出或与读者的原有思想观念相悖，还望读者不吝指教多多评点哈。

社会组织的功能界定。

社会中的主流组织大体可以分作这样三类：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商业企业。各个组织有着各自独特的结构与功能同时在社会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然而，这三类组织受自身固有性质的制约，在实现各自功能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运作机制与处理方式。这样的一种性质导致了三类组织在处理不同事物时必将面对高效、低效和无效三种境况。因而，为了能够更充分的利用资源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必须对三类组织的功能、任务作科学合理的划分界定。

财政学告诉我们那些外部效益明显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由政府承担。在这个领域里，由于外部成本与外部收益的存在难以从提供的产品中有效的归置成本与收益而商业企业由于其自身固有的营利性自当知趣的离开。而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外部效益似乎并不影响其日常工作的开展。那么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任务当如何划分和界定呢?让我们回到这两个组织自身的性质上来考虑。非营利组织大多被人们与志愿者之类的字眼相联系，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上的捐助而它提供的服务通常也是无偿的。而政府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税收以及国有产业的收益可谓资金实力雄厚。资金的来源很明显的决定了两个组织在提供产品、服务能力方面的天壤之别。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非营利组织的一大特色也是优势便在于它在人们眼中是与高尚和奉献相联系的，更多的具备一些超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知道，人类发展的极致并非止于物质人类极乐在于精神。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能力范围之类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效率要远远高于政府也更得群众所爱。同时，要指出的是，有承担某个任务的能力只意味着可能有效更并非意味着高效。政府是最大的一个机制，而一个机制超出了一定的规模便会变得低效显得臃肿，用经济学上的规模报酬递减来描述倒也显得合适哦。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我主张政府可以更多的放钱，扩充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途径增强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能力。当然，一个新的问题必将显现，那就是如何保持非营利组织的纯洁性，包括它的非官方非官僚性、高尚奉献性、热情高效性……

在可估算成本和收益的领域里，政府应当承担那些投资回报期限长、成本资金巨大但却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因为这样的领域私营企业往往不大乐意涉足或无力涉足。但随着私有资本的快速集聚，私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那些以前无力涉足的领域便会重新获得它们的青睐。这个时候政府便应当考虑退居二线规范市场服务新贤了。

哈哈，似乎一直都在企图弱化政府的职能，其实这确实是出于效率考虑的需要。一方面政府由于机构庞大，低效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政府是一个可以轻易影响规则的组织，让这样的组织登台竞技必然要将精彩破坏的无影无踪了。那么政府的职责何在呢?关于价值创造

有两个环节，一是生产二是分配。资本主义验证了经济自利动机的有效性，但自由市场只能实现经济公平却没办法造就社会公平。这个无情的家伙无法完成的事情恰恰是政府的长处所在。所以政府该在分配的领域里大展身手，好好考虑怎样的福利政策能够更好的在保证最小的削弱生产最大的满足分配需要之间寻求平衡了。同时，政府是一个国家唯一合法的代表，承担着维系国内外稳定的基本功能，它需要从一个更高更广的视角来考虑如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来完成这一基本任务，更好的服务于生产领域的发展。一个好的决策者未必就是一个好的执行者，因而政府更多的应该去做好一个规划者一个评估者一个高效的管理者。政府瘦身是政府高效的必然要求。

那么，在非营利组织与商业企业的职能交界处又该如何划分呢?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发现，非营利组织大多是面对特定群体的的特殊需求，而商业企业面对的通常是大众化的需求。二者的职能之

间本身就具备着较为清晰的界限。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可以不盈利甚至亏损，但这是商业企业绝对无法容忍的。不过商业企业倒是可以通过制定自身的宗旨

来更多更好的满足需求承担社会责任(下文将作解释)。也可以通过商业赞助和慈善工作来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工作。

商业运作理论

任何组织都是特定的环境背景下运作的，商业企业也是如此。企业若想健康平稳的发展下去必须考虑商业环境、企业目标和企业的核心优势这三个要素。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企业需要面对的商业环境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也要积极面对国外的环境。有意进军国外市场的企业必须积极了解国外环境，而无意扩展海外市场的企业也必须积极面对国内外的商业环境来应付国内外的竞争者，即便是在本地采取措施也必须要了解全球性的商业情况，因为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让你的顾客可以轻易地了解到你的竞争对手们所提供商品的价格质量等信息。所谓商业环境并不单单指经济环境，还包括政治、科技和社会等一系列能够影响到企业决策的因素。在对外在客观的商业环境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企业需要为自身做出定位，确立企业发展的目标。最后，企业需要做的是客观分析自身的资源状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发展战略，努力形成自身的核心优势以实现目标。

任何商业企业都无法摆脱营利性这一基本属性，但将利润作为企业运作的目标是危险的，这必将把企业带入破产的死胡同里。企业之所以能获取利润是因为它对市场具有某种价值，利润是围绕价值波动永不弃离的。一但企业以利润作为运作的准绳在利润与价值发生不和谐处追寻利润而抛弃市场价值时利润便如空中楼阁难逃崩塌的厄运。再者，前文提到商业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类似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企业以满足需求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来指导运作，形成的更多的是收益而不是成本。或许读者会产生质疑。事实上从资源利用这个角度便可解释。首先需要达成的共识是人力是一种资源而非成本。尤其在今天知识型员工群体的作用日益显著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型员工表现出强大的生产力。而知识型员工区别于体力劳动者在基本的物质回报基础上更多的注重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人力是当今社会利用率极低的一种资源，当企业的宗旨与员工个人的目标一致时必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利润也便不请自来了。上述两点证明了企业目标必须着眼于我们能为市场提供怎样的价值而不是如何从市场上攫取最大的利润，即便是营利性的组织。

市场导向型的必然要求也决定了企业必须从市场、顾客的源头来做决策。而市场是随社会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安逸死板的企业必将被市场(实际上上述提到的商业环境中任一要素都有此威力)所淘汰。在变化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方法便是跟进变化甚至是先于变化创造变化。一个企业不应该抵制变革，而应视变革为常态积极引领变革在变革中寻求机遇实现连续性与变革的平衡。然而愈是成功的企业愈是容易骄傲自大以自身为中心而忽视变革，此类企业最终的衰败应当引起后来者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在未来企业为了保证高效只会保留一些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均会以外包的形式完成。这些核心业务包括：整个组织的发展方向、计划、战略、价值观和原则;组织结构和成员间关系;组织的战略联盟、合作伙伴、联合经营;组织的研究、设计和创新工作等。无论如何企业必须审时度势既要审视外在的客观条件也要创建科学高效的内在机制制定合理的战略实现价值达成目标。

个人发展探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平淡居家或经世济民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怎样的人生追求都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来实现的。而努力是要讲究方法的，遵循一定的科学方法自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一种努力也必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的。读者可根据自身的追求酌情约取。笔者是个颇具野心的人物，所以下文言语不免有癫狂之处还望见谅哈。德鲁克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影响其一生的七堂课，笔者在这里给大家稍作引荐：

一、追求完美——勇于进行新的尝试

二、上帝看得见——一丝不苟

三、开发自己的学习方法，构建系统强大的知识库

四、回顾过去一年的收获——评估做的好的和需要改进的

五、在新的岗位上考虑为提高效率该做什么——快速适应变化

六、把握已经发生的未来——将预期与实况对比获取经验

七、希望别人记住你的什么——你愿成为怎样的人

事实上，人人生而平等但却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理基因也都有各自的生长环境背景。生活中人们大多关注到背景环境的不同却往往忽视了生命体这一最为宝贵的恩赐。也许你一出生就被野蛮的划入了不同的经济阶层或权力阶层之类，这是无法改变也是无法掩饰的事实。也许你出生贫困，但请你不要绝望自弃，你应当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还算开明的年代，即便抓在手里的牌不佳你仍有翻盘的机会——教育。也许有人会反驳有些人甚至不曾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但事实毕竟是大多数人是握有受教育权利的。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里，教育将会成为社会的核心，教育将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

教育赋予了我们的个体内在价值，这个社会需要你的价值它也必将为你提供一个适当的社会地位以获得你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重视知识的年代这是一个善待价值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内在价值决定了你在社会中占有的位置也决定着你的生活品质。

知识浩茫似无边海洋，各人自当衡量自己的所好所长确定投身的领域，薄观约取厚积薄发。但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更新远远快于技术，知识分子们不得不跟紧领域里的变革以免遭淘汰。

个人的能力再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也是显得微不足道的，一个想要成大事立大业的人必然要懂得假借他人之力。笔者以为真正的俊杰能才必是一预见性与洞察力不比寻常的人物，他能凭借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大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能够有效的组织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成目标。事实上这是一个合格领导者的价值所在。需要指出的是，领导与权力关联而权力意味着责任，领导者不可将权力凌驾于责任之上，而应甘做目标的仆人。领导者真正的声望不是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使用权力的正确方式。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首先应具备的是正直的品质而非才能。心术不正的领导只会将他的追随者领向灭亡，希特勒便是一明证。

洞察大势需要领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与极高的觉悟，常人恐怕难以为之，有志者尚需努力哈。至于借力，自必是用人之长，以德才服人，因人所需来谋求共识。大势在握，大才在手，大事可成矣。

再强烈的渴望也搬不动大山，所以，请拿起铁锹从一块土石开挖吧。

第四篇：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

(彼得·德鲁克)

出生时间：1909年11月19日

出生地点：奥地利维也纳

逝世时间：2005年11月11日

逝世地点：克莱蒙特家中

逝世原因：自然去世

性别：男

种族：白人

职业：咨询顾问，作家，经济学教授

国籍：美国

曾就读学校：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国际公共法律系

在美国曾授课的学校：萨拉·劳伦斯学院，本宁顿学院，纽约大学，克莱蒙特大学办公共网站：http：///

2005年11月11日早晨7：20，彼得·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再过8天就是德鲁克96岁的生日了。“就在我十四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惊觉自己已成为一个旁观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过8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这是德鲁克在《旁观者的诞生》一文中写到的。82年后的这一天，这位特立独行的大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他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既是一个思想家，梦想家，作家，也是一个顾问和教授;他定义了诸多当代公司广泛接受的现代管理学原理。几十年前，他就宣传以消费者为中心，员工授权和创新等概念，而今，这些概念则早已被CEO们所熟知。作为管理思想方面的先驱者，德鲁克强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资源。因此，有效领导的最重要职能就是训练和激励员工，同时在工作方面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

作为公认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对享有此殊荣当之无愧。1954年11月6日是管理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彼得·德鲁克在这一天出版了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在此之前，没有一部著作向管理者解释管理，更没有一部著作向管理者传播管理。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有它们做些什么来确定的。它们是由贡献来确定的。”作为一种实践和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但管理作为一个科学，其开创者就是彼得·德鲁克。他精辟的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德鲁克在《新现实》一书中清晰的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70多年以来，德鲁克通过著书立说，讲学等方法，反复地提出：管理既要眼睛向外，

关心它的使命及组织成果;又要眼睛朝内，注视那些能使个人取得成就的结构，价值观及人际关系。德鲁克把自由和责任相结合，以人的发展为重点，来构思有效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制度与管理者的工作。他希望管理者把眼光放大，以使命感和智慧来帮助人们发挥所长，并和组织结合成一个整体。他认为身为最高主管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即使成为一个有效的最高主管，人生还有更高的境界。德鲁克系统管理思想的有效性已经被各国企业领导人的实践所验证，杰克·韦尔奇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1981年，我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来自于彼得·德鲁克。通用电气的相关业务要么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的位置，要么就退出这一领域。我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天下的管理思想大师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彼得·德鲁克。”张瑞敏在谈到海尔的发展时说道:“我们于1988年在行业中以劣势小厂的地位战胜许多优势大厂，这灭金牌要归功于日清工作法，更要归功于德鲁克先生。”

为了表彰德鲁克对世界所作出具的贡献，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授予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布什总统对德鲁克的评价是：“彼得·德鲁克是世界管理理论的开创者并率先提出私有化，目标管理和分权化的概念。”

如果说大师的理论能在历史的长廊中长久地回响，彼得·德鲁克的深邃思想无疑是最佳佐证。张瑞敏曾把德鲁克的著作作为迷失方向的灯塔，甚至把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创新为OEC日清管理模式。其实，究竟多少中国企业家学过德鲁克的理论并不重要，关键是又有谁能摆脱德鲁克法则的指引而建立卓越的组织呢?《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一语概括了德鲁克的伟大：其著作中的一切几乎都是比本正确的。毫不夸张地讲，企业的成败得失都逃不过德鲁克的理论。当中国企业家言必称杰克·韦尔奇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德鲁克思想的虔诚信徒和实践者。很多人只知道“数一数二”的理论，却不知道GE如何从“数一数二”到“重新定义市场”再到“向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演进，更不知道这背后的逻辑基础正是德鲁克的“企业的事业理论”。

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惊人潜力造就了中国的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华为，联想等等。但是，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知识机遇所造就的，而非根植于强大的组织能力。换言之，不是它们优秀，而是其他公司太烂了。难怪当这些企业从出国门收购西方公司时，黯然发现其实自己拥有的只是低成本优势。《商业周刊》对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评论毫不留情面：这场交易更像是联想把管理外包给IBM，而IBM把制造外包给联想。如果跨国公司更彻底地本地化并利用中国的低成本要素资源，中国企业还有优势吗?当戴尔之类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同台竞技时，中国企业家就无从逃避“管理也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命题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本还是为用，其实可以相互渗透，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代表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管理思想的积累，是整个现代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建设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学习和研究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哲学，才能让自己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快地发展。

德鲁克走了，但在过去的70余年里，他的著作和讲座已成为管理者与企业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像哥白尼和哥伦布一样，历史也将证明：德鲁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将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