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知识论文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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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安全生产知识论文

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与知识生产

摘要:“后理论”是新世纪人文科学研究面临的一种文化语境,也是关乎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某种程度上决定其知识生产的路径与转向。“后理论”代表了一个思想生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理论价值转向的到来,为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也促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更加注重以多样化的形态面向文化政治与公共领域,更加突出反思性与思想生产的深度整和,以及在价值定向与价值选择方面的高度自觉。

关键词:后理论;知识图景;知识生产;文学理论

收稿日期:2011-10-1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1ZDll3)

作者简介:李西建,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贺卫东,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牛。

“后理论”命题的提出已有多年,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经西方理论家的鼓噪,又一次移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然而,与以往西方批评形态及研究模式的移植有所不同,“后理论”话语的提出更具全球性与根本性,它带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定位与方向选择等方面的展望与规定。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到拉曼·塞尔登等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对“后理论”现象的专题介绍,①再到国内学界对该命题的持续关注与探讨,②种种迹象表明,文学理论在历经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后,是否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衰落的状态,其发展的前景与出路何在?人们是否还可以继续预测理论终结后文学理论的走向与这一境况下的知识生产等等,这实际已成为国内理论界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文力图进一步分析“后理论时代”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理论的知识景观,并对这一背景下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后理论”及其文化场域

依国内学界的看法,詹明信是最早发出理论终结“讣告”的预言家。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德国批评传统》一文中,他曾不无惋惜地慨叹:“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的地震图标转移或结构主义诞生所引起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伊格尔顿以《理论之后》的出版,宣告了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和对一种新理论到来的期待。他不无悲观地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一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丽格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人早先开拓性的著述也有数十年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命运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辆洗衣行的车下命丧黄泉,福柯因艾滋病而备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因弑妻被罚而关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伊格尔顿预言的依据是,一代思想家的纷纷离去与新的理论思想的空缺及贫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由拉曼·塞尔登等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的结论中,作者以“后理论”命名,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问题I生。该著作认为,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奏响了新的调子,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①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复位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对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对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吗?)的研究以及当代的种种理论都处于视野之外。这种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异的。难道这个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构思吗?难道这类弃绝的术语不应该更仔细地思索吗?难道现在的任务中没有一项要重新承担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对当代的理论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转型的或者说另一种思路的术语吗?拉曼·塞尔登等人的思考,揭示了“后理论”时代所隐含的两个重大问题域,其一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其二是理论之后的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等。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则需要依据对“后理论”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场域的科学认知与理解。诚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种种文化观念随着由他们所映照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后理论”时代所依赖与生成的文化场域是复杂且极富悖论性的。这是一个“失与得”并存,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乱像杂糅共生的时代。一方面是某种观念的快速生产与炮制,而另一方面是思想、价值等具有根基性的东西的衰落、遗忘与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性危机。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消解文化整体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形象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在,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因此,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伊格尔顿的判断是,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拼命犯上。如果存在着广泛的不满,那么,同时也存在着虚幻的希望。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文化也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着社会生活。伊格尔顿的结论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遗忘的政治”。这些新的文化观念涌现于文化本身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非同寻常。“文化”表示的就是这样辉煌的综合,文化是摇摇欲坠的掩体,工业资本主义厌恶的价值观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

人文科学的生存危机及其生产危机,也是形成“后理论”时代文化场域的重要根系与基础。早在

20世纪后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了这种状况。美国人类学者马尔库斯、费彻尔在谈到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时指出:“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而人文学科“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细节。”这似乎是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真实写照,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转向,许多时尚的、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化样式已纷纷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的分析更为深刻与彻底,“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人文学科或“文化”,是敏锐地显示现代性整体危机的所在。文化涉及礼仪、社群、想象力的创造、精神价值、道德质量以及生活经验的肌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冷漠无情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围之中。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似乎都已臣服于这野蛮的秩序。哲学沉迷于“什么都不重要”与“什么都非不重要”的逻辑区分里,因而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当然,伊格尔顿并非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后理论时代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的生成与开启,依某些学者的看法,《理论之后》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走向。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给予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新的价值方向。在“失与得”一章的结尾,伊格尔顿强调,“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承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它面带羞愧,生物学、宗教和革命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地是沉默无言,在死亡与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表明的,自己对这些根本问题建言甚少或无所建言,是历史上相当尴尬的一个时刻”。作者的这一论断,既是对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与理论生产中的某些重大失误的深刻反省与批评,也是对“后理论”时代人类的思想和价值创造所寄予的展望与期待,对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知识生产是极富启发性的。

二、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

知识图景是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探讨文学理论的理论视角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示理论构型的一种整体样态。“被表现的事物并不具有客体的性质,而是具有图式的性质”。知识图景的显著特征是显示思想的全景,它通过干预现实,对现存的事物进行重组,从而也提供了一种阐释方法的综合性框架。“如果理论框架是建构性的,则它实质上是加诸于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体系以对其进行认知;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则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的一套网络结构。”。由此可见,知识图景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网”,福柯的“知识型”以及布迪厄的“场域”等,均是含义相近的概念,表明知识图景也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形成的一种更具根本性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取向、文化观念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又有审美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与建构。从这种界定来判断,我们所理解的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既不是基于“语言学转向”视阈下的知识范式,也不是为“文化研究”所取代且脱离了文学性的理论形态,它呈现出或者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从文学理论基本的知识面貌看,大理论的消退与小写的、众多的“理论”形态的孵化与生成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伊格尔顿的观点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风光不再。不管怎样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使我们确信,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了历史,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而应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如果说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它一定有着自己可以响应的资源,其深度和广度与自己所面临的局势相当。拉曼·塞尔登等人指出,1985年到2005年之间的“当代文学理论”领域发生了许多动荡和变化,首先,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的相互竞争。文学研究的领域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过去30年来的理论论争留下了不少重大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所有文学批评活动总是要由理论来支撑;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是明显地政治的——立场;而不是看起来哲学上绝对的;大写的理论不再显然是单一的、令人敬畏的;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所谓“大理论”的消退,是指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衰落,这种理论以雄心勃勃的创造解释一切,尤其是先验地预设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与标准话语,在以往文学理论知识构成中,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的流行,定于一尊的大原理与概论性书写,大都与“大理论”的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知识的系统生产,‘大理论’的知识构成往往具有一种‘学科帝国主义’的局限性,其知识系统在急剧膨胀的同时,扩大了这一知识视域中的某些问题,而遮蔽了另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帝国主义’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因此需要调整知识生产的策略和视域并形成另类视域,而小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所谓“小理论”是指具有反思性且面向文化与文学实践的理论,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这种理论或许会重新奠定文学性的根基,回归诗学,甚至重新恢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生机,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领域。因此,伊格尔顿的“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种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宏大的新构想既包含了一种拓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对自由主义某些原则的重新评价。”

其次,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即跨学科性将愈来愈突出,从而为所谓“小理论”的生成提供学科的依

据和学理的基础,有利于突破文学理论的单一学科化模式,强化与延宕理论的多元性、具体性和差异性。文学理论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性。卡勒对理论的界定有四点:“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话话。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在“后理论”一节中,拉曼·塞尔登等强调,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重要的不仅是理论的含义,还有那“某种东西”(“文学的”、“读解”、“文化”、“政治”)的含义以及如何理解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一些新的批评还引进了一些更专门的领域,譬如与法律、生态、空间、地域等相关的话题与讨论。这类话题与讨论也常常被称作新的跨学科的创造,既不是狭窄的文本,也不是完全理论的,而是内在形式的精微与深刻之处以及当今社会与政治的介入。审视20世纪西方文论及批评方式的意义与经验,从知识范式的层面看,它所彰显的价值就在于跨界研究与跨学科的构型作用。20世纪西方的诸种理论及批评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其特征是把某种具有构型性的学科观念与文本内涵有机结合,在与学科观念相统一的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生成具有范导性的理论话语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定知识系统、方法论意义与阐释空间的话语模式,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创造。无论从学理的构成,还是从阐释空间的拓展看,诸多批评形态大都体现出重要的理论生成效果,起到类似詹姆逊所说的“元批评的作用”,这当然是跨学科互渗的结果。所以说,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但是,文学理论的跨界研究与跨学科互渗,绝不意味着文学性及其知识谱系的消解,作为文学理论知识形态自主性依据的学科理论范式层,似乎更应是这种跨界性与跨学科性所依持的圆心,而那些借助于某种思想与观念实施文学批评实践的诸多理论实验与探险则更多地游移于这一圆心的周围。

最后,鉴于对文化研究阐释经验的深刻反思,后理论已显现出回归文学的某种表征。戴维,凯洛尔和乔纳森‘卡勒在90年代曾指出过,倘若文学经典的现状受到质疑,倘若文学、艺术和一般文本证据已经形成的完整性被内在矛盾、边缘性和不确定性等观念驱逐,倘若客观事实被叙事结构的观念取代,倘若阅读主体规范的统一性遭到怀疑,那就必然是,很可能根本与文学无关的“理论”在捣乱。在一些学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对文化研究及其诸多理论的兴趣与依赖,似乎起到了一种更阔大的作用,但也可能让人感到的是对文学正业的一种偏离,一种令人畏惧的、受到挫折的偏离,或者是一种时髦的偏离。文学与文学性的显著标志被种族、性、性别的种种规范、律条遮蔽了,如卡勒所强调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及其文本分析的方法就只能遵从社会学意味很强的文化研究的模式,沦落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症候式解释’”。事实上,文学理论与研究已拓展的太远,它变成了自觉虚构的后现代文化的共同语。这样的拓展在卡勒看来,势必使文学的特征与批评锋芒丧失,因此,他合理地指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的传说……按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的艺术性建构,关注审美性经验及其阐释在文化研究中的归位。这种归位或者侧重文化诗学的理论取向,或者侧重一种元批评的阐释方法,或者更注重新构筑理论场域中的文学与审美的深度结合等等,无论理论与学科的跨界有多广,作为“与文本相关联的诗性(审美性)阐释理论”,它应始终保持审美性的质量,即通过审美价值判断,把生活与作品中蕴涵的美发掘出来,以超越人类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

三、知识生产的路径及选择

“后理论”时代知识生产问题的提出极为重要且极为复杂,它无疑面临着诸多的困惑与焦虑,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选择。诸如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与趋同现象,高度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与消费语境的日渐建立,文化建构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与精神价值趋于消解的状况,理论生产的空前冷落以及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的现状。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代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从广义的文化与价值层面表现出的消解性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人文学科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面对后理论时代的知识生产的多重性危机和焦虑,只有科学的思考和探索知识生产的合理路径及其选择,才能找到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依照我们的理解,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生成的价值定位,将可能构成其知识生产特定取向与路径的关键所在,进而也成为当代中国文论需要深度反思及其认同性选择的重要面向。

其一,与“大理论”消退及“小理论”的孵化与使用相关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则更多地转向文化政治,强调理论生产应承担公共领域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性等概念的厌倦意味着它已经丧失了深度与雄心。后现代文化理论远非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更是其同谋、附隶于——正因为是资本主义——其侵略性、杂交性与多元性之上。至于价值问题,伊格尔顿评论说,对固定的等级制的解构“轻而易举地与人们熟知的市场对一切价值的革命性铲平同时诞生了”。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理论之后的价值选择是什么?伊格尔顿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或文化政治。他说,“文化可利用它漂流在社会之中这一事实,超越社会偏狭的界限,探究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事件。它可以具有普遍性,而非仅局限于狭窄的历史性。它能提出终极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用的或狭隘的问题”。“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

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忽略这些,目光会相当短浅”。如上表述应看作是伊格尔顿“文化政治“观念的核心所在,即文学理论生产中的”微观政治”取向。

历史地看,面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指出社会发展中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问题性,是20世纪西方文论在知识生产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由此推动和形成了西方文论参与文化政治建构及新观念的不断生成。伊格尔顿作为政治批评的倡导者,坚信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涉及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时隔20年在对后理论时代的描述中,伊格尔顿秉承其“政治批评”的信念,继续依持那些形而上学的宏观政治的大问题,但却更加强调知识生产向文化政治的转向与渗透。所谓文化政治,即是指区别于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社会政治的一种微观政治。它更多地指向性别、种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与社会政治相比,它更富于生存的具体性与文化意味,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被文化所规定和塑造。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政治是社会政治的实践性呈现与延伸,它构成了文学生存的栖息地,是文学理论面向公共文化领域的基本寓所。诚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所谓微观政治现在就成了时代的命令。……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则将是那个流动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体。不再有任何连贯的系统或统一的历史让人去加以反对,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权力、话语、实践、叙事。由此可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可能将成为“众多的理论”,“差异的理论”,面向文学实践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这些现象和存在正是形成其理论的动力和价值的基础所在。

其二,与知识范式上的跨界性和跨学科性相适应,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应更加突出反思性与思想生产的深度综合。这也是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为什么需要反思性,伊格尔顿的分析是,我们拥有一个不间断地在穿衣镜前表演的整体社会,把它所做的每一件事编织进一个巨型文本,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这个文本世界那鬼怪般的镜像,这意味着文化变得日渐狭隘,也变得日渐空泛,平淡乏味在偏狭盲从中找到了回音。因此,文化在认同意义上已变得更为迫切。由此可见,对我们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是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的一个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后理论的真正使命就是对迄今为止尚未触及和思考过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种种可能性。但这一工作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理论之后的小理论的视野中凸现出来。华康德甚至认为,一种真正新颖的思维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它不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受各种因素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从而产生颇有创见的命题,而且还在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只有这种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价值取向,才为文学理论进入“深度综合”奠定观念基础。因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它不仅针对其它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它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文化研究打破了各学科间的界限,促进了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的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但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理论。所谓文学理论的深度综合,既指思维形态与方法论层面的吸收与借鉴,也包括在思想根基与文学性向度方面的建基与会通。博采各种文论形态有益的资源与创见,在一种新的基点上进行创造性建构,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的一个必要环节。无论如何地实施跨学科与跨文化,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文学理论为跨界中的聚焦点与圆心,它既是一种广延性极强的人文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研究与阐释文学审美现象的自主性理论,它必须依赖特定的文学经验、形式、情感、心智与形象,类似于杰姆逊所讲的一种文学的“协力关系网”,拉尔夫·科恩所强调的,文学理论应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的源泉、分析的基础,以便发现和开拓出生活与意义的某种可能性空间。

拉曼·塞尔登等在《后理论》一书中指出,伊格尔顿敦促理论承担风险,他自己就承担了进入某些极端敏感的政治领域的风险,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尽管他的新构想包罗甚广,但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或范畴,那就是“艺术”,也可以说是“文学”。在他的手中,“文化理论”似乎从文学或审美领域游离开去了,而其他人却寻求对文学和审美的结合,或重新构筑与它们的关系。这一评价是中肯且富有见地的。不仅是对“文化研究”现象的深刻反省,也包含了对当代文学理论过度推崇文化阐释的某种程度的批评。事实上,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文化与审美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文化政治也往往采取审美的方式,使之成为一种审美的政治。詹明信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从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不要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终达到某种政治的判断。文学理论所面对的“知识型”,是丰富的“诗性”及“诗化”形态,是具有审美经验特征的文化类型,是“诗化的文化”,这一本体规定决定了理论的“思”是诗性的思,“思的为诗的本质保藏着存在的真理的威能”。所以,从诗性维度守护艺术,从真理内涵理解艺术,是一种符合人的本真存在的价值向度。而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重申审美取向与艺术性的重要,恰恰体现了回归这种理论生产本性的基本诉求。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彼得。威德森进一步指出,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这也就表明,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正因为这样,我才同意伊格尔顿的如下说法:“文学的确应当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是,这种文化生产的每一种样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号学,因此也就不会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话

语。本文认为,回归文学的本体世界,坚持理论思考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诗性质量,坚持如海德格尔所讲的诗与思的融合,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作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知识生产原则,它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根本上区别于人文学科思想生产的普泛性。

综上所述,后理论时代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思考是多方面的,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知识生产的向度方面对价值定向与理论深度整合的高度自觉。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也是一种观念的生产,历史地看,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某种程度上与其始终以系统的哲学观念与明确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大多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学科思想的影响下,通过丰富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和文本研究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它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方法的内在统一。由此可见,作为决定与主导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和最能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等要素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思想资源。文学理论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提炼出文学现象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没有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主导,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只能始终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与建构文学理论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守持人文学科的信仰与职能,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价值要求与文学实践变革的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性的生产方面。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形态,其发展固然需要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学术认同与建构,需要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化生产与表述,但作为一种以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为特征的学科形态,似乎并不完全在于学科范畴的完整性及原理构成的系统性,而主要在于其所拥有的人文立场与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价对象的能力;在于该学科的生产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取向、理论活力及实践品格。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应不断地参与到文学精神与文化意义的建构之中,这在当前似乎是中国文论走向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必然的选择。

作者:李西建 贺卫东

第二篇:现代安全生产科学管理知识讲座

四、建立职业化的监察队伍

截至2007年底,我国平均每万名从业人员拥有监察人员数量已达到1.6名,超过日本的0.7名和美国的1.1名。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家仍然感到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而导致的监察力度不够。实际上,政府的执法监察能力不仅取决于监察员数量,更为重要的决定性要素是监察员的素质,即监管人员的意识和能力。当前,我国监察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监察人员专业素质亟待提高。在2008年开展的 “百日大督查”过程中所形成的几十份总结报告中,有近70%以上报告指出,安全监察人员素质达不到行政执法的要求是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有调研报告指出,在南方某市安监系统的110名监察员中只有4名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在同省另一市的236名监察员中,只有3人是学过矿山专业;甚至在某县监察局的13名监察人员中,竟没有1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另外,在某省一个以化工为主要工业结构的城市中,其安监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具有化工技术的背景。另据一份调查报告反映,在某大城市从事基层监察工作的人员中,只有47.3%的人具有从事过相关工作的经历。安监队伍的专业素质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日本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在安全生产监察管理体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完善了职业化的监察员制度,在相关法规中对监察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方面作出了专项要求的规定,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考核和试用,才能取得相应资格。法律赋予了监察人员现场检查权、事故调查权和司法诉讼权等“三权集一”的职责,监察人员是代表国家对企业实施现场监察执法工作的,要求严格、责任重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借鉴其成功经验,逐渐建立监察员执业资格管理制度,促进监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

1.规范监察人员的选拔和培养机制

(1)规范安全生产监察人员选拔录用条件

安全生产监察人员选拔录用条件应当包括:政治素质优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现场工作;获得理工科本科以上学历和具有相关领域企业3~5年实际工作经历;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执业资格考试和考核。

(2)建立系统的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培养机制

职业化的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应当具有适应多个专业领域现场独立监察执法的业务能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为此应当建立系统的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培养制度,制定严格的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培养计划与方案,具体包括:

培训制度。安全生产监察人员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应当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培训大纲,接受上岗前培训和定期再培训。上岗前,安全生产业务的连续培训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

见习制度。新录用的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应当有为期1年的见习期。安全生产监察机构指定有经验的监察人员,对见习监察员采取带班的形式予以指导,见习期满,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现场执法。

责任区轮换制度。安全生产监察人员主要负责辖区内企业现场的监察执法工作,所有安全生产监察人员均应参与现场监察执法工作。为保证此项工作的公正性,监察机构应当每2~3年对各监察人员所负责的辖区进行适当调换,避免滋生腐败、渎职等行为。

考核、奖励与辞退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监察人员考核制度,定期对监察人员监察执法的业务能力进行考核。考核应当依据监察人员的执法监察记录,对业务素质高、执法能力强的人员可给予职务与职称上晋升的机会,或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中央和省级监管机构中工作的监察员必须有基层执法监察经验,优秀基层监察员可优先进入上一级监察机构。业务素质达不到监察执法业务要求的人员应按程序转岗或辞退,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坚决予以解聘。

2.分阶段实施监察队伍职业化建设

(1)严格遵守监察人员准入制度

国家统一规范专业背景、实践经历等进入条件,提高监察人员选拔录用的门槛,确保有一定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人员进入监察队伍。国家统一规范新录用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包括课堂教学与现场实践方面要求等内容,逐步提高他们现场监察执法能力。

(2)现有监察人员分类、培训提高与淘汰制度

对于现有监察执法人员,通过实施分类、培训和逐步淘汰等办法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

在美、日、欧等工业化国家的安全监察机构中,人员的构成按其功能设置,主要可划分成三部分:一是行政管理人员,包括高层管理、 文秘及后勤服务,这些部门和人员主要是公务员,也就是行政官员;二是专业监察员,依据监察工作的实际需求,划分成矿山、建筑和化工等专业监察部门,主要承担各自领域中企业现场监察工作;三是技术支撑队伍,主要承担检测检验、统计分析和安全技术等科技服务工作。这三部分人员构成了安全生产监察体系基础框架,在职责上有明确的分工。考虑到我国监管机构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现有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中从事高层管理、立法、规划、科技管理、人事、 宣传、培训、中介机构管理和其他综合事务的人员,不必承担企业现场监察执法工作,可以不作为监察执法人员。对于有现场监察执法经验的人员,应鼓励其继续从事执法工作。

对于没有现场监察执法经验,尤其是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乡镇专兼职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应当在明确其监察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后,通过3~5年的分批次的业务培训,使其专业能力基本达到现场监察执法要求 。

经过培训仍然达不到现场执法要求的人员,应鼓励其转岗或退出。

(3)设立并实施监察员执业资格制度

通过立法,建立监察员执业资格制度。监察员是从事企业生产现场事故隐患识别、违法行为查处的专业人员。我国应设立并实施监察员执业资格制度,将现有人员和新选拔录用人员均纳入执业资格管理。通过采取统一规范监察人员任职资格条件、职责、职权和工作程序,规范监察员调动、转岗、奖惩和辞退等方面的管理办法,保证监察员应有的待遇和必要的保障条件,从而稳定监察员队伍。

编辑 边 安

作者:刘铁民

第三篇:烟花爆竹安全知识(1)

编者按

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配合本《条例》的宣传贯彻,本刊特邀请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方面的专家,组织编写了烟花爆竹安全系列知识,分期刊登,希望有助于读者学习。

1.《条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适用《条例》。《条例》中所称的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2. 国家对涉及烟花爆竹的哪些活动实施行政许可?

答: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3. 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哪些人员需要经过培训、考核?

答: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对生产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对从事药物混合、造粒、筛选、装药、筑药、压药、切引、搬运等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从事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4. 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答: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当地产业结构规划;

(2)基本建设项目经过批准;

(3)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与周边建筑、设施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4)厂房和仓库的设计、结构和材料以及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备、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5)生产设备、工艺符合安全标准;

(6)产品品种、规格、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7)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8)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9)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10)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11)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 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程序是什么?

答: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在投入生产前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并提交能够证明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安全审查初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5日内进行安全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6.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答: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企业法人条件;

(2)经营场所与周边建筑、设施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3)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营场所和储存仓库;

(4)有保管员、仓库守护员;

(5)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6)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答: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2)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3)经营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8. 依法申请取得许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应履行哪些程序?

答:申请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的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9. 运输烟花爆竹应该遵循什么规定?

答: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经公安部门许可。

经由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烟花爆竹的,依照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10. 依法取得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应履行哪些程序?

答: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当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1)承运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质证明;

(2)驾驶员、押运员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证明;

(3)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明;

(4)托运人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资质证明;

(5)烟花爆竹的购销合同及运输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

(6)烟花爆竹的产品质量和包装合格证明;

(7)运输车辆牌号、运输时间、起始地点、行驶路线、经停地点。

受理申请的公安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运达目的地后,收货人应当在3日内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交回发证机关核销。

11.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应当载明哪些内容?

答:《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应当载明托运人、承运人、1次性运输有效期限、起始地点、行驶路线、经停地点、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和数量。

12. 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外,还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答: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随车携带《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2)不得违反运输许可事项;

(3)运输车辆悬挂或者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

(4)烟花爆竹的装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5)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载人;

(6)运输车辆限速行驶,途中经停必须有专人看守;

(7)出现危险情况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

13. 哪些地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答: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1)文物保护单位;

(2)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3)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4)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5)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6)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

(7)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

14. 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答: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应当按照举办的时间、地点、环境、活动性质、规模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和数量,确定危险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15. 依法取得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应履行哪些程序?

答: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向有关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1)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时间、地点、环境、活动性质、规模;

(2)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

(3)燃放作业方案;

(4)燃放作业单位、作业人员符合行业标准规定条件的证明。

受理申请的公安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焰火燃放安全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

16.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7. 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 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 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或者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或者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0. 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对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管理采取哪些措施?发生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丢失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答: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对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保管采取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建立购买、领用、销售登记制度,防止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丢失。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丢失的,企业应当立即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未完待续)

编辑 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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