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第一篇：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发展要紧紧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尊敬的党支部：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践表明，发展要靠改革。

过去3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回首36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一路走来，基本场景是：当发展面临体制障碍难以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碍、增添动力，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农民在全国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贫困和饥饿所迫。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体制一改就大变样，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我们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时在全国农村推开这项改革，随后又在城市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只要紧紧依靠改革，坚持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就能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限创造活力，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持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的一年，我们应对复杂局面、实现良好开局，靠的也是改革。去年，面对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严峻局面，我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硬着陆”，而且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增长平稳、就业扩大、物价较低、收入提高，既好于预期，在国际上也很抢眼。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重要的因素是靠改革。

我们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分批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扩大营改增试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特别是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激发了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增强了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去年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我们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根据去年年初提出的预期目标，明确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确定了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于这个区间，就着力促改革、调结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态势，我们保持定力，不随波动频繁的市场起舞，不因莫衷一是的声音变调，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资金紧张怎么办?我们千方百计盘活财政、货币资金存量，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压减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最大限度挖掘资金潜力。同时，想方设法用好资金增量，优化财政支出和信贷资金结构，集中用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结果没有多花钱却多办了事，还办成了一些大事。

我们着力依靠改革实施结构调整。从优化供给和改善需求两侧精准发力，主要运用市场化办法并辅之以差别化政策，有扶有控、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既大力支持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又加大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投资。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发生了可喜变化。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0%，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粮食产量超过1.2万亿斤，实现“十连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既拉动了当期增长，又为长期发展铺路搭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回过头看，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着力调整结构“三管齐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仅去年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过。靠改革创新，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去年实践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今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改革。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有潜力、有基础的。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以持续，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千千万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潜在的发展优势充分显现，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处理好改革与发展速度的关系非常重要。推进改革需要相应的经济环境，从实际情况看，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改革。如果发展速度过低，就业会出问题，居民收入增速及民生改善步伐也会相应放缓，老百姓就会不满意，改革就难以推进。但发展速度高了，会使各方面的关系绷得很紧，容易引发通胀，妨碍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改革。我们要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保持合理的、没水分、有质量、有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总体有利于经济增长。今后，我们要更好地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15

第二篇：为什么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改革的内容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在诸多改革中，司法改革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就被纳入改革的议事日程，司法改革正由浅入深、由易至难逐步稳健推进。实践表明，我国的司法改革之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现在我们较之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一、如何理解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说，各项改革应当齐头并进，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但我认为，各项改革都要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要依法进行改革，要通过法治的改革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只有用健全的法制和完善的司法作保障，其他的改革才能有序推进，才能将改革的试错成本降到最低，才能将改革的红利最大化地释放出来。法制规划了改革，司法保障了法制。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从事我们的这种进入深水区的改革，用法制来排除一切横亘在改革路途中的阻力和障碍。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用法制凝聚改革的共识，用法制赢得全体人民对于改革大业的参与、支持和拥戴，这也是在改革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体现。

二、为什么要进行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方向何在?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治国目标。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阶段性特征。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完成了其初级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现在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树立法治的权威，树立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切实做到依法治国。能否做到依法治国，成为我国能否真正崛起的重要指标，成为我国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

我国目前的司法为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解决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的司法状况还不尽如人意，司法不公乃至司法腐败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民群众对司法日益增长的期待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这些问题的造成，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的不完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因此，要改善司法状况，就要正视我国司法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进行司法改革，从而提升我国的司法层次和水平，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宪法目标。

为此，《决定》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高效、权威，是我国司法改革要达到的价值目标;而要实现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树立了旗帜，奠定了基调，也决定了基本内容。唯其如此，我国的司法制度才能坚实地建立在中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真正使我国的司法改革成果惠及人民，才能使每一个诉讼案件都能够达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三、本次司法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确保司法机关能够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而在依法、独立、公正这三者之间，独立又是关键的关键。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独立，就意味着司法机关抵御干预的能力不强，也就意味着其不可能依法、公正行使司法权，而且，缺乏独立，司法责任制度也难以建立起来。

如何实现司法机关的相对独立?《决定》提出了具体方案：“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之所以要实行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统一管理，改变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管理的状态，原因就在于要弱化乃至消除司法的地方化属性，恢复司法权力的国家属性。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而不是从属于地方权力、服务于地方利益的司法机关。这一点与行政机关具有性质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法不受地方利益的影响和掣肘，从而实现司法权的独立行使，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实行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后，目前这种将司法辖区从属于行政辖区的司法管辖制度就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了。因为目前之所以将司法辖区和行政辖区统一划定，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要由行政辖区上的地方权力机关提供和配置，实行统一管理后，司法辖区就可以按照司法规律和实际需要进行划分了。这样就更加强化了地方司法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地方因素便很难影响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司法的公正性由此得以提升。

四、为什么要进行司法人员管理制度的改革?

司法公正、廉洁、高效，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近年来，在司法改革中，围绕着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制度建设，围绕着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已开展的大力完善职业准入制度、强化职业道德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等，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但是按照公务员序列管理司法人员队伍导致形成行政职级主导的职业保障体系，与司法的职业要求和职业风险不相适应。这样就导致了优秀司法人才大量流失、司法职业成为高风险行业、司法的战斗力不强等弊端和问题，难以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良好的组织基础。

为此，《决定》指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所谓分类管理，就是将司法机关内部的各种人员，按其性质和职能分为司法人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等等，各种人员按不同的标准招录、使用、晋升，并提供相应的有差别的待遇及各类保障。

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个主要功效：一是使法官和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地位提升了，待遇也相应地改善了;二是使司法人员能够摆脱司法行政等方面的干预和影响，有助于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也有助于司法人员专业化发展，提高司法素养。

可见，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度在本质上是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和待遇保障，由此激发司法人员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将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司法队伍中来，同时也有助于克服司法懈怠和司法腐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实现。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三篇：全面深化改革要真正从大局出发

尊敬的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向全会作了说明。

说明强调，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6-07

第四篇：深化国企改革要避免误入歧途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4日 13:03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易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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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和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进入世界500强之列，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自主的重要力量。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组织之一，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缺点，自然不足为奇。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为强国富民服务。当前，对国有企业多有质疑，常见的观点主要有：(1)产权不明晰，导致效益低下，并指责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不过是一种垄断暴利;(2)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利润，被国有企业独享甚至被内部人瓜分，国有企业员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3)国有企业存在种种腐败现象;(4)国有企业的壮大，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后果，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这些质疑观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以避免误导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为什么说国有制不影响企业产权明晰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也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企业，谁也没有意愿把它管理好、经营好，只能通过私有化，才能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种论调其实大谬特谬。

在西方国家，私人企业多采用以出资额履行契约的有限责任制度，从而使投资人避免因投资或经营失败被迫承担无限责任的巨大风险。企业成为人格化的法人，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它们以自身资本为限、自主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很明显，法人制度的确立，即意味着企业产权的明晰。按照我国目前的企业法律制度，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其产权边界同样明晰无误。正如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一样，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并不影响其产权的明晰程度。任一家国有企业能够也只能以自身资本为限承担法律责任，并开展各种经营活动，这一点同私有企业并没有差别。至于有人说，企业的国有制会导致其经营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履行“委托-代理”关系的信托责任。

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受国家委托，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这与受托从事经济调控、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的其他政府部门并无二样，如果后一种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前一类委托同样顺理成章。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受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严格说来，这种信托责任与私有企业股东委托经理人员经营管理企业也没有实质差别。从实践来说，这种信托责任履行的优劣，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正像私有企业可能因雇佣无良经理人员而致使企业利益、股东利益受损一样，国有企业也无法回避这一风险。因此，严格信托责任，追究经理人员相应的失职渎职行为，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要长抓不懈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家监管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西方国家，私有化并非为了明晰产权，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工具。二战结束后，为了克服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英、法、德等国纷纷推行私有企业国有化，利用国家力量恢复经济，并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到1970—1980年代，为摆脱财政困难，欧美不少国家则反过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

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又通过国有化来帮助企业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使用国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工具，实质上在履行两大职能：一是利用国有化，使国家力量援助、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资本;二是通过将赢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私有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占有和掠夺国库资源开启方便之门。这两种职能的交替实现，使国家资源服务于私有资本积累的要求。此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显著，其中不乏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等案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炮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拉美、东欧、苏联、东亚、非洲的很多国家开始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范例。上述国家即使有过短暂的繁荣，但随即而来的却是剧烈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动荡。像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改革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国有企业，将大量企业出售给国际垄断资本，但并未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怎样让老百姓共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

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相结合，才取得节节胜利。“重商主义”时期的特许公司，正是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结合的典型;今天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与各母国政府力量密不可分。当人们纷纷指责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有企业垄断市场的时候，为何不能想想又是谁垄断了全球石油市场呢?难道不是屈指可数的、得到超级大国支持的几个垄断企业吗?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在中国，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监督任何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社会贡献等事务(当然这种监督的有效性、便利性均有待加强)，并要求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而一旦这些国有企业沦为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私有企业，不但公众的成果分享权将彻底丧失，而且怕是连监督权也很难保证和有效。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每年都有大量企业因种种原因被兼并或者破产。可见，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在企业法人制度普遍建立的前提下，各个企业都只有依靠自身资本和能力开展经营活动，并对自身的经营业绩承担后果。可以说，企业经营得好坏，与国有制和私有制关系并不大。中外国有企业中，不乏业绩突出的好企业;而私有企业中，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似，今天发达国家的石油、航空、航天产业的各跨国公司，同样获得了政府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的存在基础，与其说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对骨干企业的支持，既是各企业极力争夺的结果，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强调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并不等于说国家、百姓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监督权、成果分享权得到了有效落实。要使我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公众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十分关键。

首先，要大力强化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国有企业应当全面、准确、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

其次，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国家应面向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税收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原则上可以一分为三，即缴入国家财政(如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缴入国有企业发展基金(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术研发和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国有企业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业发展)。一旦这种合理规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来，将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主动权，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实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责任。要严格国有企业审计制度，相关审计结果应当公之于众。加强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履行信托责任情况，追究惩戒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并将相关考核结果如实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应当接受严格的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涉嫌犯罪的应依法惩处，从而督促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垄断

前些年，某些特殊势力指责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效率问题。经过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国有企业赢利能力明显增强，这些势力又攻击国有企业依仗垄断优势实现盈利。

其实，对于何谓垄断，我国的《反垄断法》有明确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按照这一标准，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企业，其赢利能力强也未必就是垄断暴利。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除了少数特殊产业外，多数国有企业都面临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通过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改善。

垄断与否，受到产业经济性质的约束。一些网络化经营的企业如电信、电力、铁道、自来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在这些自然垄断产业中，各国往往采取企业独家经营、政府管制的方式，以满足社会需要。受益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通信信息技术(包括传输、处理、存贮技术等)的不断突破，电信产业由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演变为一个竞争性日益显著的产业。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电信运营业的垄断格局，还为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其他多数自然垄断产业(例如城市自来水供应)中，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演进;通过人为调整来破除垄断，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历史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垄断息息相关。重商主义的特许公司自成立时起，英国、荷兰、法国等各国政府就授予其垄断经营权。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一段时间内也广泛默许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为，目的在于快速增强德国企业的竞争实力。至于像微软、英特尔等著名的跨国公司，也因为涉嫌垄断而招致执法部门的调查甚至处罚。可见，垄断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世界范围看，飞机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高技术产业。全球使用的民用航空飞机，

绝大多数都产自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垄断格局，美国和欧洲不仅没有反垄断的意思，相反，还通过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帮助这两家企业增强竞争优势。美国政府曾授予波音公司巨额军机订单，支持它完成了对麦道的兼并;欧洲有关政府曾给予空中客车公司大量补贴，以支持它与波音公司的竞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公众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垄断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是飞机制造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它关系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二是高技术产业的进步，需要巨额研发资金，过大的竞争压力导致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将使企业无法承受;三是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超强的游说能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发展国家在战略产业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企业将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油国，都未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石油化学工业。这些国家原油储量虽然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却依然饱受石油供应短缺的困扰;原因就在于全球石油市场处于几个寡头的控制之下。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石油企业处境本已相当困难，如果继续以所谓“反垄断”、支持民营油企等为理由，削弱中国的骨干石油企业，非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降低燃料价格，反而将有利于埃克森、不列颠石油等国际石油寡头清除竞争对手，并方便它们取中国企业的资源、产能、市场和利润而代之。

显然，垄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较复杂，虽然它常常损害公众利益，人们对垄断也少有好感，但要轻易摆脱它的制约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在深化企业改革中，把破除垄断作为一个优先目标，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垄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普遍性，但垄断极易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各国一般都反对滥用垄断地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的《反垄断法》也不例外。

在反垄断的问题上，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无论是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都应当一视同仁地开展执法活动，积极兴利除弊。一味指责国有企业垄断，要求其退出竞争性产业，而对跨国公司、私有企业的垄断置若罔闻，是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有害无益。这种做法的背后，要么出于对垄断的历史和实质知之不多，要么是以破除垄断为借口，为跨国公司击垮中国国有企业提供舆论支持。

四、“国进民退”是个伪问题

面对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对骨干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刺激国内市场需求，从而避免因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经济滑坡。总体上讲，这些反危机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但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特殊势力以个别产业(如煤炭)或者少数企业被收购、被兼并为借口，批评所谓“国进民退”，惊呼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按照这样的逻辑，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就是改革和进步，国有企业收购经营不善的私营企业就是阻碍和退步。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法则，在现实世界中也很难行得通。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也采用国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注资拯救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支柱企业，使政府在这些企业的持股增加。“国进民退”政策，是西方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宏观工具。类似的救市行动，欧盟、日本也不乏其例。这与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各国的要求完全相反。拉美、亚洲、俄罗斯等地的一些国家面对危机，迷信经济自由化的教条，放弃政府干预，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能够迅速进入重点产业、形成新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对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的采购订货，从而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创造有利条件。以电信业为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发放3G牌照，三家电信运营商当年投入数千亿元资金，建设3G通信基础设施，由此使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下游信息服务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动力由此传导给整个产业链。

反危机很难放弃“国进”，因为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落实，无法脱离骨干企业资源。更何况，骨干企业的发展繁荣，必然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从而为更多的中小企业开拓增长空间。单单一个东风汽车公司，供应商就达到160余家，正所谓“一马当行、万马欢腾”。硬要把“国民共进”说成“国进民退”，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所谓“国进民退”中的“民”，无非是境内外私有资本的代名词而已。当年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即“国退民进”，不仅使本国寡头完成了财富积累的掠夺史，也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机会瓜分其资源、市场和利润。但这种改革，往往使人民大众利益受到普遍损害。如果在企业国有体制下，人们在法律上还有权分享企业创造的剩余的话，那么在私有体制下，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将完全丧失。鼓吹“国退民进”的某些势力，表面看似乎为“民”鼓与呼。但是，由于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少数人固然能够在私有化中获益，而对大量平民来说，削弱甚至摧毁国有企业，对他们并无好处。口口声声反对“国进民退”的某些势力，不过是打着民众的旗号、为少数人劫掠国有财富制造舆论而已。

五、如何看待和解决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

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与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水平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全体雇员的收入状况，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现在很多私有企业的高管薪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其次，近年来，多数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所得，保持了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份额(但也存在很多例外)。而问题是，其他企业(特别是一些所谓“血汗工厂”)中员工工资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这已严重损害了整个劳工阶层的利益。第三，在某些领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但此事涉嫌违法犯罪、与腐败问题关系更密，需要通过持续的反腐败努力来解决。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应当通过完善所得税制度加以解决。具体地说，对就职于不同机构的劳动者，国家都需要按照统一的税制收缴家庭(或者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实施更高的累进税率。之所以需要以税收而不是工资限额作为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单单根据机构性质的不同(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设定不同的薪资限制标准，势必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扭曲。比如，当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资受到严格限制，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优秀人才外流。时间一长，国有企业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受损。再比如，如果单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薪资进行限制、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则势必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图对特定机构、特定人员薪资水平设限的思路，很难说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合理选择。

历史经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当年韩国朴正熙政府引进外资企业，一方面允许不同企业采用各自的薪资政策，另一方面却通过收缴所得税，有效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时的现

实是，在韩外资企业开出的薪水远高于韩国本土企业，如果放任自流，则势必使韩国本土企业人才流失、竞争力受损。朴正熙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采取了对高收入者实施高所得税政策。此举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资企业和韩国企业的劳工，收入差距缩小到10%-20%左右，从而有效缓解了本土企业的人才竞争压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这一明智政策为韩国短时间造就一批世界级企业发挥了良好作用。

当前，大量一线劳动者工资微薄，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出现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太高，而在于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因此，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所得，较好地保住了在企业收益中的份额，是合理而且应当的，不能强逼国有企业薪资水平向底层看齐。当务之急在于，政府和工会等组织应当推动非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状况继续恶化。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必须让公众分享改革成果。正如邓小平早就预见到的，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断恶化，将无法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中国联通综合部)

第五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需要把握的重点

1、把握正确方向，把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坚持文化体制改革的的正确方向，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改革的方向不能变，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始终坚持当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

2、把握关键环节，把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结合起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仅仅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解决主要矛盾，破解难点问题，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实现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的有机结合。加强宏观管理，形成职责分明、反映灵敏、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文化宏观调控体系，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迫切需要。要按照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着力从调整管理权限、改进管理方式和创新管理载体三方面进行改革。曾强微观活力，打造适应市场、满足需求、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主体，是提高文化单位的质量和效益的客观需要。要坚持用市场的思路和办法，激发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活力。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生产;用市场手段盘活文化资产;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融资;用市场手段激活文化人才。